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必须认真考虑如何给孩子讲述上帝，即使自己有宗教倾向，也往往不想让孩子接受宗教教育。他们知道，孩子长大后如果想取得成功，必须适应苏维埃文化。这种妥协在专业人士的家庭特别常见，家长们明白，实现孩子的理想，还需依赖国家的认可。一名工程师（他父亲是个建筑师）回忆：父母在革命前长大，信上帝，遵循祖父母教导的原则，但他自己从小就必须遵循不同的原则，如他所说的，“既要体面，又要满足所有的社会需求”。类似情形也发生于住在莫斯科的斯卡奇科娃家，父亲彼得和母亲玛丽亚都是图书馆管理员，信教，经常去教堂，但从不引导三个女儿信教，其中一个女儿回忆：
父母这样认为：一旦宗教被禁后，就不会与子女讲上帝，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将不同于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无意让我们过双重生活，特别在我们加入少先队或共青团之后。(97)
福尔瑟家的农村保姆（列宁格勒）
很多家庭都过着双重生活。他们庆祝苏维埃公共节日，例如5月1日和11月7日（革命纪念日），顺应政府的无神论思想，但在私下场合仍信奉自己的宗教。叶卡捷琳娜·奥列茨卡娅是社会革命党人，20世纪20年代曾被流放到梁赞。她与一对母女同住——母亲是前铁路工人的遗孀，女儿是共青团员，在一家纸厂工作。老妇人是虔诚的教徒，但在女儿的坚持下，只在房子后屋的秘密橱柜中存放圣像，另加帷幕遮掩。如果共青团发现家中有圣像，女儿害怕会被解雇。奥列茨卡娅写道：“在星期日和重要节日，她们会在晚上卷起帷幕，点燃许愿灯，通常先把门锁上。”安东尼娜·科斯蒂科娃在同样神秘的家庭长大，父亲从1922到1928年是萨拉托夫省的一个村苏维埃主席，但在私下仍保留东正教信仰。安东尼娜回忆：“父母都笃信上帝，记得所有的祈祷文。父亲格外虔诚，但很少谈及宗教，除非是晚上在家里的时候。他从不让我们[他的三个孩子]看到他祈祷。他告诉我们，必须学习学校对上帝的解释。”安东尼娜的母亲是一名简单的农妇，在桌子抽屉里藏了一幅圣像。安东尼娜发现它时，已是20世纪70年代母亲去世之后。(98)
秘密奉行宗教仪式甚至还发生于党员家庭，且相当普遍。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发现，1925年被党开除的成员中，几乎一半是因为从事宗教活动。在众多党员家庭中，共产主义理想与基督并存；列宁肖像与家庭圣像并排陈列在客厅的“红色”角落或“神圣”角落。(99)
在苏维埃家庭中，俄罗斯传统价值的另一载体是保姆，她们是祖母们的天然盟友。保姆受聘于许多城市家庭，特别是双职工的家庭。农村保姆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特别是在1928年以后。其时，数百万农民为躲避集体化而逃入城市，随身带来了农民的习俗和信仰。
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雇用保姆来照顾小孩。在国家提供普遍的托儿服务之前，对大多数女党员来说，这是客观上的必需，因为需要外出工作。在很多党员家庭中，保姆们成为苏维埃态度的道德制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高级的布尔什维克倾向于雇用最昂贵的保姆；一般来说，她们恰恰最有可能怀揣反动的思想。例如，邦纳家雇过许多保姆，其中有的曾在圣彼得堡谢列梅捷夫伯爵家做事；有的是来自波罗的海的德裔（巴塔尼娅地主朋友的熟人），会教孩子“得体的举止”；有的甚至曾为沙皇家庭做过事。(100)
保姆能对家庭生活施加深刻的影响。例如，党员安娜·卡尔皮茨卡娅和彼得·涅泽夫茨夫，他们在列宁格勒家中的保姆玛莎来自农村，是一名虔诚的老信徒。[10]她在雇主家中遵循自己的宗教仪式，只用自己的盘子和餐具，与他人分开进餐，每天早晚都在自己房间做祈祷，也让孩子们参与繁缛的信仰仪式。玛莎还扮演民间郎中的角色，如她在俄罗斯北部她的家乡所做的，调制草药来治疗孩子的各种疾病。她善良慈爱，赢得了尊重，并在苏维埃当局追查宗教积极分子时，获得了雇主的保护。她的存在导致了那一家的宽松氛围，这非常罕见。安娜的女儿马克斯娜回忆：“家里有个老信徒，我们并不觉得奇怪。其他党员家庭所流行的激进无神论，在我家却不见踪迹。虽然我们自己是无神论者，但从小学会了包容所有的宗教和信仰。”(101)
娜塔莎·奥韦奇尼科娃
伊娜·盖斯特是布尔什维克的孩子，却深受保姆不同价值观的影响。伊娜的父亲阿隆·盖斯特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学家，母亲拉希尔·卡普兰也是经济学家，任职于重工业人民委员会。伊娜的父母均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来自法定犹太区。那是沙皇时代犹太人被迫居住的地方，位于俄罗斯帝国的西南角。夫妇俩在白俄罗斯的戈梅利镇相遇，他们内战时期入党，1920年搬入莫斯科共用公寓。阿隆在红色教授研究院学习，拉希尔在纺织工会工作。像许多苏维埃犹太人一样，盖斯特夫妇把希望寄托在工业化上，认为它将结束苏联所有的落后、不平等和剥削。他们第一个孩子伊娜出生于1925年，两个月后雇了保姆娜塔莎，让她搬入他们的新家同住。娜塔莎·奥韦奇尼科娃来自莫斯科以南梁赞省的农民家庭。内战中，布尔什维克的粮食征用毁了她家的小农庄。1921年大饥荒时，娜塔莎逃入首都，但在盖斯特家很少谈及家人。即使只有八九岁，伊娜已经知道，保姆生长的世界与父母的世界大不相同。伊娜注意到娜塔莎在教堂祈祷，听到她躲在自己房间哭泣，看到她梁赞亲戚的贫困——也逃来首都，因是非法入境者，只能待在拥挤的营房——伊娜曾陪她去探视。伊娜喜欢与娜塔莎的侄女一起玩，后者没鞋穿，伊娜便把自己的鞋带去相赠，等到父母询问失踪的鞋时，再谎称自己不小心丢了。伊娜还太年轻，不会在政治上起疑，但已与娜塔莎一家建立了默契的联盟。(102)
保姆老家的农民世界基本上还保存着家长制传统。1926年，农民占了苏维埃人口的80%—1.2亿人（总人口1.47亿），分布在苏联61.3万个村庄和偏远的定居点。(103)他们仍然依恋个体家庭在家庭农庄上劳作的生活。这成了苏俄个人主义的最后堡垒，在布尔什维克的眼中，又成了通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主要障碍。
有些地区，特别是俄罗斯的中部，城市方式已渗入农村，有文化的农民子弟取代父亲，成为家庭农庄的带头人，或脱离庞大的大家族，自组小家庭。但在其他地区，家长制的农民传统仍占主导地位。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1923年出生于农家，在六个孩子中排行老幺，她的村庄奥布霍沃位于莫斯科东北800公里处。这一古老的定居点坐落在森林中间，全由木屋组成。村庄中间有池塘，还有建于18世纪的大教堂。戈洛温一族在奥布霍沃村繁衍良久（1929年，村里59户居民中有20户是姓戈洛温的）。(104)1882年，安东尼娜的父亲尼古拉出生于该村，除了当兵3年，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一生都在村里度过。像许多其他村庄一样，奥布霍沃村是紧密相连的社会，家人和亲属的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民认为自己属于单一的大“家庭”，教育自己子女以亲属名义称呼其他成年人（姨妈、叔叔等）。布尔什维克试图把他们划分成对立的社会阶层——富农（农村资产阶级）和贫农（所谓的农村无产阶级）——却以失败告终。内战期间，他们在苏俄大部分地区都有相似的遭遇。
尼古拉来自村里的最大家族，勤劳、冷静、成功，在奥布霍沃村备受尊敬。一位村民回忆：“他很安静——不喜饶舌混日子——工作踏实、办事得力，农民都看重这一点。”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复员回来，成为奥布霍沃村农民公社的领导人。农民公社是一个古老机构，由农民中的领头者组成，建于农奴制时期，掌管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1861年的“农奴解放宣言”发布后，其自治权力大大加强，从地主手里接管了大部分行政、警察、司法的职能，成为农村行政的基本单位。在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农民公社控制的农地由社区共同拥有，由农民分户耕种。由于是长条耕种的开放制度（长条耕地之间没有分界），农民公社必须规定种植和放牧的分配，并定期按家庭人口重新划分耕地——这一平等原则有助于确保耕者有其地，帮助农民公社缴纳国税。到1917年，农民公社成为农民革命的核心。农村旧秩序崩溃之后，大多数原头面人物（士绅和神职人员）纷纷逃离，俄罗斯农民接管了所有土地——并不等待中央政府或城镇革命党的指示——再通过农民公社和1917年成立的自治村委会（苏维埃），自行分配到户。(105)
革命前，尼古拉向村里的神父租地。像俄罗斯大多数农民一样，他也靠租来的耕地养活家人。在俄罗斯，人口过剩和低效农业导致了耕地的短缺。1917年，农民公社没收教属土地，再加上共用土地，一并分给农民。尼古拉根据家里有多少“吃饭的人”（即家庭大小），分得4公顷的耕地和牧场。他现在的土地几乎是他1917年以前耕种的两倍，而且还不是租来的。但在奥布霍沃村，或俄罗斯北部的任何地区，4公顷还是不够生活。这里的土壤贫瘠，又因森林而分散，为了确保每一个村民得到平等份额，又被分割成狭长的一条条，宽不到几英尺，根本不适合现代耕犁。戈洛温的耕地由80条狭长地组成，分布在18个不同的地点——这在沃洛格达地区并非罕见。为了补充收入，农民又涉足贸易和手工业——它们在北部农村经济中一直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几乎与农业不分轩轾，在新经济政策下，又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政府鼓励乡村贸易，更通过合作社予以资助。尼古拉在他农庄的后院办起了皮革工场。安东尼娜回忆：
我家可以吃饱，但那是我们勤奋和节俭的结果。6个孩子都在土地上卖力，即使是最小的也不例外。父亲的工作时间很长，在工场里制作皮鞋和其他皮革制品。他去市场买牛，一丁点儿都不浪费。他自己宰牛，卖牛肉，鞣制皮革（本地农民都懂这门手艺)，制作皮靴，然后再去市场出售。(106)
她回忆，热爱劳动是“我们子女所接受的教育的重心”。在最勤劳的农民家庭中，这是非常典型的，孩子们从小就在农庄上劳动。安东尼娜记得，这些农民都为自己的劳作而感到自豪：
父亲喜欢说，我们要做就要尽量做好——像是行家做的，这就是他所谓的“戈洛温方式”——这是他最高褒奖的用词……到我们上学时，他告诉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学会一门好职业。在他眼里，好职业是医生、教师、农艺师和工程师。他不希望孩子学习制鞋，认为这太辛苦了。他的手艺活真可媲美艺术家，我们这些孩子和访客，都为他的手艺的美妙而深感惊讶。(107)
尼古拉还为自己建造了住宅，一座单层刷白的长型建筑，位于奥布霍沃村中间的磨坊附近。它是整个村庄里唯一的砖房，包括一间饭厅和一间卧室，内置从沃洛格达买来的简陋工厂家具和两张铁床。一张供尼古拉和妻子叶夫多基娅睡，另一张供两个女儿睡（男孩子们则睡在饭厅地板上）。厨房是家里唯一的入口，外面有供牲畜遮风避雨的院子，内有牛棚、猪圈、马厩和两个谷仓，另外还有洗澡房、厕所、工具库、工场。院子外，有一园的苹果树。
尼古拉是个严厉的父亲。女儿安东尼娜回忆：“所有孩子都怕他，但害怕的根源是尊重。母亲喜欢说，‘天上有上帝，家里有父亲’。无论父亲说什么，我们都视为律法，即便是四个男孩也都如此。”在这种家长制家庭里，大人与小孩之间仅有很少的温柔和亲密。安东尼娜说：“我们从来没有亲吻或拥抱过父母，不会以这种方式来表达爱。我们从小学会尊重和敬仰他们，始终依顺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互相之间没有爱。尼古拉宠爱小女儿，后者还能忆起4岁时的一段温情。父亲穿上他最漂亮的节日棉纱衬衫，以强壮的手臂抱着她去村教堂。
突然，他拉着我的手，紧紧贴上他的嘴唇。他闭上眼，真情地吻我的手，我迄今还记得。现在我明白了自己在他心里的位置，他多想表达自己的爱。他身穿绣有棕色花朵的新衬衫，那么洁净，那么清香。(108)
五
1925年，维滕贝格一家人在奥尔戈诺度假区
对旧社会精英来说，如何将家中的传统和价值观传给下一代，变得尤其复杂。想在新社会取得成功，便不能坚持自己的老习惯，而要适应苏维埃的新形势。为了维持新旧之间的平衡，各式家庭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例如，可以过双重生活，撤回到私人世界（“内部移民”），悄悄保留旧信念，可能还要欺瞒在苏维埃模式中长大的孩子。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家就是前精英家庭的典型例子，虽在暗中保留旧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很大程度上因应了苏维埃的新形势。1917年之前，彼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圣彼得堡普里阿兹卡精神病医院担任神父。拉斯普京抵达之前，皇后亚历山德拉为治疗皇储的血友病，曾向他和其他“招魂者”求助。彼得的妻子毕业于斯莫尔尼学院，曾是皇太后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的闺蜜。1917年后，彼得和长子在医院担任搬运工；曾任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合唱团指挥的小儿子参加红军，在内战中战死；长女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秘书；小女儿玛丽亚放弃音乐会钢琴家的生涯，担任卢加地区集体农庄的稽查员，玛丽亚的丈夫原是歌手，现在普里阿兹卡医院当清洁工。整个20世纪20年代，全家都住在医院后面的办公室，从不抱怨自己的极度贫困，只是静静度日，认真执行新政权布置的各项任务——只有一样例外：每天晚上，他们从秘密藏匿之处取出圣像，点亮许愿灯，以便祈祷；他们上教堂，庆祝复活节，始终保留圣诞树，甚至在1929年之后依然如故。那一年，圣诞树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遗存”而遭禁止。玛丽亚和丈夫要女儿塔蒂亚娜在项链上系上金十字架，但不得让别人看到。塔蒂亚娜回忆：“我从小学会相信上帝，同时又要适应苏维埃的学校和生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家生活在两个世界的边缘地带。彼得仍向宁愿以基督教仪式埋葬亲属的人——苏维埃居民中沉默的大多数——秘密提供非正式的神父服务。[11]塔蒂亚娜解释说：“我们的生活一直都捉襟见肘，所以外祖父老是去列宁格勒坟场，帮助操持圣礼，赚一点小费。”(109)
过去的专业精英们则采纳另一种方式，既维持家中的传统生活，又适应苏维埃社会。医生、律师、教师、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可向新政权提供自己的专业技能，以此守护自己的某些特许存在，甚至可以活得相当不错，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如此。其时，新政权仍迫切需要这些“资产阶级专家”的专长。
帕维尔·维滕贝格是苏维埃地质界的领军人，在开发科雷马和瓦伊加奇岛的古拉格——强制劳改营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出生于1884年，在家里九个孩子中排行老八。他们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德裔，住在西伯利亚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帕维尔的父亲原籍在里加，因参与1862至1864年反沙皇统治的波兰起义，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释放后，他任职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电报局。帕维尔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敖德萨、里加和德国的蒂宾根求学，1908年来到圣彼得堡前已是一名年轻、严肃的理工博士。他与正在圣彼得堡学医的吉娜·拉祖米哈娜结婚，岳丈是铁路工程师，也是自己的远亲。这对夫妻在圣彼得堡附近芬兰湾的奥尔戈诺高级度假区，买了一套宽大而舒适的木房子。三个女儿相继出生：维罗尼卡生于1912年，瓦伦蒂娜生于1915年，叶夫根尼娅生于1922年，家人之间非常亲近。叶夫根尼娅回忆，帕维尔作为一名父亲，既“细心”，又富有“耐心和爱心”。大家在奥尔戈诺度假区享受“音乐、绘画、阅读的夜晚”，非常幸福，还有夏日闲逸的散步，以及从小照看吉娜的保姆安努沙卡精心准备的简餐。维滕贝格家经常有艺术家和作家之类的访客，例如著名的童书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在他们家度过好几个夏天。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种契诃夫式的生活始终存在。
维滕贝格一家深受公共服务精神的影响，这几乎是19世纪知识分子的标志性特征。1917年后，吉娜以学得的医术在邻近的拉赫塔小镇设立医院，向患者提供免费治疗。帕维尔在1917年当选为拉赫塔镇理事会的主席，他组建学校，向穷苦劳动者的子女传授技术。叶夫根尼娅回忆：“他一直在工作，如果没在写作，就在筹划极地委员会的探索，或为地质博物馆组稿。他总是在忙，很少放松。”帕维尔全力以赴投入极地考察和地质事业，虽处起步阶段，但在世界上仍处于领先地位。极地勘探者在苏维埃的书籍和电影中是英雄。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政府投入大量科学预算，对北极区的潜在矿产做了地质调查。帕维尔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欢迎苏维埃政权的关注，让他在有组织有纪律的环境中追求科学成果。1927年帕维尔写道：“过去10年是极地勘探的英雄时期，未来会有更大的成就。”(110)过后不久，他就离开奥尔戈诺度假区，前往科雷马勘探金矿。
以同样方式适应苏维埃政权的另一对精英是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父母。西蒙诺夫本人是《耳语者》的中心人物，他也属于1917年的孩子。母亲亚历山德拉是奥博连斯基家族的后裔，那个负有盛名且古老的家族中涌现出不少卓越的官僚和地主，在沙俄帝国中占据显赫的地位。亚历山德拉的父亲列昂尼德像许多贵族一样，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商。亚历山德拉出生于1890年，从斯莫尔尼学院毕业，也是“旧秩序”女子，其贵族态度经常与苏维埃方式相悖。她身材高挑，颇有气派，在家里叫“阿林卡”，保留了“正确行为”的旧观念，还将之传给儿子——而他一生的绅士风度众所周知（即使在斯大林政权中取得高级职位后也是如此）。阿林卡期望人们彬彬有礼——尤其是在女性面前，忠于朋友，坚持原则。她的孙子回忆，她简直就是“教育家，在教诲他人如何立身处世时，永远不厌其烦”。(111)
1914年，亚历山德拉嫁给年龄几乎两倍于自己的米哈伊尔·西蒙诺夫——时任总参谋部的上校。一年后，康斯坦丁诞生。[12]米哈伊尔是军事防御工事的专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波兰参战，升为第五军的少将和第四军团的参谋长，却在1917年突然消失。在之后的4年中，亚历山德拉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似乎留在波兰从事一些秘密使命，无法与苏俄的家人接触；或许加入了波兰军队，或许加入了俄国内战中波兰盟友的白军。不管如何，他不愿返回俄罗斯，即使不算反革命，至少也是沙皇的将军，肯定会遭到布尔什维克的逮捕。目前尚不清楚亚历山德拉对自己丈夫的活动知道多少。不管如何，她一直向儿子隐瞒，无疑是为了提供保护。1921年，米哈伊尔从波兰写信给亚历山德拉，恳求她把儿子带去华沙同住，他已成为波兰公民。亚历山德拉一直犹豫不决，她仍看重自己的婚姻誓言，而米哈伊尔已经病重。但到最后，她爱国之心太甚，以致离不开俄罗斯。西蒙诺夫后来回忆：“虽然逃往国外的也有她的朋友和亲属，但母亲对俄国革命后的移民抱有悲哀的不解。她根本无法理解，怎么能背井离乡作别俄罗斯。”(112)
亚历山德拉加入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年轻女性的队伍，在新苏维埃政府中从事打字员、会计、翻译的工作。1918年秋天，她被赶出彼得格勒的公寓。其时正是红色恐怖的高潮，布尔什维克发起了推翻旧精英的运动。像奥博连斯基那样的“遗民”，即败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都被赶出自己的家园，财产悉数充公。他们被编入劳动大军，或遭契卡的逮捕和监禁，在反白军的内战中成为“人质”。在好几个月不成功的申述之后，亚历山德拉和小男孩康斯坦丁只得离开彼得格勒，前往梁赞——位于苏维埃首都的东南面，相隔200公里。他们与亚历山德拉的姐姐柳德米拉同住，其丈夫曾是炮兵队长，阵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炮兵团一直以梁赞军区为基地。与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居民一样，他们在内战中逃离饥饿的城市，走向粮食供应地。(113)
梁赞在20世纪20年代初只是一座小镇，约有4万居民。其主要机构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军校，为内战中的红军培养军官。教职员工中的亚历山大·伊万尼谢夫曾是沙皇军队的上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次受伤（三次受到毒气攻击），后被托洛茨基招募入红军，成为一名指挥官。1921年，亚历山德拉与伊万尼谢夫结婚。对奥博连斯基家族的女儿来说，这无疑是下嫁，亚历山大只是一名卑下的铁路工的儿子。亚历山德拉自己时运不济，在丈夫的军人作风中，她觅得了自己贵族原则的影子，尤其是公共服务的理想精神。在这多事之秋，她似乎由此获得了一些慰藉。(114)
性情温和善良的亚历山大却是一名完美的“军人”——准时、认真、有序、严于律己。康斯坦丁回忆，他治家就像治军一样：
我家就在军官兵营，四周都是军人，军事方式规范了我们生活的每一步骤。我家门前的广场上，早晚都有列队行进的军人。母亲和其他军官的妻子，一起参与军队的各式委员会。如有客人来访，谈话内容总与军队有关。晚上，继父制订军事演习计划，我有时陪在旁边相助。家中的纪律很严，纯粹军事化。一切都按照计划，下的命令刻不容缓。你不能迟到，也不可拒绝，必须学会闭嘴。即使最小的谎言，也会受到严厉地斥责。母亲和父亲遵循自己的服务伦理，在家里实施严格的劳动分工。我从六七岁起，就要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我除尘、擦地板、刷碗、削洗土豆、照看煤油炉、外出领取牛奶面包。(115)
这样的童年生活对西蒙诺夫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从小接受的军人价值（如他自己所定义的“服从、自觉、时刻准备克服一切障碍、必须说‘是’或‘不是’、爱憎分明”），使他全力拥护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苏维埃准军事制度。
十三岁时我就懂得：
说到就是要做到。
是即是，不是即不是，
争辩只是徒劳。
我知道责任的含意。
我知道何谓牺牲。
我知道勇气的潜能，
对怯懦就要不依不饶！
——《父亲》，1956年(116)
1927年，康斯坦丁（左一）与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大·伊万尼谢夫（右）在梁赞
西蒙诺夫课堂笔记中的一页（1923年）
西蒙诺夫崇敬继父（“我从没看到他不穿军装的时候”），从小把他看作自己真正的父亲。他从亚历山大的身上继承了责任和服从的军队准则，从母亲和她的贵族背景中获得了公共服务的理念，两者在他身上相得益彰。他童年所读的书籍中充满了苏维埃的军事崇拜，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原则。他深深着迷于俄国内战的传奇故事，例如德米特里·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Chapaev，1925年）。这是每一个小学生必读的“苏维埃经典”。少年时代他心中的英雄都是军人，他的笔记本上涂满了他自己想长成的士兵形象。(117)西蒙诺夫很早便意识到，自己需要融入一个等级制度之中，认为自己长大后不只是军人，而要当上为他人负责的军官。同时，他强烈的公共责任和服从意识，又要求他服从上司。如他自己写的，他心目中的“好”等同于“诚实”和“尽责”——这一概念后来成为他拥护斯大林政权的根源。他成长时期的人际关系大都涉及权威人士，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他大部分时间都与成人相处，并善于赢得成人的认可。在学校里，他没有密友，也从没弄清友谊中的道德准则，以及对同伴的忠诚。这可能有悖于他身上愈益明显的另一倾向，即努力赢取上级的欢心。而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诗作中的主题却仍是同志间的友爱（这是他渴求的领域）。西蒙诺夫既聪明又早熟，阅读广泛，学习努力，他加入各式俱乐部，参与戏剧演出，是一名少先队员。除了涂鸦，他的笔记本还显示出他是一个严肃的男孩：花费很长时间来绘制地图和图表，像官员一样列出步骤来筹划自己的任务。(118)
西蒙诺夫在世最后一年写成的回忆录认为，他的父母已接受苏维埃政权。他不记得父母有任何议论，或不赞成政府，或后悔没在1917年后移居国外。在他眼中，他的父母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留下为苏俄工作是责无旁贷的，即使自己的价值观还没有“苏维埃化”，但有责任把康斯坦丁培养成“苏维埃”孩子。但这只是真相的一半。亚历山德拉以政治忠诚的外表，掩饰了她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毕竟，新政权给她家人带来了灾难。亚历山德拉的哥哥尼古拉，被迫在1917年后逃去巴黎（因他曾是哈尔科夫省的省长，留下则会被布尔什维克逮捕），兄妹再也没有见上面。其余家人——亚历山德拉、母亲、三个姐妹，都生活在恐惧和贫穷之中，先是在彼得格勒，后搬去梁赞。内战结束后，亚历山德拉的妹妹索尼娅和达丽娅，返回彼得格勒。在1923年母亲死去之后，柳德米拉也跟着回到彼得格勒。亚历山德拉一人留在梁赞，尽力适应苏维埃环境。（她在1944年写信给儿子说：“我出生于另一个世界。在生命的头25年，我生活在奢侈之中……然后，我的生活遭到突如其来的摧毁……我洗刷、烹饪、奔波采购、整天工作。”）她除了传承贵族的价值观，也努力保存宗教习俗。她带儿子上教堂，直到儿子长到12岁（他在后来写给姨妈的信件中，继续在东正教节日以宗教用语向她们问好）。她还告诉他，他的贵族出身太危险，如果想取得进步，必须加以掩饰。(119)新经济政策有相对宽松的气氛，但大革命所释放的阶级斗争只是暂告停顿。在和平的表象下面，清洗旧精英的压力持续增加，威胁着像西蒙诺夫那样的人家。
1927年，母亲将西蒙诺夫带去克列缅丘格城附近的农村，与继父的亲属同住。“热尼娅姑姑”与其丈夫叶夫根尼·列别捷夫住在一起——他是一名老将军，很久以前因腿伤而从沙皇军队退伍，几近瘫痪，全得依赖年轻的妻子。老将军是自由派，心地善良，开朗乐观，对苏维埃政府并没有抱怨。康斯坦丁喜欢与他做伴，因为他有趣，善讲故事。有一天，康斯坦丁去树林散步，回到姑姑家时，房门已被陌生人打开。原来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人员，来抄家寻找反革命活动的罪证，试图对老将军实施拘捕。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回忆此事：
我进去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人员正在掀起床垫四下搜寻，而老人还正在床上休息……那人手指一张凳子对我说：“坐下，小男孩，等在一边。”他的态度说不上是粗鲁，更近于专横。我明白，必须坐下，听从他的命令……两名制服男子在执行搜索，但没有出示搜查令。老人非常生气，咒骂他们，威胁要去控告他们的非法行径。在我看来，热尼娅姑姑还比较镇静，只是担心丈夫的心脏病发作，一直在劝慰他冷静下来，但并不成功。制服男子继续搜索，依次翻阅每本书，察看堆在架子上的刺绣和油布。老人上身靠墙，下身瘫在床上，咒骂不停……最终搜索完了，离开时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他们显得克制，没有诅咒或训斥，因为面对的是一名瘫痪老人……在我的意识中，此事并不显得可怕、悲惨、令人不安，或多或少反而有点正常。
该情节的有趣之处在于西蒙诺夫的感受。他目睹了国家镇压的非法行为，受害者是自己的家人，但如他后来声称的，他并不害怕。他甚至将之视作一种循例（正常）程序。西蒙诺夫在20世纪30年代，以类似心态面对其他亲属的遭捕，包括他的继父和三位姨妈。他视之为“必要”的行为，更加以合理化——应该是弄错了，因为亲戚们肯定是无辜的；但国家必须铲除潜在的反革命分子，在这一点上又无可厚非。(120)
1928年，西蒙诺夫随父母迁居到伏尔加河边的工业大城市萨拉托夫，因为亚历山大在当地军校担任教官。全家仍住军营，占用相邻的两间屋，与几户邻居共用一个厨房。西蒙诺夫开始上中学，到1929年14岁时决定放弃中学。他不愿完成父母为他规划的学院教育计划，改上了一个普通教育与技术培训相结合的工厂技校（FZU）。
像许多旧知识分子的孩子一样，西蒙诺夫急于为自己创造“无产阶级”身份，好摆脱自己的社会出身，以免在苏维埃社会中拖自己的后腿。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工厂技校和更高层次的技术学院，挤满了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他们拒绝上大学（此时优先招募工人阶级出身的申请人），转向工厂或技校，以取得“无产者”资格，为将来的工作和教育奠定基础。西蒙诺夫将母亲的成分登记为“职员”，其他旧精英的许多孩子也隐瞒社会出身，或选择性使用自己的履历，以获得技校和学院的录取。其中的大多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的工业革命中，成为工程师或技术员，生成一种全新的专业身份，让自己从社会阶级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苏维埃工业化的贡献。西蒙诺夫拒绝父母为自己选择的学院教育，这一点很重要。这标志着他已抛弃了自己降生时进入的旧文明，转身采纳“苏维埃”新身份。
西蒙诺夫白天在技校中学车床，晚上去萨拉托夫军火厂当学徒。他后来承认，自己并“没有工业上的真正才能”，只是为了“虚荣”而坚持到底。他写信给住在列宁格勒的姨妈索尼娅，虽然年仅十几岁，却展示了他频繁的社会活动，以及对苏维埃事业的满腔热情：
[1929年]
亲爱的索尼娅姨妈！
我这么长时间才回复你的问候，望见谅。我从来没有如此忙过。我参加了4个俱乐部：担任其中两个的管理委员和另一个（青年自然学家）的主席。此外，我是[社会主义者]竞赛小组、阅读小组、学校的编辑委员会、化学队[以应付毒气攻击]的成员。我又是互助运动的教练、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向技校行政部门汇报学生的政治活动和不同意见]和“工人援助国际学会”的义工。此刻，我正在帮助校管理委员会下属小组组织反宗教的宣传，还在负责班级的管理委员会。前不久，我被要求在学校内组织一个象棋俱乐部。我想，这些就是我的全部情况。(121)
很难讲清这些狂热活动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动机——从小浸润于公共服务精神的少年，现在迸发出充沛的精力；或者，他在打小算盘，冀望通过积极表现来掩饰社会出身，以保障自己在苏维埃社会的地位；或者，完全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热烈信念。不管如何，这就是西蒙诺夫参与斯大林政权的开端。
六
拉斯金一家（从左至右）：贝尔塔、索尼娅、叶夫根尼娅（热尼娅）和法尼娅，1930年摄于莫斯科。塞缪尔此时已流放
1927年的斯拉温家庭。依达与父亲伊利亚（左四）在一起，母亲埃斯菲莉挨着父亲。
商人阶层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式来适应新政权，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出笼之后。1922年，塞缪尔·拉斯金与妻子、三个女儿离开奥尔沙镇来到莫斯科，全家搬进苏哈勒夫卡市场附近的地下室。在新经济政策下，该市场是蓬勃发展的私人贸易的代名词。塞缪尔·拉斯金是一名小商人，经营鲱鱼和其他咸鱼。像许多犹太人一样，他来莫斯科是为了充分利用私人商业的新机遇。他在女儿身上寄托了各式梦想，希望她们通过苏维埃学校和大学，最终变成专业人士。而身为犹太人的自己，1917年以前是不敢作此妄想的。
1879年，塞缪尔出生于奥尔沙的商人大家族。那是法定犹太区内的一个市场集镇，全是单层木屋，没有自来水，也无下水道。父亲莫伊谢是咸鱼批发商，住在一栋破败的木房子里——房子处在通往什克洛夫镇的交通要道上，夹在两座教堂中间，一座属东正教，另一座属天主教。奥尔沙是多元文化的，俄罗斯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犹太人都聚居一起（1905年曾有一次小型的反犹屠杀）。拉斯金一家讲意第绪语和俄语，遵循犹太教仪式，上犹太教堂，送小孩去犹太学校，又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以及子女在俄罗斯社会中的进步。莫伊谢有六个孩子，三个大的（西马、索尔、塞缪尔）在家自学，年幼的三个（法尼娅、雅可夫、热尼娅）设法避开沙皇的限制——禁止犹太人上大学和成为专业人士[13]——考上了大学，成为合格的医生。这的确是非凡的成就，尤其对两名女孩法尼娅和热尼娅来说更是如此。(122)
塞缪尔跟随莫伊谢经商，1907年与邻镇什克洛夫犹太商人的女儿贝尔塔结婚。夫妇俩生了三个女儿，法尼娅（生于1909年）、索尼娅（1911年）和叶夫根尼娅（1914年），一起住在什克洛夫镇，直到1917年大革命。塞缪尔善良温和，聪明务实。他对文学和国际政治抱有浓厚的兴趣，全心全意拥护革命，视之为犹太人的解放良机。他一直梦想让自己心爱的女儿获得良好的教育，现在有了新经济政策，使他有可能在莫斯科立业安居，梦想成真。
新经济政策使莫斯科变成一个大市场。1921年后的5年中，城市人口翻了一番。内战时期，私人贸易全被取缔。经历了如此的艰辛之后，大家对市场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都积累了巨大的需求。大批人群络绎不绝地来到像苏哈勒夫卡市场那样的街头市场，商人手里什么都有，从废铁、衣服、锅碗瓢盆到艺术品。塞缪尔在博洛特纳亚广场上摆鲱鱼摊，该广场位于莫斯科河南，离克里姆林宫不远，已变成菜市场，向繁忙的餐馆和咖啡馆供货。在鲱鱼生意上，没人比塞缪尔知道得更多。他可以打开一个咸鲱鱼罐头，马上就能确定它的产地——伏尔加河、咸海、阿斯特拉罕或下诺夫哥罗德。
开始的生活很苦，拉斯金家住在马什昌斯卡娅第一街的地下室，里面徒有四壁，睡的床垫直接铺在地板上，天花板上挂起帘子，将孩子睡觉区与大人的分开，又要与楼上居民共用厕所和厨房。到1923年，塞缪尔的鲱鱼生意日益兴旺，便租下斯列坚斯卡娅街上一栋曾经辉煌的大房子的二楼。该公寓非常舒适，有三个宽敞的房间，一个大浴室。其时的莫斯科，有独用的卫生间和厨房是罕见的奢侈。塞缪尔相当成功，甚至能每月寄钱给住在奥尔沙的父母，帮助侄子马克一家搬来莫斯科。拉斯金一家还定期去莫斯科大剧院，塞缪尔总是租个包厢。(123)
到了1923年和1924年，商品的短缺和价格的上涨引发了无产阶级对新经济人及其财富的强烈不满。为了抚慰大众的骚动，市苏维埃政府关闭了30万家私人生意。(124)拉斯金一家成为该反弹政策的受害者。塞缪尔的生意得以幸存，但必须向莫斯科苏维埃缴纳一项特别税。像其他小商贩一样，他被定为被剥夺者（lishentsy），不得享受选举权和其他公民权利。塞缪尔默默忍受这些惩罚，几年来，一直在支付他那个铁架商摊的高额“商业租金”——莫斯科苏维埃向私商征收的特别税之一，目的是为了安抚工人阶级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1925年，塞缪尔拒绝了将生意转至伊朗的邀请，那里的鱼工业亟需俄罗斯的专长。他希望三个女儿在苏联长大，充分利用他认为将会出现的众多机遇——结果却是错觉。法尼娅是老大，也最实际，1926年以优异成绩通过学校考试，因父亲属于被剥夺者，读医的申请遭到拒绝，只好去工厂上班，改在夜校学经济。索尼娅认真严肃，口齿伶俐，聪明美丽，但因不幸罹患小儿麻痹症而落下了残疾。像姐姐一样，她也无缘于高等教育，只好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工业学校的夜校学习统计，到1928年又进了钢铁学院。像其他犹太人一样，包括成为工程师的表弟马克，索尼娅全心全意地拥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项目。该计划承诺，将使落后的农业俄罗斯变得现代化。拉斯金一家当初逃离的，就是那个反犹大屠杀时有发生的落后的农业俄罗斯。叶夫根尼娅（热尼娅）排行老幺，更有艺术气质，攻读家人都心仪的文学。法尼娅回忆，拉斯金一家仿佛“总是在文学辩论中”。因是被剥夺者的子女，索尼娅在1927年申请加入共青团未果。三姐妹、马克和邻近的父母的朋友的孩子，自组了一个阅读小组。他们讨论政治，举办对“文学人物”的模拟审判。有一次，他们举行对《旧约圣经》的审判，为此找到一本《圣经》，共同研究了整整一个月。(125)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文学作品、意识形态、宗教习俗发起公开审判是非常流行的宣传活动。
在第一代苏维埃犹太人中，拉斯金一家非常典型，都认同俄国革命中的国际主义。因为它承诺将消除民族之间的偏见和不平等，它所憧憬的现代化城市，将为犹太人打开通向一般学校、大学、科学、艺术、职业、贸易的大门。仅经过1917年的一代，俄罗斯犹太人都已变成城市居民，前法定犹太区的犹太人口不是移民，就是老死（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维埃犹太人中86%住在城市，其中一半聚居在苏联11个最大的城市）。莫斯科的犹太人口，从1914年的1.5万人，剧增至1937年的25万人（该市第二大的族群）。(126)犹太人在苏维埃兴旺发达，在党、官僚、军队、警察的精英中占得很大比例。虽然也有不少犹太人像塞缪尔·拉斯金一样，因自己的社会阶层和私营经济而被剥夺公民权利，但根据此时的回忆录，反犹太主义或反犹歧视相对较少。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确有无数的犹太教堂被关闭，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发起了反宗教运动。家庭继续作为犹太宗教生活的真正中心。在大多数家庭中，老一辈执掌传统的祈祷和礼仪，家人同时又遵守苏维埃的公共节日，接受苏维埃的新信念，特别是年轻人。世俗的意第绪语文化，因苏维埃政府的积极推动而获得了蓬勃发展。当时有意第绪语的学校、电影院、剧院，包括莫斯科意第绪语国家剧院。该剧院指挥所罗门·米霍埃尔斯，还成为众多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犹太知识分子的关注对象。在大多数都市犹太家庭中，既有对犹太传统文化的依恋，也有对苏俄文学和艺术的承诺，两者并驾齐驱，进入更为广阔的国际性世界文化。(127)
这类复杂的多重身份（犹太人―俄罗斯人―苏维埃人），塞缪尔和贝尔塔都予以保留。他们并不信教，从来不去犹太教堂或遵守犹太教的仪式和节日。贝尔塔只是在苏维埃假日专门烹饪犹太食物。他们会讲意第绪语，但家里说的都是俄语。女儿们听得懂父母讲的意第绪语，但自己讲不好，也没尽心去学，视之为旧时代“奇异的遗物”。对女儿们来说，身份问题比较简单。法尼娅回忆：“我们不想把自己当做犹太人。虽然住在俄罗斯，沉浸在它的文化中，但也不想把自己当做俄罗斯人。我们自认是苏维埃公民。”拉斯金一家认为，教育、勤奋、文化才是获得个人解放和平等的正道。塞缪尔积极关注苏维埃政治，为杰出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的成就而感到无比骄傲，例如托洛茨基。他虽没受过高深的教育，却在家里摆满书籍和报纸，还喜欢讨论政治事件，尤其是国外的，他在这方面的消息还特别灵通。朋友和亲戚星期天前来参加著名的“拉斯金晚餐”，就会与他开起“厨房议会”。据说，贝尔塔所做的犹太美食，在莫斯科是独一无二的。(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