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娃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发生恋情（“我并没选择他们之中最好的”），生下一个有着金色卷发的小女孩，取名为埃莉诺拉。劳改营没有为母亲准备特别的设施，在哈娃分娩的营房中，3位母亲合住一个小房间。
臭虫像沙粒一般从天花板和墙壁上纷纷掉落下来，我们整个晚上都用在了从婴儿身上掸走那些臭虫。白天，我们必须出工，找一位当天不用出工的老妇人暂时照看。我们留给婴儿的食物，那些妇女却拿起来，若无其事地放进自己的嘴里。
当上母亲，给了哈娃一个新的生活目标和信念：
我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但现在有了小孩，我最热切最强烈的希望是要有一个上帝……我向上帝祈祷，如果不会与女儿分离，他可延长我的磨难一百年。我祈祷，我能带着她获释，即使成为一个乞丐或残废。我祈祷，我能将她抚养成人，即使我必须拜倒在人们脚下，以乞求施舍来做到这一点。但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我的宝宝刚刚开始走路，还没听到她咿呀学语、叫出美妙暖心的“妈妈”，我们就在冬天的凛冽寒风中，衣衫褴褛地挤进一个货运车厢，转去“母亲劳改营”。我那胖嘟嘟的金色卷发小天使，很快就变成了苍白的小幽灵，眼睛下生出蓝色阴影，嘴唇上长满疮。
哈娃先是被安排在伐木队工作，后来去了锯木厂。通过贿赂儿童之家的护士，她获准在规定时间之外前去探望，即早上点名之前和自己的午饭时间。她所发现的令人不安：
我看到护士早晨叫小孩起床。她们或推或踢，迫使小孩钻出冰冷的床被……她们以拳头推搡，嘴里时不时发出粗鲁的咒骂，脱下小孩的睡衣，用冰凉的水给他们擦洗。娃娃们甚至不敢哭，他们呼哧呼哧地吸气，像个老头一样，间以低沉的嚎叫。这个可怕的嚎叫，来自各张小床，有时竟持续数天。有的小孩大到足以坐起或爬行，就躺在床上，弓起膝盖顶住自己的胃，发出这些奇怪的声音，活像鸽子的咕咕鸣叫。
一名护士要负责17个小孩，她会找窍门加快工作进度：
护士从厨房带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粥，分到单独的盘子。她抓住最近的一个小孩，把他的双手扭向后面，用毛巾绑住，然后开始一勺一勺，将热粥灌进他的喉咙，不留吞咽的时间，像是在填喂小火鸡。
只有护士自己的孩子，她们才会给予妥善的照顾。哈娃声称，他们是“仅有的能活着看到自由的孩子”。埃莉诺拉生起病来，浑身上下都是瘀青：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如何以瘦小的双手抱住我的脖子，呻吟着：“妈妈，回家！”她还没忘记那个臭虫缠身的贫民窟。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太阳光，与母亲在一起……
小埃莉诺拉……很快意识到，她对“家”的诉求是徒劳的。我去看她时，她不再伸手要我，甚至会在沉默中转向别处。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当我抱起她时（他们准许我以母乳喂她），她睁大眼睛，盯着远方某处，以弱小的拳头打我的脸，抓咬我的乳房，再手指自己的床。晚上，我背回一捆柴火时，她的小床已经空出。我发现，她赤裸裸地躺在停尸间成人尸体的中间。她在这世界上总共活了1年零4个月，死于1944年3月3日。(591)
克捷万、谢尔盖和他们的儿子尼古拉，摄于卡拉干达
包含女囚犯的大多数劳改营办有儿童之家。1944年，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儿童之家，共有400名4岁以下的小孩，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在劳改营怀孕出生的。在其他劳改营，有些妇女亟想怀孕，以便脱离艰辛的劳动、分得较好的食物，甚至获得赦免。携带婴儿的妇女获得赦免一事，确有发生，(592)却并不适用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大部分女囚，因为她们犯的是“反革命罪”。她们中的大部分怀孕产子，与上述的另外两种动机也是不相干的。据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前囚犯说，这400名婴儿中的大多数，都是女囚遭狱警强奸的结果，特别是劳改营副指挥官米哈伊尔·尤西佩科。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喜欢吹嘘，他“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享受了数千美丽的女人，都是倒台的党领导的妻子”。(593)
女犯和看守之间的性关系，并不总是基于强奸或渴望怀孕。有些女性为了获得狱警的保护而顺从对方的性要求。与一人发生性行为，好过遭多人强奸。在男女混杂的劳改营（但有男区和女区的分隔），女性也与模范囚犯发生性关系，后者的特权地位往往带来较多的食物和衣服，或厨房和办公室的珍贵工作。(594)除了丛林法则，很难解释这些性关系的原因——到底是模范囚犯具有保护、骚扰或威胁女性的力量，抑或是女性的性魅力，女性数量大大低于模范囚犯的——但从女性角度看，她们的动机通常是为了生存。
叶夫根尼·米赫拉兹是第比利斯歌剧院的总监，于1937年被捕。他的妻子克捷万·奥拉赫拉什维利获刑5年，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服刑。[6]克捷万不知道丈夫的命运（枪决于1937年），也没有两个孩子蒂娜和瓦赫坦的消息。后者在一系列孤儿院长大（成年后又被送去劳改营）。克捷万年轻貌美，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吸引了众多狱警和古拉格管理人员的注意，包括谢尔盖·德罗兹多夫。她在1942年获释后，便与德罗兹多夫结了婚，他们的儿子尼古拉出生于1944年，合家住在卡拉干达。德罗兹多夫在那里的哈萨克斯坦劳改营管理部门担任官员。(595)
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娃是纳塔利娅和艾莱娜的母亲，毕业于圣彼得堡的斯莫尔尼贵妇学院。她的第一任丈夫在列宁格勒的普尔科沃天文台担任地震专家，被捕于1936年。柳德米拉被判刑8年，被送去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1938年，柳德米拉遇见狱友米哈伊尔·叶菲姆夫。他是一名农民出身的机械师，刚刚服完所谓“流氓罪”的3年刑期（因参与酒后争吵而被捕），但决定留下，成为劳改营的志愿工。他有自己的家，位于官员和狱警的定居地。他对柳德米拉产生了兴趣。起初，她拒绝了他的追求，因为仍在期待总有一天会返回丈夫身边（不知道他已被枪决）,重归他们的家。后来柳德米拉因肾脏感染而病倒，米哈伊尔给她送来金钱、情书和食物。柳德米拉并没获得完全康复。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慢慢放弃了与丈夫重逢的希望，并假定他已死去。她愈益依赖米哈伊尔，也得到热情的回报。柳德米拉获准离婚（与“人民公敌”离婚很容易）之后便与米哈伊尔结了婚，1945年获释后两人一起定居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城。(596)
劳改营的妇女不只是向古拉格官员寻求保护。劳改营外的强大保护人，有时也能决定女犯的命运。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中有一名囚犯是电影制片人阿纳托利的前妻柳芭·戈洛夫尼亚。柳芭在1938年4月被捕，判处5年的劳改。4个月之前，她的第二任丈夫鲍里斯·巴别茨基被捕，于1939年遭枪决，他曾是莫斯科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的主管。柳芭后来以为，她的被捕缘于她曾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列宁格勒仓库购买家具（这些家具是从大逮捕受害者的家中没收来的，她感到深深的内疚，离开劳改营后，就将之全部卖掉）。但在事实上，她被捕只是因为她是巴别茨基的妻子。他陷入一个丑闻，导致了苏维埃电影界几十人被捕。格列高利·亚历山德罗夫的电影《快乐伙伴》（Veselye Rebiata），其流行插曲不知何故传到美国，被制成唱片，广受欢迎，导致1937至1938年对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的间谍指控。
柳芭被捕时，来自3次不同婚姻的3个孩子被内务人民委员会从她共产国际酒店的公寓带走。柳芭与巴别茨基的儿子阿廖沙才两岁，被送去莫斯科市中心的孤儿院；巴别茨基第一次婚姻的13岁儿子沃利克，以及柳芭与阿纳托利的11岁女儿奥克萨娜，则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送去古老的达尼洛夫修道院拘留中心。该修道院的许多牢房已挤满孩子，其中一间扣押着奥克萨娜和20名其他女孩。沃利克被带到一个12岁以上孩子的特殊区域，由于已达刑事责任的年龄，将被送去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的特殊劳教营。他还做了指纹采集，拍了脸部照片，以建立他的犯罪记录。
几个星期后，奥克萨娜的父亲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出现在修道院。奥克萨娜回想起在庭院中看到父亲的一瞬。他身穿皮大衣，背朝着她。即使相隔很远，但她一下子就认出他，并开始从自己的窗口大声叫喊“爸爸！爸爸！”阿纳托利走向大门正要离开，因为拘留中心的主管声称奥克萨娜不在那里。一辆黑色玛丽亚——内务人民委员会用来抓人的臭名昭著的货车——正好从阿纳托利旁边开过，驶出修道院的大门，发动机的噪音盖住了他女儿的呼喊。奥克萨娜变得绝望，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机会，再一次声嘶力竭地呼喊。这一次，阿纳托利转过了身子。她又继续大叫，并将手伸出窗户的铁窗棂，上下挥舞。阿纳托利抬头扫视大楼，但有那么多的窗户和那么多探视的面孔，戈洛夫尼亚很难找到自己女儿的脸庞，但到最后，凭借他摄影师的眼睛，终于锁定她的所在。他赶回主管的办公室，奥克萨娜很快被传唤到场。她告诉父亲，沃利克也被带到修道院。接她出去相对比较简单，因为在法律上她仍是阿纳托利的孩子。但要拯救已被视作成人的沃利克，又不是阿纳托利自己的孩子，则需要内务人民委员会熟人的帮忙。经过数小时的谈判和几次打电话给卢比扬卡，沃利克终于获释。至于阿廖沙，阿纳托利实在无法找到他的下落。但奥克萨娜记得，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车把她和沃利克送到修道院之前，曾在某处卸下阿廖沙。她便与父亲沿着她当时离开共产国际酒店后的路线，顺利找到那家孤儿院。奥克萨娜回忆，阿纳托利“走了进去，半小时后重新出现，阿廖沙就在他的手臂中了”。(597)
3个孩子都在阿纳托利的家中避难，那是莫斯科市中心共用公寓中两个小房间，他与高傲的母亲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同住。一年后，即1939年9月，沃利克的母亲来找他，两人消失于农村。柳芭的姐姐波利娜将阿廖沙带去巴别茨基在克拉托沃的乡间别墅。他们再加上波利娜的妹妹维拉和父亲，住两个小房间；第三间最大，住着另外一户人家。波利娜在莫斯科工作，有时到阿纳托利的公寓借宿。她两次丧偶，没有自己的孩子，坚忍地承受艰辛的生活。妹妹被捕之后，她被逐出自己的家，并丢掉莫斯科马里剧院的秘书一职；她又去莫斯科剧院博物馆担任客房服务员，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又被解雇，最终改在工厂里操作机器。(598)
整整一年，柳芭毫无音信，因为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特殊管理”禁止囚犯写信给亲戚。然后在1939年春天，随着“特殊管理”的取消，一封电报送到波利娜手上。她马上给妹妹回信，两人开始了忙碌的信件往来，几乎所有内容都与家事和抚养小孩有关。据奥克萨娜说，她们也提及其他事项，只是隐藏于暗语之中，以避开审查。波利娜一片赤诚，几乎每个星期都给柳芭写信。她寄去金钱、书籍、衣服，以及从杂志上剪下的文章和孩子的照片，尤其是阿廖沙的。
阿纳托利也写信给柳芭，但并不经常，他的信自有不同的风格。他给她送去金钱、食品包裹、电影放映机手册，让她能学到实用技能。第一年，柳芭在建筑工地上班，搬运木料时摔倒，导致手掌骨折。劳改营指挥官巴里诺夫因此调她去做轻活，在收到阿纳托利的请求后，更允许她管理俱乐部电影院。这并不是柳芭从巴里诺夫那里获得的唯一特权。波利娜因害怕自己被捕，带上阿廖沙逃去了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结果她竟于1942年1月死在那里。远房亲戚把阿廖沙送入孤儿院，然后发电报通知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柳芭。柳芭获准前往几百公里之外的江布尔城——位于阿克莫林斯克的南部，从孤儿院领出阿廖沙，把他带回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营房定居地，与自己同住。这对于一个囚犯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通融，批准请假的巴里诺夫冒了极大的个人风险。很有可能，柳芭的美貌在赢得这些通融时发挥了作用，但她的难友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反而强调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的影响。阿纳托利在写给柳芭的信件中，明显没有对审查的恐惧（他的许多信件还批评了苏维埃电影当局）。阿纳托利写信表达自己对柳芭的爱，原谅她的离开，恳求她在释放后回到自己身边（“可能不会像你以为的那么久……我相信，如果我向当局提出请求，还是有办法的”）。柳芭此时尚不清楚巴别茨基的命运，便挡住了他的攻势。但阿纳托利不甘罢休，向她介绍自己电影的成功，即《米宁和波扎尔斯基》（Minin and Pozharsky，1939年）和《苏沃洛夫》（Suvorov，1941年），自己获得的大奖（1940年的劳动红旗勋章和1941年的斯大林奖），自己享受的富裕生活，以及自己在克里姆林宫出席的宴会。他打出情感牌，对柳芭强调他们的女儿多么需要她：“我在等你，祈祷你能回来，即使只是为了奥克萨娜。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好的父亲，太忙了。我们的女儿已到这样的年龄，特别需要母亲的教导，她在我面前很害羞。”(599)阿纳托利一定知道巴别茨基已不可能再回来。他想让柳芭知道这一点，并试图让她明白最好还是与他在一起。他自己认为，或是想给柳芭这样的印象：只要她愿意回到他身边，他还拥有使她尽快获释的影响力。
五
1939年，热尼娅和西蒙诺夫在克里米亚度蜜月
1939年1月，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与塞缪尔·拉斯金三个女儿中最小的热尼娅·拉斯金娜结婚。自1936年以来，他们就是文学院的同学，其恋情开始于一年前的春天。其时，西蒙诺夫与另一位同学纳塔利娅·季波特仍在婚姻之中。但那些日子，在莫斯科学生界的波希米亚圈子中，民事婚姻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热尼娅说，西蒙诺夫以一首浪漫诗（即《五页》，最初却是为纳塔利娅写的）开始对她的追求。也许所有的年轻诗人，都会回收利用自己的旧情诗，以发动新的征服。就西蒙诺夫当时与女性的关系而言，这种做法非常典型。他性急，笨拙，很容易坠入爱河，在性经验上颇为青涩。(600)
热尼娅小巧玲珑——几乎是袖珍型的，五官精致，但吸引西蒙诺夫的显然还有她的精神素养。她慷慨，耐心，对朋友掏心掏肺，几乎与每一个人都能处得稔熟（继承于父亲的罕见秉性），并以自己的善良影响他人。热尼娅是文学院的学生会秘书。1937年文学院清洗会议中，西蒙诺夫曾举报多尔马托夫斯基，她却勇敢地站出来为两名外国学生辩解——他们太软弱以致不能保护自己——她觉得，他们的作品受到了教职员不公的批评。(601)西蒙诺夫吸引热尼娅的究竟是什么，很难确定。但她一旦爱上他，一生不变。毫无疑问，吸引她的有：他的英俊潇洒、他的诗人天赋、他的聪明才智、他的阳刚之气，以及他鹤立鸡群的领导才能。
婚礼之后8个月，即1939年8月，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出世。经过艰难的分娩，热尼娅和阿列克谢一起留在医院隔离病房好几天。西蒙诺夫给热尼娅写信：“我的小宝贝，我非常爱你。我确信，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我跟医生谈过，他说一切都很好，小宝宝会慢慢康复。请写信告诉我，你最喜欢我们儿子的哪一方面……今天，我开始写一首新诗。现在起，我每天都要写……我亲爱的，多想听到你的声音，多想看到你无疑是面黄肌瘦的小脸……请问一下，我可否给你送来犹太牛肝酱。(602)
他们的儿子出生后不久，西蒙诺夫接受了作为战地记者的第一项任务。《英勇红军报》（Geroicheskaia Krasnoarmeiskaia）派他去蒙古哈勒欣河，报道日本控制的满洲与苏联的冲突。他从苏维埃军队集结之地蒙古写信给热尼娅，随信还送上新诗《照片》：
我去旅行，没带上你的照片，
即便没有，只要牵记，仍可见面。
到第四天，乌拉尔已抛离得很远，
乌拉尔呀，我不愿让好奇的邻居窥见。(603)
哈勒欣河战役（在日本被称为“诺门罕事件”），是1932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建立伪满洲国以来，一直在酝酿的边界战争的大决战。斯大林一直在担忧日本对西伯利亚和蒙古的帝国野心。蒙古在名义上是中国一部分，但从1921年以来，一直处于苏维埃的影响之下。蒙古和日占区之间一旦因边界争议而爆发小规模的冲突，斯大林便派出他的精锐部队：5.7万步兵、集结的炮兵部队、500辆坦克、苏维埃空军的最好飞机，全部听从红军后起之秀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的指挥。苏维埃军队把关东军从日本坚持的边界哈勒欣河推回到俄国认定的边界诺门罕，即向东挺进了16公里。日本惊讶于密集的红军坦克和炮火，要求于9月16日签订停火协定。苏维埃声称获得了巨大胜利，似乎证实了红军的战无不胜——苏维埃宣传机器的说法。然而，实际情形并不那么鼓舞人心。西蒙诺夫凭亲身经验体察到，苏方的损失远远大于政府所承认的（红军声称死伤共9000人，但实际人数却高达2.4万人，其中7000人阵亡），(604)凄惨可怕的景象纷至沓来。西蒙诺夫对军事新闻的审查感到沮丧，想通过自己的诗歌来提供较为真实的画面。《坦克》一诗讲述一排苏军士兵，在来之不易的战斗胜利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士兵留下的已遭摧毁的坦克，在诗人眼中，成了他们英勇牺牲的丰碑。西蒙诺夫的政治上司恰好是弗拉基米尔·斯塔夫斯基，他阻止了该诗的发表。他曾是作家协会领导，还在1937年训斥过西蒙诺夫的“反苏”言论。他告诫西蒙诺夫，应该提供对战争的乐观瞻望，来积极配合自己肩负的宣传任务。为此，斯塔夫斯基建议他在结尾处，以一辆全新的坦克来替换已遭摧毁的。(605)
与日占区的边界冲突，更加强了斯大林对腹背受敌的恐惧，担心同时卷入反轴心国的两场战争。1939年春季，希特勒的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并没受到英国或法国的激烈反对。这两个国家仍在安抚希特勒，在斯大林看来，这无疑是在鼓励纳粹和日本向苏联发起侵略。尽管法国和英国仍在继续与苏维埃政府的谈判，以联手抵抗纳粹对东欧和波罗的海的侵略，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向斯大林显示，西方列强并不真诚行事。整个1939年的春天，英国和法国以波兰不愿让苏维埃军队越界作为借口，拖延与苏维埃的谈判。他们只希望苏联能在外交上阻止纳粹，但还不愿与苏联签署军事协定。与此同时，德国人却向苏维埃政府暗送秋波，因为如要发动计划中的入侵波兰，苏联的中立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提出，把东欧划分成两个势力范围，让苏联获得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地区。到8月，斯大林不愿再等英法两国。他相信，欧洲战争迫在眉睫，苏联无法抵抗纳粹德国，特别是在那么多苏军驻在满洲的时刻。他认为没有其他选择，只得与希特勒达成协议。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与希特勒德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说服他的是那些1939年的突发事件，而不是许多人以为的长远规划。苏维埃领导人认为，该协定提供了喘息的时间，让苏联武装自己，也能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创建起有效的缓冲地带。斯大林在两大势力——在他眼中都是反苏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和法西斯国家——的交战中保持中立，希望看到这些国家在漫长冲突中相互耗尽，反有可能激起当地的革命（宛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激起了俄罗斯1917年的革命）。他告诉共产国际：“如果他们打得精彩，相互削弱，我们并不反对[战争]。”(606)
德国获得了苏维埃的中立，9月1日入侵波兰西部。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不久，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将东欧分为德区和苏区的秘密协议，红军进入波兰东部。苏联进占波兰之后，又开始向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施压，要求它们接受领土变更和苏联军事基地的进驻。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决定妥协，签署了《国防互助条约》，让苏联红军占领他们的领土。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有关部门，伴随入侵的苏维埃军队，实施了相应的逮捕和处决：1.5万波兰战俘和7000名其他囚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遭到内务人民委员会枪决；至少有100万“反苏维埃分子”被逐出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芬兰却不愿俯首臣服，拒绝了苏维埃越境设立军事基地的要求。苏维埃在1939年11月向芬兰发动进攻，由于有先前在满洲、波兰、波罗的海的胜利，觉得自己稳操胜券。结果，对芬兰的战争却一再败北。苏维埃军队没做冬季战斗的准备，又无法攻破芬兰的坚强防御。4个月内，12.6万苏军阵亡，近30万苏军受伤。后援大军最终突破芬兰防线，迫使芬兰人求和。(607)
对于西蒙诺夫乃至世界各地众多共产主义者来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无疑是意识形态上的一大冲击。反法西斯斗争是共产主义团队精神和合理性的基石。西蒙诺夫在20世纪70年代回忆：“我这一代——希特勒1933年上台前后，我们当中刚满18岁的人——始终生活在将与德国开战的等待之中。对我们来说，那场战争开始于1933年，而不是1941年。”就这一代人而言，西班牙内战显得特别重要。一个原因是，他们太年轻，错过了激发他们英雄梦想的俄国内战；另一原因是，他们热切地相信，西班牙内战只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终极大战的揭幕，大战的高潮将是苏维埃和纳粹德国之间的殊死搏斗。西蒙诺夫回忆：“在哈勒欣河，这场大战不再是虚拟的，不再是我们预料中的未来事件，而是我们亲眼目睹的。”西蒙诺夫听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时身在蒙古的哈勒欣河，脑海中充满了苏维埃军队与日本军队的血腥战斗。他最初认为，这是一条务实的策略，可以保证德国不会“在我们背后发起致命一击”。他甚至欢迎苏维埃入侵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视之为反对德国军事扩张的必要举措。但在道义上，他却感到困惑。他觉得，该协议背叛了欧洲，背叛了共产主义对抗暴君、保护弱者的承诺。他特别不舒服的是意识形态的新秩序：对纳粹德国的批评突然变得不被接受。西蒙诺夫回忆：“他们仍是相同的法西斯分子，但我们再也不能写出或说出对他们的批评。”(608)
这种内在冲突显现于西蒙诺夫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他第一个重要剧本《我城一少年》（A Young Man from Our Town），写于1940年秋天，其时他刚从哈勒欣河返回。该剧讲述一名性情急躁的年轻红军军官，名叫谢尔盖，曾是共青团积极分子，从西班牙内战返回俄罗斯后，又志愿去哈勒欣河参战。《我城一少年》呼吁人们拿起武器，反对法西斯主义，似乎在唤起观众对纳粹德国的敌意。但西蒙诺夫回忆，由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条约，这些情绪变得不便明确表述出来。1941年3月，该剧在列宁共青团剧院首演，只是让演员在朗读有反德含意的台词时赋予更多情感，以表达他们对该条约的反感。(609)
瓦伦蒂娜·谢罗娃，1940年
该剧还引出另一冲突，比较私密。主人公的原型是西蒙诺夫在文学院的朋友，即诗人米哈伊尔·卢科宁（1918—1976年），曾参与对芬兰的战争。卢科宁只比西蒙诺夫小3岁，却被认为是不同时代的苏维埃诗人，主要原因是他出生于1917年之后。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身上没有旧文化的印记，即大革命之前的知识分子文化。而西蒙诺夫的同辈，却躲不开这样的标签。西蒙诺夫将卢科宁理想化了：这位年轻诗人，曾在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厂工作，1937年加入文学院，体现了“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作家”的理想。西蒙诺夫一直以此为自己的努力方向。1939年，西蒙诺夫把《我城一少年》的草稿交给剧作家阿希诺戈诺夫过目，后者喜欢此剧，但认为它的主人公应有一个姓。西蒙诺夫一时有些茫然，不知取什么姓好。阿希诺戈诺夫便问，假如能有选择，西蒙诺夫希望给自己取什么姓。也许阿希诺戈诺夫看出，西蒙诺夫已在主人公身上倾注了自己本想拥有的全部素质。西蒙诺夫没有片刻的犹豫，即刻回答希望自己的姓是卢科宁。基于此，他便以“卢科宁”命名他剧本中的主人公。但卢科宁本人并不高兴：“如果我写关于足球运动员的剧本，把他叫做西蒙诺夫，你会作何感想？”(610)
《我城一少年》的女主角也有作者的个人偏好，那是特意为瓦伦蒂娜·谢罗娃写的。她是苏维埃银幕和舞台的明星，西蒙诺夫为她神魂颠倒，无可救药。他第一次看到瓦伦蒂娜，是在列宁共青团剧院的演出当中。其时，他从哈勒欣河回来不久，虽然已婚，知道很难赢得她的芳心，但还是向该剧院呈上了《我城一少年》，以图接近瓦伦蒂娜。戏中，女主角是瓦伦蒂娜的再现——不是她现实生活中的形象，而是西蒙诺夫希望她应该展现的形象（信赖他人、有爱心、有耐心、宽容）。剧中的主人公谢尔盖·卢科宁，也是西蒙诺夫希望自己应该展现的形象（比现实中的自己更阳刚、更勇敢、更苏维埃化）。这两个文学形象的原型，即理想中的瓦伦蒂娜和西蒙诺夫，频频出现于他20世纪40年代几乎所有的诗歌、剧本和小说。
瓦伦蒂娜年轻、漂亮，又是著名的寡妇和电影明星，但有一段易受攻击的秘史。她父亲瓦西里·波洛维克是水利工程师，来自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地区。1930年，当时瓦伦蒂娜13岁，瓦西里在工业清洗中于莫斯科被捕，被送进劳改营，之后于1935年获释，到1937年再次被捕，判处8年，在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服刑。所有这一切，都得到瓦伦蒂娜母亲的精心掩盖。她是莫斯科卡梅尔尼剧院的著名女演员，瓦伦蒂娜在那里度过童年，扮演过所有重要的小女孩角色。母亲将瓦伦蒂娜的乌克兰的姓“波洛维克”，改成俄罗斯的姓“波洛维科娃”，设法抹去所有乌克兰的痕迹。瓦伦蒂娜从小长大，否认父亲的所有信息（以后几年中，她还声称从小到大从没见过父亲）。直到1959年（他从索洛韦茨基劳改营获释的15年之后），她才鼓起勇气与他见面，而且是出于他的主动。(611)
瓦伦蒂娜在1935年加入共青团，很快迷住了该组织领导人亚历山大·科萨尔耶夫。他偏爱年轻女演员是尽人皆知的，又在掌控莫斯科列宁共青团剧院，很容易遂愿。科萨尔耶夫极力推动这位年轻漂亮门生的事业，自己却在共青团领导人的大清洗中落马，被捕于1938年11月（后来被枪决）。斯大林指责他们未能在共青团内部深挖“反革命分子”。科萨尔耶夫被捕前不久，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宴会中趋前与他碰杯，并在他耳边低语：“叛徒！我要杀了你！”守护神的被捕，使瓦伦蒂娜陷入严重困境，当初因科萨尔耶夫而被抛弃的前男友，妒火中烧，趁机举报她为“反革命”。她被要求出席戏剧工作者联盟的清洗会议，自作解释，并回答父亲被捕一事，为了避免被逐，还必须发表背弃声明。(612)
到最后，搭救瓦伦蒂娜的是她的新任丈夫，即著名的飞行员阿纳托利·谢罗夫，她与他相遇于科萨尔耶夫安排的宴会。在苏维埃的英雄神殿中，飞行员的地位非常突出。象征苏联军事实力和进展的尤其是空军，激发许多年轻男子加入军队的也是飞机的魅力。谢罗夫以英俊、利落、健康的“俄罗斯”外貌和完美的无产阶级出身，变成了极富宣传效应的理想人物。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功绩是传奇性的，遇到瓦伦蒂娜时，已是全国闻名的英雄和名人。他是最受尊敬的飞行员之一，深受克里姆林宫的喜爱。第一次见面后的第10天，他们即举行了婚礼，搬进新近腾出的豪华公寓——原属叶戈罗夫元帅，因牵连于图哈切夫斯基公审而被捕。他们享受斯大林精英的奢侈生活，深夜出席克里姆林宫的派对和酒会。但灾难降临于结婚一周年纪念日，阿纳托利在一次空难中丧生，发生事故的细节不甚清楚，只知道谢罗夫和他的战友波利纳·奥西佩科在恶劣天气中低空飞行。两名飞行员获得国家级荣誉，下葬于克里姆林宫墙旁。4个月后，即1939年9月，瓦伦蒂娜产下阿纳托利的儿子，以父亲的名字命名。她作为军事英雄的遗孀，深受苏维埃领导人的保护，有助于她在电影界的崛起。她第一个重要角色，即卖座电影《性格女孩》（A Girl With Character，1939年）中的女主角，是专为她打造的。斯大林也成了她的倾慕者之一，在自己60大寿的克里姆林宫宴会上，特地向两个著名飞行员（阿纳托利·谢罗夫和瓦莱里·契卡洛夫）的遗孀敬酒，她们当时都坐在边远桌子的尾部。然后，斯大林邀请瓦伦蒂娜到自己所在的桌子与他碰杯。她的手颤抖得厉害，以致洒了酒。据瓦伦蒂娜说，斯大林捏了捏她的手，平静地说：“别担心，不要紧。镇静点，谢罗娃同志，我们会支持你的。”(613)
到1940年夏天，西蒙诺夫爱上瓦伦蒂娜，为她神魂颠倒。但是她保持冷淡，仍沉浸在丈夫去世的悲痛之中——她还有自己的宝贝儿子，也不想鼓励西蒙诺夫这个也有同龄幼儿的已婚者。西蒙诺夫、热尼娅和阿列克谢当时住在祖博夫广场上的拉斯金公寓。热尼娅虽然还没充分觉察丈夫对这位漂亮女演员的激情，但也不可能对他经常不归家视而不见。(614)整整一年，他们的婚姻不即不离，西蒙诺夫追求着他的新浪漫，但效果不佳。西蒙诺夫并不是通常吸引瓦伦蒂娜的那种人，他的殷勤献得太辛苦，他过于严肃、枯燥，缺乏她以前的追求者的风度和信心。他们要比西蒙诺夫更为成功，更有权势。在《我城一少年》的第一次彩排中，西蒙诺夫征询谢罗娃对此剧的评论。她当着大家的面说，这只是“一部拙劣的剧本”。即使如此，也阻止不了他的追求。他向她频频赠送礼物，为她量体裁衣创作相关的剧本角色，最重要的是送诗给她，包括回收利用的：
我去旅行，没带上你的照片，
相反，我抒写有关你的歌唱。
我的诗源于内心的悲伤
想念你
把你也一起带上……
他凭借自己的笔，渐渐消磨了她的抵御。但谢罗娃屈服于他的激情，最终答应嫁给他还要等到1943年。其时，他的情诗《等着我吧》，让西蒙诺夫一跃而成苏联最受喜爱的诗人，并在克里姆林宫享有真正的影响力。通过《等着我吧》一诗，西蒙诺夫和谢罗娃变得家喻户晓。该诗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在战争中不畏艰辛，战斗到底。但没人知道他们的婚姻所达成的政治目的，以及被西蒙诺夫抛弃的前妻和幼儿。(615)
[1]他们的父亲帕维尔·布拉特是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的政治经济学家，母亲尼娜是工程师兼地质学家。
[2]依达接受BBC电影《斯大林之手》（The Hand of Stalin，1989年）的采访。
[3]共产主义政权倾塌后，柳芭成为教会的积极成员，出版了有关父亲生涯的书籍[L. 捷丘耶娃，《一名东正教神父的生涯》（Zhizn’pravoslavnogo sviashchennika），彼尔姆，2004年]。
[4]叶丽萨维塔没有母亲的照片，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她收到前克格勃档案馆所存的她母亲的档案。
[5]战争于1941年6月爆发后，在监狱区域服刑的犯人，被迫继续于营房定居地生活和工作。因此，在1938年获刑3年的囚犯，要等到1945年才能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获释。
[6]贝利亚当时担任格鲁吉亚首都的党领导，亲自给叶夫根尼上刑，并执行枪决。克捷万是登捷时·阿布拉达兹的电影《忏悔》（Repentance，1984年）中克捷万·巴拉泰利的角色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