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悖论又成了怀念斯大林的基础。这位独裁者死了半个多世纪，对他的怀念却仍在继续，涉及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包括他的受害者。研究公众意见的全俄中心（All-Russia Centre），在2005年1月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42%的俄罗斯人希望“像斯大林那样的领袖”重新出现（6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60%支持“新的斯大林”）。(984)这种怀念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大，在回忆斯大林年代的老人看来，主要与怀旧情绪有关——那是自己传奇般的青春岁月：商店货物琳琅满目；社会秩序良好；他们的生活围绕简单的五年计划的目标运转，并因此被赋予意义；一切都黑白分明，因为有斯大林在动脑筋，大家只需照办。就这些人而言，怀念斯大林年代的“好日子”，恰恰反映了他们作为退休人员生活的不稳定。特别是苏维埃政权1991年解体以来，许多商品价格的上涨，远远超过他们的购买能力；通货膨胀掏空了他们的积蓄，猖獗的犯罪又让待在家中的老人担惊受怕。
屈服于这种怀旧的，包括曾占据一定地位的人士——众多的苏维埃官僚、基层工作人员、劳改营狱警、警察、专职司机、铁路职员、工厂和集体农庄的主管、寓长和清洁工，他们回顾当年，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犹如“小斯大林”，沿指挥系统拾阶而上，可与这位伟大领袖挂上钩；同时也有普通的公民，他们虽在斯大林政权中没有特别的地位，但自己的生活已与该政权的命运纠缠不清。米哈伊尔·巴伊塔尔斯基回忆，他在20世纪70年代遇到一名老斯大林主义者——曾是20世纪20年代的共青团同事，已在斯大林的工厂晋升为中级工程师。该工程师仍是斯大林的狂热支持者，他虽不想为独裁者辩护（已知道事实），但继续认同斯大林主义的许多假设，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人民公敌”有罪。巴伊塔尔斯基得出的结论是，他的老朋友所抱住不放的，不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对“火热的青春年代自己曾拥有的素质的自豪”。他不愿背弃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信念，因为那些信念已成为自己个性的一部分；也拒绝承认正是这些素质，促使他“在内心中接受了一切，包括枪决他最亲密的战友”。(985)
对斯大林的受害者及其后裔来说，这种怀旧也不陌生。列昂尼德·萨尔特科夫的父亲是位神父，枪决于1938年，他自己当上一家工厂的工人和工程师时，曾隐瞒了父亲的被捕。他于1965年入党，最终当上了该厂的党委书记。列昂尼德一生都是斯大林的狂热支持者，哀悼斯大林的去世，在自己办公桌上摆放斯大林的相片，直到1993年退休。他在采访中拒绝认为斯大林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逮捕负责，包括逮捕自己的父亲：
列昂尼德·萨尔特科夫，1985年
是的，我父亲遭了难，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但斯大林仍比我们今天的领导人强。他是诚实的，即使他周围的人不诚实……不要忘记，多亏了他，我们才赢得了战争，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今天有人试图打一场类似的大战，没人能保证俄罗斯的胜利，绝对保证不了。斯大林建立我们的工厂和铁路，降低面包的价格，激励大家努力工作。我们都知道，如果学习勤奋，上高等学院，肯定会有好工作，甚至可以自选工厂。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勤奋。(986)
1937年，在维拉·米诺苏娃17岁时，她那在彼尔姆担任铁路工程师的父亲便遭到了逮捕和枪决。如她自己所承认的，她从那时起，就一直生活在几乎是永恒的恐惧之中，即使在1947年嫁给了彼尔姆的高级党干部。她在2004年的采访中，仍不敢谈论与大恐怖有关的话题，有好几次坚决要求把录音机关掉。维拉以怀旧的心情回顾斯大林的统治时期，那时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大家都能负担得起；与我们今天相比，那时更有纪律和秩序”。维拉50多年来一直在苏维埃铁路办事处担任簿记员，她抱怨说，人们“如今都不想工作”，她声称斯大林的年代较好，因为“每个人都被迫做事”。
2003年5月，维拉·米诺苏娃在叶卡捷琳堡附近的镇压受害者纪念碑前。在她点燃的蜡烛旁边，是她父亲的名字（拼写是错的）
症结在于纪律。你必须将人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如有必要，甚至可以使用鞭子。今天，他们应该借用斯大林的方法，不能让人们上班迟到，随意回家。如果他们想要保住工作，就要被迫按照规矩行事。(987)
1939年，当伊拉伊达·法伊韦索维奇4岁时，她来自奥萨的理发师父母双双被捕，被送去古拉格劳改营。她在2003年的采访中也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更好。“人们不会在大街上杀来杀去！那时，晚上出去是很安全的。”伊拉伊达认为，在斯大林的时代，政治领导人比较诚实：“当然，有时会有粮食或衣服的短缺，但从整体看，他们兑现了承诺。”像许多在共用公寓长大的老人一样，伊拉伊达也怀念当年的集体主义。她还记得，那是一种愉快的生活，特别是与她退休后的寂寞生活相比：
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在精神上更为富足——我们过得更为安宁、愉快。大家都很穷，不在乎物质条件，但有很多乐趣——朋友和家人之间一切都是开放的，一切都是共享的。人们互相帮助。我们相互借宿各自的房间，遇上节日，与大家一起上街庆祝。今天，每一个家庭都只为自己而活。
伊拉伊达说，那时的人对生活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和意义：
我们相信，未来是美好的。我们相信，如果勤勤恳恳地工作，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并不奢想自己在创造人间天堂。但我们认为，正在建造的社会足以保证每个人的温饱，只有和平，没有战争……这个信念是真心实意的，它帮助我们坚持下来。这意味着，为了将来，我们全神贯注于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无暇顾及物质条件。我们当年在工作中感到的骄傲，要大于今天的。没有信仰的生活是很难过的，我们今天信什么？都没有理想了。(988)
四
尽管有怀旧，但斯大林受害者的后裔，在独裁者去世几十年之后，仍在继续承受斯大林政权的毁灭性遗产。这不仅仅是失去的亲戚、受损的人生、破碎的家庭，还有代代相传的心理创伤。(989)[7]
叶丽萨维塔·德利巴什从1937年被枪决的父母那里，继承了对苏维埃当局的终身恐惧，更传给了自己的孩子。她由在第比利斯的外祖父母和列宁格勒的姨妈相继带大，姨妈本人是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叶丽萨维塔十几岁时加入共青团，成为学生积极分子，以此克服自己的恐惧。她努力学习，在学校里获得优秀成绩，1947年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学习语言，但她的恐惧并没彻底消失。她回忆：“我总是感到自卑，因父母的遭遇，自己一直缺乏信心。我的一生，都有这内心的恐惧，那是一种损耗和脆弱的感觉。我感到自己不能算个完整的人，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受到有权有势者的欺负和侮辱。”她担心自己在列宁格勒被捕，便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抱负，逃到库班的宁静小镇克拉斯诺达尔，从事教师工作，直到1954年。其时，她与丈夫回到列宁格勒，找到一份图书管理员工作；她丈夫名叫约瑟夫·利伯曼，是物理系学生。
约瑟夫来自列宁格勒的犹太家庭，其家人私下里对苏维埃政权持有异议。这与叶丽萨维塔的姨妈的正统政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叶丽萨维塔由此而获得启示，更受到苏共二十大的鼓励，开始对父母失踪的事件持怀疑态度。1958年，她终于发现他们都已遭枪决，这是一个巨大打击，她曾盼望母亲可能还活着，并照着母亲发自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的最后一封信所说的，一直遥望夜空中的大熊星座——那是母子团聚的象征。这一发现更加剧了叶丽萨维塔与苏维埃制度的疏离，她和约瑟夫开始与米哈伊尔·莫洛斯特沃夫发起的反对派学生团体走动。1958年，莫洛斯特沃夫被捕，从列宁格勒被送去流放地。后来，夫妇俩又加入约瑟夫·布罗德斯基的圈子。布罗德斯基是列宁格勒诗人，1964年作为“寄生虫”上了法庭，被判刑5年，送到北部的流放地（由于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在1965年获得减刑）。20世纪60年代后期，夫妻俩又与无法拿到离境签证的苏维埃犹太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的抗议后来成为人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叶丽萨维塔都活在恐惧之中。她为约瑟夫担心，他在完成博士论文多年后仍没拿到博士学位（那是领取学术薪金的资格）——这是对他参与反对派活动的惩罚，还算轻微，却是更重的惩罚将至的威胁。叶丽萨维塔变得愈益内向，担心自己的孩子亚历山大[8]（生于1955年）和安娜（生于1960年）。叶丽萨维塔只得过着“秘密生活”，吓得要死，害怕自己的持不同政见将会招致逮捕，让子女像自己一样从小就失去母亲。她回忆道：“失去母亲是我一生中最强烈的感受，我为自己的孩子而担忧。”
据安娜说，叶丽萨维塔作为母亲的保护意识特别强烈，从不告诉女儿自己的家史。安娜回忆：“在我整个童年时期，这都是一个禁忌。”她14岁时才从哥哥那里听说，自己的外祖父母都是在大恐怖时期被枪决的；但询问母亲时，又被告知，外祖父母丧生于战争年代。在开放政策时期之前，叶丽萨维塔一直不让女儿知道真相。安娜小时候完全不知道父母参与了反对派活动：“他们保护我，让我远离他们的活动。”她要到20世纪80年代才意识到，父母的许多朋友都是持不同政见者，布罗德斯基曾来过他们家的公寓，父母读的手稿都是非法的地下出版物。
母亲始终坚持的是女儿一定要努力学习。安娜回忆：“她一直对我们灌输，我们必须比学校里其他孩子更为勤奋，因为我们的犹太人名字会让我们处处吃亏。”安娜觉得，这真是一种负担，好像自己有责任弥补母亲大学后的放弃深造：“上帝保佑，让我在学校里取得高分。我是被迫变得聪明的——别无选择。”安娜不得与无产阶级背景的孩子来往，因为母亲担心，如果家史泄漏，他们可能会构成危险。安娜回首往事：“现在才意识到，母亲希望我与有文化家庭的孩子交往，他们像我们一样，也受到迫害。”安娜从小学会谦虚谨慎，决不出风头，循规蹈矩，政治上忠诚顺从，参加少先队和共青团。虽然她本能地意识到，这种对当局的亦步亦趋，“纯粹是表面文章”。
安娜承认自己也有根深蒂固的恐惧，缺乏自信，在社会上自我压抑。她认为，这是母亲幼时教养的遗传：
我从小就能感受到，但很难说这种恐惧究竟是什么。我害怕与官方的任何接触……那是一种怕受羞辱的恐惧……我从小就学会，如果自己的行为可能受到当局的批评，就赶紧退却……从十几岁开始，我只在自己朋友中敞开胸怀，到了社会上就内向……我害怕与陌生人相处，总是不愿引人注目。
安娜的恐惧虽然咄咄逼人，却模糊不清、难以界定，因为尚是孩子时，她从不知道家人受到的迫害。第一次获悉污点履历可能引发的后果时，她才恍然大悟，迄今还能清楚忆起那一时刻：她向一位老师谈及自己很想上大学，但老师有所怀疑，他解释说，不是因为她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通常不会把最高分打给像你[犹太]那样的学生”。安娜随即变得“歇斯底里”，这就是她所一直担心的羞辱。
为了以后能上大学攻读旅游专业，安娜申请苏维埃护照时不填父亲的犹太民族，改用母亲的格鲁吉亚民族。她加入了共青团，即使看破了它的意识形态，仍坚持参与，唯恐招惹大学当局。她对政治不感兴趣，从不参加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她声称，自己一直知道苏维埃制度的不公，但严格管束自己的思想和兴趣，决不让自己以任何方式引起有关忠诚的怀疑。(990)
这种“遗传的恐惧”——安娜如此叫它——以多种方式影响了斯大林受害者的孩子，从他们在学校里的朋友，到他们的职业选择。例如，弗拉基米尔·科萨科夫出生于列宁格勒的旧知识分子家庭，家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清洗中吃了不少苦头。他对列宁格勒的围城仍有童年的记忆，因此也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创伤。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拒绝了在基洛夫芭蕾舞团担任演员的机会，改去波罗的海工厂上班，那是一个庞大的造船和机械工厂。他回忆，即使在那时，他也担心被攻击为“人民公敌”的儿子，所以要“投身于无产阶级”，以保护自己。(991)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初期，阿列克谢·尤拉索夫斯基在哈内耶夫斯基家的莫斯科共用公寓长大。他的外祖父是军医阿列克谢·哈内耶夫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贵族地位；父亲是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贵族后裔，祖父及其兄弟都曾以白军身份参与内战。他的父母和外祖母对周遭的无产阶级邻居非常警惕，阿列克谢也深知祸从口出，决不轻易相信他人。他回忆：“我从小就被教导要警惕这个体制。”
外祖母添加了甚多不合理的色彩，因为她的警告显得荒诞不经，但在小孩的眼中仍颇有说服力。例如，她曾告诉我一个男孩的故事，他一只脚刚刚踏上芬兰大使馆门前的台阶，就马上被捕——永远不见了。这个故事真把我给吓坏了，她这类童话般的故事太多了。
恐惧使阿列克谢变得极其谨慎。他在莫斯科大学上学时独来独往，与外界的唯一接触就是通过他小学时装配的短波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节目。他回避共青团和所有政治活动，感觉这一切都很讨厌，他还得出结论，最明智的策略就是避免交友，省得外人怀疑自己的政治忠诚。他40岁之前都奉行着这一策略，此前他受训成为一名考古学者和阿拉伯文化专家。阿列克谢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认为自己作出这个选择，也是为了“逃避”苏维埃制度的政治。他认为政治是一个“雷区”，其中的规则和危险变化莫测。他从小感觉的恐惧也在渐渐演变——借用他自己的话即是，变成了对俄罗斯和苏维埃政权的“悲观和怀疑”。他的谨慎也在择偶方面发生作用，安娜是他的三表妹，她的直系亲属也受到斯大林制度的迫害。阿列克谢回忆道：“这当然有帮助，我们来自相同的背景，使我们更加亲近，给我们的关系带来特别的谅解和团结。”(992)
恐惧的承继直接影响甚多的婚姻。例如，父母被捕的女子，有心嫁给党干部以期获得保护，如此的婚姻非常普遍。维拉·米诺苏娃的父亲1937年被捕并遭枪决，她就嫁给了一名比自己年长一倍的地方党主管。她虽在外表上讨厌对方，但如她母亲所规劝的，她感到能获得物质生活的保障，抚养孩子时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她回忆：“我结婚时哭得厉害，但母亲不停地催促，‘嫁给他！嫁给他！’我并不爱他，甚至感到厌恶，但我有一个女儿，她长大了，我很爱她。”马克斯娜·卡尔皮茨卡娅的父母在1937年被捕并被枪决，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就在列宁格勒自力更生，后来嫁与列宁格勒一位资深军事科学家和党干部。她把自己的家史一五一十告诉丈夫，让他明白个中的麻烦。她坚持不去登记婚姻，如她所说的：“即使在父母平反之后，我仍让他保留随时离开的机会——只要有一天，他觉得实在难以充当前人民公敌的女婿。”(993)
许多有污点履历的人，只是在即将结婚时，才向未来的配偶袒露一切。像马克斯娜一样，她们希望在共同生活之前，让对方了解自己的过去。如果讲得太早，可能会把对方吓跑。利季娅·巴布什金娜交友将近3年，最后在1965年举行婚礼的前夕，才鼓起勇气，把父亲作为人民公敌被捕并遭枪决告诉未婚夫（一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来自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军人家庭）。鲍里斯·卡辛也等到婚礼前夕，才把父亲作为“反革命分子”枪决于1938年一事告诉未婚妻。鲍里斯回忆：“这是很大的风险。但我信任她，不想蒙混过关，毁了她的一生。她反应平静，并告诉我，她自己的祖父作为富农也受过迫害，所以她熟悉这类事情。”(994)
引人注目的是，好多婚姻的双方都来自受迫害家庭，似乎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牵在一起。1955年，拉丽莎和维塔利·加尔马什，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读一年级时坠入爱河。拉丽莎是季娜伊达·莱维娜的女儿；后者在科雷马劳改营度过8年（1946年归来时还带了一个小男孩，其父亲应该是个狱警），然后在波特马劳改营度过3年，最后又去了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拉丽莎来到莫斯科之前，与母亲一起住在流放地。维塔利1949年被捕时还是个学生，刚获得平反，他来到学院的第一天就遇上拉丽莎。她回忆，相互吸引是因为他们都感到，人生第一次可向信赖的人畅谈自己的过去，对方也能心领神会。拉丽莎还记得：
演讲厅里，他坐在我一旁。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一无所知。我们开始交谈……当然，知悉他被捕的莫斯科朋友也与他交谈，他最要好的朋友最近刚从劳改营归来。也许，与他们在一起时，他没有那种与我在一起的倾吐衷肠。他的经历突然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倾泻出来……之后，我们的关系发展得十分迅速。我们承受着同样的困扰，我们的家史都不简单，这起了很大作用。(995)
尼古拉和埃尔弗拉达·梅沙尔金夫妇与他们的女儿玛琳娜、伊琳娜，2003年摄于彼尔姆
尼古拉·梅沙尔金1956年遇见未婚妻埃尔弗拉达·戈特曼时，并没袒露自己家人1933年作为“富农”被逐出奔萨，当时仍生活在科米地区的流放地。[9]他对埃尔弗拉达的家庭也一无所知——她是克里米亚的苏维埃德裔，战争时期流放到了科米地区——仅凭感觉猜测，对方可能也受了斯大林政权的迫害（科米地区有不少流放的苏维埃德裔），从而对她产生好感，频频送上情书。有好几年，埃尔弗拉达不愿向俄罗斯人打开自己的心扉。埃尔弗拉达回忆：“我想，我会找到一个不错的德裔男孩。”但尼古拉坚持不懈，几近30岁的埃尔弗拉达担心自己沦作老姑娘，终于答应下嫁。慢慢地，尼古拉和埃尔弗拉达开始倾吐各自的家史，相同的经历和相互的同情把他们紧紧拧在一起。经过将近50年的婚姻，尼古拉认为，这种相互理解是他们关系中的最重要部分：
我把这种理解称作团结一心。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即与这个女人团结一心的感觉，因为她也承受着苦难，遭受过迫害。我认为，她也会有同感。我想我们一起拥有的不是爱，而是团结一心，对我们双方来说，这更重要。爱情会远去，但团结一心就只会紧紧相连。(996)
在1992年读到要向受迫害者作出赔偿的新法令以前，尼古拉和埃尔弗拉达一直没将自身的污点履历告诉女儿们。之前，他们一直害怕透露家史，一是不想给女儿增加思想负担，二是不想让她们疏远于苏维埃制度。他们总是把涉及过去的话题，转移到比较积极的岁月，譬如双方父亲都作出过贡献的伟大的卫国战争。(997)
在这一方面，梅沙尔金一家算不上特殊。即使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后几年，即自由气氛浓烈的开放政策时期，大多数苏维埃普通家庭仍闭口不谈自己的家史，仍不把遭受迫害的往事传承给下一代。开放政策的影响局限于大城市，在外省城镇，例如梅沙尔金家居住的彼尔姆，斯大林的幽灵还在四下徘徊。诗人鲍里斯·斯勒茨基在1986年临去世前，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外省，周边，后方，
冻得太硬，解冻也束手无策，
迄今，斯大林仍在那里活着。
不是死了吗！但尸体仍有余热。(998)
苏维埃政权倾塌15年后，外省仍有人不敢谈论过去，甚至对自己的子女也是如此。(999)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的污点履历，几乎在她的一生中都是高度机密。她向女儿坦白自己的“富农”出身时已是20世纪90年代，离她幼时流放到西伯利亚已有60多年。安东尼娜还向分别同居了20多年的两任丈夫隐瞒了家史。她在列宁格勒儿科研究院的最后一年，即1947年，遇上第一任丈夫格奥尔基·兹纳缅斯基。其时，安东尼娜为了隐瞒自己的过去，已在使用前男友的姓氏。她没有在列宁格勒居住的合法权利，担心万一当局发现她在考上研究院时曾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自己又会成为“反社会分子”并遭到再一次的逮捕和流放——那是战后降临于许多前“富农”的命运（包括自己的父亲），其时，政权正致力于各大城市的全面清洗。安东尼娜忆起当时的险境：
我所有的文件都是假的，很害怕在街上遇上警察检查。我的护照上有很多伪造的公章和签名，有些是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妹妹代签的……我居住[在列宁格勒]的许可，6个多月之前便已过期。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2004年
安东尼娜居住的共用公寓，寓长是一名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颇有举报人的名声，已开始对安东尼娜起疑。有一次，邻居拿出一双新鞋，安东尼娜失言说出自己父亲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他也是一名鞋匠（这在农村通常是“富农”的手艺）。她因此被吓坏了，唯恐真相暴露。正巧这时格奥尔基·兹纳缅斯基向她求婚，在安东尼娜的眼中，他无疑成了一大救星。与列宁格勒居民、工程师兹纳缅斯基结婚，她就会得到新的姓氏和文件，得以合法地留在列宁格勒。
安东尼娜在后来的40多年中，一直向格奥尔基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相互之间很少谈及各自的过去，说到家人时，总是谎称他们都是贫农。她也向生理学院所有的同事和朋友隐瞒真相（很久以后，她才发现，自己所有的朋友都来自受迫害家庭）。1961年，她甚至入了党（一直到1991年），不是因为笃信它的意识形态（有好几次，她悄悄违反党的纪律，以帮助朋友），而是认为入党可打消他人对自己的怀疑。她想以此促进自己的医学生涯，并为将要申请大学的14岁女儿提供政治上的保护。安东尼娜回忆：“我很担心女儿的未来。”
我不想让她知道自己的过去，只想让她觉得，她有一个正常的母亲，像她所在的[精英]学校其他女孩的家长一样。那里，所有的父母，至少是父亲，都是党员。
甚至在1968年离婚之后，安东尼娜仍继续对格奥尔基隐瞒自己的污点履历。她后来嫁给爱沙尼亚人鲍里斯·约翰逊。1987年，安东尼娜接待格奥尔基年迈的姨妈，后者说漏了嘴，透露他父亲原是沙俄海军的少将，忠于沙皇，曾在内战中参加白军。她这才弄清，格奥尔基像自己一样，也一直在隐瞒出身。他早年也是在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度过的，决意成为一名工程师，有意识地取得无产阶级身份。他申请第一份工厂工作时就在表格上编造履历，一生都保存一张答案纸，以确保自己在填写下一份表格时不会出现前后矛盾的破绽。格奥尔基和安东尼娜，凭借某种奇怪的直觉，竟相互找上了翻版的自己。
鲍里斯·约翰逊也来自受迫害家庭——他的父亲和祖父被捕于1937年——但安东尼娜被蒙在鼓里，另一方面，她也不向对方透露自己的污点履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即苏维埃制度崩溃之时。其时，斯大林政权的迫害受到公开的揭发和辩论，他们因此变得大胆，终于开口谈起自己的过去。与此同时，安东尼娜和格奥尔基也敞开胸怀，道破了彼此隐瞒40多年的秘史。然而，他们仍一致同意，继续对担任教师、谋求上进的女儿奥莉加保密。他们认为，如果斯大林主义者卷土重来，全不知情反而能向奥莉加提供某种保护。有两起事件促使安东尼娜逐渐冲破恐惧，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富农”出身告诉女儿。
第一件发生于1995年，72岁的安东尼娜重访奥布霍沃村，她家曾在那里居住，直到1931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上一次访问奥布霍沃村是在1958年，与哥哥和父亲同行，几星期之后，父亲便去世了。他们的老宅已是一片空地，他们以前经常坐在其上与村民聊天的磨石，周围杂草丛生。他们站着注视那块空地，安东尼娜突然听到身后的声音：“富农回来了！富农回来了！他们以前被赶走，现在又回来了，还穿着漂亮的新衣服。”安东尼娜转身寻找说话人，却无影无踪，这个记忆一直困扰着安东尼娜。她回想道：“我想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仍想把它当做自己的老家。我渴望当地人认同我，与我交谈，把我当做他们当中的一员。”
安东尼娜1995年8月2日回到奥布霍沃村，恰好是父亲1930年被捕的65周年。古老的村庄所剩无几，至今仍有炊烟的只有9栋房舍。像成千上万其他村庄一样，60年的集体化耗尽了奥布霍沃村人的青春和活力。1930年，奥布霍沃村虽贫穷，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农业社区，总人口达317人，将近一半是孩子，有自己的教堂、学校和合作商店。许多像戈洛温那样的家庭，还有自己的皮革作坊，生产皮鞋和其他日用品。1960年，奥布霍沃村的人口下降到68人，大多数是老年夫妇和养老的独居者。到安东尼娜1995年重访时，全村仅存13人，其中11人已有60至70多岁。村民早已遗忘了8月2日的古老宗教节日，但俄罗斯农民的好客传统，还不至于彻底消亡。安东尼娜到后不久，村里的妇女以她的名义，在伊万·戈洛温的家中安排聚餐——他是村庄里她家族中的硕果仅存者。最初的紧张气氛一旦烟消云散，村民们开始回忆起安东尼娜的父亲，称他是一个好农民，他的勤奋正是集体农庄所缺乏的。一名老妪回忆道：“戈洛温一家都是诚实、正派、清醒的人，当初把他们抓起来，都是错的。汤妮雅[安东尼娜]，你是我们中的一员，一个真正的农家女，我们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1000)
安东尼娜与过去达成和解的第二个转折事件，发生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沙尔铁地区。1931到1934年，她与家人曾居住于此，因此她特来这个“特殊定居地”故地重游。多年之前，定居地已被撤销，但从路上就能看到，营房的废墟仍屹立在高高的铁丝网之后。安东尼娜在附近徘徊时，遇到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当地妇女，她询问可否走进定居地，随即开始了交谈。那名女子透露：她从小就住在这里，“我是富农的女儿，1930年被送来此地，我真正的家园是在巴尔瑙尔”。安东尼娜回忆当时她的反应：
我感到震撼，从未听人公开说出自己是富农的女儿，像我一样。我从没想到，说出这些话语，可以不带一丝羞耻。更何况，这个女人讲出时明显感到自豪。我的一生，一直在尽力掩盖自己的富农出身。这个女人说话时，我环顾四周，看看旁边有无他人。后来，我开始思索，为何环顾四周察看有没有旁人偷听？我到底怕什么？我突然为自己的胆怯感到羞耻。然后，我大声说出：“我是个富农的女儿。”这是我第一次大声说出这句话，尽管在自己的脑海中，我曾自言自语一千次。周围没人能听到我的话，因为我独处在一条荒道上。但是，我仍感到自豪，自己终于大声说出来了。我走到河边，用河水洁净自己，然后为父母祈祷。(1001)
[1]玛莎·西蒙诺娃2004年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并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以及信中所表达的情绪。
[2]从1957到1969年，热尼娅在《莫斯科》期刊工作，后因“严重的思想错误”（发表了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的诗歌）而遭到解雇。
[3]非常显著的例外是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1946年）。它生动地再现了普通士兵的战争，避开了通常有关党的英明领导的陈词滥调。令人惊讶的是，它竟在1946年赢得斯大林奖。
[4]这一类小说有4部：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涅克拉索夫的《第二晚》（The Second Night，1960年）、奥库德扎亚的《学生，祝你好运》（Good Luck, Schoolboy，1961年）和瓦西尔·贝卡乌的《死者无疼痛》（The Deed Feel No Pain，1965年）。
[5]西蒙诺夫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试图在莫斯科郊外的波多利斯克国防部档案馆，建立一个士兵回忆录专辑，但遭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反对。（‘O popytke K. Simonova sozdat’ arkhiv voennykh memuarov’, Otechestvennye arkhivy, 1993, no. 1, pp. 63-73）
[6]可在纪念学会档案馆中找到数以千计这样的回忆录。该学会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立的，为了纪念镇压的受害者并录下他们的回忆，遍及苏联各城镇。成立于1989年的莫斯科历史文学协会档案馆（Vozvrashchenie）、开放于1996年的莫斯科安德烈·萨哈罗夫公共中心和博物馆，都有这段时期未发表的回忆录的丰富馆藏。
[7]这种心理创伤会以各种方式传递下来，譬如父母的忧虑和恐惧、对子女的过度保护、对子女的期望过高，甚至是一起玩的游戏。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特列兹·维拉格——专门治疗反犹大屠杀的幸存者及其子女，举了一位幼时经历列宁格勒围城的母亲的例子。那位母亲的两岁的女儿不愿吃圣诞老人的饼干，如有人硬塞给她，就会号啕大哭，以示抗议。那位母亲自己小时候曾听闻列宁格勒围城期间有人杀小孩充饥，留下了心理创伤。维拉格认为，那位母亲以这样的方式将心理创伤传给了下一代——她在女儿洗澡时与女儿一起玩耍，将女婴的脚放进自己嘴中，并念念有词——“现在，我要吃你了”。（T. Virag, Children of Social Trauma: Hungarian Psychoanalytic Case Studies（London, 2000）, p. 43）
[8]亚历山大1991年死于登山事故。
[9]20世纪90年代，尼古拉去奔萨档案馆做他自己的研究，才发现父母对他隐瞒了一个家庭秘密：他们曾拥有乡村酒馆和面包店——根据苏维埃标准，足以被定为资产阶级。
后记及致谢
《耳语者》有一段较长的历史，它的酝酿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我还在莫斯科做研究生时期的研究。我是专攻俄国革命和内战的，渴望能遇上仍能记得那段岁月的人，结果成了热尼娅·戈洛夫尼亚的好朋友。她是电影摄影师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的孙女，她的母亲奥克萨娜告诉我很多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家族故事，并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都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即她所谓的“和平时期”。之后的几个月中，我拜访了大约十来个她的朋友，大多数是老太太。但她们当时太小，记不起内战时期；现在又太紧张，不愿详尽披露铸造自己人生的那段历史，即斯大林的统治时期。
我涉猎口述历史的第一次尝试，教我学会了珍惜家庭记忆，以制衡苏维埃历史的官方叙述。1991年之后，我再次考虑就“耳语者”这个主题做一些研究并写出一本书的可能性。其时，有关斯大林迫害的个人回忆录，突如潮水一般汹涌出现，更激起了我的热望。但我的直觉是，就整体而言，老年人仍不愿抛头露面。他们还在等待，以确信共产党人不会卷土重来，这可能还需时多年。从某方面来看，我错了。20世纪90年代初，现在被广泛认作口述历史在前苏联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对照于普京时期，威权政府的复辟已驱使许多俄罗斯人回到沉默寡言的旧习惯。从另一方面看，我的直觉又是正确的。在第一个高峰时期，人们亟想记录的只是受迫害的真相，以及逮捕、监禁、平反的细节，而不是塑造自己人生的内心创伤、对背叛的耿耿于怀、对失去的亲情的痛苦回忆。
到2002年我完成《娜塔莎之舞》（Natasha’s Dance）一书时，觉得征服这个未知领域的时机终于来临。在1953年之前长大的一代正在迅速消失，我由此产生一种紧迫感：通过普通家庭和个人的内心生活来了解斯大林时代，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为《耳语者》研究项目接受访谈和提供档案的人，其平均年龄是80岁。据我所知，本书完成之前，至少有27人去世（占案例总数的6%）。
一开始，我的查询范围是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和公共档案馆，冀望找到家庭生活的私人文件，然后再去采访捐赠者。这涉及对收藏的信件、笔记本、日记、回忆录进行旷日持久的搜索，结果却徒劳无获。那些文件通常以很难解读的潦草笔迹写成，虽提供了部分信息，但很难得出结论（后来，本书几乎都没用上这批档案）。我在这个研究阶段，获得了下列员工的帮助：卡蒂娅·布宁娜和朱莉娅·莎拉波娃与我一起处理了莫斯科的档案；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收集了圣彼得堡档案的资料；尼古拉·库兹明处理了奥廖尔等处的档案。在这早期研究中，我要感谢两位老教授的支持：维克托·丹尼洛夫（1925—2004年）是专门研究苏维埃农民的历史学家，对我的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帮我打开了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的大门；特奥多尔·沙宁帮我获得了莫斯科社会经济科学院的支持。
在搜索档案的同时，我也开始访问家庭，倾听他们讲述斯大林时期的故事，询问他们是否保存了私人文件。这个项目凭借口碑得到广泛的传播——仍是俄罗斯最有效的工作方法——我开发的关系在朋友圈子里推介我的工作，渐渐引起浓烈的兴趣。他们要求得到采访，提供家庭回忆录、书信、笔记本等其他珍贵手稿，希望得到发表（也许想卖得好价钱）。要想一一感谢在这个阶段伸出援手的人是不切实际的（他们的名字列在采访名单中），但我特别亏欠下列人士：萨沙·科济列夫欣然同意，帮助采访他在圣彼得堡的熟人和朋友；依达·斯拉温娜接受我的采访，提供了私人档案中许多文件、照片、有关家人的文章和信息；叶夫根尼娅·维滕贝格、阿达·列韦多娃、贝拉·列维蒂娜、奥莉加·拉缅斯卡娅、加林娜·佩特洛娃也接受了采访并提供了家庭档案；列昂尼德·马赫纳茨以晓畅的文笔写下自己的回忆，并提供了珍贵文件；瓦赫坦·米赫拉兹接受好几次采访，安排我与他在第比利斯的家人取得联络；热尼娅·戈洛夫尼亚不仅誊写、扫描了家庭档案，而且提供了她为电影《抛弃》（Izmennitsy，1990年）所收集的访谈和文件——来自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前囚犯和管理员。她向我解说了苏维埃电影界的复杂历史、传言、阴谋和许多人的品行，并把我介绍给众多拥有斯大林时代吸引人的故事和档案的家庭。
我通过热尼娅见到阿列克谢·西蒙诺夫，他是我最大的“债主”。我知道阿列克谢是电影导演、记者、人权和新闻自由的活动家（1999年成为莫斯科保卫开放政策基金会的主席），但并不清楚他家的不平凡历史。他母亲一边的拉斯金家的故事，几乎丝毫未见于其著名父亲的传记。为了准备与他的第一次见面，我事先预读了这些传记。他的公寓就在莫斯科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大街的拐角。母亲热尼娅·拉斯金娜去世于1992年，之后，阿列克谢将拉斯金家庭档案珍藏于抽屉中，依据这些材料，他在1999年写出了有关父母的感人肺腑的回忆录《私人收藏》（Chastnaia kollektsiia）。从一开始，他就对我的志趣表示欢迎，并深信我会成为他所说的“家庭历史学家”（the family’s historian）。阿列克谢允许我复制拉斯金档案，又从繁忙之中抽出大量时间，为我解说他家的历史细节，纠正我的误解。阿列克谢是一名了不起的说故事的人，许多采访和谈话在他家的厨桌旁进行，往往持续到深夜。他像变戏法一样，生动地再现了拉斯金家的特殊气氛——阿列克谢和妻子加林娜成功维持了那种温暖和随意——我开始觉得，我不只是一名历史学家，而在事实上成了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拜访阿列克谢的姨妈法尼娅·塞缪罗夫娜时也有同感，她又叫杜西娅，是拉斯金三姐妹中唯一健在者，与儿子一起住在伊里奇广场附近的新式大楼11层。1990年，她和索尼娅被迫搬离自己在西夫切夫―弗拉热克大街将近60年的家。索尼娅于1991年去世，法尼娅的记忆也日益退化。她97岁时给了我最后一次采访，当我问起老话题时，她突然又忆起先前遗忘的细节，差点成了永久的秘密。出于这个原因，更由于她的魅力，我学会了珍惜与她相处的每一分钟。
我非常感谢阿列克谢，让我无限制地参阅他父亲在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的规模巨大的档案。我在先前封存的西蒙诺夫个人档案（第9和第10部 分）中获得大批文件，都是学者们从未看到过的。事实上，其中最敏感的材料，甚至连他家人都不知晓。不幸的是，我的发现激活了家庭成员的痛苦记忆。于是，西蒙诺夫文学遗产委员会的主席卡蒂娅·西蒙诺娃（原来姓氏是格鲁津科），2005年10月决定禁绝研究人员参阅这些档案，直到2025年。
除了西蒙诺夫的档案，我还采访了他的同事、朋友、亲戚，获悉这位作家的不少经历和性格特征。我特别要感谢玛丽亚·西蒙诺娃、拉扎尔·拉扎列夫、尼娜·阿尔希波娃、阿列克谢和索菲亚·卡拉加诺夫、安德烈·叶罗费耶夫、玛琳娜·巴巴克等。另外还要感谢尤纳·莫里茨、维克托·叶罗费耶夫、维克托林娅·施韦策尔、加林娜·克拉夫琴科、阿列克谢·什马利诺夫，他们补充了我对西蒙诺夫世界的理解。
2003年的春天，我同时对十几个家庭开展研究，觉得需要更多人手来系统地扩充我的工作范围。2003年，我从艺术和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和莱弗尔梅信托公司领到两笔主要资助，真是雪中送炭。没有这些英国机构的慷慨支持，便不可能写完《耳语者》，以及完成与本书相连的广泛研究，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激。
在这两笔赠款的支持下，我聘请了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彼尔姆的纪念学会去采访斯大林时代的幸存者，誊写和扫描其家庭档案。选择这三个纪念学会并不困难，它们先前已有口述历史的杰出成绩，只是工作性质稍有不同。我要做的，是强调个人的内心世界和家庭关系；他们先前所做的，只专注古拉格的历史。这些学会都拥有众多活跃的成员，涵盖各式家庭，包括在斯大林统治下相当成功的。这虽超出了我们的自然选择范围（受迫害者的群体），但还是从中选出了我的大多数研究对象。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优势是，有文化的人家大都保存有书面文件。彼尔姆的优势在于，从1941到1945年一直没受德军占领，因此，斯大林时代的记忆不会与战争创伤混淆起来；此外，该地曾布满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居民中有大量前流放者和古拉格前囚犯。
圣彼得堡的团队由伊琳娜·菲利格率领，她的睿智的洞察力、建议和评判是这个项目的无价之宝。我享受与伊琳娜一起工作，学到很多东西，将永远欠她的人情。圣彼得堡的团队还有塔蒂亚娜·科西诺娃，她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听众，像伊琳娜一样，不知何故总能从采访中得到高于预期的收获；还有塔蒂亚娜·莫尔加切娃，她以精湛的技能参与了采访和档案的工作。伊琳娜·菲利格和塔蒂亚娜·科西诺娃还曾率队前往诺里尔斯克。此外，伊尔玛还单独访问了莫斯科、萨拉托夫、彼得罗扎沃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斯塔夫罗波尔，从事采访、收集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