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不适合赞歌
其大部也不适合书本，
但我想，人民需要
这公开日记本中的精神。
——《责任》，1942年
1944年，瓦伦蒂娜与西蒙诺夫在列宁格勒前线参观
这种审美转变的第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等着我吧》。它唤出了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私密世界，其创作基于个人感情，却成了千万民众的必需。到处都是战斗的噪音，譬如军官的吆喝和政委的吼叫。但人民需要诗歌，来与自己沉默的情感进行交流；也需要词语，来表达他们心中的悲伤、愤怒、仇恨、恐惧和希望。一队士兵在1945年写信给西蒙诺夫说：“你的诗活在我们的情感当中，教我们如何与人相处，尤其是女子，因此深受我们的喜爱。你独自一人说出了我们内心最深刻的想法和希望。”(643)
除了对个人的影响，该诗的宣传效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像《等着我吧》那样的诗歌，在鼓舞士气的苏维埃运动中是强有力的武器。它们所表达的情感，有助于促进一种原始的爱国主义。它以家庭、同志友谊、爱情为中心，更为民族大团结的苏维埃概念提供了基石。据传，斯大林曾说，《等着我吧》一诗本来只应印两份（“一份给他，一份给她”），但政权很快抓住机会，充分利用该诗的声望。据红军政治部主管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说，由于西蒙诺夫的诗人价值，克里姆林宫甚至考虑将他调离危险之地。党领导因为他诗中暗示殉难的一节（其实只是针对瓦伦蒂娜的浪漫姿态）虚惊一场。谢尔巴科夫特地奉命劝他格外小心。《等着我吧》获得成功之后，西蒙诺夫迅速晋升到苏维埃文化机构的顶端。他赢得了1942年的斯大林文学奖，1943年再次夺魁，因而获得莫斯科一套豪华公寓，坐落在列宁格勒公路上（他之前来莫斯科都住在《红星报》编辑部），并且人生第一次雇起了女佣。他变得富裕，因为他的新闻工作和诗歌都有丰厚报酬，他在前线又无处花钱，他的个人开支大多是公费的。只有寄钱给热尼娅当做儿子的赡养费，或资助父母时，才需要动用自己的版权收入。(644)
西蒙诺夫的名气和财富愈益上升，在瓦伦蒂娜面前，变得更具吸引力。她一直偏爱有权有势的男人，好为自己的污点履历寻求保护伞。由于西蒙诺夫的鼎助，瓦伦蒂娜获得了多部电影和戏剧的主要角色。到1943年春天，苏维埃报刊经常报道这一对魅力四射的情侣，有时还在前线并肩出现。《等着我吧》中分离两地的恋人，在现实生活中却获得了团圆。对政权来说，这正是鼓舞军队士气的良机，不可错过。但在事实上，两人要到1943年10月才缔结连理。所有证据显示，瓦伦蒂娜同意嫁给西蒙诺夫只是结婚前不久的事。其时，西蒙诺夫仍是热尼娅·拉斯金娜在法律意义上的丈夫（没有离婚记录），不过他俩分离已有3年。婚礼本身是仓促安排的，只有少数客人，包括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和儿子瓦西里，他们带来斯大林的个人祝福。仪式结束后，西蒙诺夫立即奔赴布良斯克前线。除了两次简短的团聚，这对新婚夫妇在战争结束之前无法看到对方。第一次是在1943年，瓦伦蒂娜上布良斯克前线看望西蒙诺夫；第二次是夫妇俩一起参观列宁格勒附近的前线。即使在战争结束后，瓦伦蒂娜和西蒙诺夫仍然过着相当独立的生活。他们在列宁格勒公路上的大楼里各有自己的公寓和女佣，只不过处于同一层。瓦伦蒂娜开始酗酒，经常在白天喝醉。根据她朋友塔蒂亚娜·奥库涅夫斯卡娅的回忆录，瓦伦蒂娜结婚后郁郁寡欢，全凭饮酒度日（西蒙诺夫趁机让她上床）。人们可能会质疑奥库涅夫斯卡娅回忆录的可靠性，因为她对前夫鲍里斯·戈尔巴塔夫，即西蒙诺夫的密友，抱有深仇大恨，甚至对西蒙诺夫本人也耿耿于怀。[3]也有可能，瓦伦蒂娜确实在某一时期——譬如视他为苏维埃文化界中重要人物之时——爱上了西蒙诺夫，她的酗酒自有另外的原委。但毫无疑问，他们的婚姻像是暴风骤雨，远非苏维埃当局向公众宣传的幸福家庭。相互之间有不休的争论，但也有热烈的卿卿我我，至少可在西蒙诺夫从前线写给瓦伦蒂娜的情书和诗歌中看到。但直到1950年玛丽亚出生，他们才有孩子。其时，瓦伦蒂娜已屡屡背叛西蒙诺夫，有过不少外遇。(645)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喜爱《等着我吧》。有人认为，它太感伤，它的私密情感并不适宜大众的关注，(646)西蒙诺夫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就有此感。她的保留态度，一方面出于对瓦伦蒂娜的厌恶和对儿子不愿顾家的反感，另一方面出于她的贵族矜持，反对情感的轻易袒露。她特别在乎诗中的这一句“纵然爱子和慈母认为——我已不在人间”，她认为，这表明作者对她和苏联的其他母亲缺乏尊重。在莫斯科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上，西蒙诺夫向坐在前排的瓦伦蒂娜朗诵《等着我吧》，大厅里人山人海，亚历山德拉也身列其中。之后，她在1944年12月从莫洛托夫城写信给儿子：
基鲁尼亚！我们今天在电话上稍作交谈，更促使我想把这封信写完……因为它包含了我最近兴起的思念和牵挂。你的生活处于这样一种境况，很难跟你进行坦率的交谈。我们坐在专职司机开的汽车里，作断断续续的交流，无法诉说心里话，以及我所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但我觉得，仍须努力。
所以，我亲爱的，我要讲出痛苦的真相，我要告诉你，你的私人生活令我担忧。我当时读到就有此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更痛苦地忍受这种感觉……那天晚上，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
在我看来，西蒙诺夫做了一件大事，让青年们走近爱情，以清晰明了的话语谈论爱情，这在我们的文学和诗歌中是全新的。现有的主人公的爱情和生活，都趋向于僵硬刻板……他在创作时，从自己的私密感情中汲取了灵感。但随着谣言的兴起，人们开始变得好奇。那天晚上，大厅中的观众并不是富有思想的人前来聆听和反思，而是一群暴民。他们没有任何迟疑，纷纷站起，争先恐后，为了更清楚地看到“那个女人”——他们打量、评判、羡慕，但并不十分喜欢她。你又让她暴露在这群暴民的面前，替她卸了装。我并不认为她喜欢这样的经历……这些戏剧性的表演，不能弥补你的错误，反而有损于你的形象。我很痛苦地看到，如你近年来所做的，你让这些肮脏的闲人环绕左右。你既找不到自身的力量，也找不到对生活的洞察，来看透他们……你和她，她和你，这是我们过去几年中所听到的……在我看来，这些庸俗的表演中，只有利己主义和任性妄为，并没有真正的爱情。(647)
能如此写信的只有母亲，没人能给西蒙诺夫如此严厉、尖锐的训斥。亚历山德拉对“体面”和“正确行止”自有严谨的看法，宛如一名教育家，还会毫不犹豫告诉他人该怎么做。她不赞成儿子与瓦伦蒂娜的婚姻，1944年5月曾写信给丈夫亚历山大，声称“她自私、任性、喜怒无常，我简直无法忍受”。她不喜欢儿子“爬进”苏维埃精英的方式，根据她的祝贺信的口气看来，她也不大在乎他获得的斯大林奖和其他荣誉。她指责他自私，忽略她，对她把他抚养长大所作的牺牲不知感激。亚历山德拉有一种倾向，喜欢加以夸张，像其他母亲一样，也希望从儿子那里得到更多关注，但她的训斥确有道德上的基础。亚历山德拉在一封直白的信中，责备儿子两个月不给自己写信（“然后，突然收到一张两行字的便条，还是你秘书打的字……太不像话了！”[原文]），还指责他只顾自己与瓦伦蒂娜的舒适和幸福，却让她和亚历山大生活在贫困之中：
我们在车里雅宾斯克城的都是穷人，而你享受的舒适是你自己赚来的。你以前只能从历史书籍，或长大时从我讲述的早年生活中找到这种舒适。那个时候，你的福祉曾是我唯一的快乐。我出生于另一世界，在人生的开初25年[1890—1915年]，一直生活在奢侈之中，甚至无需自己穿衣脱衣。然后，我的生活遭到突如其来的摧毁。但我开始了新生活——我要为你着想。我洗刷、烹饪、奔波买东西，整天工作，都是为了你。坦率地说：我认为我的生活水平应有我抚养长大的儿子的一半，应生活在一个舒适的房间，有地方盥洗。这是我此前的付出应得的权利。(648)
使她不以为然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亚历山德拉一直在记挂热尼娅和她的孙子阿列克谢。阿列克谢体弱多病，定期复发结核病，却遭到父亲的忽视，只能生活在甚少露面的著名父亲的阴影之下。亚历山德拉在1944年写信给西蒙诺夫说：“醒醒吧，基鲁尼亚，你到底怎么了？”
1944年，阿列克谢与西蒙诺夫
宽容得体曾是你幼时的标志，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如果只看你在前线的行为，你依然保有。如果看你的私人生活，以及你对本应是最亲近的人的态度，你已弃之如敝屣……阿廖沙[阿列克谢]的幼儿园里有一个男生，他父亲只是一名水手，每天晚上都去接自己的儿子——他只是个普通的男孩。阿廖沙的精神素质正在迅速成长……你只要多关心阿廖沙一点，就可学做一个精神上更为富有的好人……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宣布，他有世界上最好的奶奶，最好的妈妈；然后，思忖片刻后再说：“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基鲁尼亚，你的儿子依然相信你，在他可爱的稚嫩心灵中，对爸爸的信任依然存在。他希望有个爸爸，一个真正的爸爸，你还有时间来实现这一愿望。相信自己，我的儿子，就像阿廖沙相信你一样。回归自己，真正体面的自己。相信自己，相信你生命中永远最宝贵的工作，相信一直在爱护、信任你的我们。全神贯注于你的意志——你一直为此感到骄傲。如果想再次成为真实的自己，你现在更需要坚强的意志。(649)
1941年的西蒙诺夫
如果说在战争期间西蒙诺夫与母亲的关系有所恶化，他与继父亚历山大的关系反倒变得更加密切。亚历山德拉在1944年写信给西蒙诺夫：“看来，在你的心目中，爸爸和我的位置互换了。你对他的爱，超过了你对我的爱。我理解个中的原因——在战争时期，你需要他——我尊重这一选择。”(650)亚历山大是个军人，所抚养的继子既认真听话，又遵守纪律秩序——那些军人价值是20世纪30年代西蒙诺夫认同斯大林政权的核心。但年轻时的西蒙诺夫，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不好的出身，一直以为自己的地位不稳。而在战争时期，论资排辈的标准，与其说是社会出身，毋宁说是对国家的贡献，他因此而在体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对西蒙诺夫来说，投身军旅本身就是惊心动魄的。他在1942年晋升为中校，以优雅潇洒的风度，行使他的权威。作家伊拉克利·安德罗尼科夫记得，他是“一名举止优雅的真正的俄罗斯军官，身穿制服，脚蹬锃亮的皮靴，腰佩手枪，一脸的冷静和自信。他牙齿洁白，面孔黝黑，戴的军帽微微偏向一侧”。战争年月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西蒙诺夫在1942年写道：“我迅速习惯了军装和军人生活，以至于很难想象战后我该做什么。届时，我无须写军事报道，无须上前线，不再有数十个军团中成千上万的朋友。”玛格丽塔·奥列格回忆，他在战争时期疯狂般地忙碌。“他奔赴所有的重要前线，匆匆赶回莫斯科，赶紧写出报道，再赶去最危险的战场。他在莫斯科的时间，永远不超过一天左右，往往只有数小时，足以与朋友一起相聚喝酒。”通过战争岁月，西蒙诺夫变得更加沉着冷静，证实了自己的勇敢，在性方面也信心倍增。他有许多情侣，包括玛琳娜·切奇涅娃——王牌轰炸机飞行员和苏联英雄勋章获得者。据他后来的情侣说，西蒙诺夫对身穿军装的女子情有独钟，喜欢在他缴获来的纳粹旗帜上做爱。(651)
战争塑造了西蒙诺夫的整个世界观，他的价值观基于军事标准。他后来谈及：“军队像一座学校。在军队服役，让人们一生都记住要履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没有这种严格意义上的责任感，就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西蒙诺夫在履行自己职责时，仔细、勤奋，严守规则，几近冷酷无情的地步。他与人交往又会有霸气。在许多方面，他自己的行为模式变成了他的笔下人物，被引进俄罗斯的散文：即聪明的军官，懂得当局命令的内在逻辑，认真付诸实现。战争结束后，他仍倾向于以战争时期的表现来评判他人：
不要抹黑他人的名字
但要了解其在黑暗中的行止
一九四一年的冬天
给了我们一把真正的标尺
如你愿意，它将一直有用，
不可让它滑离我们的手指，
笔直铁硬的标尺，
可用来检查他人的百态千姿。(652)
1943年的西蒙诺夫
西蒙诺夫将这把严厉的标尺应用于卢戈夫斯科伊，即自己的文学院老师，一位富有魅力、曾经鼓舞整整一代人的苏维埃诗人。1941年的一起事件，使卢戈夫斯科伊丢魂失魄。其时，他在前线服役，遇上猛烈的炮轰，撤下后，穿越曾遭袭击的小镇，在被炸毁的家园中碰巧看到数名妇女和儿童支离破散的肢体。卢戈夫斯科伊因此而精神崩溃，被疏散到塔什干城。许多朋友对卢戈夫斯科伊表示同情，包括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遗孀艾莱娜·布尔加科娃，力争解除对卢戈夫斯科伊诗歌的禁令（早在1937年即被定为“政治上有害”），但以失败告终。索尼娅和热尼娅·拉斯金娜，也向卢戈夫斯科伊伸出援手，以真挚的感情和友谊给他写信。
1943年，刚从车里雅宾斯克回到首都的热尼娅写道：“你一定要来莫斯科，这里的人需要你。有需要，大家都会赶来的。我们不是一般外人，而是你的朋友，你总不能拒绝朋友吧。”如果他返回，搬进拉斯金在西夫切夫―弗拉热克大街的公寓，索尼娅甚至允诺与他结婚（“我将以家庭的舒适来簇拥你”），而该公寓的3个小房间已挤进8个人。但西蒙诺夫没有这样的同情，认为卢戈夫斯科伊撤到塔什干，即是懦弱的标志，不再把他算作自己的密友。(653)
这场战争使西蒙诺夫成为“斯大林主义者”。他开始坚信斯大林，让斯大林成为自己生活的中心；在现政权的政治和军事的等级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衷心接受现制度的价值观和党的领导。战争爆发时，西蒙诺夫还只是候补党员，1942年转为正式党员。他后来解释说，他入党是为了想在战争事项上享有发言权——认为这是他作为军官的责任——他不认为没有党的领导仍能赢得战争。党本身“就是集体力量，能够在战争条件下，作出必要的决策和牺牲”，他想成为这支力量中的一员。西蒙诺夫认同党，特别是其领导人，甚至让自己留起“斯大林风格”的胡须，头发背梳，嘴叼烟斗。据多尔马托夫斯基说，西蒙诺夫并不抽烟斗，只是把它当成一种“生活方式”。(654)
西蒙诺夫主要通过写作来为党服务。他是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至少可与瓦西里·格罗斯曼和伊利亚·爱伦堡平分秋色。格罗斯曼因后来创作的小说，在西方读者中更为知名，例如《生存与命运》（Life and Fate，1980年代在西方出版），也是更为优秀的小说家，可能在道德上表现得更加勇敢。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勇敢有所不同。西蒙诺夫从没逃避过激烈的战斗，报道了下列1942年的所有主要战役：在刻赤半岛，苏维埃试图从德军手中夺回克里米亚，到了春天反成一场灾难；在布良斯克前线，红军7月丢失沃罗涅日，德军得以推向东南部，攫取乌克兰和顿河的粮食供应，以及高加索的油田；在斯大林格勒，德军在8月发动第一次攻击，为了夺取这座苏维埃据点，投入了激烈的巷战；在高加索北部，德军12月将苏维埃部队推至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城和奥尔忠尼启则。他唯一没作报道的是遭到两年围困的列宁格勒，但他去了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港口——1942年夏天，西方盟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补给，开始通过英国的船舶抵达那里。
西蒙诺夫作为一名军人，亲身经历了哈勒欣河的血腥战斗。他既能从士兵的角度，也能从执行上级命令的军官的角度理解战争。他的战争报道以直接观察和人道主义著称，但也欣然接受政权分配的宣传任务。他所有的战争报道，其目的就是要鼓舞士气和加强纪律，培养对斯大林的爱，促进对敌人的恨。他写道，苏维埃爱国军队是为斯大林的荣耀而战。他从敖德萨发出报道：“我们苏维埃军队，依靠铁的纪律和布尔什维克组织，紧密团结起来，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如伟大的斯大林所教导的，他们在战斗中没有恐惧，没有疲惫……为我们的敖德萨！为祖国！为斯大林！”在西蒙诺夫的报道中，斯大林的领导永远是对苏维埃军队的激励和鼓舞。例如他写到一名在斯大林格勒前线遇见的军官：“我们的伟大领袖在莫斯科办公室，指挥我们伟大事业的全部细节。他这位普通上校，因此获得了斯大林的部分天赋和精神。这种想法成了他所有力量的源泉。”1941年11月7日，他在纪念革命纪念日的诗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斯大林同志，听到我们了吗？
大家都清楚，你必然已听见我们。
在这可怕时刻，既不是儿子，也不是母亲，
我们记得的第一人就是您。
西蒙诺夫对斯大林的信念是真诚的，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从没表示否认。他在回忆录中承认，他的这首诗将巨大的意义赋予斯大林，但这是他的真实思想，“没有丝毫的夸张”。(655)
他的战争报道为政权敦促军?队顽强战斗的运动服务。1941年8月，苏维埃防线分崩离析，斯大林颁发无情的第270号命令，指责所有投降或被俘的都是“祖国的叛徒”。好几个高级将领被捕并遭枪决，包括西方面军司令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将军。他曾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周竭尽全力，试图守住阵地，以稳住前线。被俘将士的妻子也是逮捕的对象（甚至连斯大林之子雅可夫的妻子也被捕，被送进劳改营，因为雅可夫于7月被德国人俘虏）。西蒙诺夫接受并在1941年的报道中争辩——苏维埃防线分崩离析是“某些将领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他们充其量是一帮懦夫，而在最糟的情况下则可能是德国间谍，枪决也是理所当然的”。他还兜售这样的说法：最勇敢的战士，其阵亡的可能性反而最低——这只是神话一般的宣传，以鼓励军队在几乎注定一死的情境中战斗到底。(656)
除了向斯大林政权提供直接的服务，西蒙诺夫还在战地报道中追求另一目标，体现在他未发表的笔记和观察心得中，后来用于他伟大的战争小说《生者与死者》。他是一名苏维埃爱国者，又是苏联胜利的坚定信徒，想从人民的行动、思想、情感中找出必将胜利的征兆。他在1941年6月苏维埃撤退的混乱中找到了第一个征兆，那就是两名下级军官逆流而上走回明斯克前线，以寻找自己的上级。(657)西蒙诺夫无法忘怀这一幕——在他眼中，它象征着普通老百姓的爱国主义精神——后来，他想方设法为苏维埃胜利建立民粹主义的构思，写作当中一再返回这一幕。但在当时，他对敦促人民坚持战斗的强制力量仅有模糊的感觉。
三
西蒙诺夫1942年9月抵达斯大林格勒，恰好是巷战最激烈的时刻。最后的苏维埃捍卫者留守在北部的工厂区、火车站周围和市中心的小山上。在德军的坦克、大炮、飞机的轰炸下，他们的周围一片瓦砾。苏维埃士兵与德军精锐，争夺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残缺的建筑物。他们的非凡毅力，使西蒙诺夫无比惊讶。德军甚至将他们推回河岸，但苏维埃士兵仍不愿放弃城市，不愿撤退到苏维埃主力集结的伏尔加东岸。正是这一种决心——无法以军队纪律或意识形态来作解释的一种精神——扭转了大决战的局面。
斯大林格勒防卫委员会主席丘伊亚诺夫在9月16日的日记中，记下所听到的一席对话，一方是新近赶到的增援部队，另一方是撤离燃烧中的城市的一名受伤士兵：
“城里的情况如何？”[增援部队问伤兵]
“谁也弄不清。瞧，”他以未受伤的手臂指向伏尔加河——“整座城市都在起火。”
“为什么烧这么久？”援军惊讶地问。
“一切都着火了：房屋、工厂、土地，所有的金属都在融化……”
“那人呢？”
“人？他们都挺在那里！挺在那里，继续战斗！……”
苏维埃军队的钢铁决心确实是战争的决定因素，不应作为有意宣传的神话而受到忽视。然而，它的来源却从来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为何这么多苏维埃士兵，全然漠视自己的生命，投入莫斯科、基辅、斯大林格勒和其他苏维埃城市的浴血奋战？
恐怖和胁迫提供了一部分解释。战前的恐怖制度重新实施，以驱使士兵战斗到底。苏维埃防线分崩离析时，德军正在威胁斯大林格勒。1942年7月28日，斯大林颁布了臭名昭著的第227号命令（不准撤退一步！），要求部队捍卫每一平方米的苏维埃领土，“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惊惶失措者和懦夫”，如想推卸责任，则要面对最严厉的处罚。[4]因此而设立了特殊的阻击单位（zagradotriady），以加强既有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他们获得的命令是，监督苏维埃前线的后方，如有迟迟不愿冲锋或企图逃跑的士兵，格杀勿论。在战争期间，约有15.8万名士兵被判处枪决（另有许多士兵遭枪决却并无正式的宣判或死亡记录）；约43.6万名士兵入狱；42.2万名士兵要用“自己的鲜血来赎对祖国犯下的罪”，被编入从事最危险任务的特别刑事营，譬如扫雷和向德军防御工事发起攻坚。但第227号命令的作用，以及恐怖制度对军队的整体影响，不应被过分夸大。强制执行该项命令往往是在绝望之时，如斯大林格勒战役。其时，仅在几星期之内，13500名苏维埃士兵遭到枪决。除此之外，指挥官和政工人员经常忽略此项命令。他们从经验中学到，大规模的严厉处罚无助于军队的团结和效率。事实上，此项命令推行之后，军队的逃兵持续增加。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认，在激励士兵坚持战斗方面，恐怖手段并不有效，还要开发其他的说服方法。(658)
向苏维埃人民发出爱国主义呼吁还是卓有成效的。绝大多数苏维埃士兵是农民的儿子，他们效忠的对象不是将毁灭带给农村的斯大林或共产党，而是自己的家园和家人，以及自认的“祖国”。斯大林1941年9月向埃夫里尔·哈里曼指出，俄罗斯人民的拼杀是“为自己的家园，并不是为我们”。为了吸引他们，苏维埃宣传逐渐抛弃苏维埃符号，改用更能影响士兵的俄罗斯母亲的古老形象。因此，在1941至1942年的军事灾难时期，斯大林的画像不再是无处不在（到1943至1945年，他又重新成为国家的头面人物和苏维埃胜利的推动者）；苏联国歌原是《国际歌》，现由新国歌取代；新颁发的苏维埃勋章，饰以俄罗斯历史上的军事英雄；教会被授予新生，国家取消了许多战前的政治控制，以交换教会领导人对战争给予精神上的支持。这个政教交融的结果是宗教信仰和苏维埃信念的奇妙组合。记者拉尔夫·帕克曾在莫斯科铁路站看到一名即将奔赴前线的西伯利亚士兵，他在听喇叭里的广播，认出了斯大林的声音，他手上给自己划着十字，嘴里高呼“斯大林！”(659)
苏维埃宣传还充分利用了仇恨和报复的民心。到1941年冬天，德军的入侵给那么多苏维埃家庭带来苦难，只需煽动一下对敌人的愤慨，就可驱使人们投入战斗。年轻的士兵和人种学者列夫·普什卡廖夫，对红军指战员的文化和信念作了详细的研究。他发现，促使士兵浴血奋战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对德国人的仇恨，超过其他一切。这种情感的力量如此强大且不可预测——包含了压抑已久的愤怒，所针对的还有战争之前已在承受的痛苦——而宣传机构需要加以巧妙地操控，将它导向外国敌人。诗人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向此项仇恨运动贡献文学才华的有好几位苏维埃作家，西蒙诺夫只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伊利亚·爱伦堡和阿列克谢·苏尔科夫等。在呼吁民众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的宣传中，最有名的诗歌是西蒙诺夫写于1942年7月的《杀死他！》，它基本上重申了第227号命令战斗到死的精神——其时是战争的紧要关头，德军正威胁伏尔加河和高加索。军官向即将投入战斗的士兵朗读此诗，以灌输反抗精神和战斗到底的决心：
如你珍惜
敞开胸脯喂你的妈妈，
她的乳汁早已干涸，
只能供你的脸颊躺下；
如你无法忍受噩梦，
法西斯站在她的身边，
抽打她布满皱纹的脸庞，
以手指缠绕她的长辫；
……
如你没有忘记父亲，
曾用手臂当你的摇篮，
他曾是一名好战士
倒毙在喀尔巴阡山的雪原，[5]
倒毙是为了伏尔加和顿河，
也为了你未来的家园；
如你不能忍受噩梦
他在坟墓中反侧辗转，
他十字架上的士兵像
被捣毁在地面
再由德军踏上一只脚
全都在你母亲的眼前。
……
那就杀死一个德国人——保证杀死一个！
尽快杀了他！
每次看到他，
每次都要保证杀了他！
西蒙诺夫的戏剧《俄罗斯人》力争取得同样的效果。它发表于1942年7月底的《真理报》，之后又在苏维埃各地的剧院上演。这出戏非常单薄，却非常及时，其主题——所有俄罗斯人联合起来，同仇敌忾——捕获了当时的反抗情绪（它于1943年赢得斯大林奖）。《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亚历山大·韦斯，其时正好派驻莫斯科，目睹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
第3幕结束时，帷幕缓缓下降，至少有10秒钟的死寂，因为那幕戏最后一句台词是：“看，俄罗斯人是怎样死的。”观众席中已有许多妇女在哭泣。(660)
胁迫、爱国主义、同仇敌忾，一一发挥了作用。但在士兵的战斗意愿中，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对牺牲的崇拜。苏维埃人民以20世纪30年代的心理投入战争。他们生活在频繁的革命斗争中，总被要求为伟大事业作出牺牲，他们已为战争做好准备。如西蒙诺夫所指出的，战争时期的艰辛和匮乏——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家破人亡，日常生活中止——苏联民众已有准备。他们以五年计划的名义，早已承受了这一切。(661)
随时准备作出个人牺牲是苏联最重要的武器，尤其在战争第一年，绝对是苏联得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其时，苏联挣扎着，试图从1941年夏天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普通士兵和平民的英勇行为，以自身的巨大牺牲，来弥补军事指挥的失败和几乎所有权威的瘫痪。“1941年的一代”（出生于1910年代和1920年代早期的人），其牺牲精神尤为壮烈。他们从小就熟知为国奉献一切的苏联英雄：屡破纪录的飞行员、劳动模范、北极勘探者、内战军人和赴西班牙的共产主义斗士。这么多年轻的志愿者效法前人的壮举，踊跃投入战争，将1941年拿起武器的号召，与内战的英勇传统和1928至1932年的五年计划联系起来——那是苏维埃历史上的两大浪漫时期，据称，其时的伟大事业在集体的努力和牺牲下得以实现。诗人大卫·萨莫伊洛夫（1941年21岁时入伍）写道：“内战——属于我们的父辈。五年计划——属于我们的兄长。但1941年的卫国战争——属于我们自己。”许多士兵把自己视作这个连续体的一部分，从中觅得战斗的力量。少尉列昂尼德·库林在1943年写给妹妹的信中说：“我在沿着父亲的脚步走，他死于1919年的内战。”
他为我的生活而战。现在，我为你的孩子的生活而战……索尼娅，关于死，我想得很多——到底可不可怕？如果你知道，你是为美好的未来和我们的孩子的幸福而死，死就一点也不可怕。但你死前，必须杀掉十几个德国人。(662)
从战争的第一天起，1941年的一代就无私奉献，英勇战斗，甚至有点鲁莽，付出了极为可怕的生命代价。出生于1923年的男兵中，只有3%活到了1945年。[6]年长的男兵更为谨慎——希望幸存下来。维亚切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出生于1920年，在战争中多次受伤，他回忆起老兵对新兵的帮助：
他们打得更巧妙，更清醒，不仅自己不会横冲直撞，也会阻拦我们这些新兵的冲动，他们比我们更懂得生命的价值。我就有这样一个保护者，已44岁，经常告诉我，即使在战争中，也必须爱惜自己的生命。(663)
丽塔·高根1941年参军时年仅18岁。在红军和游击队服役的妇女共有100万人——相当于所有苏维埃战斗人员的8%（另有更多妇女扮演辅助角色，譬如运输、物资、医疗）——丽塔是其中之一。(664)丽塔1923年出生于列奇察的犹太家庭，那是白俄罗斯一座工业小城。她说，她家是“苏维埃式的现代家庭”。父亲是工厂经理，母亲是会计，丽塔和妹妹从小就受“苏维埃时代精神”的熏陶，没有犹太人的习俗、信仰，也不受祖辈的影响。学校、少先队、共青团塑造了丽塔的世界观。她回忆：“我把少先队和共青团视为一种孩子组成的军队，路见不平，就会奋起开展斗争。如果在学校里看到男生欺负女生或小男孩，我会对他很凶，以致他会向老师抱怨。”激励她的精神，来自阿尔卡季·盖达尔的流行儿童读物《铁木儿和他的队伍》（Timur and His Team，1940年）。它讲述一队少年民兵，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乡间别墅里，帮助守卫奔赴前线的红军军官的家园。铁木儿的故事鼓励了许多青少年的军事抱负，他们在少先队和共青团受到的训练（组织起来的游行、操练、半军事化游戏、纪律严明、服从权威），本来就是参加红军的准备工作，即使是女孩，也不例外。宣传机构推崇苏维埃武装妇女的正面形象，把妇女军事化当做男女平等的标志。
战争爆发时，丽塔正在读学校的最后一年，她与家人疏散到斯大林格勒，后来在一所学校担任会计。但她亟想参与直接有助于战争的工作，便向当地共青团提出恳求，要上军事学校。但共青团予以拒绝（说她18岁，太年轻），只把她送去一个弹药厂，帮助组装飞机零件。1942年夏天，苏维埃报刊介绍了年轻女志愿者的壮举：她们中很少人曾碰过枪，刚走出校门就担任狙击手和高射炮手，参与斯大林格勒的防御战。丽塔决心以她们为榜样，再次向共青团提出申请，又一次遭到拒绝，被告知要坚守工厂岗位。她回忆：“我气坏了。我自愿参战，还明确表示，时刻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却被当做一个小女孩。我跑回家，大哭一场。”丽塔组织了一群年轻的女共青团员，一起离开工厂，申请进入一所军事学校。该校正在培训电报和电台的操作人员，为发起“天王星行动”（Operation Uranus）做准备，即1942年11月针对斯大林格勒周围德军的苏维埃反攻。丽塔分到摩尔斯电码信号员的班级，学完后又与其他女孩一起被派到西南方面军的前线总部——地处斯大林格勒和沃罗涅日的中间。12月下旬，她参与“小土星行动”（Operation Little Saturn）。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联合部队，突破防线，穿插到驻在顿河的德军的后方。丽塔回忆：“我们在方面军前线总部的直接上级是一个老先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沙皇军队任职，不知如何应付我们女生，同我们交谈时非常客气，绝无生硬的命令。但他是一流的专家，保护我们免受其他军官的骚扰，那些人只想从我们身上满足性需求。”1943年1月，丽塔驻扎在哈尔科夫附近的前线观测点，没想到德军竟然突袭上来。她想带着无线电设备逃走，第一次品尝到生死搏斗，她近距离打死两名袭击者才得以脱身，但也严重受伤。康复之后，她作为报务员又曾在好几个方面军服务。1944年7月，她在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担任炮手，与利沃夫附近的德军作战，最终在1945年1月，随第57军抵达布达佩斯。
丽塔反思自己抗击德军的决心，可算作“1941年的一代”的代表：
我才18岁，刚离开学校，以苏维埃英雄的理想眼光看待世界。他们是为祖国作出巨大贡献的无私先驱，我在书中读到过他们的功勋。这一切如此浪漫！我一点也不清楚战争究竟是什么，只想积极参与，那是英雄的事业……我并不视之为“爱国主义”——只把它当做自己的义务——我可以也应该尽一切努力，来战胜敌人。当然，我也可以留在兵工厂，度过整个战争时期，但我一直希望能够亲临大事件的风口浪尖：这是我从小学到的少先队和共青团的态度。我是一名积极分子……没有想到死亡，所以不怕，因为我在为祖国而战，就像我的苏维埃英雄一样。(665)
西蒙诺夫在《日日夜夜》（Days and Nights，1944年）中试图解释的也是这一精神，该小说基于他当年日记所记录的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观察。在西蒙诺夫看来，促使士兵战斗的既不是恐惧，也不是英雄主义，而是更为本能的东西，与保卫自己的家庭和社区有关。这种感觉因敌人的迫近而愈益强烈，让人们释放出能量和主动性：
斯大林格勒的防御基本上是一个路障链，连在一起便成了一个大战场；分隔开来，每一个路障又必须依赖自己小团体的众志成城。他们很清楚，必须站稳脚跟，守住阵地。如果德军在某处突破，整条防线都会受到威胁。(666)
如斯大林格勒所显示的，如果知道自己浴血奋战是为了什么，自己的命运又与之紧密相连，这样的士兵才是最厉害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先后得出了相同的证明，地方爱国主义是强大的动力。如果把一个特定社区和人际关系网的防卫（而不是“苏维埃祖国”的抽象概念）认作苏维埃事业，人们更愿意投入战斗，更愿意牺牲自己。苏维埃的宣传援引了保卫“罗迪纳”（rodina）的概念（即家园，既指地方上的，也指全国性的），旨在充分利用这一情绪。
战时的民族团结只是一个苏维埃神话。事实上，战争时期的苏维埃社会是内战以来最为分裂的。苏维埃国家加剧了民族分裂，让某些少数民族充当替罪羊，如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车臣人、伏尔加德裔，将他们流放到不受欢迎的地区。战争前，反犹主义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战争时期反而四下传播，尤其蓬勃发展于希特勒军队的占领地区。那里居民中的大部，直接受到纳粹种族主义宣传的影响。而类似的偏见，又由苏维埃士兵和撤离西部地区的人士带入哈萨克斯坦、中亚、西伯利亚。许多人将斯大林政权的滥权迫害归罪于犹太人，又借用纳粹的宣传，称布尔什维克都是犹太人。据《红星报》主编大卫·奥滕贝格所说，士兵们常说犹太人“推卸自己当兵的责任，逃去后方，在舒适的苏维埃办公室上班”。(667)一般来讲，在大众政治意识中，兵役责任的不平等与普遍的不平等逐渐挂起钩来；前线军人和后方“老鼠”之间的鸿沟，更成了民众和精英之间愈益扩大的分歧的焦点。
虽然没有真正的民族团结，但人民确有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社区。到1941年，400万人志愿参加公民国防。他们自愿挖掘战壕，守护建筑物、桥梁、道路，一旦遭到袭击时，还运输食品和药品上前线，撤回伤者，或直接参战。在莫斯科，公民国防有16.8万名志愿者，来自30多个民族，另有50万人帮助修筑防御工事。在列宁格勒，到1941年9月，已有13.5万男女参加公民国防，另有10.7万名工人参与军事活动。(668)他们的爱国主义高涨，却没有获得适当的训练，所以虽然奋勇作战，但在初期战役中死伤惨重。
对军队的凝聚和战斗力来说，同志友谊也是至关重要的。据军事理论家称，如果自己属于可以信赖的战友团体，即“弟兄们”，士兵往往会在战斗中表现得格外勇敢。(669)从1941到1942年，红军伤亡率非常之高，以致其小的战友团体大多历时很短。前线步兵的战斗时间，平均下来不超过数星期，不是阵亡，就是受伤。从1942到1943年，部队开始稳定下来。士兵们发现，相互之间的同志友谊变成了激励他们坚持战斗的决定因素。这些友谊的亲密无间，自然是来自他们共同面临的危险。小团体内的相互信任和支持，又是他们生存的关键。一位士兵给阵亡的战友的未婚妻写信说：“前线生活让人迅速亲近。”
在前线与他人共度一两天，就会发现他全部的素质和情感。如果是在平民世界，你一年也弄不清。再也没有比前线友谊更深厚的，它牢不可破，甚至死亡本身也无法将之打碎。
1937年，伊万·布拉金和家人
退伍军人以理想主义和怀旧之心，回顾战时友谊的亲密无间。他们声称，当时的人有“更宽大的胸怀”，“遵循灵魂行事”，自己不知怎么也变成了“更好的人”。与充满妥协和应急的共产主义制度相比，小团体内的同志友谊仿佛具有更纯真的道德关系和原则。他们经常谈及，从战友团体当中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那是他们战前生活中所缺乏的（之后也渐渐消失了）。(670)
到1943年1月，“天王星行动”和“小土星行动”将德军赶回斯大林格勒以西360公里的顿涅茨河，更把其25万先锋部队团团包围。被困的德军，既要抵御他们的苏维埃敌人，又要应付寒冷和饥饿，但仍作出了激烈的抵抗——他们非常害怕变成俘虏——他们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最终在2月2日投降。苏维埃人欢呼这次胜利是重大的转折点，大大鼓舞了士气。爱伦堡写道：“在此之前，人们只是对胜利抱有信念。到了现在，已经毫无疑问，胜利有了保障。”苏维埃军队从斯大林格勒，推进到库尔斯克，集中了40%的士兵和四分之三的装甲部队，在7月击败德军的主力。库尔斯克战役决定性地摧毁了德军在苏维埃土地获胜的奢望。红军把士气低落的德军赶向基辅，9月份抵达乌克兰首都郊外，最终在11月6日夺回基辅，恰好赶上第二天莫斯科的革命纪念日庆典。(671)
红军指战员的勇气和韧性是苏维埃军事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另一因素是在灾难性的第一年之后红军权力结构的转型。斯大林终于承认，党的干预（他自己就担任最高统帅）使军事指挥的效率降低，最好让指挥官享有一定的自主权。1942年8月，朱可夫被任命为最高副统帅——让斯大林退居幕后，不再掌管军队的日常管理——为党和军队的新关系放出了信号。战略规划和战争运行，逐步从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家手中，转至总参谋部。后者此时扮演领军角色，只需随时向党领导汇报。政委和其他政工的权力，本是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的遗产，现在在军事决策过程中受到大幅度的削减，在低层部队中干脆消失，让指挥官掌管一切。军事指挥不再受党的严密控制，发展了全新的自信。自主鼓励了主动，遂造就了一支稳定的军事专家队伍。他们的专业素养，对1943至1945年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加强专业精神，党领导在1943年1月恢复沙皇的肩章制度。那曾是旧政权受人憎恨的符号，摧毁于1917年。同年7月，“长官”的称号也起死回生，以取代一律平等的“同志”称呼。肩章的金穗带从英国进口，英国官员因此而感到愤慨，在他们看来，那是无用的俗艳装饰，但在事实上，金穗带自有它的重要性。(672)各式勋章作为对军事专家的奖励，也发挥了利害攸关的作用。从1941到1945年，共有11万枚勋章授予苏维埃军人——相当于美国授出的8倍。战斗结束之后，苏维埃士兵只需等待几天就可领到奖励，而美国士兵往往要等6个月。为了鼓励战功卓著的士兵申请入党，党组织专为军人降低了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