那个夜晚打碎了我的心，也打破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和谐与意义的信念。在我们家里，父亲曾是大家崇拜的对象。在我们眼中，他高高在上，仿若神明。现在他倒下了，让人感到整个世界似乎也已结束。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让他看出我的恐惧。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把爸爸带向大门，我紧跟在后。突然，他回头再看我一眼，一定察觉到我内心的百感交集。我哽咽着朝他扑去。他在我耳边低声说：“小鬼，我心爱的女儿，历史上总会有错误的，但请记住——我们开创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你要做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
贝伊戈尔呵斥道：“安静！”这时就有人走上前来，把我拉开了。
“告别了，我的亲人，请相信正义……”——他本来还想说什么，但已被他们带走，下了楼梯。(412)
依达也可能被捕，这绝对不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军官的空洞威吓。16岁的她，已经可以像成年人一样遭到逮捕和监禁，甚至枪决。1935年，苏维埃政府把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降至12岁——部分原因是为了威胁囚犯，如果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自己的孩子也会被捕（当年的第二个法令，允许逮捕和监禁犯了危害国家罪的囚犯的亲属）。事实上，这无疑宣告了人质制度的建立。许多布尔什维克，在做秀公审之前的审讯中，都受到逮捕亲人的威胁。例如，加米涅夫就受到威胁要处决他的儿子，于是同意在供词上签字，以换取斯大林不碰他家人的个人保证。季诺维也夫做了相同的交易。伊万·斯米尔诺夫在审讯期间，看到女儿受到警卫的粗暴对待而表示屈服。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尔顶住了残酷的刑讯，等到16岁女儿被带进房间，当着他的面遭人强奸时，才弃守投降。(413)
不管斯大林在做秀公审之前作了何种承诺，一旦这些老布尔什维克遭到处决，他就下令逮捕他们的许多亲戚。加米涅夫的儿子1939年遭枪决（一个小儿子被送去孤儿院，改名为格列博夫）。加米涅夫的妻子1935年被判处刑事流放，1938年重审，1941年遭枪决。季诺维也夫之子1937年被枪决；他妹妹被送去沃尔库塔劳改营，后来也被枪决。他另外三个姐妹、两个外甥、一个外甥女、一个表弟、一个妹夫被送去劳改营，三个兄弟和一个侄子遭枪决。斯米尔诺夫的女儿遭到囚禁，他的妻子1938年于科特拉斯劳改营被枪决。在1936到1938年之间，几乎所有托洛茨基的家人，都遭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格杀。他们是托洛茨基的弟弟亚历山大、妹妹奥莉加、第一任妻子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儿子列夫和谢尔盖，以及女儿季娜伊达（于1933年自杀）的两位丈夫。(414)
斯大林执著于惩罚敌人的亲属，也许是从格鲁吉亚学来的。家族之间的仇杀，向来就是高加索地区政治的一部分。在布尔什维克精英中，家庭氏族与政治忠诚相互交织。婚姻造就联盟，如果与反对派或敌人有血缘关系，也会葬送前途。斯大林认为，家庭应该为其个别成员的行为承担集体的责任。如果某人作为“人民公敌”被捕，他的妻子自动有罪，除非她奋起揭发。因为大家假定她与丈夫持有相同的观点，还会予以保护，至少她缺乏警惕性。斯大林认为，镇压亲属是一项必要措施，可从社会中铲除不满人士。莫洛托夫在1986年被问及为何要迫害斯大林“敌人”的家属，他解释说：“他们必须被隔离开来，不然，就会四下传布各式的牢骚和投诉，整个社会将因此变得士气低落。”(415)
朱莉娅·皮亚特尼茨卡娅活在对自己被捕的等待之中。奥西普7月7日被捕前不久，她开始写日记，以倾吐自己的焦虑。现在除了恐惧，她还须应付一连串的日常麻烦。她的小儿子弗拉基米尔自6月起一直住在克里米亚的少先队阿尔捷克营，现在需要领回。朱莉娅担心，如果自己被捕前没有安排好亲友收养他，内务人民委员就会把他送进孤儿院。她的大儿子伊戈尔刚满16岁，在父亲被捕前，一直渴望在共青团内有所作为，现在一切都变了，更有被捕的危险。朱莉娅一方面试图应付伊戈尔的复杂情绪——对父亲的愤怒和对自己不幸际遇的悲痛、失望、羞耻——另一方面又要遏制自己类似的困惑。朱莉娅在7月11日的日记中注意到“伊戈尔整天都在床上看书”。
关于爸爸，以及爸爸以前的“同志”的行为，他不发一言。有时，我会表述怨恨和恶毒的想法，但他作为一名共青团员，不允许我有此类批评，有时还会说：“妈妈，你这样做，叫我实在忍受不了，我可能会把你杀死。”(416)
朱莉娅的燃眉之急是入不敷出。像在大恐怖中失去丈夫的许多妻子一样，她如此操心于每天的生计，如此受伤于地位的落差，以致没时间思忖自身的安危。(417)朱莉娅在搜查中失去存折以及本可出售的贵重物品，现在全靠自己的微薄工资，实在养不活住在公寓里的5位家人（两个儿子，年迈的父亲、继母和他们无业的女儿柳德米拉），再加上一只拳师犬，全家只好每天喝菜汤和麦片粥。她曾是资深布尔什维克的妻子，习惯于特权生活，发现极难适应贫困。她一肚子苦水，顾影自怜，甚至去党部抱怨，却被告知应该锻炼自己适应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业余时间，她在市内寻找薪资较高的工作，但都无果而终。钢铁建设托拉斯不需要“专家”（那里的官员告诉朱莉娅：“我们不是法西斯德国。”），甚至布提尔基监狱也不需要“她那一种”员工（即“敌人”的妻子）。朱莉娅在日记中写道：“工厂官员看都不看我的资料，也不想问我什么，只瞟一瞟，就说‘没有’。”同事也拒绝帮助，朱莉娅写道：“每个人都躲着我，而那时的我，又多么需要支持啊，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关心或忠告。”同时，家里情况不断恶化，紧张气氛日益升温。朱莉娅同父异母的妹妹和继母，经常抱怨食物的短缺，将之归罪于奥西普，甚至想把朱莉娅赶出公寓。几星期后，柳德米拉找到一份工作，与父母搬去另一套公寓，不愿受皮亚特尼茨基一家的“拖累”。柳德米拉说：“如果不能解救每一个人，就让那些能够自救的另谋出路吧。”朱莉娅不清楚柳德米拉和父母是否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但她对此表示怀疑：
这真是可耻，整整7年，他们受皮亚特尼茨基的供养，一起住在舒适的公寓，柳芭[柳德米拉]上的还是一所好学校。一旦我们遇上了麻烦，他们就想尽快地逃离我和我的孩子们——逃离我们的不幸。(418)
他们搬出去没多久，朱莉娅和儿子们就被逐出，搬到楼下较小的公寓，与一户亚美尼亚布尔什维克家庭合住，那家男主人早在春天时就被捕了。朱莉娅感到绝望，自己的人生正在坍塌崩溃，甚至想到自杀。在绝望之中，她去拜访河堤大楼中唯一不怕与她说话的邻居，倾诉自己的苦楚。老太太告诉她，不必为自己感到难过，好多官员现在住着更小的房间。此外，老太太还说，没有皮亚特尼茨基，朱莉娅可以过得更好，因为“你俩本来就相处得不融洽”。现在，她可以只为自己和儿子考虑，不再为丈夫担惊受怕。朱莉娅事后反思这段话，当夜在日记中写道：“这倒是真的，他没花多少时间与我们在一起，总是在工作。那些来占我们便宜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看得出，我们之间相处得并不好。”(419)在随后一年中，朱莉娅对丈夫还产生了其他疑惑。
二
作家米哈伊尔·普里谢维恩1937年11月29日的日记写道：
我们俄罗斯人，就像大雪压顶的树木，不堪生存的重负，亟想与人谈谈心事，实在憋不住了。但一旦开口，遇上第三者偷听——他马上就灰飞烟灭了！大家都明白，一席谈话可以给人带来极大的麻烦，所以与朋友达成共识，刻意保持沉默。我亲爱的朋友……很高兴在拥挤的[火车]车厢里发现我，等到座位空出，就来与我同坐。想说点什么，但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又觉得很不方便。他变得紧张兮兮，每次准备发言，就先看看我们这一排的人，再看看对面一排的人，到头来却只是说：“是的……”我的回答也是如此。就这样，整整两个小时，我们从莫斯科一起乘到扎戈尔斯克城：
“是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
“是的，格奥尔基·爱德华多维奇。”(420)
即使在苏维埃时期的最好年月，交谈也是危险的。到了大恐怖时期，几句话不小心，就可能使人永远消失，举报人比比皆是。作家伊萨克·巴贝尔曾经说过：“如今，一个人只能与妻子讲心里话——晚上，把毯子拉过来蒙上头。”普里谢维恩在日记中写道：在朋友当中，他无须担心恶意谣诼或举报、可以畅所欲言的，总共仅有“两三个老头”。(421)
大恐怖让苏维埃人民闭上了嘴，非常有效。列泽达·泰西娜的父亲于1936年被捕，她回忆道：“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
“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名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迄今，我仍然不敢讲话，也不敢为自己辩护，或是在公共场合发言。我总是让步，没有一句抱怨。这已渗入我的性格，都与我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422)
玛丽亚·德罗兹多娃在特维尔省严守宗教戒律的农民家庭中长大。1930年，德罗兹多夫一家逃离自己村庄的集体化，使用假证件，搬至列宁格勒附近的红村。玛丽亚的父亲在家具厂上班，母亲安娜在医院工作。安娜是一名不识字的农妇，深信布尔什维克就是反对基督者，他们的特工能听到、看到她所做的一切，所以不敢出门，也不敢在自己房间之外讲话。当她父亲——一个教堂看门人——于1937年被捕时，安娜更被吓得陷于瘫痪。她不愿出门，害怕讲话，担心邻居偷听。晚上，她不敢开灯，唯恐引起警方的注意。她甚至不敢上厕所，担心自己用作手纸的报纸上印有斯大林的名字。(423)
熟人之间达成一个默契，大家均不谈政治。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捕，然后就会受警方的胁迫来汇报这样的谈话，当做熟人“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在这种气氛之下，主动与最亲密的朋友之外的人讨论政治，只会引起怀疑，反被视作举报人，或寻衅滋事者。
维拉·图尔金娜记得，她的朋友和邻居均以沉默来回应她父亲的被捕。其时，她的父亲担任彼尔姆省法院主席。
对面房子住着三个女孩，她们的父亲也已被捕……我们大家尽量避免这一话题，我们所说的只是“他不在，已走了，去了某某地方”……我父亲就是因为“嘴快”而受害——这是我们家人的理解——他过于坦率，直言不讳，说得太多，超越他应该说的。我们相信嘴快是他被捕的原因，这让我们自己更为沉默。(424)
沉默的坚忍是失去朋友和亲戚之后的常见反应。艾玛·格施泰因在1937年写到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他只字不提被逐和业已死去的朋友。那个时代，没人提……只有眼泪簌簌！那些年的特征就是如此。”(425)
许多家庭的主调是静默。人们避而不谈被捕的亲属，或销毁那些亲属的来信，或不让孩子看到，希望以此来获得保护。即使在家里，谈论这一类亲戚也是危险的，即所谓的“隔墙有耳”。丈夫谢尔盖·克鲁格洛夫1937年被捕之后，阿纳斯塔西娅和两个孩子搬去一个共用公寓，其邻居供职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将两家隔开的只有一道薄墙。塔蒂亚娜·克鲁格洛夫回忆：“能听到一切声响。他们能听到我们打喷嚏，甚至能听到我们最低声的耳语。妈妈总叫我们保持沉默。”整整30年，她们不敢讲话，因为她们相信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邻居一直在汇报她们的一言一行（事实上，他是在故意制造恐惧，为了想要安静、听话的邻居）。(426)
父亲被捕后，纳塔利娅·丹尼洛娃跟母亲回娘家住，即奥索尔金家。在新的住处，涉及父亲的谈话都是被禁的。奥索尔金家是个贵族家庭，好几名成员已经入狱，包括纳塔利娅的姨妈马尼娅的丈夫。马尼娅个性坚强，掌管全家的一切。纳塔利娅回忆：“她敌视我的父亲，也许因为他是农民和社会主义者。她似乎觉得，他是罪有应得，被捕也是活该，而且以自己的行为给家庭带来麻烦。她将这一观点强加于我们大家，只有她一人才有权利谈论此事。其他人如想要表示异议，只得窃窃私语。”(427)
家庭逐渐生成了谈话的特殊规则。他们学会运用迂回的语言，以暗示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外人、邻居、佣工即使听到，也会不得要领。艾玛·格施泰因回忆起堂哥的妻子玛格丽塔·格施泰因，她是老资格的反对派，曾来莫斯科与她的家人同住一段时间。有一天，玛格丽塔在谈论反对斯大林的毫无意义，正讲到句子的一半（“当然，我们可以把斯大林抹掉，但……”）：
门开了，我们的女佣波利亚走进餐厅。我打了一个寒战，吓坏了。但玛格丽塔丝毫不改她的慵懒姿态，以完全相同的语调和语音，接下去说：“所以叶莫奇卡，赶快去买丝绸，不要犹豫。你做得那么辛苦，应该给自己做一件新衣裳。”女佣离开后，玛格丽塔解释说，永远不能给人以措手不及的印象。“不用缩头缩脑，也无须一脸不安、环顾左右。”(428)
天性健谈的孩子特别危险。许多父母认为，子女知道得越少，大家就越安全。安东尼娜·莫伊谢耶娃1927年出生于萨拉托夫省的农民家庭；1929年，她家被划为“富农”，流放至乌拉尔的“特殊定居地”。他们在1936年返回彼尔姆附近的丘索沃镇，安东尼娜的母亲郑重告诫孩子们：
她总是说：“你们不能发表意见，否则就会被抓起来。”我们排队领面包，站了整整一晚上。她对我们说：“你们不准发表意见，政府没有面包，不关你们的事。”妈妈还告诫我们，发表意见是一种罪过。每当我们出门，她总会说：“管住你的嘴！”(429)
维尔格尔姆在莫斯科的匈牙利家庭中长大，他9岁时，即1938年，父亲在一次“国家行动”中被捕。据他回忆，母亲和祖父母并没提供具体的警告或指示教他如何应对，但他能感受到恐惧的氛围：
我下意识地明白，必须保持缄默，不可讲出心中的想法。譬如，我们乘坐拥挤的电车，心知肚明，必须保持沉默，甚至不能说我在窗外看到的东西……我也觉得，每个人都在这样做。所以，像电车那样的公共场所，总是很安静。如果开口，也只讲一些琐碎小事，例如去了何处购物。从来不谈自己的工作，或其他的严肃话题。(430)
奥克萨娜·戈洛夫尼亚记得一次与父亲阿纳托利——电影摄影师——同乘一辆拥挤的莫斯科巴士，她提及“洛德亚叔叔”（电影导演普多夫金）：
爸爸在我耳边低语：“你在公共场合，千万不要说出人名。”他看到我迷惑而害怕的神情，转而大声说：“看那些小饺子，可不就像是些小耳朵！”我明白他的意思——有人坐在旁边偷听！爸爸的教训对我的人生大有裨益。(431)
普里谢维恩在1937年的日记中写道，人们变得如此善于隐藏自己发言中的含义，可能会丧失讲真话的能力。
7月10日：
莫斯科的处世之道：不能说任何东西，也不能与任何人交谈。行为的奥秘在于：什么也不说，却要悟出某某信息是什么意思，传递该意思的又是谁。你必须铲除“讲心里话”的任何残痕。(432)
阿尔卡季·曼科夫在日记中提到类似的现象：
谈论公众情绪是毫无意义的。只有鸦雀无声，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人们在窃窃私语，或在幕后，或在私下。凡在公共场合表达意见的，都是醉鬼。(433)
人们越来越趋于内向，社会领域不可避免地愈益缩小。普里谢维恩在10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人们完全停止了相互的倾诉衷肠。”社会正在变成一个耳语者的社会：
社会低层的广大民众，只是忙于工作，悄悄耳语。有些人甚至没有任何想法，无需耳语；对他们来说，“一切本该如此”。另有些人躲在孤独中自言自语，默默遁入自己的工作。还有不少人，学会了保持绝对的沉默……就像躺在坟墓里一样。(434)
随着真实沟通的结束，互不信任蔓延至整个社会。人们戴上公共场合的面具，隐瞒真实的自我。表面上，他们符合苏维埃正确行为的公共规范，内心里，却躲进私人思想的领域，不为公众视觉所穿透。在这种氛围中，恐惧和恐怖愈益增长。没人知道面具背后藏的是什么，只能假设，外表是正常苏联公民的人，实质上可能是间谍或敌人。以这个假设为基础，揭发举报“暗藏的敌人”于是变得可信，不仅对普通公众来说是这样，在同事、邻居、朋友眼中也是如此。
人们只好在真实的私人世界中寻求避难所，还有些人在大恐怖时期开始写日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写日记能开拓出一个不受解剖的私人领域，也能在祸从口出的时期倾诉自己的疑虑和恐惧。(435)作家普里谢维恩在日记中透露出自己最大的恐惧。1936年，他在新年晚会上作了尖锐的评论，受到作家协会官员的攻击，他担心会失去人身自由。他写道：“我非常害怕，这些话会被归档，归档人又是监视作家普里谢维恩品行的举报人。”普里谢维恩由此而撤出公众领域，退入自己的日记世界。他写日记用细小的草体，即便用放大镜也难以辨认，为的就是预防被捕后自己思想的暴露。对普里谢维恩来说，他的日记是“对个性的肯定”——成为一个伸展内心自由、畅诉衷肠的场所。普里谢维恩若有所思地写道：“一种是为自己写日记，挖掘自己的内心，与自己交谈；另一种是以写日记参与社会，秘密表述自己对社会的看法。”(436)就普里谢维恩而言，这两种功能都在发挥作用。他的日记充满了异议的思考，所针对的有斯大林、苏维埃大众文化的恶劣影响，以及个人精神的不屈不挠。
1926年，剧作家亚历山大·阿夫尔诺戈诺夫开始写日记，其中有不少自我批评，以及如何提高自己共产主义觉悟的想法。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与当?局发生了冲突。他的无产阶级戏剧的心理视角，不再能获得文学当局的青睐，此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变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他的戏剧《谎言》（1933年）受到斯大林的攻击，认为剧中缺乏致力于工人事业的共产主义正面英雄。他所属的文学组——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前主席利奥波德·阿韦尔巴赫为首——被说成是“托洛茨基派文学代理人”，正在蓄谋推翻苏维埃政权。1937年春天，阿夫尔诺戈诺夫被开除出党，又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逐出自己的莫斯科公寓。他搬到他在佩列杰尔基诺地区的乡间别墅，与妻子女儿过着几乎完全隐居的生活，不与任何人说话。老朋友纷纷与他划清界限。有一天，他在火车上无意中听到两名军官的对话，津津乐道于“日本间谍阿韦尔巴赫”终于被捕，而他的“心腹阿夫尔诺戈诺夫”正在监狱候审。阿夫尔诺戈诺夫日益收缩进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日记也变了样。他依旧批评自己，接受他人的指控，试图成为更纯洁的共产主义者，但有了更多的反省，更多的心理直觉，更频繁地使用“我”字，而不是他以前暗指自己的“他”字。日记本成了他私人感想和感受的秘密避难所：
1937年11月2日
我回家后，坐下打开日记本，思索不受政治污染的私密角落，信笔写下。我已被排除在生活主流之外，突然觉得很有必要与人谈论正在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我对沟通的向往只能在日记本中实现，因为没人愿意与我交谈。(437)
1937年12月，叶夫根尼娅（热尼娅）·叶万古洛娃开始写日记。那一年她父母双双被捕，日记本成为她倾诉衷肠的场所，帮助维持了她所谓的“内心交谈”，对象就是消失于古拉格的双亲。她在扉页上写道：“有一天，我的亲人会读到这本日记。这一炽烈的愿望不会离我而去，所以我必须尽量使之成为现实。”叶万古洛娃是列宁格勒技术学院的学生，她担心自我将泯没于学院的集体生活，所以日益看重与自我相连的日记。她在1938年3月8日写道：“也许我的表述不够正确。我内心的自我并没消失——人格的内涵永远不会消失——只是深藏不露，我甚至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她认为，自我个性的表达，需要通过与他人的真挚沟通——但现实生活中又没有。同学们把她当做“人民公敌”的女儿，不予信任；她所拥有的，只是自己的日记本。她在1939年12月写道：“有时，除了这本沉默的日记，我真渴望能找到一位真正的朋友，能理解我，能让我倾诉所有的痛苦。”(438)
像叶万古洛娃一样，阿尔卡季·曼科夫也渴望与他人的沟通。他决定将自己的日记，展示给他在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上课的同学。曼科夫的日记充满了反苏维埃思想，却披露给一个自己不很熟悉的人，这真是出于巨大信任的行为，几近愚蠢。他在日记中承认，此举源于“孤独，在这无穷尽的孤独中，我每天鬼混度日”。(439)
普里谢维恩也屈服于与人沟通的诱惑。1938年12月，他托朋友帮他找一名秘书，协助他编辑日记。他意识到，“让陌生人走进我的实验室，了解我的全部”，该有多危险啊。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噩梦：他在穿越一个大广场，突然丢了帽子，觉得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向警察询问帽子时才突然想起，“曾让一个陌生人介入自己生活中最私密的细节，失掉帽子的掩饰无疑让自己曝了光”，这些分析都一一记在日记中。几天后，前来面谈的女子抵达普里谢维恩的住所，听闻要整理她不认识的人的日记，也感到忐忑不安，于是她建议，开始工作之前，两人应先了解彼此。他们在一起谈了整整8个小时，中间都没有休息，之后很快坠入爱河，一年之内结为夫妇。(440)
三
举报人无处不在——工厂、学校、办公室、公共场所和共用公寓。据估计，在大恐怖的高潮时期，数百万人在举报他们的同事、朋友和邻居。但很难得到精确的数字，因为只有零星的数据和传闻的证据。据一位资深警官说，苏维埃上班族的五分之一，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人。另一人声称，经常性的举报人占主要城市成年人口的5%（普遍的看法是比这个比率更高）。监视的程度，因城市不同而悬殊较大。据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前官员称，在管辖严格的莫斯科，每六七户家庭中至少有一名举报人。相比之下，84万人的哈尔科夫，仅有50名举报人（每16800人有一名举报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古比雪夫市也许更能代表整个苏联：1938年，40万居民当中，警方声称有1000个举报人。(441)这个数字只代表警方经常使用和奖励（包括金钱、就业、住房、特殊配给和免受拘捕）的注册举报人，并不包括数百万在社会每一角落充当警方耳目的“可靠分子”（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人、学生积极分子、看守员、门卫等）。(442)警方也不计算每天收到的汇报和举报——那都不是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动要求的——使警察国家如此强大的，正是那些自发行为。每个人都知道，“忠诚的苏维埃公民”应该报告所听到的可疑交谈，“缺乏警惕”所招致的处罚迫使很多人参与此举。
举报人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自愿的，通常出于物质奖励、政治信仰或是对受害者的憎恨；一类是非自愿的，出于警方的威胁或因帮助被拘亲人的承诺而身陷困境。要谴责第二类举报人很难，很多人发现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遇上如此的窘迫，任何人都有可能屈服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压力。
1943年，作家西蒙诺夫的文学院前同学“X”前来拜访。他在自己父亲被捕后就受到将被文学院开除的威胁，除非他同意汇报所听到的同学的交谈。从1937年起，“X”就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人。但他心怀内疚和悔恨，所以来找西蒙诺夫，透露自己曾经汇报他们之间的交谈。西蒙诺夫说，“X”真是“悔恨交加”。他兴许还有点惧怕，因为到1943年，西蒙诺夫已成为著名作家，与克里姆林宫关系良好，可能已经获悉前同学的汇报。“X”告诉西蒙诺夫，如果有人因他的举报而承受苦难，他宁可自杀。他还解释，曾经尽可能让他的汇报避重就轻，但仍觉得这种行为 “使他的生活不堪忍受”。(443)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回想起1939年与一位同学的一次碰面。他一直认为，可与这位女孩进行开诚布公的交谈。他们会一起去莫斯科的公园散步，讨论其时重要的政治话题。她有一天承认，自己屈服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压力，正在汇报同学的言论。但她感到悲哀，备受良心的责备，所以想预作警告，虽然还没被要求汇报莱昂哈德的言论，但最好以后两人不再见面。(444)
瓦莱里·福雷德回忆了自己如何在1941年被招募为举报人。他是共青团员，在苏联国家电影学院（VGIK）学习。其时，该学院从莫斯科疏散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当地的粮食供给形势非常紧张，福雷德涉入一个伪造配给卡的小骗局。一天，他被叫去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室。审讯员对他的配给卡把戏了如指掌，随即警告他，除非他同意举报同学，证明自己是“苏维埃人”，否则将被逐出共青团和电影学院。他在整夜的审讯中受到暴力和公审的威胁，最终低头，签署了愿意配合的协议。审讯员马上笑逐颜开，握起他的手以示友好，还宣称他的配给卡把戏不会再有麻烦——事实上可以依然如故——并给了他一个求援的特殊电话号码，以应付可能的警方行动。他返回宿舍，泣不成声，整整三天无法入睡或进食。最后，他只汇报了三位学生，只是普通情况，并无具体的犯罪事实。收到这些汇报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军官身材矮小、满嘴金牙，颇不满意。1943年，苏联国家电影学院迁回莫斯科，福雷德才得以逃脱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惩罚。(445)
索菲亚·奥热姆伯罗斯卡娅成为举报人时只有17岁。她出生于奥西波韦齐镇的波兰贵族家庭，离白俄罗斯的明斯克不远。父母在1917年革命后成为农民，又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作为“富农”被流放去了北方的科米地区。1937年，全家返回奥西波韦齐镇，又在针对波裔的“国家行动”中再次被捕，流放到彼尔姆附近的“特殊定居地”。索菲亚决定逃走，她解释说：“我必须逃离，给自己一个机会。”索菲亚进了一所工厂技校就读——获得无产阶级出身的最快途径——然后进入库季姆卡城的医学院，位于乌拉尔，离彼尔姆不远。没人问她有关“富农”的问题，甚至都没查看她的护照。其实，她根本就没有护照。6个月后，她被叫去内务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索菲亚回忆：“我以为他们要把我关进监狱，因为我是一名逃犯。”结果她被告知，如果不想因隐瞒社会出身而被医学院开除，必须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她的任务是与同学们谈论政治事件，然后汇报他们所说的一切，索菲亚因此而领到了自己的护照。由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保护，她从医学院毕业，在彼尔姆的救护服务中心享有成功的职业生涯。她回顾往事，并没为自己的行为自责，即使她很清楚自己的汇报导致了许多学生被捕。她认为，自己的行为只是“富农”女儿在斯大林时代谋求生存的必需代价。索菲亚嫁给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一名资深军官的儿子。在孩子们成长之时，她闭口不谈自己的举报活动；到20世纪90年代，“有了自由气氛，不再心存恐惧”，她才决定和盘托出。
我决定将这一切告诉我的儿孙们。他们都非常高兴。我的孙子说：“哦，奶奶，你很聪明，能记住这一切。我们将永远铭记——你所受到的迫害，以及我们的父母受到的迫害。”(446)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在回忆录中讲到一个年轻举报人的故事。他的布尔什维克父亲在大恐怖中被处决，他的任务是与其他父母被捕的孩子混熟，然后汇报他们吐露出的不满字眼，以及所提及的疑惑和问题。这些报告的结果是他的许多朋友被捕。奥莉加自己在1949年被捕，在布提尔基监狱里遇见那些朋友中的一部分。她询问他们对那个男孩作何感想。很奇怪，他们都表示理解。普遍的看法是，他是个“好孩子，有点天真，相信听到的每一个口号，也相信在报纸上读到的每一个字”。那个男孩的母亲是一个极好又诚实的女子，向奥莉加坚称，她的儿子这样做，所基于的不是恶意，而是最高尚的信念。“她多次谈及他异常善良、聪明、诚实。”也许，那个男孩觉得，为苏维埃事业举报自己的朋友是爱国行为——就像举报父亲的小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447)
毫无疑问，很多人真诚地相信，在大恐怖中写下举报信是在尽苏维埃公民的爱国义务。他们接受关于“间谍”和“敌人”的宣传，主动揭发敌人，即使是自己的朋友。但更重要的是，如果熟人被捕，他们没有参与举报，就要担忧自己会受牵连。要知道，隐瞒自己与敌人的接触，本身就是犯罪；而“缺乏警惕”又是数千起逮捕案件的理由。在普遍恐惧的气氛中，大家都想赶在被他人举报之前，先行下手。这种争先恐后的举报，也许并不能解释大恐怖时期的大量逮捕——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大多数受害者被捕于“国家行动”和“富农行动”的大批网罗，所依据的是预设的名单，并不依靠举报——但确实解释了为何这么多人成为警察制度的举报人。歇斯底里的公民现身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党的办公室，罗列可能是“人民公敌”的亲戚和朋友，写下有关同事和熟人的详细信息，列出自己与他们的每一次见面，因为他们可能与“敌人”有牵连。一位老太太写信给自己工厂的党组织，举报自己的姐姐在担任克里姆林宫临时清洁工时，曾打扫后来被捕的某人的办公室。(448)
恐惧促使人们尽量洗清自己——让自己更加清白——抹去与潜在“敌人”的任何接触。在最狂热的举报人当中，很多人自己有“历史污点”（富农、阶级敌人或前反对派的子女）。与大多数人相比，他们更加害怕自己被捕，举报朋友成了自己已是“苏维埃公民”的证明。内务人民委员会就有蓄意谋划的政策，专门向弱势群体招募举报人，经常挑选已在担心自己命运的被捕者亲属。亚历山大·卡尔帕特宁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前官员，自己在1938年被捕，他讲述了在招募举报人方面所获得的训练：
你要寻找有可疑背景的人，比方说丈夫已被捕的女子，可使用这样的对话：
“你是真正的苏维埃公民吗？”
“我是。”
“大家都说自己是好公民，你愿意证明吗？”
“是，我当然愿意。”
“那么，就向我们提供帮助，要求不会太多。如发现任何反苏维埃的行为或言论，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每星期见面一次，你应事先写下你所留意的：说了什么，谁说的，说话时还有谁在场，这就够了。然后，我们就会知道你是不是优秀的苏维埃公民。如果你在工作中遇上问题，我们会帮你。如果你被解雇或降职，我们也会帮你。”
这就是全部。之后，该女子就会表示同意。(449)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在卢比扬卡监狱遇到一名年轻的女数学教师，名叫吉娜，来自高尔基城。吉娜的罪名是没有举报自己的老师，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讲师，每星期一次从莫斯科到高尔基城，与吉娜交谈时曾公开批评斯大林政权。他住在高尔基城的宿舍，所以借用吉娜的公寓来招待朋友，并寄存了一箱书。内务人民委员会搜查时发现，原来都是托洛茨基派的书籍。吉娜认罪，决定向内务人民委员会举报其他“敌人”，以赎罪和“洗刷[她的]良心上的污点”。她告诉审讯员，她的学院另有一名讲座教授，正在做实验时遇上停电，一时又找不到蜡烛，于是：
她[吉娜]劈开一把木尺，像农夫一样，将之点燃，以供照明。教授以此完成了他的实验，临别时说[对斯大林名言的嘲讽]：“生活变得更好，生活也带来更多欢乐。感谢上帝，我们进入了火把时代！”
1930年代，马利金在谢斯得罗列茨克城的房子
该教授因此被捕。吉娜并没有觉得自己的举报有何不对——只是有点尴尬，因为她必须在对他的审讯中当面作证。奥莉加问，这样一件小事却“摧毁了那位教授的一生”，有何感想？吉娜回答：“政治上没有小事。我和你一样，起初尚不理解他那句话的罪恶，后来才开始懂得。”(450)
许多举报出于恶意。删除对手的最快方式，就是举报他是“敌人”。社会低层对布尔什维克精英不满，更为大恐怖火上浇油。如果领导办事过于严厉，工人会举报主管，农民会举报集体农庄主席。仆佣经常受聘于内务人民委员会，举报他们的雇主。一位美国记者的俄罗斯妻子马尔库莎·菲舍尔，雇用了一名坚信“敌人”之说的保姆。马尔库莎写道：她“真正代表了普罗大众的心态，把官方的每一句话都当做真理，没有一丁点的政治疑虑”。(451)有些家庭，无时不在担忧自己的仆人。
1935年，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许多列宁格勒党干部的家中安置新的仆人，作为基洛夫遇刺后加强监视的措施。列宁格勒高级干部安娜·卡尔皮茨卡娅和彼得·涅泽夫茨夫，被迫解雇了老管家玛莎，即会调制草药的虔诚老信徒。其时仅12岁的安娜的女儿马克斯娜回忆，新管家格鲁谢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严肃女人，她是警方派来的，以便监视我们”。马克斯娜和她同母异父的弟弟本能地意识到，不可在格鲁谢的面前交谈。马克斯娜回忆：“我们几乎没有与她说过一句话。”格鲁谢睡在厨房，与家庭住房分开；与家人相处多年的保姆米利娅，仍可待在家庭住房。格鲁谢只被视为仆人，不像米利娅或老管家玛莎，她们已被当做家庭的一员。安娜和彼得对斯大林怀有敌意，马克斯娜还记得他们的窃窃私语，怀疑斯大林应为基洛夫的死亡负责。如果玛莎仍在，他们可能会无所顾忌——她的老信徒背景可确保她的沉默——有了格鲁谢，表露这种情绪就会非常危险。1937年7月，马克斯娜的父母被捕（枪决于同年秋季），弟弟被送去孤儿院，马克斯娜和保姆米利娅搬去一个公共公寓，格鲁谢就此销声匿迹。(452)
在这种不信任、仇恨和恶意的气氛当中，小小的争执和嫉妒很容易演变成举报。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名军官，找上了来自高尔基城的乡村医生鲍里斯·莫洛特科夫，因为是老朋友，他要鲍里斯帮忙为他的情妇堕胎，但鲍里斯表示拒绝（当时堕胎是非法的）。这名军官便安排一系列举报人，举报他为“反革命”。鲍里斯因此被捕，关押在地区监狱，他的妻子也以莫须有的罪名入狱，被指控涉及当地医院一桩工人谋杀案。(453)
性和爱往往在这些致命的争执中发挥作用。大恐怖时期，大量被抛弃的恋人、妻子、丈夫，成了举报人的受害者。尼古拉·萨哈罗夫是一名工程师，父亲是神父，在1937年遭到处决。尼古拉因自己的工业专长而受到重视，自忖这会保护自己不受逮捕。没想到后来有人看中了他的妻子，便举报他是“人民公敌”。另有一位莉帕·卡普兰，因拒绝工厂主管的性要求而惹上麻烦。该主管安排举报人，举报她3年前的言论，其时刚刚发生了基洛夫遇刺案。当时，她得以虎口逃生（举报内容被认为太荒谬），但到了1937年，却被送去科雷马劳改营10年。(454)
职业私心和物质奖励，几乎是所有举报人的动力。这些动力往往又以复杂的形式，与政治信仰和恐惧混在一起。成千上万的低级官员举报他们的上级，以此在苏维埃的等级制度上攀爬（政府鼓励他们这样做）。伊万·米安契恩为了促进自己的前途，从1937年2月到11月，在阿塞拜疆举报了不少于14名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米安契恩后来辩解说：“我们认为，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每个人都在写。”也许，米安契恩认为是在显示自己的警惕性；也许，他因破坏上司的前途而获得恶意的快感；也许，他因帮助警方而感到自豪。还有一种勤奋忙碌的举报人，给自己的报告仔细编号，签上“我们中的一员”或“游击队员”，以示他们的忠心耿耿。但个人的晋升、更高的薪俸、更多的配给、更大生存空间的允诺，都在发挥各自的作用。公寓住户被捕后，空出来的房间经常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接管，或由斯大林政权的其他仆从瓜分，如办公室工人和司机。毫无疑问，其中有些人凭借举报以前的住户而获得酬报。(455)
伊万·马利金在列宁格勒北边的谢斯得罗列茨克城担任工程师，他技艺高超，素受尊敬。他厂里的工人们称他为“沙皇工程师”，甚至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将他逮捕之后，仍愿意帮助他的家人。马利金是当地名人，编写过教科书和小册子，并为苏维埃报刊写文章。他们夫妇和两个孩子，一起住在郊区自建的大木房子里。不出意外，他的财富和名气招致了旁人的嫉妒。举报的工厂同事其实是在妒忌他的成功，声称马利金使用自己的房子与芬兰人保持秘密联系，马利金因此而被捕。原来，这项举报还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帮人精心策划的，目的是想迫使马利金以7000卢布的价格向他们出售自己的大木房子（当时刚做的估价几近50万卢布）。那帮人还威胁，如果拒绝出售，还要逮捕他的妻子。到头来，马利金遭到枪决，妻子和孩子都被赶走，大木房子分给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及其家属，(456)其后代至今仍住在里面。
在大恐怖时期，事业中的进展必然涉及道德上的妥协，如果不是赤裸裸的举报，就是与斯大林政权默默勾结。西蒙诺夫的职业生涯正是在这个年代腾飞的，他以非凡的坦率和自责，写出苏维埃沉默的大多数在大恐怖中的携手合作。他在1979年临危时口述的回忆录中自责道：
让我们直面那个时代吧，你不能原谅的，不但有斯大林，还有你自己。这并不是说，你做了坏事——也许你什么错事也没做，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你已习惯于邪恶。1937至1938年发生的事件，现在显得离奇且狠毒，但对当时二十三四岁的你来说，反而成了一种规范，几乎是习以为常。你身处这些事件当中，对一切都装聋作哑。当你周围的人被枪决、打死或突然销声匿迹时，你却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
西蒙诺夫为了试图解释这种冷漠，回忆了自己对米哈伊尔·科利佐夫1939年被捕的反应。科利佐夫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的西班牙内战报道对西蒙诺夫投身的青年文坛产生了很大启发。西蒙诺夫在内心深处从不相信科利佐夫是一名间谍（1949年曾向作家法捷耶夫袒露过这种怀疑），但不知何故，当时却成功地吞咽了自己的疑虑。无论是出于恐惧和怯懦，或是相信国家的愿望，还是躲避异议的本能，他在内心做了调和，以符合斯大林政权的需求。他重新校正了自己的道德罗盘，穿越大恐怖的道德泥沼，得以维护自己的事业和信念。(457)
西蒙诺夫不是举报人，但确实曾承受此种压力，苏维埃当局可能希望他作出这方面的努力。1937年春季，西蒙诺夫收到作家协会总书记弗拉基米尔·斯塔夫斯基的邀请，与文学院其他三名青年散文作家一起，前去参加高加索地区的工作度假。他们准备撰写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生活经历——他是著名的格鲁吉亚人，在内战中与斯大林并肩战斗，曾担任重工业人民委员，前不久刚刚自杀。他们快要动身时，斯塔夫斯基把西蒙诺夫叫到办公室，要西蒙诺夫坦白“他在文学院[一直在散布的]所有反苏维埃言论”。他希望西蒙诺夫认罪并悔改，从而使自己难以拒绝当局的进一步要求，但西蒙诺夫否认有过那样的谈话。斯塔夫斯基随之声称已掌握“相关资料”，告诫西蒙诺夫“最好还是说实话”。西蒙诺夫回忆，斯塔夫斯基“因我的不够真诚和实事求是，显然变得十分恼火”。斯塔夫斯基的指控和西蒙诺夫的否认持续了好几轮，由于西蒙诺夫的拒不合作，双方呈胶着状态。最后，斯塔夫斯基指责他散布“反革命诗歌”，并禁止他参与这次工作度假。西蒙诺夫逐渐弄清了斯塔夫斯基的“材料”来源。原来，文学院的学生中掀起一股读吉卜林诗歌的热潮，西蒙诺夫因此卷入与一名青年教师的对话。该教师随即询问他对尼古拉·古米廖夫（作为“反革命”枪决于1921年）的诗歌有何看法。西蒙诺夫回答，虽然他更喜欢吉卜林的诗，但也喜欢古米廖夫的部分诗作。在该教师的鼓舞下，他还背诵了几段古米廖夫的诗句。西蒙诺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生平第一次感到恐惧。他知道已有被捕的危险，这不仅缘于他对古米廖夫的看法，也因为自己的贵族出身。看来，该教师向斯塔夫斯基汇报，将西蒙诺夫对古米廖夫的喜爱与他的出身联系起来。在那个学期剩下的时日，西蒙诺夫故意躲避那位教师。同一年晚些时候，该教师自己入了狱（为了拯救自己，他最后的努力就是充当举报人，试图坑害西蒙诺夫）。(4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