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安吉丽娜·布舒耶娃和奈莉·布舒耶娃
1938年7月28日，那是一个温暖的夏日傍晚，奈莉的外祖母去园子里采摘覆盆子，让她照看妹妹安吉丽娜，母亲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在给弟弟斯拉瓦喂奶，并准备晚餐。父亲被捕于9个月之前，自那以后，仅有4岁的奈莉已习惯于帮做家务。季娜伊达正在哺乳，前门突然打开，出现两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士兵。他们告诉她，穿好衣服，带上孩子，前往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彼尔姆市中心的总部。几分钟后，奈莉的外祖母摘得覆盆子回来，已是人去楼空。
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大楼，审讯人将两个女孩安排去儿童之家。他向奈莉解释：“你妈要去远方，参加长期工作，你再也不会见到她。”季娜伊达即刻变得歇斯底里。两名警卫来带走女孩时，她开始尖叫，甚至噬咬拦阻她的其他警卫。奈莉被带走时，回头一瞥，正好看到母亲被抽耳光。两姐妹被送到不同的地方——奈莉去了一个犹太孤儿院（因为她的肤色较深），安吉丽娜去了邻近的儿童之家。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政策规定，“人民公敌”的家庭要被拆散，孩子要领取新的身份。
季娜伊达被允许保留斯拉瓦——他得了肺炎，需要母亲的哺乳。整整3个星期，母亲和儿子被关在一间拥挤的牢房。季娜伊达被控不愿检举丈夫，判刑8年，被送去专为祖国叛徒的妻子而设的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是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劳改网的一部分。1938年9月，她随一大队女囚犯，从彼尔姆赶去阿克莫林斯克。离开那天，她们被迫跪在城市广场数小时，等待马车把她们一批批送去火车站。彼尔姆的居民站在旁边围观，没人试图帮助囚犯。季娜伊达的母亲看到她和斯拉瓦在广场中间，想让警卫给递一件套衫。该警卫说“滚开，老太婆”，用他的枪口把她赶走了。在火车站，大家被塞进载牛的车厢，走了10天，才抵达阿克莫林斯克，一共1500公里的旅程。季娜伊达与普通罪犯关在同一车厢，起初，受到她们的骚扰。她们试图抢走她的婴儿，认为以此可得到提前释放。几天后，她们看到斯拉瓦的病情加重，反而对母亲生出怜悯，嚷着要求警卫为婴儿寻求牛奶。她们抵达劳改营后，季娜伊达被迫将斯拉瓦留在多林卡镇的孤儿院，之后的5年她都没见过自己的儿子。该镇当时是卡拉干达劳改营的行政中心。季娜伊达是一名合格的会计，被安排在营地办事处工作，很受囚犯的羡慕，但她恳求从事最艰苦的农活。季娜伊达向营地指挥官解释：“如果有时间思考，我就会发疯的。我已失去3个孩子，让我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忘却自己吧。”
季娜伊达的母亲看到女儿和外孙跪在广场之后，便去寻找安吉丽娜和奈莉，在两个儿子的帮助下，她几星期后就找到了奈莉，但却要等到1940年春天才找回安吉丽娜。其时，安吉丽娜已有4岁，还能记得那一次际遇：
我的表哥基拉，即维佳舅舅的儿子，就住在孤儿院的附近。有一天，我们孤儿院的孩子在河边走，两两一排，排成长队，我排在最后。基拉和他父母也在河边，他一下就认出我，大声喊：“看，我们的安卡（安吉丽娜)在这里！”每个人都停下，大家都很好奇。孤儿院的带队妇女不让我的亲戚靠近，维佳舅舅与其中之一作了交谈。她说，我的名字叫阿列，也可能叫安吉丽娜，但她们不能确定。
外祖母开始向孤儿院书写申诉，然后有一天，她来接我……我还记得那一天，她带来一双红鞋，上面有闪闪发光的鞋环，让我穿上。我伸出脚，看看鞋底——它是如此光滑、干净、鲜红。我掸去沾上的灰尘，真想脱下，去舔这鞋底，因为它有这么漂亮的颜色。但外祖母说：“够了，穿好鞋，让我们去找你的姐姐奈莉。”我仍然记得当时的困惑——什么是姐姐？奈莉是谁？我一点都不懂。我们离开孤儿院时，看到门口有一个女孩在等。老太太说：“这就是奈莉，你的姐姐。”我说：“真的吗？”我当时只弄懂她叫奈莉，但弄不懂“姐姐”是什么意思。那女孩走了过来，黑色短发，穿着一件灰色雨衣，嘴巴在嚼着衣领。我问：“她为何咬衣领呀？”外祖母随即骂她：“你怎么又在咬衣领了！”(542)
安吉丽娜的童年记忆主要是饥饿。孤儿院的日常饮食一直很差（枯干的黑面包和灰色的稀粥），安吉丽娜看到鲜亮的红鞋，第一反应就是把它当做番茄，试图去吃。回家后，与奈莉和外祖母住一起，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外祖母既老又有病，不能工作。季娜伊达于1938年被捕，过后不久，外祖母也被逐出自己的家，只好搬入共用公寓一个小房间，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到1941年，彼尔姆（自1940年起，改名为莫洛托夫城）濒临饥荒。许多中央街道改成蔬菜自留地，分配给选定的居民，但安吉丽娜的外祖母与之无缘。安吉丽娜回忆：“我们学会吃各种东西：春天的椴树叶、青草、苔藓，还有晚上从较富人家垃圾箱收集来的土豆皮。”安吉丽娜意识到，受饥挨饿给她带来了耻辱和落魄。在她心里，更多的是饥饿让她沦为低等人，而不是父母作为“人民公敌”被捕——那时她还太年轻，无法弄懂这些概念的内涵。安吉丽娜经常受到街对面工人住宅区一帮男孩的欺负，他们知道，安吉丽娜老是来翻检自家的垃圾箱，在大街上遇见她，总是予以嘲笑。安吉丽娜学会按捺自己，从不回嘴。但有一天，这帮人中领头的，即来自工厂干部家庭、个头最高的那位，故意拿出一块黄油面包给街上的乞丐。安吉丽娜回忆：“他故意做给我看，就是想要羞辱我。我实在忍不住，那黄油面包的样子实在太诱人了，我真想自己要，不忍看到它落入乞丐之手，便朝男孩们大喊：‘你们在干什么啊？那面包上有黄油！’引得他们一场大笑。”(543)
像许多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一样，安吉丽娜并不清楚自己的损失。她都记不起父母了——他们被捕时她只有两岁——不同于仍能记住父母的奈莉。父母消失时，她也没有痛苦的感受。等到学会了阅读，安吉丽娜才想入非非，自编父母去世的幻想，均来自她读过的书籍，尤其是她最喜爱的拿破仑和莫斯科大火的故事。她回忆起战后的一次谈话，其时她约10岁：
外祖母的朋友来访，谈起我的父母。外祖母在我们房间的墙上挂有她所有孩子的照片。那位女士依次指着每一张照片，问我分别是谁。
“那是谁？”
“尼娜舅妈。”我回答。
“这个？”
“三亚舅舅”
“那个？”
我说：“那是奈莉的母亲。”
“你是什么意思呀，奈莉的母亲？她也是你的母亲。”
但我回答：“不，那不是我的母亲，只是奈莉的母亲。”
“那么，你母亲在哪儿呢？”
“我母亲死于莫斯科大火。”(544)
1940年代，艾莱娜与她的外孙女们在阿克―布拉克镇居住的房子
艾莱娜·列别杰娃与她的两个外孙女纳塔利娅（左）、艾莱娜，1940年摄于阿克―布拉克
1939年，维罗尼卡和玛丽亚在基洛夫地区的斯洛博茨卡伊镇
安吉丽娜的生活中真正的母亲形象，便是她的外祖母。她把安吉丽娜和奈莉救出儿童之家，最终让她们与她们的母亲团聚。当时，祖母和外祖母救下孩子的故事司空见惯。从大恐怖的一开始，将受迫害家庭的幸免者维系在一起的责任，往往落到她们的肩上。她们不为人知的英雄行为，实属苏维埃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事迹之一。
纳塔利娅·康斯坦丁诺娃和姐姐艾莱娜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父亲被捕于1936年10月，枪决于1937年5月；母亲柳德米拉被捕于1938年9月，判处8年劳改，被当做“人民公敌”的妻子送进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其时，纳塔利娅10岁，姐姐12岁，都被送进孤儿院，到最后，都获得外祖母的拯救。外祖母慈祥温和，却有钢铁般的意志，与内务人民委员会达成协议。艾莱娜·列别杰娃1879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商业望族，幼时上学4年，17岁那年结婚，生下7个孩子，其中柳德米拉出生于1903年，排行老四。艾莱娜向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提出申诉，要求释放她的外孙女们，但被告知：如果要领出女孩，必须带她们同去流放地；如果让女孩们待在孤儿院，她自己仍可留在列宁格勒。艾莱娜毫不犹豫，领出两个女孩，变卖财产，买了3张火车票，直奔奥伦堡和哈萨克斯坦之间偏僻的草原小镇阿克―布拉克（到达后才获悉，所有流放者的出境火车票本来应由内务人民委员会支付）。
阿克―布拉克是连接俄罗斯与中亚主要铁路干线上的小站，尘土飞扬，当地7000名居民中的许多人都在铁路上供职，主要是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另外还有不少失业的政治流放者。58岁的外祖母肯定找不到工作，列宁格勒的亲属定期给艾莱娜寄来少量的现金和小商品，让她在市场上出售，或进行物物交换，对象是她一直在努力培养友谊的当地妇女。艾莱娜无法租到房间，只好与外孙女住在她买下的小窝棚，后来又隔开与另一户流放家庭合用。那是该镇最古老的房子之一，可追溯到19世纪，其墙砖是骆驼粪做成的，屋顶是黏土的。冬天，她们在土灶中烧烤牛粪取暖。第一年，即1938至1939年，当地发生饥荒，这真是一场生死考验。两个女孩没鞋穿，只能打赤脚去流放者子女的铁皮棚学校上课。铁路职工的孩子另有分隔开来的砖房学校。但姑娘们学习努力，第二年就获准转学到其他学校，甚至还加入了少先队。流放者和铁路职工之间的关系很好，纳塔利娅回忆：“没人把我们叫做流放者。”到了1941年，两名女孩申请加入共青团，才有人指出她们的父亲是“人民公敌”。发言人不是当地居民的孩子，而是来自莫斯科的疏散者，视之为不得入团的理由。(545)
纳塔利娅回首自己在阿克―布拉克度过的岁月——即从1938年到1945年，她倾向于认为，尽管经历了这么多艰辛，她和姐姐仍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我们很幸运，在外祖母的小世界中长大。我们从来没有吃过饱饭，几乎没有一样自己的财产，但我们很愉快，因为我们有外祖母的爱，谁也无法偷走。”学校的朋友经常会问纳塔利娅父母在哪里，她都试图回避。她从来不谈自己的父母，担心人家会猜疑“他们已经被捕，一定做了什么错事”。对纳塔利娅来说，他们的被捕是耻辱和困惑的来源。她不明白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为何消失，但从来没有怀疑父母的清白。纳塔利娅认为，在维持这一信念上面，外祖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她，她会投降于来自少先队和共青团的压力，会背弃自己的父母，视他们为“人民公敌”。纳塔利娅回忆：“外祖母已看透一切，知道苏维埃政权的实质，不会轻易相信。革命爆发时，她已近40岁。”
艾莱娜的价值观形成于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但她明白，外孙女需要在苏维埃世界中生存下去，所以没将自己的反苏维埃思想强加于她们。她告诉她们，父母都是好人，被捕只是一个错误，总有一天都要回来。她给她们讲述她们的母亲年轻时的故事：当年，她那么美丽，那么热爱网球，吸引那么多英俊的年轻崇拜者，又如何遇上她们的父亲，如何组成幸福家庭。她还告诉女孩们，她们的母亲就像她们现在一样。两个女孩通过这些故事得以了解自己的母亲，甚至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她的存在。艾莱娜说，“外祖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比母亲更为重要……她承担了母亲的职责，甚至在我们回到列宁格勒[1946年]和重逢真正的母亲[1951年]之后仍是如此。”(546)
对祖辈来说，照顾孙辈可能是沉重的负担。子女被捕和变成“人民公敌”之后，父母经常被剥夺住房、就业、储蓄、退休金和口粮。也不是所有的孙辈都能获得拯救。维罗尼卡·涅夫斯卡娅的母亲于1933年去世，父亲被捕于1936年8月，被送去沃尔库塔劳改营。6岁的维罗尼卡和弟弟瓦伦丁，都被送进孤儿院。父亲的姨妈玛丽亚决定收养维罗尼卡，她已经收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警告，如要收养，必须要去基洛夫地区过流放生活，那地方位于玛丽亚现居地列宁格勒的东面，相距1200公里。玛丽亚是一名虔诚的教徒，已经70岁出头，把照看家人的孩子视作自己基督徒的责任。丈夫已经去世多年，她独自一人生活，没有自己的孩子，却发现外甥的子女羁留在孤儿院之中。玛丽亚一直特别喜爱维罗尼卡，为她买礼物，喜欢朗读经典作品给她听，但她已太老太弱，无力照看麻烦、任性的瓦伦丁（他先天膀胱缺陷，小便失禁，需要特殊照顾）。玛丽亚从孤儿院领出维罗尼卡，留下弟弟，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到1941年，她们收到一封电报，通知她们瓦伦丁已死于孤儿院的医院——当时只有7岁。维罗尼卡回首往事，认为祖母（她如此称呼父亲的姨妈）实在应付不了瓦伦丁，但又认为祖母心里还是充满悔恨。收到电报几天后，玛丽亚就去世了。维罗尼卡由远房亲戚收留，很快又被转给其他亲属，再被转给他人，没人对一张额外的嘴感兴趣。因此，在随后的5年中，她变成远亲家里不受欢迎的住客，直到1946年赴沃尔库塔与父亲团聚。(547)
1939年，伊娜·盖斯特（14岁）与妹妹瓦莱里娅（3岁）、纳塔利娅（8岁）在莫斯科。拍这张照片是为了寄给身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母亲
父母的被捕使许多孩子一夜之间长大。尤其是最年长的孩子，突然要履行大人的职责，帮做家务，照料弟妹。(548)1937年夏天父母被捕时，伊娜·盖斯特才12岁，与妹妹纳塔利娅（7岁）、瓦莱里娅（1岁）、表弟伊戈尔（9岁）和外祖母一起住在莫斯科河堤大楼的自家公寓。伊娜一下子要承担许多新职责，如果不算是一名主要家长，至少也变成了一名家长的助手。伊娜写信给内务人民委员会，要求领回自家公寓中已遭查封的财物。她组织安排送给父母的包裹，通宵在布提尔基监狱的门外排队，发现母亲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之后，她又找到一份晚上的工作，给孩子做课后辅导来积攒些钱，以便每月向阿克莫林斯克寄一次包裹——自(1939)年夏天起获得这一准许。父母被捕后不久，盖斯特家的孩子们被赶出自家公寓。4个孩子与外祖母搬进一间出租房，还要与其他8名亲戚合住——都是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仅20平方米的房间住上了13人（12个孩子，加上外祖母）。作为最年长的孩子，伊娜不得不做洗涤工作，还要帮着做清洁和烹饪。从她的新家到学校，伊娜乘坐电车至少需要一个小时，晚上回家后还要洗晾衣衫，因为第二天还要再用，她为此而心力交瘁（照片中的她，黑眼圈十分明显）。伊娜回顾这一段时间，认为这有助于她学得必要的生存技能：
这是一种训练自我奋斗的生活。我总是在力争生存下去——不只是为我自己，还为瓦留西卡[瓦莱里娅]和纳塔利卡[纳塔利娅]。父母被捕时，我只有12岁。但一夜之间，我仿佛已经长大。我明白，我的童年已经走到尽头。先是我们的保姆辞职——她无法与外祖母相处，照顾婴儿瓦莱里娅变成了我的工作。我记得保姆临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你必须每天晚上给她洗澡！她的尿布会变得很脏。”我被吓坏了……发现自己进入了全新的环境，必须承担这大家庭的洗涤工作。我如果不想断送自己一生，还需努力学习，还得抚养伊戈尔和纳塔利卡。纳塔利卡会问，为什么人家都有父母，而我们没有。我告诉她，我们有非常热爱我们的外祖母。在很多方面，我成了纳塔利卡和瓦留西卡的母亲；在其他方面，我自己又还是一个孩子。(549)
像艾莱娜·列别杰娃一样，伊娜的外祖母也经常向孩子们提及他们的父母，希望他们知道父母并没有抛弃他们，仍然爱他们，将会回到他们的身边。但也有其他祖母们持不同的看法。
伊拉伊达·法伊韦索维奇的父母是乌拉尔奥萨镇（位于彼尔姆的南面）的理发师。他们于1939年的春天被捕，据说策划了反苏维埃政府的政治阴谋，因为美容院的顾客举报：听到法伊韦索维奇夫妇在抱怨物资的短缺。4岁的伊拉伊达先由邻居收留，然后再转给各式亲戚，没人是心甘情愿的，直到最后才获得外祖母玛法·布留霍娃的拯救。她是个简单的农妇，又是虔诚的东正教徒，一共带大16个孩子，其中5个还不是她自己的。她将被捕一事归罪于女婿，指责他说话太多，因此要求伊拉伊达学会闭嘴。所以，伊拉伊达在“强迫沉默的氛围”中长大，不得讨论或询问父母的事。她的自卑感植根于自己在学校里的孤儿身份，又因这强加的沉默而愈益加深。这一切迫使她深深埋藏内心的恐惧以及对父母的渴望，甚至会在梦中听到父母的声音。伊拉伊达的母亲关押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每周给住在奥萨的女儿写信。但玛法收到后，拆都不拆就予以烧毁。玛法把伊拉伊达父母的照片藏起来，让外孙女忘记他们。她对外孙女说：“我们会活下去，就我们两人，不再分离。”(550)
祖母、外祖母们成了家庭和劳改营之间的重要通讯者，她们既是写信人，又是读信人，维系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重要连结。数百万家庭，就凭这种连结，得以幸存于古拉格的分隔。
奥列格·沃罗比约夫的父母分别于1936年和1937年被捕，他和妹妹娜塔莎获得了外祖母的拯救。外祖母娜杰日达·米哈伊洛夫娜既勇敢又聪明，1905年革命之前，已是第比利斯取得行医资格的首批女医生之一。她听说内务人民委员会将把孩子送进孤儿院，急忙把他们带到图拉的乡村，与孩子的教父母一起将他们藏匿好几个月。后来回到莫斯科，她与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在工薪阶层集中的郊区租房而居，搬了好几次家。她认为，与他们以前居住的首都中心相比，这里更为安全。一般情况下，工人对邻居的政治背景不太感兴趣（他们的敌视更可能来自阶级或种族的理由）。(551)为了保护外孙和外孙女，娜杰日达收养他们，替他们改名换姓。每个星期，她写长信给他们的父亲（在索洛韦茨基劳改营）和母亲（在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介绍孩子们的日常起居：
1939年1月25日
……奥列格热爱上学。外公让他在早上7点半起床——只需说时间到了，他就自己起来。我们打开电水壶，准备新鲜的三明治、蛋、鱼和香肠。他吃时，再配上热巧克力、咖啡、茶、牛奶，然后去上学。他对食物非常挑剔，吃得不多。半截面包卷和一杯牛奶，他就已经饱了。他带去学校的也只有半截面包卷。(552)
1940年，奥列格和娜塔莎。照片是为了寄给身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父亲米哈伊尔而拍摄的
很多细节不是真的（奥列格记得，没有鸡蛋、鱼、香肠，只有面包，偶尔才有黄油），但这些信件给他的父母提供了安慰，即使他们不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仍在继续，等待他们的归来。
奥列格的父亲米哈伊尔是一名高级工程师，被捕之前，曾在莫斯科的国防部工作。1940年，他从索洛韦茨基调至北极圈的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国家急切需要像他那样的专业人才，以创建庞大的综合工业，那里不久将成为镍和铂金的主要产地。米哈伊尔作为一名专家，允许收到包裹，每星期可写一次家书。他凭借与娜杰日达的通信，了解到奥列格的心态，从而对他的学习、阅读、兴趣爱好、朋友，提供了作为父亲的忠告。奥列格回忆：“他的信件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假设在我成长过程中，他就在我的身边，我对他的遵从可能还比不上我对这些信件的遵从。因为我渴望一个父亲，尽量以想象中他会赞同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至少我从信件中知道了他的想法。
奥列格是幸运的，能与父亲建立联系。信件是父母之爱的书面证明，孩子眼见为实，还能读出父母的无辜。有时，信中夹有绘画、诗歌、枯萎的花朵，甚至小片的刺绣，以传达出受过审查的词句所不能表达的情感。正是这些零碎的东西建筑起父子之情。(553)
米哈伊尔在信件中，一直敦促奥列格快快长成一位“小大人”。
1940年8月25日
我亲爱的儿子，为什么这么久没给我写信？我知道你在度假……但我促请你，至少每5天要写一封信……在信中附上你的图画，让娜塔莎也写上几句……永远不要忘记，你是她的保护者。她还小，有时任性，你要跟她讲道理。我已经写过多次，你是一个男人，理应保护娜塔莎、外公和外婆，确保他们的安全，直到我回来。你是我的副手，我们小家庭的家长，我所有的希望就寄托在你的身上。
尽管只有10岁，奥列格觉得收到这封信后，自己已长成大人了。他认为，自己应对娜塔莎负责。这使他不再以孩子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借用他自己的话即是：“我在一夜之中长大了。”(554)
二
米哈伊尔·米罗诺夫和他的画（摘自他写给母亲的信）
卓娅·阿尔谢季耶娃，1941年于哈巴罗夫斯克
布舒耶夫家、盖斯特家、沃罗比约夫家的孩子都是幸运儿——他们获得了亲人的拯救。父母的被捕，让数百万的其他孩子自生自灭。许多人走进孤儿院——适用于未满16岁的孩子——其他的则在大街上游荡，或乞讨，或加入少年帮派。那些帮派在大城市的车站、市场和其他繁华地段，掌控大部分的轻罪和卖淫。1935年通过的新法律，将刑事责任的年龄降至12岁，主要是为了打击儿童犯罪。1935至1940年，苏维埃法庭给10.2万名12到16岁的儿童定罪，其中许多最终被送进由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的劳教营。(555)
有些孩子溜到制度外，自食其力。1936年父母被捕时，米哈伊尔·米罗诺夫只有10岁。他父母本是来自乌克兰的工人，在内战中参加红色游击队；被捕前在党内获得逐步的晋升，先在莫斯科，后在列宁格勒。米哈伊尔的姐姐莉利亚早已离开列宁格勒的家，前往莫斯科学医。因此，米哈伊尔只得独自一人生活。他曾在各式亲戚家寄居一段时间，成为他们的额外负担。他们都是工人，有自己的大家庭，都在为生存而挣扎。1937年9月，米哈伊尔进了列宁格勒少先队之家设立的绘画学校。之前几个月照顾他的姑姑贝拉将此视为摆脱他的良机，就叫他搬去少先队之家的学生宿舍。米哈伊尔失去父亲的所有音信（枪决于1938年），也得不到姐姐的消息，因为她担心如果写信给亲戚，会泄露自己的污点履历，会遭到医学院开除。他唯一保持联系的亲人是身在沃尔库塔劳改营的母亲，经常写信给她。他非常孤独，没有朋友和家人，急切需要母亲的爱（他的信往往以此结尾：“我吻你1000000000次”）。1941年的春天，米哈伊尔被绘画学校开除——理由是缺乏天赋——转而入读工厂技校。他被赶出少先队之家的学生宿舍，只好借住在营房的一个小房间。15岁的他在7月份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在此感到非常无聊，没有其他人，每个人都走了，全靠自己。”9月，德国军队包围列宁格勒，米哈伊尔逃到莫斯科。他到达那里时，姐姐已跟随医学院疏散到中亚，其他的莫斯科亲属也不愿收留他，所以只好流落街头。1941年10月，他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遇难。(556)
父亲在1937年6月被捕时，玛娅·诺尔金娜才13岁。一年后，内务人民委员会又抓了母亲，玛娅也被列宁格勒学校开除。她在列宁格勒有姨妈和舅舅，但没人愿意收留她。玛娅说：“他们都怕丢掉饭碗，其中有些是党员——他们显得最为害怕，断然拒绝。”大家都以为玛娅将被送进孤儿院，却没有人来找她。于是，她继续住在自家的3间房里，位于市中心的共用公寓。她的亲戚为了抢夺这宝贵的居住空间，让一个舅舅登记为该处居民。但他从没在那里住过，事实上，仍与妻儿住在城市的另一端。玛娅回忆：“我自食其力，完全独立。”这一位14岁的女孩子，会向学校里的老朋友借书，走一小时去姨妈家吃饭，用亲戚给的零用钱购买食品，有时享用共用公寓邻居的残羹剩饭。每天，她会在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前排队，希望送包裹给父亲。该处官员收了一段时间的包裹，然后告诉她，父亲已被“判刑10年，不得通信”（这意味着他已被枪决——不过她好几年都不知道）。给身在波特马劳改营的母亲送包裹更加艰辛，需要排队整整两天两夜。玛娅这样的生活，持续到1941年8月。其时，她年满18岁，加入了保卫列宁格勒的人民志愿军。她没有接受正规学校的教育，实在是别无选择。(557)
卓娅·阿尔谢季耶娃1923年出生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父亲是一名船长，1937年11月25日驾船前去勘察加半岛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却在途中被捕。同一天，母亲被捕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家中。卓娅只有14岁，但看起来比较成熟，所以没去孤儿院。她继续待在从1926年起就一直居住的共用公寓，自力更生，没有其他亲戚。母亲的妹妹住在哈巴罗夫斯克，只有夏天才能来符拉迪沃斯托克，因为她在此地有一套乡间别墅；父亲的家人都在列宁格勒。卓娅从小享受养尊处优的生活，母亲不上班，全身心照顾这唯一的孩子。现在，卓娅什么都要自理。她自己去学校，在共用公寓的走廊上用普里默斯煤油炉煮食。她在邻居的帮助下卖掉一部分家庭财产（金表，母亲的银戒指，父亲的老望远镜、照相机，书籍，雕塑），来购买食品和附近工厂食堂的饭菜。如此筹得的钱，大部分用于为父亲上诉（被控参与“跨太平洋的反革命组织”）。他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堪察加监狱，每周给她写含有复杂指令的信，为她解释法律的晦涩含义和取出银行存款的方式。每周一次，她写回信，报告案件的进展；同样每周一次，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监狱外连夜排队，送包裹给母亲。她的迅速成长，以及对家庭危机的妥善应对，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1940年5月，他写信给在西伯利亚的亚亚附近劳改营的妻子说：
我已从济济卡[卓娅]那里收到两封信。我觉得对不起她，但也为她的成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她生气勃勃，身体健康——不久就有17岁了，完全独立自主。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她的勇敢值得大加称赞——她在14岁的年纪，就能完全自力更生，全不害怕。她甚至还能自得其乐。我把她想象成家里的小小女主人，完全掌控着家庭和学校的事务。(558)
但从卓娅的角度看，自力更生并不是愉快的经历。她在若干年后说：“有一天，妈妈被捕。第二天，我就开始了我的成年生活。”她不愿在信中让自己面临的麻烦惊扰父母。有人冒充是她父母的朋友，试图来占便宜，帮她卖掉贵重物品，却扣下一半的所得。1939年的春天，在市苏维埃担任秘书的母亲的熟人，把自己的物品搬到卓娅的房间，声称这样做卓娅就无须与他人分享生活空间。事实上，几个星期之后，该女子就报警把卓娅抓起来送到孤儿院，从而鸠占鹊巢。卓娅在孤儿院里绝食抗议，最终通过一名孤儿院工人与哈巴罗夫斯克的姨妈取得联系。她恰好来避暑，刚刚抵达自己的乡间别墅。卓娅不得不在孤儿院住了3个月，等待姨妈设法收回她的房间。16岁生日那天，卓娅终于获准返回。她半工半读，傍晚上课，完成中学的最后一年，然后上了哈巴罗夫斯克铁道学院。1940年冬天，她父亲获刑5年，被送去西伯利亚的劳改营，1942年死在那里；母亲则于1944年获释。(559)
1937年7月5日身为列宁格勒资深党干部的父母被捕时，马克斯娜·卡尔皮茨卡娅才13岁。马克斯娜的两个弟弟被送去不同的孤儿院——老二阿列克谢（10岁）去了基洛夫附近的儿童之家，老幺弗拉基米尔（5岁）则去了鞑靼共和国的一个儿童之家。像卓娅一样，马克斯娜看上去比较成熟，所以没进孤儿院。相反，她与保姆米利娅搬进了一座共用公寓的小房间。米利娅是一个简单的农妇，以同等程度在帮助和利用她的主人。像20世纪20年代成长于共产党人家庭的其他孩子一样，马克斯娜很小就学会承担责任。父母待她如一名“小同志”，叫她管教弟弟。现在，这种训练正好派上用场：
米利娅与我在一起，但我掌管一切，包括金钱。我付工资给米利娅，到后来，她开始偷钱。所以，我告诉她不再需要她的服务，不过仍让她睡在我的房间，因为她无处可去。(560)
马克斯娜，1941年于列宁格勒
就一名13岁女孩而言，马克斯娜具有惊人的机智。她设法取回父母被捕时遭封存的个人财物，让米利娅拿去寄售店卖出，以维持家用。寄售店是硕果仅存的私人市场，苏维埃公民借此来买卖自己的日常用品。这一自救行动的关键在于党干部兼家庭老朋友鲍里斯·波泽恩（鲍里亚叔叔）的援助，他时任列宁格勒州的检察官，在马克斯娜还是个小女孩时就认识她。波泽恩会派出一名士兵，打开查封的公寓，让马克斯娜拿出钱和财物：父亲的西装和鞋子，母亲的礼服和皮草外套，毛巾、床单。“鲍里亚叔叔”为帮助孤女，承担了很大危险，自己在1939年被捕并遭枪决。
马克斯娜将这些财物储存在自己房间内，一件接着一件，如果没有卖掉，就会被邻居们逐渐偷走。后来，米利娅又要男友搬来同住。马克斯娜终于鼓起勇气，要两人统统搬走，又在门上加了锁。此后3年中，马克斯娜孑然一身，单独住在自己的共用公寓，通过一位姑妈卖掉最后的财物。父母被捕后，那位姑妈曾不敢与她讲话，但现在却跳出来抓住机会帮助马克斯娜出售财物。马克斯娜住的共用公寓位于列宁格勒一个纯无产阶级地区，她所有邻居都是工厂工人。他们知道，她一人独居——对未成年人来说，这是非法的——但没有去报警（显然，他们愿意她住在附近，以方便他们行窃）。马克斯娜在学校里受到一名教师的欺负，被斥为“人民公敌”的女儿，便转学去了另一所学校，那里的班主任较有怜悯之心，帮助她隐瞒不好的出身。1941年，17岁的马克斯娜中学毕业，所有科目都获高分，进入列宁格勒大学的语言系就读。1942年2月，该大学疏散撤走，她仍留在列宁格勒，在公共图书馆上班。直到城市被德国军队切断之前，她不停地写信给羁留在孤儿院的大弟阿列克谢。阿列克谢在1946年返回列宁格勒，但已深受孤儿院生活的影响。她的小弟弗拉基米尔则消失得无影无踪。(561)
大恐怖使孤儿人数急速膨胀。从1935年到1941年，生活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的儿童之家的人数，从32.9万人增至大约61万人（还不包括孤儿院调给苏维埃农庄和工厂的人员）。(562)大多数儿童之家比拘留中心好不了多少，里面都是流离失所的少年、流浪者、“小流氓”、小罪犯、父母于1937至1938年被捕的“奇怪孤儿”（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如此称呼他们）。这些场所的条件如此恶劣，以致数十名官员向当局写信，对拥挤、污浊、饥寒交迫以及儿童不时承受的虐待和忽视，表达了他们个人的愤慨。“人民公敌”的孩子们更承受特别的苛刻待遇。像马克斯娜的弟弟们一样，兄弟姐妹往往被送去不同的儿童之家，因为政策规定，必须拆散“人民公敌”的家庭。他们被告知，要忘记自己的父母。如果年龄够小，就会获得全新的姓名，以建立新身份。他们经常遭受欺凌和排斥，有时是来自教师和管理员，因为那些人担心：如果显示慈悲，可能会被指控对“敌人”存有恻隐之心。(563)
父母被捕后，伊纳萨·布拉特和姐姐梅拉被送去不同的儿童之家，3岁的伊纳萨去了列宁格勒的，11岁的梅拉则去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两个女孩都不断得到提醒，她们是“人民公敌”的女儿——她们父母的被捕，牵涉于皮亚特科夫和其他“托洛茨基分子”在1937年1月的公审。[1]伊纳萨对孤儿院之前的童年全无印象，但记得的两年孤儿院生活，给她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伤痕：
那里的条件实在太可怕——我都没法走进厕所：地上满是稀屎，深至脚踝……那栋房子正对一道红砖高墙，好像被困在地狱里……儿童之家的主管总是对我说：“要记住你父母是什么人，不要惹出麻烦，只是静静坐着，不要伸出窥探的鼻子”……我变得内向，把自己封闭起来。后来，我发现很难再回到正常生活。我在孤儿院待得时间太长，学会了对什么都漠不关心。
梅拉所在的孤儿院有“数十名”政治犯子女。她回忆：
我们这些父母被捕的孩子，没人敢于谈及自己的家人。他们把我们称作“托洛茨基分子”，总把我们归在一起。我们也形成小团体，之间并无特殊的友谊，只是想团结起来……其他孩子会向我们扔石头，咒骂我们。我们就聚在一起来保护自己。
1940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第一孤儿院的女孩们，瓦伦蒂娜位于倒数第二排的中间
梅拉会写信给列宁格勒的外祖母。父母被捕时，外祖母曾拒绝照看她和伊纳萨。她前不久与酗酒施暴的丈夫离婚，住在简陋的地下室里，在列宁格勒烟厂担任质量检查员。她担心，如果照看“人民公敌”的孩子，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工作。她还认为外孙女在儿童之家可能会过得更好。但梅拉的信使她震惊，她从没想到外孙女会陷于如此恶劣的环境。1939年，她从儿童之家救出两个女孩，带回列宁格勒的地下室，与自己同住。(564)
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和妻子索菲亚被捕于1937年10月，女儿瓦伦蒂娜其时15岁。1938年2月8日，索菲亚和弗拉基米尔同一天被枪决。弗拉基米尔是瓦伦蒂娜的继父。瓦伦蒂娜的生父是亚历山大·季哈诺夫，印刷工人，来自莫斯科的工人大家庭，后来成为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主编，接着去布拉格的国际书店任职。索菲亚就是在布拉格遇见了身为苏维埃大使的弗拉基米尔。瓦伦蒂娜在1934年之前见过自己的生父，但后来失去联系。瓦伦蒂娜说：“我们返回莫斯科时，他没来探望。我没向母亲询问原因，她也没作解释。显然，我父亲不想闯入我们的生活。”索菲亚和弗拉基米尔被捕时，瓦伦蒂娜被带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拘留中心——位于古老的达尼洛夫修道院，“人民公敌”的孩子再从那里被发配去苏联各地的孤儿院。瓦伦蒂娜刚到那里就病倒了，父亲亚历山大知道她的处境，但没有伸出援手。他刚刚再婚，也许是害怕这样做会危及他与新娘的关系，到1938年，新娘自己也被捕了。瓦伦蒂娜被从达尼洛夫修道院转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个儿童之家，一直待到1941年才回到莫斯科。瓦伦蒂娜回顾了这一段辛酸生活：
孤儿院造成的创伤，我从未能克服，这是我第一次与人谈及此事。那是我的成长岁月，需要母亲，也需要父亲。我开始明白，他们都已死去，我的黯然神伤无时不在。在孤儿院，他们给我们新年糖果，有时教师还会大做文章，但我所感受的，只是这种黯然神伤。我形单影只，没有亲人。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母亲可以联系，也没有来信的女孩。在我们团体中，只有我一个人的母亲被枪杀[长长的沉默]。我为此一直痛苦不已。(565)
她与其他孤女凝结的友谊——救她于绝望之中——又成了孤儿院的可取之处。
在孤儿院长大，虽有无数恐怖故事，但也有找到爱和“家庭”的实例。加林娜·科舍连娃被送去孤儿院时才9岁。其父亲是波德博洛热地区（位于列宁格勒的东北）的农民，于1937年的“富农行动”中被捕并遭枪决。之后，家庭四分五裂。加林娜和弟弟先被送到基洛夫城，后来又各奔东西。弟弟去了邻近的祖耶夫卡镇孤儿院，她自己去了北部的奥帕里诺镇孤儿院，位于基洛夫城和科特拉斯城之间。加林娜刚刚抵达就患上肺炎。“我从列宁格勒来，身穿夏日的连衣裙，外加白色披肩，没有其他衣服，脚上只是一双凉鞋。我们离开时是夏天，到基洛夫时已是11月。”整个冬天，加林娜病得很重，全靠孤儿院主任的调养。她名叫叶丽萨维塔·伊万诺娃，是西伯利亚当地的年轻女子，她让加林娜穿自己的冬衣，为她自掏腰包向邻近集体农庄购买牛奶，两人关系犹如母女。叶丽萨维塔自己没有孩子，对9岁的加林娜宠爱有加，晚上为她朗读，遇上缺课还帮她补功课。她想收养加林娜，但因生活空间不够而无法获得资格。然后，加林娜的母亲在1945年突然出现。1937年，她逃脱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监管，带着新出生的婴儿四下隐匿生活。她曾在摩尔曼斯克铁路上担任清除冰雪的工人，直到变成德国军队的俘虏，被送去彼得罗扎沃茨克的芬兰集中营。1944年，她获得苏维埃军队的解救，便到处寻找自己的孩子。加林娜离开叶丽萨维塔和孤儿院时，显得非常伤心。她跟母亲、弟弟搬回波德博洛热地区，1952年又搬至列宁格勒。那些年，她不断写信给孤儿院的叶丽萨维塔。她回忆：“我非常爱她，使我的母亲生羡。我对母亲的爱，都不及对她的一半，我们母女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平淡如水。”(566)
尼古拉·科瓦奇1936年出生于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父母1933年获刑10年，被送去白海岛屿监狱。母亲当时已怀上了姐姐艾莱娜，所以获准在监狱里作为家庭一起生活。到1937年1月，内务人民委员会禁止劳改营中所有的同居。尼古拉的母亲流放去了卡累利阿的劳改营（枪决于1937年11月），父亲流放去了马加丹的劳改营（枪决于1938年）。艾莱娜其时正患结核病，被送到列宁格勒南部的托尔马乔夫孤儿院接受治疗。尼古拉被送到北部的奥尔戈诺度假区，那是1917年之前圣彼得堡精英青睐的芬兰湾度假地；内务人民委员会在王子奥尔登堡白色宫殿的一翼为“人民公敌”的孩子建立了孤儿院。
像尼古拉一样，该孤儿院的许多孩子都没有自己的家庭记忆，却与厨房工人建立特殊的关系，由此而得到爱和亲情，甚至家的感觉。尼古拉回忆道：“有一条通向厨房的后楼梯。”
我去那里，厨娘会说：“科利亚来了！”她们会抚摸我的头发，给我一块面包。我就坐在楼梯的底部吃，没人看见。那时，大家都饥肠辘辘的——我害怕被人抢走……那些厨娘原是当地的普通妇女，可怜我们孤儿，尽力予以帮助。
孩子们还拜访当地的老人，帮助耕耘他们的自留地。尼古拉回忆：“这很适合我们。”
如果帮助一位老大爷，他就会很高兴，会对我们很亲切。他可能会变得很亲热，抚摸我们的头发。我们需要温暖和亲情，需要家庭所能提供的——只是不知究竟是什么。我们没有家庭，也不感到伤心，因为根本都不知道家庭为何物或家庭的存在，我们只是需要爱。
他们通常在与动物和宠物的相处中找到爱。尼古拉说：“我们有狗、兔、马。”
孤儿院的围墙背后有一个马场。我们很喜欢去那里，会感到自由自在。有时在夏天，马厩工人让我们带马去河边。我们骑着无鞍马，在河中一起游泳，骑回来时尖声欢叫。城镇的草甸上夏季有赛马，我们总在那里。没人比我们更了解马，我们爱上了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