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恢复党籍，前囚犯的平反赔偿便微不足道，很多人干脆谢绝接受。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在1957年获得平反，领到两个月工资——是以1938年被捕时的币值计算的——以赔偿她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8年。她还领到了另外的两个月工资，赔偿其1938年遭到枪决、现因“缺乏证据”而获得平反的丈夫。她用这笔钱买了一件大衣，让两个女儿共用；给儿子买了一套西装；还有一张桌子外带6条板凳，用来布置彼尔姆苏维埃配给的一间屋的住房。(895)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在1954年为自己和丈夫申请平反，等了两年才收到一份普通的证书，声称她的案件已得到复查，因缺乏证据已告撤销。她写道：“为了这个错误，我付出的代价是20年零41天的生命。”她自己的补偿是两个月工资；她死去的丈夫的补偿也是两个月工资，此外另加上11卢布50戈比，因为丈夫死时身上还持有115卢布。她是在莫斯科最高苏维埃大楼的等候室收到这份证书的，前来领取类似证书的还有另外20名妇女。其中有一名乌克兰老人，被告知她儿子的赔偿金额时，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
乌克兰老妇人开始大叫：“我不要你们的钱来换我儿子的血。你们自己留下吧，凶手！”她撕毁证书，将之掷于地上。
发放证书的士兵走近她说：“冷静下来，公民。”
这位老人又叫喊起来：“杀人犯！”并朝他的脸吐唾沫。她在狂怒中竟噎得回不过气来。一位医生带着两名助理，跑进来把她带走。每个人都默默无言，一脸压抑，四下都有努力克制的呜咽声。我发现自己也无法遏制感伤……我回到警察再也不能将我驱走的公寓，没人在家，可以尽情大哭。我哭泣，为我的丈夫，37岁，正是精力和才能的高峰，却死于卢比扬卡的地窖；为我的子女，从小变成孤儿，身为人民公敌的子女，受尽污辱；为我的父母，死于悲伤；为自己20多年所受的酷刑；为活不到平反而长眠于科雷马冻土的朋友。(896)
数以百万计的人奔赴劳改营后，一去不返。亲属很少被告知他们的下落，在1953年之后，更面临一个漫长且痛苦的等待：或等他们的归来，或等他们的噩耗。在很多情况下，要给这个等待画上句号，还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政策时期，甚至苏维埃政权崩溃的1991年。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一直不知道丈夫已在1938年遭枪决。直到1992年去世，她仍不知道他是否依旧在世：如已死去，她会为他哀哭；如还活着，只是选择不再回家，她可能认为他一直是有罪的。(897)
阿夫纳西娅·博托娃一直相信丈夫可能还活着，直至自己1981年去世。丈夫1937年在附属于彼尔姆火车站的工程车间工作，上班时遭逮捕，被送去巴姆拉戈劳改营。那是专为建造贝加尔―阿穆尔铁路的古拉格综合企业。后来，他又被送去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他女儿尼娜在1989年获悉，他在那里筋疲力尽，死于1940年11月。但阿夫纳西娅对此一概不知，只在1941年1月收到丈夫的一张便条：“到目前为止仍然活着，这里的气温是零下50度。”40年来，这张褪色的小纸条支撑着阿夫纳西娅的一线希望：她的丈夫将会回来。(898)
直到自己1982年亡故，艾莱娜·切尔卡索娃一直坚信丈夫还活着。丈夫弗谢沃洛德是列宁格勒矿业学院的地质学家，1937年被捕，1938年2月被判处死刑。行刑之前，弗谢沃洛德获准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将永远不再见面，但没透露自己行将枪决的消息，只说自己的判决是“无权通信”，这无疑是行刑人的指示。像劳改营囚犯的数百万亲属一样，艾莱娜不知道，“无权通信”就是古拉格中死决的代称。过了1953年，她推测他的刑期应已结束，开始寻觅。她查询了列宁格勒的内务部总部，又写信给莫斯科的苏维埃检察院，但没有任何信息。艾莱娜拜访内务部总部后不久，一位陌生女人来访，自称她与弗谢沃洛德曾在同一劳改营，几年前还见过他，鼓励艾莱娜相信丈夫依然在世。(899)
这是内务部的伎俩，用来欺骗遭枪决囚犯的亲属。苏维埃官员想方设法掩盖杀人真相，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遮掩1937至1938年的大量死亡。他们将其时处决的囚犯的死期，改成后续的年份，通常选在战争年代；并伪造发给亲属的死亡证书，声称那些囚犯死于心脏病发作，或其他疾病，但事实上都是在多年前死于枪决。
依达·斯拉温娜1955年申请父亲的平反，获得成功，除了平反证书，她还收到了列宁格勒注册局发出的死亡证书，称她父亲死于1939年4月的心脏病发作。依达感到困惑，因为苏维埃当局曾在1945年告诉她，父亲当时还活着。她上访列宁格勒的内务部总部，被告知应以死亡证书为准。10年后，即1965年，她向莫斯科的克格勃询问，得到同样的答复。依达一直相信这个说法，直到1991年她有机会看到父亲在克格勃档案馆的资料，才发现他被捕3个月之后就已被枪决，即1938年2月28日。在档案中，她还发现克格勃1955年的命令：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必须误导依达，让她相信父亲死于1939年的心脏病发作。(900)
伊琳娜·杜达列娃从不放弃找到丈夫的希望。她丈夫是南部亚速小镇的党委领导，1937年8月30日被捕，10年过去了，一直音信全无。伊琳娜认为他的刑期将满，便开始写信给内务部；还向罗斯托夫地区被捕的其他囚犯的亲属，打听所有劳改营的名字和地址，也一一写信相询。不久，丈夫在亚速小镇的党内同事来访，声称曾在劳改营看到她的丈夫，活得很好。伊琳娜继续向有关当局写信，仍被告知，她的丈夫还活着，还在劳改营服刑，只是“无权通信”。1953年之后，她写得更加频繁，推测丈夫肯定已被释放，因为从没听说超过15年的苦役。她以为会被告知，丈夫的刑期出于某种原因又延长了。最后在1957年，伊琳娜收到证书，说她的丈夫病死于1944年。这是伊琳娜所知道的一切，直到她1974年去世。1995年，她的女儿加林娜查阅克格勃档案中有关父亲的文件，当中注明，他在被捕的当晚被执行枪决。(901)
四
“现在，被捕的人要回来了。两个俄罗斯人，各自注视对方的眼睛。其中一人曾把那些人送去劳改营，另一人则刚刚归来。”(902)诗人阿赫玛托娃以这些词句，预示一场即将上演的变剧。囚犯们从劳改营返回，遭遇当初举报自己的同事、邻居和朋友。
1954年，玛丽亚·布德克维奇回到列宁格勒的一套共用公寓，父母带着她和弟弟曾住在这里，直到1937年被捕。他们的两个房间已被隔壁邻居占据，那是一对抚养3个小孩的夫妇，其中的妻子曾与布德克维奇一家非常友好，临到1937年大逮捕时却突施冷箭。她指控玛丽亚的父母是“反革命分子”和“外国间谍”（玛丽亚的父亲是波兰裔），甚至宣称玛丽亚的母亲是把客人带回自家公寓的妓女。到1954年，当年的那个女人已垂垂老矣，身体瘦弱，头披长长的白发，一人独居。她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搬离公寓，她的丈夫1941年被送去劳改营。玛丽亚需要这个女人签署一份文件，证明她一家曾住这里。她最近收到枪决于1937年的父母的平反证书，因此需要这份文件为逮捕时没收的住处和个人财产申请补偿。那女人听到玛丽亚说起自己的名字，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她说：“没想到你竟还能回来。”玛丽亚解释访问的目的，保证不会来争夺生活空间。那女人邀请玛丽亚坐下，开始查看需要签署的文件。玛丽亚环顾四周，仍能认出母亲收藏的瓷器、父亲从明斯克带回的皮沙发，还有靠垫、灯具、桌椅。这一切，她从小就很熟悉。那女人签完文件，叫玛丽亚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下，低声说：“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那女人告诉玛丽亚，自己丈夫被捕后不久从劳改营写了一封信，她出于恐惧而不敢保留。他在信中说，他的牙齿在审讯中全被打掉，思忖自己活不下去，所以叫她不要等，早早改嫁。她的丈夫再也没能从劳改营回来。她解释，之所以告诉玛丽亚这一切，只是想让玛丽亚明白，她自己也已承受很多苦难，觉得对不起玛丽亚的父母。(903)
1948年，尤里·施塔克尔贝格被控属于列宁格勒大学一个“犹太民族主义学生团体”，并遭到逮捕。据称，该团体是反苏的“间谍小圈子”，其组织者兼资助者是一名德国男爵。尤里被指控企图成立一个秘密印刷所，在大学里散布反苏维埃的宣传。这些指控没有根据，仅基于虚幻的编造和4名大学同学签名的举报信。现在看来，他们当初的动机主要是仇外心理，之所以挑上施塔克尔贝格，是因为他的外国姓氏（也有可能知道，尤里的父亲曾因“传播德国宣传”的罪名于1941年12月被捕）。1949年3月，列宁格勒法庭判处尤里25年苦役，把他送去巴姆拉戈劳改营（他的父亲1942年即丧生于此），帮助建造铁路桥梁。1956年，他从高处摔下，身受重伤，作为残疾人而获释。他先是住在卢加城，后来终于回到列宁格勒，在公共图书馆上班。尤里应克格勃的邀请，查看了自己的审判记录，遂得知举报人的名字。他为此一一拜访了那4个同学。尤里回忆：“他们心知肚明，我已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
其中一名女生告诉我：即使我现在回来了，但无关紧要，什么都没变，因为我当时是一个混蛋，现在还是一个混蛋……她还说，我应被拉出去枪毙。另一个男的——过去一直是挑衅者，而且举止愚蠢——带我去他的家，给我看大门口一大捆纸。这是寄售的那种，有时会在大商店出售。他说：“如果你想要，自己拿吧。也许，现在正是你开印刷所的好时候。”我笑而不答，但我的脊椎骨直打哆嗦。我真想告诉他，这捆纸尺寸太小，并不适合印刷机，但我一言未发。(904)
易卜拉欣·伊兹梅尔―扎德被捕时是巴库医学院的资深医学教授和系主任，1938年被控属于一个“反苏维埃阿塞拜疆民族主义组织”。他从科雷马劳改营获释后，返回巴库城，在同一所医学院做些基层工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从事的是尖端性研究，现在，只是在应付日常的临床工作。1955年，阿塞拜疆前党领导米尔·巴吉罗夫因涉及1938年巴库的大恐怖而接受审判，易卜拉欣充当控方的证人，得以查阅自己的档案。易卜拉欣发现，他最喜爱的学生当时却在悄悄地举报自己，后来官运亨通，升为他现工作部门的负责人。易卜拉欣在科雷马劳改营时，这位学生经常拜访他的妻子和女儿，被当做家庭成员之一。易卜拉欣归来后，这位学生冷淡许多，很少再来，特别是会与他一起坐下聚餐的晚上。他和家人之后因无法躲避，又与这位学生见面数次，虽没挑明，但大家对出卖一事都心照不宣。有一天，医学院的政治部主任来到伊兹梅尔―扎德的家，希望易卜拉欣签署一份文件，说明他家并没心存不满，会继续与这位学生保持友好关系。易卜拉欣拒绝签署，如果没有旁人的劝阻，真想把这位主任赶出家门。他女儿说，易卜拉欣为此受到了极大打击，更羞愧于被迫在这不够格的负责人手下做事。被要求签署这样的文件，无疑成了最后一根稻草。(905)
1953年，奥布霍沃村的共青团前负责人科利亚·库兹明，也搬到沃洛格达附近的佩斯托沃小镇。他曾在1930年的集体化运动中指控戈洛温家为“富农”，而戈洛温一家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归来后，也定居于此。指控之前，科利亚是戈洛温家的常客，甚至受雇于尼古拉·戈洛温的皮革作坊。当时，尼古拉可怜这位全村最贫穷人家的少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科利亚前来探望，请求尼古拉夫妇宽恕自己，不单指对他的指控，也包括他在尼古拉弟弟被杀一案中的责任。尼古拉和妻子叶夫多基娅笃信宗教，不仅予以原谅，还邀请他搬来佩斯托沃。他们的女儿安东尼娜，此时在列宁格勒附近的科尔皮诺城行医，不赞成父母的慷慨，想说服他们改变主意。她的理由是：“他杀害了伊万[尼古拉的弟弟]，摧毁了我们一家。怎可原谅这样的人？”但叶夫多基娅认为：“真正的基督教徒应原谅自己的敌人。”科利亚定居于戈洛温家的隔壁，为过去的行为感到羞耻，经常帮戈洛温家跑腿，试图赎罪。周六，他与尼古拉一起上公共浴池；周日，与尼古拉夫妇一起上教堂。叶夫多基娅于1955年去世，3年后轮到尼古拉，科利亚·库兹明也于1970年去世。他们都埋葬在佩斯托沃的同一块教堂墓地。(906)
还有很多前囚犯对当初举报自己的人表示了宽容。但不像戈洛温家那样，他们这种宽恕极少植根于宗教，而是基于一种豁然开朗：几乎任何人，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有多好，但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强压之下，都会变成举报人。所有经历过监狱和劳改营的人，都会有此同感。记者伊琳娜·舍尔巴科娃回忆莫斯科纪念学会（专为受迫害者设立的）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一次会议：
一位大约在1939年被捕的女子，以完全平静的声调对我说：“那边那个男人，曾举报过我。”接着她又若无其事地跟他打招呼。她看到我脸上的困惑，便解释说：“当然，我们当时只有18岁，他父母是受迫害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内务人民委员会]也想招募我。当然，他自己之后也受了迫害。”我觉得，她之所以这么说，不是不愿关注过去，或想把它忘却，而是已看透这个制度对人民惯用的可耻伎俩。(907)
到20世纪80年代，懂得这一点自然变得较为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痛苦的回忆逐渐软化，受迫害者了解到更多的历史，对苏维埃制度也有了更客观的认识。不过，避免责怪个人的趋势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明晰。苏维埃的海外流亡者，显然不愿敌视普通的党员干部，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人本身也无能为力，兴许自己也是该制度的受害者。(908)
并不奇怪，斯大林的囚犯的归来，在有愧于心的人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惧。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回忆：“所有的杀人犯、挑衅者、举报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从没想过，他们的受害者竟然还会归来。”
他们都以为，被送去另一个世界或劳改营的人，将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他们从没想到，那些幽灵还能借尸还魂，来找掘墓人算账。因此，在平反时期，他们变得恐慌失措。他们想着，时光倒流了，那些所谓的“劳改营渣滓”，突然再次披上肉身，启用自己的名字。他们一下掉入恐惧的魔掌之中。
一个“可怜的女举报人”，不断收到检察官办公室的传唤，要她撤回曾对那些已经亡故和依然活着的人所作过的各项证词。曼德尔施塔姆回忆，每一次传唤之后，她就会跑去她曾举报的家庭，申辩自己“从没说过当事人的坏话，上帝是她的证人。现在去检察官办公室，只是为了帮那些死人说好话，以便他们尽快恢复名誉”。曼德尔施塔姆的结论是：
那女人从未有过近似于良心的东西，但这也已超过她所能忍受的，她不久便中风，全身瘫痪。在某一时刻，她肯定怕得要死，以致相信这些平反是严肃、认真的，所有的造谣者和其他爪牙都会面临审判。(909)
曼德尔施塔姆还讲述了一名内务部高级官员的故事。他任职于塔什干城，斯大林死后，便开始领取退休金，但“偶尔还会受到传唤，去见侥幸从劳改营归来的前受害者”。他实在无法忍受，最后自己上吊而死。曼德尔施塔姆看过他写给中央委员会的自杀信。这位官员写道，他一直在为党努力工作，从没想到：
自己服务的对象可能不是人民，而是“某种形式的波拿巴主义”。他试图把责任推卸给别人：他所审讯的人签署各式假口供，从而误导办案官员；来自莫斯科的官员迫使自己改用“简化的审讯程序”并完成定罪配额；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那些举报人自愿提供各式指控，迫使秘密警察对这么多的人采取行动。
这位内务部官员的自杀受到遮掩，秘而不宣，他在自杀前点了太多官员和举报人的名。但他的女儿，决意要责怪迫使她父亲自杀的人。曼德尔施塔姆指出：
她的愤怒针对激发这些噩梦的人：“他们应为办事人设想！当时担任官职的人，并没有发起这些迫害，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910)
自杀的还有另一位斯大林心腹，即酗酒成瘾的亚历山大·法捷耶夫，他曾是作家协会的主管，但在1954年丢掉乌纱帽。他很长一段时间患有抑郁症，斯大林的去世更使他精神错乱。他写信给另一位作协成员：“我的病根不在肝里，而在脑中。”法捷耶夫向西蒙诺夫坦称，作为一名作家，他已“破产”，放弃了自己最后一部小说。那是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小说，有关党与工业破坏的斗争，以20世纪30年代的审讯资料作为借鉴。他已意识到，如他向朋友所解释的，其道德宗旨是错的，因为工业破坏根本就子虚乌有。他领导下的作家协会，参与了对作家的迫害，法捷耶夫为此而追悔莫及。他在给丘科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我竟是这样一个恶棍。”他尤其对老朋友约翰·奥特曼感到歉疚，奥特曼于1955年去世，即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两年后。法捷耶夫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中曾举报奥特曼，后者在1949年入狱时，自己又袖手旁观。奥特曼死后，法捷耶夫沉溺于饮酒买醉。他向一个朋友坦承，他批准逮捕了许多明知无辜的作家。(911)
1953年后，法捷耶夫试图赎罪，他请愿当局释放那些被送去劳改营的作家，并为他们平反。他给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写信，呼吁党放松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控制，但遭到忽略，后来又被撤职。到1956年，法捷耶夫已成孤家寡人，在文学知识分子的眼中，只是一个顽固守旧的斯大林分子，其帮助受迫害作家的努力却鲜为人知。开枪自杀之前，即1956年5月13日，他曾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这封信在1990年之前一直雪藏于共产党档案之中：
我看不到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因为党领导的傲慢无知，摧毁了我奉献一生的[苏维埃]艺术事业……我们最好的作家，由于当权者对犯罪的默许，已被消灭殆尽，或是在巅峰未至前即已殒折……作为一名作家，我的生命已失去所有的意义。灵魂在这邪恶的生存中遭受恶意、谎言、诽谤的蹂躏。我离开这样的人世，只会感到解放和喜悦。(912)
到底要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人，还是做一个好人，两者之间的冲突使法捷耶夫悲不自胜。许多受害者都知道他天性善良。但他在斯大林政权中服务多年，所作出的妥协和调和，逐渐摧毁了他的良心、身份，乃至活下去的意愿。(913)
西蒙诺夫和儿子阿列克谢，1954年
尽管法捷耶夫对文学现状态度悲观，苏维埃作家在解冻的初期却发挥了主导作用。由于政权不再对作家行使直接的否决权，文学便成为关注的焦点，既强调个人和私人的生活，又拒绝斯大林官僚的横加干涉。苏维埃作家逃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公众主题和英雄人物，开始努力塑造家庭和社会中的真实人物。那个年头最大胆的虚构作品是爱伦堡的《解冻》（1954年），它有意作出挑衅，仿佛在试探新气象究竟能走多远。这部小说讲述一名专制的工厂主管，即“小斯大林”，变得越来越腐败且惨无人道，为了扩大生产、努力完成五年计划的配额，而挪用职工的住房资金。妻子对他的铁石心肠实在忍无可忍，春季的解冻预示更美好的新生活，使她鼓起勇气离他而去。解冻刚刚开始的1954年，其时的政治气氛还不容许苏维埃读者讨论小说中的反斯大林主义，再说它本身也不甚明显。所以，读者关注那部小说的另一主题，即艺术家的独立，体现在一名画家身上，仅属于次要情节。该画家以制作国家需要的产品，换取舒适的生活，但与不愿向制度妥协的其他画家相比，他承认自己的平庸。
《解冻》的发表分裂了苏维埃文学界。登载该小说的《新世界》和《旗帜》属自由派，希望它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作家终于可以坦诚相见，与其反映现政权的利益，毋宁发挥塑造私人感性的真正作用。1954年，在莫斯科图书馆有关自己作品的讨论会上，爱伦堡坚持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表达“情感文化”、促进“个人对同胞的理解”。(914)苏维埃政府的保守派震惊于这些自由派言论，开始组织一系列针对解冻自由作家的反攻。1954年8月，他们解雇了《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他是个诗人，也是“富农”的儿子。批判爱伦堡的任务，落到了西蒙诺夫的头上，他取代特瓦尔多夫斯基，接任《新世界》的主编。之所以选择西蒙诺夫，是因为他被视作温和保守派，与索夫罗诺夫那样的斯大林主义强硬派相比，更具权威性。西蒙诺夫在《文学报》的两篇长文中，向《解冻》发起攻击，认为它对苏俄的描写过于黑暗，它的次要情节的结局又过于简单。西蒙诺夫认为，当好一名艺术家和为国家服务，鱼与熊掌，两者可以兼得。(915)
西蒙诺夫继续留在斯大林主义的阵营，直到1956年他开始接受改革精神。像生活在斯大林阴影下的许多人一样，西蒙诺夫因斯大林的去世而晕头转向。一开始，克里姆林宫政治的走向很不明朗，也有可能重返大恐怖。在这种不确定气氛中，像西蒙诺夫那样的高官，坚持斯大林逝世前的政治立场来明哲保身，那是合情合理的。西蒙诺夫回忆：“那些年头，我对斯大林的态度不断演变，在各种情感和观点之间左右摇摆。”1953年的大部分时间，他的主要感受是“为损失一个伟人而感到的深切悲痛”。这促使西蒙诺夫在《文学报》的惊人悼词（《作家的神圣职责》）中主张：“苏维埃文学的最高任务，就是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子孙后代，描述不朽的斯大林的伟大和天才。”这篇文章激怒了赫鲁晓夫，坚持要把西蒙诺夫调离《文学报》。整个1954年，西蒙诺夫仍忠实于自己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出身，在办公桌上放置一张自己特别喜爱的斯大林像：斯大林在凝视伏尔加至顿河的运河——恰恰也是古拉格劳工的纪念碑。斯大林在世时，西蒙诺夫从没在自己办公室或住所里悬挂他的肖像，现在这样做是为了表达对“叛徒”和“野心家”的愤慨。那些人在斯大林活着时高歌自己对领袖的爱戴，等他一死就大加谴责。西蒙诺夫回忆：“促使我[摆放画像]的不是斯大林主义，而是近似于高尚的或知识分子的荣誉的想法。”西蒙诺夫不愿背弃自己的过去，他还在1955年的诗集中收入一首委实可怕的《斯大林颂歌》。它写于1943年，以前一直没有发表，诗中称赞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916)
西蒙诺夫在批判爱伦堡之后，又向自由派解冻中的其他先锋作家，发起一系列攻击。他在1954年7月《真理报》的重要文章中，谴责文学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的排斥，愈益趋向讽刺文学。西蒙诺夫特地点了乌克兰剧作家亚历山大·科尔涅伊奇克的名，批评他放弃了剧院的重要职责，借用西蒙诺夫的界定，即“教育苏维埃人民如何去爱护和珍惜苏维埃制度”。(917)
作为《新世界》的主编，西蒙诺夫也反对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的爆炸性小说《不是单靠面包》，这份来稿想以连载的形式在《新世界》发表。这是有关发明家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名物理教师，致力于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但由于小腐败和苏维埃官场的低效，他的独具匠心遭到了扼杀和破坏。在西蒙诺夫1956年发表它之前，坚决要求杜金采夫缓和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因为他担心这部小说可能引发对整个制度的质疑。即使有了西蒙诺夫要求的改动，这本书仍被改革者欢呼为反对当权派的攻坚生力军。该小说的第一次公开讨论，吸引许多人来到作家协会，学生们为了听到辩论甚至攀援水管爬到二楼窗外，最后只好请来骑警驱散人群、维持秩序。(918)
《新世界》拒绝发表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西蒙诺夫对此负有直接责任。1956年9月，他代表该杂志的编委会写信给帕斯捷尔纳克，解释出于政治考虑的反对意见。这部小说以俄国革命和内战为背景，是史诗般的人生戏剧。1958年，苏维埃领导人发起运动，迫使帕斯捷尔纳克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就反复引用了该信。[6]西蒙诺夫对这部小说评价甚低，曾写信给儿子说，这是“一部庸俗主义的作品，既卑鄙，又刻毒，有的地方更是赤裸裸地反苏维埃”。西蒙诺夫的观点是，小说提出的核心问题——俄罗斯知识分子接受1917年10月革命的决定是否正确——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笔下，其答案只能是否定的：知识分子决定跟随布尔什维克，却背叛了自己对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文化和人类的职责。在西蒙诺夫看来，这种偏见不仅使之成为一部反苏维埃小说，而且侮辱了整整一代专业人士，包括自己的母亲和继父。他们留在苏俄，为布尔什维克工作，不是出于政治选择，而是因为他们首先是俄罗斯爱国者。(919)
随着解冻的深入，赫鲁晓夫的改革者在苏维埃领导阶层占了上风。西蒙诺夫在莫斯科文坛上成了日益孤立的人物。改革的自由精神，与拒绝改变观点的斯大林主义信徒，无法相容。西蒙诺夫在1956年写道：
主编可以要求删除
我诗句中的斯大林，
但无法帮助我赶走
我灵魂中的斯大林。
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发言谴责了斯大林。之后，西蒙诺夫开始驱赶内心的斯大林，过程非常缓慢。(920)
赫鲁晓夫的讲话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在恐怖制度的缓慢消亡过程中，其重要性超过斯大林的去世。自1917年以来，这个恐怖制度一直在统治苏维埃人民。赫鲁晓夫的讲话显示，苏维埃政府终于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划清界限，人们的恐惧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开始渐渐离去。
苏共二十大是斯大林去世后的首次大会，1956年2月14日在大克里姆林宫召开。1355名投票代表与会，期待高层领导解释斯大林之后的路线，论定已死领袖的地位。揭露和谴责斯大林的罪行这个决定是由领导集体作出的——但究竟到何程度，曾有激烈的争论。早在2月9日，另一个特别委员会曾就1935到1940年之间的党员迫害，向中央委员会提交调查结果，让高层领导大吃一惊——无论是逮捕和枪决的庞大规模，还是这恐怖浪潮所依托的证据捏造——临到苏共二十大的前夕，才决定在封闭的秘密会议上向大会代表披露真相。讲话文稿是集体起草的，但赫鲁晓夫是披露真相的主要推手，并充任2月25日的发言人。
赫鲁晓夫的动机很复杂，但仍是勇敢之举，因为其他的党领导人，如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显然都犹豫不决，不愿揭露自己曾扮演重要角色的现政权的罪行。赫鲁晓夫在2月9日的讨论中呼吁采取大胆措施：
究竟是什么样的领袖，会摧毁每一个人？我们必须勇敢地讲出真相……我们曾与斯大林一起工作，但这并不连累我们。随着真相的浮现，我们必须予以公布。否则，我们就在赞同他的行为……我们可以响亮发言，不以为耻，无需害怕，绝不满足于心胸狭窄的诡辩。
披露真相也有利于赫鲁晓夫对权力的觊觎。他利用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打击或威胁主要的竞争对手，并在欢迎解冻和政治改革的社会群体中，建立起自己的支持基础。但最重要的，像党的其余领导人一样，赫鲁晓夫也许还在担心，如果不公布斯大林的罪行，人民将会接过发言权。在解冻的气氛中，党的批评者将会指责高层领导人人有责。最近刚从劳改营归来的一名党内老同志，向赫鲁晓夫提出警告：“要么，你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告诉他们；要么，你会发现自己也在接受审查。”赫鲁晓夫的讲话，特地提及这位老同志的证词。赫鲁晓夫给人一个印象：党领导只是在最近，经由2月9日的调查结果，才发现大恐怖的真相。他得以将责任推到斯大林的头上，以“不知情”的理由洗脱其他领导人的嫌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赫鲁晓夫为1935年以来党的不公提供了开脱罪责的解释：斯大林个人应负全部责任，其他领导人反而成了他“滔天罪行”的受害者（即使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追随者，也罪不该死）。没有怪罪苏维埃制度的问题——只有“克服个人崇拜”的问题。整个讲话的目的是要重新恢复列宁主义。(921)
赫鲁晓夫以保密的需要来结束他的讲话：
这个议题不得传到党外，更遑论媒体。这就是为何我们要在封闭会议中谈论此事……我们绝不向敌人提供弹药，绝不袒露我们的伤口。我相信，大会代表都明白这一点，都会遵行不悖。
他发言完毕，会场中一片死寂。大会代表之一亚历山大·雅可夫罗夫——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开放政策的领军人物——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坐在楼座上，记得很清楚，赫鲁晓夫发言之后，把我紧紧攫住的，如果不是绝望，那就是一种深沉的忧虑。大厅中的寂静简直是高深莫测，没有椅子的吱吱嘎嘎，没有咳嗽，没有窃窃私语，没人注视旁人——或出于对刚刚发生的事件的猝不及防，或出于紧张和恐惧……我们都低下头，鱼贯离开会议大厅。
离开大厅走进玄关的大会代表中就有西蒙诺夫。他站在那里良久，陷入了震撼和混乱，一边吸烟，一边与中央委员会文化顾问伊戈尔·切尔诺乌索夫交谈。切尔诺乌索夫回忆：“我们已知道很多，但真相以如此方式坍塌于眼前，仍被惊得目瞪口呆。这是真相的全部吗？”(922)
[1]塔尼娅和弟弟阿列克谢在1978年移居美国后，她立即要求退党——那正是克里姆林宫反对艾莱娜·邦纳和她第二任丈夫安德烈·萨哈罗夫的高潮期。艾莱娜·邦纳1956年入党，1968年苏维埃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她就停止缴纳党费。露丝·邦纳担心孙辈的福利，悄悄地帮她代缴到1972年（根据对艾莱娜·邦纳的采访，波士顿，2006年11月）。
[2]玛丽安娜的表姐卡蒂娅·布龙施泰因（娘家姓杰美恩）当年18岁，对此未予证实。
[3]加林娜使用母亲的姓氏。
[4]她到1989年才发现，丈夫在1937年即遭枪决。
[5]图尔金家收到平反证书的同时也获悉，亚历山大被捕几星期后就死于劳改营，时年52岁。
[6]《日瓦戈医生》被偷运出苏联，1957年首次出版于意大利，成为国际畅销书。帕斯捷尔纳克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但面临作家协会的压力和苏维埃报刊的民族主义谩骂，被迫拒绝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