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叶夫多基娅、尼古拉和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戈洛温（1940年代）
1930年8月2日，奥布霍沃村民举办盛宴来庆祝古老的宗教节日伊林（Ilin），一是标志夏季的结束，二是祈祷美好的收成。从教堂回来后，村民聚集在该村最大的家族戈洛温家，分享自制的馅饼和啤酒，孩子在室外撒欢。傍晚时分，村民舞蹈开始，带头的是三角琴手和手风琴手，后面的是排成两行的少男少女，身穿节日棉纱服，离开戈洛温家，沿着村里的街道载歌载舞。(138)
这一次过节已经笼罩在激烈争执的阴影之下。苏维埃政府下令成立集体农庄，但村民的意见严重分裂。大多数农民不愿放弃世代耕耘的家庭农庄，不愿与他人共用自己的财产、牛马、农具。在集体农庄里，所有的土地、牲畜、工具归集体所有，合并的大片土地可以使用拖拉机，农民变成赚取工资的劳工，只允许保留小菜园来饲养家禽和种植蔬菜。奥布霍沃村的村民本来就栈恋个体劳动和私人财产的原则，复又听到其他北部村庄的可怕故事，更被吓坏了。譬如，士兵逼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实施大规模的逮捕和驱逐，杀人放火，农民逃离自己的村庄或屠宰牲畜以躲避集体化。尼古拉·戈洛温在7月的公社会议上曾告诫大家，“在自己的农庄，我们辛苦是为自己；在集体农庄，我们将再次成为农奴”。(139)奥布霍沃村的许多老农，出生于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前。
尼古拉在1917年领导了农民的土地革命，组织没收了教会土地（那里没有绅士阶层），再通过公社和苏维埃完成了土地的重新划分，使耕地面积与家庭规模相匹配。自耕家庭农庄的数量因土地革命而有所增加，村民尊重尼古拉，经常向他讨教农业上的见解，看重他的智慧、诚实、勤奋、节制、谦虚。他较能吃透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并作出浅白易懂的解释，从而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他房子外面的老石磨是个非正式的聚会场所，夏日傍晚，村民都聚集于此，聆听尼古拉对本地事件的意见。(140)
戈洛温家族是农民传统的捍卫者，其家庭农庄的管理遵照父系家长制，所有孩子都在父亲的指挥下参与农活，从小学会了服从他的至高无上权威（“天上有上帝，家里有父亲”）。像其他农民一样，戈洛温一家相信私家耕作的权利，这本来就是1917至1918年土地革命的指导原则。内战中，尼古拉帮助组织北方的红军。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将捍卫农民此类权利，所以给予积极的支持（整个20世纪20年代，他家主屋的圣像旁，挂的就是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的肖像）。但这些权利遭到布尔什维克越来越频繁的攻击，在奥布霍沃村领导集体化运动的，是激进的共青团积极分子。他们在村校召开会议，向奥布霍沃村最富裕的农民发出激烈的指控——主要针对戈洛温家。村民从没听到过如此的宣传，共青团干部的滔滔不绝给很多村民留下深刻印象。在这些会议上，村民被告知他们属于三个相互敌对的阶层：作为无产阶级盟友的贫农、中立的中农，以及作为敌人的富农。[1]全由共青团员开列的三个阶层的名单，贴在村校外的告示牌上。村民以前都没有社会阶层的概念，一直以为自己属于一个大家庭。对戈洛温那样的最成功的农民，最贫穷的农民通常是尊重的，甚至于毕恭毕敬，但在村校的会议上，特别在酒精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对“富农戈洛温”的控诉。(141)
驻在奥布霍沃村的共青团工作队有12名青少年，携带枪支，身着军便服，在村庄里四下活动，令村民望而生畏。他们的负责人是科利亚·库兹明，18岁。他父亲很穷，又好酗酒，他家肮脏破烂的房子就坐落在贫民集聚的村庄尽头。还是小男孩时，科利亚就被家人派去村中其他农户乞求帮助。尼古拉的女儿安东尼娜回忆，他经常来自己家乞讨“火柴、盐、煤油、面粉。这类生活必需品，在库兹明家老是青黄不接，等不及来年”。尼古拉可怜他，让他来自己的皮革工场工作。他工作多年，直到1927年加入共青团，就对戈洛温家反戈一击。(142)
在许多村庄，特别是像奥布霍沃村那样的偏远村庄，布尔什维克尚未设立党支部，宣传鼓动工作必须依靠共青团。20世纪20年代中期，农村共青团员的人数是农村党员的4倍。离奥布霍沃村最近的党支部，设在7公里外的乌斯秋扎纳镇。由于奥布霍沃村的苏维埃掌控在戈洛温家族的手中，村里坐立不安的共青团年轻人，便成了开展集体农庄运动的领头人。从1928年秋天起，党领导呼吁大规模的集体化。库兹明和他的伙伴四下串联，鼓动最贫穷的农民加入战斗，以抵制“富农”和教会的反革命影响，还向镇党支部投送匿名控告信。到1929年春，尼古拉遭到奥布霍沃村苏维埃开除，又作为“皮革生意的资产阶级老板”而被剥夺公民权。11月，村共青团和镇官员前来尼古拉家里搜查，向他的“富农”农庄征收800卢布的重税。这项征税只是全国性政策的一部分，为了“榨干富农”和没收其财产，光在沃洛格达一地，就毁了近4000个农户。(143)
为了缴税，尼古拉被迫出售两头奶牛、制鞋机械、铁床和一箱衣服。那年冬季，他甚至与他四兄弟中的两位，前往列宁格勒的建筑工地，以赚取额外的现金。这三人意识到农业集体化的不可避免，甚至想离开奥布霍沃村，试探城市生活的可行性。他们睡宿舍的长椅，吃食堂，省下几百卢布寄回家中，但数月后仍决定返回。尼古拉在给家人的信中解释说：“如果什么都要从商店购买，面包、土豆、白菜，这样的日子没法过。”(144)
尼古拉在1930年春天返回，与共青团的关系也濒临破裂。一天晚上，他与来自邻村的兄弟伊万·戈洛温一起吃饭，坐在厨房窗口的桌旁。聚在屋外黑暗中的库兹明及其追随者，能清晰看到兄弟俩被煤油灯映出的身影。这帮年轻人显然喝醉了，高喊“富农”“走出来”，然后朝窗开枪。伊万被击中头部，当场死于血泊之中。
数星期后，库兹明又来尼古拉家，还带来两名镇上的党干部。那晚，尼古拉家正好有个聚会，主屋里挤满了朋友和亲属。库兹明指责他们举行非法集会，一边猛烈拍门，一边喊道，“一帮富农，开门，中止你们反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并朝天开枪。尼古拉来到门廊上挡着，不让他们进去。库兹明威胁要枪杀尼古拉（有人听到他说：“我要把你打死，像干掉你兄弟一样，没人会来惩罚我”），随即动起手来，却被尼古拉推倒在地，才和伙伴们悻悻而去。几天后，他写信给乌斯秋扎纳镇政治警察（OGPU）的主管，控诉尼古拉是个富农剥削者：
与十几名富农分子一起，在我们村里散布反苏维埃的宣传。他们声称苏维埃政府在抢劫人民，其目的就是要煽动人们反抗，破坏集体化。
库兹明很清楚，这足以让他的前雇主被捕，特别是他的控告还获得了两名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他们添油加醋，称尼古拉咒骂苏维埃时“始终是醉醺醺的”。(145)
果然在8月2日，即宗教节日结束时，客人们正准备离开戈洛温家，两名官员前来逮捕尼古拉，他被关押在乌斯秋扎纳镇。三人组成的政治警察法庭，裁定他有“恐怖分子的意图”（将库兹明打翻在地），判刑三年，押往白海一座岛屿的索洛韦茨基监狱。安东尼娜最后一次看到父亲，是透过乌斯秋扎纳镇监狱的铁栏。她和母亲、兄弟姐妹步行到镇上，为了能在尼古拉奔赴索洛韦茨基劳改营之前，看上他最后一眼。之后的三年中，父亲身陷囹圄的形象不断出现于安东尼娜的梦魇中。(146)
尼古拉被捕几星期之后，奥布霍沃村的农民被迫出席村庄会议，通过决议，废除自己的家庭农庄，移交所有土地、工具、牲畜，以建立集体农庄。
集体化是苏维埃历史上巨大的转折点。它摧毁了数世纪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家庭农庄、古老的农民公社、独立的村庄、教堂、农村市场。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障碍。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散布苏联各地，包括逃离集体农庄的、因集体农庄粮产的过度征用而造成的饥荒逃难者、孤儿、富农及其家人。这批流动人口成为斯大林工业革命的主要劳动力，充斥于城市、工业建设基地、劳改营、古拉格（劳改营的主要管理机构）的“特殊定居地”。创立苦役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革命（自上而下），巩固了斯大林政权。它打破旧式的关系和忠诚，铲除旧道德，推行（苏维埃）新价值和新身份，使全体民众从属、依赖于国家——住房、教育、就业、口粮——全受计划经济的控制。
消灭家庭农庄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对农民抱有根本的不信任，因在农村缺乏影响力，不得不忍受1917年农民的土地革命，以利用来破坏旧政权。但他们一直公开表示，其长远目标是扫除小农制度，代之以大规模的机械化集体农庄，将农民改造为“农村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导布尔什维克，农民是旧社会遗留下的“小资产阶级”残余，说到底，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互不相容。农民与俄罗斯父系家长制的习俗和传统牵连太紧，在自由贸易和私有财产的原则和习惯上受了太深的影响，太倾向于家庭的“自我中心”，以致无法变得完全社会化。
布尔什维克认为，农民只要控制食物供应，就会对革命构成潜在的威胁。如内战时所显示的，农民如果不把粮食运去市场，就可以把苏维埃政权带到崩溃的边缘。1927至1928年的粮食危机，使斯大林小圈子再度担心“富农罢工”。斯大林为此重新启动粮食征用，为了替这一对策辩护，更营造了“富农在威胁内战”的气氛。斯大林1928年1月前往重要产粮区西伯利亚，敦促当地积极分子对涉嫌囤粮的富农毫不手软。他的战斗口号更配以一系列紧急措施，指示当地政府以刑法来逮捕拒绝上缴粮食的农民，没收其财产（这是刑法的滥用，在政府内遇到相当的抵制）。数十万“恶意的富农”（像尼古拉·戈洛温那样的普通农民）被捕，被送去劳改营，他们的财产遭到毁坏或充公。政府寻求打破“富农罢工”，更将监狱的人满为患转化成一个劳改营网络（很快被称作古拉格）。(147)
随着粮食争夺战的愈益激烈，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转向大规模集体化的政策，既加强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控制，又一劳永逸地消除“富农威胁”。斯大林在1928年说过：“我们必须制订一套程序，一旦威胁撤回国家的补贴和信贷，集体农庄就会向国家和合作机关交出所有的商品粮。”(148)斯大林对大规模机械化的集体农庄的潜力，抱有日益增加的乐观。有统计显示，已有的此类农庄所生产的商品粮盈余，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家庭农庄所能生产的。
对集体农庄的热情是这时才兴起的，之前，党对集体化并不十分重视。根据新经济政策，国家只是通过财政和农艺上的援助，鼓励集体农庄的成立。党内普遍认为，集体化只是一个渐进自愿的过程。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民并没有接受集体化的原则，集体农庄的增长实属微不足道。1927年之后，国家通过税收政策，施加更大的压力——向集体农庄提供信贷，向“富农”农庄征收重税——集体农庄因此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增长。但它不是土地和财产都汇集在一起的大型公社，而是土地共耕、牲畜农具仍属私人的小型合作社。它们属于非正式的，遂引起了大多数农民的兴趣。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没有改变政策的迹象，只字不提自愿原则的变动，只预测集体农庄的耕地量将有适度的增长。
该政策的突变是斯大林在1929年强行通过的，对布哈林是致命的打击。布哈林还想在五年计划中，拼命保留新经济政策的市场机制。该计划的原始版本（1929年春天通过，不过生效日期追溯至1928年）所设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虽稍嫌乐观，却尚算合理。但斯大林要求更高的工业增长率，1929年秋天订下的五年计划，其目标大大调高，要在1932年结束时，投资额增加到3倍；煤炭产量翻一番；生铁产量翻两番（原始版本要求增加250%）。广大党员普遍怀有疯狂的乐观，苏维埃报刊提出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149)这些乌托邦式的增长率，迫使党接受斯大林的大规模集体化的政策，似乎只有如此，方能获得廉价和保证的粮食供应，以养活迅速扩充的工业大军（还必须保证换取外汇的农产品出口）。
该政策的核心是党向农民的宣战，农业集体化的矛头直指在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旧观念，譬如农民对村庄和教会的依恋、家庭农庄、私人贸易、私人财产。1929年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大转变的一年》，称五年计划是在苏联反“资本主义元素”的最后一场伟大革命斗争，让社会主义工业为共产主义社会打下基础。斯大林向高尔基解释，他的“大转变”是指“彻底摧毁旧社会，热火朝天地建设新社会”。(150)
从1919年夏季起，数千名党的积极分子被派去农村，鼓动宣传集体农庄的优越性。像奥布霍沃村的村民一样，大多数农民都不愿放弃沿续数百年的生活方式，盲目投入一个未知世界。另一方面，用以说服农民的集体农庄好榜样，却寥寥无几。1929年在西伯利亚工作的一名德国农业专家，将集体农庄描述成“死亡申请者”。它们中很少拥有拖拉机或其他现代设施，经营不善，其管理人员的农业知识匮乏，犯下“浅陋的错误，给集体化的全过程抹黑”。根据政治警察所说，农民担心加入集体农庄将“血本无归”——他们的土地、奶牛、马匹、工具、家园和家人。一位老农说：“讲师来了一个接一个，告诉我们应忘记私人财产，应与他人共享。然而，对私产的热望为何仍在我们的血管中燃烧不已？”(151)
积极分子无法说服农民，便开始采取强制措施。1929年12月，斯大林呼吁“消灭富农阶级”。从那以后，促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变成了一场大战。党员和共青团员动员起来，全副武装，再加上当地民兵、军队及政治警察的特种单位、城镇工人、志愿学生，他们奔赴农村，肩负的严肃使命是如果办不成集体农庄，就休想回去。上级告诉他们：“最好超越目标，不可功亏一篑。记住，我们不会怪罪你们的过分，但如果你们不够努力——当心！”一名积极分子记得，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孟德尔·哈塔埃维奇向伏尔加河地区80名党员发表了如下讲话：
你们必须以共产党员强烈的责任感挑起重担，没有呜呼哀哉，没有腐朽的自由主义。把你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扔出窗外吧，成为无愧于斯大林同志的布尔什维克。无论富农代理人在哪里抬头，就在那里把他打倒。这就是战争——你死我活。腐朽资本主义农业的最后残余，必须消灭，不惜一切代价。(152)
1930年的头两个月，苏维埃农民的一半（约6000万人，超过10万个村庄）被迫加入集体农庄。在投票参加集体农庄的村民会议上，积极分子耍弄各种恐吓手段。例如，西伯利亚某村的农民，对集体农庄的议案甚不情愿；但到投票表决时，积极分子却带来全副武装的士兵，要求反对议案的人发言，大家噤若寒蝉，于是宣布议案获得了“一致通过”。在另一村庄，农民投票反对集体农庄之后，积极分子要求知道谁投了反对票，并解释说，加入集体农庄是苏维埃政府的命令；没人愿意承认自己反对政府，积极分子便将投票结果改为“一致通过”。在其他村庄，只有少数村民（由积极分子挑选的）获准参加会议，表决结果却对全体村民都具约束力。例如，科米地区的切勒姆霍沃村共有437户农民，出席村民大会的仅52人，18人赞成，16人反对；然而在此基础上，整村加入了集体农庄。(153)
发言表示反对集体化的农民，遭到了殴打、折磨、威胁、骚扰，直到最终同意。还有很多人被当做富农逐出家和村庄。将农民赶入集体农庄，与猛烈攻击教会相伴相随，教堂是农村旧生活方式的焦点，在布尔什维克的眼中，又是反对集体化的潜在源头。数千神父被捕，教堂遭到洗劫和破坏，数百万信徒被迫躲在自己家里偷偷保留信仰。反对强行集体化的农村党员和官员，被开除党籍，锒铛入狱。
在斯大林看来，向“富农”开战与集体化运动是不可分割的。有些布尔什维克提出，可以让“富农”中立化，或使之成为集体农庄的劳动力。但斯大林认为，这样做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他辩称：“脑袋已被砍下，你就不要再为头发哭泣了。”(154)在他的心目中，迫害富农可以一箭双雕：一是消灭反对集体化的潜在力量，二是杀鸡儆猴，敦促其他村民加入集体农庄，以逃避与“富农”一样的厄运。
有关“富农”的讨论众说纷纭，却没有一个客观定义。该名称用得如此广泛随意，几乎每一个农民都可被冠以“富农”的帽子，从而遭到剥夺。向“富农”开战就是为了制造恐怖，这种含糊性更添加了恐怖的效果。根据列宁主义思想，“富农”是雇用劳工的资产阶级农民，但1929年后，实际上作为“富农”遭受迫害的农民中，符合上述定义的寥寥无几。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致富，像戈洛温那样的农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在家庭农庄中创造了相当的财富。[2]但新经济政策对雇用劳工一直有严格控制，不管怎么说，1927年后的农民纳税大增，多数像戈洛温那样的富有农民，已失去私人财富的大部分。资产阶级农民的“富农阶级”，其实只是一种幻想。所谓的“富农”中，绝大多数是像戈洛温那样的勤劳农民——村中最为清醒、节俭、进步的农民——他们相对较多的财富往往是大家庭的结果，“富农”的勤劳在农民当中又是公认的。一名集体农庄员工在1931年说，反对“富农”的运动意味着，所有“最好、最勤劳的农人”都被赶出了集体农庄。(155)
对苏联来说，消灭“富农”是巨大的经济灾难，使集体农庄失去俄国最勤劳农民的专业知识和工作伦理，最终导致苏维埃农业部门的持久衰退。斯大林发动对“富农”的战争，没作经济上的考量——只想剔除集体化农庄的潜在反对力量，因为“富农”是农村的个人主义者，又是农村旧生活方式最强大的领导者和支持者，必须让他们消失。
“消灭富农”在全国遵循相同的模式。1930年1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定出配额：6万名“恶劣富农”送去劳改营，1.5万名其他“富农”家庭流放去北方、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这只是整体计划的一部分，最终将要求剥夺100万“富农”家庭（约600万人）的财产，把他们送去劳改营或“特殊定居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配额的实施（又将“富农”配额提高到所有农户的3%至5%），其具体执行再分配给地方上的政治警察和党组织（许多地区故意超额，相信这样做能显示自己的高度警惕性，以迎合上级）。(156)每村都有地区当局锁定的配额，共青团和党的积极分子开列每村逮捕和流放的“富农”名单，等他们被驱走后，再盘点清算他们家中被充公的财产。
令人惊讶的是，迫害“富农”的运动仅遇上零星的农民反抗——尤其应考虑到的是，俄罗斯的村庄团结具有浓厚的历史传统（反“富农”运动在内战时期无法分裂农民）。当然也有抵制配额的村民，坚持认为他们之中没有“富农”，或所有的农民都很穷。也有村民拒绝交出“富农”，甚至在积极分子前来拘捕时予以保护。但大多数农民，对于乡亲的突然失踪，只是战战兢兢地接受。在有些村庄，农民举行村民大会来选择“富农”（孤立无助的农民、寡妇、老人特别容易受到伤害）。也有的地方，“富农”是通过抽签选出的。(157)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1917年出生于西伯利亚库尔干地区的农民大家庭。他讲述了自己父母如何被选定为“富农”并逐出家园：
他们没有调查或慎重考虑，只是赶来通知：“你们要走”。驱逐我们的村苏维埃主席谢尔科夫解释：“我收到命令[来自区党委]，找出要驱逐出去的17户富农。我召集贫农委员会，连夜开会，讨论人选。但村里没人富得够格，也没有很多老人，只好拼凑出17家，你们正好被选上了。”他还说：“这不是有意要针对你们家。我也是没办法啊！”(158)
1930年代早期被流放的乌克兰“富农”
作为“富农”受到迫害的统计人数很难确定。在“反富农运动”的高峰时期（1929年冬至1930年冬、1931年初的几个月以及1932年秋季），全国的道路上满是被驱逐之人形成的长队，每人携带自己仅剩的财产——可怜的几捆衣服和被褥，或自己拉车拖着这些家当。乌克兰苏梅地区一名目击者看到一长列人群，“朝两个方向延伸，一眼都看不到头，沿途还有人不断加入”，向铁路旁的聚集点行进。那里有载牛的车厢，把他们运去“特殊定居地”。由于铁路无法应付这么多人，许多“富农”必须在简陋的拘留营中等待数月。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老人和儿童像苍蝇一般死去。到1932年，已有140万“富农”抵达“特殊定居地”，主要集中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另有更多的人走进了附属于古拉格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劳改营；还有人仍在迁徙的旅途中。总而言之，从1929到1932年，被逐出家园的至少有1000万“富农”。(159)
这些统计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的人间悲剧。1930年1月，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一家被逐出库尔干地区的巴拉巴，他们已在那里住了整整50年。祖父的房子遭到摧毁——农具、推车、马匹、奶牛转到集体农庄的名下；小件的家用品——如衣服、床单、锅碗瓢盆——则分给村民，家中的圣像全部被砸烂烧毁。德米特里的祖父母，其四个儿子中的三位和他们的家人（总共14人），被禁止与其他村民交往，暂居牛棚，等待镇上的驱逐命令。6个星期后，他们被流放至乌拉尔的木材营地（祖父母在一年之内死去）。德米特里的父亲尼古拉与家人仍留在巴拉巴的老家。尼古拉是内战时期的红军老兵，曾组织村里第一个集体农庄（TOZ），他的农业知识是集体农庄迫切需要的。尼古拉得以保住自己的房子，与他一起的还有妻子安娜和六个孩子。但到1931年早春，他们被告知也“中选”当上了“富农”，加入巴拉巴的第二波驱逐。被押送出村之前，他们只有一小时的时间来收拾简单的行装，然后就走上大草原，并被告知永远不得归来。 “我们失去了一切”，德米特里回忆：
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左二）和她的姐姐（右二）以及她们的三位堂兄妹，摄于1939年
一小时之内能收拾什么呢？父亲要带走手杖（其中一根饰有银顶），但警卫不准。他们还拿走母亲的金链和金戒指，简直就是大白天抢劫。一切都被留下了——我们的家、谷仓、牲口、床单、衣服、瓷器，只能带上几件随身衣服——父母的、小孩的、兄弟姐妹的——成了我们合家的全部家当。(160)
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1930年出生于白俄罗斯的贫农家庭，到了1932年，却作为“富农”遭到迫害。瓦伦蒂娜最早的记忆是与父母从燃烧的家中逃出，此次纵火是村里共产党人下的命令，特意选在家人都已睡着的半夜。瓦伦蒂娜的父母差一点没有时间拯救两个女儿，他们带着严重的烧伤，从被火焰吞噬的家中逃出。当晚，父亲被捕，监禁之后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阿穆尔地区，在各式劳改营中度过之后的6年。他们的住房和谷仓被烧；奶牛和猪充公给了集体农庄；庭院里的果树被砍；地里的农作物遭到摧毁；唯一剩下的只有一袋豌豆。瓦伦蒂娜的母亲名叫叶菲米娅，不识字，不准加入集体农庄。她带着两个幼女度日，以前的家现在已是一片废墟。叶菲米娅只能从废墟中觅寻残片，在村边搭起一个小窝棚，帮人做清洁工，勉强维生。瓦伦蒂娜和姐姐都没上学——“富农女儿”好几年都不准上学。她们是在大街上长大的，跟随母亲到处做清洁工。瓦伦蒂娜回忆：“所有的童年记忆都是悲伤的，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饥饿，从没离开过我。”(161)
克拉夫蒂娅·罗别尔尤娃1913年出生于伊尔贝伊地区——位于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家里务农，在11个孩子中排行老三。她的母亲1924年死于难产，父亲伊利亚一人带大所有的孩子。父亲积极进取，抓住新经济政策的机遇，由务农转行做园艺。他种植自己年幼的孩子容易照看的罂粟种子和黄瓜，因此被冠为“富农”，遭到逮捕和监禁，后被送去劳改营，把孩子们留给17岁的克拉夫蒂娅照看。父亲的财产全被剥夺：他自己建造的房子现属于村苏维埃；马、奶牛、羊、农具都被集体农庄拿走。好几个星期，孩子们住在澡堂里，直到官员把他们带去孤儿院。克拉夫蒂娅带上最小的孩子，前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坎斯克，投靠已成年的姐姐赖莎。走之前，她们向其他村民出售最后的财产。克拉夫蒂娅回忆：“我们只是孩子，没有多少东西。一条毛皮衬里的毯子、一张老羊皮、一个羽绒床垫、一面镜子，都是从自己家里救出的，便是我们拥有的一切财产。”(162)
向农民开展残酷斗争的男男女女，其动机到底是什么？大多数推行集体化的人是应征的士兵和工人——他们急于执行上级的命令（在某种情况下还从中渔利）。“富农寄生虫”和“吸血鬼”是危险的“人民公敌”这样的反复宣传，再加上上级的灌输，培养了他们对“富农”的仇恨。库班地区一名年轻的共青团领袖回忆：“我们接受培训，不把富农当人，而是当做害虫和虱子，必须予以消灭。”另一名集体化推行者在1980年代写道：“如果没有集体农庄，富农可能早已掐住我们的喉咙，活剥了我们的皮！”(163)
其他人则因共产主义的狂热而失去理智。五年计划的宣传激发了浪漫的革命热情，他们因此相信，有了布尔什维克，人类的绝对意志可以创造任何奇迹。当年的一名学生回忆道：“我们坚信，我们是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它将通过若干个五年计划得以实现，我们愿意付出任何牺牲。”(164)这种激起的救世愿望和狂热，其力量在今天很容易被人低估。要知道，年轻的一代从小就接受熏陶，“崇拜斗争”，向往内战的浪漫。这些年轻人愿意相信，继续斗争是他们的天职，借用《国际歌》的话就是要创造“新的更好的人生”。约有2.5万都市积极分子大军奔赴农村、开展集体化运动，其中的一员回忆：“不断的斗争、斗争，更多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受的教育——没有斗争，就没有成果，这是社会生活的规则。”(165)
根据这好战的世界观，创造一个新社会不但是要与旧社会力量进行一场苦战，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对五年计划的宣传加强了这一逻辑，它喋喋不休地谈论，要在社会、经济、国际、国内等“战线”上，发起“运动”、“战斗”、“攻势”）。理想的共产党人以这种方式将“反富农”的恐怖与乌托邦的信念调和起来。有人震惊于野蛮的暴力，有人憎恨自己扮演的角色，但很清楚自己是在做什么（他们无法辩解自己的一无所知，或只是在“奉命行事”）。他们都相信，如果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
列夫·科佩列夫参与了对乌克兰农民的最惨无人道的暴行之一，当年他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他解释了当年行为的出发点。1932年，科佩列夫自愿参加向“富农”征用粮食的共青团分队，夺走一切食物，不留下一个面包。他在20世纪70年代反思时，尚能记得孩子们的尖叫和农民们的表情——“宛如惊弓之鸟，哀求，充满仇恨，迟钝的冷漠，绝望，激怒，几近疯狂的凶悍”：
看到和听到这一切，会令人痛苦。更糟糕的是，还必须参与其中……我尽力说服自己，尽力自我解释：绝不能向怜悯让步。我们在实施历史的必然之途，在履行革命义务。我们征粮是为社会主义祖国，是为五年计划。(166)
大多数村庄默许对“富农”的迫害，对集体化却有广泛的抵制。从1929到1930年，警方登记了44779起“严重骚乱”。有数百共产党人和农村积极分子被杀害，受到袭击的有数千。这些骚乱包括农民的示威和暴动，对苏维埃机构的袭击，对集体农庄财产的纵火和破坏，对关闭教堂的抗议，简直是回到了内战尾期。其时，烽火四起的农民起义迫使布尔什维克放弃征粮，并引进新经济政策。但这一次，苏维埃政权已经强大，足以粉碎农民的抵抗（事实上，在1929至1930年的农民起义中，有不少是警方故意挑起的，为了引蛇出洞，以镇压“造反的富农”）。农民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转向传统的“弱者武器”，宰杀自己的牲畜，以防集体农庄征用。从1929到1930年，苏联的牛数量下降30%；从1928到1933年，下降了一半。(167)
斯大林眼看苏维埃农村行将变为废墟，便要求暂停集体化运动。他在1930年3月2日《真理报》登出的文章《得意忘形》（Dizzy with Success）中，指责当地官员头脑发热，对农民使用武力，以法令强行成立集体农庄。数百万农民视之为退出集体农庄的许可，纷纷以自己的双脚投了票。从1930年的3月至6月，加入集体农庄的苏维埃农户从58%下降至24%（在中部的黑土地区，从83%降至18%）。但到最后，退出集体农庄谈何容易，要回自己的私有财产、农具、牲畜几乎不可能。不安的休战持续了6个月，到1930年9月，斯大林发起了集体化的第二波浪潮，定出的目标是至少80%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第一次只是50%——还要在1931年底消灭所有的“富农”。中央政治局指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北部、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的偏远地区，准备1000个“特殊定居地”，每个接收多达300户“富农”家庭。从1930到1931年，流放到这些地方的共有200万人。(168)
1930年9月，即在第二次浪潮中，奥布霍沃村成立了集体农庄，取名为“新生活”（Novyi byt），之后就变成了该村的新名字，以取代自1522年起就使用的“奥布霍沃”。村口挂上红旗，表示它已集体化。村庄中心古老的木结构教堂被推倒，木材挪作他用，教堂的钟也被取下拿去熔化，围观的一群农妇边看边哭。
原先农民的自家土地，现在合并成集体农庄的大田。集体农庄带走耕地的马匹，将村里所有奶牛圈养在集体的奶牛棚，但原来讲好的吸奶器没有兑现，不得不将奶牛退回，由主人自己挤奶，只是每户都需要缴纳牛奶税。共青团干部科利亚·库兹明成了集体农庄主席，他从邻村娶来新娘，搬进了村里最大的房子。那房子是没收来的，原先属于瓦西里·戈洛温——因是“富农”而遭到流放。库兹明也许是全村中经验最少的农民，却负责集体农庄的日常管理。他经常醉酒，喜欢动粗。他们第一个冬天就遭遇了灾难。集体农庄向国家交付了很高指标的粮食和牛奶，但一半马匹死去，每名集体农庄工人每天仅能分得50克的面包。
有些村民继续抵抗。库兹明率领武装人员前来搬走财产，常常出现愤怒的场景，很多农民宁可逃跑，也不愿加入集体农庄。戈洛温家族作鸟兽散，1929年的奥布霍沃村仍有120名戈洛温家族的人，到1931年仅剩71人（20人逃去他乡，13人成了被流放的“富农”，16人不准加入集体农庄，径自搬去孤立的荒园）。
尼古拉的直系亲属全被打散，两个兄弟流放，母亲逃到最近的城镇。他的长子被捕，被送去白海运河充当古拉格的劳工；另外两个孩子玛丽亚和伊万，离家出走以避逮捕。妻子叶夫多基娅和三个最年幼的孩子想加入集体农庄，因是“富农分子”而得不到批准，更为乡亲们避而远之，只有与老朋友普日宁家还有来往。安东尼娜记得：“气氛非常可怕，妈妈经常哭泣，我们不再去外面玩，邻居不再来串门。一夜之间，我们都长大了。”叶夫多基娅和孩子获准留在自己家里，保留一头奶牛和一小块土地，再加上亲戚的暗中帮助，得以维持数月。但库兹明抢走了奶牛（牛奶是她们的主要食物来源），生活变得难以为继。1931年1月，库兹明宣布“榨干富农戈洛温家”的政策，村苏维埃向叶夫多基娅征收重税（1000公斤粮食）。安东尼娜回忆：“库兹明和他的团伙不会甘休，不断回来索取，贪得无厌。拿走所有粮食之后，就来没收家里的杂物、农具、大车、家具、锅碗瓢盆，留给我们的只有一张铁床、旧床单和几件衣服。”
然后是驱逐的命令。5月4日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叶夫多基娅和孩子们被赶出自己的家园，流放去西伯利亚。她们仅有一小时的时间来准备长途旅行的行装。普日宁搬走铁床以便保存。这张床是戈洛温家仅剩的财产，是他们家所有孩子出生的地方，也是他们家族在奥布霍沃村扎根几百年的最后遗存。安东尼娜这样回忆她们离家时的情景：
妈妈仍保持平静，让我们穿上最暖和的衣服。我们一家四口：妈妈、当时15岁的阿列克谢、10岁的托利亚和8岁的我……妈妈给我裹上羊毛围巾，但前来监督我们的库兹明命令解下围巾，说那也是被没收的物品。妈妈苦苦哀求，因为等待我们的是寒冷的天气和漫长的旅途，但他置若罔闻。托利亚给我一顶带耳瓣的男帽，他曾嫌它破旧，早想扔掉。我虽戴上，但感到羞愧：这是男帽，不是围巾[农村女孩传统的头饰]。妈妈在家庭圣像前鞠躬，划十字，带我们走出家门……我记得像灰墙一般的沉默人群，看着我们走向大车，伫立不动，一声不吭……没人拥抱我们，没人说再见。他们害怕伴随在我们旁边的士兵，对富农表示同情是不允许的，所以只好站在那里，默默地注视……妈妈向人群道别，“妇女们，如果我曾冒犯你们，请原谅”。她一边鞠躬，一边划十字。之后，她转过身来，再一次鞠躬、划十字。如此一共做了4次，跟大家道别。最后，我们坐在车中出发。我记得站列两旁的人群的面孔，都是我们的朋友和邻居——与我一起长大的人，但没人走近，没人告别。他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宛如排成一条线的士兵。他们心存恐惧。(169)
二
作家莫里斯·兴德斯1931年6月回到自己在白俄罗斯的家乡，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他移民去了美国。他看到，作为集体化的结果，人们身上透出“从未有过的懒散。房屋、庭院、围栏一片颓圮，亟须修葺”。圣三一村庄马上就要到了：
但没有一扇窗户或百叶帘有新油漆的痕迹，没有一个屋顶有新敷茅草的迹象。这种疏忽只是意外吗？我简直不敢相信。集体农庄甚至已传至国外的传闻，给大家带来了迟疑和观望，毫无疑问，更打消了改善家居的任何念头。(170)
1933年，西伯利亚西部“特殊定居地”的流放者
兴德斯几乎可在所有的集体化村庄得到相同的观察结果。农民曾把家庭农庄视作自尊和立身的根本，现在没有自己的土地和牲畜，也就不再有依恋感；一旦变为集体农庄工人，也就不再有方法或动力来作任何的维护和改善。
农民在集体农庄工作，所得报酬采用口粮的形式（预计他们还会在自留地上种植蔬菜，饲养猪鸡，贴补家用），一年领取现金一至两次（平均下来，够买一双鞋）。集体农庄的大部分产品，通过强制性的“合同”制度，以低价出售给国家。集体农庄的管理者不得不进一步压榨农民，以挤出日常运行的经费。农民抱怨集体化是“第二次农奴制”。他们的祖先沦为农奴，受地主的剥削，现在自己也被绑在土地上，受国家的剥削。
在经济上，集体农庄是令人沮丧的失败，只有很少量的拖拉机来取代遭农民屠宰的马匹（最初几年，大量土地的耕耘全靠人力拉犁）。集体农庄经营不善，像库兹明那样的管理者，其当选靠的是对党的忠诚，而不是农业技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所谓“富农”的主动性和精力，他们是集体化之前工作最勤奋的农民。集体农庄的新工人对工作没有兴趣，只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自留地，或偷占集体农庄的便宜。集体农庄的众多农民，难以忍受自己私人财产的损失。他们认识自家的马和牛，尽量选用它们来耕地或挤奶。(171)
奥莉加·扎普里加耶娃1918年出生于克里沃舍伊诺村——地处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地区，家里务农，在六个孩子中她排行老四。1931年，克里沃舍伊诺村集体化。集体农庄拿走她家的大宗财产（3头奶牛、3匹马、农具、大车和两个装满干草的谷仓），只留下鸡和山羊。13岁就辍学下地的奥莉加回忆：“我们没有得到集体农庄的任何补偿，必须依靠自留地、鸡、山羊来维持生活。”该集体农庄没有拖拉机，耕地仍要使用马匹。集体农庄办事处旁边设有特殊的马棚，保管所有的马匹。但奥莉加的母亲，像很多村民一样，担心自家的马在那里受委屈，经常将它们牵回家，以确保它们得到梳洗和喂养。为了铲断农民与牲口之间的关联，该区集体农庄主席采用了调动工作的对策。奥莉加的父亲允许留在克里沃舍伊诺村集体农庄，但奥莉加的母亲和孩子们要去不同的集体农庄——8公里之外，靠近索科罗夫卡村，只能租房而居。奥莉加回忆：“我们在那里工作两年，只看到父亲一两次，因为大家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常常与父亲的休息日错开。”1935年，全家终于在托木斯克获得团圆，父亲在建筑工地的马厩工作，母亲得到一份肉类工厂的工作。他们与其他十几个家庭一起住在宿舍，都是背井离乡的前农民。(172)
1930年是个丰收年，1931和1932年的收成非常糟糕。然而，国家在1932至1933年的采购量，反而是1929和1930两个丰收年的两倍多。党的采购计划以1930年的好收成为基础，再加上地方官员为求政绩，虚报了1931和1932年的产量。1932年的实际收成，与官方数字相比，至少低了三分之一（实际上，它是自1921年那个荒年以来最差的一年）。无可避免的后果是普遍的饥荒，始于1932年春天，在第二年达到高峰。生活在饥荒地区的高达7000万人（将近苏维埃的一半人口），死亡人数无法计算，因为其中很多人的死亡并未登记在册。但据最可靠的统计估测，从1930到1933年，死于饥饿或疾病的高达850万人，最少也有460万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那里的农民抵制集体化特别顽强，粮食征收量也特别高。这种巧合使某些历史学家生疑，罗伯特·康奎斯特即认为，饥荒是“故意酿造的”，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动机，“对男人、妇女、儿童的大屠杀”。这并不完全准确，苏维埃政府无疑要为饥荒负责，但其政策并不等同于“饥荒恐怖”，不能视作康奎斯特等所暗示的种族灭绝。(173)看到饥荒的规模，政府也大吃一惊，但没有可向饥民提供的储备粮。它仍向受灾最重的地区征粮，只是到了1932年秋季才减少征购数量，这实在是太微不足道、太晚了。饥荒开始肆虐，政府却尽量隐瞒，阻止人们从受灾地区逃至北方城市。(174)
然而，还是有数百万人逃离了土地。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当中，每30人中就有10人永久离开，大多变成了赚取工资的产业工人。到1932年初，数百万人朝外流窜，挤在火车站，拼命逃离饥荒地区。(175)城市无法应付这一人群的洪流，疾病到处传染，住房、食品、燃料承受愈益增长的压力。为了寻找更好的环境，灾民从一个城镇移至另一个。中央政治局担心，工业重镇将充满叛逆的饥民，遂实施国内护照制度，限制农民迁入城镇。新法律规定，成人必须拥有在警方备案的护照，方能获得在城镇就业所必需的居留证。1932年11月，该制度在7个大城市推出，第二年又扩展至其他城镇。警察以此来控制人口流动，还把潜在的反政府“社会危险分子”（富农、商人、心怀不满的农民），从城镇中清洗出去。结果，数百万无家可归的农民，在各城镇之间流窜，在工厂和建筑工地非法打工，直到国内护照制度最终把他们逮住。(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