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17日
昨晚，我想，已找到了解决方法，但不是自杀。由于我薄弱的意志和深刻的绝望，这原本是最简单最具吸引力的方法……现在改成这一种新的思路：孩子不是必要的，把沃尔卡交给国家，自己只为工作而活——持续不断地工作，停下来只是为了阅读，活得更贴近自然……冷漠以对任何人。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只投身于工作，再也没有会被带走的亲人。我为何要留住沃尔卡，于他何益？我已被埋在大山之下，无法享受正常人的生活，无法帮助沃尔卡。他想要活下去，想要朋友、阳光、温馨的家、有意义的生存，而我——只是反革命的妻子。(531)
朱莉娅一直在揣摩奥西普和伊戈尔被捕的原因。她不同于弗拉基米尔，无法把奥西普当做“人民公敌”，也恨不起来。她在日记中指出：“沃尔卡在折磨我，因为我无法憎恨皮亚特尼茨基。起初我还以为我终究会恨他的。但到头来，我还是有太多疑惑。”她尝试与弗拉基米尔讲道理，认为父亲“可能是无辜的，他们弄错了，父亲上了敌人的当”。(532)但朱莉娅相信“人民公敌”的存在，经常在日记中指出“可疑”人士，更对苏维埃法庭的公正深信不疑。她在布哈林公审时期坚信，枪毙“恶人”是很正确的。她在政治上很天真，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弄懂吞噬自己的现实。让布哈林充当摧毁她家的替罪羊，她欣然接受。布哈林和他的共同被告于1938年3月被处决，朱莉娅的评论是：“与党所承受的苦难相比，这些恶人所流的血实在是小小的代价。”
今天，他们会从地球上消失，但还不足以减轻我的仇恨。我愿给他们一个更为可怕的死法：在反革命分子博物馆里，为他们建立一个特殊的笼子，让大家来参观，怔怔地盯着他们……公民把他们当做动物一样围观，叫他们难以忍受。我们对他们的仇恨将永不休止。让他们看看，我们如何建设更美好的生活，如何联合起来，如何热爱我们的领袖，是那些不是叛徒的领袖。让他们看看，我们如何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而他们什么也不做，只是养肥自己，像动物一样，根本不配“人”的称号。
朱莉娅想象未来的“美好生活，只有诚实人才可生活和工作下去”，由此看到些许的曙光：
也许，伊戈尔会回家。皮亚特尼茨基嘛，也有可能——如果他是诚实的，当然是说，他没有牵涉这么多敌人犯下的罪行，没有疏于职责，没有上这些爬行动物的当。如果他的意图是诚实的，当然会回家。我多么想知道！皮亚特尼茨基——你会有罪吗？你不赞同党的总路线吗？你是否反对过领导人，哪怕其中的一位？假如我知道真相，我的生活将变得多么容易。至于伊戈尔，我想起了他父亲的话——“真金不怕火炼，经不起考验的，我们也不需要”。(533)
朱莉娅决定寄希望于真金不怕火炼，如果奥西普是无辜的，他也能幸存于大恐怖。
皮亚特尼茨基被囚禁在布提尔基监狱，也是他儿子身陷其中的监狱。1938年4月初，列夫·拉兹贡在一个拥挤的牢房与他相遇（建造时定为可供关押25人，其时关押67人）。拉兹贡看到一名“消瘦、佝偻的老头[皮亚特尼茨基当时56岁]，满脸创伤”。
他[皮亚特尼茨基]看到我在注视他的脸，便解释说，这些伤疤是审讯人的金属皮带扣所留下的。1937年的头几个月，我曾看到皮亚特尼茨基……现在站在我面前的他，与我以前见过的相比，判若两人，完全无法辨认。只有眼睛，仍保持同样的明亮和活力，只是变得更加悲哀，暴露了他在精神上所承受的巨大煎熬。
皮亚特尼茨基询问了拉兹贡的案情，以及如何受到牵连的。接下来，拉兹贡反问了他的情况：
他先是沉默，然后称，对自己的命运不抱幻想。他的案件即将结束，他已做好准备。他还告诉我，他们在审讯中如何无尽无休，如何严刑折磨，如何以死相逼，如何屈打成招。但还没说完，他们又来找他了。(534)
4月10日，皮亚特尼茨基被转移到列福尔托沃监狱，从4月12日到7月底的公审，每天晚上都接受系统地拷问。主要审讯人否认使用刑罚，声称皮亚特尼茨基表现得“冷静而克制，但有一次，因某种原因而变得烦躁，要求喝水，拿起水壶后，却用它猛击自己的头部”。(535)7月17日，奥西普与137名其他囚犯一起，接受最高苏维埃军事法庭的公审。他被指控为法西斯间谍团伙的首犯之一，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组成，潜伏在共产国际。叶若夫送交斯大林一份定罪人的名单，被克里姆林宫总统档案馆保存下来，名单顶端写有一行简短的手令：“枪毙所有的138人。约·斯[大林]。V. 莫洛托夫。”(536)
朱莉娅对此一无所知。她在布提尔基监狱外排队给儿子送包裹，甚至不知道皮亚特尼茨基也关押在此。越是听不到奥西普的消息，她就越难坚持他是无辜的。每个人都叫她忘记奥西普，只为自己和两个儿子着想。4月12日，即奥西普在列福尔托沃监狱开始重新受刑的那一夜，朱莉娅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受到一只猫的折磨。她认为这个梦很重要，怀疑儿子伊戈尔是否在布提尔基监狱遭受刑罚（在监狱外排队时曾听到其他妇女讲起类似的传闻）。有关伊戈尔受苦的想法改变了朱莉娅对奥西普的情感，她在日记中记录：
我的生活已变成无止境地陷落的漩涡。我以耳语与自己对话，对皮亚特尼察[皮亚特尼茨基]和伊戈尔的命运感到彻底的绝望，尤其是我那可怜的孩子。他的第17个春天是在悲惨、黑暗、肮脏的牢房中，与陌生人一起度过的。他是无辜的，这最重要。皮亚特尼茨基已经有过自己的生活——他没有辨认出周围的敌人，或自甘堕落了，这并不让人震惊，因为是他自己要投入政治的。但伊戈尔……(537)
已经帮不了奥西普的想法使朱莉娅下定决心，要尽一切可能来帮助尚有很长生命旅程的伊戈尔。她接受了丈夫有罪的可能，但不愿接受16岁的儿子也参与了犯罪。朱莉娅决定背弃丈夫，希望以此挽救儿子。
她拜访莫斯科的检察官办公室，被告知皮亚特尼茨基已犯了反对国家的重罪，便回答：“如果真是这样，他对我来说已毫无意义。”检察官建议朱莉娅开始新的生活。她回答，她很愿意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他鼓励她提出正式申请，并允诺会提供支持。朱莉娅把检察官看作自己的同情者：
我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也许流露了太多情感，这是我一直未能控制的——我感到，这个人还是可亲近的。他的任务很艰巨，但又是必需的。作为一个同志，我想表达对他的尊重。对那些从党内铲除蠢猪的同志，我更想给予精神上的支持。我再次强调：尽管自己要忍受痛苦，尽管无辜者可能被牺牲（希望我的伊戈尔不是其中之一），我一定要坚持原则，一定要维护纪律、保持耐心，一定要——绝对必须——找到做出积极贡献的途径。否则，人民中间便没有我的位置。
朱莉娅一旦决定抛弃丈夫，便开始想到他的坏，她在4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哦，我实在无法理解！如果真是这样，我就鄙视他，我恨他卑劣、懦弱的灵魂，我实在是无法理解！……哦，他扮演得多好！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何让自己陶醉于这些间谍、挑衅者、官僚的“温暖友情”之中。他肯定没有真正的朋友，基本上是个悲观者，从没向我敞开心扉……也许，他从不爱党，从未把党的利益放在心上？但我们呢，我和孩子，他到底在想什么啊？(538)
3个星期之后，伊戈尔被拽上三人特别法庭，被控以组织反革命学生组织——如此荒谬，以致特别法庭都不予受理，但还是以反苏维埃煽动的含糊不清的罪名，判处伊戈尔5年劳改。[6]朱莉娅在5月27日被告知儿子的判决结果，顿时变得歇斯底里，要求检察院逮捕自己：“如果他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当晚，朱莉娅反思一连串事件，探索对大恐怖的理解：
皮亚特尼茨基也许真是坏人，我们将因此变成他的陪葬品。但是，我既不知道皮亚特尼茨基到底是什么人，也不明白伊戈尔究竟犯了什么罪，真是死不瞑目啊。伊戈尔没做什么错事，为什么会被抓走？也许，他只是一名潜在的罪犯，因为他是人民公敌的儿子……也许，这只是对部分居民的强制征调，他们是国家不予信任的，却又能充作劳动力？我不懂，但听起来合乎逻辑。如果确是这样，伊戈尔和其同类再也不会回来。他们将为国家发挥有价值的作用，但不会回归正常生活。不管如何，遭到遗弃是非常可怕的——只得等待，不知所以。(539)
朱莉娅本人被捕于1938年10月27日，时年39岁。警方实施逮捕时，没收了她的日记，把它当做她和丈夫同谋反对政府的定罪证据。她被送去偏远的坎达拉克夏劳改营，位于摩尔曼斯克的远北地区。弗拉基米尔随她同行，事实上，他病得厉害，刚刚动过手术，是从病床上给带走的。在坎达拉克夏劳改营，朱莉娅出工，帮助建造附近的尼瓦-GES水电站；弗拉基米尔留在营房，由内务人民委员会一名狱警照看，每天喂食两次。过后不久，弗拉基米尔设法逃脱，溜回莫斯科。他借宿于学校朋友的住所，包括叶夫根尼·洛吉诺夫——其父亲在斯大林私人秘书处任职。早先，洛吉诺夫一家鄙弃皮亚特尼茨基一家，但现在有所改变，兴许是良心发现。弗拉基米尔在洛吉诺夫家待了3个月，有一天晚上，他偷听到洛吉诺夫家人的交谈，才知道叶夫根尼的父亲因收留自己而惹上了麻烦。弗拉基米尔不愿让他们为难，主动去莫斯科苏维埃投案，碰上的官员恰好是皮亚特尼茨基1917年10月的老战友，他先叫了三明治招待弗拉基米尔，之后才去报警。弗拉基米尔被带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拘留中心，位于古老的达尼洛夫修道院，“人民公敌”的孩子都是从那里被发配去苏联各地的孤儿院。(540)
1939年3月，朱莉娅受到3名尼瓦-GES的同事的举报。他们声称她曾说：丈夫的被捕是错误的，丈夫是无辜的，只是认为斯大林不宜担任无产阶级领袖。朱莉娅被裁定犯了反苏维埃煽动罪，判刑5年，被送去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劳改营。伊戈尔正巧也在同一劳改营，隶属于另一个工业部门。不知用了什么方法，朱莉娅得以与他见面。伊戈尔回忆：“我们一起度过了十分美好却又异常悲伤的一天。”最后，她只得悻悻而回[妇女营地]。朱莉娅体力不支，精神失常，根本承受不了劳改营的艰辛。她依然美丽，引起营地指挥官的垂涎（这也许可以解释她何以被允许探访伊戈尔），但她予以拒绝。指挥官恼羞成怒，把她送去大坝建设工地，充当体力劳动者，以示惩罚。她必须站在齐腰深的冷水中，每天挖泥16小时。她因此病倒，死于1940年冬天一个无法确定的时辰。
伊戈尔从劳改营获释后，在1958年接待了家庭老熟人吉娜。她也是卡拉干达劳改营的囚犯，在那里见过他的母亲。吉娜告诉伊戈尔，朱莉娅已死于劳改营医院，葬身于一个万人坑。1986年，已是80岁的吉娜再次来访，告诉伊戈尔，她上一次的消息并不全部属实，因为去世前的朱莉娅要她承诺，不得透露她临死的可怕细节（吉娜现在承认，当时自己也不敢袒露真相）。但最近，吉娜梦见了朱莉娅——在梦中问询伊戈尔的消息——视之为一个启示：她应将朱莉娅的最后遭遇告诉伊戈尔，她并没死于医院。1940年12月，吉娜去卡拉干达劳改营看望朱莉娅，但没人愿意透露她在哪里。最终，有个妇人手指草原上的羊圈，叫她去那里找。吉娜走进羊圈，羊群当中，躺在冰冻地面上的就是朱莉娅：
她快死了，浑身烧得发烫，颤抖不已。羊群站在她身边，像是在作警卫，但仍挡不住寒风和飞雪。我在她身边蹲下，她试图抬起身子，但没有力气。我拉起她的手，试图以我的呼吸给她些许的温暖。
她问：“你是谁？”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她，只说是你叫我来的，你让我帮忙找到她……
她一下振作起来：“伊戈尔——我的儿子。”她挪动冻僵的嘴唇，低声说道：“我的小男孩，帮他一把。我求求你，帮他活下去。”我让她冷静下来，满口答应我会照顾你，仿佛你的生死全掌握在我的手中。朱莉娅低声说：“请答应我……不要告诉他，他母亲是怎么死的，答应我……”
她已经神志不清，我蹲在她身旁，也一口答应。
然后，身后传来狱警的喝问：“你从哪里来的？怎么跑到这里？”那个狱警一把抓住我，将我双手反绑在身后，押出羊圈：“你是谁？”
我解释，我是工具车间的小组长，只是路过，意外发现这名女子。但我仍被扣留，他们告诉我，不许透露我所看到的：“闭上你的嘴，不准说一个字！”
朱莉娅死于羊圈。她病倒后被扔在那里，不许任何人探望，后来就葬在她去世的地方。(541)
[1]没有皮亚特尼茨基讲话记录，6月全体会议的速记没能保存下来。但有证据显示，皮亚特尼茨基所说的，已被从记录中抹去（中央委员会档案馆的惯例），以免鼓励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最后一次会议在6月29日闭幕，斯大林最后宣布：“就皮亚特尼茨基而言，调查仍在进行，将在未来几天内完成。”该页底部有斯大林秘书的笔迹：“这一段落是斯大林同志划掉的，因为它不应存入速记机。”（RGASPI, f. 17, op. 2, d. 622, l. 220）在封存的档案（如克里姆林宫的总统档案馆）中，可能还有该事件的其他记录。在相关证据披露之前，皮亚特尼茨基反对老布尔什维克大批被捕的立场的唯一记录，来自他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他声称，根据他父亲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个人文件、其他档案馆的零碎证据以及卡冈诺维奇所称的回忆录，他已重新确立了6月全体会议的具体事件。该回忆录的内容是卡冈诺维奇的秘书处主管塞缪尔·古贝尔曼转述给他的。[《反对斯大林的阴谋》（Zagovor），59—70页；对弗拉基米尔·皮亚特尼茨基的采访，圣彼得堡，2005年9月。支持皮亚特尼茨基说法的还有B. Starkov的《老党卫军的自卫》（Ar’ergardnye boi staroi partiinoi gvardii），载于Oni ne molchali，莫斯科，1991年，215—225页]
[2]斯大林很可能涉及谋杀基洛夫。这位列宁格勒党领导很受欢迎，要比斯大林温和得多。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基洛夫有可能成为自己强劲的竞争对手。至于斯大林是否在谋杀中扮演角色，还没发现确凿的证据。但斯大林肯定利用了这一谋杀，坚持对内部威胁的强迫妄想，迫害自己的“敌人”。
[3]阿瑟·库斯勒的小说《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1940年）里的老革命鲁巴肖夫可视为这类人的缩影。由于仍想为国家服务，他在审讯中愿意承认受控的叛国罪——而他明明知道自己是无辜的。
[4]1935年12月，在党员和联合收割机手的会议上，一位年轻的联合收割机手表示，尽管自己是“富农”的儿子，但也要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斯大林回答：“儿子无须为父亲负责。”记者抓住了这一条虚伪口号，慢慢又演变成了斯大林的“指示”。
[5]伊琳娜从未得知他的死讯，她继续寻找，向苏维埃当局写了上百封信，直到自己1974年去世。1956年之后，伊琳娜受邀重新入党，但她拒绝了。
[6]1941年，伊戈尔再一次遭指控与其他“人民公敌”的孩子策划了“反革命阴谋”，他的刑期因此延长5年。他在1948年回到列宁格勒，很快又被捕，罪名为“反革命煽动”，判处5年，被送进诺里尔斯克劳教营，实际上服刑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