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为自我中心者，以铁石心肠对待他人，甚至是自己的母亲。我不去想她，把她彻底忘掉。我把她看作一种负担，眼不见，心不烦。这很可耻，却又是真实的。
1953年，尤里向普尔科沃天文台申请高级技术员的工作，这一次，没有透露自己的污点履历——改写成父母双亡——因此而中选。(752)
有些年轻人拼命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着想，心甘情愿充当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人。安全机关喜欢从“人民公敌”的子女中招募举报人，知道那些人很脆弱，其中很多人亟想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苏维埃公民。
塔蒂亚娜·叶拉金娜1926年出生于列宁格勒的商人家庭，1917年以前这家人曾非常富有。基洛夫遇刺案发生之后，叶拉金一家1935年被流放去了哈萨克斯坦。1945年，塔蒂亚娜申请在莫斯科大学攻读数学，虽然成绩很好，但因“异己分子的社会出身”而遭到拒绝。于是，她改上了莫斯科的交通工程机电学院，该校急需优秀学生，对她的家庭出身关注较少。在莫斯科上学是塔蒂亚娜的梦想，她开始上课后不久，机电学院宣布开展一场清洗运动，以铲除“社会出身不受欢迎者”。塔蒂亚娜因此逃到列宁格勒，进入电气工程学院。学校当局很高兴如此优秀的学生前来申请，对她的污点履历故意视而不见。在她学习的最后一年，学生必须参与发电站的“秘密”工作；同时，铲除不可靠者的运动也愈演愈烈。她被选中来举报同学的活动：
他们说，这没有什么可耻。不知何故，我设法说服自己：他们讲得不错。他们告诉我，如果听到学生散布学院的负面消息，或在发牢骚，即使是私下交谈，都要立即汇报，而且不能让受举报的人知道。
塔蒂亚娜使出浑身解数，尽量少作汇报，只转述听到的传言，并不提及具体的名字。但是，要她提供更具体信息的压力愈益增大。如果她拒绝，像前一年的一些人一样，可能会被电力部分配去偏远的北极地区。其时，电力部正在呼吁电气工程学院的毕业生支援边疆。她在最后一次考试前提交报告，导致3名学生被捕。她分到一份莫斯科的好工作，在水电托拉斯上班。(753)
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一直靠举报来推动自己的职业生涯。她1930年出生于白俄罗斯的农民家庭，她家在农业集体化的运动中被打成“富农”。家里的房子和农场都被摧毁，父亲被送去流放地，留下母亲和两个幼女，栖身于以废墟材料建成的窝棚。由于是“富农”的女儿，不得上学，瓦伦蒂娜的童年与母亲一起从事各式低薪杂活。她们先搬去伊尔库茨克，然后再到阿巴坎城——位于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在阿巴坎时，她和母亲重又见到父亲。经过多年的劳改营苦役，父亲体病心伤，只能在一所学校担任看门人，母亲也在同一学校当清洁工。瓦伦蒂娜13岁时才开始上学，之前都不识字。她回忆：
基本上，我只是一个街头野孩子，衣衫褴褛，蓬头赤脚……我童年的全部记忆，全以饥饿为主……我害怕挨饿，更害怕贫困。这种恐惧支配了我的一生。
在学校里，瓦伦蒂娜强烈地感受到“富农”出身所带来的耻辱。她对父母的贫穷、白俄罗斯背景、愚昧无知（父母都是文盲，不会讲俄语），感到越来越强的羞愧。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以自救，先后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她解释，只有这样，才“有希望逃离自己从小忍受的贫穷和饥饿”。瓦伦蒂娜长大后，相信斯大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完全接受党有关“间谍”和“敌人”的宣传。她甚至想成为一名律师，以便帮助政府追捕那些坏人。她回忆：“像斯大林一样，对所有被送去古拉格的人，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
1948年，18岁的瓦伦蒂娜离家出走。她先去会计学院读书，再去萨哈林岛（库页岛）的海军基地担任实习会计，享受保留给军人的较高的工资和口粮。瓦伦蒂娜嫁给一名海军军官，成为海军基地中的可靠员工，在行政大楼工作，能看到所有人员的档案。由于这一条件，内务部招募她来举报其他军官的妻子。她的任务是赢得这些女子的信任，然后再汇报她们的私生活和个人意见：
1952年，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和她的丈夫维克托
在某些情况下，我会主动接近，要求她们制作我想购买的小玩意。许多妇女喜欢在闲暇时做些缝纫和针织的手工活。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我会与她们交朋友，去她们的住所喝茶。还有的时候，我去她们的工作场所拜访。我的控制人提供购买这些活计的金钱（我保留了很多，主要是外套和罩衫，都是我的“客户们”自己制作的）。他也给我钱购买蛋糕或其他礼物，以便我打开局面，赢得那些女人的信任。关键是拉上关系，这倒也不难。只是有一个规则：与人谈及重要内容时，一定要单独相处。只有如此，她们才会畅所欲言。
瓦伦蒂娜担任举报人好几年，写了几十份举报，涉及的人后来都遭到拘捕。她获得优渥的报酬——足以汇大笔款子给年迈的父母，足以在阿巴坎城购买房子，足以供自己和丈夫于1959年退休（她那年39岁）。在采访中，她仍坚持说，她是被迫的，有违自己的意愿，认为自己也是压迫的受害者：
拒绝是不可能的，他们对我父母和富农出身了如指掌……我知道，他们曾囚禁我父亲。我害怕他们也会因此囚禁我……此外，如果我拒绝合作，我的丈夫可能会遭殃。
另一方面，瓦伦蒂娜坚持认为，她所举报的人是真正的人民公敌，即“被裁定有罪的间谍”。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悔恨，事实上，她为自己在“反间谍”工作中的成就而感到自豪。(754)
三
西蒙诺夫，1946年
1945年之后，西蒙诺夫的职业生涯攀升到崭新的高度。他从战场返回，凭借自己的战场报道，佩戴了满胸的勋章。在斯大林青睐的知识分子核心圈子中，西蒙诺夫又是颇受信任的党员。1946年5月，世界徘徊在冷战的边缘，克里姆林宫向美国派出一个资深记者代表团，让西蒙诺夫带队。他在克里姆林宫听取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简述，斯大林布置的任务是说服美国人：苏联并不要战争。此行让西蒙诺夫第一次领略政府的特权，动身前收到的巨额经费使他感到震惊。也许，他感受更多的是自己与他知道的普通老百姓的巨大差距所带来的不安。然而，即便如此，那种感觉也只是短暂的。西蒙诺夫陶醉于西方的享受，在美国被当做一位国际名人。他的小说《日日夜夜》已是美国的畅销书，大家都知道他的诗歌《等着我吧》，他的剧作在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的剧院上演。西蒙诺夫自己与许多名人合影，包括加里·库珀、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和卓别林，后来都成了他固定的通信人。(755)
美国之旅只是西蒙诺夫战后初期的若干出访之一。每一次，他都身负苏维埃政府的重任。1947年，他访问伦敦，汇报了吸引重要作家（包括约翰·普里斯特利和萧伯纳）支持苏维埃事业的可能性。(756)他在赴美国的途中逗留巴黎，想说服流亡的俄罗斯作家伊凡·蒲宁返回苏联。其时，蒲宁是唯一一个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人，因厌恶革命而于1920年逃离俄国，一直在国外生活。他已有70多岁，但斯大林希望爱国之心和怀旧之情还能说服他返回故乡。1945年，许多流亡者受到苏联良好形象的诱惑，有些确实决定回归故土。西蒙诺夫在巴黎一系列时髦餐馆与蒲宁见面，以苏维埃政府的钱支付账单。西蒙诺夫强调自己的贵族血统，热情洋溢地赞美苏联的生活，受到邀请在蒲宁家中用餐时更提议一次“聚餐”。瓦伦蒂娜·谢罗娃专程从莫斯科飞来，带来俄罗斯的美食（鲱鱼、肥猪肉、黑面包和各式伏特加），以增强老人的故土之思。瓦伦蒂娜甚至为他唱了俄罗斯民歌，但蒲宁并没软化自己的反苏维埃态度，拒绝叶落归根，甚至不愿作短暂的访问。(757)
1946年，作家协会按政治局的模式重组，总书记是亚历山大·法捷耶夫，3名副总书记中就有西蒙诺夫。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在1946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注意到：“作家协会的领导人都冷若冰霜，正襟危坐。最糟糕的是吉洪诺夫，可以聆听几个小时而脸上不露任何表情……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也严肃刻板，一定是由于坐惯了主席台。”当选为作协领导的两星期后，西蒙诺夫接任《新世界》（Novyi mir）的主编工作，那是一份苏联最古老最著名的文学刊物。1950年3月，他离开《新世界》，改任苏联主要文学报刊《文学报》（Literaturnaia gazeta）的主编。斯大林特地要他利用社论，对冷战时期的文化政治勾画出另一种独立视角，表面上显得不同于克里姆林宫立场，以满足文学知识分子的愿望，而实质上却不偏离针对西方的强硬政策。这显示，斯大林完全信任西蒙诺夫，才委以如此微妙和尴尬的任务。(758)
西蒙诺夫晋入苏维埃的精英阶层，外表上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他放弃战争年代的“军人外表”，开始穿上量身定做的优雅的英国西装，或较为随便的美国高领毛衣、驼毛外套、战后风行的短盖军帽。西蒙诺夫长得高大英俊，颇像欧洲的绅士，对生来就熟稔的贵族礼仪更是游刃有余。他喜欢寻欢作乐，愿意充当慷慨的主人，对待手下，特别是秘书和司机，非常仗义厚道。他为女士开门，帮助她们穿脱外套，以骑士式的吻手礼迎接女宾。(759)
西蒙诺夫的生活方式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他拥有好几个住所：在莫斯科郊外的著名文学度假地佩列杰尔基诺拥有一栋宽敞的乡间别墅，是1946年向作家革拉特珂夫买的，价钱是25万卢布，当时可算是一笔巨款；在苏呼米附近的古尔里普希村有一栋房子，可俯瞰黑海，购于1949年；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上，有一套宽敞的公寓，1948年后与瓦伦蒂娜同住。夫妻俩雇用两个女佣、一个管家、一个当秘书，还有为他们驾驶从美国进口的豪华轿车的私人司机。该公寓里摆满高雅、昂贵的古董，墙上挂有珍贵的画作，包括一幅库兹马·彼得罗夫―沃德金的作品，肯定来自被充公的私人收藏。该公寓又是莫斯科的文学和戏剧界精英聚会的时尚场所。西蒙诺夫自己酷爱烹饪，有时会为聚会制作精致的菜肴，但更多的时候，会叫附近著名的阿拉格维格鲁吉亚餐馆的主厨带人来他的公寓安排宴会。(760)
在《新世界》工作人员的眼中，西蒙诺夫以“封建领主”的气派著称。任职于诗歌部门的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对其时31岁的新任主编的年轻外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她又注意到，他强大的信心给自己带来了成熟人士的权威。工作时，西蒙诺夫非常严肃；向下属发出指示时，一脸的深思熟虑，口叼石楠烟斗（西蒙诺夫的办公桌上总备有半打不同的烟斗），像是在模仿斯大林。据丘科夫斯卡娅说，西蒙诺夫与《新世界》工作人员打交道时，显得傲慢霸道。她在日记中把编辑部比作19世纪的大庄园，一帮“爪牙和走狗”随时听候领主的使唤。她尤其厌恶西蒙诺夫对待两位诗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他们是她1946年拉来向《新世界》投稿的。一位名叫尼古拉·扎博洛茨基，刚从8年刑期的劳教营返回。西蒙诺夫同意发表他的一首诗，之后又出于政治原因逼迫他加以修改。另一位是帕斯捷尔纳克，苏维埃文坛中的巨人，当时已有56岁，在年龄上满可充任西蒙诺夫的父亲。帕斯捷尔纳克的一首诗已被接受，将在《新世界》上发表，作者只是想预支稿费，但遭到西蒙诺夫的拒绝，视之为含蓄的威胁：如果不预支，作者就会要求退稿。他告诉丘科夫斯卡娅，“威胁我”是不道德的，“我已为他做了这么多。如果我在他的位置，绝对不会这样行事的”。西蒙诺夫为了教训帕斯捷尔纳克，决定不发表这一首已接受的诗。在丘科夫斯卡娅的眼中，西蒙诺夫的行为令人震惊，因为它显示，他赞同国家权力对艺术独立的支配。她自己是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的女儿，从小就接受旧知识分子价值观的熏陶。她在日记中写道：“他[西蒙诺夫]想当一名保护人，要求他人感激涕零。”
但人们不需要施舍，只希望得到尊重。发表扎博洛茨基的诗，不是因为他曾在劳改营待过8年，而是因为他写的是好诗。西蒙诺夫有责任支持帕斯捷尔纳克，这不是在施与恩惠，而是在尽自己的责任。他是负责诗歌出版的，在这一领域，帕斯捷尔纳克应是他最须重视的……西蒙诺夫不明白，预支稿费给帕斯捷尔纳克，他是在为俄罗斯文化尽责，为人民尽责。他却把它当做个人恩惠，而帕斯捷尔纳克应该感恩戴德。(761)
像战后斯大林政权中所有的当权者一样，西蒙诺夫也能够行使巨大的影响力。他作为《新世界》的主管和作家协会副总书记，对苏联几乎所有作家的职业生涯，都握有生杀大权。他如果勇敢地站出来，以自己的影响力与当局交涉，便可在多方面施以援手——获得住房或工作，甚至保护他们不遭逮捕——该制度的运作就是如此。西蒙诺夫收到无数个人请求，来自同事、朋友、朋友的朋友、泛泛之交、战争期间遇上的士兵。他当然无法一一相助，只能有所选择，从中可以见微知著。
例如，他特别保护和关心自己的私人秘书尼娜·戈登。她30来岁，小巧玲珑，颇有魅力，1946年到《新世界》上班，曾在作家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身边工作——后者的西班牙内战文章曾给青年时期的西蒙诺夫带来灵感和启发。她的丈夫约瑟夫·戈登出身于贵族家庭，是一名电影编辑，被捕于1937年，判处5年，在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1942年，约瑟夫获释上前线参战。西蒙诺夫提拔尼娜为自己的私人秘书时，她坦承了丈夫的政治污点。其时，约瑟夫生活在梁赞的流放地，从事工程师的工作。尼娜谢绝这个提拔，但西蒙诺夫不依她，甚至自告奋勇要出面写信给内务部为约瑟夫说情——但她坚决拒绝，因为不愿利用他的好心。她在《新世界》上班，确实给西蒙诺夫带来了不愉快的后果。1948年，约瑟夫获准访问莫斯科几天，出乎意料地出现在编辑部。《消息报》的一名记者碰巧也在那里，留心了看上去像流放者的约瑟夫。第二天，充任内务部耳目的《新世界》的特别行动科（每个苏维埃机构都有自己的特科），把尼娜叫去问话，想知道尼娜为何隐瞒丈夫是政治流放者，并威胁要汇报她缺乏警惕。西蒙诺夫听到此事后怒不可遏，认为自己的主编权威受到了侵犯。特科只给了尼娜一次训斥，没有进一步的惩罚，另外发布了一条规定：“可疑人物”一律不准进入办公室。(762)
如果说西蒙诺夫在个人领域经常待人厚道，甚至勇敢地向当局力争，那么在公共领域就没有这么敢做敢当了。在战后的镇压氛围中，许多作家向他求助，西蒙诺夫的反应小心谨慎。他有的帮，有的不帮，全凭自己的好恶，永远都深思熟虑，不想危及自己的地位或引起他人的怀疑。例如在1946年9月，西蒙诺夫为文学院的老同学、诗人波图帕契克写了一封推荐信，帮助他加入作家协会。他没提波图帕契克的被捕（1937年）和在科雷马劳改营的苦役，只将“7年参军”当做没有作品发表的理由，从而避免自己在为前“人民公敌”讲情的印象。波图帕契克1946年的申请遭到作家协会的拒绝，到1961年再次提出申请，即赫鲁晓夫解冻的高峰时期。这一次，西蒙诺夫直言不讳地在推荐信中指出，其出版于1960年的第一本诗集，之所以没在20年前问世，唯一原因就是“他遭受了不公正的逮捕”。(763)西蒙诺夫也写信支持发表诗人雅罗斯拉夫·斯梅利亚科夫的作品，后者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又是拉斯金一家的密友，于1934年被捕，在劳改营待了5年，在战争中作战勇敢，复员后重回古拉格，在莫斯科附近的煤矿工作。(764)但其他求助的作家就没有这么幸运。西蒙诺夫拒绝帮助他文学院的老师、诗人卢戈夫斯科伊——他曾在1941年的最初战役中失魂落魄，战争年代是在塔什干的疏散地度过的。卢戈夫斯科伊回到莫斯科后，写信给西蒙诺夫，请求他帮助寻找新住所。卢戈夫斯科伊与妻子住在一个共用公寓，但他脆弱的心理状态亟需隐私。他写信给自己的学生：
我不再年轻，已是一个病人，忍受不了共用公寓的生活，隔壁房间住了一家6口……我长期神经紧张，整天提心吊胆，如果以后被送进疯人院，也不会令人意外……向人求助是很为难的……但你是仁慈之人，从而鼓励我向你启齿。原谅我吧！我爱你，也为你感到骄傲。(765)
西蒙诺夫没作答复，在他看来，卢戈夫斯科伊并不值得帮助。第一，他已有一套公寓；更重要的，他在战争中不够勇敢——在西蒙诺夫的眼中，那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西蒙诺夫坚信勇于承担战斗牺牲的苏维埃理想，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他与斯大林战后镇压活动的种种纠葛。首先，他参与了日丹诺夫原则的运动，那是在艺术和科学领域中肃清“反苏维埃”倾向的官方镇压，领军人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主管安德烈·日丹诺夫。
日丹诺夫原则的运动源于1945年的军事?胜利。该胜利导致排外民族主义在苏维埃领导阶层中的高涨，既为苏维埃的胜利而感到自豪，又极力推崇苏联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优势（其实是指俄罗斯优势，斯大林将之描述为苏联最重要的团体）。苏维埃―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取代了战前的国际主义，成为政权的统治思想；荒谬地号称苏维埃科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非凡成就。民族自豪感导致了一系列的欺诈和怪诞，譬如：伪遗传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声称，已开发出一种适应北极霜冻的小麦新品种；飞机、蒸汽机、收音机、白炽灯泡——无一不是苏维埃人士发明或发现的。随着冷战的启动，斯大林呼吁要以铁的纪律，清洗文化事务中所有反爱国的元素——即亲西方的元素。他认为，从18世纪初彼得大帝建立圣彼得堡以来，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就崇洋媚外——即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如果苏联要抵抗西方，必须治愈这个“病根”。
按照斯大林的命令，日丹诺夫发起了激烈的运动，以肃清西方对苏维埃文化的影响。[8]对于斯大林而言，该项运动的出发点就是列宁格勒。他从不喜欢这座欧洲城市，其独立于莫斯科的倾向在战争中获得了大大加强。镇压开始于1946年8月14日，中央委员会颁布一项法令：《星》和《列宁格勒》两份期刊要接受审查，因为发表了两位著名的列宁格勒作家的作品，分别是米哈伊尔·左琴科和安娜·阿赫玛托娃。克里姆林宫挑出这两位，旨在向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显示：他们必须向苏维埃政权低头。阿赫玛托娃在战争期间享有巨大的道德号召力，其诗歌自1925年以来很少在苏联发表，但她在数百万俄罗斯人的眼中，仍象征着人民的坚毅和尊严，激励了列宁格勒的民众幸存于围城之战。1945年，牛津大学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抵达莫斯科，担任英国驻苏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他曾听闻战争期间的阿赫玛托娃——
从前线收到大量的来信，引用她的诗歌——有已发表的，也有未发表的，绝大多数是以手稿形式在私下传阅。这些来信要求诗人签名，或帮助确认诗歌的真实性，或对各式问题提供意见。
左琴科相信，中央委员会的法令之所以获得通过，是因为斯大林听说阿赫玛托娃在听众爆满的莫斯科理工博物馆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读完后又引得掌声雷动。斯大林问：“是谁安排了这样一次起立鼓掌？”(766)
左琴科也是独裁者身上的一根刺，他是硕果仅存的苏维埃讽刺作家——马雅可夫斯基、扎米亚金、布尔加科夫都已死去——该文学传统是斯大林所不能容忍的。向他发起攻击的直接导火索是童话故事《猴子奇遇记》，1946年发表于《星》杂志，讲述一只猴子逃离动物园，沐猴而冠，接受做人的训练。但在事实上，斯大林激怒于左琴科的故事已有多年，在《列宁和卫兵》（1939年）中的哨兵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左琴科将之描绘成一个粗鲁、猴急的“南方人”，留着小胡子，被列宁当做一个黄口小儿。(767)
西蒙诺夫作为作家协会的领导成员，别无选择，只好投入这场运动。他任《新世界》主编后的第一期，就刊出中央委员会的法令，外加日丹诺夫的讲话全文。该篇讲话视阿赫玛托娃为“贵族沙龙的空虚诗歌的旗手之一，格格不入于苏维埃文学”，并斥责她是“半个修女，半个妓女，或更确切地说，一个妓女和修女的混合体，既在作孽，又在祈祷”（苏维埃评论家过去用过的短语）。(768)
也许，母亲一家所认同的列宁格勒知识分子，西蒙诺夫现在却参与对他们的迫害，他有点于心不忍。但他拒绝让心中可能存有的同情拖自己的后腿，因为他懂得，自己对国家的责任更为重要。西蒙诺夫在人生最后一年回顾这些事件，承认自己投入是因为相信“需要做出点事”，来抵消知识分子当中“思想涣散的气氛”。如果不加以遏止，在苏联正需为冷战的思想斗争做好准备的时候，却会引发“危险的对自由改革的期待”。这便是他当年的理由，如他在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所说的：
在思想战线上，前所未有的激烈斗争正在全球展开。尽管如此，仍有人在散布“呼吸空间”的理论——即我们应坐在咖啡馆里畅谈改革。顺便提一下，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需要呼吸空间，因为他们在战争中只付出了极少的艰辛；事实上，大多数都没有参与……如果他们想要，我们可以提供呼吸空间，干脆叫他们中止在苏维埃艺术领域的工作。与此同时，剩下的人会坚持自己的工作和战斗。(769)
对逃避“战斗”的知识分子的蔑视——西蒙诺夫的长期观点——尤其解释了他对左琴科的敌意。对待阿赫玛托娃，他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并不喜爱她的诗歌，甚至没有真正的了解，但对日丹诺夫使用的粗暴语言颇有反感。在他看来：“所有人都不该以这种方式，对在战争中与人民同舟共济的人指指点点，就像阿赫玛托娃所做的。”[9]相比之下，左琴科在塔什干的疏散地度过战争年代。苏维埃报刊斥责这位讽刺作家的懦弱，声称他逃离列宁格勒，以躲避前线的战斗。西蒙诺夫相信有关懦弱的指控，因为他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或是不愿去寻找真相。其时40多岁的左琴科体弱多病，战争开始时遵循当局的命令，方才离开列宁格勒。西蒙诺夫对没有参战的每个人，都予以苛刻的衡量标准，左琴科自然也不例外。他还将这种苛刻投射到其他知识分子身上，因为他们竟意识不到，必须积极投入冷战的思想斗争。最了解西蒙诺夫的戏剧评论家亚历山大·博尔切戈夫斯基指出，西蒙诺夫急于谴责像左琴科那样的人，完全是出于偏见。他写道，西蒙诺夫倾向于——
不信任那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在后方度过战争年代，并没有分担前线战士的流血牺牲。这种宽泛的猜疑——丝毫不去察看每一个人的独特经历——完全忽视了数百万人在后方的非凡努力，以武装数百万的前线战友争取最后的胜利。(770)
西蒙诺夫加入了对左琴科的攻击，但不愿涉及对阿赫玛托娃的诽谤。《真理报》要他撰写谴责这两人的文章，西蒙诺夫答称只能针对左琴科一人，最后完稿的文章几乎全部聚焦于这位散文作家。几个月之后，西蒙诺夫获悉有关左琴科疏散的真相，又从作家尤里·杰美恩那里得知左琴科很勇敢，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奋勇作战。他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便作出了弥补的努力：向日丹诺夫推荐左琴科写于1943年的《党派故事》（Partisan Tales），虽然并不认为是上乘作品，但也亲自帮助编辑，不料遭到日丹诺夫的拒绝。1947年5月，西蒙诺夫在与斯大林开会时，再次提及发表一事，并解释说左琴科已陷入困境，亟需帮助。为一名不受苏维埃领导人青睐的作家，越过日丹诺夫，直接寻求斯大林的帮助，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举措。斯大林告诉西蒙诺夫，可运用自己的主编职权做主，但刊出后，他会去读，随后再就西蒙诺夫的决定发表自己的意见。如西蒙诺夫所回忆的，“斯大林的幽默中带有一丝威胁”，但他还是坚持不懈，《党派故事》问世于1947年9月的《新世界》。(771)
尽管作出了弥补的努力，西蒙诺夫后来还是拒绝向左琴科表示同情。1954年，一组英国学生来到列宁格勒，要求与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见面，出席会议的还有几名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党员。愚蠢的学生们并不掩饰自己的反苏维埃态度，询问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如何看待1946年8月中央委员会的法令。阿赫玛托娃回答，该法令完全正确。毫无疑问，她害怕任何其他回答的后果。但左琴科不够小心，答称该法令是不公正的，强烈反驳那些声称他怯懦的指控。作家协会的党领导立即指责左琴科犯了“反爱国的行为”，并派出以西蒙诺夫为首的代表团，赴列宁格勒去“做他的工作”。左琴科在几近歇斯底里的自我辩护中宣称：他的写作生活已经完蛋，他本人已被摧毁，只恳求控诉者让他在平静中死去。但西蒙诺夫拒绝左琴科的请求，以清洗会议上检察官的方式痛打落水狗。西蒙诺夫宣布：“左琴科同志希望得到我们的同情，但他什么也没学会，他应该感到羞耻”，再一次隐射他的战争记录和1945年之后的“反爱国”行为。(772)
对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的攻击之后，紧接着的是一系列镇压措施，针对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反苏维埃分子”。现代西方艺术国家博物馆被关闭；在苏维埃音乐界反对“形式主义”和其他“西方腐朽影响”的运动，导致好几名作曲家（包括肖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和普罗科菲耶夫）上了官方黑名单，他们的音乐创作被控为“与苏维埃人民和他们的艺术品味格格不入”。1947年1月，政治局颁布法令，指责中央宣传鼓动部长格奥尔基·亚历山德罗夫的《欧洲哲学史》（1946年），低估了俄罗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贡献，亚历山德罗夫很快卸职。同年晚些时候，即1947年7月，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充满不祥征兆的公开信，指斥尼娜·克柳耶娃与其丈夫格列高利·罗斯金：“在反动的外国资产阶级西方文化面前顶礼膜拜，奴颜婢膝。而这种文化，根本不配我们苏联人民。”这两位科学家遭到指控：在1946年访问美国时向美国人透露了癌症研究的资料。他们回国时，被拖上“荣誉法庭”，要在800名观众面前，回答充满敌意的提问。那是一个新成立的机构，专门审查苏维埃各机关中的反爱国行为。(773)
随着冷战愈演愈烈，对外国人的恐惧四下弥漫。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回忆，他作为外国记者在1949年返回莫斯科（1944年到过苏联），但以前的熟人没人认他，甚至写信给老相识爱伦堡和西蒙诺夫，也杳无回音。在索尔兹伯里看来，1944年的苏联虽然贫穷，但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却处处洋溢着崭新的自由风气和冀望胜利的激昂氛围。到1949年，苏联又返回恐惧状态。
俄罗斯人和外国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遭到了彻底的分割。反过来，这反映了苏维埃政府严重的仇外心理，以及他们调教俄罗斯人的高效。如想拿到奔赴西伯利亚的单程火车票，或更遥远的地方，最有把握的方法——如果不是最快的——就是与外国人产生瓜葛。
1948年12月22日，法捷耶夫在作家协会讲话。最左边为西蒙诺夫，他身旁是爱伦堡。肖像下的旗帜上写着：“光荣属于伟大的斯大林！”
与外国人的简短接触，可能会导致以间谍罪名逮捕。苏维埃监狱中，挤满了曾出国旅行的人。1947年2月，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苏维埃公民和外国人的婚姻属于非法。警方监视酒店、餐馆、外国使馆，专门寻找与外国男人交往的苏维埃女孩。(774)
以色列建国于1948年5月，在冷战中又与美国结盟。之后，始终忠于苏维埃制度的200万苏维埃犹太人，被斯大林政权描绘成潜在的第五纵队。斯大林虽然厌恶犹太人，却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早期支持者，希望它成为苏维埃在中东的卫星国。但是，这个新建国家的领导人后来被证明是敌视苏联的，斯大林越来越怕苏维埃犹太人的亲以色列情绪。果尔达·梅厄出任第一位以色列驻苏大使，在1948年秋季抵达莫斯科，使斯大林的担忧愈益加剧。她无论去哪里，都受到苏维埃犹太人的欢呼。赎罪日（10月13日）那天，她去拜访莫斯科犹太教堂，数千人排列在街道两侧，许多人高喊“以色列人民，存活下去！”——对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这只是复国的传统肯定；但对斯大林来说，这是“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危险迹象，会颠覆苏维埃国家的权威。(775)
梅厄得到的热情欢迎，促使斯大林加紧推动已开展数月的反犹运动。早在1948年1月，既是莫斯科犹太剧院的导演，又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的所罗门·米霍埃尔斯，死于内务部安排的一场车祸。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旨在吸引西方犹太人对苏维埃战争的援助，但对许多成员来说，包括杰出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演员、历史学家、科学家，更为广泛的目标是提倡苏联的犹太文化。要实现这一目标，战后初期相对来说还算有地利人和。1946年，米霍埃尔斯荣获斯大林奖，意第绪语戏剧经常在电台上播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还投入一个重大项目，以纪念纳粹对苏维埃犹太人的杀害：让瓦西里·格罗斯曼和伊利亚·爱伦堡编纂一个文件总汇，取名为《黑皮书》（The Black Book）。斯大林原希望利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来博得中东的新犹太国家的好感，但现已看清，新犹太国家很有可能与美国结盟，便一改故辙。国安部奉命网罗资料，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打成一个“反苏维埃的民族主义组织”。《黑皮书》的出版无限期推迟，对米霍埃尔斯的谋杀发生之后，犹太剧院也被关闭。1948年12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百余名成员被捕，屈打成招，承认自己的“反苏维埃活动”，或遭枪决，或被送进了劳改营。(776)
在苏维埃的文学界，对犹太人的攻击采纳了反“世界主义者”运动的形式。该词最初是19世纪文学评论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所创造的，泛指缺乏或拒绝民族风格的作家（“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它在战争年代重现，其时，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反犹情绪均有高涨。例如，1943年11月，法捷耶夫攻击犹太作家爱伦堡来自“那个知识分子小圈子，以庸俗的世界主义理解国际主义，不愿克服自己的崇洋媚外”。(777)1945年之后，该词更频频出现于苏维埃的文艺出版物。
1948年12月10日，法捷耶夫向斯大林转交一封不知名记者（纳塔利娅·别吉切娃）的来信，引出了反“世界主义者”运动。该信当初是写给内务部的，声称在文学机关中有一组“敌人”，列出了7位评论家和作家，作为这个“反爱国小集团”的负责人，其中6人是犹太人。在斯大林的重压之下，法捷耶夫12月22日向作家协会发表对一组戏剧评论家的攻击，点名批判了别吉切娃举报的6位犹太人中的4位（奥特曼、博尔切戈夫斯基、古尔维奇和尤佐夫斯基）。法捷耶夫声称，他们“企图抹黑我们的苏维埃戏剧”。这是相对温和的讲话：法捷耶夫显然不愿扮演斯大林的打手的角色。他曾是体面人，被迫作出道德上的妥协，而沦为一个战战兢兢的酗酒者。斯大林继续施加压力，让《真理报》反过来攻击法捷耶夫对“世界主义者”的心慈手软，并散布谣言——他在作家协会的领导地位将被取代。法捷耶夫无法再作抵制，表示拥护1949年1月29日《真理报》的匿名文章（《关于一个反爱国集团》），其措辞让人忆起大恐怖。它控告某些戏剧评论家就是“无根的世界主义者”，指责他们在策划“资产阶级的文学阴谋”，以破坏苏维埃文学中“民族自豪”的健康原则。(778)所有被点名的都是犹太人，执笔人几乎可以肯定是党的打手兼《真理报》记者大卫·扎斯拉夫斯基。在192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之前，扎斯拉夫斯基曾是孟什维克和活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为斯大林写了好几篇打手文章，用以赎罪和攀升为苏维埃精英。[10]
《真理报》的文章出笼之后，苏维埃其余报刊也发表了一系列攻击，反对“无根的世界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们竞相谴责“反爱国团体”，声称它们在破坏苏维埃的诗歌、音乐、艺术和电影。(779)在这些恶毒文章中被点名批判的犹太人面临非常严峻的后果，许多人失去工作，或被驱逐出党和协会，生计都没有着落。有些被捕，少数人明哲保身，或承认自己的“错误”，或与“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划清界限。法捷耶夫点名批判的4位戏剧评论家中，只有约翰·奥特曼一人被捕。《苏维埃艺术》期刊发表了一篇丑陋文章，充满仇恨和稍作掩饰的反犹太主义，向他发起攻击：“我们以苏维埃人民的名义宣布，奥特曼一类的坏人，像行尸走肉一样，在污染苏维埃文化。为了净化空气，我们必须摆脱他们散发出的腐臭。”奥特曼在作家协会中受到阿纳托利·索夫罗诺夫的谴责，后者是一名反犹太运动的狂热支持者，在法捷耶夫因酗酒而长期缺席的作家协会，变得举足轻重。奥特曼遭到党和作家协会的开除，于1953年3月斯大林死亡之夜被捕。法捷耶夫和奥特曼是多年的好朋友，当初坚持要奥特曼去帮衬犹太剧院的米霍埃尔斯，并解释说：“他需要一个顾问，就像一名政委，你就把它当做党的命令。”奥特曼在审讯时被问到怎么会去帮衬米霍埃尔斯，却只字不提法捷耶夫。他知道，如果提及作家协会领导人，可能会保住自己，但不想把法捷耶夫牵连进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毫无疑问，奥特曼希望法捷耶夫予以报答，从中干预搭救自己。结果，法捷耶夫什么也没做，甚至缺席了开除奥特曼的作家协会的会议，没人能在莫斯科找到他（西蒙诺夫认为，他以狂饮来逃避责任）。奥特曼再也没能从法捷耶夫的背叛中恢复过来，1953年5月出狱，心如死灰，两年后去世。(780)
西蒙诺夫也被拖入“反世界主义者”运动。开初，他试图保持温和路线，既不公开抗议这一运动，也不配合索夫罗诺夫和其他强硬派。西蒙诺夫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作为《新世界》的主编，他主持发表了好几位犹太作家的作品。他前两位妻子都是犹太人，特别是第二位妻子热尼娅·拉斯金娜，其堂哥鲍里斯·拉斯金在别吉切娃当初交给内务部的举报信中，被点名为“苏维埃文学的敌人”。西蒙诺夫的温和立场，激怒了党和作家协会内的强硬派。西蒙诺夫有许多敌人，嫉妒他“斯大林宠臣”的地位，让他年纪轻轻就攀升到苏维埃机构的顶端。此外，中央委员会的某些成员认为，斯大林的保护使西蒙诺夫桀骜不恭于其他党领导。为了在他和斯大林之间挑拨离间，这些强硬派指责西蒙诺夫试图保护“世界主义者”。最恶毒的指控来自《苏维埃艺术》的主编维克托·弗多维琴科，他给马林科夫送去一份名单，列出80多名犹太人，声称是作家协会中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其实，大部分指控是针对西蒙诺夫的，指责他包庇犹太复国主义者。弗多维琴科还把矛头指向《新世界》的编辑人员，声称里面有许多犹太人（“那些六亲不认的人”），尤其指责亚历山大·博尔切戈夫斯基——他是一名戏剧评论家，曾因批评赫鲁晓夫最喜欢的作家亚历山大·科尔涅伊奇克的一出戏而蒙受耻辱。西蒙诺夫却非常喜欢他，称他为“一个安静、谦虚的人”，将他从乌克兰调来莫斯科。据编辑部成员纳塔利娅·比安基说，他的文学见解在《新世界》是必不可少的：“西蒙诺夫没有他，几乎不能作出决定，他的口头禅就是‘让我们看看，博尔切戈夫斯基有什么要说的’。”弗多维琴科声称，博尔切戈夫斯基没有“一篇作品足以使他有资格留在《新世界》”，而他在《新世界》的影响力，纯粹是出于西蒙诺夫对犹太人的同情。他指出，西蒙诺夫曾与犹太人结婚，还有很多犹太朋友。(781)
像法捷耶夫一样，西蒙诺夫最终还是向强硬派的压力低了头。他害怕失去自己在斯大林精英阶层的位置，认为必须加入反对犹太人的运动，以证明自己的忠心耿耿。他给《真理报》主编写信，反驳强硬派说他偏爱犹太人的指控，同时又远离博尔切戈夫斯基和其他《新世界》的犹太评论家。(782)克里姆林宫敦促西蒙诺夫，以《真理报》匿名文章（《关于一个反爱国集团》）的精神为基础，再扩充成作家协会上的一次主旨演讲。法捷耶夫已堕落成一具烂醉如泥的残骸，索夫罗诺夫对接手此事颇为热切，但马林科夫认为，恰恰因为其著名的温和立场，西蒙诺夫反而可赋予“反世界主义者”运动更多的权威。法捷耶夫也在敦促西蒙诺夫接手，并警告说，如果谢绝，索夫罗诺夫就会顺手牵羊。索夫罗诺夫是强硬的反犹太主义者，野心勃勃于作家协会的领导权，希望取代克里姆林宫的首选西蒙诺夫，成为法捷耶夫的继任者，一旦得逞肯定还会从作家协会逐出更多的犹太作家和评论家。西蒙诺夫为了不让权力落入索夫罗诺夫之手，同意发表这一次主旨演讲，在1949年2月4日的作家协会全体会议上，他作出了这次发言。西蒙诺夫的第一位妻子，即犹太作家纳塔利娅·索科洛娃（娘家姓季波特），在日记中描述他谴责“反爱国小集团”时的可怕气氛：
讲话持续一个半小时，中间略作休息，然后又继续一个半小时。人们聆听着，面色紧张，一脸警戒，没人说话，除了偶尔的低语：“他点了新名字吗？”……“你听见没有？”……“又一个世界主义者？”……“新的世界主义者？”有些人像我一样，列出所有被点的名单。(783)
西蒙诺夫在后来的那些年中坚持认为，他发表主旨演讲，是为了防止极端的索夫罗诺夫掌控“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他虽然懊悔自己的角色，但仍坚持，他承担领导责任是为了缓和这个反犹太作家的运动。在他朋友的回忆录中，这一点得到了证实。马林科夫打电话来说，斯大林希望西蒙诺夫发言。其时，戏剧评论家博尔切戈夫斯基恰好在西蒙诺夫的高尔基街公寓。博尔切戈夫斯基回忆，西蒙诺夫放下听筒，“伤感地看着我，再朝窗外凝视，不到10分钟便作出决定”。然后，他开口了：
“我将作演讲，修罗[亚历山大]。我自己来作，而不是让给别人，可能会更好。”他既然已经同意发言，便想寻找理由来辩护自己的“积极参与”，意欲在这不诚实的运动中，找到诚实的见解。“一切的凶残和粗鲁必须终止。我们必须学会不同层次的争辩，使用文明的语言。我们过去有，现在仍有形式主义和建构主义辩护士的问题。他们想让我们成为西方文化的奴隶，我们必须谈论这一切。”(784)
西蒙诺夫在演讲中，并不局限于揭发浅陋粗糙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而是想让“反世界主义者”运动，融入更为广泛的政治和智力的背景。他后来在一系列苏维埃报刊的文章中，更补充发挥了自己2月4日的演讲，指责“世界主义者以[让-保罗·]萨特取代马克西姆·高尔基，以[亨利·]米勒的色情取代托尔斯泰”。(785)冷战气氛无疑左右了他的思路：必须捍卫苏维埃的“民族文化”，反对“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对美帝国主义……以及美元的卖身投靠”。除此以外，很少有证据表明，西蒙诺夫的参与给反犹太人运动带来了文明化，他的语言仍是煽动性的。他声称，“反爱国小集团”是一场阴谋，参与者是苏维埃文化的“罪犯”和“敌人”，绝不是单纯的“唯美主义者”，他们有“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反动的计划”，在冷战中为西方服务。他把许多问题归咎于犹太人自己，责怪他们不愿融入苏维埃社会，又在战后接受了“犹太民族主义”。他解雇了《新世界》所有的犹太编辑人员，甚至代表作家协会给斯大林写信，要求将不活跃的作家排斥于作家协会之外，长长的名单当中都是犹太人。(7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