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犹太家庭，其成为“苏维埃人”的愿望，反映在尽量抑制自己与犹太文化或宗教的藕断丝连上。例如在盖斯特家中，犹太人的习俗微乎其微，只有犹太菜肴、意第绪语的短句、有关沙皇时代反犹大屠杀的家庭传说，以致少年时的伊娜竟意识不到自己原来是犹太人。伊娜的父母是在戈梅利地区相遇的。瑞贝卡·高根1923年在戈梅利的一个犹太家庭出生。她记得自己在列宁格勒的童年已“全然苏维埃化”，父母遵守主要的犹太人习俗，偶尔讲意第绪语，主要是不想让自己听懂。她说，除此之外，全用“现代方式，没有宗教，没有仍保持犹太习俗的祖父母的影响”。(129)
依达·斯拉温娜有类似的童年。1921年，她出生于莫斯科杰出的苏维埃法学家的家庭，父亲伊利亚·斯拉温曾在解放白俄罗斯的犹太人一事中扮演重要角色。伊利亚1883年出生于莫吉廖夫城附近的小镇，是贫穷的犹太劳工大家庭的长子，从12岁起就开始在当地药店工作和研究。由于取得了药剂师的资格，他在法律上有权搬离法定犹太区。[14]1905年，他登记为哈尔科夫大学法律系的走读生，尽管12岁后就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却在第一年考试中获得第一名，从而正式注册，挤入政府批准的3%犹太学生的配额。大学毕业后，伊利亚得到留校任教的聘用，但有个附带条件，即必须皈依基督教。他谢绝了，自愿回到法定犹太区，在莫吉廖夫城担任律师助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占领了苏俄西部。伊利亚迁至彼得格勒，在城镇联盟的总部工作，帮助法定犹太区的犹太人迁去俄罗斯各地。1917年后，伊利亚当选为法官，任职于莫吉廖夫、戈梅利、维捷布斯克等地的人民法庭。1921年，他搬至莫斯科，在苏维埃法律机构中继续晋升。伊利亚英俊聪明、善良温和，怀抱高尚理想，并将之投入苏维埃的实践，甚至拒绝自己的犹太身份。
从1903年起，伊利亚一直是活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旨在巴勒斯坦建立社会主义的无产者锡安党的著名成员。伊利亚的犹太复国主义，来自他在法定犹太区的生活经历，那里也是无产者锡安党的主要基地。但一旦来到彼得格勒，接触到欧化与社会同化的犹太人，伊利亚开始摆脱犹太复国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他赞成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从而认可犹太民族的利益必须服从于阶级斗争。在维捷布斯克镇担任法庭主席时，他甚至维护1919年反犹大屠杀的劳工凶手，所持理由是：这是在向犹太工厂经理表达他们的阶级仇恨。(130)1920年，伊利亚离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短期加入犹太马克思主义者，到1921年再转向布尔什维克。在加入布尔什维克的简历表中，伊利亚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自那以后，犹太文化从他家中销声匿迹。他教妻子埃斯菲莉学会读写俄语，不许她讲意第绪语，并培养自己的孩子伊萨克（生于1912年）和依达成为不带犹太传统的苏维埃人。依达回忆：
父亲尽量做得正确，要求自己成为一名理想的布尔什维克。我们没有犹太习俗，从来不讲意第绪语——我们孩子甚至蒙在鼓里。一旦成为布尔什维克，父亲便在家中尽力剔除使他忆起贫民窟和法定犹太区的一切。作为一名国际主义者，他相信苏联各加盟国一律平等，家里只有苏维埃的东西。他所珍爱的宝贝只是列宁陵墓的大理石模型，立在他的办公桌上。(131)
随着新经济政策受到进一步的攻击，新都市犹太人的前景变得暗淡。1928年，莫斯科苏维埃再次向小商贩征收特殊营业税。对塞缪尔·拉斯金来说，这真是一个尴尬时刻。新经济政策重新确定了私宅和合作公寓的所有权，所以在那年的早些时候，他向祖博夫广场的建设项目投入资金。建筑商正在这个莫斯科时髦公寓区的庭院建造一栋两层楼房，塞缪尔的投资可让他拥有楼上一套三室公寓。他一直有自置私产的梦想——想让三个女儿在攻读时享有经济保障——所以拒缴这特殊营业税的全部，遂被捕，先是短期监禁于莫斯科，后被流放到下诺夫哥罗德。(132)逮捕只是政府从192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向私人贸易发起进攻的一部分，最终导致新经济政策的废除。反对新经济政策的运动，与斯大林的崛起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失败紧密相关。后两位是斯大林在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他们继续支持列宁在1921年引进的混合经济政策。
在新经济政策上，布尔什维克一直在左右摇摆，但它的无产阶级支持者则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不信任，更因市场的大幅波动而愈益加强。一旦农村发生商品短缺，农民不愿向城镇输送食品，市场价格就会攀高。第一次市场波动发生于1923至1924年，苏维埃为了安抚不满物价上涨的工人阶级，首次向新经济人发动攻击。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市场回归稳定，但1927至1928年，收成不好，再加上消费品欠缺，又发生了第二次市场波动。随着工业制品的价格上涨，农民减少了出售给国家仓库和合作社的粮食，因为采购价格太低，农民换来的钱还不够用来购买日常用品。所以，农民不愿卖给国家，宁可自己多吃，喂养牲畜，存储在谷仓，或运去私营市场自售。如何找到应付这场危机的正确方法？新经济政策的支持者意见纷纭。为了维护市场机制以及与农民的联盟（列宁称之为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布哈林赞成提高采购定价，但也承认国家因此会增加开支并减少对工业的投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在向农民作出更多让步一事上小心翼翼。他们担心这会推迟苏维埃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在他们看来，国家应采取临时征用，确保粮食存有量和消费品的原料，之后再恢复农业市场机制。斯大林支持布哈林——直到1927年12月他在苏共十五大击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后他转而反对布哈林和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将粮食危机斥为“富农罢工”，呼吁回到内战时的征购，以支持苏联工业化的五年计划。他在发言中措辞激烈，要求铲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残余（小商贩和自耕农），不允许它们阻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步。
斯大林的激烈措辞——呼吁返回革命和内战时的阶级斗争——迎合了党内广大的无产阶级。他们渐渐形成这样的观念：资产阶级正在回潮，打着新经济人、“资产阶级专家”、“富农”的旗号。许多人认为，布尔什维克理想是社会正义，而新经济政策却是一种倒退。他们担心，它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辟。一名布尔什维克回忆：“我们年轻共产党人从小就养成这样的信念：金钱将被永远废除。如果金钱重现，富人也会重现吗？我们在滑回资本主义吗？我们以焦虑的心情自我追问。”
斯大林呼吁重返内战时的方法，对年轻共产党人特别有吸引力——他们出生于20世纪的前20年，太年轻，没能参与1917至1921年的革命战争，但一直接受源于内战的“斗争崇拜”的熏陶。另一名布尔什维克（生于1909年）在回忆录中认定，他同代人的好战世界观，使他们易于接受斯大林的观点：必须重新发起反对“资产阶级专家”、“新经济人”、“富农”以及其他“资产阶级走狗”的阶级战争。一名斯大林主义者解释，年轻共产党人曾经心灰意冷：
我这一代的共青团员——十月革命时仅10岁或更年轻——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恼火。不管是在共青团，还是在工厂，我们感叹没有重大事业留给我们来完成：革命已经结束，艰苦但浪漫的内战岁月，不会再一次光临；老一辈给我们留下的只有乏味平淡的生活，既没有斗争，也没有激奋。
阿列克谢·拉达琴科在1927年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的进步青年没有投身运动的真正兴趣或焦点——现在不是内战时代，只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它是革命过程中的必要阶段，但很无聊。大家所关心的只是个人私事和家庭琐事。我们需要新鲜东西来震撼自己，打破这沉闷的氛围（有人甚至在期盼战争）。(133)
斯大林充分利用这类浪漫概念：内战是“英雄时期”，苏联国家正与国内外的资本主义敌人展开恒久的斗争。他捏造了1927年的“战争恫吓”，让苏联报刊充斥英国“间谍”和“反苏入侵计划”的假新闻，用这种恐惧来呼吁搜捕大批的潜在“敌人”（保皇分子和“遗民”），呼吁人们全力支持五年计划和扩军。他认为，把新经济政策当做工业军备措施则实在太慢了，当做战争中购粮措施又不可靠。与敌人开展不懈的斗争是斯大林五年计划概念的出发点。1928至1929年，为取得党的控制权，他与布哈林展开政治斗争。他指责布哈林竟然相信阶级斗争将随时间的消逝而愈益减少，“资本主义元素”与社会主义制度将获得调和（其实，布哈林认为经济领域的斗争将会持续）。斯大林认为，这种观念将削弱党对资本主义敌人的防御，将让敌人渗入苏联制度，从内部发起颠覆。斯大林坚持认为，随着苏联迈向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反抗一定会愈益强化，所以要以新的活力，不断“肃清和镇压剥削者的反抗”。(134)这像是一个前兆，他在后来的大恐怖时期，也作过类似的呼求，使日益高涨的镇压浪潮变得合理化。这个呼求激励了斯大林一派的力量，保证了对布哈林的胜利。恐怖是五年计划的灵感，并不是它的产物。
向私商发起的进攻是再一次革命战争的首役，数千名新经济人遭囚禁，或被赶出家门。到1928年底，1926年注册的40万民营企业中，已有一半以上因不堪重税或警方行动而被关闭；到1929年底，存留的仅占十分之一。对被剥夺者的新限制，使新经济政策人的家庭生活更为艰难，没有资格获得配给卡（1928年推出），只好在仅剩的私营商店购买价格急剧上涨的食品。他们的家庭被逐出国家住房，他们的孩子不得上苏维埃的学校和大学，此类事件比以前更为常见。(135)
恰好在这场阶级斗争的高潮，塞缪尔·拉斯金从下诺夫哥罗德的流放地返回莫斯科。1929年春，他们一家人搬入祖博夫广场的新家。塞缪尔和贝尔塔住一间，索尼娅住另一间，法尼娅和热尼娅挤在客厅。过不多久，塞缪尔拥有自己住房的梦想彻底破灭。新经济政策取消后不久，就是私有制的废除。莫斯科苏维埃将拉斯金的住房国有化，使之成为共用公寓。一对老夫妇（知名的警方举报人）搬了进来，占了两间大屋，而拉斯金一家不得不挤入一个小间，还要付租金。1929年11月，国家又征用了塞缪尔的鲱鱼生意。塞缪尔第二次被捕，先押在布提尔基监狱几个星期，后被流放到沃罗涅日。他在1930年返回，开始了苏维埃水产业雇员的新生活。(136)
塞缪尔失去了一切，像忍受先前的厄运一样，默默承受自己沦落的处境，从没抱怨苏维埃政权。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是热尼娅在20世纪50年代的朋友，她在有关斯大林年代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塞缪尔：
热尼娅的父亲是名小商人。事实上，他是你想象中最小的商贩，养育三个女儿，专做咸鲱鱼生意。俄国革命曾使他欢欣鼓舞，因为它宣布犹太人享有平等权利，使他有机会实现三个聪明女儿接受良好教育的梦想。新经济政策推出时，他当了真，全心全意投入咸鲱鱼生意，以求培养女儿——最后却因付不起税而遭到没收。毫无疑问，他一定打过算盘，如何保住自己的家。他被送去纳雷姆地区或类似的地方，但没有为此或之前的入狱而悲痛欲绝——他入狱时，当局引进了比原始殴打更为精致的折磨“新法”，以对付“没收贵重物品”的案件。第一次流放时，他给妻子和三个女儿写了如此悲痛而柔肠百结的家书，以致她们决定不让任何外人读到。他的一生在反反复复的流放中度过。后来，同样的命运落到他的那些女儿和女婿的头上，各自走上流放和劳改营的风雨路。如果没有身处中心、坚韧不拔的父亲，这家人的命运真可成为典型苏维埃生活的缩影。他是犹太圣徒的典范，像上帝的仆人约伯一样，拥有神秘的灵性和善良。(137)
[1]临时政府由自由派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组成，旨在维持俄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宪政大会的民主选举。但工人、农民、士兵组成了自己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尤其是苏维埃，以推行激进的社会革命。临时政府的政治权威，很快因此土崩瓦解。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夺取权力，就是以苏维埃的名义。起义前夕的布尔什维克，约有35万名成员，代表了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派，该党的温和派孟什维克则支持临时政府。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罗斯共产党。
[2]有大量例证可供选择，如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未来著名作家的父亲），在1905年为了投身于“人民事业”，弃妻子和三个孩子于不顾。还有抛离丈夫和两名年幼女儿的柳芭·拉达琴科，她在日记中指出，“真正革命家的责任，就是要做到不受家小的拖累”。（RGAE，f.9455，op.3，d.14，l. 56）
[3]仿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1917年以后，革命年鉴创造了众多的苏维埃新名字。其他常见的有：弗拉基列（弗拉基米尔·列宁）、恩格列娜、宁格、马列（马克思和列宁）、马恩列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十月革命）。
[4]内战期间俄罗斯南部的白军领袖。
[5]义务劳动就是始于内战的周六劳动，征召学生、工人和其他公民“志愿”参加体力劳动，譬如清除街头垃圾。它很快变成苏维埃生活方式的永久标志，呼吁人们投入义务劳动，不止是几天，甚至是几个星期。
[6]社会革命党人是1917年俄罗斯最大的党派，凭借农民的支持，在制宪大会中拥有多数席位，1918年1月遭到布尔什维克的取缔。
[7]他们属于被剥夺者——主要是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神职人员，没有公民权和选举权。在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对他们的歧视日益加重，许多家庭不能住国家配给的住房，领不到配给卡，孩子不能去苏维埃学校上学。
[8]《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2—1934）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叙述了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和共青团斗士保尔·柯察金的英勇事迹。它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激励了众多的苏维埃儿童。
[9]艾莱娜·沃尔孔斯卡娅1924年出生于罗马，并在那里长大。她使用同样的语句，回忆自己的母亲。艾莱娜的母亲出生于1893年，是俄罗斯1906—1911年的总理彼得·斯托雷平的女儿，她也毕业于斯莫尔尼学院。（根据对艾莱娜·沃尔孔斯卡娅的采访，2006年7月于意大利的切托纳）
[10]17世纪50年代的教会改革，使俄罗斯东正教的仪式向希腊正教靠拢，但老信徒仍坚持遵循改革之前的旧规矩。
[11]政府提供免费的火葬，以鼓励人们采纳世俗的苏维埃仪式。但根据20世纪20年代早期任职于太平间的一名员工所说，“俄罗斯人或是信教，或是过于迷信，都不愿偏离东正教的丧葬传统”。（GARF, f. 4390, op. 12, d. 40, l. 24）
[12]他的教名是基里尔，人们也始终如此称呼他。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文学生涯，感到基里尔的发音比较尴尬，遂改名为康斯坦丁。为清晰起见，我们在本书中只用康斯坦丁一个名字。
[13]法尼娅和雅可夫上了爱沙尼亚的塔尔图大学（当时名叫Iurev），那是1917年前接受犹太学生的少数沙俄大学之一。
[14]允许搬离法定犹太区的犹太人包括：一级商会的商人、技艺出众的工匠、大学生和合格的药剂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