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没能保密太久。讲话的一份笔录被印成小册子，发给苏联各地的党组织，在所有工作场所读给共产党人听。苏共二十大之后的数周内，在苏维埃的工厂、办公室、大学、学校聆听该讲话的，有700万党员和1800万共青团员。该讲话也被送到东欧的共产党政府，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企图遮掩，不让东德人民知道。但波兰领导人将它发表，副本抵达《纽约时报》，登在6月4日的头版，再从西方反馈到东德和苏联的其余民众。(923)
该讲话使共产党陷入混乱。苏联各地的党组织发生了激烈讨论，有些党员责怪领导人未能早说，其他党员批评赫鲁晓夫选了个尴尬的时机。1956年6月，中央委员会因担忧广大党员中的异议，发出一个秘密通告，要求当地党领导以清洗甚至监禁的方法，钳制越线的批判。(924)
在党外，无畏之士视赫鲁晓夫的讲话为讨论和质疑一切的信号，知识分子率先发言。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回忆：“苏共二十大结束了我们对苏维埃制度的暗自质疑。”她后来加入持不同政见者的群体，移居美国。
青年男女开始克服内心的恐惧，分享各自的见解、信息、信仰、疑惑。每天晚上，我们聚在狭小的公寓里背诵诗歌，阅读“非官方”文章，交换各自的故事。这一切揭示了我们国家中发生的真实景况。(925)
对许多从古拉格归来的囚犯来说，赫鲁晓夫的讲话打消了他们的恐惧——现在，他们开始说出真相。拉丽莎·莱维娜回忆道：“苏共二十大是我们内心解冻的开始。”她的母亲季娜伊达1956年从流放地返回列宁格勒：
关于她在劳改营的生活[1937到1946年在科雷马劳改营，1949到1953年在波特马劳改营]，母亲几乎一言不发……但苏共二十大之后，她终于开口。相互的交谈越多，我们思想的变化就越大——更持怀疑态度。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有所改变——家人从母亲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相互之间变得更加亲密。(926)
斯大林囚犯的子女一直背负“污点履历”的包袱，突然受到鼓舞，可以倾诉自己内心的不平。赫鲁晓夫的讲话传达给工人党员时，安吉丽娜·叶夫谢耶娃正在列宁格勒的兵工厂上班。有人预先通气，她设法不让党干部察觉，偷偷溜进去旁听。宣读结束时，安吉丽娜变得情绪激动，失声呜咽。她回忆：
没人知道我失态的原委。我有完美的履历表，甚至当选为市苏维埃代表。没人知道我父亲1937年作为人民公敌被捕，我从没泄露给任何人。我总担心他们会查出我的秘密。我听到这个讲话时，觉得自己挣脱了这一恐惧。这就是我哭的原因，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从那以后，我开始倾诉过去的真相。(927)
利季娅·巴布什金娜的父亲枪决于1938年，在她看来，自己从父亲消失时就怀有的不公正之感，终于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中得到了官方的确认。1956年之前，她太害怕，即使在母亲和外祖母的面前，也不敢谈论自己的感受。她们自己也对此讳莫如深，主要因为在兵工厂上班，担心自己的污点履历一旦暴露就会遭到解雇。有时，她们的沉默让利季娅父亲的清白产生怀疑。赫鲁晓夫的讲话之后，利季娅不再有如此的困惑。她鼓起勇气，不但向母亲打听父亲被捕一事，而且向同事诉说自己的感受。她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一家服装厂工作，有一天晚上，她在工厂宿舍里告诉其他女孩，斯大林才是“真正的人民公敌”，因为他下令逮捕像她父亲那样的无辜公民。其他女孩害怕起来：“小声点，小声点，你这样讲话，他们会把你抓起来！”但利季娅不受劝阻：“让他们来吧。我会响亮、清楚地告诉他们，我只是在重复赫鲁晓夫所说的。让他们听听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是事实。”(928)
但这样的言论仍属罕见。即使在1956年之后，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仍过于怯懦，他们对斯大林政权仍记忆犹新，不敢作出像利季娅那样的公开批评。对赫鲁晓夫解冻的普遍理解——是一个全国性辩论和政治探索的时期——很大程度上是由笔健的知识分子的回忆录所塑造的，几乎没有代表性。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开放的交谈可能已成为规范，他们利用解冻来直面大恐怖的历史。但对苏维埃大众来说，对塑造他们生活的力量，一头雾水，一无所知，坚忍和沉默仍是应对过去的常见方式。
1957年，奥萨镇的理发师亚历山德拉·法伊韦索维奇第一次向女儿伊拉伊达讲述自己的被捕，以及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生活。其时，她仍羁留在劳改营附近。她刚刚收到的平反证书，让她有勇气向伊拉伊达倾诉自己的过去。伊拉伊达回忆她们的交谈：
她告诉我，她已收到新护照[平反之后的]，她的入狱记录全被“抹掉”了，她是无辜的，因此可以开口。但她吐露的只是，我父亲入狱是因为“嘴快”[他被人听到在抱怨商品的短缺]……她入狱是因为他是她的丈夫。她还说，很多人死于劳改营——“他们像苍蝇一样一个个倒下死去”——他们生了病，得不到任何人的照料。“他们把我们当狗一样对待。”这是她所说的一切。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中）和女儿安吉丽娜、儿子斯拉瓦，1958年
在之后的25年中，直到她1980年去世，亚历山德拉对自己的被捕和劳改营生涯，再也没向伊拉伊达吐露一个字。每当女儿提出疑问，她只会说：“我有了新护照。我是清白的。”(929)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从来不提劳改营，没有告诉子女她自己或丈夫被捕时的细节。她丈夫枪决于1938年。即使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即20世纪80年代后期，每当有人问起她的过去，季娜伊达就会提高警惕，自我防卫。安吉丽娜回忆：
在我们家中，没人谈论母亲被捕的原因，或为什么没有父亲，这已是一个封闭的话题。苏共二十大后，我想了解更多，但妈妈总是说“知道得越少，活得越容易”，或是“知道得越多，老得越快”。她有许多这样的表达方式来打断对话。
娜杰日达的父亲伊格纳蒂·马克西莫夫之墓，奔萨城，1994年
据她的女儿说，季娜伊达对政治毫无兴趣，“决不允许自己牵涉其中”。她从劳改营带回的恐惧，促使她对苏维埃政权讲的一切，采取“无条件接受”的立场。她看到了宣传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亲身体验了政权的不公，但像千百万普通苏维埃公民一样，从未“认真反思”所观察到的现实。接受苏维埃的现实是一种应对机制，帮助她活了下来。(930)
娜杰日达·马克西莫夫年幼时对自己的家史一无所知。她的父亲是来自诺夫哥罗德地区的农民，曾在列宁格勒当木匠。20世纪20年代，他两次被捕，到1932年娜杰日达3岁时，他再一次被捕，与家人一起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娜杰日达就在那里度过童年，但对家人为何生活在北极圈毫不知情。父亲在1938年又一次短暂入狱（娜杰日达以为他出差了），之后合家搬去奔萨城定居。1946年，娜杰日达入读列宁格勒医学院，后来成为医生。要到母亲去世前不久的1992年，娜杰日达才发现父亲曾多次被捕，以及他曾在监狱、劳改营、“特殊定居地”度过8年。她在报纸上看到父亲的名字，连同祖父和叔叔的名字。那是一份前政治犯的名单，在苏维埃政权崩溃之后获得了死后的平反。娜杰日达让母亲看这份名单，她起初的反应是：“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事，还提它干嘛？”但在娜杰日达的坚持下，母亲披露了一切。父母本想保护她，不让她知道，她也就没有义务来坦白自己的污点履历。娜杰日达解释：
我的一生，每次填写表格，在有否亲属受到镇压一栏，我总能填上“无”。我不知道父亲的事，所以问心无愧，毫无焦虑。如果我知道，又强迫自己撒谎，就会顾虑重重。我敢肯定，这就是我一直没遇上麻烦的原因。
塔玛拉和母亲卡帕托莉娜，1948年
她的父母即使在1956年之后仍保持沉默。他们仍然认为，把自己的过去告诉女儿，万一她又转述给朋友，万一政治环境骤变，那岂不太危险了！因此，如她自己所承认的，娜杰日达在63岁之前很少关注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未受大恐怖影响的其他苏维埃公民，毫无疑问也会有这种冷漠。反思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生活，娜杰日达回忆道：
我听说过镇压，但没留下任何印象。例如，1946年，我们在奔萨地区的邻村发生了大规模逮捕，但不知何故，没来碰我们。我不理解，甚至也不想去弄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我发现很难解释得通——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自己的生活却自成轨迹，丝毫不受影响。不知怎的，我做到了避而远之。(931)
塔玛拉·特鲁比娜50多年没有找到父亲的下落。母亲卡帕托莉娜所能提供的是，他作为志愿工前往远东的建设工地，一去不返，销声匿迹了。1935年遇见工程师康斯坦丁时，卡帕托莉娜是个年轻的医生，受共青团的委派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小镇苏城，在古拉格管理机构工作。而康斯坦丁是囚犯劳工，在附属于古拉格的建设工地上班。1938年，康斯坦丁被捕，卡帕托莉娜不清楚丈夫的下落，只知道他被送去远北建设托拉斯的某个劳改营，位于西伯利亚的东北部。卡帕托莉娜把年幼的塔玛拉留给在彼尔姆的母亲，自己返回科雷马劳改营，继续医生的工作。她与康斯坦丁的婚姻尚未登记，又继续使用娘家的姓氏，所以好几年得以隐瞒自己的污点履历。最终她工作部门的古拉格指挥官查出她与康斯坦丁的瓜葛，但劳改营的医生人手紧缺，遂决定为卡帕托莉娜保密。30年来，卡帕托莉娜继续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内务部担任医生，在1965年退休之前，最终晋升为克格勃医疗部门的上校。她一直怀抱希望，在科雷马劳改营巡回诊病时可能会找到康斯坦丁，或得到他的信息。她觉得，帮助像他那样的囚犯，如她所解释的，至少还可与失去的丈夫保持间接的联系。然而在1956年，她被告知真相：康斯坦丁已于1938年11月遭枪决。
将近20年，卡帕托莉娜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担心自己的同事会发现她丈夫是“人民公敌”，甚至害怕与家人谈及康斯坦丁。因此，他已遭枪决的新信息——她视之为他可能犯了重罪的证据——使她性格更加孤僻，沉默寡言。尽管女儿询问得越来越频繁，她仍只字不提。塔玛拉回忆：
妈妈从不提及父亲，但保留了他所有的来信[20世纪30年代的]，还有几份电报，只是从不让我看。她总是把谈话引向其他话题，只会说：“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最多再添上一句：“使他陷入困境的，也许是他的舌头。”
塔玛拉的母亲死于1992年。之后，身为克格勃高级官员的舅舅，让塔玛拉写信给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同事，询问有关康斯坦丁的信息。她收到的答复是，父亲属于一个“托派组织”，枪决于1938年，但没提及他在劳改营的监禁。于是，如同母亲所告诉她的，她仍认为康斯坦丁是一名奔赴远东的志愿工，他失宠于苏维埃当局只是1938年的事。2004年，塔玛拉在彼尔姆为本书接受采访时，才获悉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她看到文件，证明父亲是古拉格一名长期囚犯，她起初仍拒绝相信，坚持认为其中有错。因为在心态上，她不愿把自己视为苏维埃制度的“受害者”。在现实中，她是个教师，享有成功的职业生涯，视自己为苏维埃机构的一员。塔玛拉承认，她也许应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母亲的沉默，如果她知道父亲的真相，可能会在争取前途时犹豫不决。(932)
在所有的极权主义社会，压抑自己的创痛记忆，已被广泛视作受迫害者的心理自卫。但在苏联，斯大林的受害者更有特殊的原因来忘却过去。例如，没人知道赫鲁晓夫的解冻能够持续多久，很快回到镇压也有可能。事实上，解冻是短暂和有限的。在整个赫鲁晓夫时期，现政权让大家明白，对斯大林迫害的讨论不可导向对整个苏维埃制度的批评。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赫鲁晓夫解冻的高潮期——其时，斯大林的遗体被从列宁陵墓移出；像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那样的斯大林强硬派，被开除党籍；索尔仁尼琴有关古拉格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年）的出版，使对斯大林政权的评价发生了根本变化——对数百万已死或遭到迫害的人士，仍然没有官方的承认、公共纪念碑、政府道歉及适当的赔偿。就是对受迫害者的平反，也进行得非常勉强。
1964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相对宽松戛然而止，审查制度变严。在苏维埃胜利20周年之际，斯大林作为“伟大的战争领袖”的荣誉得到恢复，独裁者的半身塑像又出现于克里姆林宫墙附近的他的坟墓旁。1966年2月，地下出版物作家尤里·丹尼尔和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上了做秀审判的被告席。为此而组织起来的抗议，催生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却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钳制。向异见分子发起新的迫害，是阻止讨论斯大林罪行的强大威慑。数以百万计的人对斯大林政权记忆犹新，本有可能认真评判苏维埃制度，如今只能按兵不动。他们害怕给人留下自己同情异见分子的印象，而后者一再谈及斯大林的罪行，变成了反对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另一种形式。人们再一次压制自己的记忆——拒绝谈论过去——在表面上加入苏维埃忠诚而沉默的大多数。
在斯大林的前囚犯当中，再次被捕的威胁确实存在，这足以保证1956年之后几十年的噤声。大恐怖的结束可能拔掉了克格勃的獠牙，但它仍有诸多严酷的惩罚手段，其无处不在的监控能力，更给敢想敢说敢做的人带来恐惧，因为他们的行事方式随时可被视作反苏维埃。
伊娜·盖斯特1977年在莫斯科的茨韦特梅塔夫托马蒂卡实验室担任工程师，她接到克格勃特工的电话，请她去卢比扬卡。伊娜回忆：“不用说，我开始全身发抖，脑筋也完全不好使了。”她立刻回想起自己在1949年4月的被捕，当时她在莫斯科大学作论文答辩，也以类似的方式受到传唤。她还想起妹妹在1949年6月的被捕，以及1937年自己12岁时父母被捕的景况。伊娜随即回答，她恰好在做实验，不能马上就去。克格勃官员告诉她，将在半小时后再来电话。伊娜马上疯狂地打电话给朋友，一是要警告他们，他们可能也会受到传唤，二是万一她回不了家，好让他们知道她去了哪里。克格勃的电话又响了，但伊娜仍拒绝去卢比扬卡。因此，该官员开始在电话上问起她与列夫·科佩列夫的交往。科佩列夫是古拉格前囚犯、异见分子、作家，很快将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科佩列夫认识数百名莫斯科人，伊娜只是其中之一，他还在她的房子里开过朗诵会。不知何故，克格勃发现此事，也许窃听了她的电话，更可能是朗诵会中混有举报人。伊娜吓坏了，接下来的几天中，随时准备被捕。她担心克格勃的搜查，将保存在自己公寓的异见分子的文学作品统统扔掉，也取消了新的朗诵会。伊娜没有被捕，这起事件并无进一步的发展。但这个电话激起了她痛苦的回忆，所留下的焦虑和恐惧搅扰她多年。伊娜反思：“我的一生，一直挣扎于这种恐惧之中，总是很怕。”恫吓她的到底是什么，很难说。她解释：“这不是具体的东西，更像是一种自卑，一种模糊的缺陷。”(933)
斯大林的前囚犯广泛带有这种焦虑。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就生活在不断的焦虑之中，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依然一直担心自己再次被捕。直到1981年，她收到新护照，上面没有她曾在劳改营的标记，她的恐惧才开始退却。即便如此，据她女儿所说，她“一生都在担忧恐怖的回潮，直到她死去那天”。玛丽亚·维特克维奇1945年被捕，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待了10年，迄今仍然害怕。她解释说：“我无法摆脱恐惧。”
我成年后一直深感恐惧，现在[2004年]会感受到，临死那天也会感受到。即使现在，恐怕还有人在跟踪我。50年前我获得平反，我没做过任何丑事。宪法说，他们不能干涉我的私生活，但我还是害怕。我知道他们有足够的资料可以把我再次带走。
斯韦特兰娜·布龙施泰因1952年被判刑10年，在维亚特卡劳改营度过3年，1955年获释，迄今仍会做关于劳改营的噩梦。她如有精力填写文件、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排长队，早就会尝试移居美国。她相信她的恐惧会在那里消失。(934)
斯大林的大多数受害者遭受威胁，被迫沉寂，坚忍地压抑自己伤痕累累的记忆和情感。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在《科雷马故事》中写道：“人们用遗忘的本事来谋求生存。”曾吃尽苦头的人不愿谈论自己的生活，很少哭泣。伊娜·盖斯特深思道：“迄至今日，我都不会哭泣。斯大林的时代，大家都不哭。从那时起，我的内心一直保留禁止自己哭泣的决心。”(935)
这种坚忍引起众多历史学家的注意。英国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戴尔在有关苏俄的死亡和记忆的书中提到，俄罗斯人已习惯于压抑自己的情感，避而不谈身受的苦难——不是无意识的回避（否认），而是有意识的战略或应对机制——人们可能会思忖：“心理创伤的概念真与俄罗斯人的大脑毫不相干，只是外来的异想天开，就像进口机器，一遇上西伯利亚的严冬酷寒就会失灵。”(936)
精神病学认为，开口说话对创伤的受害者颇有疗效，而受到压抑的情绪只会延续创伤、愤怒和恐惧。(937)沉默持续得越久，这些受害者越有可能觉得自己已被秘而不宣的记忆围困了，压垮了。坚忍可能有助于人们的生存，但也会使他们被动认命。造就一个坚忍、被动已成规范的社会，就是斯大林的持久成就。
在坚忍或认命方面，没人能超过尼古拉·利列耶夫。尼古拉出生于1921年，18岁被红军征召入伍，1941年当了德军俘虏；作为囚犯，他先在爱沙尼亚的一个农场工作，后来又进过德国各个矿区和工厂。1945年，尼古拉返回苏联，被捕后获刑10年，被送去科米劳改营。尼古拉1955年获释，但不准回到家乡列宁格勒，于是定居于卢加，直到1964年。他在2002年写下回忆录《不幸者活不下去》，以下面这段开场白拉开序幕。他坚称，其中没有丝毫的讽刺和黑色幽默：
我一直非常幸运，特别在我人生的困难时期。我很幸运，父亲没有被捕；学校教师待我不错；没有参与芬兰战争；从未中弹；铁窗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年是在爱沙尼亚度过的；没有死于在德国挖矿；被苏维埃当局逮捕时，没因当逃兵而遭到枪决；审讯时没受酷刑；没有死在前往劳改营的押送队列中，尽管我身高1.8米，体重只有48公斤；我在苏维埃劳改营时，古拉格恐怖已在减少。我不因自己的经历而感到辛酸，我已学会接受既有的生活。(938)
二
西蒙诺夫和瓦伦蒂娜·谢罗娃，1955年
1956年，西蒙诺夫与女演员瓦伦蒂娜·谢罗娃离婚，娶了第4任妻子拉丽莎·扎多娃——当时已怀了他的孩子。拉丽莎是艺术史学者，其父亲是苏维埃陆军司令部的第二把手。她嫁给第一任丈夫、诗人谢苗·格鲁津科时，父亲就曾大发雷霆；谢苗死于1953年。当她宣布将嫁给西蒙诺夫时，父亲扬言要把她和她的3岁女儿逐出家门（“一个诗人还不够吗？”）。拉丽莎是个认真严肃的女人，与瓦伦蒂娜相比，比较冷静。她负责西蒙诺夫的私人生活，成为他的亲密伴侣，但激发不出他的浪漫诗兴。(939)也许，他现在只想追求生活中的秩序和宁静。
与瓦伦蒂娜的分手，像西蒙诺夫与她的其他关系一样，动荡不定，风起云涌。他们的女儿玛莎（玛丽亚）出生于1950年，之后，两人的关系开始分崩离析。向来是借酒浇愁的瓦伦蒂娜，已变成慢性的酒精中毒者，她的美貌褪色，她的剧场生涯持续低落。她在马里剧院招惹的一系列丑闻，数次受到当局的训斥，最后在1952年被解雇。瓦伦蒂娜的行为让西蒙诺夫颇为尴尬，他当时在反犹太人运动中，正承受斯大林强硬派愈益增强的压力。西蒙诺夫与瓦伦蒂娜不断争吵，她的酗酒和火暴脾气更加厉害，因为她觉得他正在准备离她而去。1954年，他搬出高尔基大街的公寓，瓦伦蒂娜已知道他与拉丽莎的交往。为了挽救婚姻，西蒙诺夫在莫斯科苏维埃剧院，为瓦伦蒂娜觅得一出戏的主要角色，并承诺如果她能“振作起来”，他会回到她的身边。但瓦伦蒂娜已做不到这一点，他也肯定清楚。她是病人，需要帮助。
1956年的春天，西蒙诺夫终于决定与瓦伦蒂娜离婚，因为拉丽莎告诉他，她怀了孕。他如果拒绝与她结婚，就会承受另一桩丑闻，但瓦伦蒂娜不想离婚。像他们的许多朋友一样，她认为自己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却遭到丈夫的背弃。这也许并不公平。在苏联，对酒精中毒的了解甚少，酗酒往往被称作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医学上的治疗，西蒙诺夫根本帮不上忙。瓦伦蒂娜陷入绝望，喝得更凶，结果只好住院。恰好在此时，离婚获得法律的批准，瓦伦蒂娜因此而精神崩溃。在随后的4年中，她5次被迫住入精神病医院。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玛莎只好与瓦伦蒂娜的母亲住一起。这位小女孩因酗酒的母亲和父亲的缺失而深受困扰。(940)
1960年，瓦伦蒂娜所住医院的精神科主治医生季娜伊达·辛克维奇写信给西蒙诺夫，指责他造成了瓦伦蒂娜的精神崩溃：
瓦伦蒂娜·瓦西列夫娜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你……她人生的方方面面都在你的手中——她作为女人的自尊、她作为戏剧和电影演员的事业、她的成功和名利、她的家人和朋友、她的孩子、她的物质财富……然后你出走了。你的离去摧毁了一切！她失去所有的信心、她与剧场和电影界的关系、她的朋友和家人、她的自尊……酒是她唯一拥有的，唯一可依靠的，但没有你，却成了对现实的逃避。
西蒙诺夫在1969年回顾这些事件，在写给卡蒂娅（拉丽莎第一次婚姻的16岁女儿，自1956年以后一直与西蒙诺夫一起生活）的信中承认，与瓦伦蒂娜离婚时，他对酗酒的妻子已“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更不用说友谊了”，他唯一的“遗憾”是没在“多年之前”就离她而去，为此只能责备自己。(941)
西蒙诺夫始终拥有这种冷酷和理性的能力，如果自己不赞成某人，或核算下来某人已没有用处，就会将其人逐出他的生活。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政治忠诚被认为高于个人忠诚，西蒙诺夫曾切断许多关系。出于这个原因，1956年之后，他的苦心钻营反过来困扰他时，他的身边也无亲密的朋友。也许这表明，在公众生活中充当斯大林主义者，又不让该制度的道德伦理影响个人关系，无疑是在缘木求鱼。
西蒙诺夫离婚后，有意识地在生活中铲除一切与瓦伦蒂娜的关联——尽管他在金钱上继续帮她，直到她1975年去世。他买了新公寓和乡间别墅，把女儿玛莎排除在其他家人之外，遇上生日聚会、家庭纪念日、读书会或电影酒会，从不邀请她参加。他在1969年写信给卡蒂娅，解释为何她与玛莎最好各奔前程，因为卡蒂娅要求知道为何她不能与玛莎见面。[1]
今有一名19岁女孩[玛莎]，由母亲带大，其习以为常的看法和规则，与我的大相径庭——因此，她虽有我的姓，但在精神上却同外人一般。我并不把她当做我生活的一部分。多年来，我倾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确保她基本上有个正常生活。这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她与母亲一起生活。后者20多年来酗酒成性，治愈了再喝，喝了再治。
我从没想要你去认识这个女孩，或跟她见面，或者与她发生任何关系，因为这会使得她和你都很不愉快。我并不认为你现在有理由去认识她，你俩都不需要。生活中会有作出困难决定的时候，一个人必须承担责任，做他认为是正确的，而不是把负担转嫁给他人。(942)
要到20世纪70年代，西蒙诺夫对玛莎的态度才开始软化，之后，她才现身于各式家庭活动。
对西蒙诺夫来说，与拉丽莎的婚姻和他们的女儿亚历山德拉的出生，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西蒙诺夫1957年3月写信给儿子阿列克谢说：“至于你的妹妹，她今天已出世8周了。”
她正在褪去暗色，慢慢变得红润起来——我们对她的期望是：她会很坚强，对生活有健全的认知；她会以一个人应该的方式走路、吃饭、说话——总之，她会有所成就并具备良好的品行。
他的家庭幸福正值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对西蒙诺夫来说，1956年的变更代表一种精神解脱，尽管一开始他对否定斯大林仍有保留意见。阿列克谢回忆，1956年后：
父亲变得更加轻松愉快，不再因工作而不堪重负、压力重重。他的双手一直患有神经性皮肤病，我从小就记得，现在得以恢复正常。政治上的解冻似乎融化了他的心，他对亲近的人更加周到热情，因此开启了新生。(943)
1957年8月，拉斯金一家在莫斯科一个餐厅设宴庆祝塞缪尔和贝尔塔的金婚纪念日。庆祝活动是塞缪尔的侄子鲍里斯·拉斯金安排的，他是一个著名的幽默讽刺作家。打印出来的请帖和餐厅里的装饰，都是嘲讽性的苏维埃宣传口号，譬如“50年的幸福——轻而易举的负担！”“你们的家庭联盟是一所共产主义大学校！”西蒙诺夫虽不赞成嘲弄苏维埃政权的笑话，但也参与了庆祝活动，还分担了费用。1956年之后，西蒙诺夫改善了与拉斯金一家的关系。他与热尼娅保持朋友关系，向她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并常听取她在文学事务上的意见。西蒙诺夫还把经手的诗歌和散文的稿件，转送给时任解冻期刊《莫斯科》编辑的热尼娅，以推进她的职业生涯。[2]西蒙诺夫对前妻的关注，可能有内疚的因素。他逐渐接受解冻精神，如果将自己在苏维埃文学界的作用与热尼娅的相比——她帮助发表异见作家的作品，是地下出版物的无畏拥护者——肯定会在道德上感到困扰。1964年的一个晚上，家人和朋友聚在莫斯科北部的机场地铁站附近热尼娅的新公寓，为她庆祝50岁寿辰，有些作家朗诵了特地为她而作的诗歌。现场的氛围是温暖幽默的，充满了对热尼娅的爱戴。西蒙诺夫作了一次尴尬的发言，拖沓冗长；面对一屋子钦佩她的道德勇气、宽宏大度、舍身相助的作家，他明显变得颇不自在。7岁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反成了他的救星，她走进房间，朝西蒙诺夫奔来。他一把抓住她，叫她“赶快祝贺热尼娅阿姨”。亚历山德拉接过麦克风：“亲爱的热尼娅阿姨，50岁生日快乐，快叫阿廖沙[阿列克谢]剃掉胡子！”(944)
就阿列克谢而言，解冻标志了自己与西蒙诺夫的新关系的开始。1956年，16岁男孩写信给父亲，谈到以往的隔阂（他与瓦伦蒂娜住一起时），并希望将来能走得更近：
我信任你，不只是把你当做父亲，也当做优秀、睿智、值得尊敬的老朋友。这种信念是我力量的源泉，而且，假如能帮到你，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也会很高兴。请记住，你的儿子虽然很年轻，也不强壮，但会永远支持你……我们很少谈及你的私生活——我想只有一次……在你的房子里，我从来没有自由自在的感觉——并没有明显的原因。只是，如果你“外出”，有些谈话我就觉得很难应对。如果你不在，我就避免上你家。我与玛莎的关系也很麻烦——我不能把她当做妹妹……现在，这都无关紧要了。我觉得，事情会有所不同。你变得更加平和，更加愉快，这太好了。我相信，我会成为你新妻子的朋友——她给我的感觉已经很好，我们将变得更加亲密。父亲，我在你的屋子里，将不再是一个客人。(945)
1956年夏天，16岁的阿列克谢完成了学业，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加入科学考察团，前往西伯利亚东部的雅库茨克地区。就阿列克谢而言，远征是为了证明自己已是个男子汉。父亲曾在相仿的年纪离开学校，开始在工厂上班，这成了他的榜样。阿列克谢在第一封给母亲的家书中写道：“告诉爸爸，我不会让他失望的。”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将自己的远征比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父亲在工厂的“人生大学”。西蒙诺夫的回信送来阿列克谢之前从未见过的温情和随意。西蒙诺夫在阿列克谢一生都会珍惜的一封信中写道：
在这类信件中，父亲通常会给儿子忠告。一般来讲，我并不想这样做——但在你冬季远征之前，我确有一条忠告。毫无疑问，你可能听说过，或从我相关的写作中想象得到，我在战争期间并不怯懦。这里是我想要对你说的：根据我对人类尊严的理解，以及自己作为男人的骄傲，我做了自己应做的。但请记住，如果你现在满意于拥有一个鲜蹦活跳的父亲，而不只是一块墓碑或某种回忆，那是因为我从不冒愚蠢的风险。在所有真正危险的情况下，我从不逃离，但我非常仔细、克制、小心。你应该很清楚，我为何告诉你这一点……
现在，我的朋友，我必须赶去作家协会，告诉年轻作家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同时，你可帮我添加脱漏的标点，改正我的语法错误。好吗？
吻你，我可爱的小子，捏你的小爪子。父亲。1956年8月31日。(946)
阿列克谢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67年
9月，西蒙诺夫在雅库茨克地区与阿列克谢团聚了三天，享受原始环境和远征队的同志友情，使他忆起自己在战争时期的生活（热尼娅向阿列克谢解释：“他非常高兴，因为他仍可背上背包，踏上征途”）。人生中第一次，他与儿子一起坐在篝火旁，边喝酒边谈自己的生活、对政治的见解、对未来的憧憬。西蒙诺夫在文学界感到孤独，反而在儿子身上，找到了一个知己和忠实支持者。热尼娅遇见归来的西蒙诺夫后，写信给阿列克谢：“他对你的各方面都洋洋得意，满意你的成长，无论是体格上，还是精神上。他还满意伙伴们对你的评价看法。”至于阿列克谢，他从没见过父亲如此开心和兴奋：“他滔滔不绝地谈苏共二十大、他的新家庭、他的女儿、他的新房子、他的新小说《生者与死者》。在他看来，他完全可以脱胎换骨，过全新的生活。”在雅库茨克地区的三天中，阿列克谢爱上了西蒙诺夫。这些年来想象的父亲终于成为现实，与父亲的新关系更给自己带来了独立和成熟，自己也取得了蒸蒸日上的发展。他从雅库茨克地区给西蒙诺夫写信，解释自己对文学和人生的看法，并以成人的口吻征询父亲的意见。他在1957年2月写道：“我对将临的见面满怀期待，我有这么多东西要告诉你、询问你，光靠写信是不够的。”(947)
但阿列克谢与父亲的亲近关系持续时间很短。他们在雅库茨克地区取得的亲密无间，无法在莫斯科重演，西蒙诺夫根本就没时间，把父子隔开的是政治。解冻的民主精神征服了阿列克谢，但他的父亲即使不算全然反对，也仍持怀疑态度。阿列克谢太年轻，在政治上太不成熟，以致无法对父亲的政治观念提出清晰的反对意见。例如，克里姆林宫在1956年血腥镇压匈牙利起义时，他便没有什么真正的思考，他的父亲则支持派遣坦克，去镇压布达佩斯的反苏示威。然而，阿列克谢怀抱潜在的抗议意识，也许与拉斯金家庭的历史有关。阿列克谢在1956年申请第一本护照，在每个苏维埃公民都要填写的民族一栏上，尽管有资格填报父系的俄罗斯人，他却决意要用母系的“犹太人”，这将使他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多亏了拉斯金家人协调一致的努力——尤其是塞缪尔和贝尔塔的坚持——才劝服他打消这个念头。在阿列克谢看来，认同自己的犹太出身是持不同政见的自觉行为，故意扬弃苏维埃政权的价值观。他在其他事物上的见解，也流露出同样的态度。他厌恶共青团的虚假和伪善，深受杜金采夫《不是单靠面包》打动，那是一部猛烈攻击苏维埃官场的小说。阿列克谢还写信给作者，直言那是天才作品，又是苏联政治改革所急需的。他的信尾签名用了继祖父的姓（“阿列克谢·伊万尼谢夫”），而不是父亲的姓，以免牵涉父亲。西蒙诺夫批评该小说容易引发反苏维埃情绪，在它于《新世界》发表之前，迫使杜金采夫缓和了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对解冻的改革派精神，西蒙诺夫的谨慎态度远远超过儿子。1957年2月，他写信给阿列克谢：“如果往后退一步，看看我们的国家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1953年以来，我们已取得巨大进步。但是，如果有作家认为，有责任挑起不必要的叛乱，那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同情。”(948)
西蒙诺夫自己的去斯大林化，进展得十分缓慢。苏共二十大的真相披露，使他既兴奋又震撼，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予以接受。对于西蒙诺夫而言，斯大林政权的道德考验在于其在战争中的表现。他在创作伟大的战争小说《生者与死者》（1959年）时，就开始面对战争所提出的道德问题，即该政权对生命的肆意糟蹋。这部小说涉及许多从未见于公众讨论的问题：大恐怖对军事指挥的巨大破坏，战争初期席卷苏联的混乱和困惑，互不信任的气氛，不称职军官白白牺牲了众多生命等。西蒙诺夫凭借自己的日记和战争记忆，通过一系列生动场景重现战争历史，其中的官兵面对各种障碍，想方设法应付突发事件，以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展现了人们因战争经验而改变，在敌人面前变得更加坚强团结，暗示这种个人精神就是苏维埃胜利的根本原因。以前，西蒙诺夫一直把斯大林的领导当做战争的关键因素。但在《生者与死者》中，他开始重新评估斯大林的作用，逐渐转向民粹主义的观念——他将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作进一步的阐述——赢得战争的是苏维埃人民，尽管有斯大林的欠缺，仍然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如西蒙诺夫所揭示的，斯大林在军界的腥风血雨，造成了混乱和不信任，直接导致了1941年的军事灾难；像他小说中主人公那样的普通人，却以爱国主义精神和主观能动性，扭转乾坤，转败为胜。西蒙诺夫曾在日记中触及这一类想法，那些从1941到1945年的日记，充满了对战争的观察。1953年之前，他也与朋友讨论过，包括作家拉扎尔·拉扎列夫。但西蒙诺夫1960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文学之夜承认，他“缺乏足够的公民勇气，不敢在斯大林在世时公布这些想法”。(949)
对斯大林，西蒙诺夫一生都有一种感情依附。他自己的历史和身份，与斯大林政权紧密相连，以致无法彻底否定斯大林的遗产。出于这个原因，西蒙诺夫也无法全心全意地拥护赫鲁晓夫的解冻——在他眼中，这似乎是对斯大林的背叛，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领袖，同样也是对自己过去的背叛。他无法否定自己，也就无法否定斯大林。即使在赫鲁晓夫解冻的高潮，西蒙诺夫仍坚持斯大林专政的多项教条。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中，他就坚持强硬派立场。西蒙诺夫1957年从加尔各答写信给阿列克谢说：“数千人丧生于匈牙利事件，但英国在印巴分治中洒下更多鲜血，而且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西蒙诺夫认为，这是苏维埃在布达佩斯采取行动的动机]，而是为了挑起宗教仇恨和叛乱。”(950)
1956年之后，西蒙诺夫在自由改革派的眼中，是一名顽固守旧的斯大林主义者，但在顽固斯大林主义者的眼中，又是一名危险的自由主义者。但实际上，在整个赫鲁晓夫时期，他只是一名温和的保守派。他承认斯大林的错误，看到适度的政治改革的必要，但他继续捍卫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创建的苏维埃制度，视之为人类进步的唯一坚实基础。他在给阿列克谢的信中说：“我们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犯了错误，但在承认错误的同时，不应动摇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共产主义原则仍是正确的。”(951)
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上台，西蒙诺夫温和的保守主义获得了官方的青睐。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逐步被逆转，克里姆林宫反对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西蒙诺夫成为苏维埃文学当权派中的元老。他的著作获得广泛出版，并在苏维埃学校和大学中列作标准的课外读物。他经常出现于苏维埃媒体，并作为苏维埃文学的官方代表而周游世界。即使以苏维埃精英的标准看，他都是在享受特权生活。
1970年5月9日，即苏维埃1945年胜利的25周年，西蒙诺夫接受《社会主义工业报》的记者采访，澄清自己对战争结束以来苏维埃历史的立场：
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历史。我现在所知道的大大超过我在战争刚结束时所了解的。当然，我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我的主要感觉是，我们当年的事业是正义的。今天，你周游全国看到各地的建设，看到已完成的和正在做的，就会有这种感觉。在战争中，条件非常艰苦，许多人丧失生命，我们的人民承担了必须作出的牺牲。假如他们在那个艰难奋斗中失败了，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是今天的模样，就不会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有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和自由的世界斗争。所有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全靠我们的胜利。(952)
对西蒙诺夫那一代人来说，战争是他们人生中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他们大约出生于1917年大革命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渐趋成年，基本价值观全由斯大林政权所塑成，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陆续退休。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怀念战争年代，视之为自己青春时代的顶峰。那时讲的是同志友爱、同甘苦共患难；那时的“人品变得更好”，因为大家必须互助互信；那时的生命有更大的目标和意义，因为在他们眼中，国家的命运似乎取决于他们对战争的个人贡献。这些老兵把战争岁月当做齐心协力取得伟大成就的时期，大家都为胜利作出巨大牺牲。他们回顾1945年，视之为苏维埃历史和记忆中几近神圣的时空存在，借用老兵兼作家康德拉季耶夫的话即是：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毫无疑问，战争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认识。因此，我们不愿以任何方式来贬低我们的人民在那可怕、艰苦、难忘的岁月中的伟大成就。我们对所有阵亡的士兵的记忆如此神圣，我们的爱国情怀如此纯洁、如此深沉。(953)
俄罗斯母亲雕像，是马马耶夫库尔干战争纪念馆的一部分，位于伏尔加格勒
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等于在向世人提醒苏维埃制度的成功。在忠诚公民的眼中，包括西蒙诺夫，1945年的胜利使苏维埃政权和1917年之后的一切变得合情合理。但大众对战争的记忆——被当做人民战争——又代表了对苏维埃专政的潜在挑战。战争恰恰又是“自发的去斯大林化”时期，它不同于其他时期，苏维埃人民被迫为自己的行动负责，自发组织起来投入战争，往往没有高效的领导，或党的掌控。正如战后政权所担心的，这种自由和自主的集体记忆如果引发政治改革的思想，就会造成危险的局面。
许多年来，战争的记忆一直在苏维埃政权的公众文化中遭到淡化。1965年之前，胜利纪念日甚至不是苏维埃的法定节日，只是听由退伍军人团体自行操办庆祝活动和游行。政府严格审查有关战争的出版物，在政治上控制战争小说，[3]并从公共图书馆撤走战时报纸。1956年之后，对战争回忆的管控得到部分放宽，二战老兵的回忆录出现于出版物中。年轻时曾参与战争的作家纷纷发表往事回忆和小说，以自身经验来描绘现实中的士兵——通常被称为“战壕中的真相”——成为政治宣传版本的道德制衡。[4]但这些出版物已处在赫鲁晓夫解冻允许的边缘：党愿意将军事挫折归咎于斯大林，但不允许对官方叙事的挑战；仍坚持认为，共产党的纪律和领导是胜利的保证。1962年，政治局的意识形态主管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告诉格罗斯曼，其战争小说《生存与命运》的出版至少还要等200年（它最终于1988年在俄罗斯首次出版）。那部小说的原稿送交《旗帜》杂志后，即受到了克格勃的截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