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芭1938年被捕时，女儿奥克萨娜才11岁，现在归来了，相隔9年，小女孩已成为妻子和母亲。奥克萨娜回忆：“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裂痕已经存在——有了这么多的痛苦、爱、嫉妒，又与隔阂混杂在一起；既渴求亲密和相互了解，同时又无法找到沟通语言。”柳芭想要控制奥克萨娜的生活。1948年，女儿与美国外交官发生暧昧关系，她很害怕，威胁女儿要向内务部举报，除非女儿提出分手。奥克萨娜的丈夫阿尔伯特·里希特来自德裔犹太人家庭，曾是海军军官，驻在敖德萨，已因“间谍罪”被捕，判处10年，去了马加丹劳改营。因此，新的举报很可能导致女儿本人被捕。最终，柳芭利用古列维奇的关系，让奥克萨娜充任助理，参加赴西伯利亚的地质考察队，中止了这段婚外情。
柳芭从劳改营返回，性情大变。母亲的温柔和亲情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严厉和麻木。她在外孙们的面前，从不袒露温情；如果小孩摔倒或受伤，会要他们自己爬起、停止哭泣，因为人生中会有“使[他们]真正哭泣、更为可怕”的伤害。柳芭把劳改营的习惯带回家，如与食物有关，会显得非常自私，甚至贪婪；她脾气暴躁，有时几近残忍、暴虐；在感情上拒人于千里之外。她的外孙女回忆：“她床下有一个手提箱，里面装满冬衣和干粮，以备再一次的被捕。她很怕夜间的电话和门铃，在街上看到警察也会吓一跳。”这些劳改营的伤痕镌刻在她的性格当中，她1983年临死前在最后的笔记本上写道：“从劳改营获释的人，甚至会害怕自由。一旦受过一次深刻的伤害，就会很容易再一次受伤。”(867)
很多人从劳改营归来，带回了神经过敏的习惯和偏执。艾莱娜·切尔卡索娃回家后，仍计算自己走的步伐，这是她在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养成的习惯，以此提高劳动效率，避免不必要的体力消耗。去劳改营之前，艾莱娜从没工作过，劳改营繁重的劳动使她经常筋疲力竭、饥肠辘辘。特别是战争年代，古拉格囚犯的工作摊派量提高，艾莱娜往往因无法完成任务而只能分到更少的面包。为了节省能量，她教会自己尽量少走路。亚历山德拉·菲利普娃也从劳改营带回类似的偏执：猜疑别人偷吃自己的食物。她与女儿住在共用公寓，经常会把食物藏在房间的隐秘之处，之后自己吃了，却忘得一干二净，等到后来寻觅不得，就会指责女儿或邻居偷吃了。亚历山德拉与女儿的关系越来越僵，最后竟逼女儿搬走。(868)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在儿童之家长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他在军队中度过青少年时期，后来又在各式劳改营待了15年。他在每一个机构都遇上过抢夺食物的争斗——永远是抢夺最满的杯子或盘子——学会了全不考虑他人，能抢到就是赢。他36岁那年获释于劳改营，由于从没在正常家庭中生活过，对于正常家庭生活什么都不懂。据爱上并嫁给他的维克托林娅·施韦策尔回忆，他身材高大，长相英俊，留一把大胡子，在莫斯科的文学界中被称为“来自火星的野人”。她把他引介给自己的家人，却为他的餐桌礼仪感到莫大的震惊。她不明白，他怎么可以不先向他人敬食，自顾自抢吃餐桌上所有的食物。她很长一段时间都缄口不言，终于有一天忍不住责备他怎可抢夺最后一个橙子，而没有照她家习俗留给孩子。维克托林娅回忆：“米哈伊尔回答：‘我实在不懂，没人教过我，你为什么不给我解释？’”“他并不贪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只是吝啬而已”，可能更由于自身经历而变得自私自利。她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那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爱上了一个所知甚微的男人。“必须学会再一次爱上他。这一次，他是真正的米夏，出身于孤儿院。这样，我才能真正了解他，帮助他回归正常生活。”(869)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往往很难与亲人重建亲密关系。他们在古拉格生活多年，能期望怎样的“正常家庭生活”呢？对这些人，没有辅导或精神分析；对他们身体和行为上的失调，也没人给予帮助；甚至他们一直承受的心理创伤，也得不到承认。同时，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又不甚了解自己家人这些年来忍受的紧张和恐怖。双方——从劳改营归来的和在家等待的——都有遭排拒和疏离的感觉。
由于种种原因，劳改营的幸存者发现很难开口谈论自己在“里面”的经历，即便在家人面前，也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有些人不讲是害怕惩罚（囚犯获释时被告知，不得在公共场所讨论自己的经历。其中许多人因此而担忧，即使在私人场所也不敢袒露）；其他人不讲是不想制造负担，或担心亲人不会或无法理解自己的遭遇。家长特别不敢告诉孩子，因为不愿让子女游离于苏维埃制度之外，或惹上麻烦，引起当局的注意。
即使在谈论已成为常态的家庭，父母仍在叙旧时持谨慎态度。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从科雷马劳改营归来后发现，自己不在时，儿子已经长大，成了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对斯大林无比崇拜。她在一天晚餐时询问斯大林生病一事是否属实：
当然没人知道，但儿子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我不知道他是否生病了，但如果他真的病了，而我的血液能够救他，我很乐意为他而死。”我明白，这算是给我的教训和警告，我只得闭上自己的嘴。(870)
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的劳改营经历，使她对政权持怀疑态度，但她明白，即使希望儿子知道自己所经历的，也不能说出口。她回忆：
我在“里面”所发现的，不敢向他倾诉。也许能够让他明白，国家有很多过错，他的偶像斯大林远非完美。但儿子只有17岁，假如我解释一切，假如他被说服了，就无法欢呼斯大林的名字，无法写信给斯大林，无法在课堂上称赞我国的公正平等。假如他做不到这一切，可能早已死去。也许，他会设法过双重生活，但我不想让他这么辛苦。我害怕与他坦诚相见，但不知何故，我渐渐打动了他，他会认真仔细地端详着我。几个月后，他对我说：“妈妈，我爱你。”(871)
比较普遍的交往，恰恰与此相反。从劳改营归来的父母，仍持守着20世纪30年代布尔什维克理想，却发现子女已形成了决然不同的想法和态度。在赫鲁晓夫解冻的相对宽松的气氛中，政治审查逐步放宽，苏维埃媒体重新评估斯大林时代。年轻人背离政治，开始追求个人幸福。赫鲁晓夫的时代经济繁荣，私人房屋的街区如雨后春笋，消费品更多，又从西方引进了新技术、新时尚、艺术和音乐。不可避免，共产党员们因此担忧，每当政权放松对私人领域的管制，个人主义就会抬头，社会行动主义、集体主义和其他苏维埃价值，会消亡于年轻一代的手中。所以有不断的呼吁，鼓励苏维埃青年加入共青团，成为“积极分子”，参与像“处女地运动”那样的集体活动。(872)
玛丽亚·伊利纳从波特马劳改营归来，在女儿玛琳娜的面前就遇上这种代沟。她于1937年被捕，之前是基辅大型纺织厂的主管，丈夫曾是党委书记，直到在同一年遭到逮捕和枪决。玛丽亚1945年获释，在一家乌克兰孤儿院找到女儿玛琳娜。上一次见面时，女儿才2岁，现已10岁。之后的12年中，母女住在一起，先是在切尔卡瑟，后来在莫斯科，直到1958年玛丽亚孤身一人搬回基辅。玛丽亚死于1964年，此前，母女俩每到假日都会互访，但相互关系已经非常糟糕。玛丽亚掌控女儿的生活方式，希望她以被捕前的自己为榜样，成为一名模范共产党员。她在1956年获得平反，重返党内，积极宣传党的事业。据她女儿说，“父母年轻时奉行的共产主义理想，她必须坚持到底。否则她会无法忍受，因为她已作出太大的牺牲”。
玛丽亚全身心投入女儿的政治教育，制订读书计划——包括苏维埃和俄罗斯的经典著作，旨在培养正确的共产主义思想和态度。例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不好的，因为安娜非常自私，“对女人来说，最主要的不是爱情，而是同志友谊，以及对社会的责任”。
她要我变得坚强果断，勇敢无畏，成为少先队和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她要我像苏维埃文学中的英雄一样，成为自己的主人，克服身上的缺点，不断提升自己。在妈妈看来，这是最重要的——成为自己的主人……她总是告诉我，即使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一定要去做。
玛丽亚以各种方式加以干涉。女儿想学文学，成为教师，母亲却让她入读著名的莫斯科动力工程学院。玛琳娜加入共青团，成为工程学院的团委主席；获得工程师资格之后，在莫斯科的研究部门上班。玛丽亚想让她入党，设法安排该部门的党委书记向女儿发出入党邀请，自己再亲自出马，对女儿做劝服工作。但玛琳娜有不同想法，像很多朋友一样，她受到自赫鲁晓夫解冻后的自由气氛的鼓舞。她在思想上变得自信、独立，对政治的怀疑越来越强烈。她认为，入党将会有太多要求——远远超过她愿意投入的。这些想法得到了丈夫伊戈尔的支持，她是在工程学院读三年级时结婚的。伊戈尔对苏维埃制度持批判态度，经常与玛丽亚发生争论。对这种政治辩论，玛琳娜毫无兴趣，她拒绝党和政治，不是因为反思了家人的悲剧，而是因为想忘记过去，以开始“幸福生活”。她的主要兴趣是音乐、电影、跳舞、交友，并得到伊戈尔的鼓励。他担任工程师，收入不错，梦想着把妻子留在家里。玛琳娜关注自己的个人形象，却老是遭到母亲反对。母亲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和斯巴达态度，决不容忍这种“小布尔乔亚”的闲情逸致。玛丽亚自己整齐清洁，也有漂亮身材，但从劳改营归来之后从不重视自己的相貌，甚至不在乎自己的外表。她收入微薄，买不起衣服或化妆品。但她女儿认为，她对此兴趣索然的另一原因是：劳改营的经历使她陷入抑郁，特别是在1955年之后，其时她终于发现儿子弗拉基米尔已死于古拉格。玛琳娜说：
她经历了这么多，以致自暴自弃，从不对镜顾盼，从不使用香水或化妆品……只有一次，她买了一件合身的大衣。从后面看，她还很年轻，身材高挑，双腿修长，脚踝精致。男人往往会在街上超越我们，为了回头瞟她——他们无法理解，从前面看的她却判若两人，头发灰白稀疏，脸上留有伤疤。
弗拉基米尔，1956年
由于缺钱，玛丽亚卖掉了合身的大衣，只穿棉外套，跟古拉格囚犯穿的式样差不多。(873)
弗拉基米尔·马赫纳茨——负责全市煤气供应的莫斯科煤气托拉斯的前主管，在泰舍特劳改营度过14年后，于1955年6月返回苏维埃首都。他的儿子列昂尼德已22岁，一直不满意自己的“污点履历”。他出生于苏维埃精英的特权环境，父亲被捕之后，只好与母亲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之中。母亲没有自己的收入，他们住在共用公寓的一个小间，却遭到警方好几次突击检查，以搜寻“人民公敌亲属”的罪证。列昂尼德急于改善自己的处境，在申请莫斯科电影学院时，隐瞒了父亲的被捕。父亲回来时，列昂尼德正游走于电影界的波希米亚圈子——在解冻后的自由气氛中得以蓬勃发展。他还与国安部挂上钩，他的未婚妻塔玛拉是纳夫塔利·法兰克尔的养女。1929年，法兰克尔首创了古拉格系统的构想，此时隐居于苏维埃首都，对列昂尼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弗拉基米尔坚持要对妻儿行使权威。他的归来肯定会与列昂尼德发生冲突，这位年轻人突然多出一个严厉的父亲，在他眼中，弗拉基米尔“很难相处”：
他沉默寡言，喜怒无常，不愿谈论劳改营的经历，在感情上自我封闭。他把自己在劳改营养成的习惯和恐惧带回家，还期望我们作出配合。他不愿与当时仅46岁的母亲同睡一张床。我还记得，她有一天含泪对他说：“在你看来，我已不再是一个女人！”
尽管在劳改营待过那么多年，弗拉基米尔仍是一名坚定的列宁主义者。他坚持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斯大林政策——强迫性的农业集体化和五年计划的工业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他自己曾在实施这些政策时发挥了主导作用。在他看来，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后期，斯大林才不再是一名共产党人。对弗拉基米尔来说，归来的过程是一次时光的倒流。他重新入党，党员资格追溯到1921年。他重新进入原先的工作领域，1956年被任命为莫斯科燃料和能源局的副主管。他甚至配备了有专职司机的汽车和乡间别墅，仍在银松林专区，离原先拥有的那栋不远。被捕后发生的社会变化，对弗拉基米尔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那一代的农民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斯大林工业革命中跃起而成为苏维埃的精英，他是其中一员。他在政治上激进，但社会态度依旧保守（列昂尼德出生后，他就叫玛丽亚辞职，因为他认为“资深党干部应有一位全职太太”）。现在，弗拉基米尔满心盼望自己再次成为一家之主，颇不满意列昂尼德的晚归，部分原因是劳改营使他严重失眠。父子之间不断发生争执，有一天晚上，列昂尼德参加派对，半夜才回，他们先是争吵，后来竟至动武。弗拉基米尔狠狠一拳打在儿子的脸上，列昂尼德冲出公寓，直奔法兰克尔的住所，一直住到1958年他与塔玛拉结婚。列昂尼德回忆，与弗拉基米尔关系破裂之后，法兰克尔成了他生活中的父亲角色。法兰克尔反对赫鲁晓夫的解冻，与国安部保持紧密联系。后来，国安部委任列昂尼德为电影导演，拍摄他的第一部 电影，那是一部有关冷战中苏维埃间谍的宣传故事片。(874)
劳改营幸存者的普遍感觉是自己的经历难以言说、交流。他们与没去过劳改营的人，始终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玛丽亚·德罗兹多娃在诺里尔斯克整整度过20年的监禁和流放生涯，1962年返回红村的家人身边。她写道：“我能告诉他们什么呢？”
我是活着回来了。但那里的生活，如何被押送去诺里尔斯克，我实在无从说起。他们怎能理解“押送”一词的真正含义？不管我描述多少细节，他们都难以理解。没人能理解我们所经历的，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会真正懂得和同情。(875)
左起：艾莱娜·康斯坦丁诺娃与母亲柳德米拉、外祖母艾莱娜·列别杰娃和姐姐纳塔利娅，1950年摄于列宁格勒
像许多前囚犯一样，与家人相比，玛丽亚感觉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里的朋友更亲近，获释后仍然与他们经常见面。一名前囚犯写道：“劳改营中形成的友谊是一生的友谊。”许多古拉格幸存者认为，劳改营难友的相互扶持，往往胜过家里的亲友。在社会上，前囚犯经常是偏见和恶意的受害者，遂建立起相互信任和依靠的特殊纽带。他们不与家人谈论劳改营，却与古拉格朋友倾诉衷肠。他们互相通信，节日见面，互相拜访，安排重聚。索尼娅·拉斯金娜有个大型联络网，成员都是她在沃尔库塔劳改营的老朋友。她在莫斯科的公寓总有老朋友借宿，其中有些人就像是拉斯金家庭的成员，出席拉斯金家所有的纪念日。瓦莱里·福雷德回忆起自己在因塔劳改营的老朋友：“难友精神非常了不起。没有任何做作，没有漫长劝说，我们尽量互相帮忙。”福雷德认为，古拉格大作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是错的，因为他曾写道，囚犯在劳改营的经历一无是处。他自己与制片人尤里·敦斯基的终身友谊与合作，借助在因塔劳改营的共同经历而获得大大加强。福雷德回忆：“我感谢劳改营，它教会我友谊的含义，并给了我这么多朋友。”(876)
有些囚犯归来时，带回了在“里面”遇到的新丈夫或新妻子。特别对女子来说，这些“古拉格婚姻”的动机往往是为了生存。但另有一些，确实基于囚犯间的理解和信任。
矿物学家奥莉加·洛巴切娃，1946年获释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后，留下充当志愿工。她嫁给了地质学家弗拉基米尔——来自萨拉托夫大学的学生志愿者，比自己要年轻20岁。1956年，他们一起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城。奥莉加被捕前，由于第一个丈夫米哈伊尔的被捕，她曾在那里流放。奥莉加不知道米哈伊尔的下落，长期杳无音信，只好推定他已死去，正是基于此，她才同意嫁给弗拉基米尔。但事实上，米哈伊尔被判处10年，送进卡拉干达劳改营。在那里，他娶了难友索菲亚·奥克兰德。她是一名年轻漂亮的匈牙利犹太人，1948年更为他生下个女儿。奥莉加和米哈伊尔的儿子深思道：“劳改营中的他们也渴望爱情和友谊，最终与别人聚在一起。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只是我的父母都爱上了年轻的对象，互相背叛。”1956年，米哈伊尔带上新妻子和女儿搬到阿拉木图城，设法找到奥莉加，甚至去塞米巴拉金斯克探望。他想说服她回到自己的身边，但奥莉加不肯原谅她的前夫，因为他在再婚之前，都没有试图找到她。(877)
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娃也嫁给了自己在劳改营遇到的人。米哈伊尔·叶菲姆夫是来自诺夫哥罗德的农民，强壮、英俊，1934年因“流氓罪”被送到科雷马劳改营，帮助建造马加丹小镇。到1937年，叶菲姆夫已服完自己的3年刑期，但没钱返回诺夫哥罗德，所以作为志愿者留在马加丹。1938年，柳德米拉遇见他时，正好在棉花厂充当囚犯工，而叶菲姆夫则在建造该厂的通风管道。自1937年以来，柳德米拉一直在科雷马劳改营。她的丈夫被捕于1936年，之后就音信全无。她遇上叶菲姆夫后不久，因为肾脏感染而病得很重。叶菲姆夫替她买特殊药品和食物，照顾她恢复健康。1944年，她获悉，外祖母从孤儿院救出女儿纳塔利娅和艾莱娜，又在偏远的草原小镇阿克―布拉克流放地抚养她们长大。一年后，纳塔利娅、艾莱娜与外祖母返回列宁格勒，叶菲姆夫就开始给她们寄包裹和金钱。柳德米拉1945年秋天从劳改营获释，决定留在马加丹，因为叶菲姆夫无资格搬去列宁格勒。1947年，她与叶菲姆夫结婚。丈夫被捕至此已有10年，一直没有消息。她向苏维埃当局打听，仍无结果，只好推测他已死去。[4]1945年获得离婚许可之后，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你不能让对方永远等待，人需要生活在现实世界当中。”
柳德米拉不爱叶菲姆夫。在给母亲的信中，她将他描述成“科雷马最初患难日子中的好同志”，强壮、善良、乐于助人。俩人的持久友谊以古拉格的共同经历为基础，即使获释后，她仍依赖他的情感支持。1948年，柳德米拉与叶菲姆夫搬到新切尔卡斯克城，离顿河畔罗斯托夫不远，她在那里一直住到1992年去世。每年一次，她赴列宁格勒看望女儿和母亲。有时，叶菲姆夫也会同行，但对继女来说仍是疏远人物，她们称呼他时，一直客套地使用通常用于陌生人的“您”。纳塔利娅回忆：“只是在妈妈死前不久，我才开始使用[非正式的]‘你’。”艾莱娜和纳塔利娅一直与亲爱的外祖母住在一起，直到她1968年去世。她们再也没有与母亲重聚一堂，像家人一样一起生活。(878)
伊利亚和亚历山德拉·法伊韦索维奇夫妇，在彼尔姆以南的乌拉尔小镇奥萨开理发店。他们均被捕于1939年，因为有顾客举报他们抱怨物资短缺。伊利亚被判刑10年，进了高尔基城附近的劳改营；亚历山德拉判处5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他们的女儿伊拉伊达由外祖母抚养，直到亚历山德拉1945年归来。4年后，伊利亚也被释放。亚历山德拉耐心等待他的归来，这一天终于来到。房子里坐满了亚历山德拉的亲戚，亚历山德拉为伊利亚的归来准备了特殊的聚餐，但伊利亚没有出现。相反，他的妹妹利达从彼尔姆赶来告诉他们，伊利亚已与年轻的新妻子到达她的家。亚历山德拉带着女儿去看他，伊拉伊达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门开了，就是父亲——我们已有10年没见到他。他给我一个拥抱和亲吻……尼娜[他的新妻子]站在房间当中。妈妈开始哭泣，利达试图让她平静下来，劝说道：“如果10年没有看到对方，你能指望什么呢？”妈妈仍在哭。父亲把我拉近，仿佛在说，他也无能为力。我想，他那天喝了很多酒，已经醉了。妈妈开始咒骂：“你毁了我的一生！你毁了我们的家庭！”她不停地喊……“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叫我不要再等？”
尼娜和伊利亚，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他们家屋外，1954年
亚历山德拉因此而精神崩溃，在精神病医院住了4个月。伊利亚和尼娜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小镇定居，住入一个旧澡堂。他们是在劳改营认识的。尼娜是来自列宁格勒的犹太医生，在医院工作，救了伊利亚的命。他外出伐木，没有食物，筋疲力尽，失踪好几天才被送到医院，已有严重的冻伤。尼娜的悉心调养使他逐渐恢复健康，这位医生最终还爱上了病人。伊利亚从劳改营归来已是残疾人，走路都需要尼娜的帮助。他每年去奥萨一次，探望亚历山德拉和伊拉伊达，有时也会写信，但互相再也不亲近。尼娜死于1978年，伊拉伊达尝试说服父亲回到母亲的身边，但他又娶了别人。亚历山德拉一直没有再婚，对伊利亚的背叛，始终耿耿于怀。她女儿说，她仍然爱着他，床边还放有他的照片，一直到死。(879)
季娜伊达·莱维娜是乌克兰少先队创始人之一，1904年出生于犹太家庭。她于1937年被捕，判刑8年，被送进科雷马劳改营。丈夫丹尼尔是工程师，作为人民公敌的亲属被捕，流放去了土库曼斯坦3年（他获释后参军，在前线受伤，再疏散到西伯利亚）。父母被捕时，女儿拉丽莎才4岁，由外祖母照看，住在基辅与别人合用的共用公寓。1945年，丹尼尔从西伯利亚归来，同时带回了新妻子里贾纳和他们的小女儿。他们搬进两个小房间，与丹尼尔的三个姐妹同住。拉丽莎搬去与他们住在一起，与同父异母的妹妹相处得很好，但遭到里贾纳和姑妈的忌恨。拉丽莎说，丹尼尔担心如果自己仍是人民公敌的丈夫，从流放地归来时就有可能再次被捕，所以选择离婚，与季娜伊达划清界限。但季娜伊达的母亲视女婿为好色之徒，认为他只是利用妻子的被捕，趁机娶了年轻漂亮的里贾纳，所以拒绝上门拜访。拉丽莎因此连外祖母都见不到，在父亲家的处境变得愈加困难。
季娜伊达1946年获释之后，依规定只能住在基辅附近的小镇兹韦尼戈罗德卡。有一天，她出现在母亲的公寓，带了个名叫瓦莱里的小男孩，介绍他是自己的儿子。季娜伊达在科雷马劳改营时，听闻了1941年9月纳粹在巴比雅对犹太居民的大屠杀，担心自己家人都已遭殃，遂下定决心再生一个孩子（当时已经37岁）。她在1942年生下瓦莱里，但一直拒绝透露孩子父亲的名字（她把这个秘密带进了坟墓），但每个人都揣测他是一个狱警。1949年，季娜伊达作为“反社会分子”再次被捕（正是反犹太人运动的高潮），被判刑3年，送往波特马劳改营（后来又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瓦莱里由外祖母照管，但几个月之后，老妇人过世。拉丽莎恳求父亲向瓦莱里伸出援手，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这个行为有异的同母异父的弟弟：“有一种东西迫使我去爱他。我感觉到一种责任，来自我的内心。我没有家人，我想保护他，把他当做自己的亲人。”但是，丹尼尔的姐妹仍把瓦莱里送进了孤儿院，认为狱警的儿子应由国家来照看。瓦莱里消失了，直到1953年他从位于乌克兰西部的乌日哥罗德孤儿院写信给拉丽莎。拉丽莎前去认领，再把他带去身处江布尔城的母亲那里，合家三口在那里住了两年。拉丽莎回忆：
当时，我基本不了解母亲，从没真正与她在一起生活过。那段时间，从1953到1954年，是我第一次与她共同生活……她在我身上倾注了无限的爱……我不知所措，很不习惯……但我很快找到了家庭亲情的喜悦。
1955年，季娜伊达爱上了在江布尔城流放的另一个犹太人，他的家人都死于巴比雅。他帮助照看瓦莱里，视同己出。他们在1956年喜结连理。流放解除之后，他们回到基辅，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880)
就有些囚犯而言，家庭生活已经不再有可能。他们太害怕了——包括自己的失望，担心成为他人的负担，无法与人沟通。
纳塔利娅·伊斯纳尔1893年出生于圣彼得堡的律师家庭。20世纪20年代，她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歌剧工作室，从事图像艺术和舞台设计工作。1932年，她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嫁给格列高利·阿别孜高兹，他是教育艺术人民委员会的低层官员。1937年，阿别孜高兹遭到逮捕和枪决。纳塔利娅也被捕，获刑8年，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她于1946年获释，却留在多林卡镇，在内务部的政治部担任装饰艺术家，参与劳改营的宣传艺术和戏剧。纳塔利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有亲属，还有第一次婚姻的一个女儿。但她选择留在古拉格定居地，而不是返回家人身边。多年羁绊于劳改营使她心碎，再也无法复原。纳塔利娅写信给莫斯科的小姑：
清水塘（Chistye Prudy）15号，27号公寓
艾莱娜·莫伊谢耶夫娜·阿别孜高兹
亲爱的，值得庆幸的是，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朋友]将亲手把这封信送给你。终于，我能以你能够理解的方式，作出详尽的解释。从我获得自由那天起，至今已有6个星期。然而，这却是我的第一封信，如何解释呢？不得不承认，经过漫长的分隔，我们之间已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很痛苦的。在这短暂的所谓自由时期，我已认识到，再也不能感受到与你的亲近。每当想及要回来见你，我就会因下列的担忧而望而生畏：我将没有用处，我将手足无措，我将帮不了你。我已失去当母亲的信心，这么多年下来，已变成一个决然不同的人——变得更加冷静。我要工作，努力让自己学会随遇而安，没有家人也能生存下去。我要彻底剔除这种家庭情感，使它再也不会渗入我的内心。除了工作，我什么也不需要……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会告诉你一切，有关我的生活、性格、外表，等等。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胜过任何家人，因为她一直与我在一起，经受了劳改营同样的坎坷。遇到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真叫人欣喜若狂……我觉得，我的内心已失去你。我不再需要家庭——这种情感已在我的心中死去……这不是一件坏事，事实就是如此……(881)
三
索尼娅的释放证书。上有索尼娅监禁的时间，最高法庭军事委员会“因证据不足”而终止关于她的案子的决定，并允许她回莫斯科居住
索尼娅·拉斯金娜获释于沃尔库塔劳改营时，领到两样东西：一张由劳改营两名管理员签署的释放证书，一张返回莫斯科的二等火车票。索尼娅在莫斯科有家人、工作、公寓等着她回来，其他囚犯就没那么幸运。他们无处可去：家庭已经破裂或搬走；住房已经消失或充公；禁止返回曾经生活过的城市。许多前囚犯无法回到大城市，被迫谋求边缘性的生存，寻找能获得居民登记的任何临时住所。苏维埃当局一向不太情愿向前“罪犯”提供这样的居住权。阻止他们返回自己的城镇和家园的，既有法律上的障碍，又有制度化的歧视。克服这些障碍和歧视的斗争，也是长期且复杂的。
1953年，78岁的柳德米拉·泰德曼（娘家姓奥博连斯卡娅）从流放地奥伦堡回到列宁格勒。她是西蒙诺夫三个姨妈中最年长的，自1935年起，就住在奥伦堡，也是唯一幸存于流放困顿的（桃莉和索尼娅均死于奥伦堡）。她经过多次上访，终于从市苏维埃获得许可，搬回被捕前自己和子女的共用公寓。当她搬回时，居民委员会却予以拒绝，理由是她家原有三人，现只剩一人，不可自己独居。好几个星期，柳德米拉排队上访派出所、当地住房部、市苏维埃及其他各种办事处，为了争取独居的权利。她写信给西蒙诺夫：“最令人厌恶的是，各部门的人都以为我是个骗子。他们声称，我[在市苏维埃的住房许可上]列出补充的名字，是想骗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当局不让她一人独居，也不愿修改住房许可，并声称“他们是不会弄错的”，使这个案子一拖再拖。她足足等了好几个月，才获准搬回自己的老家。(882)
西蒙诺夫的私人秘书尼娜·戈登遇上了同样的麻烦。她的丈夫约瑟夫再次被捕，作为惩罚，被送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1951年，尼娜随他而去。1954年，夫妇俩返回莫斯科，在找到自己住所之前，只好借住在西蒙诺夫那里。尼娜和约瑟夫都是莫斯科人，即使借助于西蒙诺夫的影响力，仍无法登记为居民。西蒙诺夫帮这对“诚实勤劳、近年来却遭受如此不幸的夫妇”出面，写信给市苏维埃和莫斯科民兵组织的主管。最终，他们获得在莫斯科居住一年的许可，然后搬进西蒙诺夫帮忙觅得的房间。约瑟夫在高尔基电影制片厂找到工作，尼娜回来为西蒙诺夫做事。但他们的居住许可，不知何故，很快就被作废。夫妇被告知，必须在一个月之内离开首都。西蒙诺夫只好再一次写信，这次是给莫斯科内务部的主管：
结论非常简单：一个没犯过任何罪行的人，已在监狱和流放地荒废多年，终于重拾曾被冤枉夺走的工作。现在，他又要被迫离职，再一次离去。他的妻子，为了与丈夫在一起，曾放弃过自己的工作。而现在，如想留在丈夫的身旁，必须再一次放弃工作，离开自己生长的城市。这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不人道的。
多亏了西蒙诺夫的申诉，夫妻俩获准在莫斯科暂住。他们在后来的4年中，换住过8个不同的房间和公寓，最后终于遂愿，注册成为永久居民。1958年，西蒙诺夫帮助他们挤入待建公寓的轮候名单，那是为高尔基电影制片厂工人兴建的，但一再的延误，迫使约瑟夫和尼娜不得不寻找更多的临时住所。直到1966年，即约瑟夫去世前不久，夫妇俩才终于分得自己的一小套公寓。(883)
寻找工作和住所，都困难重重。苏维埃官员普遍不信任前囚犯，许多雇主继续持怀疑眼光，视他们为潜在的惹是生非者和“人民公敌”。1953年3月的大赦公布之后，离开劳改营的先是普通罪犯，再是政治犯，但苏维埃大众不作区分。他们将1953年后犯罪和“流氓行为”的增多，归罪于古拉格囚犯的释放（1956年匈牙利起义之后，将重新浮现的“内部威胁和敌人”，也归罪于古拉格囚犯的释放。其时的苏维埃报刊，更作了推波助澜的宣传）。许多前囚犯即使获得平反，在申请工作时仍遭到拒绝。平反一事本身往往成了雇主们产生偏见和猜疑的起源。他们都不想冒险聘用几年前还是“政治犯”的人。一名前囚犯回忆，哈尔科夫的工厂主管当面直言，“尽管我已获平反，但在他眼里，仍有见不得人的过去”。在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公开谴责斯大林之前，公众对待归来的古拉格政治犯的态度，要么是不信任，要么是敌视。人们不敢与来自劳改营的前“敌人”有任何瓜葛。看到这些归来的囚犯，往往会唤起尴尬的回忆，甚至会在许多公民的心中激起内疚和羞耻。他们的生活相对舒适，他们的同胞却在劳改营中憔悴凋零。对归来的前囚犯，大多数人倾向于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以前在斯大林的统治下，他们也只字不提失踪的数百万人。列夫·科佩列夫回忆，从劳改营归来后，与避开斯大林清洗的成功人士相处，反而觉得不舒服，他宁可与“某种程度上的倒霉人士”交往。他至少可以肯定：这样做，没有与以配合迫害获致成功的人为伍。(884)
寻找工作和住房如此艰难，以致部分前囚犯不得不重返劳改营。1953年之后，许多劳改营以特殊经济区的形式仍在运作，雇用名义上的自由劳工，主要是获释囚犯。他们领取工资，但行踪接受法律限制，不得随意离开偏远的定居点。有些人选择留在劳改营或定居点，因为他们觉得，还没做好重回社会的准备。有些劳改营，前囚犯一直留住在旧营房，直到20世纪60年代。甚至还有例子，前囚犯故意触犯小罪，为了回到劳改营，至少能有面包吃。(885)
伊万·乌戈列茨基赫1953年从科雷马劳改营返回家乡切尔登镇，无法找到工作和住所，警方也就拒绝向他颁发享有居住权的必要护照。他只得动用当初在科雷马当电工时的储蓄，到处游走，寻找工作。首先，他去了莫斯科，想亲眼看看红场，以遂心愿。但他身上缀满补丁的劳改营棉外套，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很快被驱逐出去；他本来就没有资格进入莫斯科。接着，他去布良斯克地区的小城新济布科夫——位于首都的东南方向，他的前妻与新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就住在那里——结果找不到工作。然后，他去顿巴斯寻找煤矿上的工作，但无处可住，没有居民登记，便无法得到他人的雇用。他在日丹诺夫和塔甘罗格遇上同样的麻烦。经过几个月的绝望寻觅，他来到了亚速海附近的国营农庄，那里所有的工人都挖地穴而栖。即使在这里，他也找不到工作，农庄官员一看他的科雷马释放证书，就予以拒绝。伊万最终决定返回科雷马劳改营，在途中却意外得到了一份工作。他在克拉斯诺卡姆斯克稍作停留，去探望居住于前劳改营营房的弟弟一家，正巧遇上附属砖厂的官员。他最初的申请也遭拒绝，但一块手表的贿赂让那位官员改变了主意。伊万在砖厂一直做到1981年退休。(886)
从1953到1957年，估计共有61.2万名前囚犯获得苏维埃当局的平反，其中多人是在死后追认的。根据苏维埃领导人的说法，平反过程是还原真相的过程——为了重建对1917年公正原则的信心——从表面上看，确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从争取权利的老百姓的角度看，实际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一系列持久且屈辱的上访。他们必须排队，填写表格，与往往充满敌意的官员争斗。前囚犯要写十几封信，其上诉才会获得苏维埃当局的恩准，这是司空见惯的。不过，1956年之后，司法审查和平反的进程有所加快。有时，上诉人会被传唤去内务部或司法部的办公室，这类地方很容易引发前囚犯的恐惧。他们相信自己将被送回劳改营，因此穿上冬装，由哭泣的亲属陪同。一点也不奇怪，这种恐惧和障碍打消了不少的平反申请（很可能是当局的初衷）。相关的司法审查和官方程序，开展得非常勉强，苏维埃官员有明显的动机来敷衍了事。他们中的许多人，当初靠捏造证据整肃“人民公敌”而立功晋了级，现在却要披露其中的不公，岂不要让自己上被告席？抓住稻草以求自保的尝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非常卑微可笑的。例如，一个退伍军人1947年因“反苏维埃宣传”而被判处劳改10年（他讲过“反苏维埃”的笑话），在1954年提出上诉，赢得减刑5年，遂立即获释。调查官在审查时，判定他的笑话不是反苏维埃的，但为了维持原诉（从而无需推翻原案，无需予以平反），声称其中之一有可能被理解为反苏维埃的。(887)
最后，即使获得平反，也得不到相应的道歉，更不用说在劳改营浪费的宝贵年华。在大多数官员眼中，前罪犯的平反并未抹去他的所有罪行。一名克格勃上校在1960年提醒一位前囚犯：“平反并不表示你无辜，只是你的罪还不够严重，但总归是有保留的！”(888)
就许多人而言，尤其是那些前党员和笃信1917年革命价值的人，对平反的需求如此强烈，以致任何障碍都无法予以阻止。承认其公民价值，关乎他们人格尊严的根本。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人希望重新入党，只有重新领到党员证，才会感到自己重又成为十足的苏维埃公民。一名“人民公敌”的遗孀，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度过12年，她还记得收到丈夫的养老金和恢复党籍通知时的自豪。作为党员的遗孀，她可以得到普通受迫害家庭无缘的特殊好处（因此对平反者的地位持有扭曲的看法）。在她看来，最重要的是，这些优势是她重返社会的象征：
我觉得终于再一次成为完整的人，在政治上和作为一个公民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在某种意义上是“今日英雄”。获得平反的党员，其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各式排队，无论是宿舍和假期的分配，还是财政补助和其他种种，都享有优先权。(889)
对其他人来说，平反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给他们的生活和信仰重新带来意义。他们尽管遭受了不公正，仍坚守自己的苏维埃理想。这种信仰使他们的生命，乃至他们的牺牲，充满了意义。许多人甚至认为，他们在劳改营辛苦劳作，也为苏维埃事业作出了贡献，因此而感到骄傲。列宁农学院的学者亚历山大·杰格佳廖夫，在20世纪70年代向记者阿纳托利·朱可夫作出如此解释：
我在劳改营亲手挖出那么多贵金属，如果留给自己，早已是百万富翁了。这是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贡献。我在严苛条件下存活下来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我对列宁主义党和其人道原则的信念坚定不移，永不磨灭。党给了我力量，让我可以忍受这些考验；党振奋我们的精神和觉悟，帮助我们坚持斗争。恢复党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890)
另一类人追求平反，因为他们相信，这将能洗刷他们名字上的耻辱。玛丽亚·德罗兹多娃获释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但在获得平反之前，并没觉得自己已是真正的自由人：“只有平反之后，我才能正视他人的眼睛，满怀荣誉和自豪，没人再会骂我。”(891)
对图尔金一家来说，平反是一大解脱。1936年，来自彼尔姆的老布尔什维克兼记者亚历山大·图尔金，作为“托派分子”被捕。自那以后，家人一直被当做“人民公敌”的亲属。20多年来，亚历山大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一直认为，亚历山大确实犯了反对国家的罪行：这也是解释老朋友和邻居敌视的唯一办法。亚历山大的岳母更从客厅的全家福照片上，挖去他的脸（“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敌人，就必须将之清除出去”）。从此，家人再也不提他的名字。后来，亚历山大的妻子被告知丈夫是无辜的，提出申诉后，又收到他的平反证书，这对这个家庭来说无疑是一大解放。最终，她们可以不带任何耻辱感来谈论已失去的丈夫和父亲。[5]亚历山大的女儿维拉回忆：“一旦人们获悉我父亲平反了，便开始软化对我们的态度。这对我们确实很重要，因为我们也曾怀疑他有罪，原来我们都错了。”(892)
不是每个人都视平反为足够的结果。有些人认为，他们一直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并不需要已被证明是不公正的制度的平反。这种观念常在老党员中间听到，他们是列宁的追随者，视斯大林为“反革命”。诺里尔斯克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列夫·内托，1956年从劳改营获释，他干脆拒绝申请平反，视之为“原则问题”。他为起义中的战友辩解：“我们都认为，并不需要国家的宽恕。国家迫害我们，本身就是罪行，这是一个自我尊重和自身尊严的问题。”(893)
对许多党员及其家人来说，光是平反，没有恢复党籍，还不算伸张了正义（恢复党籍意味着他们可得到国家的额外补偿）。但恢复党籍的过程非常缓慢，特别是在地方省份，当地的许多党组织，仍在老领导的管辖之下。他们当初捏造证据，整肃“人民公敌”，攀爬至高位；如今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岂不自找麻烦！1936年，亚历山大·图尔金是彼尔姆作为“托派分子”而受到不公正逮捕的30位布尔什维克之一。当他1956年获得平反的时候，当地媒体就提出给他们恢复党籍的问题，但是尽管有他们的家人的努力，恢复党籍一事还是被党组织压制住了。它的重新浮出水面，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政策时期，然而市级领导仍然处处设绊。到1991年苏联自身解体时，这30名布尔什维克当中仍无一人得以恢复党籍。(8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