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这个歇斯底里的高峰期，斯大林死了。
五
斯大林中风了，不省人事躺了5天，死于1953年3月5日。如果第一天就把医生请来，他可能还有救。但在医生事件的恐慌之中，斯大林小圈子里没人敢自作主张。斯大林的私人医生曾说他需要休息，反而被上了酷刑。如果斯大林从昏迷中醒来，发现床边的医生，可能会视召来医生的决定为不忠的表现。(819)这真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讽刺，斯大林因自己的政治而迅速去世。
斯大林逝世的当晚，西蒙诺夫参与克里姆林宫的苏维埃领导会议，列席会议的是300名最高苏维埃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家都知道局势的严重，大多数代表早早来到斯维尔德洛夫厅。西蒙诺夫回忆：“我们互相知晓，互相认识，在工作场合相遇过多次。”
我们并肩坐在那里，互相对视，但没人说话，没人向任何人问起任何事。在我看来，甚至没人觉得有开口的必要。[会议]开始之前，大厅里一片寂静。如果没在那里亲自坐了40分钟，我都不敢相信，300余人挨得这么近，却能不发出一点声响。
最后，主席团[16]成员入席，宣布斯大林已奄奄一息。西蒙诺夫得到的强烈印象是，除了莫洛托夫，这个小圈子的其他成员都为此松了一口气：这可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也可从他们的语调中听出。(820)
西蒙诺夫从克里姆林宫直奔《真理报》办公室，正与主编交谈时，收到斯大林的死亡通知，尽管已有预料，这一消息仍令他震惊。西蒙诺夫回忆：“我内心打了一个寒战，自己生命中的某部分已经结束，说不清楚的新部分开始了。”那一刻，他突然觉得，需用诗歌来记录自己的思绪。他不知道是否写得出，但他确定自己无法做其他任何事。他回到家里，开始动笔：
我写了最初两行，突然，出乎意外地，一下子泪流满面。我现在仍可否认，因为我并不喜欢眼泪，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但只有那些眼泪，才能正确表达我当时经历的震撼。我哭，不是因为悲伤，也不是因为对死者的遗憾。它不是多愁善感的眼泪，而是震撼过后的眼泪。发生了一场革命，其影响如此巨大，必然有身体上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沉淀成了俘获我几分钟的痉挛哀泣。
西蒙诺夫后来与同行们交流，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许多人追随他的榜样，写下对斯大林死亡的衷心哀悼。看起来，以广为不同的方式经历斯大林统治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悲伤。斯大林去世的当晚，西蒙诺夫写道：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难忍的痛苦和悲泣，
无法用词句来叙述
如何为你哀悼，斯大林同志！
20世纪30年代背弃自己家庭的“富农”之子特瓦尔多夫斯基写道：
在这大悲痛时刻
我无法找到哀辞，
来充分表达
全体人民的损失……
供人瞻仰的斯大林遗体
甚至在大恐怖时期入狱两年的奥莉加·贝戈尔兹，也为虐待自己的人写下挽诗：
我们的心脏在出血……
我们自己的最亲爱的人！
抱着你的头颅，
全国都为你流下斑斑泪痕。(821)
向大众公布斯大林死讯是在3月6日，3天后举行葬礼。当中这段时间，他的遗体停放在红场附近的圆柱厅供人瞻仰。前来表示敬意的真是人山人海，首都的中心挤满了来自苏联各个角落的送葬者，数百人死于踩踏事故。西蒙诺夫中选担任斯大林遗体的护卫，有机会观察普通百姓走过遗体时的反应。他在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不知如何准确地描述现场——如何以文字表达。并非每一个人都在哭喊，也并非每一个人都在抽泣。但不知何故，每一个人都展示了深刻的情感。大家排队走过，第一次看到灵柩中的斯大林的一刹那，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某种精神痉挛。(822)
这种“精神痉挛”，整个苏联都能感受得到。马克·拉斯金没有理由热爱斯大林，但听到死讯时仍泣不成声。他为自己的感伤感到惊讶，归因于斯大林曾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了巨大影响：
我成年后的时光都在斯大林的阴影下度过的——列宁死于1924年，当时我16岁——我所有思想，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我等待他的指示，所有的疑问向他提出，他也给了全部的答案，既简洁，又精确，没有丝毫的怀疑余地。(823)
在拉斯金的同龄人或更年轻的人眼中，斯大林是他们的道德基准。不管他们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际遇如何，在他去世后，一定会有迷失感，其自然反应就是他们的悲伤。
有些大恐怖的受害者也对斯大林的死亡感到真正的悲哀。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听到这个消息时，也泪流满面，尽管她丈夫于1937年被捕，自己最美好的时光却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度过。女儿安吉丽娜追忆母亲那一天回家时的情景：
母亲、姐姐、外祖母，她们都哭了。外祖母说，如果死的是自己，而不是他，岂不更好。她比斯大林大4岁，热爱他，经常给他写信。她认为，允许自己写信给女儿[身处劳改营]的是斯大林，从而使得全家破镜重圆……外祖母不断地说：“如果我死，他活，岂不更好。”我没有反驳——我也热爱斯大林。但到今天[2003年]，我只想对她说：“外祖母，你都在说些什么呀？”她自己承受这么多苦难：女儿被捕，外孙女被送进孤儿院，女婿遭枪决，作为神父的丈夫也受迫害……但她却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斯大林。(824)
但对观念在早年即已形成的老一辈人来说，斯大林的死亡同样可以成为欢庆的理由。
斯韦特兰娜·斯比特涅娃1937年出生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巴尔瑙尔。父亲在她出生之前即已被捕，枪决于1938年。母亲来自鄂木斯克，1917年之前她的家人一直在那里参与社会民主运动。母亲的16名亲属在大恐怖中被捕，除了斯韦特兰娜的外祖母，其余的要么被布尔什维克枪毙，要么在劳改营丧生。斯韦特兰娜对此知之甚少，从小就学做苏维埃的模范女生，像所有女生一样，热爱斯大林。宣布他去世的那天，她从学校回来，头发上系有黑色缎带，学校里办的哀悼仪式——孩子们以棕榈叶和白色百合花装饰斯大林的肖像——深深打动了她。她回忆：“我们全都哭了，认为这已是世界末日。”回家后，斯韦特兰娜爬上屋顶，那是她喜欢独处的地方，结果发现外祖母也在那里：
她坐在那里，静静地哭，以我从没见过的方式划十字。看到我哭肿的眼睛，她说：“别担心，亲爱的，我因幸福而哭。因为他杀了我的家人：儿子、兄弟、丈夫、父亲——斯大林把他们都杀了——只留下我和你母亲。”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些。然后，我们两人坐下来一起哭，既为欢乐，也为悲伤。(825)
对绝大多数苏维埃人民来说，无论斯大林的死亡意味着什么，却都不是摆脱恐惧。事实上，反而可能增加他们的恐惧，不知道未来将有怎样的灾难。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讲述了她与她的裁缝的对话，那是少数几个与她分享感受的人之一，时间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
1953年3月6日，基辅高尔基坦克工厂举行悼念仪式
我问她：“你嚎叫什么呀？他究竟给你带来什么？”她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已学会了如何与他相处。现在怎么办，又会发生什么，谁能知道呢？事情可能变得更糟……她有一定的道理。(826)
鲍里斯·德罗兹多夫与父母同住在马加丹；父亲曾是别尔津的亲信，1951年获释于劳改营。鲍里斯回忆：“斯大林去世时，大家都吓坏了，父亲也在害怕。人们担心贝利亚将上台，大家都怕他。与古拉格系统相连的是贝利亚和内务部，而不是斯大林。很多人还以为斯大林根本都不知道劳改营的真相。”(827)
维拉·布拉金的母亲崇拜斯大林，即使自己作为“富农”遭到流放，即使丈夫征入劳动大军累死于1944年。维拉回忆：“斯大林去世时，母亲并没摘下他的肖像，仍挂在墙上，紧挨父亲的照片。”在村民大会上：
每个人都在哭泣……人们将斯大林与战争的胜利、物价的降低以及配给供应的终止连接在一起，认为生活将会慢慢好转。现在则担心，将会变得更糟。
许多农民产生类似的焦虑。“富农”的女儿克拉夫蒂娅·罗别尔尤娃回忆：“战争期间，我们的生活变得异常困难。但在最近几年[斯大林去世前]，生活有所改善。斯大林逝世时，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很害怕。”(828)她是在劳动大军中度过战争岁月的，然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集体农庄工作。
担心斯大林的去世将导致新一轮的大规模逮捕，使许多家庭坐立不安，尤其是曾在大恐怖中失去亲人的家庭。埃尔加·托尔钦斯卡娅记得：
我们家的普遍反应是，“接下来会是怎样？”我们害怕政府，不知道应该期待什么。我们提心吊胆，它可能以更多的逮捕来
报复斯大林的死亡。(829)
等到“医生事件”被揭露为政府的向壁虚造，恐惧气氛才开始减弱。揭示真相的决定似乎来自贝利亚，3月5日接管权力的“集体领导”以他为首——他不赞成反犹太主义运动，如果确实发生了“医生事件”引起的国安部清洗，他自己会是潜在的受害者。尽管安全警察的出身使广大民众对他心怀恐惧，贝利亚却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家。他想废除古拉格系统（以经济效率低下的理由），结束苏维埃警察的酷刑，扭转乌克兰西部、波罗的海地区、东德的苏维埃化，铲除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认为，这样一个计划将为自己的独裁统治赢得广泛的支持。4月4日，贝利亚取消对“医生事件”的调查。《真理报》宣布，“不正当调查”的负责人已经被捕，将承担“刑事责任”，但大众的舆论五花八门。根据《真理报》收到的工人来信样本，许多人继续相信：权力机构的幕后仍有“难以捉摸的敌人”；医生的平反本身就是“犹太人影响”政府高层的标志（“斯大林同志不在了，我们的政府就向犹太人低了头”，等等）。但也有人激怒于对犹太医生的恶意中伤，要求对不公正的逮捕作出解释。(830)
对托尔钦斯基家来说，“医生事件”的结论是巨大的解脱。他们视之为强有力的证据，所有的“敌人阴谋”都是国家捏造的，不必再担心新一波的逮捕。埃尔加逃脱恐惧的羁绊，信心大增，开始仗义执言，反击一直欺负自己的人。埃尔加在列宁格勒的民族博物馆担任助理，有一个资深同事，名叫玛丽亚·涅斯捷罗娃。她是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又是“可怕的反犹太主义者”，极力支持“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举报了博物馆数十名犹太员工，其中有些因此被解雇。在“医生事件”的集体歇斯底里之中，涅斯捷罗娃对犹太人的指控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譬如，她告诉大家，犹太医生接生的婴儿都呈蓝色，就是因为他们的血液已被犹太人吸走。埃尔加明白，与显然憎恨自己的涅斯捷罗娃争执，毫无意义；她更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所以一直保持沉默，宁愿退避三舍。“医生事件”的真相暴露出来之后，埃尔加一改常态，起而与她针锋相对：
我打开天窗说亮话，挑明她是在胡言乱语，她讲的一切都是鹦鹉学舌，来自排队购物者的八卦……玛丽亚开始威胁我：“你知道我的厉害吗？你给我闭嘴！”然后，我不知从哪里找到回嘴的勇气：“得了吧，别威胁我，我根本就不怕你。”(831)
为斯大林的死亡而感到喜悦的人，大多过于谨慎，不会在公共场合流露，任何的高兴必须遮掩起来。克拉斯诺达尔城的工人季娜伊达·贝利科娃回忆，斯大林去世时，镇上的许多知识分子，包括医生、教师甚至党干部，都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克拉斯诺达尔城的追悼会更像一个节日，他们摆出悲伤的面孔，但眼中却闪烁着兴奋，互相打招呼时却有微笑的暗示，他们内心的喜悦昭然若揭。”(832)
盖斯特家人听到斯大林去世的消息时，仍在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伊娜在担心受到“医生事件”的牵连，担心自己再一次被捕。3月6日，她母亲拉希尔从商店买回一公斤白糖。以前，店内从来没有白糖出售，但由于某种原因，那一天却有供应。定居地的居民没人敢去买，担心被视作庆祝的证据。但拉希尔却认为遇上了好运，应该无妨。女儿们看到她买的糖，反而吓坏了。伊娜回忆：“我们赶紧抱住可怜的妈妈，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她怎能在这种日子买糖呢？人家会作何联想呢？可怜的妈妈！恐惧已让我们失去了理智。”(833)
在古拉格劳改营和殖民营，斯大林的去世受到毫不掩饰的欢迎。当然也有例外，有的劳改营特别警惕，或有举报人的存在，阻止囚犯们流露他们的真情。一般来讲，斯大林去世的消息都遇上了自然迸发的喜悦。因塔劳改营的尤里·敦斯基和瓦莱里·福雷德，3月6日与他们的朋友诗人斯梅利亚科夫见面，准备组织一次午夜聚会。他们无法获得任何酒类（每个人都想在那一天小酌），只好买来一包糖果，“统统吃光……好像我们是参加茶会的小孩子”。在维亚特卡劳改营，维拉·布龙施泰因和难友们听到消息后，便放下工具，开始载歌载舞，“我们要回家了！我们要回家了！”囚犯们普遍认为，一旦斯大林死去，自己将获得释放，充满了希望和期待。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听到这个消息时，仍在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流放地。她捂住脸，不让同事看到自己的欣喜。她开始颤抖，浑身充溢着紧张的激动：“要么现在，要么永不。一切都要改变。要么现在，要么永不。”(834)
有几个劳改营，其囚犯的期望极为殷切，到头来却没获得开释，因而发动了大规模的抗议和暴动。1953年的春季和夏初，诺里尔斯克和沃尔库塔的劳改营都爆发了大型的罢工和抗议。1953至1954年，许多其他的劳改营也有规模较小的示威。(835)这些“奴隶起义”是重要的转折点，不仅促成了苏维埃领导早已质疑的古拉格系统的废除，更是反抗斯大林暴政的第一次大规模抗议。
诺里尔斯克起义是古拉格历史中最大的一次，涉及戈尔拉格监狱的6个营区、近2万名犯人。那里是诺里尔斯克的采矿工业综合企业，工作要求特别苛刻。戈尔拉格监狱的大多数囚犯，是前红军士兵、外国战俘，以及来自乌克兰和波罗的海的民族主义者。其中很多人曾在1943至1945年抗击苏维埃军队，为此而服25年刑期。他们敌视斯大林政权，随时准备反抗，没有后顾之忧。一大批囚犯在卡拉干达劳改营参与武装起义之后，在1952年秋天被转移到戈尔拉格监狱。这些叛乱分子的涌入，对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政治心态，造成了激进的影响。戈尔拉格监狱的各区纷纷成立了专设的“罢工委员会”。囚犯列夫·内托所在的第4区，甚至出现了秘密的阅读讨论俱乐部，自称为“民主党”（又叫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这些囚犯研究列宁有关地下工作的思想，沿武装斗争的路线把自己组织起来。
斯大林的去世更增强了他们获释的希望。但贝利亚宣布于3月27日的特赦只适用于判刑少于5年的囚犯（主要是刑事犯）。戈尔拉格监狱的条件变得更加糟糕，每天工作时间延长，囚犯被迫在风刀霜剑中出工，而口粮又减少至最低限度。狱警开始残酷对待囚犯，让刑事犯向“政治犯”故意挑起械斗，然后趁机再以暴力镇压“政治犯”。从3月到5月，20多名“政治犯”遭到狱警的杀害。发生叛乱的还有其他劳改营，其中的狱警挑衅几乎肯定是为了保住古拉格系统。贝利亚已明确表示，他想废除古拉格系统，释放最危险人物之外的全部囚犯。如果无法证明释放“政治犯”将对社会造成危险，成千上万的古拉格狱警和管理员将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没了。
戈尔拉格监狱罢工委员会和地下组织中的各式囚犯，意见分歧。有人赞成起义，也有人认为这是自寻死路，最后的决策是武装起来，实施自我防卫。在车间里筹备武器的内托回忆：“我们以零碎钢料自制刀具。”虽然没有起义计划，但在这高度紧张的氛围中，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进一步的挑衅，随时都会导致造反。(836)
对列夫·内托来说，这些事件是自己政治上觉醒的高潮，那是一个漫长过程，始于1944年——其时，列夫空降于德军后方，受命在爱沙尼亚组织游击队斗争。他出生于莫斯科的爱沙尼亚家庭，一直把自己当做苏维埃俄罗斯人，只是具有爱沙尼亚的背景。他完全出于爱国心而去执行这一项任务，但在父母的故乡所亲眼目睹的（红军参与抢劫、强奸、纵火），使他重新思考：苏维埃军队究竟是不是爱沙尼亚的“解放者”。当地居民称苏维埃军队为“斯大林的土匪”，他无言以对，只得同意。
列夫遭到德军捕获，与数千名其他苏维埃俘虏一起被囚禁在战俘营。这也是一个觉醒时机。他始终相信——如苏维埃所宣传的，没有苏维埃战俘，只有逃兵。但他回忆，在这里：
像我一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成了苏维埃政权的炮灰……我开始厌恶斯大林和苏维埃制度，他们一直在欺骗我，不把我们[士兵]当人。
到1945年春天，他待在美国军队管理的战俘营，有机会对照苏维埃制度和美国人的态度：
美国人每次参加作战行动，回营后交出枪支，第二天再去领不同的枪支。但[在苏维埃军队中]我们每人负责自己的枪支，如有遗失，就会被拖进法庭，或监禁，或枪决。美国人更重视个人价值，但在我们这里，个人是分文不值的。
列夫返回苏联后，先去过滤营，再重新入伍。1948年，他被当做外国间谍遭到逮捕，被送来诺里尔斯克。他在此遇上了民主党领袖费奥多尔·斯米尔诺夫，后者促使他将斯大林政权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背离。民主党的形成，全靠非正式的信任和同志间的友情。[17]举报人永远是潜在的危险，所以没有白纸黑字，如想参加，必须有现成员的介绍，并为新人负责。在这种环境下，像列夫那样的囚犯，才能发展和表达自己的政治身份。(837)
起义发生于5月25日，因为狱警朝出工的囚犯队列开枪，抗议的罢工迅速蔓延到戈尔拉格监狱所有区域，包括女囚区，但大本营是在第4和第5区。那里的囚犯——西部乌克兰人、波兰人、波罗的海人——激进好战，业已组织起来。他们的武器有斧头、刀具、丁字镐，但主要是靠绝食，向劳改营当局施压。内托回忆：“我们的口号是‘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希望获释，决心以死相搏来争取自由。我们认为，宁可死于战斗，也不愿在这种不人道的处境中苟活下去。”这是斯大林的奴隶证明自己是公民的时候。叛乱分子把自己锁在营房里，升起黑旗，以抗议对难友的任意杀戮。每一区域各有自己的罢工领袖，但很快成立罢工总委员会，向当局提出要求。内托担任各区域之间的通讯员、协调者，那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在各区域之间跑来跑去，随时都有被枪杀的危险。(838)
罢工者的要求都与尊重和尊严有关。即使有世界末日般的口号，罢工者的要求其实相对温和，绝对没有反苏维埃。(839)他们要求狱警叫他们的名字，而不是囚服上应被删除的编号；要求拆除营房窗口上的铁窗棂；要求狱警终止殴打囚犯，杀人的狱警要受到惩罚；要求一天10小时正常工作，而不是大多数囚犯被迫从事的15小时轮班；要求与亲属自由通信，而不是一年两次。罢工委员会知道，当地的主管无法做主，便拒绝与诺里尔斯克当局谈判，要求直接与莫斯科政府谈判。几天后，即6月5日，贝利亚派出他的高级官员，前来与罢工领导人交涉。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先例。以前，克里姆林宫都以暴力来回应囚犯的要求。贝利亚的使者答应将罢工者的要求转达给政府，但呼吁迅速复工，还称他们的工作对国家很重要，获得了高度重视。这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因为罢工者最希望自己的劳动得到认可。借用内托的话语即是：
我们已作出很大的牺牲，为国家提供镍，为此而感到自豪。我们听到的这些感谢词句——那可是出自贝利亚的代表之口——好比是精神食粮，振作了我们的精神，使我们更愿妥协。只要他们把我们当人对待，当人交谈，我们愿意作出更进一步的牺牲。(840)
罢工者中出现了分歧，有人想继续罢工，有人愿意复工，希望通过合作来争取莫斯科作出让步。事实上，激进者很难真正坚持下去，更不用说获得胜利。他们被隔离在监狱区域，周围有士兵的包围，很难获得诺里尔斯克其他囚犯的支持。所以，诺里尔斯克的首席检察官在广播系统上发表讲话，要他们散开，承诺不予惩罚。大多数囚犯听从了指挥。狱警把他们分成小组，带走首要分子，允许其余的返回营房。但仍有几千人不愿就范。7月7日在第6区，1000名女子围绕一面黑旗组成人圈，里外一共4圈。士兵试图来拖人，她们就发出尖叫、吹起口哨，持续整整5个小时，最后被救火水龙头冲散。在第5区，1400名囚犯拒绝离开，与士兵展开近距离搏斗，士兵开枪打死了20名囚犯。据报道，最顽强的抵抗发生于第3区，几百名罢工者把自己锁在营房，与士兵对峙，一直坚持到7月10日。意想不到，这些叛乱分子的带头人竟是谢苗·戈洛夫科。他是北高加索地区的青年哥萨克，突然燃起内心的勇气，领导了这一场殊死的搏斗。他回忆道：“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有这样的勇气。一开始，士兵来敲门，扬言要开枪，我很害怕，一直在祈祷上帝。但是，一旦成了带头人，就不再有恐惧。”在军队接管劳改营之前，估计有500名囚犯被杀，270人受伤。(841)
罢工遭到了镇压，但劳改营从来没有真正的安定，囚犯对人类尊严的要求终究是压抑不住的。从1953到1954年，规模较小的罢工和示威仍不时发生，直到政权最后承认古拉格系统难以为继，开始释放囚犯。
[1]从比例看，波兰遭受的损失可能更大。但从绝对数字看，苏联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远大于波兰。
[2]苏维埃当局认为，有工作能力的受伤军人不算是战争伤残者。它鼓励受伤的退伍军人寻找工作——坚强起来，有助于恢复——支付小额的退休金给300万退伍军人。（B. Fieseler, ‘The War Disabled in the Soviet Union 1945–64’,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London, September 2006）
[3]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中的主角。
[4]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是一部基于现实的小说，荣获了1946年的斯大林文学奖。它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地下青年组织，活跃于被德军占领的乌克兰地区。
[5]那个人（仍然在世）后来成为列宁格勒大学的党史系主任。
[6]在1945年6月24日莫斯科的胜利阅兵式中，朱可夫骑一匹阿拉伯白色骏马，带领部队走进红场。但有一个传说称，斯大林曾打算亲自带队，却在排练中被那匹骏马甩下。这个传说可能不是真的，却表达了让朱可夫推翻斯大林的普遍愿望。
[7]沃兹涅先斯基并不提倡混合经济的恢复，只赞成取消国家对价格的控制，使之更好地反映供求。他还主张扩大合作社企业，对纺织业那样的消费行业追加投资。这两项措施，当初曾为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8]经常有人认为，日丹诺夫是温和的政治家和开明的改革者，只是在1945至1946年，随着与西方关系的恶化而输给了斯大林统治集团的强硬派，例如马林科夫。根据这种说法，强硬的文化政策是日丹诺夫的竞争对手所强加的。但档案显示，日丹诺夫并没有独立的政治思想；统治集团的政策只是在追随斯大林发出的各式信号；斯大林利用日丹诺夫，将遵奉党的反西方立场的僵化意识形态，强加于苏维埃的一切艺术和科学。
[9]西蒙诺夫基于同样的理由，奋力为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辩护。格罗斯曼的剧本《如果我们相信毕达哥拉斯学派》（If We Are to Believe the Pythagoreans），1946年9月遭到《真理报》的猛烈攻击。西蒙诺夫写抗议信为格罗斯曼辩护，所持的理由是评论家不该使用辱骂的语言，来批评战争时期一直在前线作战的作家，即使他犯了“严重的思想错误”。（RGALI, f. 1814, op.9, d.1384, l. 2）
[10]扎斯拉夫斯基很可能执笔写了1936年臭名昭著的《真理报》文章“Muddle Instead of Music”，谴责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Lady Macbeth of Mtsensk）。他曾在1929年举报自己的哥哥是“托洛茨基分子”，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经由法捷耶夫的倡议，并得到斯大林的同意，扎斯拉夫斯基和爱伦堡的名字，被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上删去。过后不久，即1948年12月，其他成员均遭逮捕。（RGALI, f.2846, op.1, dd.75, 101, 187, 310, 311）
[11]“文学败类”（literaturnye podonki）一词最先出现于中央委员会1946年8月14日的法令，用在左琴科的头上。
[12]亚历山大·博尔切戈夫斯基死于2006年5月，享年94岁。
[13]Black Hundreds，沙皇时代反犹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
[14]纳塔利娅并不是在强调自己的犹太出身。在所有正式文件中，民族或族裔出身是必须交代的问题。
[15]马尔采夫（罗温斯基）实际上是俄罗斯人，与众所周知的《消息报》犹太主编罗温斯基同姓（斯大林可能把他们混淆了）。后者因自己早期小说受到反犹太主义的攻击，而把自己名字从罗温斯基改为马尔采夫。
[16]1952年秋天，斯大林为清洗党的领导阶层预作准备，以25名成员的主席团取代政治局。
[17]列夫在民主党内的最重要朋友之一是安德烈·斯塔罗斯金。安德烈一家四兄弟，都是莫斯科斯巴达克足球队的明星。自20世纪30年代起，列夫就认识斯塔罗斯金。其时，列夫自己的弟弟伊戈尔也在踢球，只是效力对象不同，是莫斯科的迪纳摩青年队（伊戈尔·内托后来成为莫斯科斯巴达克足球队的犀利中锋，从1952年起，更担任了苏维埃国家队的队长。其时，列夫已进古拉格）。列夫深受斯塔罗斯金的影响，听来的见解都记在笔记本上。其中有一条，被列夫视作他一生的“指导方针”，却是从托尔斯泰那里借来的：踏踏实实做必需的事，做自己觉得应该的事，结果如何，听天由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