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娜·卡尔皮茨卡娅在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工作，自从父母被捕以来，一直在共用公寓独自生活。内务人民委员会传召她去总部，逼迫她参与对一名退休沙皇军官的举报，使她猛然觉醒。那位退休军官为了取暖，喜欢待在图书馆帮着做些琐事。由于马克斯娜的拒绝，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审讯员转而把矛头指向她，说这没什么奇怪，因为她自己就是“人民公敌的女儿，是在同病相怜”。这种侮辱激起了马克斯娜心中无比的愤慨，既出于内心的正义感，也出于捍卫无助军官和父母的必要，她作出了勇敢却可能是愚蠢的反抗：
我气得撕心裂肺，对他说，没人证明我父母就是人民的敌人，而他讲这种话，本身就是犯罪。在我看来，一切都豁然开朗了。但想想吧，我竟说出口！只是年轻气盛才让我这么勇敢！他一跃而起，向我走来，似乎想揍我。毫无疑问，他已习惯于打人。我站起来，抓住自己的板凳准备自卫。如果没有那条板凳，他一定会动手的，他慢慢冷静下来，在桌旁坐下，询问我的证件。
几天后，马克斯娜收到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勒令她离开列宁格勒，但她不肯就范。马克斯娜回忆：“列宁格勒就是我的家，就是我的全部，离开是不可思议的。我想，为何要走？我只有这一小小角落[共用公寓内]，让他们来抓我好了，我才不会离开。”第二天，马克斯娜得到了资深图书管理员柳博芙·鲁比娜的帮助。她是一名勇敢的党员，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保护了许多列宁格勒居民避开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恐吓。鲁比娜认识马克斯娜的继父——原区委书记——认为他是个好人。她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失去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1948至1953年的反犹恐怖中失去更多亲人）。马克斯娜回忆，她直言不讳，“批评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时毫不顾忌。在她眼中，那些人都是‘爬行动物’”。鲁比娜在自己办公室里为马克斯娜设立了简易床铺，让图书馆人员别向警方透露她的下落。把人藏起来是一个很勇敢的举动，很可能使鲁比娜入狱。但她在同事中德高望重，马克斯娜躲了将近一年，却没有人透露半点风声。马克斯娜回忆：“她照顾我，把我当做自己的孩子。”对马克斯娜来说，她们在办公室里的交谈仿佛是政治教育课，让她与父母的价值观重新连接起来，而父母从未如此畅所欲言过：
鲁比娜是个非凡的人，既勇敢又坚强，满心共产主义理想，热衷于为大家伸张正义。她对我开诚布公，无话不谈——不仅仅是关于斯大林。她有一次告诉我，集体化是可怕的错误，毁了国家。她谈到，白海运河和其他建设项目全靠囚犯建成……她还谈及[1937至1938年的]逮捕，说我父母都是无辜的。我不理解的东西，她会逐一解释。有时她会谈整整一宿。她知道，我不会背叛她，不会向人透露一个字。她对我说的都是心里话。(706)
五
西蒙诺夫赶到柏林，为了战争的最后一役。他在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坦克，更多的坦克，装甲车，喀秋莎火箭炮，数千辆货车，各种口径的大炮。”
在我看来，不是某师或某军团，而是整个俄罗斯武装部队，从四面八方攻进了柏林……在硕大却没有品位的威廉一世纪念碑面前，一组官兵正在拍照。一次5人、10人、百人；有的挎枪，有的没有；有人筋疲力尽，有人在哈哈大笑。(707)
5天后，西蒙诺夫在卡尔霍斯特镇报道德国投降条约的签署，然后返回莫斯科，参加胜利庆典和游行活动。
莫斯科的市中心挤满了士兵和平民，赶来参加5月9日的庆祝活动。塞缪尔·拉斯金的侄子马克，看到美国大使馆外的鼎沸人群而变得目瞪口呆。他们聚集在马涅斯广场上，高举自制的标语牌，表示对盟国的支持，看到美国外交官和士兵（其中多人还拿着威士忌酒瓶）从窗户和阳台向外挥手致意，更发出欢愉的狂呼。在他看来，这是自1917年以来最近似于“争取民主的街头游行”的一件事。之后，马克返回位于西夫切夫―弗拉热克大街的拉斯金公寓，参加家人的庆祝活动。拉斯金一家——塞缪尔、贝尔塔、法尼娅、索尼娅、热尼娅和她儿子阿列克谢——1943年都从车里雅宾斯克返回莫斯科。马克回忆：“我们为胜利干杯，为斯大林干杯（这是官方规定的），大家心中充满了喜悦。”那天晚上，莫斯科市中心有更多的人向一国之父斯大林的巨幅肖像致敬。该肖像升起在克里姆林宫上方，由投影机照亮，周围数英里之内都可看到。(708)
6个星期后的6月24日，红场上举行正式的胜利游行。朱可夫元帅骑在一匹白色阿拉伯骏马上，在瓢泼大雨中率领部队和坦克迈进广场，军乐队奏起格林卡的爱国赞歌《荣耀归你》（Slavsya！）。两百名士兵携带纳粹旗帜，游行至列宁墓前，转身面对斯大林，将旗帜掷到地上。在高级指挥官的盛大宴会上，斯大林发表了著名的祝酒词，献给“几千万简单、普通、谦虚的人……他们是伟大国家机器中的小小螺丝钉（vintiki），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元帅、各方面军和军团的指挥官，都分文不值”。(709)
苏维埃人民以普遍的喜悦迎接胜利。仅在这一时刻——或许在斯大林的整个统治时期仅有这个时刻——才有真正的民族团结。甚至古拉格劳改营的囚犯，也以爱国热情迎接战争的结束。他们认为自己也作出了贡献，毫无疑问，更在期待自己的大赦。一名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囚犯，在5月9日晚上写给儿子的信中说：“我的一生从没吻过那么多人，纯粹是出于快乐和幸福。”
我甚至吻了男人。我们分离7年半以来，这还是头一次，我全然忘却了自己的悲哀和痛苦。定居地[监狱区域的外围]的人们奏起了手风琴，还有年轻人在跳舞。好像我们并不是羁绊于此，而是与你同在。(710)
士兵逐渐回国，许多男女为适应平民生活而承受巨大周折。从战场回来已是残疾人的有200万，他们领取微薄的津贴，很难找到工作，受到苏维埃当局犯罪般的忽视，很多人最终沦为大街上的乞丐。更多的人自战场返回，患有心理创伤，如战斗造成的心理压力、对战争心有余悸以及精神分裂等。但这些疾病，很少获得苏维埃医学界的承认，退伍军人自己又过于坚忍，不愿报告自己的状况。究竟有多少患者，一直无法弄清。(711)
就其他人而言，回归“正常生活”带来了诸多的失望。不再有家园和亲人，难以与朋友和亲戚沟通战争经验，不再有同志友谊，前线战友之间的相互理解不复存在——这些导致了战后岁月的普遍抑郁。康德拉季耶夫在20世纪90年代写道：“我的大多数老战友，要么酗酒致死，要么在战争结束时自杀——最近还有人自杀。”
我们觉得毫无用处，成了废人……斯大林只把我们比作一台机器中的“小小螺丝钉”，我们感到受了侮辱，这绝不是我们在前线时的感受。我们曾认为，我们手中掌握了俄罗斯的命运，相信自己是公民，以身作则。
康德拉季耶夫反思那些年，写道：
我们打败法西斯，解放欧洲，归来时却没胜利者的感觉。或者说，这种感觉仅持续很短一段时间，即我们对改革仍抱有希望时。这些希望落空后，我们陷入了失望和冷漠的深渊。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战时疲惫所引起的。我们是否真正明白，我们拯救了祖国俄罗斯，同时也拯救了斯大林政权？也许，还不甚明白。即使看到这一点，我们还是会以同样方式誓死作战的。在自家的极权主义和希特勒的版本中间，我们宁可选择前者。因为，忍受自家人的暴力，要比忍受外国人的，更为容易。(712)
安东尼娜·马兹娜及她女儿玛琳娜和玛琳娜·伊利纳（左），1944年摄于奇姆肯特
家庭的重组比士兵在家书中想象的更为艰巨。情侣不愿等待；女人与士兵一厢情愿的想象并不相符；分离和重聚的压力导向婚姻的解体。1944年夏天，西蒙诺夫写了剧本《无可避免》（So It Will Be），讲述一名军官从前线返回莫斯科，妻子和孩子早已消失于德军占领区，他断定她们已经遇难，所以与教授的女儿结婚，重建新的生活。剧本的中心思想是战后的当事人必须随遇而安，与《等着我吧》的主题，竟相差十万八千里。
战争结束正好遇上古拉格囚犯的第一批大释放。1937至1938年判刑8年的数百万“政治犯”，期满释放恰好是1945至1946年（1945年之前期满的囚犯，其获释必须等到战争的结束）。各个家庭开始重新拼凑，妇女们带头奔赴全国各地，寻找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前囚犯的居住地有严格的限制，大多数不得逗留在主要城镇。所以，为了全家团聚，不得不搬去苏联偏远的角落。有时，他们能找到的唯一居所仍是古拉格区域。
尼娜·布拉特1945年获释于马加丹劳改营，历程1.6万公里，才从雅罗斯拉夫尔孤儿院（女儿在外祖母死后的归宿）接回女儿伊纳萨，与自己一同住在马加丹劳改营。她在何处定居的问题上别无选择，释放时的限制是“100城之外”。这意味着作为前囚犯，她不得在所列的100个城镇定居。(713)
玛丽亚·伊利纳的征途更为艰险。她曾是基辅大型纺织工厂的主管，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被捕于1937年（丈夫是一名高级党干部），判处8年，流放到摩尔多瓦的波特马劳改营，到1945年获释，就去寻找自己的孩子。她被捕时，2岁的女儿玛琳娜和两个儿子弗拉基米尔、费利克斯，都被送去遣散中心。他们的外祖母爱莫能助，她已在照看1936年被捕的姨妈的几个孩子。弗拉基米尔抵达遣散中心后不久就满了16岁，结果作为“人民公敌”获刑5年，被送去马加丹劳改营。费利克斯去了基辅的孤儿院；玛琳娜去了附近的布恰孤儿院，1939年又转去乌克兰首都以南200公里的切尔卡瑟孤儿院。玛丽亚从波特马劳改营写信给苏联各地官员，打听孩子的下落，但找不到弗拉基米尔——他死于马加丹劳改营，而且没有记录，时间约在1942年之前。玛丽亚花了整整18年时间才找到费利克斯，他在战争爆发后，随孤儿院一起撤到哈萨克斯坦西部的捷列克蒂地区。她在1943年获悉，费利克斯12岁时逃离孤儿院，好几个月在外流浪，结果到了2500公里之外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地区，在偏僻的切勒姆霍沃小镇的一个工厂找到一份工作。
玛琳娜的运气不错。切尔卡瑟孤儿院的医生安东尼娜·马兹娜有个妹妹，凑巧也在玛丽亚的劳改营。通过她，玛丽亚从孤儿院员工那里，定期了解自己女儿的健康状况。玛琳娜抵达布恰孤儿院后不久就患上猩红热病，几近死去。她转到切尔卡瑟孤儿院后，获得安东尼娜的精心调养。安东尼娜甚至把玛琳娜带回家，与自己女儿（也叫玛琳娜）同住，直到恢复健康，再回到孤儿院。安东尼娜给她送来食品、酥糖、甜食，告诉她这都是母亲送来的，但往往不是真的——来自波特马劳改营的只有不定期的小额汇款（尚有一些食品包裹来自外祖母，直到战争爆发）——但医生懂得，小女孩如想活下去，需要有点希望，需要相信自己有一位慈母。玛琳娜回忆：“我对母亲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不懂什么是母亲，但孤儿院里的大龄孩子，经常会谈论自己的母亲，赞美她们的慈爱——她们会谈及战前的快乐，从不挨饿，总有面包、黄油、甜食——在我脑海中，这些甜食、巧克力、酥糖，成了我想象中理想慈母的符号……这不是别人给的甜食——而是“妈妈的甜食”。(714)
1941年，切尔卡瑟孤儿院疏散到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奇姆肯特，由于有孤儿院员工的来信，玛丽亚仍与女儿保持联系。玛琳娜还太小，不会自己写信（她要等到10岁才开始上学），所以由保育员代写，并加入标准的措辞，以维护孤儿院的正面形象：
1944年1月1日，奇姆肯特
向玛丽亚·马尔科夫娜致敬！
我代你女儿玛琳诺奇卡给你写信：“妈妈，我仍记得你。你会马上回家吗？我非常想你。我的生活很好，他们让我们吃得不错。我会唱歌跳舞，不久就要上学了。妈妈，寄一张照片给我吧。再见，我吻你，你的女儿玛琳诺奇卡。”
我问她，还有什么要说的，她说这就够了。她身体健康，过得愉快，受到我们小集体中所有孩子的爱护……我们也定期写信给她在基辅的外祖母。私人摊位的照相费是22个卢布……如果想要，请寄钱来……
保育员亚历山德拉·扎哈罗夫娜·格拉西姆丘克(715)
孤儿院在1945年迁回，但没去原先的切尔卡瑟，而搬至利沃夫附近一个大庄园遗址，在乌克兰与波兰的交界处。安东尼娜消失了，玛琳娜仍在等待母亲的出现。她回忆：“我从没见过她的照片，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但我觉得，就像别人等待上帝一样，我在等待母亲，我的救世主。”其他的母亲陆续来到孤儿院，领走了自己的孩子。“我对他们极为嫉妒，一直在梦想，下次会轮到我。”玛琳娜并没意识到，这些孩子与自己不同——她们的父母不是“人民公敌”，与子女的分隔只是由于战争——但她听到保育员在孤儿院的“窃窃私语”，记得“人民公敌”一词，知道它是指“不能谈论的坏事”。整个1945年，玛琳娜不断写信给母亲。她已在孤儿院读二年级，可以自己动笔写信。通常情况下，老师告诉孩子写什么，包括一些标准措辞，让父母知道她们在孤儿院很快活。但玛琳娜的信表达了决然不同的情绪，她在8月17日写信给母亲：
妈妈，你好吗？妈妈，请给我写信，只要一封就够了，让我知道，你已收到我的信。我已给你写了7封，也许你一封也没收到。妈妈，我很好，没生病。这里已是冬天，很冷。即便如此，我们还要上课。妈妈，来看我，或尽快派人来接我，我在这里已经住腻了……其他女孩不会打我，但也有互相打架的。妈妈，我想你会在春天来接我。
玛琳娜不知道与母亲在一起将意味着什么，只是在孤儿院感到很不愉快。她推测，像其他孩子一样，她也是因战争而与母亲分离的，现在战争结束了，母亲就会来接她，然后，她就能享受其他孩子讲述的战前与大人共度的幸福生活。(716)
1945年底，玛琳娜的母亲从劳改营获释，但不准返回基辅，寻找孩子时，只得借宿在各地的朋友家。她侄女的丈夫是党内积极分子和历史学家，介绍她与诗人巴甫洛·狄青纳联系。狄青纳属于乌克兰首都的斯大林精英团体（私下仍对现政权不满），帮助她发现了玛琳娜的下落。玛琳娜还记得母亲的到来，所乘坐的汽车由专职司机驾驶，那通常都是政府官员使用的。一群孩子聚集在入口处，看看谁来接这位幸运的女孩。
“有人来找你了。”每个人都来告诉我……我走了出来，看到一名陌生女子，竟然手足无措。如果奔上去拥抱她，我害怕因此而受到惩罚。我知道，保育员并不喜欢孩子热情拥抱来接他们的人，这样做，有损于孤儿院的名声。我们必须让来客觉得，这里一切都好，我们都舍不得离开……其实我也很害羞。妈妈后来说，见面时没有喜悦，我好像有点诚惶诚恐。我确实害怕一切……我记得当时曾想，可能不会把我带走，因为没人告诉我她是我的母亲。我不知道她是母亲，从没见过，甚至从没看到一张母亲的照片。她已经不年轻，头上戴着旧头巾，仿佛是借来的，使她显得庄重。她打扮得不像贵妇人，没有皮草、帽子、漂亮的装饰。她看上去贫穷潦倒，落落寡欢，活像一个老太太，不像一个母亲，至少不是我所想象的。我脑海中的母亲该是怎样呢？衣冠楚楚，年轻漂亮，容貌出众，活力四射……但这个女人，却头发斑白。(717)
玛琳娜的母亲把女儿带到利沃夫城，住入酒店，早餐吃软面包和可可饮料。玛琳娜第一次体验如此的奢侈，终生不忘。几天后，她们回到切尔卡瑟，住在集体宿舍的一个小房间。玛琳娜继续上学，但要克服她们之间的隔阂却非常困难。玛琳娜回忆：“最初几个星期，我与母亲都无话可谈。”
我是一个野孩子，来自孤儿院，不喜说话。她并不强迫我，反而有点怕我……也许她在我身上看到了野性的端倪，在思忖应对的好方法……母亲后来说，我不但害羞，而且胆怯，犹如惊弓之鸟。她叫我时，我都不会走近，自己也从不主动去麻烦她。很长一段时间，我只会叫“您”[“你”的敬称]，不会叫“妈妈”。内心堵着一道墙，阻止我开口。我必须要强迫自己叫“妈妈”——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她们一起住了12年，一直没能培养亲密的关系，她们受伤太深，无法向对方打开心扉。玛琳娜的母亲死于1964年，从没告诉女儿自己在劳改营的经历。玛琳娜回忆：“她太害怕了，以致不敢告诉我。我也太害怕了，以致不敢提问。”她所发现的母亲在劳改营的经历，都来自玛丽亚在古拉格的朋友。1955年以前，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另外还有哥哥。其时，费利克斯再次出现，玛丽亚也知道了弗拉基米尔已死去。玛丽亚沉浸在深深的沮丧之中，变得完全龟缩，对过去一字不提。玛琳娜记得：“我们虽住在一起，却几乎鸦雀无声。”
这太可怕了。直到今天，我始终不明白她为何这么害怕畅所欲言？我觉得，她不想拖累我，希望我幸福，不让我痛心疾首于我家在苏联的遭遇。她知道，我们所承受的一切都是不公正的，但不愿让我也有同感。(718)
[1]这里的三角关系被称为“Union of Serova, Simonov and Rokossovsky”，也可缩写为USSR。——编注
[2]此处的《等着我吧》，采用的是中国作家协会资深翻译家苏杭的译文。——译注
[3]根据1998年出版的回忆录，她在1937年嫁给身为知名作家、《真理报》记者的戈尔巴塔夫，希望获得保护（她父亲作为一名沙皇军官曾在1925年入狱，到1937年，又与她的祖母一起被捕，被送进劳改营。当时她正在拍电影，却因此被解雇，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表演工作）。在之后的10年中，这对夫妇享受着苏维埃精英的奢华生活，经常出席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塔蒂亚娜的美貌，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垂涎。1947年，她被贝利亚强奸多次，此丑闻在苏维埃领导人圈子中众所周知。奥库涅夫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声称，戈尔巴塔夫并没保护她，因为他刚刚晋升为中央委员，不想制造麻烦。塔蒂亚娜变得狂野，心直嘴快，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肆意酗酒，举止轻率。戈尔巴塔夫担心妻子被捕，恳求她申请入党以自救，却遭到她的拒绝。据奥库涅夫斯卡娅说，戈尔巴塔夫为了明哲保身，遂向当局提供她的活动证据。塔蒂亚娜被捕，以间谍罪获刑10年，被送去科雷马劳改营（她经常出国，与外国男子的风流韵事时有所闻，包括南斯拉夫总理约瑟普·铁托）。奥库涅夫斯卡娅的被捕，成为西蒙诺夫夫妇频繁发生争执的起因。奥库涅夫斯卡娅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西蒙诺夫的深刻敌意，称他和戈尔巴塔夫都是讨厌的党内野心家。她还回忆了与西蒙诺夫的首次见面，那是1937年在佩列杰尔基诺地区。她声称，他曾试图强行与她上床，把他描述成（戈尔巴塔夫的朋友中）“最叫人讨厌的人，粗鲁、迟钝、缺乏优雅、肮脏、邋遢”。但这个形象，与西蒙诺夫在他人眼中的儒雅可敬，大相径庭。[T. 奥库涅夫斯卡娅《塔蒂亚娜的一天》（Tat’ianin den’），莫斯科，1998年，第65—66页]
[4]1988年之前，苏维埃公众一直不知道这项命令，它的公开属于开放政策的一部分。它当初传达至苏维埃军队各单位是在1942年。
[5]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罗斯军队曾在喀尔巴阡山投入战斗。
[6]在戈洛温家，尼古拉的4个儿子有3个死于1941年的战斗：伊万（当时34岁）、尼古拉（28岁）和阿纳托利（2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