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经济中的变化也促进了苏维埃的军事复兴。1941至1942年，与敌人相比，红军的装备很差，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到1942至1943年，坦克、飞机、汽车、雷达、电台、火炮、枪支、弹药的生产，都有显著的改善，从而组建了新的坦克师和机械化师，打得更加有效，兵员牺牲更少。苏维埃工业的迅速重组，让计划经济（斯大林制度的基础）获得茁壮成长。没有国家的强制，不可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完成必要的调整。成千上万的工厂和工人被疏散到东部；几乎所有的工业生产都面向军事需求；或建新铁路，或作新调度，将东部的新工业基地与军事前线连接起来；工厂实施戒严法，以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生产力。新颁布的工作纪律，严厉惩罚疏忽、旷工、擅自离岗、迟到（上班迟到20分钟以上就算“劳动战线的逃兵”）。战争年代，法庭判定的这些罪行竟高达750万件。(673)大多数工厂内，每周工作70小时已成常态。由于担心早上迟到，许多工人干脆都在工厂吃睡。实施综合的配给制度，既可降低成本，又可保证人们坚守工作岗位（要在那里领口粮）。最后，通过大规模的逮捕，动员庞大的古拉格劳工队伍，以提供国家急需的燃料和原料。
在苏维埃的战争努力中，最不为人所知的是所谓的“劳动大军”（trudovaia armiia），所征入的人数超过100万，执行自由劳工不愿做的各项任务。官方文件从来不提“劳动大军”，只委婉谈及“劳工服务”和“劳工储备”。这两个词掩盖了背后的强制特征，其实他们就是无偿劳工，其处境等同于古拉格囚犯。他们在狱警看管下列队出工，从事同样的苦力（采伐林木、建筑、车间劳作、农活）。与古拉格囚犯不同，劳动大军中很多人从没经过法庭的逮捕或判刑。其中的大多数只是被驱逐的少数民族，遭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军队的围捕。尤其是苏维埃德裔，战争一爆发，就被从伏尔加河地区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劳动大军也包括大量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芬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朝鲜人。
鲁道夫·戈特曼1922年出生于克里米亚的路德教德裔家庭。戈特曼一家被定为“富农”，1931年流放去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城附近的荒野。战争爆发时，内务人民委员会把鲁道夫当做“德国人”抓起来（事实上他祖先自1831年以来，一直住在俄罗斯），再送到顿巴斯的煤矿。在那里，他被征入劳动大军，与100名来自“德国人”家庭的年轻男子，前去乌拉尔北部的索利卡姆斯克食品加工厂。1942年秋天，他们改赴附近的伐木劳改营，从事伐木工作，晚上睡在营房木椅上，只有极少量的口粮。由于要在严寒中工作，第一个冬天就有超过一半的劳动大军成员死去。监管他们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狱警，对“德国”男孩毫不手软，斥责他们为“法西斯败类”。鲁道夫因受伤被送去医院，反而捡得一条小命，否则肯定会死于体力耗尽。在之后的14年中，他一直留在劳动大军，曾在工厂、苏维埃农庄、建筑工地工作，甚至奔赴高加索地区，为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建造乡间别墅。1948年之前，他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也不准离开劳动大军；直到1956年古拉格囚犯获得普遍大赦，他也沾上了光。(674)
征入劳动大军的不只是“非俄罗斯人”，原“富农”也在劫难逃。伊万·布拉金来自乌拉尔的苏克孙地区，1943年秋天被动员加入劳动大军。10年前，他作为“富农”流放到“特殊定居地”，附属于彼尔姆附近的克拉斯诺卡姆斯克纸浆造纸厂。伊万因工厂的化学溶剂几乎失明，又因风湿病而几近瘫痪，却被送去科特拉斯城附近的伐木劳改营。他在造纸厂工作，因没领到足量的口粮而有所抱怨，却因此受到惩罚，被征入劳动大军。但他无法适应伐木劳改营的重活（几乎看不清要伐的树木），很快在严寒中病倒。他给在克拉斯诺卡姆斯克的家人写信说：“我的腿肿得厉害，都穿不上裤子了。”劳改营的食物很糟，不足以维持他的体力，工作又非常辛苦。1943年秋季的一天，伊万实在筋疲力尽，瘫倒在地，被送去医院。他在那里慢慢恢复，1944年1月写信告诉家人，他的双脚终于显示出“生命迹象”。他希望很快出院，作为一个伤残病人，他将能获准回家。但从科特拉斯劳改营到1000公里之遥的苏克孙地区，冬季的旅程太危险了。伊万害怕在春天之前动身，担心万一他“因寒冷空气而头晕目眩，倒在冰上”。但他下了决心，一旦体力恢复，就要跋涉回家。“我只需一双大毡靴就能回家。”伊万1944年2月从劳改营获释，根本不宜开始漫长的旅途。他再没回到家，离开医院仅几百米，脚下一滑，就在结冰的路面上倒下冻死了。(675)
古拉格劳工也在战时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生产了苏维埃弹药的15%、大部分军服和大量粮食。从1941到1943年，劳改营人口有所下降，因为50万名囚犯获释，奔赴前线参战以“赎罪”；但从1943年底起，又有大幅增加，因为苏维埃军队挺进德军放弃的领土，内务人民委员会紧随在后，逮捕了几十万涉嫌投敌者和反苏民族主义叛乱者。战争期间，对古拉格劳工的剥削愈益酷烈。在采矿和伐木劳改营，为增加燃料的供应，囚犯们被驱赶到了死亡边缘，其口粮又降到最低限度。1942年，古拉格劳改营的死亡率达到惊人的25%——换言之，这一年每4个古拉格工人当中就有1人死去。(676)
除了伐木劳改营和矿区，一种新型古拉格经济在战争时期获得蓬勃发展。内务人民委员会掌控了大型工业区（古拉格城市），其中的工厂和建筑工地长期配备囚犯劳工。地处北极圈的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就是新型古拉格经济的一个典例。那里镍、铂、铜的储量非常巨大，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被地质学家发现。但要到1930年，工业化使珍贵矿石变得必不可少，才完成第一次大勘探。诺里尔斯克拥有世界上已知镍储量（用于生产高级钢材）的四分之一、已知铂储量的三分之一。由于有大量煤炭可用作冶炼和运去喀拉海的能源，该区的自然条件非常有利于开采和加工矿石。另一方面，该区几乎无法居住，冬季气温能下降到摄氏零下45度，暴风雪持续不停，一年中倒有数月暗无天日。到夏季，地面变成沼泽，蚊子肆虐，奔赴诺里尔斯克的没有一个是自愿的。
1935年，该区的发展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古拉格管理部门。该部门专门在偏远地区管理大型的建设项目，尤其是民用部委不愿经营的（负责冶金的重工业部拒绝接受诺里尔斯克项目），名气越来越大。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和采矿综合企业，刚开始有1200名古拉格囚犯，挖掘冻土时只用手镐和推车。到1939年，尽管更多的人在同一时期死去，囚犯人数仍上升到1万人。但莫斯科的古拉格管理部门，仍对进展的缓慢表示不满。1939年，诺里尔斯克的首任主管弗拉基米尔·马特维耶夫被捕，被送进劳改营15年。接替他的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采矿综合企业的前主管阿夫拉姆·扎韦尼亚金，这项任命是政权重视诺里尔斯克项目的标志。对高级钢材的军事需求，使诺里尔斯克的镍产在战争中变得至关重要。诺里尔斯克的工作强度加剧，从1941到1944年，A组囚犯（从事生产或建筑的）每月休息不满3天（许多前囚犯，根本不记得还有休息日），所有的囚犯每天工作11小时，再恶劣的天气也要出工（他们在暴风雪中攀扶绳索，步行上班）。扎韦尼亚金引进奖励制度，超额完成任务的“劳动模范”（1943年，5人当中即有1人）可获得好处——较好的宿舍、衣服、口粮甚至少量金钱。他还增加自由工人和“志愿者”的数量（战争结束时，约有1万人），让他们就任管理和专家的职位。但增长最大的是监狱劳工数量，到1944年已达10万人。(677)诺里尔斯克的囚犯来自苏联各个角落，特别是乌克兰、北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地区。在那里，大肆搜捕“民族主义者”和“与敌合作者”，就是为了向古拉格提供劳工。通往诺里尔斯克的漫长旅程先要乘火车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那是西伯利亚行政区的首府，位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南部，相距2000公里。囚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上船，沿叶尼塞河，到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的港口杜金卡下船，然后再坐火车抵达劳改营。诺里尔斯克周围的北极荒原极为辽阔，根本就没有必要为劳改营搭建铁丝网。正常心智的囚犯都不会尝试逃走，事实上确实没人这样做过（尽管有不少传说称，有人横渡北冰洋，逃至5000公里之外的阿拉斯加）。(678)
瓦西里娜·德米特鲁克15岁时被送到诺里尔斯克。她出生于乌克兰西部捷尔诺波尔地区的农民大家庭，她与数十名妇女一起，被指控为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队的同情者。1943年，红军重新夺得她的村庄，附属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把她们带去当地小镇（红军征召了村里所有的年轻男子），予以审讯和殴打，直到女孩供认“叛国罪”（她们中许多人都弄不懂这一指控是什么，因为不懂俄语）。之后，她们上了军事法庭（再一次使用俄语），被判处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服刑10年。她们参与兴建诺里尔斯克机场。尽管天寒地冻，她们唯一的住所只是一顶大帐篷，同住的还有数百名以同样方式来到诺里尔斯克的乌克兰妇女。(679)
安娜·达尔维娜作为“志愿者”被送到诺里尔斯克。当时她年仅16岁，还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东120公里的乌伊阿尔镇学校念书。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共有约1000名所谓的“共青团志愿者”，在1943年9月被强迫送到诺里尔斯克。安娜回忆：“一大群人在诺里尔斯克火车站欢迎我们，还有合唱团和乐队。”
走出火车时已经很冷。来时还穿着凉鞋，到了这里看到地上已有积雪。当地人很穷，衣衫褴褛。他们给我们发了毛毯和毡靴，把我们当做志愿者。他们被告知，我们都是阵亡士兵的孤儿。但事实上，我们都是被军队抓来的，别无选择。我们面对一场战争，军队需要我们中的每一人充当劳工，不管身体有多虚弱。(680)
1943年，18岁的谢苗·戈洛夫科来到诺里尔斯克。他出生于北高加索的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在11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他家是哥萨克，在集体化运动中被定为“富农”，因此失去所有财产。谢苗的父亲和哥哥均是红军，1941年6月都阵亡于斯摩棱斯克附近。作为幸存的最年长的男性，谢苗成为一家之主。他放弃学业，在集体农庄担任拖拉机驾驶员，以此养活母亲和9个弟妹。德军在1942年9月占领北高加索，谢苗随即加入红色游击队，但不幸被俘。德军强迫他加入辅警，否则就要枪毙他的家人。4个月后，红军夺回该地区。谢苗作为“与敌合作者”被捕，流放到诺里尔斯克。他从事采矿和工厂的各式工作，很快成为大队长，甚至当上劳动模范。作为古拉格劳工，他因为对战争的贡献而赢得好几枚奖牌。(681)
奥莉加·洛巴切娃是著名的矿物学家，1944年被送来诺里尔斯克。她丈夫于1938年被捕，稍后，自己也因“反革命煽动罪”获刑8年，最终沦落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她在劳改营里生下一个儿子，被送去孤儿院。1943年秋天，奥莉加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选为专家，分配到诺里尔斯克矿区。整整6个星期，她被囚禁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西350公里的马林斯克镇，等待来自西伯利亚各劳改营的其他地质学家和采矿专家。之后，奥莉加转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准备北上，却被医疗委员会定为不适宜旅行（她得了肺炎），反被送去东面400公里的泰舍特劳改营。在囚犯的眼中，泰舍特是“死亡集中营”，有很多等死的残疾人和老人。她来到泰舍特不久，再次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选中，即使有肺炎，仍被送去诺里尔斯克。为了加快速度，她和工程师、电工、冶金专家、建筑者，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搭乘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专机。奥莉加最后在技术部门担任地质研究员，与大学里的许多朋友重聚。(682)
这些大学的朋友中就有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即1917年10月在斯莫尔尼学院食堂认出失散多年的父亲谢尔盖·古谢夫的年轻姑娘。1936年12月，叶丽萨维塔作为“托派”被捕，判处5年，在雅罗斯拉夫尔监狱服刑。到1939年，她的刑期延长至15年，被送来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前3年，她在煤矿上班，随后转到技术部门，从事进口书籍和手册的翻译工作。叶丽萨维塔基于内心的爱国精神，工作起来活像一名真正的劳动模范。她觉得，通过在劳改营的工作，也在为苏维埃经济作出贡献。从1941到1945年，她前后4次申请参军奔赴前线，均遭拒绝。尽管如此，叶丽萨维塔仍因自己的勤奋工作在专家区获得自己的房间，与丈夫亚历山大·达尼埃茨同住。亚历山大的父亲是受镇压的老布尔什维克，被捕于1938年。夫妇俩以前在列宁格勒时就是朋友。他们在诺里尔斯克的邻居记得，两人很安静，养了一条狗。德拉布金娜因矿区事故已成聋子，很难与人应酬。他们有朋友的小圈子，自组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劳改营图书馆里有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但对外人非常小心。1945年，圈子中有人被捕，后来以“反革命煽动罪”遭到枪决。他们因此怀疑，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囚犯已渗透到他们的圈子，便解散学习小组，转入地下，只是在遛狗时，才与朋友在通向墓地的道路上偷偷见面。叶丽萨维塔和丈夫精通几种语言，他们在家里都用
法语交谈，以防隔壁房间的偷听。(683)
四
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天，阿赫玛托娃与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列宁格勒散步，突然感慨地说：“想想吧，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岁月却是战争时期。这么多人死去，人人都在挨饿，我儿子参加强制劳役。”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给阿赫玛托娃那样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在他们眼中，战争反而成了一种解脱。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的尾声中写道：“战争爆发后，真正的恐怖和死亡的威胁，相比于谎言的不人道，反而成了一种福分。它又成了一种解脱，因为它打破了一纸空文的魔咒。”这一解脱是溢于言表的，人们以战争前不可想象的方式处世行事。他们出于必需，寻回自己的主动性——相互交谈，相互帮助，不再担忧可能的政治危险。从这种自发的活动中，又涌现出了全新的国民意识。出于这个原因，人们以怀旧的心态来回忆战争年代，视之为“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即是，“每个人都觉得，社区意识得到了欢快且不受拘束地复苏”。(684)
对作家维亚切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来说，那种从属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我们为那些年感到骄傲。对前线生活的怀旧，使我们大家都激动起来。并非因为那是我们喜欢回顾的青春年华，而是因为我们当时觉得，自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这种感觉，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685)
复苏的责任感随处可见，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尤其是从1941到1943年，斯大林政权的基础因德军的入侵实际上已土崩瓦解，人民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智慧来作出相应的决策。当时担任军医的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将那几年视作“自发的去斯大林化”时期：
就在我们的眼前——受命运摆布的个人，面对死亡，却出乎意料地找到了自由，做起自己的主人……作为目击者和历史学家，我可以证明：1941和1942年众多的情形和决定，其实是自发的去斯大林化的进程……我们仍是俄罗斯人和苏维埃人，但在那些年头，普世的人道精神也沁入我们的心田。
阿达·列韦多娃在医疗机构度过战争年代。在她看来，这种自发的去斯大林化体现在一种权力移交上——从刻板地控制医院的共产党官员，转到医生和护士的手中。“有太多的实例，当事人即刻作出生死攸关的决定，等不及当局的授权。我们顾不得正式的规章制度，不得不采取行动，或作出即时的调整。”(686)
大家感到自己有助于战争援手。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这种参与感又衍生出公民自由和个人责任。赫德里克·史密斯记录了70年代初一位科学家的对话。该科学家说，战争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然后向惊愕的朋友们解释：
因为在那段时间，我们觉得与政府贴得很近，超过了我们人生的其他任何时候。不再是他们的国家，而是我们的国家。不再是他们要求我们做这做那，而是我们自己想做。不是他们的战争，而是我们的战争。所保卫的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自己的战争援手。
据曾是沙场老将的康德拉季耶夫说，即使最不起眼的小兵，平时不断受到指挥官的虐待和鄙视，一旦在战场上发起进攻，即变成了他自己的将军：
没人可以指挥你，你掌控一切。防御时也是一样，全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否则，德军就会突破进来……你觉得，仿佛俄罗斯的命运就在你的手中，如果没有你，一切可能变得不同。平时在我们社会中，什么都不取决于个人。但在战争中就不一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直接参与了胜利。(687)
“1941年的一代”从小就崇拜斯大林和党。对他们来说，新兴的自由无疑是对制度的一大冲击。文学史家拉扎尔·拉扎列夫回忆：“1941至1942年的军事灾难，迫使我们第一次质疑斯大林。”1941年，他从中学直接上了战场：
战争之前，我们没有任何质疑。我们相信所有关于斯大林的宣传，相信党是正义的化身。但我们在战争第一年所看到的，迫使自己去反思那些被告知的东西，因而开始怀疑自己的信念。(688)
朱莉娅·奈曼写下《1941》一诗，其时的氛围已预示1956年（赫鲁晓夫“解冻”的第一年）的价值观变化：
那些莫斯科的日日夜夜……雪崩似的鏖战……
数不清的挫折、失败、消耗！
然而，那年的战友披露了全部真相：
在那闪光的年代，它像火炬一般闪耀！
遁词一一坠落，恰似纷纷剥落的石膏，
泄露无遗的原委，昭然若揭的实效；
透过灯火管制和迷彩伪装
我们看清了同志的面目——露出了马脚。
我们曾用来测量的暧昧标尺——
表格、问卷、资历、级别、倚老卖老——
都被唾弃，我们现在只衡量真相：
那年的标尺是信念和勇骁。
我们曾经历和目睹这一切，
记忆犹新，神圣照旧，仍然记牢
监视哨、屋顶、防空气球，
当年莫斯科爆炸中的乱嚣，
穿上迷彩服装的建筑物，
空袭的交响乐和解除警报的信号——
到最后，显得货真价实的却是
我们公民的骄傲，纯粹闪亮的骄傲。(689)
随着公民对新的自由的索求，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在战争年代，党员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但已失去战前的革命精神，因为最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在1941至1942年的战斗中丧失殆尽。到1945年，600万党员中一半以上是军人，其中的三分之二都是在战争中新近加入的。这些党员，大大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义的党。他们更加务实，思想不那么僵化（甚至没有受训于马列主义），不愿以阶级觉悟看待世界，更不耐烦于官僚主义。(690)《真理报》总结这一新气象，在1944年6月主张，“评判党员的个人素质”，与其看他的阶级出身或思想的正确性，“倒不如看他对战争努力的实际贡献”。这与党的战前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军队里入党的拉扎列夫说，布尔什维克思想在战争中几乎没有发挥影响，战前的口号鼓吹对斯大林和党的崇拜，但到此时，已丧失了说服力和针对性：
有传说称，士兵发动攻击时高呼“为了斯大林！”，但在事实上，我们从没提到斯大林。我们冲锋时，叫喊的是“为了祖国！”，其余的打仗口号都是骂人的脏话。
战争带来了反斯大林的打油诗和歌曲，下面是1942年的一首：
亲爱的约瑟夫·斯大林！
时至今日你已丢弃塔林！
我们为吃的而日坐愁城！
你也将失去列宁格勒城！(691)
许多人在战争时期解脱了对政府的恐惧。他们被迫不顾政治后果，径自采取行动，这也许是他们人生中的唯一一次。战争的“真正恐怖”攫夺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潜在恐怖，反而变得不那么张牙舞爪，或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应付。在赫德里克·史密斯记录的交谈中，一名犹太科学家忆起战争年代的逸事：
我在喀山自己的房间睡觉……半夜里，契卡的人来把我叫醒，我却不怕。想想吧！他半夜敲门，把我吵醒，而我却一点也不怕。如果发生在30年代，我早就吓得半死。如果发生在战后，斯大林逝世之前，那也会把人吓得胆战心惊……但在战争期间，我绝对不怕，那是我们历史上的独特时期。(692)
在很大程度上，新兴的自由感来自1941年之后政权放宽对政治和宗教的控制，得益最多的是“人民公敌”的子女。他们如愿意或胜任在战时急需的领域中工作，污点履历不再是一大障碍，与战前没法比。虽然没有官方政策，但如果有亟需完成的招工和招生，务实的官员通常会对申请人的社会背景视而不见。
叶夫根尼娅·施特恩1927年出生于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官员家庭。父亲两年后作为“德国间谍”被捕并遭枪决；母亲获刑5年，被送去科雷马劳改营。叶夫根尼娅只得去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与外祖母同住。1943年，她回到莫斯科，与姨妈一起生活，获准成为学校的借读生。她的老师们赏识她的潜质，刻意予以保护。1944年夏季的一天，叶夫根尼娅经过莫斯科大学，看到一张告示，通告高中生前去申报该校的物理系。她从来都不喜欢物理，也不特别擅长，但很清楚，这是她进入苏联最著名的莫斯科大学的良机。在姨妈的鼓励下，她决定试试。叶夫根尼娅回忆：
我仅16岁，在申请表格[一定要填写的]中并没提及父母的被捕，只填写父亲已死……我想，他们还是会收我的，因为想学物理的人太少了，而当时，即1944年，又急需物理学家。(693)
战争年代向安东尼娜·戈洛温娜提供了类似的机会，她就是那位掩饰自己出身的“富农”的女儿。安东尼娜的志向是上列宁格勒医学院，曾在1941年提出申请，尽管高中成绩完全符合医学院的要求，仍被拒绝。如她所相信的，原因很可能是她的社会出身。战争的爆发结束了她的梦想，因为列宁格勒已陷入围困之中。安东尼娜在佩斯托沃镇的村校担任助教，到1943年再申请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该校一名学生曾是她的老同学，建议她去试试，因为该校需要医生，已放松了录取标准。尽管有“富农”出身，安东尼娜还是考上了这所大学，很快成为其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教授们全力支持她，为她的社会出身保密。她回顾道：“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全凭自己的能力来取得进步。”列宁格勒的围城解除后，安东尼娜在1944年1月申请列宁格勒儿科研究院，以继续深造。她没有列宁格勒居民的护照，虽然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的老师们帮她写了热情的推荐信，但“富农”出身仍使她丧失资格。其时，列宁格勒急需儿科医生，以照看围城造成的数万名孤儿病人。建议录取安东尼娜的官员声称：“这个时候，拒收这样的学生，不啻是在犯罪。”由于没有护照，安东尼娜无法正式注册为儿科研究院的学生，只好名列14名“非法居民”之中（出身都不好），一起住在地下室。作为“非法居民”，安东尼娜不能领取助学金、借出图书、在学生食堂就餐。她晚上非法打工，充当女服务员来养活自己。1945年，这14名学生总算变得合法，领到护照，正式注册。儿科研究院的主管是一名务实的共产党人，代表他们向列宁格勒党委提出请求，坚称列宁格勒急需这些学生。对安东尼娜来说，正式注册大大加强了她的自信，减轻了她在战前感到的恐惧，让她认真考虑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以及带给她家人的影响。(694)
政权在宗教领域的让步带来了更广泛的影响。从1943到1948年（到那时，最重要的让步已被收回），政府放宽了对教会的控制，宗教生活因此出现了急剧的复苏。数百座教堂重新开放，上教堂的人数大大增加，宗教的婚礼、受洗、葬礼都有显著的复兴。
伊万·布拉金的家庭与教会有密切联系，他亲戚中有几个神父，妻子拉丽莎也是神父的女儿。20世纪30年代，他们作为“富农”遭到剥夺，流放去了克拉斯诺卡姆斯克，这些家庭关系都被加以严密地遮掩。伊万和拉丽莎不上教堂，不戴十字架，将圣像藏在箱底，门廊上通常置放圣像的地方则挂上了斯大林肖像。为了避嫌，他们鼓励子女加入少先队和参加反宗教活动。到1944年之后，全家又皈依宗教，所有孩子都在附近村庄的教堂里受洗。该教堂是在1944年重新启用的，村民先行募集了受洗池的捐款。拉丽莎从箱底拿出她最珍贵的圣像，挂在房间一角，一半有窗帘的遮掩。她进出房间时，都要在圣像面前画十字。女儿维拉回忆：
渐渐地，我们开始庆祝宗教节日，妈妈告诉我们个中的道理。她会准备一份特别的菜肴，这在战争期间并不容易。她总是说：“我们餐桌上有食物，因此是忏悔节。如果没有，那就是大斋期。”我们庆祝圣诞节、主显节、圣母领报节、复活节及三位一体节。(695)
战争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兴许是新的言论自由。人们公开讲述自己亲人的不幸，袒露内心的感受和意见。要是在以前，这种做法绝对不可想象。人们还投入政治辩论。战争的不确定性，包括苏维埃政权的生存与否，消除了他们对谈论政治甚至批评政权的恐惧。
维拉·皮罗茨科娃回忆1942年回到家乡普斯科夫：“每个人都在公开讨论政治，没有任何恐惧。”她记录了一对姐妹之间的争论：姐姐22岁，前线军官的妻子；妹妹17岁，“激烈的反共人士”。当姐姐否认劳改营的存在时，妹妹一脸蔑视：“你竟不知道？全国老百姓都晓得，就你一个人不知道？你只是不想知道，躲在你军官老公的背后，自欺欺人地认为一切都很好。”另一个场合中，妹妹批评姐姐对失业的视而不见，尽管几个亲属在战前一直找不到工作。“你怎会不知道呢？除非你结婚之后，完全忘了娘家，不在乎我们穷人了。”维拉评论，那位姐夫战前与大家一起住时，没人敢如此讲话，都担心他的举报。(696)
购买食品的排队长龙是政治讨论和抱怨的温床。愤怒和挫折让大家团结起来，鼓励他们勇敢说出（所以排队长龙中总是有潜伏的举报人和警察）。一组举报人混入莫斯科商店外的各式排队，他们在1942年4月的汇报中说：“商店用品卖光后，能听到公开的反苏议论。”买煤油的队列中，有一名老汉这么说：“到处都是党员寄生虫，都是混蛋！他们拥有一切，而我们工人什么都没有，只有用于绞刑的脖子。”其中一个女人添油加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一个烂摊子。”莫斯科另一排队中的举报人，汇报了下列对话：
德罗宁[士兵]：我们现在的生活如果与1929年前的一样，岂不更好。集体农庄的政策一旦生效，什么都完了。我自问——我们打仗，到底图个什么？有什么需要捍卫的？
西佐夫[士兵]：我到现在才明白，我们其实只是奴隶。像李可夫[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那样的人，想为我们做点好事，却被他们撤了。为我们着想的人，还会有吗？
卡列林[木匠]：他们告诉我们，德国人衣衫褴褛，虱子满身。德国人确实到了我们的村庄，就在莫扎伊斯克附近，我们却看到他们天天吃肉、喝咖啡……
西佐夫：我们都在挨饿，但共产党人说一切都是欣欣向荣。(697)
舌头有了明显的放松。罗扎·诺沃塞尔茨娃回忆起1942年与一名莫斯科鞋匠的相遇。父母被捕的5年后，她刚返回首都，在被捕一事上从没质疑过苏维埃政权。她相信父母是无辜的，但也准备接受“人民公敌”确实存在，以及清洗“异己分子”的必需，这是她1938年的想法。对这位鞋匠的造访使她的想法完全改观，他在修鞋时大骂苏维埃政府，把所有的悲惨都归罪于它，并透露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遭到了不公的逮捕。他面对罗扎这样的陌生人，却以这种方式交流，显然不考虑其中的危险。他的坦率——她以前从未遇到的——使她人生第一次“停下来，认真思索这些事”。(698)
军人之间也是批评和辩论的重要舞台。前线士兵组成的互信的战友团体，是畅所欲言的安全环境。一位老军人回忆：“我们大骂领导，为何没有飞机？为何炮弹不够？混乱的起因在哪儿？”另一位老军人记得，士兵不怕讲出心里话：“他们很少顾忌……天天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的士兵什么都不怕。”1945年春天，拉扎尔·拉扎列夫从前线回来，待在古比雪夫医院：
像其他士兵一样，1945年的我，嘴很快，想什么就讲什么。我谈起军队中我认为是丑闻的事，医院里的医生就警告我“要看住我的舌头”。我很惊讶，像其他士兵一样，已为苏维埃国家拼死拼活了，应该有发言的权利……我经常听到来自农村的士兵抱怨他们的集体农庄，声称赢得战争后，有必要将之废除。言论自由已达如此地步，发表意见已成家常便饭。(699)
基于这样的言论，新政治社团的轮廓开始应运而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任愈益增长，帮助塑造了复苏的公民精神和国民意识。这种转变的中心所在，是价值观的根本变化。战前，由于普遍不信任的气氛，没有党的领导，社团便无法形成。所有公民义务的履行，都要依靠国家的指令。但在战争期间，公民义务涉及实打实的东西，即保卫祖国。它让人们聚在一起，独立于国家的控制，塑造了一套全新的公共态度。
很多人对此变化发表过见解。作家普里谢维恩在1941年日记中指出：“战争开始之后，人们互相变得亲近，为祖国的担忧团结了每个人。”他还认为，战争中兴起的民族精神已经抹掉了阶级的分化。他在1942年写道：“我现在才懂得，‘人民’不是可见的东西，而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人民’不单是农民和工人，甚至不单是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而是我们大家的内在。”其他人通过工作场所中新的团队精神，来感受这个战时的民族大团结。阿达·列韦多娃在列宁格勒医疗机构的同事之间发现了新的“亲密”，打破了旧的职业等级制度：
医疗机构变成了我们的大家庭，教授和普通工人的界限完全消失。大家感到是在承担共同的事业和责任，为了我们的机构、病人和同事。这让我们变得亲密无间。幸存于列宁格勒围城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民主精神（就是如此），即我们属于一个大家庭。战争结束后，它仍与我们同在。
一个步兵排的指挥官声称，战争使他重新思考人的价值和关系：
在前线，能很快发现他人身上最重要的品质。战争就像一个测验，所测试的不只是膂力，还有人性。卑鄙、懦弱、自私，顷刻之间就会显露。如果不能依靠理智，那么凭直觉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弄清他人的真实面目——要是在和平时期，那需要很多年才能完全弄清。
难怪在很多人的眼中，战争变成了一种精神净化。前几年，“谎言的不人道”扼杀了所有的政治讨论，现在则受到猛烈的冲洗。拉扎列夫评论道：“战争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和轻重缓急，使我们普通士兵看到了不同的真理，甚至想象新型的政治现实。”(700)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苏维埃大军开进欧洲，士兵见证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反思变得愈益普遍。1944年初，苏维埃已集结600万军队，超过东线德军数量的两倍。1944年6月，盟军发动对法国北部的侵入。与此同时，红军击溃白俄罗斯前线的德军主力，7月3日夺回明斯克，穿越立陶宛，8月底抵达普鲁士边境；乌克兰前线的苏维埃军队，席卷波兰东部，直扑华沙；在南部战线，德军很快崩溃，红军横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1944年9月抵达南斯拉夫。苏维埃的进攻冷酷迅猛，到1945年1月底，乌克兰方面军已深入到西里西亚；朱可夫的白俄罗斯方面军已达奥得河，柏林在望。
很少苏维埃士兵去过欧洲。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农民子弟，参军时只有狭窄的世界观、苏维埃农村的习俗和从宣传中得来的世界形象，他们对将要发现的毫无心理准备。西蒙诺夫观察到：“欧洲和我们苏联在生活水准上的对照，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是一大冲击。它改变了数百万军人的看法。”士兵们看到，普通百姓住着更好的房子；尽管有战争和红军抢劫，商店里依然货物充沛；他们在赶去德国的途中看到的私人农庄，即使处于荒芜之中，仍远远胜过苏维埃集体农庄。任何宣传都无法让他们漠视亲眼目睹的证据。
与西方的碰撞，帮助塑造了士兵们对自己祖国的期望。农民士兵们相信，随着战争结束，集体农庄将被一扫而光。军队里流传许多此类的传言，大部分涉及朱可夫对部队的承诺。士兵们给家人写信，无数次地重复此事。这些期望传遍整个农村，导致了农民对集体农庄的一系列罢工。其他士兵还谈到重新开放教堂、更多的民主，甚至废除党支部。导演亚历山大·多夫任科记得与军车司机的一席讨论，他是一名“西伯利亚小伙子”，时间在1944年1月。该司机说：“我们生活得不好，你知道，大家都在期待生活中的变化和改善。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只是没有挂在嘴上。”多夫任科在日记中记下：“听到这些话，我感到非常惊讶。人民强烈希望有不同的生活，随处可以听到，唯一听不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圈子。”(701)
军官站在这项军队推动的改革运动的前列，公开批评苏维埃制度，期望改变。1945年，一名中尉写信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要求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次会议上，考虑一系列改革”。他去过纳粹在波兰的迈丹尼克集中营，看到德国独裁的后果，于是要求苏联也结束任意的逮捕和监禁。他说，苏联有它自己的迈丹尼克集中营。他还要求撤销集体农庄，因为手下士兵告诉他，那是一场灾难。此外，还有士兵要他向主席传达其他的不满。(702)
很自然，党领导对心怀改革主张的军人回国不无忧虑。对喜欢回顾历史的人来说，它与1812至1815年的反拿破仑战争有明显的比照。其时，归国的军官人员把西欧的自由主义思想带回沙俄，随即激发了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945年2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出席会议的积极分子强烈呼吁，要坚决抵制西方的流毒：
1812年战争之后，我们的士兵看到法国的生活，拿来与沙俄的落后生活作比。当时，法国的影响是进步的……十二月党人看到了反沙皇独裁的必要，但今天不同。也许东普鲁士的庄园优于集体农庄，这种印象可能导致落后人士得出结论：庄园经济胜过社会主义经济。但这是一个倒退，因此，必须对此展
开无情的斗争。(703)
西方思想对党员的影响引起了特别的担忧。1945年，苏联党员的一半以上都是在籍军人。党领导假设，他们的复员，势必将危险的政治改革思想传染给平民组织。
事实上，这些思想早已在民众中传播，尤其是在关心政治和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与英美的结盟，让苏维埃社会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深受西方的影响。在多年的隔绝之后，苏维埃城市此时已充斥着好莱坞电影、西方书籍、租借法案下的美国进口货。数百万人见识了真正的西方生活——兴许不如好莱坞所标榜的，但远远超越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宣传中的惨淡。餐馆和商铺在莫斯科的街道重现，或许在暗示可能恢复像新经济政策那样的局面。这一切均在推高人们的期望：一旦战争结束，苏联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容易，将对西方更加开放。1944年夏季，作家兼宣传专家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在对外文化关系协会发表讲话：
战争结束后，生活将会变得非常愉快……与西方将有更多的交流和接触，每个人都可阅读自己喜爱的，将有学生交流，苏维埃公民到国外旅行也会变得更加容易。
知识分子公开讨论政治改革，不再担心审查（也许是党领导批准的，故意提供这样的诱惑，以维持人们的斗志，直到战争结束）。西蒙诺夫回忆：“大部分知识分子赞成自由化，在意识形态上普遍感到乐观。”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自由化意味着与政府开展有关改革的“对话”。很少人愿意向共产主义专政提出公开挑战，大多数人只希望在政治决策中能有更多的参与，在内部做工作，使制度更加开放。诗人大卫·萨莫伊洛夫表达了这样的心态：
在我们的心目中，公民责任包括为政治任务服务。我们相信这些任务的效用……我们感到，如果承担了公民使命，就有权利获得政府的诚信……政府的所作所为，需要有一个解释，让我们懂得其中的道理。我们当然不希望政府随心所欲，而自己只是盲目的执行人。
甚至经济改革也是可以接受的讨论主题。莫斯科的斯大林工厂是苏联最大的汽车制造者，其主管伊万·利哈乔夫提倡在工业经济中引进国内市场，让地方掌握较多的财政自由，通过高工资来刺激工人的生产率——它会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的性质。一些经济学家也公开批评计划制度，提出在战后重返市场，以刺激生产。(704)
人们在这开放气氛中变得理直气壮，甚至在私人生活方面，也质疑起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和价值观。
埃尔加·托尔钦斯卡娅在战前是个少年斯大林主义者，她记得让她反思政治信仰的一起具体事件。在1941年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她作为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与一群大学生一起被送去城外挖掘战壕，晚上就睡在战壕中。其中一人对客观条件不满，向领导提出抱怨，结果遭到了惩罚、欺负、共青团会议上的举报，最终被捕入狱。对埃尔加来说，这种迫害是一大觉醒。她父亲被捕于1937年，她曾相信政权关于“人民公敌”的宣传，以为他一定做了错事。如今，她亲眼看到有人无缘无故被捕。她加入一组学生，抗议对朋友的逮捕，却无济于事。从那以后，她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共青团和共产党：它们不是民主机构，只是滥用权力的精英小集团。她甚至想退出共青团，不再参加它的会议。新看法也影响了她对共用公寓的态度。整个列宁格勒围城时期，她都在那里住：
这是一个愉快的公寓，相互之间很少争吵。但有一个女人，住在后面的房间，老是与酒鬼丈夫吵，还会遇上家庭暴力。后来，她加入共产党，突然变得非常重要。她接管了我们的房间，有了面包和家具，要啥有啥。但事实上，我曾当面告诉她，并不赞同党的做法。我记得很清楚。我很可能因此被捕。(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