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布舒耶夫一家1945年12月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返回彼尔姆。季娜伊达和3个孩子——奈莉、安吉丽娜、斯拉瓦——搬入苏维埃街上一座共用公寓，与季娜伊达的母亲、弟弟托利亚、弟媳妇以及弟弟的两个幼儿，挤在一个11平方米的小房间。季娜伊达和3个孩子睡一张单人床，托利亚和妻子带着女婴睡另一张床，外祖母和托利亚的另一个孩子同睡。当时10岁的安吉丽娜回忆：“我们挤在一起，真是一场噩梦。我都不知道如何熬过来的。”布舒耶夫一家从劳改营回来时，所有财产仅够装一个口袋。当时12岁的奈莉回忆道：“我们一无所有，只有被褥和身上的衣服。母亲常说：‘我都不知道能否看到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床铺的一天。’”她们居住的社区一派败落，自战争爆发以来从没任何修缮，水电全无，房顶坍塌，污水处理系统失效，到处可见害虫。
彼尔姆远离战场，未遭轰炸，但像后方许多城市一样，因大量撤入者给住房、食品、燃料带来极大压力而陷入困境。主要街道变成了种植蔬菜的自留地，市区没有汽车，只有工厂附近有几辆卡车跑动。城市的木道、长凳、围栏及绝大部分的树木都已消失，变成了柴火。(719)
1946—1948年，布舒耶夫一家所住的角落房间图示，位于彼尔姆的苏维埃街77号的一座共用公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其他国家比苏联承受的损失更惨重。[1]根据最可靠的估计，从1941到1945年，2600万苏维埃公民丧命（其中三分之二是平民），1800万士兵受伤（苏维埃当局承认的数字远远低于此数[2]），400万人失踪。战争给苏联人口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18岁到45岁之间的男性死了四分之三。战争结束时，这个年龄段的女子是男子的两倍。在激烈战斗的地区，如斯大林格勒、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克拉斯诺达尔，这个比例高达3∶1。农村的不平衡尤其严重，许多农民士兵选择不回去，留在城镇落户，因为那里的工厂需要人手。有的村庄，当初离家奔赴前线的士兵竟一个也没回来。自那以后，苏维埃农业从没获得真正的恢复，集体农庄里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720)
战争对物质条件的破坏是空前的：7万个村庄、1700座城镇、3.2万家工厂、4万英里的铁路，均遭摧毁。在德军占领地区，一半住房受损或遭毁。1945年，尚算不上受损最严重的莫斯科市，其90%的建筑物没有暖气，48%的建筑物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从整体来说，战争造成2000万人无家可归。农村的生活水准逐步下降，大批农民因此迁入城市，更加重了城市的住房危机，苏维埃当局却步履蹒跚。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仍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废墟、地下室、窝棚和地穴中。
西蒙诺夫1947年成为斯摩棱斯克地区的苏维埃代表，收到数百份要求解决住房的申诉信，很典型的一封信来自1946年转业的一名党员军官。他一家6口，包括3个幼童和年迈的母亲，住在卡卢加城一间没有暖气的地下室，屋顶漏水，墙壁渗水。1941年，他们在斯摩棱斯克的房子被炸，自那以后就一直蜗居于此。他申请新的住所足足花了两年，却面对苏维埃当局的不理不睬；在西蒙诺夫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了将被安置于斯摩棱斯克的允诺。但由于官僚机构的拖延，最后完成搬家，仍要拖至1951年。(721)
战后的苏维埃经济处于灾难之中。1945和1946年的两次歉收，将苏联带到饥荒的边缘，至少有1亿人营养不良。从1946到1948年，确有饥荒发生。在受灾最严重地区，譬如乌克兰，约有200万人死于饥饿。(722)消费品的生产在战争中基本停顿，工业生产全部面向军需。尽管宣传机构允诺将有美好的生活，但冷战的现实意味着：在未来10年中，苏维埃工业的主要优先仍是钢铁、能源和军备。基本生活用品非常短缺，特别是像彼尔姆一样的省城，大家都衣衫褴褛，脚登破破烂烂的鞋靴。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在国家保险机构的办公室找到工作，但口粮不足以果腹，于是她设法让奈莉也去上班，当一名办公室的信差。这意味着她们可拿到第二张配给卡。即便如此，布舒耶夫一家也仅能吃上面包、汤和土豆，但买不起肥皂。国营商店里根本没有肥皂，只能去农村买，全是农民非法制造和销售的。家里3个孩子只有一双鞋，轮流穿了去上学。季娜伊达的工资不够为孩子买衣服，只好去市场买碎布来自己缝制，孩子因此不好意思出门。安吉丽娜回忆，姨妈有一次邀请她们上剧院，那已是多年以后的1950年，物质条件有所改善，孩子各有自己的衣服和鞋子，但仍有尴尬的羞涩。
我们去不了剧院，太羞愧了。我脚上是一双花边帆布凉鞋，四季不换，仅花了3个卢布；身上是妈妈1946年为我做的棉布连衣裙，但买不起外套。我要到1957年才有自己的外套，那是黑色呢子的，质量非常低劣，且是二手货。(723)
1945年9月，党中央专门设置一个委员会，调查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国防工厂的一系列罢工和示威——当时有许多此类的工人抗议运动。该委员会的结论是：罢工主要原因是住房和消费品的长期短缺，损害了工人的尊严。对于鄂木斯克174号工厂1.2万名工人的罢工，委员会是这样汇报的：
工人及其家人急需衣服、鞋子、亚麻布。1945年，每个工人平均分到0.38件衣服和0.7双鞋。1944年，450名儿童因为鞋子和衣服的短缺而无法上学。今年，处于这种窘态的儿童上升至1300人。许多工人衣衫褴褛，无法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工人的家里没有餐具、厨具、勺、杯、碗、凳子、脸盆、足够的床位以及其他必需品。分配口粮会有长时间的拖延，其中大部分又是替代品。工人几乎都领不到肥皂、盐或煤油。(724)
人们因战时经验而壮胆，不再害怕表达心中的不满。1945至1946年，仅俄罗斯共和国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就收到50多万封苏维埃公民的信件，抱怨国家的宏观形势。一名工人甚至在愤怒的信件中大胆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这就是斯大林的第4个五年计划中，你们所谓的国家在物质生活上对劳动人民的关心！我们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没有召开这些问题的讨论会——因为，它很容易演变成反抗和起义。所有的工人都在问：“我们打仗，到底图个啥？”(725)
在战争的尾期，人们坚信苏联的生活将有好转。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写道：
大家都在期望，一旦赢得胜利，就会看到真正的幸福。当然，我们知道，国家受到了摧毁，变得贫穷，必须努力工作。我们对金山银山不抱幻想，只是相信，胜利将带来正义，人的尊严将战胜一切。
对改革的期望，更强烈的独立意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来自与欧洲的碰撞和西方书籍、电影）……这一切激发了新兴政治团体的振奋和躁动。人们经过了战争洗礼，抛弃旧日的恐惧，交谈得更加自由。在退伍军人俱乐部、学生会议场所、咖啡馆、啤酒厅，人们尽情享受自己在战争中初尝的自由，谈论必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即使在最高层圈子中，变化也被认作是政治上的不可或缺。一位资深将军在私人电话交谈中告诉另一位：“千真万确，大家都在公开表达对生活的不满，到处都可听到。”这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在1946年的窃听录音。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在回忆录中提及，他当时相信，随着战争的结束，苏联将返回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726)
反斯大林的意见很少公开发表，但在非官方交流中大家都心照不宣，使一定的社交、种族和职业的团体，以及囚徒、流放者因此团结起来，有时甚至是整座城市都对政权抱有敌意。列宁格勒战时的围城经验，培植了该市居民反莫斯科的强烈情绪。在他们的眼中，这既是公民独立的标志，又是反克里姆林宫的象征。这种异议巧妙地体现于围城的传说、献给受害者的公共纪念碑以及俚语、笑话、轶事之中。
玛丽安娜·戈登1945年从撤退地车里雅宾斯克回到列宁格勒，其时17岁。她的父亲在整个围城期间一直留在列宁格勒。他是苏维埃贸易代表团的翻译，又是一名活跃的神智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曾多次入狱。这次回来，玛丽安娜注意到，父亲在表达对斯大林政权的厌恶时已变得更加开放。她回忆起父亲1945年的一次评论，如果是在战前，即使在家里，他也绝不允许自己如此不慎：
收音机响着，父亲躺在床上看书，我在擦地板。歌唱家[尤里·]列维坦出场，唱起一首当时无处不在的歌曲《光荣属于斯大林同志！我们伟大的领袖》。爸爸说：“玛丽安娜，掐死这个汉斯·萨克斯！”[3]他只是要我关掉收音机，但我仍大吃一惊。到那时为止，或多或少，我已接受了斯大林同志是胜利缔造者的解释。尽管有疑惑，但我一直在努力克服，爸爸的话却加深了我的怀疑。(727)
怀疑和异议在战后的学生社团里获得了突出的发展，公开的反对更为常见。战争期间长大的一代学生，与1941年之前长大的相比，思想更为独立。在战争中，许多年轻人已接触到成人世界，经常听到对政权的批评。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理想，但他们的亲身经历使自己养成了特殊的独立个性，并与苏维埃的宣传和共青团的循规蹈矩保持一定的距离。瓦伦蒂娜·亚历山德罗娃的父亲是布尔什维克的官员，被捕于1938年；她自己1947年进了列宁格勒理工学院，她描述了自己同学中的价值冲突：
我们追随那个时代的精神，肯定是爱国者，我们伟大的祖国刚刚赢得战争。我们把自己当做青年近卫军，并以此名义成立了一个俱乐部。[4]但我们反对在社会上亲眼目睹的腐败——某女孩学习不好，但得到好成绩，因为她是模范工人或模范工程师的女儿，诸如此类。我们不喜欢的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情形：强制我们参加党史讲座；教师让我们在练习簿封面上写下各自的共青团员证号；对我们的宣传努力缺乏诚意。在我们看来，共青团似乎是野心家的集聚地，我们避而远之，在理工学院内自组小圈子，聚在一起喝酒，讨论各种政治思想。如果有人听到谈话内容，我们可能会被捕。我们之间的危险谈话，让我们团结得更加紧密。在我们圈子里，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我们团体的标志。有人喝了几杯后会变得非常大胆，讽刺地提出干杯：“为斯大林同志！”大家都笑成一团。(728)
这样的非正式学生团体有很多，大多数只是讨论小组，鼓励大家既阅读官方批准的书籍，又作出独立的思考。另有更加政治化的团体，信奉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新生，来对抗他们看到的“野心家”对共青团的主宰，通常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监视。这些团体很小，只有很少的学生成员，所表达的意见却得到许多年轻人的赞同。譬如，在车里雅宾斯克城，内务人民委员会发现一个学生小组，他们出版自己的年鉴，登载神秘诗歌和政论文章，呼吁在共青团内恢复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1946年9月，地方党委的一份报告发现，这些态度在车里雅宾斯克的学生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学生们都感到共青团高高在上，未能满足他们对外国文学、性问题和哲学的兴趣。(729)
1945年，艾莱娜·舒瓦洛娃与母亲从疏散地返回列宁格勒，开始上大学。20世纪30年代，由于父亲与他身在德国的母亲仍有书信来往，全家流放到沃罗涅日城。艾莱娜的父母于1939年离婚，在流放中长大的耻辱已给艾莱娜留下烙印，借用她自己的话，使她变得更加“内向”，并“在心中抗拒苏维埃制度”。母亲是专绘斯大林肖像的艺术家，家里没外人时，常对斯大林作为一国之父进行嘲讽，更加深了艾莱娜心中的抗拒。她从小由母亲带大，要“相信上帝，始终讲真话”，感到自己越来越疏远于大学环境，不得不隐瞒自己的过去。对她来说，开放和直率成了她坚持自己个性的代名词。她与两个最值得信赖而且均有污点履历的朋友，自组一个讨论小组。她回忆：“我们的初衷是相互之间必须完全坦诚，我们在朋友家的共用公寓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如何吸引新成员，只想发展‘自己类型’的——而不是循规蹈矩的。”但该小组半途而废，因为艾莱娜将之透露给自己的外祖父，他是前沙皇官员，吓了一跳，劝她赶快停止。他还透露了一个家庭秘密，以劝阻她的计划：艾莱娜的父母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处罚，不只是因为与德国居民通信，更是因为参加了一个秘密的宗教团体。(730)
柳德米拉·埃利亚舍娃1940年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她的父亲两年前被捕、遭枪决，曾是一名资深的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格勒著名的神经学家。1941年，柳德米拉跟随大学疏散至萨拉托夫城，1944年回到列宁格勒，于1946年毕业。至此，她已形成了反斯大林政权的见解。对她的思想具有重大影响的是列宁格勒大学校长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他是一名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通过招生，拯救了不少“人民公敌”的子女。他充满道德勇气和人道精神，既有魅力，又长得英俊。柳德米拉回忆，沃兹涅先斯基是“我理想中的苏维埃人，我甚至写信向他倾心吐胆。在某种程度上，他代替了原是我理想人选的父亲”。沃兹涅先斯基的讲座让柳德米拉对马克思有了更多的了解，马克思的早期作品更成了她的福音和反斯大林政权的道德基础。柳德米拉反思：“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我听了沃兹涅先斯基的讲座，攻读了马克思的著作，才开始懂得：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思想，与我们在斯大林统治下所经历的，完全是南辕北辙。我们的任务是返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像父亲那样的人，在那里是不会被捕的。
柳德米拉供奉的是马克思的肖像，而不是斯大林的，她每天都会在肖像前，一边画十字，一边自言自语，像是在做祈祷：“卡尔·马克思，教我如何生活吧！”她与大学朋友组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每周在公共图书馆聚会一次。像19世纪地下革命者一样，学习小组中的友谊全以政治原则为基础。柳德米拉回忆一个典型事件：
有一天在公共图书馆，我们几个人站在楼梯上交谈。有人说：“苏共十九大的召开，为何遇上这么长的延迟？这肯定违反了党的规章制度！”苏共十八大[1939年]之后，已超过5年[苏共十九大的最后召开是在1952年]。在我们眼中，这似乎违背了党的民主原则[从1917到1925年，规定是每年一次；从1956到1986年，每5年一次]。然后，这位女孩说：“斯大林肯定知道得最多最好！”我看看她，心想：“这就够了！”对我来说，她作为一个“人”已不复存在。[5]
学习小组开始阅读课堂教材之外的文学作品，像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也想找出一种“道德准则”。如柳德米拉所说的，有了它，“即便在一个全然否定道德准则的社会，我们仍可活得更加诚实，无需口是心非”。
从马克思那里我们学到了但丁。马克思引用了他的座右铭“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们经常讨论这一条，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不可完全忽视他人的意见，但应尽量遵循自己的道路，无须牺牲自己的原则，无须追随大流，人云亦云。(731)
斯大林很快排除了政治改革的可能，1946年2月9日，他在战后第一次重要讲话中直接挑明，苏维埃制度不会有任何缓和。当时的大背景是愈益紧张的冷战气氛。斯大林呼吁苏维埃人民加强纪律，作出更大牺牲，克服战争的破坏，迎接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带来的全球冲突（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就会有战争，苏维埃必须做好准备）。斯大林要求部下，在有关民主的谈论广为传播之前，就要发起“猛烈的进攻”。审查制度收得更紧，特别是针对战争回忆录，其中的集体经验往往提倡改革。(732)内务人民委员会获得加强，在1946年3月改组为两个独立机构：一个是内务部，以后专管国内安全和古拉格系统；另一个是国安部（克格勃的前身），以后专管反间谍和外国情报的工作。因为政权的敌人其实是“外国间谍”，国安部的任务也延伸到国内监控。战后几年虽然没有达到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水平，但每年仍有几万人被捕——被控在冷战中站在西方一边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由法庭裁定犯了“反革命罪”。(733)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立即在军队和党的领导阶层推行新的大清洗。所谓的“自由”改革派，形成了敌对的权力中心，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威构成了挑战。斯大林的首要任务是铲除军队高级领导人，他们因1945年的胜利而享有巨大声望，其中的朱可夫元帅更成为改革派的寄托。[6]国安部开始监听高级指挥官的电话交谈，专为朱可夫建立了一个档案，因为他的声望气势已达不能容忍的地步。他是德国的苏维埃占领区的军事长官，在柏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揽下了苏维埃胜利的主要功劳。斯大林申斥他的大言不惭，把他召回莫斯科接受军事委员会的审讯。会上，有政治局委员谴责他给苏维埃国家带来了波拿巴式的威胁（但除了一名将领，其余的都为他说了好话）。依照斯大林的命令，朱可夫被降职为敖德萨军区司令，后来又被送去乌拉尔，担任一个卑微官职（原本可以更糟，因为有谣言称，朱可夫试图发动反斯大林的军事政变）。朱可夫的名字消失于苏维埃的报刊，更被剔出伟大卫国战争的苏维埃历史，而斯大林成了胜利的唯一指挥者。其他普受欢迎的军事英雄，一一难逃类似的命运：前参谋长安东诺夫元帅，外放去了外高加索军区；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沃龙诺夫、瓦图丁等人，被删出官方的战争记录；从1946到1948年，还有数名高级指挥官，以莫须有的叛国罪名，遭到处决或监禁。(734)
斯大林还把矛头指向列宁格勒的党领导。这座城市亟想摆脱莫斯科的控制，它充满了文学艺术的活力，以19世纪的欧洲价值观为基础，逐渐成为知识分子改革愿望的堡垒。列宁格勒的党领导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民主派，只是技术官僚，相信苏维埃制度的合理化。其中一些已在战争期间晋升到莫斯科的高位，得力于列宁格勒前主管安德烈·日丹诺夫的提携。战后，日丹诺夫负责党组织，还掌管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他在1948年死于心脏病时，政治局成员中的列宁格勒人多得不成比例。其中有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和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他们曾被广泛认作斯大林的潜在接班人。像他的兄弟、列宁格勒大学的校长一样，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也是政治经济学家，年轻有为，充满活力，英俊潇洒。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他是苏维埃战时经济计划的主要策划人。1945年之后，他按照新经济政策的思路，[7]试图让苏维埃工业的重建更趋合理化。当年，为振兴遭受内战破坏的国家，新经济政策曾立下汗马功劳。库兹涅佐夫是负责安全事务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但他的声誉鹊起主要归功于他在列宁格勒围城时的军事业绩。这是他在列宁格勒普受欢迎的主因，却成了不断刺激斯大林的根源。
1949年，斯大林委派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前去检查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工作。他是共产党书记处的主管，又是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死敌。马林科夫的借口是调查区党委操纵选举的指控，真正目的是要打破列宁格勒的权力基础，首当其冲的是“列宁格勒保卫战博物馆”。该馆的展品把围城的历史，当做全市人民勇敢的集体行为，基本上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结果，博物馆关闭，负责人被捕，珍贵的个人文件和回忆录全遭销毁，仿佛是在抹去该城的独立、英勇的印记。1949年8月，在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中，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几位特立独行的列宁格勒官员，包括列宁格勒大学校长，全都被捕，遭到莫须有罪名的指控（从英国间谍到花天酒地）。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在1950年10月的秘密审判中被判有罪，同一天遭枪决。
与战后政治压制配对的是计划经济的卷土重来。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演讲中警告，国际形势的紧张不会减缓；同年推出了新的五年计划，以巨大的建筑项目来恢复国家的基础设施。工业生产的目标定得如此离奇，如果要完成，每一名工人都必须成为劳动模范。苏维埃的宣传连哄带骗，要大家再作出一段时间的牺牲，并一如既往地允诺，辛勤工作将获得廉价消费品的奖励。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很难相信如此的允诺。少数的基本家用品，即使可以买到，也价格奇贵，无疑在降低实际的工资收入。为了应付通货膨胀，政府在1947年推出货币改革，10卢布旧币只能交换1卢布新币，从而大大消减了农民的消费力。战争期间，对小额贸易的限制有所放宽。农民出售蔬菜和手工制品，积累了一定储蓄，然而遇上这次货币改革，却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735)
在战后的苏维埃经济中，由于斯大林和其“厨房内阁”的命令，强制劳役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战争的结束，可供国家开发的无偿劳动力得到了快速增长。除了古拉格囚犯和征来的劳动大军，还有200万德国战俘、100万其他轴心国家战俘，主要用于木材采伐、采矿、建筑，其中怀有技能的，偶尔也会受雇于苏维埃工业部门。在有些工厂，德军战俘在生产过程中变得不可或缺，拘留营干脆就建在工厂之内，管理人员更试图阻止战俘的遣返。古拉格人口也在增加，1945年的特赦释放了很多人，但从1945到1950年，劳改营又收进100多万新囚犯，主要依靠对“民族主义者”的大肆搜捕（乌克兰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爱沙尼亚人）。他们的领土被红军夺回，却从没真正融入苏维埃的政权体系。古拉格系统扩展成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拥有67个综合企业、1万个单独劳改营和1700个殖民营，到1949年共雇用240万名劳工（战前是170万）。就总体而言，从1945到1948年，估计苏维埃工业劳动力的16%—18%是强征的劳工。他们主要在寒冷和边远的地区开采贵金属，当地的自由劳工，即使能找到，也是非常昂贵的（因此，强制劳役对苏维埃经济的贡献，远远高于统计数字所提出的）。奴役劳动也参与了20世纪40年代末的大型建设项目。那些项目，至少在官方眼中，象征了战后的信心和苏维埃制度的成就：伏尔加至顿河的运河、古比雪夫水力发电站、贝加尔至阿穆尔的铁路、北极铁路、莫斯科地铁的延伸，以及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那些年，7栋像婚礼蛋糕一样的大厦（“斯大林的大教堂”），以铺张的“苏维埃帝国”风格在首都地区耸立起来，莫斯科大学就是其中之一。(736)
战后几年也看到古拉格和民用经济的逐步相融。每年约有50万古拉格劳工外包给民用部门，主要集中在建筑工地或民用部门抱怨劳动力短缺的地方。另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自由劳工，大多数是专家，在古拉格的工业部门领薪工作。古拉格系统越来越趋向于物质奖励，即使在应付强制劳工时也是如此。劳改营的居民变得愈益不羁，难以控制。1945年的大赦涉及约100万囚犯，主要是刑事犯，他们的刑期或减少，或废除。劳改营留下的多是“政治犯”——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充斥劳改营的知识分子类型，而是曾上过战场的年轻人，例如外国战俘、乌克兰和波罗的海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敌视苏维埃政权，不怕动用暴力。没有奖励，这些囚犯干脆拒绝完成指标，看守囚犯的成本也高涨成了天文数字。到1953年，内务部在劳改营雇用25万狱警，古拉格的维持费用两倍于古拉格劳工所创造的收入。内务部的几位高级官员，对强制劳工的划算与否深表怀疑，甚至在酝酿对策，或废除古拉格某些部门，或将囚犯转换成另一类平民。这些想法获得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支持，最终仍没得到认真地讨论，因为斯大林是古拉格系统的坚定支持者。(737)
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是战后古拉格经济和民用经济相融的良好榜样。从1945到1952年，其囚犯人数增长3倍，从10万升至将近30万。大多数新来者，不是从“过滤营”（通过审讯，筛选出“与敌合作者”）挑出的、来自欧洲和前纳粹占领区的苏维埃战俘，就是从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围捕而来、权作“民族主义者”的士兵和平民。同时，自由劳工的人数也有稳步增长。如果加上获释后自愿留下（或被要求留下）的领薪囚犯，在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1949年的总人数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自由劳工。最后，还有一大批作为志愿者的共青团积极分子，以及自愿前来团聚的囚犯家人。(738)
列夫·内托1925年出生于爱沙尼亚共产主义者家庭，他们家早在1917年就搬到莫斯科。父亲是拉脱维亚步枪队成员，在帮助列宁夺取政权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母亲成为外交部官员，给儿子起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托洛茨基的名字。1943年，列夫参加红军，分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殊游击队，被派去德军防线后的爱沙尼亚作战。1944年，列夫被敌人抓获，囚禁在拉脱维亚的德温斯克地区，后来被送去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战俘营。1945年4月，全体战俘被迫西行，列夫和其他囚犯得以从队列中逃脱，获得美军的解救。列夫在美军营地中待了两个月，虽受到不必返苏的劝说，仍在1945年5月回到苏联。其时，他20岁，很想上大学，但一走进苏维埃边境，先被送去过滤营，接着被送进红军。之后3年中，列夫在新近夺回的乌克兰西部充当一名普通战士。1948年4月，他在罗夫诺城被捕，被指控为美国间谍。内务人民委员会审讯员予以酷刑逼供，指控他在战争期间向德军出卖游击队，并威胁要逮捕他的父母。列夫因此签署了认罪书，被判处25年劳役，外加5年在诺里尔斯克流放。(739)
玛丽亚·德罗兹多娃1945年4月在柏林遭到红军逮捕，被送去诺里尔斯克。4年前，即17岁那年，玛丽亚与父母还住在列宁格勒附近的小镇红村时，沦为德军的俘虏。她被带去爱沙尼亚，在一所野战医院充任护士，然后去了柏林，成为纳粹高官的家仆。德军多次想征募她为间谍，但都受到抵制——她因此承受多次殴打——但她的伤疤不足以打动苏维埃的军事法庭，仍以“叛国罪”判她去
诺里尔斯克10年。(740)
斯大林对苏维埃经济的战后重建自有一套想法，在他眼中，诺里尔斯克的贵金属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刺激诺里尔斯克的劳工，劳改营管理部门采用越来越多的劳动积分和货币奖励。到1952年，对诺里尔斯克的大多数囚犯来说，现金工资已成为规范，每人平均每月赚取225卢布，约等于正常民工的三分之一。在诺里尔斯克，伙食和住房算是“免费”的。许多志愿工赚取特别（“北部的”）工资，远远高于他们在古拉格系统之外所能赚到的。(741)诺里尔斯克开发了奇怪的混合体：这是一个监狱，囚犯却在领工资。但尊严的丧失，以及被迫在不人道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光靠薪酬是无法弥补的，造反闹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二
战后几年受过教育的苏维埃新“中产阶级”得到巩固发展。从1945到1950年，大学和高级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一倍。技术和管理的新专业阶层崛起，在此后数十年内，成为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官员和受益者。这些新精英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干部：他们教育水平更高，眼光更灵活，更稳定。他们的专业资质，不但保住了自己在苏维埃制度中的高级职位，而且确保自己不会因出身不好或思想不纯而遭到剔除。在苏维埃精英的治理原则中，专业能力已开始取代无产阶级价值。
创造这个专业阶层是斯大林政权的既定政策。它承认，苏联需要一个广泛可靠的工程师、行政官员、经理的阶层，既要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又要为苏维埃制度的安定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1945年以后，如果不想被政治改革的广泛需求压垮，便需要忠心耿耿的中产阶级的支持；而赢得忠诚的最直接手段，就是满足人们的资产阶级愿望。这一新兴的苏维埃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奖励，就是安全和高薪工作、私人公寓及舒适家庭的天伦之乐。战后初期，仅有少数消费品可满足他们的愿望，但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却作出了“美好生活”的大量允诺。苏维埃的宣传、电影、小说，描绘出个人生活的幸福形象，只要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大家都能达到。在战后的电影和小说中，个人致富变成了勤劳和忠诚的公正报酬；追求私人幸福、家庭生活、物质享受，变成了新兴的正面（“苏维埃”）价值。(742)
拓展高等教育体系是创造这个中产阶级的关键。20世纪50年代初，苏维埃大学有170万在读学生，高等技校和学院有200万在读学生。(743)学生群体基本上是一个混合体，既有知识分子的儿女，更多的是苏维埃精英的子弟，还有不少出身卑微、战争中参军晋升、此时获得优待的年轻人。他们脱颖而出，升为管理和技术的精英，其成就并不归因于阶级出身或政治狂热（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行政官员），而归功于苏维埃学校和大学的教育。他们对制度的认同，与自己的专业身份紧密相连。身为工程师、技术员、经理、计划制订者，自身的专业定义就是要确保苏维埃制度的行之有效，所以欣然接受计划经济和计划社会的合理性。尽管在政治上，或许因为自己家人受到迫害，他们有理由反对斯大林政权。
为了在职业道路上取得成功，至少在表面上，必须遵循政权的要求。一名工程师在1950年解释：
如想取得进步，必须充满活力、坚持不懈，还要做到闭嘴并戴上面具……如果某人能高声呼喊“斯大林万岁！”……并顺口唱出歌曲《我找不到呼吸更自由的国家》，那他一定会成功。
据接受本书采访的逃亡者说，苏维埃行政官员中最常见的，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主义信徒和积极分子，而是那些野心家，虽然不相信党及其奋斗目标，却认真执行它的各项命令。(744)通过这些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即尽心尽职的数百万技术专家和低级官员，苏维埃政权趋于常规化，其行为变得官僚化，当初导向大恐怖的革命冲动，逐渐转化成忠心耿耿的专业精英的四平八稳。
掩饰一直是苏俄必要的生存技能。但在战后，阶级出身和政治热情逐渐让位于外表的遵循和顺应，戴上面具的艺术能耐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曾生活于战后波兰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切斯瓦夫·米沃什认为，人们已习惯于在公共场所故作姿态，开始显得极其自然：
他与自己的角色相识太久，已变得天衣无缝，以至于不再能区分什么是模拟的自我，什么是真实的自我。所以，即使是最亲密的亲友，相互交谈时也会把党的口号信手拈来。真实的自我与必须扮演的角色一旦合二为一，岂不带来解脱，可让自己放松警惕。在适当的时刻作出适当的反应，已是真正的自动行为……这种规模的表演，在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745)
在公共角色中完全丧失自己的毕竟还是少数，分裂的身份也许更能代表苏维埃的心态。就像一名演员时时关注自己的表演，大多数公民明确地意识到私人自我和公共自我的差别。为了维持这两个身份的井水不犯河水，他们设计出很多对策：如何压抑具有潜在危险的想法和冲动，如何应付会让自己问心有愧的道德困境。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年轻专业阶层，与20世纪30年代的父母相比，面临着全新的难题。从父母身上继承了污点履历的人群中，只有很少人笃信现行制度（与父母辈截然相反），但多数人被迫从中找出一条对策——复杂的战略性游戏，涉及掩饰（自欺）、循规蹈矩和道德妥协。许多人在职业道路上所面临的第一个道德选择，即是在招工和申报大学的履历表中，是否透露自己亲人的被捕。讲真话会有遭拒的风险，不讲真话，万一被当局识破，可能会有更严重的后果。
伊琳娜·亚历山德罗娃1946年进入列宁格勒理工学院，在经济学系注册时就隐瞒了父亲的被捕。然而，到了第二年，在旅行考察之前的另一张表格中，又披露了真相。伊琳娜认为：“时代变了，大家变得更加自由；出身对于人民公敌家庭，不再带有任何的耻辱。”事后回顾这些事件，她认为自己受了朋友的影响，而那些朋友，都来自从没受过迫害的家庭。理工学院的共青团组织收到第二份表格后，组织了同年级全体学生的“清洗会议”，要她解释当初为何“隐瞒社会出身”。共青团的领导指责伊琳娜的行为“卑鄙可耻”，犹如她的“人民公敌”父亲，也算是一种“反苏维埃态度”。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理工学院开除伊琳娜。伊琳娜的得救，全靠一名身为系副主任的讲师。他曾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工业清洗中被捕，最近才从前线复员回来。伊琳娜回忆：“那时，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仍掌控理工学院的道德基调，不容许清洗文化的回潮。他们牢牢掌控学生和宿舍，确保积极分子没在欺负像我这样的人。”该讲师保住了伊琳娜，甚至让她继续参加旅行考察；伊琳娜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理工学院。但到1949年，由于“列宁格勒案件”，该讲师本人在理工学院的大清洗中遭到开除。(746)
1947年，伊娜·盖斯特（中）与两个朋友在莫斯科大学
许多人认为，在表格中声明父母的被捕是“为人诚实”的表现。他们遵循苏维埃的方式长大，相信私人生活应接受公众的监督，生活在真实当中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人则认为，否认父母的逮捕，相当于以自我中心的理由作出背叛；反过来，接受继承于父母的污点履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们保持信心的表现。伊娜·盖斯特1944年注册为莫斯科大学的学生，总是填写父母被捕的真相，因为她害怕如果只透露一半的真相或撒谎，等于滑到了背弃他们的边缘。
我对此很恐惧……我担心，在父母一事上撒谎无疑是在放弃他们……公开声明自己是人民公敌的女儿，我觉得，反而是在保护自己，省得别人来逼迫我背弃自己的父亲。即使知道他已死去，在我看来，那仍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举动。(747)
有些人为了不危及自己的职业生涯，选择隐瞒自己的污点履历。他们心中有许多辩解的理由：父母并不是真正的人民公敌，所以不算是在隐瞒罪行；父母本来就希望他们在社会中获得上进；这种隐瞒是成为诚实苏维埃公民的唯一途径。因此，列昂尼德·马赫纳茨1949年申请莫斯科电影学院时，称父亲弗拉基米尔（被捕于1941年，判处在西伯利亚劳改营服刑10年）只是在战争期间“消失了，无迹可寻”。(748)弗拉基米尔·弗拉索夫干脆扔掉自己的姓（济科尔），改用姨妈奥莉加·弗拉索娃的姓。当初，父母被捕后，他是在列宁格勒的姨妈家长大的。1948年，弗拉基米尔在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找到工作。他回忆道：
我在每一份表格中填写同样的信息。姐姐帮我准备一张答案纸，可随时参照，每次都能提供统一连贯的答案。我总是填上虚假但一致的出生地点和日期，总是说从小就失去父母，“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至于母亲，我总把她叫做尼娜·伊波利托夫娜[假名字]。我还虚构了一个故事：她曾在战争中赢得3枚勋章，从未结过婚，但有个来自巴黎的情人，名叫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自己当时太小，只记得他是一个艺术家，画了很多母亲的素描。我一直编造这个故事，直到1980年。其时，我终于让已86岁的母亲“寿终正寝”。(749)
1953年，奈莉和安吉丽娜·布舒耶娃姐妹
这种谎言只有在苏联，即世界上最官僚最低效的国家，才能存活这么长久。
那些想忘记自己过去的人，与其受迫害的父母的关系，一定会发生大的变化。就像伊娜·盖斯特所担心的，放弃这样的父母始终是一种诱惑。安吉丽娜·布舒耶娃早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时就加入了少先队，1946年她与母亲、姐姐一起归来，后来在彼尔姆成为共青团积极分子。她亟想成为“平等的苏维埃公民”，克服家庭出身的耻辱，享有与其他公民一样的权利。1951年，安吉丽娜在彼尔姆的教育学院注册入学，很快当上共青团书记。她热爱斯大林。她的父亲1937年被捕，母亲1938年被捕，还有后续的家破人离，但她不愿相信这一切都是斯大林的过错。母亲持有不同的看法——在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这仍是危险的想法——所以，家里从不谈论过去。安吉丽娜尽量不去思考父亲的遭遇，只有通过拒绝想他才能朝前看，才能在彼尔姆的工厂追求自己的前途。她从不与身为工厂党干部的丈夫，谈及自己的父亲：
我们在家里常说：“知道得越多，就老得越快！”或者“知道得越少，活得越容易！”在1991年从工厂退休、开始领取退休金之前，我从没跟任何人谈起我的父亲。(750)
列昂尼德·萨尔特科夫1927年出生于神父家庭，父亲于1937年被捕。他是5个孩子中的长子，感到有责任帮助母亲。母亲身为邮政员，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他虽然很聪明，读完四年级之后，却因自己的污点履历而被学校开除。列昂尼德当过各种临时工，最后隐瞒父亲的被捕，设法进了工厂技校。如他所回忆的，他想成为一名工程师，在政权高度重视的职业中表现突出，以证明自己是“一流的苏维埃公民”。1944年，列昂尼德在车里雅宾斯克的军火工厂找到一份电气工程师的工作，晚上还在技术学院攻读。他在所有的表格中都填报父亲于1942年去世，暗示他死于战争年代。列昂尼德解释：“没人会去审查那样的日期。”
1944年的列昂尼德
我一直坚持这个版本——直到1958年。其时，我当上军火工厂“秘密小组”的特殊部门负责人，觉得应该厘正档案……我害怕，在这个“秘密小组”里工作，他们会审查我的履历，一旦发现我一直在撒谎，就会指控我是一名间谍。
列昂尼德要到1963年才得知父亲的遭遇（枪决于1938年）。在那之前，他一直坚称自己对父亲的下落茫然不知。他坦言：“我的唯一兴趣是如何攀登职业阶梯。为此，我不得不保守过去的秘密……父亲被捕的真相会抹黑我的声誉，摧毁我的前途。”列昂尼德1965年入党，最终成为自己工厂的党委书记，手下有1500名党员。他是一名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为斯大林的逝世而悲痛欲绝。他的办公桌上一直供有斯大林的相片，直到他1993年退休。列昂尼德不相信斯大林应为自己父亲的被捕负责（至今仍坚持己见）。与此相反，他感谢斯大林让自己从不起眼的乡村神父的儿子，成长为工厂的高级主管。(751)
为职业生涯而忘记过去，使许多家庭关系受损。1946年，尤里·斯特雷勒兹基以高分毕业于第比利斯的高中。他想回从小长大的列宁格勒攻读理工学院的工程系，却遭到拒绝，原因是他在申请表格中承认了父母作为“人民公敌”被捕。尤里设法在列宁格勒的多家工厂找到兼职工作，这使他能成为理工学院夜校的借读生，但不能参加期末考试，无法拿到毕业证书。1948年，他在列宁格勒共产党出版社担任非正式的技术设计师，其时，该出版社刚从德国引进新技术。尤里在安装新式机械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是非正式雇员，没有得到任何奖励或认可。事实上，新式机械一旦正常运行，他就被解雇，因为他在填写表格时坦露了父亲的被捕。尤里在之后的3年中当了一系列的临时工。1951年，他的母亲从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返回列宁格勒。她因丈夫的死亡和漫长的流放而备受煎熬，无法找到工作，生活得非常辛苦。尤里不但没去探望她，而且不愿予以资助。自己的苦涩经历使他变得自私，他在接受采访时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