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政权对战争记忆实施更加严密的控制，利用苏维埃的胜利纪念日来展示人民的忠诚和政权自身的合法性。1965年，胜利纪念日成为苏维埃的法定节日，党的全体领导出席排场讲究的庆祝活动，亮点是红场上的阅兵式。新的武装力量博物馆开幕，浩如烟海的展示品将战争记忆提高到崇拜的水平。两年后，克里姆林宫墙的附近建起无名战士墓，迅速成为苏维埃国家的圣地，苏维埃的新郎新娘都会例行到此致敬。伏尔加格勒（以前的斯大林格勒）完成于1967年的哀悼纪念场地上，站立着一座巨大的俄罗斯母亲雕像，手持宝剑，身高52米，是世界上最高的。正是在这一时期，不断重复的“两千万人死亡”进入苏维埃的政治宣传，成为救世主一般的象征，诠释苏联为解放全世界所付出的无可比拟的牺牲。
西蒙诺夫自己曾是一名军人，亲眼目睹过太多的战争现实，无意参与对公共记忆的操纵。对战争的意义和苏维埃胜利的原因，他已思考多年，这种思索更成了他对斯大林和苏维埃制度的道德反思：耗费这么多生命来赢得战争是否合理？鞭策人们坚持到胜利的到底是强力，抑或是更深层的东西，即与政治无关的爱国主义精神或坚忍耐力？西蒙诺夫在人生的最后10年，广泛收集士兵的回忆录和证词，到逝世时的1979年，已积累大量回忆录、书信和几千小时的录音采访。[5]其中许多证词用于“七个章节的诗意电影”《大兵出走》（A Soldier Went，1975年），每一篇章反映士兵经验的不同侧面，对士兵的采访和西蒙诺夫的作品朗诵交替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战争的恐怖与士兵的痛苦，在电影中变成了活生生的东西。那些士兵被描绘为普通人，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勇气和韧性。该电影的最长章节之一阐述了士兵的受伤，其中有一名步兵，受伤7次，仍继续朝柏林挺进。这部电影是献给普通军人的——数百万受到忽视的无名英雄，以勇气和耐力赢得了苏维埃的胜利——它出自一名作家之手，其战争著作往往采取军官的视角。据该影片的导演玛琳娜·巴巴克（西蒙诺夫当时的情人）说，西蒙诺夫这一尊崇行为带有强烈的个人动机，因为“西蒙诺夫认为，自己在生活中从没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巴巴克回忆：“西蒙诺夫坚持，他自己不应在电影中出现。他还说，自己不配站在一名士兵的旁边。”(954)
这部电影还是遇上了麻烦，军方对其中坚韧不拔的现实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战争理念，均不以为然（审查员坚持增加一个篇章，以献给作为战争领袖的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认为，所有纪念人民在战争中受苦受难的尝试，都是对政府的挑战。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蒙诺夫的许多战争著作，或被禁止出版，或以删减后的版本出现。他始于1941年的战争日记，成书为《战中百日》（A Hundred Days of War），计划在1967年出版，尽管向党领导发出了个人请求，仍得不到苏维埃审查员的批准（该书最终出版于1999年）。同样的命运降临于西蒙诺夫的另外一部文集，关于朱可夫及其1941至1945年的战争日记——《战争中的不同时日》（Various Days of War），大幅削减后才于1977年出版。(955)他的纪录片《如果你珍惜自己的房子》（If Your House Is Dear to You），经受了与审查员的长期斗争和大刀阔斧的删减，才于1966年问世。而他的小说《军人不是天生的》（1964年），即《生者与死者》的第二部 ，其电影版遭到苏维埃审查员如此拙劣的阉割，以致西蒙诺夫在最终版本中撤下了自己的小说原名和作者署名。1967年，该影片上映时改名为《惩罚》（Retribution）。
与审查员的斗争，更使西蒙诺夫下定决心要找出战争和斯大林政权的真相。从这时起，他的笔记本充满了与斯大林见面的回忆。他自我审问，跻身于这位独裁者的侍从行列时，自己对斯大林的罪行究竟知道多少，不知道（或不想知道）多少。他对斯大林的谎言和谋杀了解得越多，就越想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西蒙诺夫于1966年写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虽有疑问，但仍热爱斯大林。时至今日，明白了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既不爱他，也不能再爱他。如果我早已知道我现在才明白的，我当时就不会爱他。”(956)
西蒙诺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愈益懊悔自己在斯大林政权中的所作所为。他仿佛在赎罪，尽力推介在斯大林时代受审查或迫害的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西蒙诺夫受妻子的鼓励，成为苏维埃前卫艺术的收藏家和拥护者（他为长期被遗忘的艺术家弗拉基米尔·塔特林，举办了回顾展览会）。他在争取出版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的作品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还努力策划了雅洛斯拉夫·哈谢克的《好兵帅克》的俄文翻译。他资助曾遭受迫害的作家——包括博尔切戈夫斯基、维拉·帕诺娃、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并在住房、就业、重新加入作家协会等方面，仗义执言。(957)
1966年，西蒙诺夫开启一个过程，其顶点便是《大师与玛格丽特》一书的发表。它是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颠覆性的社会讽刺杰作，描述一个魔鬼来到莫斯科，通过无政府式的恶作剧，引出人们身上最恶劣的本性。它在斯大林活着时根本无法出版，1940年作者去世，之后一直藏匿于抽屉中。1956年，西蒙诺夫成为负责布尔加科夫文学遗产的委员会主席，因为作者的遗孀艾莱娜·布尔加科娃是自己母亲的老相识。西蒙诺夫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手稿，交给热尼娅·拉斯金娜。其时，她任职于《莫斯科》杂志，需要激动人心的文章来增加订户数量（直接影响到该杂志的地位和财政补贴）。文学解冻之后，《莫斯科》已变成一份相当沉闷的出版物。但热尼娅能否让此书通过正在收紧的审查，西蒙诺夫深表怀疑，甚至建议艾莱娜·布尔加科娃接受某种删减，以求发表。整个周末，《莫斯科》主编叶夫根尼·波波夫金都在乡间别墅阅读这份手稿。他向热尼娅坦承，尽管知道这将使自己成名，但仍心有余悸，建议热尼娅将手稿转交《莫斯科》另一位曾当过审查员的编辑——他与文学审查委员会关系不错，改任编辑后所呈送的手稿，从未遭到审查员的拒绝。凭借这位前审查员的帮助，布尔加科夫的手稿获得通过，只作了相对轻微的删减，从1966年11月起，在《莫斯科》分期发表。该杂志的11月号（15万份）过夜即售罄，大家纷纷订购随后两年的杂志，为了争睹布尔加科夫神奇小说的后续连载。在苏维埃读者的眼中，这在勃列日涅夫初期的压抑气氛中，似乎是一大奇迹。热尼娅和西蒙诺夫为他们的成功而感到振奋，将审查员所删减的片断，汇集粘成一个剪贴簿，以纪念这个历史性事件。他们一共做了三本：西蒙诺夫、热尼娅和艾莱娜·布尔加科娃各留一本。(958)
西蒙诺夫对这些举措的支持成了他在政治上的公开宣言。他参与抢救受压制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与苏维埃政权的自由派结成了同盟。他自觉投入这些努力（他已没有苏维埃机构或杂志的任何公职），赢得了艺术家和作家的尊敬，并当选为文学委员会和类似组织的主席，例如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央文学家之家（the Central House of Literature）。以亲西方和反苏维埃的自由派的眼光来看，西蒙诺夫并没变成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像勃列日涅夫时代许多共产党改革者一样，他愿意接受苏维埃制度的政治文化发生根本变化。西蒙诺夫并没公开批评勃列日涅夫政府，但在私下里反对它的许多政策——至少包括1968年8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以镇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改革派政府的“布拉格之春”。1968年的危机是西蒙诺夫的政治观念演变中的重大转折点，使他变得激进。他开始质疑，一党制以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停滞形式存活下去，是否可能？乃至有必要？他的儿子认为，西蒙诺夫如能多活几年，肯定会欢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当然，他作为一名资深党员只能走到这一步。譬如，他唯有彻底打破他的党员模式，方能站出来支持索尔仁尼琴，但他还做不到。我不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为了克制自己又在强迫自己作何斟酌。但我知道，他在政治上一直在演变。对我来说，这是他最卓越的品质——他永远具有改变的能力。(959)
西蒙诺夫最后几年政治观念的发展，与审视自己的过去有密切联系，他愈益后悔自己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行为。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塑造自己行为的政治制度也持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态度。据当时最接近西蒙诺夫的拉扎尔·拉扎列夫说，他的痛悔有时如此强烈，几近于自我厌弃。拉扎列夫回忆，西蒙诺夫会在公众场合鞭挞作为作家和作为人的自己。西蒙诺夫以自嘲、自我讽刺闻名，他的朋友和崇拜者，视之为他个人魅力的一部分。但有时他们必然意识到，他的自我批评竟来自他更深层的冲动。1965年，中央文学家之家为他举办50岁生日庆祝会。有700多名宾客出席，整个晚上都是对西蒙诺夫的赞誉之声，反而令他显得有点不耐烦。晚会结束时，他因情绪激动而明显有些颤抖，他走近麦克风，作了下列异乎寻常的发言：
在这样的场合——有个人活到了50岁——当然，大家主要是记起他的好。但我想对这里的客人，即聚集于此的同志们说：我一生中做的许多事，自己都会感到惭愧；我所做的，并不是每一件事都好——我明白这一点——我的处世行事，并不总是遵照最高的道德原则——既不是公民的最高原则，也不是人类的最高原则。在我的人生中，有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感到颇不满意；有的场合，我当时的行为缺乏足够的毅力和勇气。我知道这一切。可以这么说，我现在说出来，并不是为了悔改，那是个人的私事；而是为了要记取教训，方可免犯同样的错误。我将尽量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从现在起，不惜一切代价，我将不重复我以前的道德妥协。(960)
西蒙诺夫，1979年
这种悔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演愈烈。他为20世纪30年代写的关于斯大林和白海运河的文字而自责，懊悔参与斯大林政权的战时宣传，亦步亦趋于斯大林的谎言，以“犯罪行为”和“叛国罪”谴责1941年下令撤退的苏维埃将军。对自己1946年到1953年在作家协会的可耻行径，他也追悔莫及——回忆起那些年份，就会感到痛苦。他在有关法捷耶夫的文章中写道：“如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有很多事是不堪回首的；另有更多的事，甚至难以解释。”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西蒙诺夫一直在作自我审视，尝试弄懂自己在作家协会的行为。他审问自己的记忆，为自己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中的角色写下个人的观察，几易其稿，至今仍锁在他的档案中。然而，他从未试图捍卫或辩护自己在那些年中的所作所为。拉扎列夫回忆，1970年的一个夜晚，大家在西蒙诺夫的房子里庆祝他的55岁生日。作家亚历山大·克里维斯基传阅西蒙诺夫1946年的一张照片时，建议在座客人借用一首著名歌曲的歌词（“如今的他，依然一如当初”），来向主人敬酒。拉扎列夫对其中的寓意——西蒙诺夫仍是斯大林主义者——不以为然，提出下一轮祝酒，应该为主人的勇气干杯，因为他“并不害怕改变和告别过去”。接下来是一场激烈的争论：西蒙诺夫是否已经改变？改变一事到底是好还是坏？第二天，拉扎列夫打电话向西蒙诺夫道歉。但是，西蒙诺夫并没感到任何的不妥。拉扎列夫回忆：“恰恰相反，他说，那场争论很有教育意义，因为它帮助他定下决心：一个人有所改变，只要变得更好，当然是好事。”(961)
西蒙诺夫在20世纪70年代的活动，大多出于想将功赎罪，弥补自己的过去。斯大林主义者当年对犹太作家的攻击，他仍记忆犹新，于是他带头发起了一场对莉利亚·布里克的勇敢辩护。她是马雅可夫斯基后期诗歌的缪斯，却遭到苏斯洛夫手下评论家的强烈攻击。他们以公开反犹的姿态，要求在马雅可夫斯基的人生叙述中抹去布里克的存在，以剔除这位伟大的苏维埃诗人的犹太因素。西蒙诺夫后悔自己1954年对爱伦堡的攻击，组织出版了爱伦堡的战争新闻报道，其中收录了西蒙诺夫写于1944年的一篇文章，称颂爱伦堡是所有战地记者中最好的。这本书问世于1979年，即西蒙诺夫去世前不久。西蒙诺夫在医院里收到出版社送来的一册书后，打电话给编辑此书的拉扎列夫，称自己非常高兴和欣慰，因为他已与爱伦堡“讲了和”。(962)
但在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改革派中，还有不少人对西蒙诺夫痛改前非的自由主义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一位资深斯大林主义者从根本上改造自己，似乎不大可能。西蒙诺夫为某种自由事业挺身而出时，总有人怀疑其中的虚伪。索尔仁尼琴写道：“西蒙诺夫是一个多面人，既是崇高的文学殉道者，又是受人尊敬的保守派，同时与所有官方机构保持联络。”(963)
有时，西蒙诺夫的表现又与自由主义的倾向大相径庭。例如，他参与了克里姆林宫对文学年鉴《大都会》（Metropol）的迫害。它的编辑是维克托·叶罗费耶夫、叶夫根尼·波波夫、瓦西里·阿克肖诺夫，同时又由阿尔季斯公司（Ardis）在美国出版（日期和地点仍用“莫斯科，1979年”）。《大都会》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版物，如叶罗费耶夫所宣称的，只是一个“在停滞情况下与停滞作斗争的尝试”。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年迈领导人，震怒于这种对出版物控制的挑战，向《大都会》编辑施以报复。叶罗费耶夫和波波夫遭到作家协会开除，《大都会》的其他作家自行退出作家协会以示抗议，或设法移民逃离苏联。苏斯洛夫将西蒙诺夫拖入对《大都会》的迫害，还施加压力，要他谴责《大都会》的“反苏维埃”。西蒙诺夫本已牵涉其中，他22岁的女儿亚历山德拉，爱上了维克托·叶罗费耶夫的弟弟安德烈。安德烈是一名年轻的艺术史学家，刚与亚历山德拉订婚，两人经常出没于波希米亚朋友圈子，成员都是苏维埃精英的子女（安德烈的父亲是一名高级外交官），穿得像嬉皮士，喜听叛逆的摇滚乐。《大都会》的文学丑闻一经爆发，西蒙诺夫就想中止两人的恋情，决定让自己和家人远离叶罗费耶夫一家。他们与持不同政见者乃至其外围人士的牵连，可能构成对西蒙诺夫的危险。也许，如安德烈所认为的，他希望亚历山德拉嫁入更依顺苏维埃政权的家庭。也许，他害怕《大都会》案件引出更多麻烦（它招致了西方的强烈抗议），亚历山德拉会因此吞食与叶罗费耶夫一家交往的恶果。西蒙诺夫与苏维埃政权打交道，内心的恐惧永远存在——尽管在他的暮年，他已是苏维埃政权的重要人物，似乎不应再有恐惧。西蒙诺夫在苏斯洛夫的办公室，编写了针对《大都会》的文学报告。他所谴责的“反苏维埃的持不同政见者”，不仅有维克多，还包括安德烈。亚历山德拉从安德烈那里获悉此事，不愿相信，反而指责他是在诋毁自己的父亲，遂取消婚约。但到后来她才发现，原来他说的是实话。(964)
西蒙诺夫由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死亡过程，既缓慢又痛苦。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不愿为他的治疗方案承担责任（“医生事件”之后的几十年中，那是苏联的普遍问题），并没有对症下药。西蒙诺夫生前的最后几个月曾多次进出医院，但他仍在反思自己的过去：为何没在斯大林恐怖时代向求救于自己的人提供更多的帮助。他最后的笔记是一个剧本的草稿（《四个自我》），以对话的形式，展示现在的自己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三个“自我”。他让自己上了被告席：
“那么，熟人出现在你的面前，需要你的帮忙，你怎样作答？”
“这取决于具体情形。他们有时会打电话，有时会给我写信，有时会当面开口。”
“他们会要求什么？”
“这也取决于具体情形。有时，他们要我干预，去帮助别人；他们会说那人有多好。有时，他们写信给我，说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熟人有罪，或说他们不敢相信他犯了被指控的罪——他们太了解他了，以致无法相信。”
“他们真的写过这样的信？”
“有时是这样的，但更多时候，他们写道，他们知道此事与己无关，也无法判断真伪，或许那是正确的，但是……然后，他们尝试写下所熟悉的当事人的全部优点，希望有所帮助。”
“你曾试图帮忙吗？”
“嗯，我有几次没作答复，两次吧。第一次，因为我从不喜欢当事人。不去帮助一个既不喜欢又不熟悉的人，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另外一次，我认识当事人，在前线时就和他在一起，曾经非常喜欢他。但是他们在战争期间把他抓起来，我认为他是有罪的，可能涉及某种阴谋，但没人提及这样的事——大家都避而不谈。他写信给我，我没有回答，也没有伸出援手。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所以一再拖宕。然后，他获释了，我感到很惭愧。更何况，我事后发现，我认为比我更软弱更怯懦的另一位同志却作了回答，还在尽量帮助其他许多人——给他们寄包裹和金钱。”(965)
西蒙诺夫最后几次住院时口授了自己的回忆录《通过我这一代人的眼睛》（Through the Eyes of a Person of My Generation），但至死都没完成。(966)西蒙诺夫的回忆录是另一次与早先自我的交谈，他承认，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过去某时的真正想法，所以只能通过与自己记忆的对话，来寻求自己人生的真相。他努力解释自己对斯大林的心结、自己与斯大林政权的合作、斯大林主义的性质，审问自己时毫不退缩——评判自己时冷峻严厉。
西蒙诺夫去世于1979年8月28日，他的骨灰撒在莫吉廖夫城附近的昔日战场，那是1941年6月数千人战死安息的地方。世界各地的报刊报道了“斯大林最喜欢的”伟大苏维埃作家去世的消息。20世纪80年代，西蒙诺夫的作品仍在苏维埃的学校和大学里被视为经典读物，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苏维埃政权解体后，他的文学声誉下跌，作品的销售量急剧下降。年轻的俄罗斯读者渴望新鲜事物，他的文风似乎有点过时，也太“苏维埃”化了。
三
1956年后，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斯大林罪行的数百万人，继续过着他们的“正常”生活。他们中有的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或狱警直接参与其中；其他的作为各地的官僚间接参与。他们大多数人都能逃避内疚，自觉或不自觉地设法忘记自己的过去，借助意识形态或其他虚构的遁词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或是以“不知情”或“只是奉命行事”的理由来申辩自己的无罪。(967)很少人有勇气以西蒙诺夫那样的诚实，来直面自己的罪责。
根据大多数人的估计，1956年之后，生活在苏联的约有100万前劳改营狱警。那些愿意讲述自己过去的前狱警中，很少人流露出悔恨或自责。列夫·拉兹贡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在莫斯科医院遇到一个名叫尼亚佐夫的西伯利亚鞑靼人。尼亚佐夫原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比金中转营担任警卫，监督了数千囚犯的枪决。他的故事很简单。他是个看门人的儿子，在小学里就是横行霸道的小恶棍，到十几岁成了小偷和帮派歹徒。他受警方的招聘，先在鄂木斯克当狱警，后转到古拉格担任警卫。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比金中转营，是古拉格系统中许多“特殊营地”之一，那里的囚犯关押几天之后即遭枪决。从1937到1940年，即比金中转营的短暂存在时期，估计有1.5万至1.8万人枪毙于此。而尼亚佐夫参与了其中的多数，开枪之前和之后都领到了伏特加。据拉兹贡说，尼亚佐夫多年之后被告知受害者都是无辜的，但他没有任何悔恨，也没有任何内疚。尼亚佐夫告诉拉兹贡，他一直睡得很好。战争期间，尼亚佐夫参加红军，打到德国，在那里参与了银行抢劫。1945年之后，尼亚佐夫负责一个军事仓库的安全，靠盗窃和诈骗变得富裕起来，结果遭到新任党领导的解雇，他因此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在那里见到了拉兹贡。(968)
伊万·柯察金是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狱警。他是贫农的儿子，只受过4年农村教育，16岁那年参军时，即1941年，都不会读书写字。战争结束后，他的部队转而执行古拉格的各项任务。从1946到1954年，柯察金受雇为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狱警。他在1988年接受采访时已经知道，向劳改营输送劳工的大规模逮捕都是不公正的，但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悔悟。他以自己半生不熟的意识形态、来自生活的道德教训、对囚犯的阶级仇恨，来为自己的参与辩护：
伊万·柯察金，1988年摄于卡拉干达
我问你，苏维埃权力是什么？它是一种强制机构！懂了吗？比如说，我们坐在这里，两名警察来敲门，然后说：“跟我走！”仅此而已！这就是苏维埃权力！他们可以把你带走，投进监狱——无需任何理由。不管你是不是敌人，你无法说服…他人相信你的清白。就是这么回事。我接到命令，看管这些囚犯。我应相信这个命令，还是相信你呢？也许我觉得对不起你，也许我根本不在乎，但我又能做什么呢？你杀猪时，听到尖叫声，你会觉得难过吗？即使我觉得对不起，我又能帮什么忙呢？战争时期，我们从前线撤下来，不得不抛弃受伤的士兵，知道他们只有死路一条。我们感到非常抱歉，但又能做什么呢？我在劳改营看管那些带着生病的孩子的母亲们，她们哭个不停，但我又能做什么呢？她们因自己的丈夫而受到惩罚，不过，那与我无关，我有工作要做。他们说，儿子无须为父亲负责，但妻子要为丈夫负责。如果丈夫是人民公敌，那妻子又会养育出怎样的儿子？劳改营中有许多小孩，但我又能做什么呢？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也许没这样的母亲，反而更好。那些敌人是真正的寄生虫，他们出国旅行，总在炫耀他们的音乐、乡间别墅、精美服饰。穷人饥肠辘辘，没有油腥，过得比动物还要糟糕。那么，到底谁是人民公敌呢？我为何要为别人哭泣呢？此外，我的工作没有伤害他人，只是在为政府服务。(969)
米哈伊尔·尤西佩科，1988年摄于卡拉干达
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政策时期，公众媒体就古拉格管理员的作用展开了辩论。许多前狱警写信给前囚犯，要求他们确认自己在劳改营时的善良和正派，以便留下历史记录，其中之一就是米哈伊尔·尤西佩科。他1905年出生于阿克莫林斯克的贫农家庭，只完成三年的农村教育就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父亲的出征，他被迫辍学打工。父亲一去不复返。20世纪20年代中，尤西佩科充任农场工人，以此养活母亲和弟弟妹妹。他在1931年的饥荒中失去妻子和两个孩子，从1934年起，在哈萨克斯坦的古拉格劳改营行政中心的卡拉干达从事党务工作。不久，他获得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招募，担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副指挥官。尤西佩科在5年任期内，即从1939到1944年，涉嫌强奸了众多女囚，但没有刑事调查，只有满天飞的谣言。赫鲁晓夫的解冻年代，这些谣言似乎给尤西佩科带来了麻烦。从1961到1988年，尤西佩科写信给数百名前囚犯，包括获释后死去的女囚的子女，要求她们帮写声明佐证他的良好行为。22名女子写了证词，证明他的善良和正直，肯定好过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其他狱警（据说，写证词的女子中有几个是他的强奸受害者）。1988年，《列宁变化报》（Leninskaia smena）上有关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一篇文章，暗示他犯有性侵犯的罪行。为此，尤西佩科将那些证词转寄给全国和当地的报纸，以及哈萨克斯坦的党组织，还附上长篇生平介绍，旨在“澄清历史真相”。尤西佩科声称，他“一直晓得”囚犯是无辜的；“从一开始就表以深切的同情，与囚犯讲话时从没趾高气扬，并尽量纾缓她们的负荷”；让她们收发超过规定的信件和包裹；甘冒危及自己地位乃至生命的“大风险”，去呈交提前释放的申请报告。尤西佩科写道：“我很容易遭到指控，说我同情人民公敌，那我就完蛋了。但我当时相信，现在也相信，我做的是好事。”他要报纸登载前囚犯的证词和自己的生平叙述，不但想证明自己的问心无愧，而且想表明他也反对“斯大林镇压”（开放政策时期杜撰出来的专用名词），也是受害者。(970)
许多前古拉格官员，为自己的过去编造相似的故事。远北建设托拉斯规划部门的首席会计兼督察官帕维尔·德罗兹多夫，被捕于1938年，判刑15年，被送去马加丹的劳改营。他于1951年获释，留在马加丹充当志愿工，很快接去妻儿。根据帕维尔告诉儿子的故事，他这位前首席会计只是不起眼的专家，在掌管劳改营的远北建设托拉斯中，并无真正的权威。这个故事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他的靠山爱德华·别尔津——远北建设托拉斯的负责人，在1937年被捕之后，帕维尔就降职为普通会计。过后不久，他自己也被捕。帕维尔在赫鲁晓夫时期末开始收集资料，准备写自己在远北建设托拉斯的回忆录，他想以此纪念别尔津，视其为有远见的经济改革者和开明的人道主义者。但是，他与远北建设托拉斯前囚犯的通信，却使自己深感不安。他没有意识到，或在某种程度上故意漠视了他主持规划部门时手下囚犯受苦受难的程度。帕维尔多次发生心肌梗塞，遵照医嘱，他放弃了撰写回忆录。过去的真相实在太困扰他了，以致他无法面对，最终死于1967年。他的儿子继续相信父亲是无可指责的官员，在远北建设托拉斯担任会计，其时的主管别尔津采纳了“相对人道和进步的方式”，父亲也是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971)
虚构与记忆交织在一起维系每个家庭，而这在苏联更发挥了特殊作用，那里数百万人的生活被冲得七零八落。心理分析认为，创伤受害者如将自己的经验纳入更宏大的叙事中会大有裨益，可从中获得意义和目的。纳粹反犹战争的受害者找不到救赎的叙述，而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却有两个集体叙述来安置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苦难找到某种意义。第一是生存叙述，体现于古拉格前囚犯的回忆录文学，个人痛苦被幸存者的人文精神所超越。第二是苏维埃叙述，个人痛苦在共产主义理想、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苏联的成就中获得救赎。
赫鲁晓夫解冻后几十年内出版的古拉格回忆录，给普通人如何铭记斯大林时代的家史，带来了强大冲击。它们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与创伤受害者如何处理自己的记忆有关。如心理分析所显示的，有创伤记忆的人往往会屏蔽过去的一部分。他们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只是一系列杂乱无章的情节（如父母的被捕、被逐出家园的时刻），而不是一个线性的编年表。他们尝试回忆自己的人生时，特别是在记忆力下降的老年时期，往往借鉴自己读到的或听闻的，来填补自己记忆中的空白。(972)亚历山大·多尔根是美国领事馆职员，1948年因“间谍罪”遭逮捕，被送去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他在20世纪70年代写出回忆录，开篇就解说了记忆中的欠缺：
我的故事的大部分是我确实记得的，其他的则是一定应该发生过的。有些情节、面孔、话语、感觉，已深深烙入我的记忆，不管隔开多长时间，我都不会忘记。但也有些时候，我因他们不让我睡觉而变得精疲力竭，或饥火烧肠、遭受毒打、持续高烧、生病吃药，以致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我现在只能构想出一定应该发生的，以填补这些时期中的空白。
多尔根声称有非常好的记忆力。但从乘坐囚犯火车离开莫斯科，到开始在哈萨克斯坦劳改营采石场上班，这中间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他“实在没有留下任何印象”。(973)
为了填补这些空白，人们会借用他人的记忆。斯大林时代业余回忆录作者所描述的许多场景，与有关大恐怖的著名书籍极为相似，譬如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的《进入旋风》（Journey into the Whirlwind，1967年），或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1973年）。这两部书都是先在西方出版，在俄罗斯的正式问世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末。但它们通过地下出版物，早已在俄罗斯广为流传，帮助促进了当年民间回忆录的繁荣。[6]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回忆录中的场景是作者自己的记忆，还是作者猜测已发生的，或想象“一定会发生的”，因为别人也写了类似的情节。伊琳娜·舍尔巴科娃在20世纪80年代采访了许多古拉格幸存者，她如此解释记忆的借用：
几十年来，古拉格的生活催生了无穷无尽的流言、传说、神话，最常见的涉及据信早在莫斯科时就被枪决的著名人物——据称，却被人在遥远的劳改营里看到了。同样的主题和细节，反复出现于这样的故事。例如，至少有4名妇女向我描述完全相同的场景：多年以后，她们终于有镜子来查看自己的面容，所看到的第一形象，竟是自己的母亲。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觉察到，他们向我口述的事件，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或其他回忆录印刷品所描述的，竟完全吻合。现在[1992年]，讲述劳改营故事如此普遍，口述回忆的记录已经变得愈加困难。他们倾诉的大量信息，似乎都以牺牲自身的记忆为代价；他们如此投入，以致他们听闻的一切都成了自己的亲身经历。(974)
许多古拉格幸存者坚称，他们亲眼目睹了金兹伯格、索尔仁尼琴、沙拉莫夫所描述的场景，见过这些作品所提及的狱警或内务人民委员会审讯员，早在劳改营时就知道这些作家。但相关的文件清楚地指出，这绝不可能。(975)
古拉格幸存者以这种方式借用他人的回忆录，有好几个原因。20世纪70和80年代，像《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书籍，已通过地下出版物四下传阅。斯大林镇压的许多受害者，强烈认同它们的思想立场，认为这是了解劳改营真相的关键，所以搁置自己的独立回忆，让这些书籍代替自己说话。受害者往往对自己的经历缺乏清晰的概念，又没有结构框架或政治背景能让自己的记忆理清头绪。这种差距更增强他们的倾向，要以这些作家连贯、清晰的记录，来取代自己混淆、零碎的回忆。一名历史学家在采访大恐怖幸存者时观察到：
你若问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你知道多少人在1937年被捕吗？”回答很可能会使你大吃一惊：“你没读过索尔仁尼琴的书吗？你不知道所有人都被抓走了？”如果你继续问：“但你家有人被捕吗？”很可能是一个停顿：“噢，不，我家没有，但其他人都被抓了。”然后你问：“你住的共用公寓里有多少人被捕？”这次会有一个很长的停顿，接下来是：“噢，我真的记不得了。但是，有一个，伊万诺夫，住在走廊尽头的。是的，我现在记起来了。”(976)
这个例子显示，从整体看，口述证词比文学化的回忆录更为可靠，尽管后者通常被认作更为真实的记录。跟所有的记忆一样，采访时的证词也是不可靠的。但它不像一本书，它能加以盘问，可与其他证据进行比照，让真实的记忆浮现，去掉那些听闻或想象的。
已出版的那些古拉格回忆录，不但影响对场景和人物的回忆，而且影响对这段经历的理解。所有关于斯大林恐怖的回忆录，都是幸存者重新构建起来的叙述。(977)他们所讲述的，通常是炼狱和救赎的故事——即穿越古拉格的“地狱”再回到“正常生活”的旅程——叙述者通过这些讲述超越了死亡和苦难。这种令人振奋的道德精神，有助于解释这些文学性回忆录的积极影响，促使古拉格幸存者都以同样方式来回忆自己的故事。尤其是金兹伯格的回忆录，已成为幸存者的叙述模式。她的文学结构，更受到无数业余作者的模仿，后者的人生往往与她的相差无几。金兹伯格回忆录的统一主题是通过爱来获得新生——这一主题使她的写作极具感染力，成为文学佳作。金兹伯格解释，她之所以能在劳改营中生存下去，全靠自己对人类的信念；她在他人身上唤起的人性闪光，既帮助了自己的生存，又是她对人类的信念的回应。在《进入旋风》一书中，金兹伯格突出自己在科雷马幼儿园的工作，照顾别人的孩子，令她想起自己的儿子，从而给她坚持下去的勇气。在续集《旋风内》（Within the Whirlwind，1981年）一书中，金兹伯格从幼儿园转至医院，爱上了充当医生的劳改营囚犯；尽管有反反复复的分离，两人得以幸存，不知何故还保持着联系，直到斯大林去世；获释之后，他们仍留在流放地，无法回到俄罗斯主要城市，随即结婚，并收养了一个孩子。(978)这种叙述轨迹，在回忆录文学中受到无休止地模仿。这类“家族历史”和“纪录片故事”，在基本结构、形式、道德色彩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其中的统一性十分明显，光用文学潮流是解释不清的。也许，这些回忆录的作者都有过不寻常的生活，感到有必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同类人的命运连接起来，以同一文学模式来回忆自己的人生。
苏维埃叙述提供另一种安慰，即让受害者相信他们的牺牲是为了集体的目标和成就。苏维埃的共同目标不只是一个宣传神话，还帮助人们感觉自己参与了实现苏维埃理想的斗争，自己的人生因此获得肯定，从而接受所遭遇的苦难。
在这方面，伟大的卫国战争的集体记忆是非常有效的。它促使退伍军人认为，他们的痛苦和损失自有更崇高的目标和意义，他们颇感自豪的1945年的胜利即是一个代表。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戴尔为研究战争中的苏维埃军队赴库尔斯克采访老兵，发现他们谈起自身经历时没流露半点的苦涩或自怜，全以坚忍的态度接受所有的损失，“不去重温战争的最残忍场面，反而采用已消失的苏维埃国家的语言，畅谈荣誉、骄傲、正当报复、祖国、斯大林、信仰的绝对必需”。如梅里戴尔解释的，对这些退伍军人来说，认同苏维埃战争神话是一种应对机制，能让自己承载痛苦的记忆，顽强地存活下来：
回忆当年，即战争时期，让人很容易崩溃，很容易陷入恐怖的深渊，那很可能是致命的。坚忍接受和重视手上的工作，才是通向生存的唯一出路。人们使用的词汇，都是务实、乐观的，别的只会勾起绝望。60年之后，他们很容易通过叙述恐怖遭遇，来吸引关注或博得同情。但对这些人来说，这无异于背叛自己的价值观，那关乎他们的集体荣誉和人生原则。(979)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同样也在斯大林主义的理念中找到了安慰：作为古拉格劳工，他们也为苏维埃经济作出了贡献。其中很多人看到自己亲手建成的工厂、水坝、城市，油然生起无比的自豪。这种骄傲的原因有二：第一，他们遇上了冤屈，但仍相信苏维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第二，也许，他们需要为自己的苦难找到更大的意义。在《旋风内》一书中，金兹伯格讲述了自己重返马加丹的印象，那是她在科雷马劳改营的难友们亲手建起的城市：
人的心灵真奇怪！我整个灵魂都在诅咒那些始作俑者：在这冻土上建起小镇，以无辜之人的鲜血和泪水，融化它的冻土。然而在同时，我又感受到一种荒诞无稽的骄傲……在我离去的7年当中，它长大了，变得漂亮了，我们的马加丹！简直面貌一新呀。我赞美每一盏路灯、每一段柏油路，甚至文化馆即将演出歌剧《美元公主》的海报。我们珍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即便是最痛苦的。(980)
诺里尔斯克，2004年7月
在诺里尔斯克，城市居民（约13万人）中的老年群体，仍强烈感受着这种自豪。居民的大部分是古拉格前囚犯和他们的后代，少数是劳改营前管理员和志愿工。古拉格撤销后，他们的家庭仍留在这块北极定居地，许多人之所以留下，是因为无处可去。1953年之后，工业综合企业的管理从古拉格转至重工业部，诺里尔斯克的居民完全融入了常规的苏维埃统治机构（学校、少先队、共青团、党组织等等），这有助于培养苏维埃觉悟——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地方上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基于他们为诺里尔斯克感到的骄傲——以此覆盖古拉格记忆。迄今，该城仍传颂于歌曲和故事中，人们继续歌唱：
这个小城叫做诺里尔斯克，
我们在此挖掘铜和镍。
这里的人有顽强的精神，
俄国人都知道诺里尔斯克。
不少书籍和电影纪念在冰霜中建起诺里尔斯克的男女，但往往掩饰其中大多数是囚犯的事实（在这个尝尽折磨的城中，健忘是生存之道，古拉格的记忆仍潜存于大众意识的表面之下）。这个小城的骄傲与北极勘探的浪漫和开拓的精神紧密相连，体现于这样的流行观念：要想存活于诺里尔斯克的恶劣环境，一定要有特殊的精神力量。
瓦西里·罗马什金，2004年
这里的人由特殊材料制成。
意志薄弱的立马逃跑。
这片严酷土地不属于他们，
这里的狂风怒号，
暴风雪肆虐，
夏天终年无缘看到。(981)
还有一个流行信念声称这座城镇的居民拥有特殊的温情和同志友爱，源于他们共同承受的古拉格经验，以及艰苦条件下共同的奋斗图存。但更重要的，这种公民骄傲植根于诺里尔斯克人的劳苦功高，例如小城英雄瓦西里·罗马什金，他在2004年仍与子孙坚守此地。
瓦西里1914年出生于莫斯科地区的农民家庭，1937年作为“富农”被捕，从1939年起即囚在诺里尔斯克。他始终留在采矿综合企业——先是个囚犯，后来是“志愿工”——直到1981年退休。瓦西里在诺里尔斯克工作努力，多次获得奖牌，还是囚犯时，就以真正的劳动模范出名。他为苏维埃战事作出贡献，因而感到特别的骄傲，他在接受采访时解释：
这些奖牌都是给[社会主义竞赛]优胜者的——冶金业优胜者，第9个五年计划[1971至1975年]优胜者……那个奖牌是什么，我都忘了……这些是[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老兵”和“苏维埃老兵”奖牌——是表彰勇敢和敬业的。而这个是给伟大卫国战争老兵的五十周年纪念奖牌，因为当时的综合企业已纳入军事编制……我为自己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我尽了公民的爱国义务。(982)
瓦西里在代表老一辈发言，颂扬劳改营对苏维埃经济的贡献。特别是战争时期，他们在严寒中挖出的贵金属，对苏维埃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经常宣称爱诺里尔斯克的“美”，在某种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成就感，这个城市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来的（似乎没人注意到，那里的空气里永久充斥着有毒的黄色烟雾，树木都无法存活）。20世纪50年代初，奥莉加·伊亚斯基娜来到诺里尔斯克劳改营，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她宣称：“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是我们的小列宁格勒。”(983)许多城中心的建筑确实是圣彼得堡（另一个奴隶们建造的城市）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诺里尔斯克代表一个惊人的悖论：一个由古拉格囚犯建造和居住的工业城市，其市民的骄傲，却植根于他们向斯大林政权提供的奴役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