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37年春天，文学院已进入高度焦虑的状态。像其他苏维埃机构一样，文学院在突然发动的大恐怖面前措手不及，其中更有一种恐慌感，认为惊讶恰恰证明了自己“缺乏警惕性”。在一系列整肃会议上，学生和教师歇斯底里地呼吁，要有更多“布尔什维克的警觉和真正的自我批评”，要从文学院铲除所有的“形式主义者”和“阿韦尔巴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好几名学生被捕，有些是因为自己的诗歌里含有自由或宗教的主题，有些是为了帮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因个人主义风格，已受苏维埃报刊的批判）讲话。大约有十几名学生，交由共青团做工作（即召开学生会议，给予严厉批评，再让他们自己发言，背弃旧作）。其中之一被文学院开除，移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因为她拒绝背弃自己的父亲——一个过气的诗人。她还勇敢地告诉聚集的指控者，“我父亲是苏联最光明正大的人”，为此她被流放去科雷马10年。(459)
西蒙诺夫在文学院的好朋友中有两位在大恐怖中遭受迫害：诗人瓦伦丁·波图帕契克，被捕于1937年2月，因为有同学向警方汇报了他的言论；同年4月，作家协会主席团谴责了富有魅力的教师弗拉基米尔·卢戈夫斯科伊，指责他竟然重新发表（1935年）“政治上有害”的20世纪20年代的旧作（关于俄罗斯大自然的浪漫诗）。卢戈夫斯科伊被迫撤回自己的诗，写了10页自卑自责的检讨《我的错误》，承诺清洗“所有的陈旧思想”，“紧跟历史进程”。(460)卢戈夫斯科伊被吓坏了，在之后几年中再也不发表诗作，除了1939年《关于斯大林之歌》的配词。(461)平时的卢戈夫斯科伊轻声细语，态度温和，却作了一系列激烈的政治发言，要让敌人血债血偿。他在10月告诉一群莫斯科作家：“现在正是时候，要把这些坏蛋敌人和托洛茨基分子，从我们国家清洗出去，要用铁扫帚扫除所有的叛国贼，要在我们队伍中肃清这些异己分子。”(462)
西蒙诺夫的反应也是出于恐惧。斯塔夫斯基办公室事件发生之前，他一直被视作模范学生和苏维埃的衷心拥戴者。到如今，这种声誉却变得疑窦重重。西蒙诺夫回顾斯塔夫斯基事件，感到“惊愕和震惊，与其说是突如其来的危险感……毋宁说是一种感悟：他们不再相信或信任我了”。他接着在文学院一系列整肃会议上，奋起攻击“形式主义者”和其他“敌人”，以此证明自己的价值。(463)最不寻常的是他在5月16日文学院公开会议上对朋友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的尖刻声讨：
[文学院里]经常听到，有些人只是乐此不疲地谈论自己。具体讲，我记得多尔马托夫斯基同志在4班会议上的一次恶心的讲话。他没说“文学院和我们”，而说“我和我的文学院”。他的立场是：“像我这样的个人，文学院并没给予足够的重视。成立文学院，就是为了教育两三个天才，就是像我多尔马托夫斯基这样的。做到这一点，就能使它的存在变得合理，富有价值。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才——多尔马托夫斯基——文学院应该提供最好的，甚至不惜牺牲其他的学生。”(464)
也许，西蒙诺夫只是在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包括批评自己最亲密的朋友）——那一直是共青团的风尚，学生应证明自己是忠诚和警惕的。也许，他没有伤害朋友的意思。但很显然，他在嫉妒多尔马托夫斯基因才华而获得的重视，文学院主任经常如此表示（他把西蒙诺夫放在较低等级，只能胜任“教学、新闻、编辑”的工作）。(465)西蒙诺夫在这一事件中的指责，对多尔马托夫斯基的损害相对较小。后者1938年从文学院毕业，作为一名记者被派去远东——这一职位远不相称于他的文学才华，被他描绘成一生中最艰难的工作。但他或许已很幸运，因为生活本来可能变得更糟。两人继续保持友好关系，经常在写作中赞美对方，但在西蒙诺夫的朋友当中，总有人怀疑多尔马托夫斯基对他怀恨在心。(466)
大恐怖的年代，对许多朋友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对西蒙诺夫来说，却是一鸣惊人的好时机，他成为了受斯大林政权青睐的诗人。1937年，他写了几首诗，奉献给对斯大林的崇拜，包括一首《游行》（Parade），配以管弦乐团及合唱团：
这是一首有关他的歌，
有关他的真心朋友，
他真正的朋友和同志。
全体人民都是他的朋友：
你数也数不清，
就像大海中的浪花水滴。(467)
西蒙诺夫在《冰之战》（Ice Battle，1938）一诗中，将13世纪俄罗斯王子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率军击败条顿骑士团的民族英雄故事，与苏维埃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也是同年史诗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主题，导演是谢尔盖·爱森斯坦）呼应对照起来。该诗是宣传工作的一部分，让苏联为可能的抗德战争做好准备，也是西蒙诺夫第一次真正的文学成就，为他带来了“名誉和声望”——这是卢戈夫斯科伊1938年9月推荐他加入作家协会时引用的赞词。(468)西蒙诺夫当初拒绝充当举报人，可能对自己前途造成损害，但凭借之后创作的爱国诗篇，似乎赢得了彻底补救。他得到斯塔夫斯基的全力支持，成为作家协会的最年轻成员。
在大恐怖的疯狂气氛中，西蒙诺夫对多尔马托夫斯基的背叛，并不是异乎寻常的。一位举报人回忆，内务人民委员会找他举报自己的朋友（他父亲被捕后，那些朋友也嫌弃他），他的良心处于挣扎之中。他自问：“谁是我的朋友？我没有朋友。忠诚吧，我不欠任何人，除非他能从我身上榨取——我只欠我自己。”(469)恐惧扯断了友谊、爱和信任的纽带，也撕裂了凝聚一个社会的道德关系。人们在混乱中争求各自的生存，相互竞斗，反目成仇。
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于1937年被捕，遭到许多朋友的出卖。他们被迫在喀山监狱的审讯中当面指控她（内务人民委员会经常安排这样的“对质”），其中就有作家沃洛蒂亚·季阿科诺夫，在她供职的报馆里担任编辑。金兹伯格回忆：
我们还是老朋友，我们的父亲是同学。我帮他找到这份工作，并且很乐意、很热情地辅导他干好这一行。他比我小5岁，经常说喜欢我，愿把我当做姐姐。
在对质中，审讯员（俄语都说不好）朗读了季阿科诺夫的声明，举报金兹伯格是报馆“反革命恐怖组织”的成员。季阿科诺夫试图改口，声称他只是说她在编辑部门担任重要职务。但审讯员坚决要求他签署一份声明，证明这一组织的存在。
“沃洛佳，”我温和地说，“你知道这是个花招，你从没说过这样的东西。如果你签了，就会造成数百位同志的死亡，他们一直待你不错。”
[审讯员的]眼珠子几乎要蹦跳出来了。
“你竟敢对证人施加压力！我要直接送你去最底层的惩罚牢房。你，季阿科诺夫，昨天独自一人时，你都签了这些文件。现在，你竟敢反悔！我马上以提供伪证的罪名将你拘留。”
他做了一个按铃姿势——沃洛佳，像蟒蛇面前的兔子，慢慢写上自己的名字，他的手抖个不停，好像中了风，完全不同于他签署新时代道德准则文件时的大胆利落。然后，他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请原谅我，热尼娅。我们刚生了一个女儿，我必须活下去。”(470)
四
在大恐怖时代，人们如何因应同事、朋友、邻居的突然失踪？如苏维埃报刊所声称的，他们真以为那些人是“间谍”和“敌人”吗？那些人，他们已认识多年，会相信吗？
就真正的共产党人而言，党领导告知他们的是毋庸置疑的。这无关乎他们是否相信图哈切夫斯基或布哈林是间谍，而在于他们是否接受自己信奉的党的判决。可信的朋友和战友突然变成“敌人”，随之出现的问题，可以各种方式予以应付。基辅的红军军官阿纳托利·戈尔巴塔夫回忆，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高级军官被指控为间谍时，他与军队中的多名同仁不得不作出调整。
在击溃外国干涉军队和国内反动派时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人物，怎么会……突然变成人民公敌呢？……最后，在反复考虑一系列的可能解释之后，我接受了其时最为普遍的答案……当时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显然，他们出国时，坠入了外国情报机构的罗网”。
亚基尔将军的被捕，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我很熟悉亚基尔，很尊重他。我衷心希望这只是一个误会——“会弄清楚的，他将获得自由”——但诸如此类的说法，也只有最亲密的朋友在小圈子里冒着风险暗自嘀咕。(471)
显然，亚基尔愿意接受党的判决，他面对行刑队时的最后一句话是：“共产党万岁！斯大林万岁！”(472)
斯大林的监狱充满了相信党是正义源泉的布尔什维克。有些对指控供认不讳，为的是保住这样的信仰。为了取得布尔什维克囚犯的供词，酷刑也是经常使用的。据一名前囚犯（不是共产党人）所说，他们投降的关键因素不是刑罚，而是因为：
大多数坚定的共产党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自己对苏联的信念。要背弃这个信念，已非他们力所能及。在某种情况下，长期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使已经不靠谱，如要予以放弃，仍需要巨大的道德力量。(473)
娜杰日达·格兰金娜1938年在喀山监狱遇到的许多党员，仍然信奉党的路线。她告之以1932年的饥荒，他们却说，“这只是谎言，我只是在夸大其词，以诋毁我们的苏维埃生活方式”。她还告诉他们，她被无端赶出家园，国内护照制度在摧残家庭，他们会说：“没错，但这是对付像你这样的人的最佳方式。”
他们认为我是罪有应得，因为我反对过激的行为。然而，当同样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却被认为这只是一个错误，会被纠正的——因为他们对上级颁布的任何指示，从不心存疑问，总是欢呼雀跃，贯彻到底……他们被开除党籍时，没有站出来互表支持，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举双手表示拥护。这真成了普遍的精神病状。(474)
对广大人民来说，现实有两种：一种是党的真理，另一种是基于经验的真理。但在大恐怖的年代，苏维埃报刊中充斥了做秀公审以及“间谍”和“敌人”的邪恶言行，真能看透宣传的人寥寥无几。要给新闻报道打折扣，要质疑大恐怖的基本假设，这都需要非凡的意志力，通常会牵涉不同的价值体系。就一些人而言，使之采纳批判性观点的是宗教或国籍；就另一些人而言，是不同的党的信条或思想；就其他一些人而言，是他们的年龄（他们在俄罗斯看得太多了，根本不相信清白可以保护任何人免受逮捕）。但30岁以下的人，从小长大只知道苏维埃世界，又没从家里承继到其他价值观，要想逃离宣传并怀疑它的政治原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年轻人特别容易轻信——他们在苏维埃学校里一直接受如此的宣传。里亚伯·比德尔回忆：
在学校里他们说：“看，他们如此不愿我们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看，他们如何炸毁工厂、造成火车出轨、杀害民众——都是人民公敌的所作所为。”我们的大脑受到不断地灌输，以致没有自己的思考。我们到处看到“敌人”，并被告知，如在街上看到可疑人物，就要予以监视并报警——他很可能是一名间谍。当局、党组织、我们的老师——每个人都说同样的话，我们还能有其他想法吗？
比德尔1937年离开学校，在工厂找到工作，经常听到工人对“人民公敌”的诅咒。
工厂遇上故障，他们就会说：“同志们，这里有破坏和背叛！”他们会寻找有历史污点的人，称他为敌人，将他投入监狱，上刑，直至他招供。在公审大会中，他们会说：“看，这就是潜伏在我们中间的混蛋！”(475)
很多工人相信“人民公敌”的存在，要求予以逮捕，并将之与“主管们”（党干部、经理和专家）联系在一起——他们已将自己的经济困苦，归罪于那些“主管”。事实上，这种对精英的不信任有助于解释清洗为何在部分民众中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他们将大恐怖视作“主人之间的争吵”，与己无关。这一看法，在大恐怖年代广泛流传的笑话中，获得完美的诠释：半夜里，内务人民委员会猛敲一户公寓的大门，屋里的男主人问：“是谁呀？”“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快开门！”男主人一下子心宽了，回答说：“不，你们弄错了——共产党人住在楼上！”(476)
近亲的被捕不足以动摇大多数人对“敌人”的信念，在许多情况下，反而予以加强。依达·斯拉温娜的父亲于1937年被捕，但她仍坚守自己的共青团信念，直到1953年：
我不相信父亲是人民公敌，当然认为他是无辜的。同时我又相信，人民公敌确实存在。我确信，正是人民公敌的破坏，才使像父亲那样的好人蒙冤入狱。在我看来，这些敌人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我在报刊上读到有关的报道，跟所有人一样，也对他们恨之入骨。我与共青团员一起去游行示威，抗议人民公敌，高呼：“处死人民公敌！”报纸提供这些口号，让我们的头脑装满了做秀公审。我们读到布哈林和其他党干部可怕的供词，被吓坏了。如果这样的人也是间谍，那敌人真是无孔不入啊。(477)
罗扎·诺沃塞尔茨娃的父母于1937年被捕，她从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敌人”，却愿意怀疑布哈林这样的高级干部，如她当时所说，总要“有人为我家的悲惨遭遇承担责任”。在苏维埃外交官家庭长大的弗拉基米尔·伊耶宁，相信对“人民公敌”的所有指控——认为叶若夫是个“伟人”——尽管自己的父亲、姐姐和6位叔叔姨妈都于大恐怖年代被捕。要到1944年母亲入狱，他才开始产生怀疑，他写信给斯大林，声称母亲是完全无辜的；并发出警告，她的被捕证明内务人民委员会已被“人民公敌”接管。(478)
甚至斯大林的受害者，也相信“人民公敌”的存在，或承认自己的被捕是罪有应得（犯了“反革命破坏罪”），或推定自己被误定为“人民公敌”。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是“富农”的儿子，家人作为“人民公敌”遭到流放，但他自己相信斯大林政权的宣传，在1953年之前一直是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他回忆：“与其放弃对斯大林的希望，倒不如继续相信他，认为他只是受了人民公敌的欺骗。这样做，使我们[受迫害者]更容易在惩罚中存活下去。”
我们从没想到，我们的痛苦得归罪于斯大林，只是感到奇怪，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受了欺骗……父亲说：“斯大林被蒙在鼓里，这意味着我们迟早会[从流放中]获释”……也许，这只是一种自欺欺人。但在心理上，相信斯大林的公正，使人更容易忍受苦日子，并消除我们心里的恐惧！(479)
在劳改营度过多年的地质学家帕维尔·维滕贝格，支持对“人民公敌”的大恐怖。1937年2月，他远征北地群岛地区时给妻子写信：
你问我，是否听到电台上有关皮亚特科夫的公审。我全听到了——现在才明白，自己的身败名裂就因为那些流氓托洛茨基分子——他们试图摧毁我们的[苏维埃]联盟，其见不得人的手段，导致了这么多无辜的党外人士被送去流放。(480)
有些人对这么多“人民公敌”的存在存疑。就他们而言，引起怀疑的不是做秀公审（很少人质疑检方的诚实），而是同事、朋友、邻居的突然失踪，似乎很难相信他们有罪。
不去想它，便是应付这种疑惑的共同对策——避开所有政治，彻底退到私人生活。许多人对政治事件视而不见，设法度过大恐怖年代。甚至还有政治精英，紧闭双眼来应对自己圈子中的失踪事件。米哈伊尔·伊萨耶夫是杰出的苏维埃法学家，又是苏维埃最高法庭的成员，带着妻子和4个孩子住在莫斯科，养尊处优。据妻子玛丽亚的回忆，在整个大恐怖时期，虽然大规模逮捕波及许多朋友，但家里从来不谈论国事。伊萨耶夫似乎对世上发生的事浑然不觉，即使是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也是如此。他1937年12月写信给女儿，抱怨年老未婚的女管家突然失踪，好几天没来上班，家里乱糟糟的，其“突然消失和毫无预警”显然让伊萨耶夫非常恼火。他弄不懂管家为何消失，还在犹豫是否要将她解雇，丝毫都没想到管家可能已经被捕——确实如此——根本没人替她给她的东家捎信。(481)
这些精英家庭的许多孩子受到庇护，对政治事件茫然不知。尼娜·卡明斯卡娅是律师和宪政民主党人的女儿，对政治不闻不问——家里从来不谈政治。甚至在父亲被苏维埃银行解雇之后，尼娜仍然在法学院过着“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她是1937年入学的。多年之后，她与朋友讨论此事。他们都同意，在大恐怖年代仍有愉快的经历，无忧无虑，甚至意识不到当时发生的大事：“我们根本察觉不到攫噬我们父母一代的恐怖和绝望。”尼娜的朋友讲述过1937年的一件事，她参加朋友聚会，很晚才回家，又找不到钥匙：
别无他法，她只好按门铃叫醒父母。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应，于是她按了第二次。不久，听到脚步声，门打开了，站在面前的是她的父亲。他不像刚刚起床，反倒像刚刚回家，或正要出门，身穿深色的西装、干净的衬衫，配以整齐的领带。看到自己的女儿，他在沉默中注视着她，然后一言未发，打了她一记耳光。
尼娜认识这位朋友的父亲，他受过良好教育，没有粗暴的倾向。他对深夜敲门的反应，显然基于他对“他们”前来逮捕的恐惧。起初，她的朋友感到震惊：
她自觉委屈，一下子泪水涟涟，怪罪于父亲。过了一会儿，便将之忘得一干二净。多年之后，她才忆起父亲苍白的脸色、沉默和那记耳光——毫无疑问，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人。她带着极大的痛苦告诉我这个故事，为她自己及整整一代人的不谙世事深感歉疚。(482)
人们以各种方式来应付疑惑，或予以压制，或加以合理化，来维护他们共产主义的基本信念。他们当时并非刻意为之，只是数年之后方才意识到这一点。玛娅·罗德克的父亲1937年被举报为“人民公敌”，因为他无意中说出的一个短语，恰好是托洛茨基在写给苏维埃当局的信件中用过的。父亲被捕后，玛娅曾尝试将大恐怖引起的疑惑，与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调和起来——这是她现在的理解。
这么多疑惑使我坐立不安，我的反应是迫使自己循规蹈矩。这是当时发生的，不过我要等到今日，才使用“循规蹈矩”一词——这不是一种游戏，而是一种生存策略。例如，朋友阿拉和我都不喜欢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要省悟它可能有错，即使在我们的内心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知道，自己需要不断改进，以剔除内心的任何疑虑。(483)
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对一个亲戚（舅婆的弟弟）被捕的反应。他是一名资深军官，涉及1937年对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高级将领的公审。西蒙诺夫回忆，自己还是小男孩时就崇拜图哈切夫斯基（经常在伯父的莫斯科公寓中遇见），所以对被告的有罪存有疑惑。西蒙诺夫的母亲非常愤慨，坚信那位亲戚的清白。西蒙诺夫因此对相关的证据认真地加以甄别，最终仍决定接受苏维埃报刊的解释。像当时大多数人一样，西蒙诺夫猜想，如果没有确凿的叛国证据，没人胆敢处决如此高级的将领：
要怀疑那个可怕阴谋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任何质疑都是不可想象的——别无选择。我在讲那些时代的精神：除非他们有罪，不然就无法理解。
西蒙诺夫以同样的逻辑接受了亲戚有罪的认定。该亲戚之前曾被捕一次（1931年），因证据不足而获释；在西蒙诺夫眼中，他的再次被捕必然意味着已经找到了他有罪的新证据（他的继父曾于1931年被捕，却没有遇上麻烦，可作佐证）。(484)换言之，西蒙诺夫的解读倾向于加强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放弃信念是“不可思议的”。
还有另一种方式将朋友和亲戚的突然失踪，与苏维埃正义的信念调和起来。那就是告诉自己，好人被捕只是一个“错误”。根据这个道理，要找出真正的“人民公敌”，出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有太多的“敌人”，隐蔽得又太好。基于这种思维，真正的敌人总归是他人——监狱门口排队送包裹的女人的儿子和丈夫——永远不会是自己的朋友和亲戚。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回顾丈夫1936年的被捕，如此总结自己的反应：
不，这不可能。它不可能发生在我和他的身上！当然有传闻[仅是传闻——当时还是1936年初]，要出事了，已有逮捕事件发生。但这一切肯定只与别人有关，当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485)
奥莉加的丈夫在遭到内务人民委员会拘捕时认为，这只是一个“误会”。像数百万其他人一样，他在告别妻子时说，很快就会弄清楚（“肯定是一个错误”），很快就会回来。他只带了在外过夜的小包裹。斯拉温和皮亚特尼茨基也是如此。
许多人相信弄错了，便写信给斯大林，吁求释放自己的亲人。安娜·谢苗诺娃从小就是共产主义者，在父亲1937年6月被捕之后，就曾写信给斯大林。她现在回忆道：“我想，几天后，斯大林就会收到我的信，读完后会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何要逮捕一个诚实的人？立即释放他，并向他道歉。’”3个月之后，安娜的母亲也被带走，她又一次告诉自己，“肯定又弄错了”。(486)
这一想法，因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叶若夫的倒台而获得加强。1938年秋天，身为大恐怖干将的叶若夫因私生活的各式丑闻（并不完全是虚假的）而落马，其中有同性恋暧昧、双性恋狂欢、大肆酗酒、妻子已成英国间谍的虚构故事。但叶若夫落马的真正原因，还在于斯大林愈益察觉到，大规模逮捕不再是可行策略。如果继续下去，不用很久，全体苏维埃人都要入狱了。斯大林明确表示，内务人民委员会不能单单依据举报，不予查证就径自抓人。他还指出，要警惕专靠举报来促进自己地位的野心家。叶若夫的解职是在1938年12月，新主管拉夫连季·贝利亚马上宣布，全面审查叶若夫治下的逮捕案件。到1940年，150万宗案子审查完毕，取消了对45万人的判罪，封存了12.8万宗案卷，3万人获释出狱，32.7万人走出古拉格劳改营。这恢复了许多人对苏维埃司法的信心，让疑惑者把“叶若夫恐怖”看作一时的畸变，而不是制度的滥用。据声称，大规模逮捕都是叶若夫的所作所为，斯大林纠正了他的错误，并揭露了叶若夫的“人民公敌”真面目：一直在逮捕官员，散布不满，以破坏苏维埃政府。1940年2月，最高军事法庭公审叶若夫，他的罪名是策划恐怖分子阴谋，为波兰、德国、英国、日本从事间谍活动，被枪决于他自己专为枪决“敌人”建造的特殊建筑内，离卢比扬卡不远。(487)
贝利亚的任命让人松了一口气。马克·拉斯金记得：“我们欣喜若狂，在我们眼中，贝利亚似乎是纯正的理想人物。”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他希望“所有的无辜者将获得释放，监狱里只留下真正的间谍和敌人”。(488)西蒙诺夫回忆，贝利亚的审查恢复了他对苏维埃正义的信念，消除了他因亲属被捕而可能生出的疑惑。事实上，西蒙诺夫因此而加强了自己的信念：没有获释的，或之后被捕的，一定是有罪的。他如此回顾自己对1939年两个文人被捕的反应——分别是作家伊萨克·巴贝尔和戏剧导演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
尽管这两人在文学界和戏剧界已占据重要地位，尽管他们的突然失踪引起了巨大的震荡——那时已是如此——然而，这两起逮捕来得那么突然，涉及如此不寻常的圈子，又在纠正叶若夫错误的贝利亚当政之下——这一切让我觉得，他们也许确实有罪。在叶若夫当政时期被捕的人中，很多也许是无辜的。但这两人没有受到叶若夫的迫害，现在又是拨乱反正之时，却被突然逮捕。因此，逮捕他们似乎应有很充分的理由。(489)
对梅耶荷德和巴贝尔的指控引起许多人的怀疑，其中之一是作家协会前总书记弗拉基米尔·斯塔夫斯基——他曾试图招募西蒙诺夫做举报人。他出生于奔萨省城的工人家庭，如果没有学会在道德原则上的妥协，也不可能晋升至苏维埃文学界的顶层。他身为斯大林的“苏维埃文学界刽子手”，批准逮捕了许多作家，并亲笔写下导致曼德尔施塔姆1938年春天被捕的检举信。(490)但在这段时间内，斯塔夫斯基深受怀疑和恐惧的折磨。他在日记中承认自己的绝望，他的日记像普里谢维恩的一样，也用微小潦草的笔迹，别人很难辨认。他为听到的一则故事深感不安，说一个党干部将自己带司机的汽车，改装成一个卖淫场所。该司机说：“我实在弄不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只是一个普通男孩，我们中的一员，然后跨过一条分界线，就变成了一头猪，满面污秽。一个普通工人，一辈子都不会这么肮脏。”(491)也许是由于丧失信心，斯塔夫斯基开始狂饮，发胖，生病，因酩酊大醉而好几天不去上班。他躲避批斗作家的会议，或只作最温和的发言。为此，他终于在1937年11月受到作家协会党委的痛斥：
斯塔夫斯基同志，身为作家协会的领导，大声嚷嚷要在文学界提高警惕，要开展揭露敌人的运动。但在现实中，他却在帮助隐瞒托洛茨基分子，不发起真正的进攻，不缴除人民公敌和党内异己分子的武器。对自己与敌人保持联系的错误，他仍然默不作声。(492)
斯塔夫斯基承受着来自政治主子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在1938年春天被免去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
像斯塔夫斯基一样，很多人对大规模逮捕存有疑问，但公开反对者极少。无论如何，如皮亚特尼茨基在全体会议上的抗议所显示的，有效反对的可能性极低。不管是团体还是个人，虽然在向党领导写信表达他们对大规模逮捕的愤慨，但几乎都是匿名的。一个无名团体在1938年6月写信给莫洛托夫说：“数十万无辜人士在监狱中凋萎，没人知道为什么……一切都以谎言为基础（我们没有签名，请原谅，因为抱怨是遭禁的）。”(493)地方上确有一些党员的抗议，特别是老布尔什维克，其政治道德在斯大林崛起之前就已经定形。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讲述了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故事，名叫阿尔图宁，是她1939年在科雷马劳改营遇上的。他来自沃罗涅日省，入党前是一名皮革工人，已到中年，但仍英俊，留一把红胡子。他曾经强壮，但因矿区工作而变得孱弱。与奥莉加见面时，他被调到马加丹的妇女工程队，帮助制造工具。他告诉奥莉加：
这一切开始于1937年，先说这位同志是敌人，再说那位同志是敌人，把他们都开除出党。我们举手表示同意，然后把他们打死，那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啊。
起初，我假装生病，逃避参加会议或举手拥护。到后来，我觉到需要采取行动，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摧毁党，杀害善良诚实的人。我不相信他们都是叛徒，我认识这些人。
一天晚上，我坐下写了一封信，誊了几份，一份给当地党组织，一份给斯大林，一份给[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我写道，我们这是在杀害革命……我把自己的肺腑之言全都倾注入这封信中。我让妻子看，她说：“你这是在自杀，你寄出的第二天，他们就会将你投入监狱。”但我回答：“让他们把我关进监狱吧。我宁可身陷囹圄，也不愿举手杀害自己的同志。”
嗯，她说得对。我寄信3天后就入狱。他们将我痛打一顿——我被流放来科雷马劳改营，为期10年。
当被问及是否后悔，阿尔图宁回答确实有一次，当时他的劳动小组因严霜冰封而未能清除森林的树根，自己因此被关了禁闭：
我突然顾影自怜。其他人没做什么，也判了刑，但我是自投罗网啊。我写的信到底有何作用？什么都不会改变。也许索尔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负责人]会感到有一丁点惭愧，但老胡子[斯大林]——才不在乎呢！无法打动他。而现在，我原本可以留在家里，与老婆孩子围坐在暖和房间的茶炊旁。一念及此，我就以头撞墙，制止这个想法进入我的脑海。那一整夜，我在牢房内边跑边咒骂自己怎么能有这样的后悔。(494)
真正有影响的反对是在迫害制度之内。当地法庭的法官，往往能实施有效的减刑，甚至以证据不足的理由不愿受理案件。但在1937年夏季之后，大规模逮捕的几乎所有受害者，改而面对三驾马车的简易程序，即三人特别法庭（通常来自内务人民委员会、检察院和党组织），以便绕开正规法庭。(495)即使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中，也有勇敢人士讲出自己对大规模逮捕的反对，特别是对“富农行动”，因为它让内务人民委员会许多地方官员联想起1928至1933年的血腥混乱。斯大林和叶若夫在1937年7月召开“富农行动”会议，鄂木斯克省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爱德华·萨利在会上说他所在的区域：
只有少量的人民公敌和托派，不值得发起一场镇压行动。总的来说，我认为，事先决定多少人被捕和枪决完全是错误的。
会议结束后不久，萨利被捕，审判之后遭枪决。(496)
米哈伊尔·施赖德尔是反对大规模逮捕的另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他在20世纪70年代所写的回忆录中，描述自己是一名“纯粹的契卡人”。契卡成立于1917年，其创始人是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他的列宁主义理想一直是对施赖德尔的激励。施赖德尔写回忆录是为了辩解自己在契卡的工作，称自己为大恐怖的受害者。根据他的说法，在20世纪30年代，他已观察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同事的腐败，转而对斯大林政权感到失望。曾是体面、诚实的同志，如今为了自己加官晋爵，不惜使用任何酷刑来折磨“人民公敌”。施赖德尔也因逮捕的规模而感到不安，实在不信有这么多的“人民公敌”。但他不敢透露心里的疑惑，怕被举报，而且很快发现许多同事都有这一恐惧，但没人敢于打破这合谋的沉默。一名广受信任的同事消失了，其战友最多会说他可能是个“老实人”，而没人敢说他可能是无辜的。因为这样做，会承担遭人举报的风险，会被控对清洗运动存有怀疑。施赖德尔回忆：“没人弄得清楚，为何有这么多的逮捕。但没人敢于开口，因为这会引起怀疑是在帮助人民公敌，或是在相互勾结。”(497)
好几个月，施赖德尔默默看着老朋友和老同事的被捕和枪决，但无法表示反对，他慢慢蜕变成了某种形式的良心抵制者，拒不出席在卢比扬卡院子对内务人民委员会同事的枪决。到1938年春季，施赖德尔被调至阿拉木图，成为哈萨克斯坦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斯坦尼斯拉夫·雷登斯（斯大林的连襟）的副手。施赖德尔和雷登斯成为好朋友，两家住在紧邻隔壁，相互串门频繁。施赖德尔注意到，雷登斯对手下的酷刑手段愈益厌恶，他认为雷登斯是一个性情中人。另一方面，雷登斯也感受到，施赖德尔对大恐怖中的操作方式与自己一样抱有怀疑。一天深夜，他俩乘车出城，停车后开始步行。到达司机听不到的地方时，雷登斯对施赖德尔说：“如果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还活着，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会因现在的工作方式而被他枪毙。”施赖德尔装作听不明白，如果轻易对此类思想表示赞同，足以保证自己即刻被捕，而他不能肯定他的上司说的话不是一种试探。雷登斯仍在继续，施赖德尔终于弄清他说的都是肺腑之言。随之，施赖德尔也敞开自己不安的灵魂。一旦这种信任获得建立，这两个男人得以倾诉心声。雷登斯感到遗憾的是，所有体面的共产党人都被消灭了，而叶若夫之流却逍遥法外，毫发未损。但仍有更危险的话题，他也不敢涉及。施赖德尔回思这些低声交谈，认为雷登斯对大恐怖的了解，远远超过他所谈及的。“他的地位和当时情境，迫使他和我们一样，即使在知心朋友面前也不点明真相；有些事情，也只好避而不谈。”(498)
与雷登斯的谈话给施赖德尔壮了胆，他因此而感到懊悔和愤怒。他写信给叶若夫，为内务人民委员会一名老同事以及他妻子的一个表弟（仍是在莫斯科的一个学生）被捕之事抗议，愿意担保两人的清白。几天后，即1938年6月，雷登斯收到叶若夫的电报，命令他逮捕施赖德尔。他在雷登斯的办公室中获悉此一消息，便恳求雷登斯向斯大林求情：“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你很了解我，你毕竟是他的连襟，这里肯定有错。”雷登斯回答：“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我会为你缓颊，但我担心恐怕无戏可唱。今天是你，明天无疑就会轮到我。”施赖德尔被关入莫斯科的布提尔基监狱，到1940年7月，被判处10年劳改，外加3年流放。雷登斯被捕于1938年11月，1940年1月遭枪决。(499)
五
1937年5月，艾莱娜·邦纳的父亲被捕的那个晚上，母亲叫她去与姨妈安雅和舅舅列瓦暂住，以避开内务人民委员会抄家。14岁的艾莱娜穿越列宁格勒的大街，去敲亲戚家的门。艾莱娜回忆：“门马上开了，他们好像在等我。”随之她向姨妈和舅舅作了解释。舅舅变得惊恐万分，又气又恼，开始询问有关她父亲的工作：
我不明白他要知道什么，我只想走进他们的公寓。安雅说了什么，列瓦几乎朝她大叫：“安雅，该死的，你总是这样……”他伸出右臂，挡住门道，不让我进去，然后以大声且快速的耳语说：“我们不能让你进来，我们做不到。为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吗？”他如此重复好几次，唾沫四溅。安雅又说了什么，我能看到她的嘴在嚅动，但听不到声音，只有列瓦的耳语，却声如呐喊，盖住了一切。我退出来，直到我的背脊顶上了走廊的栏杆。门砰的关上了，我站在那里，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然后，我用手抹了一把脸，开始下楼，还没走下楼梯又听到开门声。我转过身来，列瓦就站在门口，我疑惑他是要叫我回去。但他什么也没说，又开始慢慢关门。我朝他喊“坏蛋”，看见他的脸瞬间变得苍白。(500)
家人被捕后，受到朋友、邻居甚至近亲的遗弃，这样的故事不计其数。人们害怕与“人民公敌”的家属接触，宁可穿过马路避开他们，在走廊上遇见也不打招呼，禁止自己的孩子与他们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人们收起已经消失的亲属和朋友的照片，有时甚至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挖去或涂抹掉他们的面孔。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
最温和同时又是最普遍的背叛，是不直接做坏事，只是漠视旁边的倒霉人，不给予帮助，畏缩不前，转身离开。他们已经逮捕你的邻居、你的同事甚至你的密友，你却保持沉默，装作一无所知。(501)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回忆丈夫的被捕：
人们以特殊的语调跟我讲话，变得怕我。见我走过来，有些人特意穿到马路对面。但也有人对我特别注意，这是他们的勇敢，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502)
父母1937年6月被捕后，伊娜·盖斯特和妹妹被逐出在尼科利纳·戈拉的乡间别墅。遵从伊娜父母的指示，保姆把她们带去诗人亚历山大·别兹梅斯基的家。他是伊娜父亲的老朋友，伊娜父母原指望他会收留这两个女孩。但诗人开车把她们送到最近的火车站，让她们坐上开往莫斯科的第一列火车。伊娜回忆说：“他太害怕了，不愿牵涉其中。以前，他经常住在我祖母的房子里。现在，他和妻子刚有一个婴儿，恐惧压倒了他的义气。”(503)
斯坦尼斯拉夫和瓦尔瓦拉·布德克维奇夫妇于1937年7月被捕，女儿玛丽亚和她的弟弟马上被赶出列宁格勒共用公寓的两个房间，转而分配给他们的邻居——一对带3个小孩的夫妇。这两户邻家曾友好相处，直到1937年邻居的妻子向内务人民委员会举报布德克维奇夫妇是反革命分子和间谍（斯坦尼斯拉夫有波兰血统）。她甚至声称，身为历史研究学者的瓦尔瓦拉其实是一名妓女，会把客人带回公寓。弟弟被送去孤儿院，刚刚14岁的玛丽亚只得自生自灭。最初几天，玛丽亚住在学校朋友的家里，后来总算找到一个居所。一名布尔什维克官员的妻子是她家老朋友，建议玛丽亚去询问前邻居有无父母的消息。玛丽亚回到原先所住的共用公寓，却受到敌视：
我的上帝，他们竟然怕我，甚至不让我走进公寓。你能想象吗？占用我们房间的女人，看到我显得非常恼怒。到底是她丈夫已被逮捕，还是在担心他们会来逮捕她丈夫，我已记不得了。也许，她的家庭也遇上了麻烦。不管如何，他们不愿帮忙。那个女人只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消息，明白了吗？请不要再来这里！”(504)
邻居一夜之间竟成陌路人。将近30年，图尔金一家与尼基京一家隔邻而居。他们共用一栋三层木楼的底层，位于彼尔姆的苏维埃街和斯维尔德洛夫街相交的角落——图尔金家7口人（亚历山大、维拉和他们的两个女儿，维拉的母亲、弟弟和妹妹）占用右侧的3个房间，四口之家的尼基京享有左侧的3个房间。亚历山大·图尔金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在彼尔姆的地下活动时期，曾是斯维尔德洛夫的战友。像全家人一样，亚历山大也在莫托韦利哈钢铁厂工作，还是当地报纸的记者，又在地区法庭担任法官。1936年，他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入狱。他的妻子也是该厂工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将他的罪行认作“已获证明的事实”。维拉的母亲非常强势，掌管图尔金家的一切，也认为亚历山大有罪。她从客厅的全家福照片上挖掉他的脸，并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敌人，就必须将他清除出去。”维拉在事故中受伤（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无权享受病假），遂被莫托韦利哈钢铁厂解雇，她能找到的唯一工作是在街头报亭卖报。维拉的弟弟妹妹也遭到工厂辞退。其时，妹妹瓦利娅已经怀孕，其丈夫立即抛弃了她，并以政治理由获得离婚批准。家里入不敷出，挣扎于贫穷困苦的深渊，从来都填不饱肚子。据维拉的女儿说，最难承受的还是朋友和邻居的排斥：
位于彼尔姆的图尔金家和尼基京家的公寓格局图
大家都怕我们，害怕与我们交谈，甚至不愿靠近，好像我们身上有瘟疫，会传染给他们……我们的邻居避开我们，禁止他们的孩子与我们一起玩……在1936年[亚历山大被捕时]，还没有人谈及“人民公敌”——只是保持缄默。到1937年，每个人都把我们叫做“人民公敌”。
尼基京一家也嫌弃自己的邻居。阿纳托利·尼基京在莫托韦利哈钢铁厂担任资深会计，也许是害怕被解雇，便与图尔金家庭断绝一切交往。两家曾在共用厨房一起进餐，两家孩子曾在院子里一起玩耍。现在，他们则各管各家，声气不通。尼基京甚至写信给苏维埃，背弃老邻居，因此而获得奖励，分得原属图尔金家的一个房间。为了腾出这个房间，瓦利娅和婴儿只好搬进弟弟和母亲共用的隔壁房间。阿纳托利的妹妹搬入瓦利娅的房间，重开了一道门，与自己家这边的公寓相通。(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