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孤儿当中，相互扶持的非正式小群体发挥了许多家庭的功能。同年龄的男孩会结帮成伙，来应付把他们骂成“人民公敌”的恃强欺弱者；年龄较大的会保护年幼的，在功课和家务上提供帮助，并在晚上啼哭或尿床时予以安慰。孤儿院所有的孩子都很团结，以反抗严厉、有时甚至残忍的教师。(567)
尼古拉不知道父母长得如何，也不知道他们已死去，只是在梦中见过母亲：
我经常梦见妈妈，我想应该是妈妈吧。我没见过她的脸，或她的身影。那是一些很幸福的梦，我和妈妈在天上飞，她拥抱我，帮助我飞，但我无法看到她——不知怎的，她要么在我后面，要么与我并排。我们没有飞得很高——只是在孤儿院附近草地和沼泽的上空。那是一个夏天，她会对我说：“不要怕，我们不会飞得太高或太远。”我们面带微笑，在梦中笑个不停。只有在那些梦中，我才感受到幸福——浑身舒畅的幸福。即使今天，我一想到幸福，仍会想起那些梦，还有那种纯粹的幸福感。
像很多其他孤儿一样，尼古拉为父母勾画了想象中的形象。他从没梦见过父亲，只是把他想象成一名飞行员——那是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时苏维埃的英雄形象。他在梦中渴望有一个家，尽管如尼古拉现在回忆的，他都不知道家庭为何物。直到13岁之前，他还从没见过一个实实在在的家庭，甚至没见过在一起的母子。(568)
由于没受家庭的影响，尼古拉和他的孤儿同伴对什么是对和错，自有非常独特的概念。他所谓的孤儿院的“丛林法则”，塑造了他们的道德意识，要求每一个孩子为集体而牺牲自身利益。尼古拉解释：
如果有人犯了错，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因此受到惩罚，那个人就要去向当局坦白。我们宁可让他一人受罚，也不愿让整个群体一起倒霉。如果无法说服他，就会动用体罚，迫使他老实交代。我们不会去举报——出卖自己人是被禁止的——但我们会确保他一定去坦白。
尽管出卖自己人是受禁的，但孩子和成人之间的关系却适用不同的法则。孤儿们都敬佩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尼古拉回忆道：“他是我们的英雄。”
我们没有家庭概念，不知道父亲是什么。帕夫利克背叛父亲的事实，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重要的是，他抓住了资产阶级一员的富农，在我们眼中成了英雄。就我们而言，这个故事与阶级斗争有关，与家庭悲剧无关。(569)
孤儿院的道德体系——强大的集体精神和微弱的家庭联系——使之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和红军的主要招募场所之一。20世纪30年代，有数百万儿童生活在苏维埃机构中——孤儿院、军队、劳改营，他们对家庭生活一无所知。孤儿们特别容易接受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因为没有父母的引导以及可供选择的其他价值体系。20世纪30年代，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在一连串儿童之家长大。他回忆，他和孤儿同伴们一直受到灌输：苏联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他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孩子，一切都由国家供给，而领导国家的一国之父斯大林关心所有的孩子。
如果住在其他国家，我们将死于饥寒交迫——这是我们被告知的……当然，我们相信其中每一个字。我们在孤儿院体验生活，学着去思索和感受——更确切地说，不作自发的思索和感受，接受一切被告知的。我们对世界的想法全来自苏维埃政权。(570)
米哈伊尔也深受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传奇的影响，梦想仿效他的成就——揭发出一个敌人或间谍，在成为少先队员时，他感到非常自豪。像许多孤儿一样，米哈伊尔把加入少先队，看作被苏维埃社会所接纳的一刻。在那之前，他一直耻于自己的父母，仅有零星的记忆：与父亲一起骑在马上，想象中的母亲坐在灯旁擦枪（让他觉得，她一定是一名党干部）。他不知道父母是谁，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是刚来孤儿院时取的新名字）。他记得四五岁时发生的一件事：他的前保姆来儿童之家探看，告诉他他的父母已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了；然后又说，“像枪毙你父母一样，他们也应该把你枪毙掉”。整个童年时期，米哈伊尔为此而深感羞愧。一旦加入少先队，这个耻辱获得了解除；这是他第一次得到苏维埃制度的承认和重视。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米哈伊尔把斯大林当做父亲，既权威，又慈祥。他相信，所有的善意都来自他：“我们有吃有穿、有学可上、可以赴少先队野营，甚至有新年树——这一切都归功于斯大林同志。”这就是他的看法。(571)
米哈伊尔所在的孤儿院的孩子们，早早投入了工作。他们从4岁起就帮助洗碗、打扫院子，7岁起去集体农庄的田野劳动，11岁起去纺织厂工作。该纺织厂位于邻近的奥列霍沃―祖耶沃镇——在莫斯科的东面，相距50公里。到1941年夏天，米哈伊尔又被分配到奥列霍沃―祖耶沃郊区的一家金属厂。尽管只有12岁，但孤儿院的医生以体检为基础，宣称他已有15岁（米哈伊尔长得高大，与年龄不相称），并发给他一套新证件——上面说他出生于1926年。当时有一条政策，有意提高孤儿的年龄，让他们够条件去参军或从事工业生产。在之后的两年中，米哈伊尔与孤儿院的其他孩子组成一队，在钢铁厂上班。“我们轮班工作——这一周，晚上12小时；下一周，白天12小时；每周工作7天。”工厂里可怕的真实条件，与宣传中的相比有云泥之别。米哈伊尔以前学的，均来自书籍和电影。于是，他生命中第一次开始怀疑被告知的东西。孩子们身穿工作服，睡在工厂俱乐部的地板上，吃饭都在食堂，没有任何报酬。1943年秋天，米哈伊尔逃离工厂，自愿参军——动机是躲避饥饿，不是爱国主义——成为一名坦克驾驶员，当时年仅14岁。(572)
像米哈伊尔一样，尼古拉·科瓦奇加入少先队时也非常自豪，因此而感到已被孤儿院之外的世界接受，可与其他同龄孩子平起平坐了。科瓦奇接着加入共青团，成为党的积极分子，他“最喜爱的书”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在少年时就加入红军，在远东服役。复员后，他却难以融入平民生活——他在苏维埃机构待的时间太长——转而去内务人民委员会上班，晚上在其附属的精英军校进修。科瓦奇任职于内务人民委员会一个特殊单位，其主要任务是捕获儿童之家的逃犯。(573)
三
父母要求14岁的玛丽亚·布德克维奇事先做好准备，以预防父母的被捕。1937年7月，内务人民委员会抓走父母，玛丽亚得以生存下来，孑然一身，住在莫斯科的自家公寓，直到1938年夏天内务人民委员会把她带到达尼洛夫修道院的拘留中心。她虽是自力更生，却有父母的老朋友米利察·叶夫根涅夫娜的帮助。米利察的丈夫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官员，被捕得更早，所以米利察揣测玛丽亚的父母可能是受了自己丈夫的牵连，因而觉得对不起玛丽亚。但很快，她又担心，如果继续帮助“敌人”的女儿，自己也会吃不了兜着走，只好向内务人民委员会汇报。他们来抓玛丽亚时，米利察对她说：“不要生我的气……最好还是去儿童之家，之后就会慢慢习惯，不会再是人民公敌的孩子。”(574)
玛丽亚与其他25名“人民公敌”子女一起，从达尼洛夫修道院，被转至高尔基城附近的孤儿院。孤儿院主任是个慈父般的人，鼓励玛丽亚努力学习，即使出身不好，仍可争取美好的前途。她申请加入了共青团，尽管事先受到警告，获准之前需要背弃自己的父母。她也参加各项活动，主要是在群众集会和游行中强烈谴责“人民公敌”，歌唱对斯大林和党的赞歌。她回忆，之所以加入共青团，是因为坚信这是父母希望她做的：“我怎能拒绝加入呢？妈妈总是说，我一定要成为少先队员，然后是共青团员。不加入是可耻的。”然而同时——她对导致父母被捕的政治事件茫然无知——她又认为，入团可能是错的。她记得曾感受到对父母的愧疚，好像是在背叛他们。但后来，入团仪式并没要求她背弃父母。尽管如此，她仍在参与共青团宣传时觉得尴尬。如她所忆起的，只是让人看到自己在“高歌赞美斯大林，连自己也不太相信口中吐出的歌词”。尴尬的根源是她的直觉：父母的被捕是错的（她甚至在1939年向斯大林书写抗议信）。她为生存和进步所采纳的政治身份，又与这信念发生冲突。作为共青团员，玛丽亚可以就读于列宁格勒理工学院，那是一所占处于领先地位的科技大学，学生中仅有极少数“人民公敌”的孩子。(575)
数百万孩子在苏维埃制度和其“敌人”之间的灰色地带长大，内心时常处于争相表忠与抗争冲动的撕扯之中。一方面，家庭出身的污点增强了他们证明自己是社会平等成员的需求。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遵循苏维埃的理想，加入了共青团，甚至共产党。另一方面，这些孩子不禁会对给家人带来这么多痛苦的制度生出疏远之感。
父母在1937年夏天被捕后，热尼娅·叶万古洛娃百感交集。她19岁，刚刚读完中学，留在莫斯科继续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灰飞烟灭。于是，她搬去列宁格勒，与父亲的舅舅同住。舅公是一名退休的冶金学教授，帮助她进入了工人补习学校，她希望以此升入理工学院。随着申请理工学院的日期越来越近，热尼娅变得忧心忡忡，知道在表格中将不得不揭示父母的被捕。她觉得自己好像一个“麻风病人”，尽管在入学考试中取得高分，仍在担心没有资格进入理工学院。1938年，她被接受为冶金系的新生，该系的竞争不像其他系那么激烈。整个第一学年，热尼娅在日记中承认自己的抑郁症，甚至兴起自杀的念头。反观这一悲伤，她自我解释，这是父母失踪之后自己个性的“自我封闭”。在工人补习学校时，父母的被捕一直是她的耻辱之源，她的同学曾无情地欺负她，称她为“祖国叛徒”的女儿。在理工学院，热尼娅努力证明自己是一名模范学生，以克服这一耻辱。
有时，她尽力挣脱父母的阴影，享受与同学的相处，追求自己的新生活。但在短暂的瞬间幸福之后，总是涌起内疚感，使她想起身系劳改营的父母。父亲被捕后不久，热尼娅做了一个梦，梦中的父亲竟是一名侵略者。这一直给她带来困扰：
我父亲从隔壁房间的薄雾中浮现，举起手枪朝我心脏开枪。我没有身体上的痛苦，只有无法遏止的失落感……然后，我发现自己的胸部已被鲜血浸透。
1938年的“海陆空”体操表演人员，依达位于后排的中间
在理工学院时，有一天晚上，她和朋友一起去溜冰，心情非常愉快，那还是好几个月中的第一次。可当天晚上，她在梦中又看到父亲，第二天早上醒来，满怀“沉重的抑郁”。(576)
“奇怪孤儿”中的许多人，回顾自己的少年时代时，都记得有这样一个时刻——他们所衷心盼望的——遭受压迫的耻辱突然消失，他们重被接受为“苏维埃公民”。这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渴望，几乎是所有“人民公敌”子女的共同心声。只有很少人对苏维埃制度产生厌恶，或干脆反对。
对依达·斯拉温娜来说，重被接受的时刻发生于1938年的夏天，与母亲的被捕相隔不久（父亲被捕于1937年）。其时，体育教师来邀她参加学校的游行。依达是一名运动员，身材健美，自14岁起就以体操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学校游行，但在父亲被捕后，她被逐出了游行团队。她在回忆录（1995年）中追忆了当时的喜悦：重被接受为“海陆空”体操表演的体操兼跳伞选手，参加游行，庆祝苏维埃体育界所取得的成就。
我尚记得采访人在游行运动员照片中认出我时的诧异。[2]他们问，母亲刚被发配去劳改营，我怎能参加游行？现在回想起来，我当然承认年轻时的自私。我才16岁，忍受不了痛苦，渴望幸福和爱，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原因。参加游行是在表达一个深切的愿望：我想在破碎的世界中重返完整。我再次感到，自己从属于一个庞大的“我们”。我与大家行进在方阵中，高唱让人骄傲的歌曲《我们没有国界》（We Have No Borders）。在我看来，我与任何他人一样，都是完全平等的祖国代表。我对[歌中的话]深信不疑，“我们将高举苏维埃旗帜，超越世界和世纪”。我跟大家并肩站在一起！我的朋友和教师再一次对我表示信任——这意味着，或者是我就因此认为，他们也一定相信我父母的无辜。(577)
对于大多数青少年而言，加入共青团象征了从“人民公敌”的孩子到“苏维埃公民”的过渡。父亲1938年2月被捕时，加林娜·阿达西斯卡娅17岁。加林娜的父母是积极的反对派，没期望她会成为共青团员。她和母亲从老家列宁格勒，流放到雅罗斯拉夫尔城。加林娜强烈地感到遭受迫害的耻辱，试图予以克服，决定申请加入共青团。她给学校共青团委员会写信，要他们“再看看我的材料”（即审查她的申请，尽管有父亲被捕的污点）。她坦言自己在有意识地自我净化，她公开自己的“污点履历”，希望获得集体的宽恕和救赎。在讨论她的请求的共青团会议上，领导们裁定加林娜“作为人民的敌人没有资格入团”。但有一位同学抗议说，如果阿达西斯卡娅被排斥在外，所有的学生都会离席。加林娜回忆：“党员辅导老师勃然大怒，耳红面赤。”
他坐在木凳上，大声叫喊：“这是什么？挑衅！缺乏警惕性！”不过到了最后，我还是获准加入了共青团，甚至当选为班级组织者。我们的组织在学校里赢得了第一名[在社会主义竞赛中]。
就加林娜而言，这就是她被带进集体生活的一刻。她回忆，自己在1941年被捕，“调查官员查阅我的共青团记录时，眼珠子几乎都要跳了出来”。(578)
背弃自己家庭的传统和信仰，通常是进入苏维埃社会所必需的牺牲。柳芭·捷丘耶娃1923年出生于乌拉尔北部切尔登镇的一个东正教神父的家庭，排行第四。柳芭的父亲亚历山大于1922年被捕，押在监狱将近一年才获释。政治警察要他成为举报人，汇报自己教民的活动，却遭到拒绝。后来，受政权支持的宗教改革者夺走了他的教堂，亚历山大二度被捕，但于数月后的1929年秋天获释。柳芭的母亲克拉夫蒂娅随即被切尔登博物馆解雇，她的弟弟维克多作为“阶级敌人”的儿子也被学校开除。1930年，亟想保护家人的亚历山大，带儿子搬去乔尔莫兹镇，让活跃于教会的一个工人收养维克多，以此来改善儿子的前途。作为“工人的儿子”，维克托在学校读完七年级，取得教师资格。家中的其他人也搬离让他们家破人散的切尔登镇，去南方100公里外的新兴工业城镇索利卡姆斯克，与克拉夫蒂娅的母亲一起生活。
柳芭在索利卡姆斯克长大，从小学会了遵守“自己的本分”。
妈妈经常提醒，我是神父的女儿，要倍加小心，不可与他人交往，不可信任他人，不可谈论自己的家事。我的本分是要保持谦虚，她曾说：“别人能做的，你却不能。”
她家很穷。克拉夫蒂娅在成人扫盲组织担任讲师，但工资不足以养家糊口，因为没有配给卡。她们勉强生存，多亏了亚历山大的小额金钱援助，他仍在乔尔莫兹镇从事神父的工作。到1937年8月，亚历山大又一次被捕，10月遭枪决。克拉夫蒂娅和孩子们变卖最后的财物，种植蔬菜，苟延残喘。最终，亚历山大的农民教友送来了援助款——他们曾在集体化运动中得到教会的帮助。
自从父亲移居至乔尔莫兹镇之后，柳芭只见过他一次。她在1937年6月前曾去拜望，几星期后，他就被捕了。柳芭回忆：“我对宗教的无知让爸爸大为不满，他试图教我古教会斯拉夫语，但我没有兴趣。这是我人生中第一节 宗教课，也是最后一节。”经年的压迫促使柳芭逃离自己的家庭背景。她在索利卡姆斯克新学校的第一年，就是反宗教宣传活动的靶子。教师一边指向柳芭，一边告诉其他孩子：如果他们接触宗教，就会变得像她一样糟糕。她回忆，自己老受其他孩子的欺负，陷入了“极端恐惧和歇斯底里”的状态：
我不敢去上学。母亲和外祖母最终决定，不再带我去教会。她们告诉我，最好只有一种教育，让我相信学校里有关宗教的说法。
1949年的叶丽萨维塔·德利巴什
柳芭加入了少先队，自豪地戴上标志着受到接纳的红领巾，成为一名积极分子，甚至参加了1938年反教会的示威游行，所举的横幅上写着“打死所有的神父”。柳芭最终成为一名教师——亚历山大的4个孩子中，3人选择了这个职业。将近50年，她教的是反教会的共产党路线。回首往昔，柳芭充满了悔恨，因为自己背弃了家庭的传统和信仰。[3]“我总想，如果父亲是一名教师，而不是神父；如果像其他女孩一样，也有父亲伴我长大，我的人生会变得容易许多。”(579)她弟弟维克多曾在共青团会议上正式背弃父亲，相比之下，柳芭所做的只是在苏维埃社会生存下去的绝对必需之事。
在“人民公敌”的孩子中间，成为苏维埃积极分子是一条普遍的生存策略。这样做，既可消除自己的软肋所引起的政治猜疑，又可让他们克服自身的恐惧。
叶丽萨维塔·德利巴什1928年出生于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城，父母在那里过着流放生活。父亲亚历山大·约西列维奇是列宁格勒印刷工人的儿子，从苏维埃政权的一开始，他就是老布尔什维克和契卡官员。他曾是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1917年10月在斯莫尔尼学院找到父亲的那个少女）的伴侣，直到爱上格鲁吉亚低级官员的女儿尼娜·德利巴什，两人在1925年结婚。两年后，他因与政治警察的前雇主发生龃龉而被捕（他1926年离开警察系统，在莫斯科学习经济），流放至西伯利亚，其时已怀上女儿的尼娜跟随而去。1918年，尼娜和女儿先回到苏维埃首都；亚历山大获释后也回到莫斯科，在外贸部任职。1930年，亚历山大再次被捕，判刑10年，被送去高尔基城附近的苏赫贝兹沃德尼劳改营，属于韦特拉戈古拉格系统。同时，尼娜也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一系列的“特殊定居地”，到1932年又返回莫斯科。叶丽萨维塔一直与在列宁格勒的父亲的家人一起生活，偶尔去探望身在流放地或已返回莫斯科的母亲，直到1935年。其时，她和尼娜前去苏赫贝兹沃德尼劳改营，与亚历山大同住。尼娜充任志愿者，一家人住在劳改营，叶丽萨维塔开始上学。到1936年4月，叶丽萨维塔的父母再次双双被捕，亚历山大于1937年5月被枪决；尼娜被判刑10年，先被送去索洛韦茨基劳改营，后枪决于1937年11月。
父母被捕后，叶丽萨维塔获得苏赫贝兹沃德尼劳改营难友的收留，逃过被送去孤儿院的厄运。那位难友在1936年获释，把她带回列宁格勒。叶丽萨维塔住在不同的亲戚家——先是格列高利叔叔（1937年4月被捕），接着是马戈姑妈（7月被捕），再是赖娅姑妈（8月被捕）。于是远房亲戚将她救出列宁格勒，在把她送给在第比利斯的母亲的家人之前，先让她住在莫斯科附近他们的乡间房子里，以避开内务人民委员会。她在这些亲戚当中转来转去，不清楚他们对警方的担忧，开始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没人要的小孩。
叶丽萨维塔的外祖父母是纯朴的老百姓——外祖父出身于农民家庭，外祖母是商人的女儿——但都受过教育，汲取了第比利斯知识界自由基督徒的价值观。叶丽萨维塔没去上学，只接受外祖母的家教——她在1917年以前，曾任第比利斯中学的教师。外祖父母对清洗不抱任何幻想，直截了当地告诉她，父母是无辜的，是好人，却受到了不公的惩罚。尼娜从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给父母写过两次信，特地加上给女儿的安慰和鼓励。她最后一封信写于1937年11月2日被枪决之前，交在了执刑人手里。尽管是非法的，他还是将之付邮了。尼娜写道：“爸爸，妈妈，我就要死去，救救我的女儿。”她还告诉叶丽萨维塔，可在夜晚的天空找到自己的母亲，就在大熊星座的旁边。她写道：“当你看到大熊座，就能想起我，因为我就住在那一片星空。”1937年12月，尼娜的弟弟在第比利斯被捕，尼娜的信件和所有照片随之都遭销毁。[4]但最后一封信一直深入叶丽萨维塔的心灵，外祖母给她念了十几次。她回忆道：“我一直在等待，等待我的母亲。即使成年后，我晚上出去，也会寻找大熊星座，思念我的母亲。直到1958年[方才发现母亲已被枪决]，我一直视之为她终将回到我身边的象征。”
舅舅的被捕使叶丽萨维塔留在第比利斯变得危机四伏，此时，大规模的逮捕正席卷格鲁吉亚的首都。她将近10岁，从没进过学校，但在第比利斯，没人愿意收留“人民公敌”的女儿。1938年1月，外祖父母送她上火车，去列宁格勒与大姨妈索尼娅同住。索尼娅任职于基洛夫工厂工会，是党的资深积极分子和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在叶丽萨维塔所有的叔舅姑姨当中，索尼娅是大恐怖中唯一没被捕的。叶丽萨维塔回顾那些创伤年代，认为没有真正感受和了解到大恐怖对自己的巨大影响，亲戚们往往不作透露。她到10岁时，已经历了颇不寻常的各式事件——在流放地和劳改营长大，失去父母，避难于十多个不同的家——无论是“正常”的结束，还是“异常”的开始，对她来说都毫无意义。她现在回忆，当时感受到的只是迷惑和沮丧，既含糊又笼统，这植根于“没人要，没人爱”的直观感受。索尼娅的丈夫于1938年1月被捕，姨妈家的公寓因而笼罩着冷峻、紧张的气氛，与外祖父母家的友好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更加深了叶丽萨维塔的那一直观感受。不久，索尼娅被开除出党，她特地装好一只放有替换衣服和干面包的小包，以备随时可能发生的被捕。叶丽萨维塔越来越内向，生出“对他人的恐惧”。她回忆道：“我害怕每一个人。”她记起一件事，姨妈让她去当地商店买东西，店员找回零钱时多给了5个戈比，她回到家里，姨妈就叫她去退还多找的零钱，并道歉。叶丽萨维塔被吓坏了，不是因为拿了多找的零钱，而是害怕以个人化的方式与售货员（陌生人）交流。
尽管有丈夫的被捕、几乎所有亲戚遭受的迫害以及自己的被驱逐出党，索尼娅仍是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她教导外甥女相信苏维埃报刊上的一切，接受父母有罪的可能。她还声称，她父亲曾属于一个反对派组织，因此被捕，成为“人民公敌”，但尼娜很可能是无辜的。叶丽萨维塔回忆：“索尼娅很少提及我父母，我不敢向她询问父母之事，担心她会说出非议他们的话。我懂得，有关这一主题的谈话是禁止的。”也许索尼娅认为，如果外甥女对自己家庭的命运想得太多，可能会避世绝俗，更加疏离于苏维埃制度。在姨妈的鼓励之下，叶丽萨维塔先加入少先队，再加入共青团。每一次，如索尼娅所规劝的，她都掩饰真相，声称父母被捕于1935年（在清洗“人民公敌”之前）。叶丽萨维塔回顾自己的入团经历：
我陷入深深的恐惧——好像重又回到父母被捕、自己孤身只影的岁月——我害怕外面的世界，害怕一切的事物和人际关系。我不敢与人接触，唯恐他们问起我的家人。世上最为可怕的，就是在共青团会议上老是提出的出身问题。
她渐渐克服自己的恐惧，被接受入团更增强了她的信心。她回忆道：“在我生命中，我第一次不再觉得自己像一匹害群之马。”她学习成绩优秀，这让她在同学之间享有真正的权威。她变成积极分子——先当选为学校的共青团书记，后成为她所居住的列宁格勒地区共青团书记。她回首往事时认为，她的积极性救了自己，让自己获得一定程度的主动：
当我加入共青团，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当我与同代人打成一片，成为他们的领袖，我就不再害怕了。我可与当局进行谈判，为他们的事业力争。当然，我也是在为自己力争。因为，越显得坚强，就越能抑制自己内心的恐惧。(580)
1939年9月，物理教师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坐在最右边）、校长维克托·别兹古多夫（站在最右边）与乔尔莫兹镇特殊定居地的七年级学生
对于在“特殊定居地”和其他流放地长大的“富农”孩子而言，唯有拥抱苏维埃事业，才能克服他们的出身之耻。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与“富农”父母一起流放的许多孩子已经成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收到这些青少年的无数请愿，要求获释，重返苏维埃社会。有些人写了正式声明，背弃自己的家庭。20世纪30年代初，只有很少申诉获得成功：一些“富农”的女儿被允许离开流放地，与享有全部权利的苏维埃公民结婚。除此之外，政府认为“富农”的孩子只会污染社会，降低士气。然而，从1938年的年底起，出现一个大转折，新政策强调“富农”孩子的“重新做人”和恢复名誉。一旦达到16岁，他们就可离开流放地，恢复公民权利——但一定要背弃自己的家庭。(581)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就是这样一名“富农”的孩子，他1917年出生于库尔干地区，在集体化运动中，与家人一起流放至乌拉尔北部乔尔莫兹镇附近的“特殊定居地”。德米特里在定居地长大，伴随着“富农”出身所带来的耻辱。他回忆道：“我感觉像一个弃儿，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由于父亲的流放，我受到了莫名其妙的玷污，变成了坏人……我并没像敌人一样感到内疚，但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教育是他的唯一出路。父亲老是说：“学习呀，学习，孩子们。教育是苏维埃政权可以给你的一件好事。”德米特里学习努力，成为定居地中第一个读完十年级的男孩，1937年因勤奋而加入共青团。他最终被接受为一名平等人，感到“自豪和高兴”，很快成为一名积极分子。德米特里将自己的进步归功于党的理想，视党为更高形式的社区，其成员“公平且优等，洋溢着同志之情谊”，从中能赢得他的救赎。依照父亲的建议，德米特里前去拜访“特殊定居地”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指挥官，为自己赴大学深造恳求帮助。指挥官涅沃林为人善良，对这位聪明青年的处境感到惋惜。他已经知道德米特里在学校取得的成就，清楚地看出这位青年值得帮助。涅沃林颁发给德米特里一本护照和100卢布——相当于“特殊定居地”每月工资的两倍多，让他随身带上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推荐信去彼尔姆，帮助他注册成为大学的物理系学生。
德米特里从未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他在入学表格中填写自己的出身，因此受到其他同学的欺负。他最终决定离开，以为越远越好，希望找到一个不受出身影响的学校。他先是就读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矿业学院，然后搬去更为东部的鄂木斯克，成为农学院学生。但在那里，他的出身仍是一个困扰。到第一学期的第6个星期，系主任告诉德米特里，他必须退学，因为学校已收到驱逐“富农”、神父和其他“社会异己分子”子女的命令。他非常沮丧，决心先去仍有亲戚的库尔干地区。除了返回“特殊定居地”，似乎无路可走。德米特里前去看望他以前的老师——他在赴流放地之前曾是该村校的学生。那位教师还记得他，邀请他回校担任物理教师。德米特里虽没有高等学院的学位，但在实际上，真正必需的资格是熟悉斯大林的党史，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又是德米特里最爱读的书籍。他教了一年书，1939年夏天回去看望仍在乔尔莫兹镇的父母。他从父母的来信中得知，“特殊定居地”的条件有所改善。但出乎意料，比涅沃林严厉的定居地新指挥官却将他逮捕，没收了他的护照，并威胁要把他送进劳教营。再一次，德米特里因自己的优秀成绩而得救。乔尔莫兹镇学校校长记起了他的得意门生，呼吁内务人民委员会手下留情，声称他急需教学人才。于是，德米特里获准留了下来。他在随后两年中任教于定居地学校，直到战争爆发时被征入劳动大军，前去伐木营（1942年4月之前，“富农”的儿子不得参与军队的前线战斗）。
德米特里即使在苏维埃政权的手中饱受磨难，仍是一名苏维埃爱国者，坚信共产党事业的正义性，亟想成为它的成员。他解释说：“我做梦都想入党。”
我只想获得平等人的认可，入党就是为此。我绝不是为了职业发展而申请入党的。就我而言，党是诚实和奉献的象征。他们是共产党人，既诚实又正直。我想，我应该名列其中。
他在1945年提出申请，却遭到拒绝，当时带给他巨大的失望（他60年后重述此事时，仍双手颤抖，情绪激动，哽咽难言）。到1956年后，党改弦易辙，试图吸收曾受斯大林迫害的团体的成员，他才得以加入渴望20多年的平等同伴的行列。(582)
四
左图：1936年，季娜伊达和两兄弟。
右图：1942年，季娜伊达（中间）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这是一张寄给家人的古拉格囚犯照片，极为罕见。3名女囚犯一起拍照是为了省钱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被判刑8年，在专为收容祖国叛徒妻子的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服刑，地处哈萨克斯坦。5年之后，她从核心的监狱区域调至外围的定居地，那里的条件稍佳，有时可与家人同住。季娜伊达写信给她在莫洛托夫城的母亲。她虽然亟想与女儿团聚，即安吉丽娜和奈莉，但不希望她们承受劳改营的艰辛，“糟蹋她们的人生”。然而，莫洛托夫城挤满了难民，他们来自饱受战火蹂躏的苏维埃领土，长期的饥荒随之发生。像布舒耶夫一样的“人民公敌”，没有食物配给或自留地，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季娜伊达的母亲决定，最好让女孩们与母亲团聚。她无法想象劳改营的条件还会比莫洛托夫城更差。
为了让孩子进入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先要把她们还给孤儿院。季娜伊达等女儿取得国家收养者的身份，再要求把她们转至劳改营。安吉丽娜和奈莉回到孤儿院3个月，再由外祖母领出，坐火车从莫洛托夫城前往哈萨克斯坦，抵达阿克莫林斯克时，已是1月份的一个傍晚。季娜伊达到火车站迎接，发现她们正坐在上有遮顶的月台躲避暴风雪。她自己身穿棉袄、长裤、毡靴，即囚犯的标准冬衣。其时9岁的奈莉看到母亲，便奔跑过来，双手搂着母亲的脖子。但两岁就与母亲分离的安吉丽娜当时太小，已记不起来。她在恐惧中往后退缩，脱口说：“那不是我的妈妈，那只是身穿冬衣的农民伯伯。”季娜伊达经历了5年的苦役，已失去女性气质的外貌，再也不是安吉丽娜从家庭照片上看到、在脑海中想象的理想母亲。(583)
1942年，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里的孩子们。斯拉瓦·布舒耶夫站在后排最右边
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是古拉格系统中专收女犯的最大的3座劳改营之一（其余两个是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劳改营和摩尔多瓦共和国的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为了满足政权对“人民公敌”妻子监狱的急切需求，它匆匆造成，于1938年1月接收第一批女犯。她们中的大多数，被安置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控制的孤儿营的前营房。到1941年，估计有1万名妇女在劳改营。像布舒耶娃一样，她们中的大多数从事农活，或在纺织厂制作红军制服。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与远北和西伯利亚的相比，条件还算不错。但对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女犯来说——尤其是那些习惯于舒适生活的苏维埃精英——劳改营生活还是非常艰苦的，特别是在最初几年。一开始，它被定为高度机密的刑事机构，为了开展反“叛徒妻子”的镇压运动，还实施了极具惩罚性的“特殊管理”。监狱的核心区域，大大不同于营房定居地，围上了铁丝网和 望塔，还有牵狼狗巡逻的狱警。女囚们早上4点就要起来上工，睡觉前最后一次点名是在午夜。许多囚犯回忆，狱警们不善于计数，往往要女犯一再起床，以便重新核查。女犯一定要履行工作配额方能领到口粮。如果连续10天完成不了配额，就会被送去“死亡营房”等死。一名前狱警回忆：“每天早上，死者被运走，埋在营房外的万人坑。”对许多囚犯来说，最难忍受的是不得与亲属通信（特殊管理规定）。1939年5月之后，“特殊管理”取消。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改为“普通劳改营”，条件开始有所改善。营房定居地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妇女在监狱区域服完刑或因勤劳而获得提早释放，都转至定居地。[5]居住条件变得比较容易承受，不再有铁丝网。狱警护送妇女去上工，晚上回来计算人头，除此以外，基本上让她们自管自。在劳改营指挥官谢尔盖·巴里诺夫的鼓励下，定居地的俱乐部有了活泼的文化生活。相对来说，他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一个善良正派的人。劳改营的女子当中有不少资深布尔什维克和红军指挥官的妻子和亲人，包括作家、艺术家、演员、歌手，甚至有莫斯科大剧院的独奏家。据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副指挥官米哈伊尔·尤西佩科说，第一批囚犯中有125名医生、400名合格护士、40名女演员和350名钢琴家。哈萨克斯坦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的副手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回忆自己访问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时的寝食不安，那里关有太多前同事的妻子，“我又帮不上忙”。劳改营主管向施赖德尔保证，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囚犯享有良好的条件，但在他眼中，似乎仍是一个“可怕的场所”，与其他古拉格劳改营不相上下，这不是因为客观条件，而是因为有那么多与子女分离的母亲。(584)
在这一方面，布舒耶夫一家比较幸运。季娜伊达的儿子斯拉瓦，刚到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时被送进了孤儿院，等到母亲调至外围的定居地后回来与她团聚，现在又加上奈莉和安吉丽娜。她们睡在营房内一长列双层的木板床上，安吉丽娜记得：
其他女室友重新安排床位，让我们占据一个角落，像一个家庭那样生活。我们两人睡在上层，两人睡在下层，再加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角落货架。这都是我们私用的，可以储藏自己的面包和果酱……我们去食堂领饭菜，回来坐在木板床边一起吃……没人会偷我们的东西……我们营房中有4个家庭，各占一个角落，享受些许的隐私。大家都同意，这样的安排很好。
狄娜给格特鲁德绣的毛巾（局部）
安吉丽娜和奈莉就读于劳改营学校，甚至加入了劳改营组织的少先队。这是当局鼓励的，为了在“人民公敌”的孩子中培养苏维埃精神。劳改营没有红领巾，所以少先队员只得自制，他们用劳改营中到处都是的像蜂群一样的蚊子的血，来染红一条条棉布。(585)
然而，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大多数妇女与家人只有很少的联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一旦成为普通劳改营，其囚犯就可依据1939年的古拉格法律与亲友通信：一般囚犯允许每月获得一封信和一个包裹；如是“反革命罪”囚犯，像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大多数妇女一样，允许每3个月获得一封信和一个包裹。但在现实中，收到的信件数量，全取决于狱警的一时兴致、劳改营的内部规矩和劳改营的地理位置（有些劳改营太偏远，根本就收不到任何邮件）。伊娜·盖斯特讲述了如何设法邮寄包裹给身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母亲。普通邮局不接受寄去劳改营的包裹，为此而设立了特别投寄站，但又不公布它们的地址（劳改营的存在是苏维埃当局不予承认的），人们不得不依靠监狱外排队中传播的信息。1938年，发自莫斯科的所有邮递都被叫停了，伊娜只好去莫斯科西南100公里之外的莫扎伊斯克镇。她挤在人群中，想方设法将包裹交到一节指定的车厢，该次特别列车专门运载囚犯去哈萨克斯坦。(586)
对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妇女来说，剥夺通信权利无疑是某种形式的酷刑。有时，她们以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而被人传诵。法学家伊利亚·斯拉温的妻子埃斯菲莉·斯拉温娜，1938年抵达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惊恐地发现大批少女——许多比她16岁的女儿依达还要年轻——不知何故，竟也在劳改营。埃斯菲莉担心，依达可能也已沦入某地的劳改营，但她没有通信权利，全无女儿的音信。事实上，依达在积极应对困境，她在列宁格勒借宿于许多学校里朋友的家，设法寄出包裹，只是没能到达母亲之手。埃斯菲莉因此绝食，这是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抗议的主要方式，其囚犯——大多数是党员，或布尔什维克的妻子——在总体上忠于苏维埃政权，兢兢业业做事，毫无怨言。埃斯菲莉不参与政治，不关心丈夫的法律事务，唯一在意的就是家人。她拒绝进食，因此被关进惩罚区。数星期后，她的身体濒临崩溃，劳改营的行政当局终于同意让她接收家人信件。埃斯菲莉的绝食也许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很难想象劳改营当局会在意个别囚犯的死亡。他们本来已在准备把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由“特殊管理”改为“普通劳改营”，使囚犯有资格收到亲人的信件。当局也有可能考虑到，埃斯菲莉绝食而死可能引起其他囚犯的反应。在通信这个问题上，囚犯情绪已经高涨，兴起了频繁的投诉。劳改营当局让步后没几天，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列宁格勒总部召来依达，告诉她可以给母亲寄送一个包裹。包裹在1940年初的冬日抵达，当时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中几乎没人收到过信件，更不用说包裹了。埃斯菲莉的胜利使她成为名人，数百名妇女聚集在她的营房，检视她包裹里的珍贵物品，这鼓励了其他囚犯也向劳改营当局提出抗议。(587)
随着通信管控的放宽，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妇女将满腔热情注入自己的信件，往往还附上小礼物，以表达对儿女的爱。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一名囚犯回忆：“我们多么希望孩子拥有我们专为他们制作的小玩意。”(588)
叶夫根尼是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校长，被捕于1937年12月（枪决于1938年），其妻子狄娜·延尔逊―格罗佐恩卡娅1938年获刑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当时他们5岁的女儿格特鲁德和弟弟被姨妈收养。狄娜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农艺师，在劳改营的农业管理方面是个资深人物——古拉格系统中的“模范囚犯”，担任专家工作，与劳改营当局合作，以换取小小的好处，但在劳改营却是生死攸关的。(589)与其他囚犯相比，狄娜允许发送和接收的信件更为频繁。她经常给女儿寄去自己手工制作的小礼物——小衣服、玩具，或是绣有动物的美丽毛巾——格特鲁德非常珍惜，一生不减。她回忆道：“我一直将它留在床上，无论是在学生宿舍，还是我住过的其他场所。在我心中，它等同于我想象中童话般的母亲。她不在身边，我只能构思一个母亲形象，非常善良美丽，只是住得很远。”(590)
与渴望有一个母亲相对的，是渴望拥有一个孩子，即使是在劳改营。1937年，乌克兰印刷工人哈娃·沃洛维奇21岁，被送去远北地区的劳改营。她感到孤立、孤独，渴望有个自己的孩子，感受孩子的爱带来的喜悦。这是许多女性在劳改营中的渴望，她在充满感慨的回忆录中如此叙述：
我们对爱、温柔、爱抚的需求如此强烈，甚至达到了精神错乱、以头撞墙、意欲自杀的程度。我们都想要一个孩子——所有人中最亲爱最亲近的，我们甚至愿意为之放弃自己的生命。我克制自己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我真是渴望能亲手怀抱的小生命，在孤独、压迫、屈辱的漫长岁月里，又可有所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