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西普于1937年7月被捕，皮亚特尼茨基一家承受了同样的排斥。他们被逐出自己的公寓，几乎都没有糊口的钱。朱莉娅转而求助于党内的老朋友，首先找上了奥西普近30年的朋友阿隆·索尔茨。朱莉娅去敲他家的门，被他的管家告知：“他很害怕，如果看到你在这里，他就会把我撵走。他要我告诉你，他不认识你。”朱莉娅然后去找1917年以来的熟人采采利娅·博布罗夫斯卡娅，她也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起初，她也拒绝，后来同意让朱莉娅进去“谈几分钟”，因为她马上就要去上班。她不愿听朱莉娅的故事，只含泪告诉她：“直接去找有关当局，找叶若夫。不要再去找你的同志，没人会帮你，也没人能帮你。”几天后，朱莉娅在地铁站遇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维克托·诺根的遗孀：“她看看我，一言不发……然后拉佩夫——与皮亚特尼茨基很熟稔的铁路员工——走进车厢，看到我，马上转过身子，脸朝反方向，一路上都是如此。”朱莉娅的儿子伊戈尔和弗拉基米尔，同样遭受了朋友们的遗弃。弗拉基米尔最要好的朋友叶夫根尼·洛吉诺夫也不再去他家——他父亲是斯大林的秘书。事实上，没人再上门。弗拉基米尔在学校里变成受众人欺凌的对象。他回忆：“他们嘲笑我，把我叫做人民公敌，还偷我的东西，诸如书籍和衣服，因为他们知道我不能保护自己。”朱莉娅处在隔离之中，遭到所有朋友的背弃，她开始反思人类关系的脆弱，在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这些日子，人际关系多么可怕啊！我相信，如果有人表示友好，或显示一下友好或“同志”的姿态，都不是出于人情或好心，而是出于物质利益或其他私念。大家都知道，我们失去了一切，没有住的，没有吃的，但没人愿意伸出一个相助的手指。我们正在慢慢死去，但无人问津。(506)
如艾莱娜·邦纳所发现的，即使是亲戚，也会嫌弃“人民公敌”的家庭。阿列克谢·叶夫谢耶夫和妻子纳塔利娅是活跃的共产党人。阿列克谢是一名医生，在性病方面担任红军的高级顾问，纳塔利娅是远东木材托拉斯的经济学家。他们和女儿安吉丽娜一起住在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1937年，阿列克谢和纳塔利娅被开除出党（阿列克谢与瓦西里·布柳赫尔元帅有牵连，后者的远东军是清洗的主要对象，其在中国的化名为加伦将军）。当时15岁的安吉丽娜记得父亲被开除出党后回家的情景：
他魂飞魄散，回到家，战战兢兢地说：“他们会来抓我。”我只是一个15岁的蠢姑娘，顺口回答：“如果你被捕，这意味着它是必需的。”因为父亲以前总对我说：“如果他们被捕，这意味着它是必需的。”我的这句话一生都回荡在我的耳畔：“它是必需的。”但我实在弄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阿列克谢于6月1日被捕，被裁定参与了“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法西斯阴谋”（1938年3月在哈巴罗夫斯克遭枪决）。他被捕后，纳塔利娅和安吉丽娜被逐出自己的公寓。纳塔利娅害怕自己被捕，赶紧带着安吉丽娜逃至莫斯科，希望把女儿留给娘家的亲属。15岁的安吉丽娜面临一个危险：一旦母亲被捕，她就有可能被送去孤儿院。但纳塔利娅的亲戚中没人愿意帮忙，他们都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纳塔利娅的妹妹是共青团积极分子，被问及能否收留安吉丽娜时说：“让苏维埃政权把她养大吧，我们不需要她。”纳塔利娅的妈妈更为敌视，当面告诉她的外孙女：“我恨你的父亲，他是人民公敌。我也恨你。”好几天，纳塔利娅和女儿只能睡在公园长凳上。到最后，阿列克谢在莫斯科大学学医时的老朋友安德烈·格里加洛夫和妻子收留了她俩。格里加洛夫一家冒着极大的风险将安吉丽娜藏在自己的共用公寓——离克里姆林宫仅一箭之遥。安吉丽娜没有在苏维埃首都的居住护照，但共用公寓的邻居（其中有莫洛托夫的嫂子）都视而不见：因为最好还是与医生为邻。纳塔利娅把女儿留在莫斯科，自己返回哈巴罗夫斯克，几星期后被捕。(507)
1937年，古尔契拉·塔吉罗娃和孩子们（中间是列泽达）。这张照片是在萨拉普尔镇照相馆拍的，寄给了监狱中的沙姆苏瓦利
沙姆苏瓦利和古尔契拉·塔吉罗夫夫妇在巴尔达的鞑靼地区担任教师——该地位于彼尔姆的西南部，相隔140公里。沙姆苏瓦利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曾在建立阿克巴什村的集体农庄中发挥主导作用。他作为穆斯林民族主义者被捕于1936年（枪决于1938年），同时遭殃的还有34位巴尔达地区的鞑靼教师和宗教领袖。古尔契拉只得独自抚养6个孩子，老大11岁，老幺才出世几个星期。她是村里少数有文化的人之一（懂得鞑靼文和俄文），所以颇受村民的尊重，获得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家人。前来执行逮捕的警察，为逮捕像塔吉罗夫那样的好人而满怀悔恨，主动帮助古尔契拉一家。他送来牛奶，或让孩子们去他家吃饭。他每星期为古尔契拉和囚禁在巴尔达的沙姆苏瓦利传递一次邮件，自己也给沙姆苏瓦利写信：“请原谅我，我别无选择。他们强迫我执行逮捕，我知道你是无辜的。我现在要赎回我的罪，帮助你的家人。”古尔契拉继续在阿克巴什村小学担任教师，只是她教的课经常有内务人民委员会人员的监视，审查她说的话中有无穆斯林民族主义的色彩。
1937年，由于村苏维埃主席的举报，古尔契拉和6个孩子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全部家当放在一辆马车上，他们走了20公里，来到沙姆苏瓦利的母亲及其长子住的叶克舍尔村。他们有一栋两层楼的大房子，尚有空置的房间。沙姆苏瓦利的母亲受过教育，笃信宗教，房内摆满书籍，但拒绝收容他们。她在儿子被捕一事上责怪古尔契拉，她已听到儿媳妇与那位警察的谣言，也许在怀疑古尔契拉参与了沙姆苏瓦利被捕之事。古尔契拉的女儿列泽达认为，父亲的亲属担心古尔契拉是“人民公敌”，对丈夫的被捕负有责任，还有可能危及亲属。沙姆苏瓦利的母亲告诉古尔契拉，她的房子已经住满，不能让她搬进去，甚至不愿向长途跋涉之后的孩子们提供食物。当天晚上，沙姆苏瓦利的弟弟全家搬进二楼的房间（他是一个商人，正在搬家，刚好卖掉自己在阿克巴什的房子）。受到婆家的拒绝后，古尔契拉和孩子们只好向一名集体农庄工人租得一个村边房间。沙姆苏瓦利的母亲曾来看望过一次，抱怨孩子太吵并从此再没出现。古尔契拉和孩子们在叶克舍尔村一共住了15年，很少看到拒绝往来的塔吉罗夫一家。古尔契拉回忆：“最痛苦的是看到他们走过我们的街道——肯定没人在监听——仍然不跟我们说话，甚至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古尔契拉的孩子们与他们的堂兄弟，在同一村庄一起长大，但很少相处。列泽达回忆：“我们和他们一起上学，但从没在一起玩，也从没去过他们的家。他们对我们总是很冷淡，我们也以牙还牙。”(508)
恐惧诱发出人身上最糟糕的东西。但也有同事、朋友、邻居甚至陌生人，甘冒极大的风险，以非凡的善良帮助“人民公敌”的家人。他们收留孩子，提供食物和金钱，安顿被赶出家门的人。还有布尔什维克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怜悯受害者的家人，尽力协助他们：或警告将临的危险，或帮助查寻被捕的亲人的下落。(509)
1937年3月，建筑师米哈伊尔·斯特罗伊科夫，在流放地阿尔汉格尔斯克再次被捕。他的妻子艾莱娜和10岁的女儿朱莉娅，获得了家庭老朋友康斯坦丁·阿尔采乌洛夫的收留。康斯坦丁自己也属流放者，带着妻子塔蒂亚娜和10岁的儿子奥列格，住在莫斯科西南方向的莫扎伊斯克镇，与莫斯科相隔100公里。他从小学的是艺术，被捕之前曾在苏维埃空军担任飞行员，此时在莫扎伊斯克无法找到工作。所以，全靠在莫扎伊斯克任教的塔蒂亚娜支撑两个家庭。朱莉娅回忆：“为了不让我们忍饥挨饿，他们卖掉一切财物。收留我们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母亲外出寻找工作，朱莉娅就由阿尔采乌洛夫照看。1937年11月，康斯坦丁受邻居的举报，说他窝藏“人民公敌”的女儿，再次被捕，监禁一段时间后被枪决。他的妻子塔蒂亚娜继续庇护朱莉娅，但小心翼翼，不让恶毒的邻居知道。最终在1938年，塔蒂亚娜把朱莉娅悄悄带去莫斯科，康斯坦丁在那里的朋友同意暂时代为照料，直到她母亲找到工作。艾莱娜那年夏天去接她，把她带到莫斯科以北的小镇普什季诺。康斯坦丁的关系帮她在莫斯科艺术家委员会找到了工作，负责制作苏维埃领导人的画像。艾莱娜最终成为苏维埃领导人的重要肖像画家之一。对这位“人民公敌”的妻子来说，这真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510)
奥列格·柳波琴科的父亲是一名乌克兰记者，被捕于1934年，枪决于1937年。住在基辅的奥列格和母亲维拉遭到流放，最后来到莫斯科西南部的小镇马洛亚罗斯拉维茨。他们虽然没有莫斯科的居住护照，却经常去阿尔巴特地区的共用公寓。维拉的家庭曾是梁赞知名的地主，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住在那个共用公寓，况且，维拉的妹妹一直都没离开。从1936到1941年，奥列格和母亲非法住在那里。共用公寓的其他居民都很配合，尽管这也可算作窝藏非法流民，具有被逐或被捕的风险。寓长是一名老契卡，名叫克拉夫蒂娅·科伊丘娜，她对此尤表支持。内战结束时，最开始邀请维拉家人住入该公寓的就是她。其时，她从梁赞来到莫斯科，在街上遇到维拉家人。她在梁赞时就认识奥列格的父亲，知道他被枪决是一桩冤案。她曾是契卡，熟悉他们的做法，她常说：“我们有法律，但没有合法性。”居民委员会主席是一名积极的共产主义者，但也有恻隐之心。她很清楚，共用公寓里住有非法居民。奥列格回忆，他或母亲偶尔走进庭院，或是该主席偶然看见他们从侧门进来，她都会“以严肃的表情，将目光移开，似乎在尽量回避我们”。(511)阿尔巴特的住宅区是首都的显赫地区，深受大恐怖的冲击，却有不少非法居民。
伊利亚·斯拉温于1937年11月被捕，妻子埃斯菲莉和女儿依达被逐出他们在列宁格勒苏维埃大楼的三室公寓，搬进一个共用公寓的小房间，仅8平方米，没有水电，位于列宁格勒的偏远郊区。5个月后，埃斯菲莉也被关入克列斯蒂监狱，判处8年，前往专为祖国叛徒的妻子而设的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ALZhIR），位于哈萨克斯坦。16岁的依达曾是教授的女儿，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现在突然要自生自灭。她回忆道：“我对日常生活的琐事全然措手不及，不知道面包价格或如何洗衣。”依达在列宁格勒没有亲属，无法养活自己，甚至支付不起房租。最后救了她的是同学和他们的父母，他们轮流收容她，每次仅持续几天（如果时间偏长，邻居就会起疑，就会举报他们窝藏“人民公敌”的女儿）。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额外的住宿和食物确是实实在在的负担。对依达来说，这种援助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他们不仅给了我食物和住宿，更提供了我生存下去所必需的精神支持。”
依达学习努力，力争通过考试进入十年级。那是中学的最高年级，读完就可申请高等学院。她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一份清洁工作来支付小房间的租金。每天，上学的通勤时间是3小时，做清洁工作的通勤时间是1小时。每周两个晚上，她还在监狱前排队，试图找出父母关在何处、是否还活着。
帮助依达的还有她学校的校长克拉夫蒂娅·阿列克谢耶娃。她是颇受尊敬的老党员，一直在学校里抵制党的清洗，尽一切可能悄悄保护那些父母已被定为“人民公敌”的孩子。譬如，她组织了寄宿制度，所挽救的不止是依达，还有许多其他孤儿。有一次，阿列克谢耶娃勇敢地驳回共青团要开除一名15岁女孩团籍的决定，因为她“没有揭发”自己作为“人民公敌”被捕的母亲。依达回忆，克拉夫蒂娅选择了一个相对简洁的战术。斯大林有一条著名的“指示”：“儿子无须为父亲负责。”[4]她在遵循该指示时，故意显得“天真”而“迂腐”。
我们学校里有许多孩子，其父母遭到了逮捕。多亏了克拉夫蒂娅，没人被开除。没有发生在其他学校的那些可怕的会议——孩子在会上不得不背弃自己的父母……母亲被捕后，我去上学。克拉夫蒂娅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告诉我，我在学校的伙食费用将由家长委员会支付，直到学年的结束。她还建议我写信，以健康理由申请免于考试[从而使依达自动升入十年级]。我回答：“但是克拉夫蒂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我的身体很好。”她耸耸肩，微笑着向我眨眨眼。
依达获得考试的豁免，但生活仍然非常艰辛，多次濒临退学：
我考虑退学去找工作。克拉夫蒂娅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告诉我：“你父母将会回来——你必须相信这一点。如果你未能完成学业，让自己成为有用之人，他们将不会原谅你。”这激发了我继续求学的决心。(512)
依达最终成为一名教师。
依达·斯拉温娜不是唯一获得校长支持的孩子，她的同学艾莱娜·邦纳也获益匪浅。她的父母在1937年夏天被捕，艾莱娜晚上从事清洁工作，仍不足以支付学费（1938年在中学推出的新规定）。她决定离开学校，找一份全职工，再上不用付费的夜校。艾莱娜将申请表格交给阿列克谢耶娃，请求她的批准。
克拉夫蒂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拿过表格，读完后站起身，关上她办公室的门，然后轻声说：“你觉得我会收你的学费吗？去吧！”
为了获得免费资格，艾莱娜必须向党干部，即共青团组织者，提出申请。他的职责是“留心学生和教师的政治道德态度，把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吓得要死——俨然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代表”。邦纳吓得不敢提出申请，她的学费结果是某个人匿名付的——她相信是克拉夫蒂娅自己。艾莱娜回忆，她班上共有24名学生，父母遭到逮捕的倒有11名。
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但都不说，不希望引起注意，像正常孩子一样处世行事……我几乎可以肯定，另外10名学生都与我一起读完了十年级——都是我们校长救下的。(513)
对于像依达·斯拉温娜那样的孩子来说，在所有的职业当中，教师这一角色最为频繁地担当了他们的保护人，甚至是大救星。许多教师，特别是在斯拉温娜就读的精英学校，都曾接受旧知识分子人道主义的熏陶。依达回忆：“我们的老师中的大多数，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仁爱之心和自由的思想。”
我们的体育老师曾是沙皇军官，在内战中投入红色骑兵军的战斗。他能流利使用3种欧洲语言……我们有剧团和诗歌俱乐部，都是我们教师鼓励筹办的。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些活动让我们接触到“苏维埃教室”所没有提供的19世纪文学。我们的历史教师马努斯·诺德尔曼，既是精彩的说书人，又是历史的普及者。他不喜循规蹈矩，无论是想法，还是穿着，都有点古怪，趋向于波希米亚风格。他在上课时小心翼翼地避开当时历史课所必需的斯大林个人崇拜。他在1939年被捕。(514)
父母在1937年被捕时，斯韦特兰娜·切尔卡索娃只有8岁，与叔叔同住，在列宁格勒上学。她的老师维拉·叶利谢耶娃教导其他同学要善待斯韦特兰娜，因为她是“不幸人”（19世纪慈善机构的用词）。斯韦特兰娜回忆：
我们班上没有人民公敌——这是我的老师讲的。她还有心帮助那些父母消失的孩子，真是不少。例如，有个生活在大街上的男孩，总是脏兮兮的，没鞋没衣服，得不到任何照料。于是，她用自己的钱给他买了一件外套，把他带回家，帮他清洗。(515)
维拉·叶利谢耶娃被捕于1938年。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也曾受到学校教师的善待，从1933年起，他的家人流放至乔尔莫兹镇。他的物理教师拿出自己的钱让他买午餐，因为他家里负担不起。德米特里想要表示感谢，但她把钱塞入他手里时将手指放在嘴上，以示不要出声。她不想让人知道自己一直在帮助“人民公敌”的儿子，以免自找麻烦。德米特里回忆：
一句话都没有，我从没机会向她道谢。她会在餐厅的外面等我，塞给我3个卢布。我走过时，她也许会低声说上一言二语——鼓励我的话——仅此而已。我从没跟她讲过话，她也没跟我真正交谈过，但我心中充满了极大的感激，她能心领神会。(516)
伊娜·盖斯特的学校（第19学校）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靠近苏维埃领导人居住的河堤大楼，学校里有很多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的学生。如果他们在附近的莫斯科实验学校（MOPSh，很受布尔什维克精英的青睐）上学，就会在父母被捕之后，或遭到直截了当地开除，或被迫发表背弃的声明。但在盖斯特的学校，气氛决然不同，教师对自己的学生采取自由和保护的态度。父母1937年6月双双被捕后，伊娜回校开始新的学期，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告诉教师。伊娜解释，“我们从小长大，都在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学习”，担心也要像这位少年英雄一样，揭发自己的父母。但是，当她最后鼓起勇气坦陈一切时，老师只是说：“好吧，那又怎么样？现在让我们去上课。”伊娜的父亲是备受瞩目的布哈林公审中的被告之一，但她的老师也不在乎。学费制推行之后，她的老师掏出自己的薪水帮她代付（同校的奥西普的幼子弗拉基米尔，获得了另一位教师的资助）。由于有这一批勇敢的教师，第19学校成了“人民公敌”子女的安全港。其他孩子也受到鼓励，保护自己的同学。伊娜忆起一件事，涉及她班上最恶劣的男孩（他是父母从孤儿院领养的，伴有严重的行为缺陷）。那个男孩编制一份名单，列出班级中的25名“托派分子”（即“人民公敌”的孩子），贴在教室墙壁上，结果反而受到班上所有其他孩子的攻击。伊娜还记得一起与图哈切夫斯基公审有关的事件。其时，苏维埃学校奉命从教科书上清除这名“人民公敌”的相片。盖斯特的学校则有不同的对策：
有些男孩已在丑化课本里图哈切夫斯基的相片，或添上八字须，或加上一对牛角。我们的老师拉希尔·格里加洛夫娜说：“我已告诉女生，现在再告诉你们男生。我给你们每人一张纸，贴到书上，整整齐齐的，盖住图哈切夫斯基的脸，但一定要小心。今天，他可能是坏人，是人民公敌。但到了明天，他和其他人可能又会回来，被我们重新当做好人。到那时，你只要掀起这张纸，一点也不会损坏他的脸。”(517)
六
1937年10月14日，索菲亚·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在黑海度假胜地苏呼米镇被捕。当时，她还不知道丈夫弗拉基米尔已于3天前在莫斯科被捕。弗拉基米尔是索菲亚的第二任丈夫，而索菲亚也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夫妇俩1927年在布拉格相遇。其时，弗拉基米尔是苏维埃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后来改任驻波兰大使和驻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总领事）。他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曾在1917年10月领导向冬宫发起的强攻。1937年，弗拉基米尔被召回莫斯科，改任司法人民委员。其时，夫妇俩依然非常相爱，现在索菲亚的被捕似乎改写了一切。她被带回莫斯科，在牢房中给弗拉基米尔写信，乞求他相信自己是无辜的。但索菲亚有所不知，读到此信的弗拉基米尔，已身陷莫斯科的另一间牢房。
[莫斯科]，16/X. 监狱。
1936年，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与妻子索菲亚（右）及继女瓦伦蒂娜（瓦莉奇卡）
亲爱的，不知你能否收到此信。不知何故，我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我们总是说，如果有人在我们国家被捕，一定是有充分理由和确凿罪证的——总归是有理由的，你还记得吗？毫无疑问，我的案件中也会有理由，但我被蒙在鼓里。我知道的一切，你都知道，因为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琴瑟和谐。无论发生什么，我将永远感谢我们见面的那天。我生活在你的光环之下，并为之而感到骄傲。在过去3天中，我一直在回顾自己的一生，为死亡做好准备。我想不出任何东西（除了将人与“天使”区分的普遍缺陷）可被视作犯罪，无论是与他人的关系，还是与我们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我的想法和你的完全一致——对我们的党和国家，还有人比你更敬业吗？你深知我的心，知道我的行为、思想、文字的真谛。我入狱这一现实，无疑表明我已经有了错——但我不知道……我不能忍受你不再信任我的念头……它蚕食我已整整3天，在我脑子里灼烧不已。我知道，你不能容忍一切不诚实。即使是你，也有可能弄错。似乎，列宁也有失误。所以，当我说没做错事时，请相信我。我的爱人，相信我……还有一件事，现在是瓦莉奇卡[索菲亚第一次婚姻的女儿]申请加入共青团的时候，这无疑会造成障碍。她会把母亲当做一个坏蛋，每念及此，我的心就充满悲伤。我处境中最恐惧的，是人们不再相信我，我无法如此生存下去……我向我爱的每一个人请求宽恕，因为我带来了这些不幸……原谅我，我的爱人。我真想知道你仍愿意相信和原谅我！你的索菲亚。(518)
大恐怖破坏了凝聚家庭的信任。妻子怀疑丈夫，丈夫怀疑妻子。在各种家庭关系中，率先断裂的通常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纽带。20世纪30年代的孩子，从小学习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英雄榜样，接受谆谆教诲，笃信斯大林、苏维埃政府及苏维埃报刊上读到的每一个字，即使这些文章将自己的父母称作“人民公敌”。孩子一直在承受来自学校、少先队、共青团的压力，一定要背弃被捕的亲人，否则就会在教育和事业中自食其果。
列夫·采尔莫拉夫斯基18岁那年，即1938年，他父亲——曾是突击工人和军事工程师——在列宁格勒被捕。他自己是共青团员和见习飞行员，一直梦想加入红军。父亲被捕后，列夫没有经受审判就作为“社会异己分子”，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奇姆肯特城。他在当地的工厂上班，母亲和两个姐姐住在500公里之外的卡扎林斯克地区。1938年9月，列夫写信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背弃自己的父亲，同时呼吁废除儿子因父亲的罪行而受惩罚的原则：
关于我父亲的几句话。母亲告诉我，他作为反抗者，被流放去了北方劳改营。我本人从不相信，因为我亲耳听到他曾告诉他的姐妹他与白军在北方的浴血奋战。他还告诉我们自己以前的战功。基洛夫遭到暗杀时，他哭了……这也许是很聪明的伪装。好几次，他倒是告诉过我，曾去过华沙……我想，父亲应有机会为自己作出解释，但我不愿承受他所铸成的耻辱。我想在红军服务，成为一名享有平等权利的苏维埃公民。我觉得，自己一直在苏维埃学校接受苏维埃精神的教育，配得上这一称号。因此，我的思想显然完全不同于他的。但我必须携带异己分子的证件，这太令人心碎了。(519)
父亲和叔叔——都是哈尔科夫的工人——在1937年被捕时，安娜·克里夫科才18岁。她遭到哈尔科夫大学开除，又作为异己分子被共青团踢出。她到处寻找工作，以供养母亲、外祖母和尚是婴儿的妹妹。她在养猪场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遭到解雇，因为他们发现了她父亲的被捕。之后，她就一直找不到其他就业机会。1938年1月，安娜写信给苏维埃副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委员弗拉斯·丘巴尔，与自己的父亲断绝关系，恳求丘巴尔帮助她的家人。安娜扬言，如果不能在苏联过上正常生活，就要杀死妹妹和自己。安娜的背弃信颇为极端，因为她极想证明她是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值得救赎。也有可能，她确实憎恨自己的父亲给家人带来这么多灾难：
我不知道我父亲和他兄弟被控何罪，或判刑多久。我只是感到羞愧，也不想弄清。我绝对相信，无产阶级法庭是公正的。如果他们被判了刑，那就意味着他们是罪有应得。对父亲，我没有作为女儿的感情。对祖国、教育我的共青团，以及共产党，我有苏维埃公民更高层次的义务。我全心全意支持法庭的决定，那是1.7亿无产者的声音，我为它的判决感到欢欣鼓舞。我父亲自己承认，曾被征入邓尼金的军队，在1919年担任白军卫兵3个月，为此在1929年被判刑两年半[在劳改营]。这是我所知道的全部……如果察觉到他反苏维埃的任何举措——尽管他是我的父亲——我也会向内务人民委员会揭发，没有片刻的犹豫。丘巴尔同志！请相信我。称他为父亲，我都感到非常羞愧。人民公敌不配做我的父亲，只有教我无情憎恨全体恶棍和敌人的人民，才能承当这种称号。我满怀希望，无产阶级、列宁的共青团、列宁和斯大林的党，将取代我的父亲，把我当做他们真正的女儿，在人生道路上为我指引方向。(520)
有些家长在被捕后，鼓励孩子背弃自己，以免危及他们在社会或事业上的前途。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1937年在喀山监狱遇见一位名叫丽莎的女子——她在革命之前的圣彼得堡长大，童年基本上都是在大街上度过的，因为母亲行乞为生。1917年之后，丽莎在工厂上班，入党，嫁给工厂管理委员会一名布尔什维克官员。他们的生活舒适，培养两个女儿成为模范少先队员，大的叫卓娅，小的叫列娅列娅。丽莎告诉奥莉加：“有时，我们在工厂安排儿童之晨的活动。”
我们的小妞妞卓娅身穿丝绸连衣裙，颈系少先队红领巾，站起来引吭高歌。我丈夫对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我们卓娅更棒的女孩了。她长大后将成为一名人民艺术家。”我随即会想起自己童年时挨家挨户的乞讨日子……我热爱我们的苏维埃政府，愿为它献出我的生命。
丽莎的丈夫作为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被捕。（丽莎说：“如果我早知道他背叛了列宁，我会用自己的双手掐死他。”）不久，她自己也被捕。有一天，丽莎收到卓娅的来信。其时，丽莎正好在给卓娅写信，那天恰好是囚犯获准写信的周六。
亲爱的妈妈，我现在15岁了，计划加入共青团，我想知道你是否有罪。我一直在想，你怎么可以背叛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毕竟，我们过得很好，你和爸爸都是工人。我记得，我们生活得不错，你为我们做丝绸连衣裙，买糖果。你真的拿了“他们”[人民公敌]的钱？假如你当初只让我们穿棉布裙，岂不更好。但也许，你根本就是无辜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会加入共青团，并将因为你的遭遇而永远不会原谅他们。如果你确实有罪，我不会再写信给你，因为我爱我们的苏维埃政府，恨它的敌人。如果你是其中一员，我也会恨你。妈妈，告诉我真相。我宁可你是无辜的，我就不想加入共青团了。你不开心的女儿，卓娅。
为了给卓娅写信，丽莎已用掉配给的4页信纸中的3页。她思忖片刻，然后以大写字母在最后一页上写下：
卓娅，你是正确的。我有罪。加入共青团。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祝你和列娅列娅快乐。母亲。
丽莎让奥莉加看那些信件，然后头撞桌子，哽咽着说：“让她恨我好了，没有共青团，那她怎么活呀——异己分子？她会恨苏维埃政权的。还是让她恨我吧。”奥莉加回忆，自那以后，丽莎“再也不谈自己的女儿，也不再收到来信”。(521)
就许多孩子而言，亲人的被捕引起种种疑问。他们作为“苏维埃儿童”所笃信的原则，突然与他们对自己亲人的了解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父亲作为“托洛茨基分子”被捕时，维拉·图尔金娜都不知道相信什么好。父亲在彼尔姆是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母亲和外祖母都相信了他有罪，苏维埃报刊也在登载他的犯罪活动。无论走到哪里，维拉都会听到人们在嘀咕她这个“人民公敌”的女儿。维拉回忆：“父亲成了奇耻大辱的根源。”
人们对我说，如果他被捕，一定是做了坏事。大家都说：“无风不起浪。”母亲前往内务人民委员会办事处询问父亲的案情，他们回答：“等着瞧吧，他会坦白一切的。”我也设想他有罪，不然，我还能信什么呢？(522)
埃尔加·托尔钦斯卡娅是苏维埃的模范学生，热爱斯大林，崇拜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坚信有关“间谍”与“敌人”的一切宣传。虽然父亲于1937年10月被捕，她仍信念不改。父亲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日益不满斯大林的政策，但从不与女儿谈及自己的政治观点。在列宁格勒托尔钦斯基的家中，像许多其他家庭一样，在孩子面前从来不谈政治。因此，埃尔加对大规模逮捕的理解，全部来自她在学校里学到的——没有其他途径来了解父亲被捕的原因，也无法来质疑它的发生。1938年，埃尔加的两个叔叔也被拘捕。其中一位1939年从劳改营返回，向埃尔加透露自己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手中所承受的酷刑。但这仍不能动摇她的信念：如果有人被捕，一定是“由于他的所作所为”。1939年，到了16岁，她在共青团的申请表格中老实填写父亲是“人民公敌”，但谎称他已与母亲离婚，这是某种程度的背弃。埃尔加现在承认，她当时非常困惑，不敢存有任何怀疑，对父亲的背弃只是出于无知。“我们都成了僵尸——这是我的想法。我的上帝，我们只是小女孩，一直接受共青团的教育，笃信我们被告知的一切。”(523)
哑巴吃黄连，加上新闻或信息的缺乏，都加剧了家人的焦灼不安。亲人没有被捕之人的消息，没有证明清白的证据，也就寻觅不到救命稻草来抗衡公众的有罪推定。
尼娜·科斯特利娜是老布尔什维克的女儿，有一个模范的苏维埃童年，1936年底加入共青团。其时，大恐怖的第一波震撼已开始触及她的政治意识。等到伯伯被捕，尼娜便想弄明白个中的缘由。她在1937年3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
发生了可怕且难以理解的事件。他们说，米沙伯伯牵涉于某种反革命组织。这是怎么回事呀？米沙伯伯——自革命第一天起，他就是党员——突然变成了人民公敌！
她家的房东被捕后，尼娜思忖，如果逮捕发生在家里，自己会作何种反应：
发生了怪事。我思索再三，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父亲也是托洛茨基分子，成为国家的敌人，我不会为他感到遗憾！我虽这样写，但（我承认）仍心存疑惑。
1937年12月，尼娜的父亲也被开除党籍并解除官职，他估计自己的逮捕即将到来，便写信提醒尼娜：“你必须确信，你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坏蛋……从未以肮脏或卑鄙的行止来玷污自己的名誉”，此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父亲最终被捕于1938年9月，尼娜虽陷入迷茫和绝望，但仍坚守父亲是清白的这个信念。她在日记中写道：
9月7日
笼罩我生命的是如此不祥的黑暗。父亲的被捕又是如此沉重的打击……在此之前，我一直理直气壮，意气风发，但现在……现在艾哈梅特夫[一个同学]可以对我说：“我们成了不幸命运中的同志！”想想吧，我是如何鄙弃他以及他那托洛茨基分子的父亲。这个噩梦日夜折磨着我：父亲也是敌人吗？不，这不可能，我不相信！这是个可怕的错误！
尼娜的父亲在狱中度过两年，等待三人特别法庭的“审判”，最终作为“社会危险分子”被判处5年劳改。1940年11月，他写了第一封家书。尼娜读了美好的来信而深受感动，尽管有劳改营的艰辛，她仍能感受到父亲的精神、力量和热情。但母亲很恼火，只是问：“他是有罪还是无罪？如果是无辜的，为何不去上诉？”下一封来信有效地回答了母亲的疑问，尼娜的父亲写道：“关于我的案情，也毋庸多讲，根本都不能成立，只是一个肥皂泡，却吹得像一头大象。现在不是、过去不是、从来就不是的东西，叫我如何去反驳。”(524)
在一个家里，父亲和丈夫的角色的突然消失，给家人带来了巨大压力。妻子背弃被捕的丈夫，不是因为她们认为自己的配偶可能是“人民公敌”（这种想法可能存在），而是因为这样做，使生存下去比较容易，得以保护家人（许多丈夫为此而建议妻子背弃自己）。“人民公敌”的妻子承受国家的压力，要公开背弃自己的丈夫，不愿照办的，会面对严重后果。有些妇女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被送进劳改营，或带上孩子，或与孩子分离。其他的被赶出家园，遭到解雇，丧失口粮和公民权利。经济压力也在发挥作用：工资停发、储蓄冻结、房租提高。离婚费用通常是500卢布，为了鼓励妇女背弃丈夫，与囚犯离婚的费用降至只需3个卢布（相当于食堂的一顿饭钱）。(525)
顶住这些压力，站在丈夫一边，光凭一点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非凡的韧性。瓦西里·杜达列夫被捕于1937年，其时，他与伊琳娜的婚姻已持续约15年。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们相遇于斯摩棱斯克，一起接受教师的训练。瓦西里是内战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后成为奥廖尔城的资深党干部。1933年，他被调去罗斯托夫附近的亚速镇——靠近顿河入海处，担任当地的党主管。伊琳娜在针织厂工作，不热衷政治，但出于对瓦西里的爱而入党，变成了“党的妻子”。瓦西里被捕后，伊琳娜到处找他——不单是在监狱里找，还会去30公里之外的罗斯托夫和巴塔伊斯克的铁路站。每个星期日的晚上，都有满载囚犯的火车驶向劳改营：
我会走在火车旁的轨道上，希望找到丈夫，让他带点生活用品上路。我看到很多列火车，结满冰霜的货车都已钉牢，甚至顶部的窗口也全以金属条封死，只留下小小的缝隙。从货车厢的内部，我能听到低沉的嗡嗡声。我一边沿着火车走，一边喊叫：“有杜达列夫吗？”嗡嗡声消失了，有时会有答复：“没有”……后来有一天，有个声音回答：“杜达列夫吗？有的。”这是一名火车警卫……我拿出准备好的干净衣服，装入一个小包，交给警卫。他让我写一张纸条，说是“公事公办”。我很高兴，瓦西里现在知道了，我在找他、想他。我一直很害怕，如果没有消息，他会以为我已将他背弃……我在纸条上列出交给警卫的东西，并签署：“我很好，吻你。”几分钟后，警卫把包和纸条还我，纸条的背面已写上瓦西里的笔迹：“都已收到，谢谢。”
伊琳娜从不怀疑丈夫的清白。内务人民委员会多次传唤她，向她提供犯罪活动的“证据”，要她检举揭发，否则就要予以拘捕，但她每次都表示拒绝。伊琳娜还记得一次工厂的党员会议，她被要求揭露丈夫的反国家罪行。在类似的情况下，大多数妻子只会声称自己从不知悉丈夫的罪行，但伊琳娜却勇敢地否认丈夫犯了罪：
我独自坐在会议桌的一端，其他人坐在另一端，挤在党干部的周围，没人跟我说话。一位书记通报说，杜达列夫作为人民公敌已经被捕，现在要决定我的命运。党员逐一发言，除了口号，他们没什么好说的。在我的问题上，也没说什么，只指责我欺骗党。他们要我坦白丈夫的罪行，并解释为何要隐瞒，但没人朝我看。我试图保持冷静，字斟句酌，只作简洁的回答。我说，与丈夫住在一起，已超过15年，只知道他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入党就是由于他的影响；我从不相信他参与了任何坏事。这引起很多人的轻声低语，有人喊道：“但他已经被捕！”仿佛这就是有罪的证据。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试图说服我站出来揭发杜达列夫的罪行，以履行一名党员的职责，但没人敢于说出对他的指控……只是一再要我揭发杜达列夫为人民公敌。但每一次，我都予以拒绝。
伊琳娜被开除党籍，失去工厂管理委员会的职位，转到会计部门，从事收入微薄的工作。几天后，镇苏维埃向她的公寓征收大笔税款，所给的解释是，她和丈夫几年来使用了“额外的生存空间”，这是欠下的差额。1938年7月，伊琳娜因“未能检举丈夫的敌对活动”而被捕。同年12月她被释放，得以返回斯摩棱斯克。(526)杜达列夫于1937年被枪决。[5]
丈夫被捕后，朱莉娅·皮亚特尼茨卡娅也不知道相信什么好。她愿意想到他的好，但奥西普留下的烂摊子让她耿耿于怀——儿子们也有同感——他给家人带来了不幸。16岁的伊戈尔觉得父亲对不起他，父亲的被捕使他承受了共青团朋友的排斥。12岁的弗拉基米尔指责父亲摧毁了他加入红军的梦想。朱莉娅在日记中写道：“沃尔卡[弗拉基米尔]对父亲深恶痛绝，也为伊戈尔感到惋惜。”弗拉基米尔以前的朋友，现在反而要欺负他。他在学校经常遇上麻烦，更震惊于少先队的一次冲突：少先队队长询问他父亲的情形，因弗拉基米尔拒答而当众宣布：“你父亲是人民公敌，怎么确定你与他的关系，就是你的责任。”
朱莉娅和弗拉基米尔之间不断发生争吵。有一次，母亲拒绝写信给叶若夫，以索回内务人民委员会抄家时带走的玩具枪和军事书籍，弗拉基米尔因此而大发脾气。他气愤地说：“这真是一个耻辱，至今还没枪毙爸爸，他已是一个人民公敌。”另一次，他从学校回家，得了一个很差的分数，朱莉娅发了脾气，当场咒骂他。她在日记上写，她告诉他：“他的不良行为显示，他就是人民公敌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一边大哭，一边回答：“我生而为敌人的儿子，那是我的错吗？我不要你做我的母亲了，我要去孤儿院。”朱莉娅威胁他，只让他吃块面包就去睡觉。弗拉基米尔回答，他会“割断她的喉管”。结果，朱莉娅打了他两记耳光。(527)
朱莉娅已是黔驴技穷。她被逐出自己的公寓，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愈加怀疑自己的丈夫。朱莉娅问自己：“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皮亚特尼茨基到底是谁？”
1937年7月20日
……昨天傍晚，我想起了皮亚特尼茨基，心中充满了苦涩：他怎么会让我们陷入如此糟糕的境地？他与那些人一起工作，知道他们的方法，却没有预见到他们会逼迫我们忍受一生的折磨和饥饿……对皮亚特尼茨基怀恨在心，也是入情入理的。他让孩子受到摧残，失去本来就不多的全部钱财。但是，偷走我们所有东西的人，到底又是谁呢？现在的当局等同于随心所欲的恐怖——人人害怕。我都快要疯了，我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528)
整整6个月，朱莉娅在日记中进行自我审讯，试图弄明白自己的丈夫究竟是什么人。1938年2月7日被告知丈夫已受指控犯有间谍和反革命的罪行，朱莉娅便在日记中写道：
他到底是谁？如果他是一名职业革命家，如他自称的，也是我17年来所认为的，那么，他就是很不幸的人：他的周围都是特务和敌人，破坏他和很多其他人的工作，他却没看出来……但很显然，皮亚特尼茨基从来就不是一名职业革命家，而是一个职业歹徒和间谍。这解释了他为何如此封闭，如此严厉。很显然，他不是我们想象的人……我们大家——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529)
伊戈尔1938年2月9日被捕。两名士兵来抓人时，他还在学校的教室里，后来监禁在布提尔基监狱。朱莉娅因担心自己的儿子而陷入彻底的绝望。据弗拉基米尔说，她精神崩溃了——整天躺在床上，经常想到自杀。(530)唯一支撑她的是必须为儿子们而活的想法，她在日记中一再重复提及，已成了她的口头禅。她在3月9日写道：“最好还是去死，但我的沃尔卡和伊戈尔，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我是他们的一切，这意味着我必须活下去。”然而，朱莉娅有时感到如此沮丧，她能想象的唯一救赎就是断绝一切关系，甚至是与儿子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