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入该名单的有他的朋友博尔切戈夫斯基，已被挑选出来，当做“反爱国小集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从“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伊始，西蒙诺夫就与他逐渐疏远，他心里很清楚，最终将被迫谴责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朋友。他接到马林科夫的电话，同意发表有关“反爱国小集团”的主旨演讲，随即就向博尔切戈夫斯基解释：“这样做，我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将能帮助他人，这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事情。”西蒙诺夫还警告他不要出席全体会议，在这位戏剧评论家行将离开时，又补充说：“如果你来，我会觉得，必须以更强烈的词句来谴责你。”博尔切戈夫斯基既没有读西蒙诺夫的演讲，也没有读后续的文章。他被西蒙诺夫称作“戏剧界的破坏者”、苏维埃文学的“资产阶级敌人”、“文学败类”[11]。他信任西蒙诺夫——视之为自己的朋友——淡然声称，西蒙诺夫只是在被迫演出“仪式性的思想舞蹈”。
博尔切戈夫斯基遭到党和作家协会的开除，失去《新世界》的工作，也被他担任文学组负责人的红军剧院解雇。博尔切戈夫斯基和家人——母亲、妻子及年幼的女儿——都被踢出自己的莫斯科公寓。有一段时间，他们借住在朋友的场所，或睡在地板上，或寄宿于他们的乡间别墅（甚至住过西蒙诺夫在佩列杰尔基诺地区的乡间别墅）。博尔切戈夫斯基曾是20世纪30年代的幸存者，早学会了荣辱不惊，从容应对。他入不敷出就卖掉财产（主要是书籍），再向朋友借钱，包括西蒙诺夫。西蒙诺夫借钱给他，如博尔切戈夫斯基所理解的，“以减轻自己的良心责备”，并不让他偿还。(787)
亚历山大·博尔切戈夫斯基，1947年
从1949到1953年，即博尔切戈夫斯基的禁令终告解除之时，西蒙诺夫一直心怀内疚，尽量去看望这位朋友，但从不谈及自己当年的演讲。在博尔切戈夫斯基看来，他们相遇时，西蒙诺夫会“以焦灼的眼光看我，仿佛认为他需作一番解释”。西蒙诺夫1950年7月支持出版《俄罗斯国旗》（The Russian Flag），那是博尔切戈夫斯基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爱国小说。西蒙诺夫在送交给审查官的报告中写道：“这本书颇有造诣，严肃认真，很有必要。我深信，它深刻的爱国主义内容将会打动读者的心灵……众所周知，博尔切戈夫斯基曾犯有严重错误，属于反爱国的性质。但他已付出代价，并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本书终于在1953年获得了出版许可。(788)
博尔切戈夫斯基在50年后的2003年接受采访，谈到西蒙诺夫对自己的伤害，仍淡然处之，只是说“人们慢慢都会习惯于痛苦”。但据他的妻子说，在最后几年，他越来越受1949年事件的困扰。[12]他在回忆录中得出结论，西蒙诺夫找不到公民的勇气，在作家协会中对抗反犹主义强硬派，以捍卫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他并不觉得西蒙诺夫的所作所为是出于恐惧，或没有良心。相反，他认为，西蒙诺夫的驱动力是个人野心，尤其是一种政治上的奴性：他太忠于斯大林，太迷恋于斯大林的权力光环，以致无法坚持更为坚强的立场。(789)
战后的“小恐怖”大大不同于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它发生的背景，不是浩劫将临，魂飞魄散的人殊死一搏，愿意以背叛和举报来拯救自己和家人；而是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人的道德情感不再因恐惧而遭受剥夺。实施战后迫害的是像西蒙诺夫一样的职业官僚和行政官员，他们并不一定非得参与其中。西蒙诺夫可能没有被作家协会开除的风险，更不用说被捕了。如果他拒绝将自己的声音加入对犹太人的谴责大合唱，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失去作家协会的领导职位和《新世界》的主编工作。当然，他当时可能担心得更多。但问题是，像西蒙诺夫那样的人还有选择余地。他们满可以像数百万人一样追求自己的职业生涯，但躲避政治责任的陷阱，所损失的最多只是特权和物质奖励。那些无法采取公开立场的人，自有更平静的方式避免参与有悖于自己道德原则的政治决定。博尔切戈夫斯基认为，1949年背叛他的人，可以选择不发言，可以不来出席作家协会的全体会议，可以假装生病，并不会受到党的纪律制裁。在博尔切戈夫斯基看来，这一时期的迫害和参与者的作为，都植根于无孔不入的对斯大林政权的顺从——即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定义所在。他写道：
无法以恐惧来解释1949年的现象，不单是那一年的——或者，如果确是恐惧，那也是早已溶入人类灵魂的那种……[更为确切地]毋宁说是帮闲们凑热闹式的奴性。他们拥有的勇气和道德少得可怜，以致无法违抗最基层官员的半官方指令。(790)
1949年，西蒙诺夫（前排右三）在白俄罗斯共和国的明斯克参加苏维埃作家大会
1948年（左）和1953年（右）的西蒙诺夫
当然，在类似西蒙诺夫的主事官员中，也有人拒绝参与“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例如，科学院主席谢尔盖·瓦维洛夫就默默顶住了巨大压力，没在科学院揭发“反爱国小集团”，并阻止自己下属解雇犹太科学家（他的哥哥尼古拉是遗传学家，1940年被捕，1943年饿死在狱中）。(791)在作家协会中，也有人拒绝参与反犹太人运动，譬如主席团党委书记鲍里斯·戈尔巴塔夫。他是西蒙诺夫的好朋友，自身就是犹太人，比西蒙诺夫更有后顾之忧：他的妻子1948年被捕，以“外国间谍”的罪名判刑10年，他本人也难逃政治怀疑的阴影（1937年，戈尔巴塔夫被控在第一本小说《我们的城镇》中，散播“托派”观点。那是一部无产阶级的史诗，描绘五年计划如何在顿巴斯开展。最终，他勉强逃脱被开除党籍的厄运，但他的弟弟仍作为“托派分子”被捕，枪决于1938年）。然而，尽管面对作家协会斯大林强硬派的沉重压力，甚至被指控为“反爱国小集团的犹太同情者”，他仍拒绝参与对自己同胞的迫害。为此，他被迫放弃在党内和作家协会的职位。博尔切戈夫斯基回忆1949年与他见面，地点在西蒙诺夫的佩列杰尔基诺地区乡间别墅。戈尔巴塔夫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心碎欲绝，被打入冷宫”，却保住了道德上的尊严和原则。(792)
西蒙诺夫是一个更复杂甚至更悲惨的人物，显然深受良心的责备。“反世界主义者”运动，在某些方面令他不安，甚至厌恶，但他深深陷入斯大林制度不能自拔。他继承于贵族家庭的军人精神和公共服务价值，与苏维埃制度的道德范畴和急迫需求如此紧密相连，以致在判断或规范自己行为时，往往别无选择。西蒙诺夫拥有格外强烈的公共责任感，这界定了他的世界观。西蒙诺夫曾说：“如果没有公共责任感的自律，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他生来就是一名积极分子，从不称病缺席，以逃避艰难的道德抉择。在西蒙诺夫看来，避免承担公共责任，等同于怯懦。他也不愿与犹豫不决、软弱无能、拖拖拉拉的人打交道——他把这一切都认作人类的缺点。他钦佩人的理性和富有逻辑，这也是他文学创作中英雄人物的道德素质——即与他相似的人，只是更勇敢，能从客观证据中得出正确结论，采取果断行动。(793)
西蒙诺夫将责任感提升为至高无上的美德，由此决定了自己政治上的顺从。他对党的路线历来谦恭服从，将它混淆为公共美德，对斯大林无比敬畏。他战后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了斯大林著作的提要、斯大林发言的语录、斯大林的短语和思想，以便他随时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794)西蒙诺夫迷恋斯大林的权力，觉得他无处不在，认为斯大林几乎在观察自己所做的一切。斯大林是他的靠山、保护者、老师、向导、评论家、忏悔听取者，在他的想象中，有时又成了他的狱卒、拷问者和刽子手。
源于这位苏维埃领袖的最轻微的批评，会把西蒙诺夫驱入苦难的深渊。1948年，西蒙诺夫的中篇小说《祖国炊烟》（Dym otechestva）受到《文化与生活》（Kul’tura i zhizn’）的野蛮攻击。这是一份宣传鼓动部的主要杂志，背后有斯大林撑腰。西蒙诺夫得出结论，斯大林肯定“极不喜欢这一故事”。他既惊恐，又沮丧，实在弄不清错在哪里，这还是他最心爱的作品之一。他后来告诉朋友：“创作时，我以为自己在向党也是在向斯大林本人履行职责……在我眼中，他是战争结束两年后至高无上的权威。”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一名共产党老军人，1947年从国外返回苏联，确信自己已尽了对国家的职责，只想在战后的艰辛中重建私人生活。那篇小说准确刻画了当时的普遍心态，绝对是一部爱国小说，对苏联和美国之间作了很多比较，均有利于前者，但也有些坦率的对白，特别是当时避而不谈的1946至1947年的饥荒（直到赫鲁晓夫的解冻，苏维埃文学才得以直面这些社会问题）。这是引发党的责难的关键所在，西蒙诺夫为之感到震撼。与此同时，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1947年）也受到攻击，也是斯大林发动的，也刊登于这份主要杂志，从而引起猜疑这位暴君正在筹划对作家协会领导班子的清洗。西蒙诺夫亟想了解斯大林为何不喜欢自己的作品，亟想作出修改来投合他的喜好，所以拜访日丹诺夫征求意见。但这位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大管家，一点忙也帮不上——他反而非常喜欢这篇小说——于是，西蒙诺夫下定决心，“不会再版《祖国炊烟》”。(795)
不久，西蒙诺夫收到日丹诺夫秘书的电话，问他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剧本何时才能脱稿。这两位科学家已被抹黑，斯大林指控他们向西方卑躬屈膝。在1947年5月的克里姆林宫会议上，斯大林曾向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提议，以此题材创作一部小说。他认为，需要更多的爱国文学作品，来揭批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崇拜。西蒙诺夫表示同意，但认为这个题材更适宜于戏剧。当时，西蒙诺夫正在写《祖国炊烟》，所以作了推延，尽管他曾去日丹诺夫的办公室看了有关资料，但他知道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视之为一种拖累。在西蒙诺夫看来，宣传鼓动部的攻击还记忆犹新，现在却接到日丹诺夫秘书的来电，这无疑是一个明确信号：如果及时提供斯大林在等待的剧本，斯大林就会原谅他在中篇小说中的失误。他不顾一切，亟想赎罪，在1948年初的几个月写出《外国阴影》（Alien Shadow）的第一稿。这是一部粗劣的宣传剧本，有关一名苏维埃微生物学家，因迷恋西方而背叛自己的祖国。西蒙诺夫作出可耻的政治献媚，将第一稿送交日丹诺夫审阅，再照他的指示，转交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审阅。斯大林打电话给西蒙诺夫，提供如何改写的明确指示。他表示，西蒙诺夫应该强调剧中科学家的利己主义（斯大林：“他认为，他的研究是自己的个人财产”），又应该在结尾处突出政府的善良，让卫生部长落实斯大林的命令，原谅犯错的科学家，让他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斯大林说：“这是我对剧本的意见，你需要作出调整，如何去写则是你的事。一旦你作了调整，剧本将获得通过。”西蒙诺夫按照斯大林的建议，重写了剧本的结尾，将第二稿送交斯大林，作再一次的审批。西蒙诺夫回忆：“在胁迫之下，我写得很辛苦，逼迫自己相信这样做的必要。当初如能足够坚强，抵制这种自残，我可以选择不写。30年后的今天，我仍为自己的缺乏勇气而感到惭愧。”(796)
这个事件以悲喜剧的形式落下帷幕。该剧本发表于《旗帜》（Znamia）杂志，连同其他几个剧本一起，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提名。作家协会的秘书处先行讨论它们的优缺点，再递交斯大林奖委员会。在西蒙诺夫也在场的秘书处会议上，几位同事批评剧本的结尾（斯大林的建议），所持的理由是“原谅科学家，不作任何惩罚，这显得过于软弱，过于慷慨，几乎是政治上的投降”。西蒙诺夫闭口不提他与斯大林的电话交谈。“我默默端坐，倾听同事们指责斯大林的自由主义。”该剧本后来获得斯大林文学奖。(797)
西蒙诺夫习惯于自我批评和自我审查。他写了许多信，向苏维埃领导承认错误。他曾写下好几个故事的草稿，然后锁在抽屉里，因为他知道，将无法通过审查员这一关。1973年，德国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问他，是否由于承受着压力，不得不写自己知道在政治上可以被接受的作品。西蒙诺夫承认自己身上的两重性，有时是作家，有时是审查员，一生都在互相斗争。他甚至承认，当怯懦占据上风时，会非常厌恶自己。(798)
偶尔，作为作家的西蒙诺夫也会奋起反叛作为审查员的自己，诗人也会为自己的政治良心发出悲呼。例如在1946年10月，即日丹诺夫原则的运动高潮，西蒙诺夫给《小火苗》（Ogonyok）杂志的主编阿列克谢·苏尔科夫，写去一封火冒三丈的信。之前，他曾向该杂志投送诗稿，受到苏尔科夫的删改，被删除的人名中有外国人（以爱国的名义），也有在政治上被抹黑的苏维埃人。西蒙诺夫表示，绝不赞同如此的做法，无论是在实质上，还是在原则上。献给老朋友大卫·奥滕贝格的一首诗也被删节，西蒙诺夫对此尤为不满。1943年，奥滕贝格不愿遵循克里姆林宫开除手下犹太同仁的命令，而被解除《红星报》的主编一职。奥滕贝格甚至勇敢地写信给党领导，对某些军队和许多后方地区的“肆无忌惮的反犹主义”，表述了心中的不满。西蒙诺夫坚持：“我想保留这首诗，希望它保持完整。这是献给我所敬爱的人的，我希望它维持原样。”(799)
也许，随着自己愈益牵涉对苏维埃犹太人的文学迫害，西蒙诺夫将更多意义注入自己献给奥滕贝格的诗。他一方面参与斯大林政权的镇压，另一方面又往往承受良心的责备。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这种冲突都几乎把他摧毁。所担负的政治责任给他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从他的容貌变化上就有明显的体现：1948年，33岁的西蒙诺夫似乎还是个年富力强的青年男子；仅仅5年之后，他已头发斑白，活脱脱是人到中年。他的手患上了神经性的皮肤病，只有酗酒才能让他镇静下来。(800)
在人生最后一年写成的回忆录中，西蒙诺夫忆起一件事，特别困扰他的良心，迫使他面对现实：斯大林的暴政全靠像他那样的官员的懦弱帮腔。那件事发生于1952年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议，为的是评选斯大林文学奖的得主。基本上，大家都已同意将此奖授予斯捷潘·左罗宾的小说《斯捷潘·拉辛》（Stepan Razin）。但马林科夫表示反对，称左罗宾在战争中表现欠佳，让自己做了德军俘虏。但在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左罗宾展现了非凡的勇敢，甚至在集中营里还率领一群抵抗战士坚持斗争。马林科夫发言之后，会场上一片死寂。斯大林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起方步，从一个个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和作家协会领导人身边走过，大声问道：“我们应该原谅他吗？”这既是自问，又在让大家考虑，仍是一片寂静。斯大林继续来回踱步，再一次问：“我们应该原谅他吗？”依然是一片沉默，没人开口。斯大林还是在踱步，第三次问道：“我们应该原谅他吗？”最后，还是他自己作了回答：“让我们原谅他吧。”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无辜的人的命运悬在半空：他要么赢得斯大林奖，要么被送去古拉格。虽然与会的所有作家，至少都认识左罗宾，但没人胆敢为他辩护，尽管有斯大林的一再敦促。如西蒙诺夫所解释的：“在我们眼中，这不是原谅或不原谅一个罪人，而是要不要发言，辩驳这样的指控。”它来自马林科夫那样的高官，显然已被斯大林当做真相。在斯大林看来，他已是罪人，问题只是原谅与否。西蒙诺夫回忆这一事件，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一直知道对左罗宾的指控，故意提名该书，让自己有机会安排这一出“小戏”。他很清楚，没人会有勇气为左罗宾辩护，他的目的就是想显示，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决定他人的命运。(801)
四
“反世界主义者”的运动打开了苏维埃反犹太主义的闸门。反犹太主义在俄国历史悠久，1917年后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城市的较低阶层中。对犹太商人的憎恨，就是大家不满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斯大林在攀升到权力高层时曾充分利用这样的大众憎恨。社会的低层民众对20世纪30年代的清洗抱有普遍的冷漠，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大恐怖主要受害者的党干部都是犹太人。但从总体来看，战前的苏维埃政府把反犹主义当做沙皇时代的遗物，给予了认真的清除。相对来说，苏维埃犹太人并没受到歧视或敌对的骚扰。这一切却因德军的占领而发生变化。纳粹宣传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煽起了反犹太主义的潜在力量，非犹太人口中有相当比例默默支持对犹太人的摧残，还作为帮凶参与围捕犹太人——或就地杀害，或送进集中营。甚至在苏维埃后方的偏远东部，由于西部士兵和平民的涌入，带来了对犹太人的憎恨，反犹太主义也有爆炸性的上涨。(802)
战后，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成为斯大林政权的统治思想。犹太人重被认作“异己的外人”、潜在的“间谍”和“敌人”、以色列和美国的盟友。博尔切戈夫斯基回忆，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的借口之下，“杀掉犹太佬（Yids）”的气氛四下蔓延：
“无根”、“世界主义者”、“反爱国”都是黑色百人团[13]常用的字眼——用以遮掩“犹太佬”一词的面具。如要脱下面具，直说那甜美的原始字眼，却又充满风险。黑色百人团仍是胆小鬼，反犹太主义会受到刑法的严厉处罚。(803)
扩大反犹运动的官方语言同样是遮遮掩掩的。从1948到1953年，数万苏维埃犹太人遭到逮捕、解雇，被大学开除、逐出家园，但从不讲明（从没在文书中提到）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种族。至少根据官方政策，这样的歧视在苏联是非法的。
战前，在俄罗斯主要城市的犹太人中，大部分只隐约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他们的家庭，已抛弃传统的犹太小镇生活，转而拥抱苏联的城市文化。他们放弃了犹太宗教和犹太种族，转而接受以苏维埃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新身份。他们认为自己是“苏维埃公民”，融入苏维埃社会，攀升到1917年以前遭禁的位置，只是在家里仍保留犹太人的风俗、习惯、信念。战后的反犹运动，迫使他们重又把自己当做犹太人。
盖斯特一家是典型的犹太人，离开栅栏区，在苏联找到新家。阿隆·盖斯特被捕于1937年，之前曾是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妻子拉希尔·卡普兰是重工业人民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师。女儿伊娜和纳塔利娅从小就学做苏维埃公民，沉浸于俄罗斯文学的普遍文化和理念之中，几乎意识不到莫斯科家中的犹太人痕迹——仅有他们吃的食物、苏维埃节日期间的家庭礼仪以及外祖母叙述的反犹大屠杀旧事。1944年，伊娜注册为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生，晚上在教授的实验室打工，以此自给并帮助母亲。1945年，伊娜的母亲获释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在莫斯科东北100公里之遥的科尔丘吉诺镇定居。1948年，伊娜的妹妹申请莫斯科大学遭拒。伊娜想找出原因，党委书记叫她到申请表格当中去找。原来，纳塔利娅在民族一项填了犹太人。[14]伊娜说，这是她首次意识到自己的犹太出身。一名考分较低的俄罗斯男孩取代纳塔利娅，进了莫斯科大学，后来成为一名教授。
1949年4月，伊娜在大学为自己毕业论文答辩时遭到逮捕，被裁定为“人民公敌的女儿”，判处5年，流放去哈萨克斯坦。她在那里的波罗沃耶地区找到一份教师工作，那是一个荒凉、偏远的草原小镇。两个月之后，纳塔利娅也被捕，因为她在莫斯科师范学院加入共青团的申请表格上，没填上父母的被捕。她是在1948年被接纳成为该校学生的。她保留了一张父亲的照片，而不是公开背弃他，这在审讯员看来，无疑是“社会危险分子”的认罪。纳塔利娅也被判处5年，流放去哈萨克斯坦。结果在波罗沃耶地区，她、伊娜和赶来相聚的母亲团聚在一起。(804)
维拉·布龙施泰因1893年出生于乌克兰西部的犹太家庭，1907年尚是小女生时，就在敖德萨加入布尔什维克，成为地下革命活动的积极成员，曾参与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在莫斯科的夺权。她与一名俄罗斯工人结婚，1926年生下女儿斯韦特兰娜，1928年离开丈夫（原来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因为他威胁要举报她为“托派分子”。维拉在国家档案馆工作，又在红色教授学院攻读历史，继而成为历史教授；从1938年起，她向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士兵，讲授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维拉和女儿未受大恐怖的波及，一直享受着苏维埃精英的舒适生活，直到1948年。其时，维拉因前夫的举报而遭逮捕，被裁定犯了“反革命活动”罪，判处5年，被送去波特马劳改营。斯韦特兰娜此时已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兼共青团积极分子。她面临被开除的威胁，更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她揭发其他学生和教授为“犹太民族主义者”。但她予以拒绝，不愿相信有关“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她很天真，甚至写信给斯大林，抱怨大学里犹太学生受到的歧视。此举导致自己在1952年被捕，判处10年，被送去维亚特卡劳改营。(805)
奥莉加·洛普提娜―爱泼斯坦1913年出生于犹太家庭。全家人在1917年之后，离开法定犹太区，搬至波尔塔瓦。20世纪30年代初，她本人搬到列宁格勒，与来自法定犹太区的犹太人鲍里斯·爱泼斯坦结婚，成为列宁工厂的会计；儿子马克出生于1937年。战争期间，奥莉加和儿子疏散到车里雅宾斯克。1944年，鲍里斯阵亡于白俄罗斯前钱。1945年，再婚的奥莉加和新丈夫，带着马克回到列宁格勒。这座城市的住房长期紧缺，幸亏奥莉加的弟弟在内务部工作，帮助找到共用公寓中一个小间。他们的邻居大多是工人，抱强烈的反犹态度，经常会在争论中表露出来。马克回忆：“那座公寓像是一个种族仇恨的火药桶，随时都会爆炸。”
邻居经常酗酒，每当有什么投诉，就会向我们发泄粗口、诅咒、威胁，叫我们搬去巴勒斯坦。然后，妈妈就会对纯俄罗斯人的继父说：“科利亚，为什么不去管管你那帮部落主义者？”公寓内的气氛恶劣，有时威胁变得煞有介事，母亲就会上访党总部[在公寓对面的斯莫尔尼学院]，但她的投诉从来没有效果。
马克在学校里被人欺负，其他孩子都拒绝坐在这位“肮脏的犹太佬”旁边。他住的大楼，大门上画有“犹太佬”的字眼。奥莉加多次向学校当局抱怨，甚至写信给党的领导，都无效。向内务部提出投诉，也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她的弟弟连同许多内务部的犹太雇员，都因列宁格勒案件而被逮捕。奥莉加出于焦虑而生病，从1949到1953年，连续几次心脏病发作，几乎成了残废人。第二任丈夫死于1955年，之后，她完全依赖儿子。母子俩继续生活于同一公寓，周围是同样的反犹邻居，直到奥莉加在1987年去世。马克65岁时才结婚，方才搬走。(806)
反犹运动也大大影响了拉斯金家庭。1943年，拉斯金一家从战时疏散地车里雅宾斯克返回莫斯科。塞缪尔和贝尔塔住在长女法尼娅在阿尔巴特区的公寓，再加上热尼娅的儿子阿列克谢和妹妹索尼娅（热尼娅仍住在祖博夫广场的自家公寓）。塞缪尔重操贸易旧业，向国营的食品商店系统供应咸鱼。法尼娅继续在拖拉机工业的管理部门工作。索尼娅在莫斯科庞大的专造汽车的斯大林工厂上班，很快晋升为金属和技术供应的主管。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战后的斯大林工厂引进了新技术和高级钢材，大批量生产轻型汽车和卡车，索尼娅对工作非常投入。她的丈夫恩斯特·扎伊德勒是匈牙利共产主义者，曾在共产国际工作，1937年12月被捕并遭枪决，没有子女。热尼娅担任电台编辑，竭尽全力照料体弱多病的阿列克谢，不愿向西蒙诺夫求助，伸出援手的反而是自己的父母。西蒙诺夫的父母时有帮忙，1947年带阿列克谢去海边度了长假，帮助调养他的结核病。(807)
西蒙诺夫只花很少的时间在阿列克谢身上，每年只有一次或两次见面。他的母亲亚历山德拉经常需要提醒他别忘了给阿列克谢写生日贺信。1952年，阿列克谢13岁生日那天，西蒙诺夫的电报未能送到儿子手中，他只得补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阿廖沙！
我一直不舒服，也没在莫斯科。我到今天才意识到，由于误会，我为你生日而写的电报竟没有送出……我对你的未来充满信心，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希望你会长大、成为我的一个“小朋友”。过去的一年使你更加靠近这一目标……我每周两次走过莫斯科大学的新大楼；我一直认为，你总有一天会在那里上课。然后，你会踏上你的工作征程——奔赴国家派遣你去的地方。欢乐的召唤在等待着你，以及像你那样的数百万儿童。心怀喜悦，向往这一天；工作愉快，欢迎这一召唤……(808)
对这封信的拘谨刻板，阿列克谢并无不适之感，父子之间的交往历来如此。由于只有很少的通信，他珍惜其中的每一封。父亲的信通常是打字机打的，这意味着它们是父亲口述给秘书的，都是谆谆教导的口气，与其说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信，毋宁说是党干部的公函。下面这一封写于1948年的夏天，其时，阿列克谢仅8岁：
亲爱的阿廖沙：
我收到了你的信和绘画。至于绘画，在我看来，还真不错，特别是那只小公鸡。但目前还不是骄傲的时候，记住，父亲在你这个年龄可以画得更好。所以你必须加倍努力，迎头赶上。我希望你对争取高分的允诺，不只是纸上谈兵，而会很快变成现实。我将会为此而感到非常高兴。(809)
阿列克谢记得父亲经常告诉他，“血缘”在他看来没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他的“民主原则”之一，同事、下属、家人都一视同仁。阿列克谢承担了父亲这些原则的代价。他不明白，颇受他人欢迎的著名父亲，留给自己的时间却这么少。父亲仅有几次来接他出去；阿列克谢每次都感到尴尬，长时间保持沉默，但父亲从没注意到他的不安。1947年春天，西蒙诺夫从美国带回一套西装（棕色的外套、短裤和一顶帽子），送给儿子。阿列克谢并不喜欢短裤——穿上时，会遭到院子里其他男孩的嘲笑，甚至殴打——所以将它藏进抽屉。几星期后，一辆政府轿车来到祖博夫广场的公寓前，要接阿列克谢去看一年都没见面的父亲。阿列克谢的外祖母贝尔塔特意让他穿上棕色西装，以示他很喜欢父亲的礼物。其他男孩聚在院子里查看轿车，众目睽睽之下，阿列克谢走出了家门，坐进轿车，被带到西蒙诺夫包房招待朋友的大酒店。父亲让7岁的男孩面对人群，“报告”过去一年在学校的成就，听完之后再推出一个惊喜：白衣白帽的厨师走进来，手捧盛有“惊喜蛋饼”（由冰淇淋做成）的大银碟。阿列克谢留下来吃“蛋饼”，父亲则与朋友们交谈应酬。在阿列克谢眼中，父亲似乎是“全能和神奇”的。西蒙诺夫后来转向儿子，问他是否喜欢身上的西装，阿列克谢给了一个很礼貌的回答。过不多久，阿列克谢又被送回家——如他所回忆的，“等待下一次与父亲的见面，也许1个月，也许6个月，取决于他政府工作的繁忙程度”。(810)
至于对阿列克谢的忽视，除了母亲亚历山德拉，唯一敢于批评西蒙诺夫的就是索尼娅。1947年10月，索尼娅写信给西蒙诺夫。阿列克谢又一次发病，急需拉斯金一家无法获得的营养品和药物：
塞缪尔和贝尔塔，索尼娅，热尼娅和阿列克谢，摄于1948年左右
我不得不第二次提醒你，应对儿子负责（仅是第二次？），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你让自己变得漠不关心，其程度令我吃惊。相信我，如果不是出于你的孩子的必需，我和热尼娅都不会来找你。要你帮忙，我们都感到颇不自在——完全是你的缘故——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任凭阿廖沙受苦受难。如果处于不同的情形，我会把你彻底忘掉，甚至会阻止你的儿子去爱一个不愿为他牺牲两小时的父亲。关于这一点，我以前曾向你提过。(811)
1950年5月，索尼娅被捕，单独关在莫斯科的列福尔托沃监狱，因斯大林工厂一案而接受审讯。该厂的犹太工人被指控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这源于1948年该厂工人组队前往莫斯科的犹太剧院。斯大林工厂有相当数量的犹太工人，大多是工程师和行政人员，向来支持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和以色列建国。他们的文化活动，更得到了工厂副主管亚历山大·济蒂诺夫的鼓励，他还让美国驻苏大使前去参观。这已足够让国安部炮制出一个“斯大林工厂反苏维埃集团，成员是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向美国透露工业机密。推动调查的是赫鲁晓夫，他自1949年12月起，担任莫斯科的市委第一书记，很有可能是在执行斯大林的指示。斯大林已在担忧犹太人的“间谍”和“阴谋者”无处不在。受军事法庭的定罪，济蒂诺夫成为后来被枪决的14名“领导者”之一。这个工厂的100多名犹太工人，外加其他工厂的数百名犹太工人，被送去各个劳改营。(812)
索尼娅被判处25年的苦役，送去远北地区的沃尔库塔劳改营。法尼娅和热尼娅在塞缪尔和贝尔塔的面前隐瞒了苦役期限，只说是5年，因为担心真相会使他们绝望。索尼娅去了沃尔库塔的砖厂，以她一贯的充沛精力和主动性投入工作。即使身在古拉格，她仍完全致力于苏维埃的工业事业。索尼娅获得奖励，成为劳改营的图书馆员，那是一个让人称羡的工作，但在家书中，她经常流露自己的无奈：如果不是整理书籍，而是充任资深的工业家，她本可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索尼娅的被捕给塞缪尔的健康状况造成很大影响。据法尼娅说，在她流放期间，塞缪尔似乎承受了巨大的悲伤。索尼娅被捕时，塞缪尔71岁。以前，他一直非常开朗愉快，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女儿被捕后，他变得年迈体衰，再也无法以原先的步调工作。不过，家庭传统仍然继续，其后5年中的每一个星期日，家人和朋友仍像往常一样，为著名的“拉斯金晚餐”而聚在一起，贝尔塔继续准备可口的犹太菜肴，塞缪尔继续举行他的厨房议会。西蒙诺夫从未出现，但他的父母经常露面。法尼娅回忆：“他们与众不同，来自不同的阶层，与我们的父母倒相处融洽，他们喜爱热尼娅和阿列克谢。”晚餐的开幕祝酒词始终相同：“为了她的归来！”如果索尼娅的信恰恰在过去一周收到，就会被大声念出，聚集的客人展开讨论，总是会掉眼泪。每个人都会向索尼娅表示问候，由热尼娅执笔写入回信。
20世纪50年代初，许多劳改营的条件开始有所改善。古拉格管理员想方设法促使囚犯作出更大努力，像索尼娅那样的模范员工，每周一信并不出奇。审查员仍然检阅通信，但依据较为宽松的规则，囚犯和亲人的交流可能有久违的坦率。有时，索尼娅甚至获准给家里打电话——家人太激动了，以致语无伦次。在一次这样的电话之后，热尼娅写信给索尼娅：
热尼娅（左）与索尼娅，1952年摄于沃尔库塔
我亲爱的姑娘，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尤其是妈妈和爸爸，这是何等的高兴，你简直无法理解。这使他们更容易坚持到你归来。爸爸浑身颤抖，第一分钟内简直说不出一句话。他们听到你声音时的幸福感，无法以言语来表述……阿列克谢——长……得这么高，你都快认不出他了——跟你说话时显得紧张，所以他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他谈及有关剃须的蠢话，随后又为之沮丧起来。
1952年，热尼娅去沃尔库塔探望索尼娅。允许亲属探视囚犯是古拉格系统放宽政策的一部分。热尼娅是沃尔库塔首批探访者之一，离家前夕，要求西蒙诺夫前来祖博夫广场的自家公寓。阿列克谢无意中听到父母的对话。热尼娅很害怕可能会遭到劳改营的拘留（囚犯亲戚中普遍存在的恐惧），便要西蒙诺夫作出庄严的承诺，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将儿子留在塞缪尔和贝尔塔的身边，直到她归来。热尼娅是生活中的外交官，具有非凡的能力，与各种人都能友好相处，不作自己的评判。但在这个问题上，她却非常坚定——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阿列克谢不能与西蒙诺夫一起生活。
热尼娅从不为自己向西蒙诺夫提出要求。1951年，电台行业出现了对犹太人的大清洗，她也被解雇，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她向几十家文学杂志和报纸查询工作机会，并送上自己的文章，以图发表，但从没向西蒙诺夫求助。不过，为了索尼娅，她什么都愿做。其时，热尼娅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争取索尼娅的获释，她写信给所有的有关当局——包括判处索尼娅的军事法庭、负责审查该案件的军事检察官甚至《真理报》编辑部，以伸张正义。到最后，热尼娅才转向西蒙诺夫。过去6个月当中，她数次与他见面，希望得到相关的信息和建议。但西蒙诺夫不愿介入，热尼娅写信给索尼娅说：
你无法想象科斯佳[西蒙诺夫]的变化，我们曾熟悉的他已不复存在。过去几年中，我很少见到他，每次见面永远都不会超过几分钟。所以他的新性格，让我大大吃惊——你一定也会有同感……原因不在于他的年纪越来越大（他仍算年轻），也不在于他因经验而变得更聪明，更不在于他的高级地位和收入。不，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科斯佳承诺，我们将得到需要的信息。我认为，值得等待，因为这些信息很可能是可靠的，但他迄今未做。毫无疑问，他太忙了……他本可做得更多，但——愿上帝与他同在——让他去过安静舒适的生活吧。我已不再尊重他。
但从西蒙诺夫的角度考虑，即使他想出手干预，可能也无济于事。当然，这也是拉斯金家其他人的看法，所以继续以热情和尊敬相待。在罕见场合中，他们见到他，从不提索尼娅的事。法尼娅解释：“我们知道，他与斯大林走得很近，可以讨一个人情。但我们中没人提起——我们只是不想让自己走到这一步。”(813)
反正，西蒙诺夫已纠缠于斯大林的反犹运动，即使想帮拉斯金一家，可能只会让自己陷入困境。西蒙诺夫1950年接管《文学报》，就收到克里姆林宫的指示，要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中，向它的立场靠拢。以前的主编太软弱，斯大林现在要依靠西蒙诺夫将这份富有影响力的报纸改造成党的先锋队，在苏维埃文化中开展“反资产阶级异己分子的斗争”。西蒙诺夫一走马上任，就以“工作表现差和政治错误”的名义，开除了该报11名工作人员（全是犹太人）。在他的掌控下，该报定期发表文章和社论，积极开展“思想斗争”，以反对“世界主义者和对西方的奴颜婢膝”，个中的反犹太主义昭然若揭。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的初期，西蒙诺夫曾是“温和派”，此时看来，正在变成强硬派一员。他一直坚持这个立场，直到斯大林政权的终结。1953年3月24日，即斯大林逝世的两个多星期之后，西蒙诺夫还代表作家协会的秘书处，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列举需要开除的犹太作家（称之为累赘）。之后，他还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坚持要清洗他的老朋友和战友亚历山大·克里维斯基——其时担任《文学报》的国际部编辑。根据举报信，清洗的理由是“某些履历事实”，以及克里维斯基对犹太民族主义者缺乏警惕。(814)
警惕就是西蒙诺夫试图展示的。反犹太主义者似乎得到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发起了一系列攻击。西蒙诺夫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只好作出惯常的应对：拼命证明自己的忠心耿耿。反对西蒙诺夫的运动始于1951年，牵涉到犹太作家可否使用笔名的公开争论。斯大林在讨论斯大林文学奖的会议上询问，作家奥列斯特·马尔采夫为何不用自己的犹太名字（罗温斯基）；并提出建议，从今以后，在所有正式表格中，使用俄罗斯笔名的人必须在括号内列出自己的犹太名字。[15]这其实是沙皇时代的官方习惯，当时的犹太人和革命者被视作一丘之貉，但1917年之后，这种做法被认作反犹主义，已经废弃。自1949年以来，苏维埃报刊开展了有关笔名的广泛讨论，其中的强硬派敦促重启披露犹太名字的旧制度。1951年2月，《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米哈伊尔·布本诺夫的文章（《笔名仍有必要吗？》）。这是一篇卑劣的文章，带有公开反犹的色彩。布本诺夫嘲弄犹太作家的笔名，指责他们是“逃避社会的变色龙”。西蒙诺夫以《文学报》主编的名义作出回应，声称使用笔名是私人选择，他援引20世纪20年代的相关法律，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康斯坦丁（基里尔）·西蒙诺夫”。这是一个勇敢的举动。《共青团真理报》随即登出声援布本诺夫的文章，执笔者是赫赫有名的《静静的顿河》作者米哈伊尔·肖洛霍夫。西蒙诺夫怀疑，真是肖洛霍夫写的吗？他很想打电话单独问他，究竟承受了何等压力，但到最后还是放弃了。相反，他在《文学报》写了第二篇文章，指责肖洛霍夫和布本诺夫只是在作“廉价的煽情”，并声称就此停笔，不再多写一字。(815)
但其他成千上万的人继续发表各自的见解，新闻界收到雪崩般泻来的读者来信，有些人支持西蒙诺夫——其中有许多犹太人，其余的则选择匿名。但是，大多数来信赞同布本诺夫。在他们看来，在苏联没有使用笔名的必要，“不管是哪一个种族，大家都一律平等”，除非犹太人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许多来信具有强烈的反犹色彩，指责西蒙诺夫充当“犹太人的辩护人”。(816)
此时还兴起一个反西蒙诺夫的谣言运动，有传言称他是犹太人。作家协会的主要成员阿列克谢·苏尔科夫，对反犹运动持反对态度，在1952年的年尾来找西蒙诺夫。他告诉西蒙诺夫，过去一年中，他曾参与中央委员会高层官员的几次讨论，因为收到一系列的举报，揭露西蒙诺夫是“秘密犹太人”。有人称，他的真名是西蒙诺维奇，实际上是“奥博连斯卡娅伯爵夫人”庄园上犹太工匠的儿子，嗣后获得伯爵夫人的收养。还有人称，他是来自圣彼得堡受过洗的犹太人的儿子。他们还纷纷指点他的“犹太外表”和化名（以康斯坦丁代替基里尔）。一开始，西蒙诺夫不予理会，认为这些谣言极其荒谬：他母亲是公主，不是伯爵夫人，更没有庄园。到后来，资深党员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的举报，也提及“西蒙诺维奇”的传言。他指责西蒙诺夫在《文学报》提拔犹太编辑人员，其目的就是要将之改造成“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1953年1月，威胁气氛愈益急迫。苏尔科夫再次造访西蒙诺夫，透露作家弗拉基米尔·克罗日科夫告诉自己，已有证据表明，莫斯科有一个文学团体，与东欧、苏联各地的犹太民族主义者都有联系。据克罗日科夫所说，这个团体的负责人就是西蒙诺夫。苏尔科夫告诉西蒙诺夫这一切，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因为克罗日科夫曾要他发誓保密。苏尔科夫警告：“有一些王八蛋正在四下挖你的墙脚，为你挖掘坟墓。”(817)
在这一段时间，反犹活动也抵达高潮，最后一幕是荒谬的“医生事件”，起源于1948年。当时，同时也为国安部工作的克里姆林宫医院医生利季娅·季马舒克，在日丹诺夫死前两天写信给斯大林，声称有关医生疏忽了日丹诺夫的严重病症。该信并没引起注意，被束之高阁。3年后，斯大林却用它来指控克里姆林宫医生属于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涉嫌谋杀日丹诺夫和其他苏维埃领导人。给日丹诺夫治病的医生都不是犹太人，为了将日丹诺夫的死亡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连接起来，斯大林只得另想计策。医生阴谋的凭空捏造，全靠雅可夫·埃廷格尔医生的屈打成招。他是杰出的诊断专家，曾向亲友说出自己的反苏维埃思想，于1950年11月被捕。埃廷格尔供认自己是犹太民族主义者，还受到国安部主管维克托·阿巴库莫夫的保护，后者于1951年7月被捕。之后，数百名医生和国安部官员被捕，受尽折磨后纷纷招供。斯大林凭此编造出一个巨大的跨国阴谋，内有医学界、列宁格勒党组织、国安部和红军中的苏维埃犹太人，外有以色列和美国。整个国家似乎要返回1937年的氛围，让犹太人扮演“人民公敌”的角色。1952年12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说“每一个犹太人都是潜在的美国间谍”，从而使全体犹太人成为他的恐怖运动的对象。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遭逮捕，被逐出工作单位和家园，成为“无根的寄生虫”，从主要城市流放到苏联的偏远地区。斯大林下令在远东建造庞大的新劳改营，收留所有的犹太人。在整个苏联地区，人们都在诅咒犹太人。病人拒绝看犹太医生，迫使他们歇业，很多人只好出卖体力挣钱。有人造谣惑众，称医生在自己病房杀害婴儿，孕妇因而躲避医院。人们写信给报刊，呼吁苏维埃当局“清除寄生虫”，“从聚有太多犹太猪的那些大城市，把他们赶出去流放”。(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