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轻农民离开家园、奔赴城市，家庭逐渐解体。那些年间，数百万儿童遭到遗弃。许多农民逃离集体农庄，放弃留在家乡的孩子。“富农”宁肯将子女送给他人，也不愿把他们带上漫长的旅途，前往“特殊定居地”或其他流放场所，因为听说那里的条件恶劣，小孩活不长。一名西伯利亚“富农”解释，“让他们流放我好了，但不会带上孩子，不想贻害他们”。在饥荒受害者中，遗弃儿童的人太多了。母亲将孩子留在人家门口，或送去苏维埃办事处，或遗弃在邻近城镇。孤儿们在建筑工地和街上游荡，在垃圾堆里翻寻人家丢弃的食物。他们以乞讨、小偷小摸、卖淫为生，不少人加入在车站、饮酒场所、繁忙大街等聚乞活动的儿童帮派。有些遭到警方的围捕，被送去“接收中心”，再转运至儿童之家和劳教营。根据警方的数字，从1934到1935年，送到接收中心的共有842144名无家可归的儿童。到1934年底，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孤儿院注册的就有329663人，还有更多儿童住在警方控制的特殊家庭和劳教营（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营地）。1935年4月又颁布新法律，将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降至12岁。自那以后，古拉格系统中的儿童人数开始稳步上升。超过10万名12岁至16岁的儿童，在后来的5年中，被各式法院判了刑事罪行。(177)
叶夫多基娅·戈洛温和3个小孩离开奥布霍沃村后，先去了最近的佩斯托沃火车站——约56公里的路程，再在那里的拘留营等待。3天后，她们被装上载牛的车厢，前往西伯利亚的克麦罗沃，整个旅途历时6个星期。车厢里坐满各式家庭，男女老少，年龄各异。每节车厢配备一只木桶，权作厕所，一天清空一次。车厢门打开时，外面的警卫分发面包，一人一条。抵达克麦罗沃后，戈洛温一家被带到暂时看管了数百家庭的疏散中心。那是一片旷野，周围是高高的带刺铁丝网，他们只能睡在自己的行李上。一个月之后，他们被转送至专为“富农”设置的“特殊定居地”沙尔铁地区，地处遥远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
“特殊定居地”是原始且孤立的营地，大多数仅有简陋的营房，是流放者来了之后自己建造的，可容纳数百人，大家睡在木板上。另有不少“特殊定居地”，“富农”们挖穴而居，或住入废弃的教堂、牛棚、谷仓等。居住条件十分恶劣，摩肩接踵，拥挤不堪。沃洛格达附近的普里卢茨基修道院，住有7000名流放者，没有正常的厕所或盥洗设施，也仅有一个厨房。在沃洛格达当地，2000人挤入一座教堂。一名见证人如此描述2.5万名流放者在科特拉斯劳改营的生活：
容纳250人的营房里，几乎是一片黑暗。分散的小窗，让光线只能照见低层的铺位。居民使用室外的篝火煮食，公共厕所——只是栅栏圈起的一块地方，水——下面有一条小河，尽管仍在结冰。当地居民锁上水井（“你们会感染我们，你们的孩子已奄奄一息”），并按瓶销售。
“特殊定居地”严格说来不算监禁（大规模驱逐只是行政命令，不是法庭的执法），从1931年春天起，划归负责劳役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控。“特殊定居地”的流放者每月必须向警方汇报一次。古拉格系统的主管马特维·伯曼说，定居地的条件比劳改营的还要恶劣。男人在伐木营和采矿区从事繁重的体力工作，妇女和儿童的工作稍轻，只有很少食物（一月领取几条面包），如果生病倒下，就只好听天由命了。1931至1932年的冬季，这样死去的有几十万人。(178)
沙尔铁定居地有5座沿河的两层木造营房，其居民（约1000个农民）来自苏联各地，其中最大的群体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伏尔加德裔和西伯利亚人。男子赴邻近的伐木营砍树，每个周日回来。叶夫多基娅的儿子阿列克谢·戈洛温，虽然仅15岁，也名列其中。9月1日，她的小儿子托利亚和女儿安东尼娜开始上学——定居地所有的儿童组成一个班级，教室设在营房之中。女孩被迫剪掉辫子（农家姑娘结婚之前的传统发型）——似乎在抛弃她们从小濡染的农民文化。为了庆祝新学年的开始，定居地指挥官作了讲话，要孩子感谢苏维埃政权——“那么好，那么善良，甚至允许我们富农的孩子上学，长大成为苏维埃的好公民”。早期的古拉格系统，即使像沙尔铁那样的偏远、孤立的定居地，其意识形态的重点仍放在促使不符合“苏维埃人格”的人，通过改造而“重新做人”（perekovka）。
抵达沙尔铁定居地的第一个冬天异常寒冷，鹅毛大雪压坍了两个营房，迫使许多男孩，包括其时10岁的托利亚，挖地穴而栖。由于没有强壮的男子——他们都在伐木营过冬——只好动员学生清晨起来清理积雪。整个定居地困在深雪中长达数星期，没有粮食补给，全靠从家乡带来的干粮度日。数百人患上斑疹伤寒而倒下，被隔离在单独的营房，因为没有药品，死活全凭天命。叶夫多基娅也患上斑疹伤寒，安东尼娜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每天去看妈妈，站在窗前，可以看到她躺在木板上。她的头发被剃光了，眼睛睁得很大，目光游移。她已失去记忆，根本不认识我们。托利亚一边敲窗，一边流泪，哭着叫：“妈妈，妈妈，不要生病，快起来吧。”
叶夫多基娅活了下来，但有很多斑疹伤寒患者死去。指挥官决定，因为没时间埋葬所有的死者，只能让尸体冻成一垛，等到春天解冻时，再扔进大河。
第二年冬天甚至比前一年还要恶劣。流放者得不到食物，这似乎是蓄意为之的政策，要把定居地居民削减四分之三。流放者只好捣碎树皮和马铃薯的烂根，再做成菜饼，结果肠胃急剧膨胀，因此而死去许多人。到了春天，每一个人都患上痢疾。戈洛温一家全靠运气才活了下来。指挥官视察营房时，发现叶夫多基娅正在读福音书。他需要识字人，专管前往岑特拉尔尼―鲁德尼克送信和收信——那是古拉格的采矿定居地，单程就有12公里。她被选上了，每次去送信，就会带上孩子在邻近树林收集的浆果，到岑特拉尔尼―鲁德尼克的市场出售，再买回食物和衣服。安东尼娜回忆：“指挥官当然知道，但装作没看见，因为没有其他人选。”有一次，在邮件中收到一包土豆种子，叶夫多基娅带领一组人去播种。安东尼娜回忆当时的喜悦：
真像是一个节日！我们很高兴参与种植土豆！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我们都很努力。我们是真正的农民，我们的祖先耕耘土地都有几百年了，现在获准重操旧业。妈妈是大队负责人，西伯利亚人斯内吉列夫是我们农庄的主席。我们因为是富农，不能自组集体农庄。妈妈担心，不施肥，土豆恐怕长不好——在种植土豆方面，我们也没有任何经验。到秋天，我们却挖出一个大丰收。那个冬天，再也没人饿死，土豆是我们的救命菩萨。(179)
克拉夫蒂娅展示的两张照片。左：列昂尼德（年长者）和亚历山大，1930年；
右：克拉夫蒂娅站在右侧，纳塔利娅站在中间，赖莎与丈夫在左侧，1930年摄于坎斯克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和家人，要在雪地里跋涉几天才抵达第一个流放地。那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大地窖，位于库尔干。几百户“富农”家庭，其中有不少是他的远亲，领不到任何食物或饮用水，只得自生自灭。如果没有库尔干的亲属和别人的食物援助，他们肯定会饿死。整整一周，他们被关在地窖里，睡在自己的行李或光溜溜的地面上。后来他们被装入载牛的车厢，前往彼尔姆北部的乌索勒镇。到了那里，他们在武装卫兵的监护下，行军150公里，到达波日瓦工厂城镇。他们被安置在一个工场里，大家睡在水泥地上。德米特里回忆：“父亲很痛苦，一夜之间老了很多，说他的一生完蛋了……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即使别无选择，听从吆喝，仍想维持自己的尊严，不愿成为当局的奴隶。”为了在乔尔莫兹镇附近建立“特殊定居地”，德米特里的父亲被派去伐木，其家人与另外3户人家挤住在木工车间楼上的小房间。半年后，他们搬入“特殊定居地”，才与德米特里的父亲重聚。那里有10座营房，每一座可容纳500人睡在木板床上，四周耸立着高高的带刺铁丝网。定居地坐落在松林的中间，男子出外伐木，每周只能回来一次。每日的面包定量仅200克，所以死亡率非常高。但斯特雷勒兹基一家，凭借农民的勤俭得以存活下来：孩子们采集蘑菇，到乔尔莫兹镇出售；母亲晚上悄悄去集体农庄的地里偷土豆；父亲与附近屠宰场的工人达成交易，帮他们建造木屋以换取牛血（不比肉和骨头，当局比较不在乎）。到1933年的大饥荒，每天口粮减至50克面包，“特殊定居地”的居民一半死于饥饿和疾病，但斯特雷勒兹基一家全靠牛血活了下来。(180)
斯特雷勒兹基一家很幸运，他们始终能聚在一起。对许多人来说，流放就是家破人亡的代名词。克拉夫蒂娅·罗别尔尤娃的父亲被捕于1930年，她的7位兄弟姐妹被送去各式各样的儿童之家，从此失去联系，音信杳无。克拉夫蒂娅和妹妹纳塔利娅，搬去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坎斯克，投靠已成年的姐姐赖莎。克拉夫蒂娅去医生家当保姆，后来因为国内护照制度的推行，作为“富农”的女儿，她不得不逃。她留下纳塔利娅由赖莎照顾，自己赶去伊尔库茨附近的切勒姆霍沃镇，投奔时任高级森林督察的叔叔，并在当地的苏维埃注册于叔叔的名下。1933年11月，叔叔收到克拉夫蒂娅的父亲伊利亚的来信。原来他已经出狱，现住在2000公里之外的塔什特普“特殊定居地”，离中国边境不远。克拉夫蒂娅先乘火车，再搭便车，赶到塔什特普时已是1934年1月，到处是厚厚的积雪。她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她的注册文件上没有父亲的名字，没人愿意聘她。但她又不敢透露真相，重回“富农”女儿的身份。最终，塔什特普的苏维埃主席雇她做保姆，并安排她去一家服装厂打散工。有一天，在与主席的嫂子闲聊时，她拿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的两个兄弟列昂尼德和亚历山大，另一张是她自己与两个姐妹。
她[主席的嫂子]立刻说：“伦卡[列昂尼德]，我认识他！”我非常惊奇，她竟然认识我的哥哥。我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忙问：“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当时，我很怕自己说漏嘴，很怕让人发觉自己父亲原来是一名流放者。
克拉夫蒂娅在塔什特普找到哥哥，通过他才发现，父亲就在附属于基洛夫矿区的“特殊定居地”，位于哈卡斯自治州。克拉夫蒂娅回忆道，父亲再婚，与第二任妻子开始了新生活：
我去探望，抵达时已是傍晚，他们正好从矿区下班回来，还牵回一头奶牛，看到我，既不害怕，也不惊讶。父亲和我打招呼，仿佛前一天刚刚见过我。我与他们一起坐在营房外几分钟，然后我就离开了。(181)
奥热姆伯罗斯基一家。左：1914年婚礼那天的亚历山大和谢拉菲玛；
右：1937年，谢拉菲玛与萨沙（左）、安东（右）从流放地返回
这是克拉夫蒂娅最后一次看到父亲，他后来再次被捕，枪决于1938年8月。
许多“富农”家庭逃离“特殊定居地”，冒险在外漂泊。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资料，到1930年夏天，从“特殊定居地”逃走已成普遍现象，数以万计的“富农”在外漂泊，逃跑人数在饥荒期间达到高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统计，从1932至1933年，逃离“特殊定居地”的竟有422866名“富农”，之后抓获的只有92189人。(182)
奥热姆伯罗斯基一家是波兰裔的小贵族，1917年之后，失去了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但仍住在自己的村庄奥勒什科韦齐——地处明斯克的普霍韦齐地区。他们继续务农，只是家境降至当地小农的水平。亚历山大和妻子谢拉菲玛有4个孩子，两男两女，最大的生于1917年，最小的生于1928年——那一年，奥勒什科韦齐集体农庄成立。亚历山大向集体农庄交出所有的牲畜和农具，只留一头奶牛自家享用，但他拒绝加入集体农庄，希望像当地其他波兰人一样，移民去美国或法国。然而，谢拉菲玛争辩道：“谁会碰我们呢？我们做了什么错事？我们已交出所有的财产！”亚历山大在1930年春天被捕。几天以后，政治警察又找上门对谢拉菲玛说：“准备行李，你和孩子都将被流放。”谢拉菲玛用毯子裹起几件衣服，设法藏入几件金首饰，再与孩子们挤上大车，赶去另外数百个“富农”家人集聚的教堂。几天之后，她们的男人被带回来相聚，再一起坐上大货车，赶去3000公里之外北方的科米地区定居地。索菲亚回忆，到了那里，他们被告知在空谷仓里安家，“但什么都没有——没有床板，没有刀子、勺子。我们只好在树林里收集树枝，自制床垫”。
流放者渐渐在定居地为每一个流放家庭造起木屋，就像家乡的村庄一样。奥热姆伯罗斯基家以随身带来的金首饰买回一头牛，重新开始新的家庭生活。但不久，大饥荒来临，生活变得难以为继。他们想出一个逃生计划，因为小儿子在生病，所以决定女人先逃，让亚历山大照顾小男孩，承担再度被捕的风险。谢拉菲玛带上9岁的索菲亚和5岁的艾莱娜，晚上赶路，白天躲在森林中睡觉，主要以浆果为食。谢拉菲玛镶有几颗金牙，有时会拔出来一颗以备急需，用它搭乘农民的大车或贿赂官员。最终，她和女孩们回到白俄罗斯，藏在普霍韦齐地区的娘家，长达一个星期。但她的父母怕得不得了，建议女儿向警方自首。谢拉菲玛只好去见普霍韦齐地区的警察，听了她的逃生经历，他们反而生出同情之心，让她在24小时内再次逃走。谢拉菲玛把艾莱娜留给父母，自己去附近的奥西波韦齐镇，向一对老夫妇租房，让索菲亚入学，自己再赶回科米地区，试图找到丈夫和儿子。索菲亚回忆道：“妈妈走了，没留下一句话——没有说再见，也没提供我何以为生的建议。”
整整一年，索菲亚与老夫妇同住，没想到这对老人竟是恶人。“他们咒骂我，称我为人民公敌的女儿，并威胁如果不听吩咐，就要把我赶走。我整天哭泣，没有钱，无处可去。”索菲亚实在忍受不了，逃去外婆家，发现他们自己也已被赶出家门，暂住一间旧澡房里。不过，他们还是将她收下，与艾莱娜做伴。
与此同时，谢拉菲玛抵达科米的定居地，发现亚历山大已经不在。原来，自己逃走的第二天，他又一次被捕，判刑3年，去附近的科特拉斯劳改营服刑。长子安东被警察招募为举报人（他接受训练，窃听定居者的交谈，每一次汇报可换取面包）；幼子萨沙仍然非常虚弱，由学校老师照看。回来后没几天，谢拉菲玛就被捕了，也被送去科特拉斯劳改营，但她再次逃脱，在出工回来的路上从流放者队列中逃走，潜入树林的深处。她长途跋涉3000公里，重又回到普霍韦齐地区，与两个女儿团聚。她们住在亲属为她们购买的小房子里，位于奥西波韦齐镇，生活全靠自己在小菜园的种植，还喂养了一只山羊和几头猪。1937年，萨沙和安东（继续为白俄罗斯警方工作）回来团聚。真正的阖家大团圆在两年之后到来，亚历山大获释于科特拉斯劳改营，返回家园。索菲亚回忆那一刻：
妈妈跑出去迎接，投入他的怀抱。爸爸说：“妈妈，孩子们在哪里？”妈妈回答：“别担心——孩子们都好，全部四个。”爸爸瘫倒在地，跪着吻她的手和脚，感谢她救了我们大家。(183)
奥科洛科夫一家的故事更为离奇。1931年5月，阿列克谢·奥科洛科夫作为“富农”，被逐出库兹涅茨克地区的伊琳卡村庄。那是在西伯利亚的西南部，而流放地则是在西伯利亚的北部。他从车队中逃脱，走了一个月，回到900公里之外自己的村庄，才发现妻子叶夫多基娅、7岁的女儿玛丽亚、9岁的女儿塔玛拉以及自己的父母，都被放逐到800公里之外的“特殊定居地”，离纳雷姆地区很近。阿列克谢怀揣伪造的文件，日夜兼程赶到那里。几天之后，他又组织一大队“富农”出逃，包括自己一家，有老有少。他们只在晚上赶路——母亲背着玛丽亚，父亲背着塔玛拉——17:38 2015-11-4以避开在针叶林搜查“富农”逃犯的巡逻队。他们走了10个晚上，有时竟在兜圈子，因为当地的地形实在太复杂，直到水尽粮绝，老人们因体力耗尽而纷纷倒下。到第11个晚上，巡逻队将他们重重包围，还开枪打伤了阿列克谢的肚子。士兵用大车把他们带去附近的村庄，关在一个澡堂。逃犯都要被送回纳雷姆地区，只让老人留下，包括阿列克谢的父母。之后，他们便再也没有重逢之日。
奥科洛科夫一家再次设法逃脱。前往纳雷姆地区的车队行将出发，叶夫多基娅贿赂一名村民给巡逻队灌酒，她和阿列克谢、两个女儿顺利溜走。他们逃向托木斯克，白天躲起来（可以看到道路远处的警卫和狗），晚上急行军（主要的危险是熊和狼），好几个晚上没有面包或其他食物，正好遇上一个克尔扎基部落。由于天花肆虐，该部落?所有孩子都已死光，部落头人建议，以面包、蜂蜜、小船来交换已能在部落工作的塔玛拉。他威胁说，如果不同意，就要报警。阿列克谢勉强答应，而叶夫多基娅变得歇斯底里，但说服不了丈夫。玛丽亚回忆：“我们在克尔扎基部落整整待了一个星期，以养精蓄锐。”
妈妈仍然哭泣不止，姐姐开始意识到情况不妙。我们离开那天，爸爸把姐姐带入一个单独的房间，把她锁在里面；然后再将悲痛欲绝的妈妈、我和食物放入船中，我们划船离开。
走了几公里之后，阿列克谢把船停下，让妻女躲在灌木丛，自己潜回克尔扎基部落搭救塔玛拉。他在4天后返回，身上背着塔玛拉。
但他们的麻烦远远没有结束，在向北的旅途中他们又碰上了巡逻队，被带到另一所劳改营，营房周围有高高的铁丝网，此处距离托木斯克仅8公里。他们在那里度过了6个月，阿列克谢驾马车向托木斯克城运送蔬菜，叶夫多基娅和孩子像其他囚犯一样，在集体农庄工作。在托木斯克，阿列克谢渐渐认识一名镇官员，对阿列克谢的厄运颇表怜悯，出于良心，他愿意助一臂之力。有一天，阿列克谢将女儿藏在马铃薯麻袋下，驾车去托木斯克，躲在镇官员的家中。不久，叶夫多基娅跳上经过她农地的火车，也赶到镇官员的家。他们穿上那位官员帮助买好的新衣服，坐火车返回库兹涅茨克（此时已改名为斯大林斯克）。阿列克谢在煤矿上班，叶夫多基娅在食堂工作，全家开始了新的生活。“父亲立即着手建造自己的木房子，带一扇窗和一个炉灶。我们住在自己的小小角落，既不伤害他人，也不依靠他人。”
几个月后，国内护照制度推行到斯大林斯克，阿列克谢决定返回家乡伊琳卡，希望能够获得注册，但刚一到就遭逮捕，被关在劳改营。在斯大林斯克等候音信的叶夫多基娅，终于收到阿列克谢的来信，她担心来信可能已经泄漏自己的下落，便与女儿马上逃至国内护照制度尚未实行的邻镇塔什塔戈尔。不久，阿列克谢设法逃出劳改营，与她们重聚。他建起一个窝棚以避风雨，叶夫多基娅四处打散工。当她意识到自己已怀孕时，只得自行流产——用拳头猛击腹部，再将胎儿拖出。她险些丧命，在床上足足躺了几个月。镇上的医生都不敢施以援手，因为政府早已宣布堕胎是非法的，叶夫多基娅全靠吃草药来治愈自己。
1934年，国内护照制度抵达塔什塔戈尔镇。阿列克谢再次被捕，被送去斯大林斯克金属制品工厂，充当刑事劳役犯。叶夫多基娅和女孩们也被捕，纯粹是巧合，竟被送去同一家工厂。他们一家住在沿河岸挖出的地穴——共有几百户人家，紧靠工厂的围墙。“屋顶”是与泥浆搅拌在一起的树枝和松针，“墙壁”在下雨天会渗水。阿列克谢自制了基本的家具，还用木头雕出杯子和勺子。他们再次拼凑出家庭生活。他们奇迹般活下来，仍维持一个家，但过去3年的创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尤其是在女孩们身上。玛丽亚和塔玛拉噩梦连连，充满恐惧，变得内向。玛丽亚追忆道：“经过3年的逃亡生活，我和姐姐已习惯于沉默不言，不会说话，只会耳语。”(184)
三
五年计划的许诺是建成一个现代化工业社会。斯大林在1929年说：“我们万马奔腾，迈向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扔掉我们俄罗斯古老的落后帽子。我们正在变成一个金属、发动机、拖拉机的国家，要让苏维埃人开上汽车，让农民坐上拖拉机，再让吹嘘自己文明的西方资本家试图赶上我们。”(185)
其象征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型建设项目：像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那样的工业城，那是在乌拉尔荒坡上平地建起的大型钢铁厂；像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白海运河那样的运河和铁路，帮助开发新疆域，向蓬勃发展的城市提供基本的生活用品；像第内伯罗斯特罗伊那样的巨型水坝，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1932年它的涡轮机开始启动。对斯大林政权来说，这些“成功”具有重大的宣传价值，因为在当时，对强制集体化和五年计划过高的工业目标，仍有相当顽强的反对意见——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这些“成功”使得政府更容易激发“社会主义进步”和苏维埃乌托邦将临的信念，这些信念又变成意识形态上的理直气壮，要求人民为完成五年计划而作出一切牺牲。阿纳托利·梅苏诺夫是农民的儿子，后来成为政治警察，在白海运河担任狱警。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录中，解释了这种宣传对数百万“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影响，包括他本人：
我对五年计划存有疑惑。我不明白，为何要迫使这么多罪犯，千生万死地去赶建运河，为何赶得这么急？有时，我感到困扰，但有理由相信，我们正在建设伟大的事业，不只是一条运河，而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光用自愿的方式是不够的。谁愿主动请缨来参加运河工作？我现在懂得，如此建设社会主义未免太严苛了，几近残酷，但我仍然认为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186)
斯大林的工业革命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工业化。正如梅苏诺夫的看法，斯大林在五年计划中要求的增长率，如果不用强迫劳役，根本就无法达到，尤其是在寒冷偏远的远北（Far North）和西伯利亚——那里藏有苏联大部分的矿产和燃料。奴役劳工的供应，开始于1929年对“富农”的大规模逮捕和流放，后来成为古拉格系统的经济上需求的理由。该系统开始只是关押政权敌人的监狱，很快变成了经济殖民化的工具——作为廉价且迅速的捷径，以开垦荒野和发展苏联偏远地区的工业资源，那是没人想去的地方——这条理由是古拉格官员之间公开承认的。(187)历史学家对古拉格的起源持有不同的见解——有人把它当做斯大林巩固政治权力的副产品，有人强调它只是一个手段，为了孤立和惩治幻想中的“阶级”（比如“资产阶级”、“富农”）和所谓的危险族群。(188)这些因素各自发挥作用，但经济动机才是关键，随着政府追求监狱的自力更生而变得愈益重要。
20世纪20年代，劳改营基本上就是监狱，囚犯参加工作来养活自己。其中最重要的是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1923年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建于同名的白海岛屿上，其前身是修道院，在利用劳役方面成了古拉格的原型。该修道院在沙皇时代监禁持不同政见者，在布尔什维克的手中，又变成了关押所有敌人的普通监狱——包括被取缔的反对党成员、知识分子、前白军，甚至还有“投机倒把者”和普通刑事犯。其中一个囚犯是来自巴勒斯坦的犹太商人纳夫塔利·法兰克尔，因为涉及走私而在1923年被捕。他有感于监狱的效率低下，写了一封有关如何运行劳改营的建议信，投入“意见箱”。不知何故，该信竟然到了快速晋升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管格里科·雅戈达的手上。法兰克尔很快被带到莫斯科，向热衷于利用囚犯完成经济任务的斯大林，解释如何利用监狱劳力的计划。法兰克尔在1927年获释，并被委以重任：将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转化成一个盈利企业。该监狱的人数迅速增长，从1927年的1万人上升到1931年的7.1万人。它赢得合同，在芬兰边界的卡累利阿地区砍伐木材，修建道路，接管工厂。新来的囚犯大多是“富农”，尼古拉·戈洛温就在1930年12月进入索洛韦茨基劳改营。囚犯们根据自己的体能组织起来，口粮分配依照他们的产量，强者生存，弱者瘐亡。(189)
1928年，大规模逮捕的对象包括“富农”、教士、商人、“资产阶级专家”、工程师、“颠覆分子”、“破坏者”，以及斯大林强行工业化的其他“敌人”。人数之多，使苏维埃监狱制度陷入瘫痪。中央政治局为此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如何利用日益增长的监狱人口。为首的是司法人民委员N. M. 扬松，成员包括内政人民委员V. N. 托尔马乔夫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管雅戈达。到底由谁来控制监狱人力，这三人争执不下。雅戈达建议通过新设的劳改营网络，在远北和西伯利亚开发荒野和工业资源，显然获得了斯大林的青睐。那些偏远地区有几乎取之不尽的木材，像帕维尔·维滕贝格那样的地质学家，还在绘制金、锡、镍、煤、天然气、石油的丰富矿产分布图表，借助犯人的劳动，就可发起廉价的开采。1929年4月，该委员会建议实施“实验营地”的新制度，每个营地容纳5万犯人，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监控。委员会强调，集中管理大量的犯人，劳役的成本就可从每人每年的250卢布降至100卢布。两个月后，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关于使用监狱劳力），要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建立一个“劳改营”网络，“以囚犯的劳力来开垦荒野[偏远地区]、开采天然资源”。从那以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成为苏维埃工业化的主要推手之一。它控制一个迅速扩展的劳改营帝国，其人数从1928年的2万人，增长到1934年的100万。其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合并，新机构接管政治警察，再通过古拉格系统管辖全部的劳改营。(190)
在早期的苦役劳改营中，最大的是贝尔巴伊特拉戈，到1932年已有10万多囚犯，他们被用于挖掘白海运河长达227公里的航道，以连接白海和波罗的海。首次提出这条运河的想法是在18世纪，结果发现，其要求远远超出了当时政府的技术能力。此时重提，变成了宣传五年计划的重要部分，以显示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一个极其雄心勃勃的计划，因为规划者不打算使用机器，甚至都没有开展妥善的地形勘察。该项目的批评者（他设想雇用的是自由劳工）认为，巨大的建设成本实在划不来，因为白海航运并不频繁。但斯大林坚持认为只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可以提供足够的苦役劳工，运河不但可以便宜建成，而且能实现创纪录的速度——象征党的意志和力量。法兰克尔再次被委以重任，担任建筑工程的主管，将他的“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方法，转用于运河工程。修建运河的许多囚犯，也来自索洛韦茨基劳改营。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运河深度很快从22英尺降至12英尺，使之仅适用于浅水驳船和客船（1932至1933年工程扫尾时，南部几段是匆匆完工的，仅有6英尺深）。囚犯们只有原始的手动工具——粗制滥造的斧头、锯子、锤子，没有炸药和机器，一切都靠人力——挖土、拖曳巨石、用手推车运土、建造木质的起重机和脚手架，还要沿河建起囚犯的自住营地。他们在严寒中工作得筋疲力尽，仅在1931至1932年的第一个冬季，就有将近2.5万人死去。虽然没有确切数字，但根据幸存者的传言，实际的死亡人数更高。德米特里·维特科夫斯基曾是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的囚犯，在白海运河的工地上担任领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工作日结束时，工地上留下冻尸。他们的面孔上洒满雪花，其中一人弓着腰背，卧在独轮车下，他的手还拢在袖子里，就以这样的姿势冻死；有人冻死时，头低垂，夹在自己的膝盖之间；还有两人背靠背，互相支撑着，一起冻死。可以想象，他们都是农村小伙子和最好的工人，一来就是近万人。当局试图打散家庭，故意安排儿子和父亲分住不同的营地；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下挖掘鹅卵石和大石块的高定额的石方任务，即使在夏季你也无法完成。没人能够教他们，或警告他们。他们以乡下人的敦厚实在，全力以赴，很快就筋疲力尽，然后相互抱着冻死。到了晚上，雪橇出去收集他们的尸体。驾雪橇的人把尸体扔上雪橇，发出沉闷的声响。没有及时清除的尸体，到了夏天只剩下骨头，与鹅卵石一起进入混凝土的搅拌机。他们以这种方式，钻进了混凝土，浇铸了白海城最后一座升降台，由此而获得不朽。(191)
玛丽亚、娜杰日达、伊格纳蒂·马克西莫夫和伊格纳蒂的哥哥安东（站立者），1934年摄于阿尔汉格尔斯克
除了对人命的摧残，白海运河还给许多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
伊格纳蒂·马克西莫夫和玛丽亚从小青梅竹马，住在诺夫哥罗德省瓦尔达伊地区的杜伯洛沃村。1924年玛丽亚16岁的时候，他们结了婚，一起在伊格纳蒂的家庭农庄工作，直到1927年他们搬至列宁格勒，伊格纳蒂找到一份木匠工作。1929年10月，即女儿娜杰日达出生后5个月，伊格纳蒂被捕（他曾参与1919年反布尔什维克的农民起义），先被送去索洛韦茨基劳改营，后转至白海运河的北部工地。同时，玛丽亚也被赶出列宁格勒，只好带娜杰日达回到杜伯洛沃村，方才发现自己父母的房子已经遭毁，家人都已被流放，村里竟没留下一位亲人。一个老邻居劝告玛丽亚快快逃离，以免自己陷入囹圄。她背起婴儿，越境来到比邻的特维尔省（希望诺夫哥罗德的警察鞭长莫及），遇上第一个村庄第一栋房子就急急敲门，开门的是一对老夫妇。玛丽亚跪倒在地，恳求他们照看女儿，让她逃生，因为没人愿意雇用带婴儿的女子。这对老夫妇心地善良，抚养娜杰日达整整两年。玛丽亚在列宁格勒到摩尔曼斯克的铁路上找到一份厨师工作。这条铁路沿白海运河的北部运行，恰恰就是伊格纳蒂服苦役的地方，但在当时，玛丽亚对此一无所知。到1932年，她才从熟人处获悉，丈夫就在白海城地区的劳改营，即运河与白海的交汇之处。玛丽亚想找到他，便在小纸片上写下寻人启事，每当火车驶过白海城工厂建筑场地时，就从餐车车窗向外投掷。最终，奇迹真的发生了。她收到了伊格纳蒂的来信，他实际上是在凯姆镇附近的劳改营，还要朝摩尔曼斯克的方向继续北上55公里。伊格纳蒂在1932年底获释，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终于在那里与妻女重聚。(192)
古拉格不仅向白海运河那样的建设项目提供劳工，本身也是工业化的一部分。古拉格系统第一座工业园区是维舍拉纸浆造纸综合工厂，由众多劳改营组成，位于乌拉尔的维舍拉河畔。该综合工厂始于1926年，当初只是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所管辖的伐木营大网络。到1929年夏天，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爱德华·别尔津负责建造工厂，才在这伐木营大网络中发展了工业。维舍拉河的水质纯度很高，中央政治局因此选择该地生产20世纪30年代初出现的高品质纸张。像《苏维埃大百科全书》（Large Soviet Encyclopedia）那样的著名出版物，都使用维舍拉造纸厂的纸张。到1930年，维舍拉劳改营共有2万囚犯（包括作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其中1.2万人受雇于伐木营，2000人受雇于小工厂（制造砖块和纤维），其余的参与建造纸浆造纸厂和两处营房定居地，分别处于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城和“光之城”（Gorod Sveta），后来都发展成了平民城镇。(193)别尔津设想，这些古拉格定居地是“工业发展的实验形式”，其文化机构将提供再教育，使囚犯变成“苏维埃工人”。“光之城”还吹嘘拥有电影和无线电的俱乐部、图书馆、食堂、卫生中心、喷泉花园、野生动物区、露天剧场、辩论场所和柱廊大厅内的“营地总俱乐部”。沙拉莫夫看到这座柱廊大厅，就会联想起帕特农神庙，“只是更为可怕”。(194)
在早期的古拉格系统中，维舍拉是非常典型的。以苦役来“重塑”苏维埃新人的想法，并不仅只是宣传，更是许多布尔什维克的信念。即使如此，以造纸出名的维舍拉劳改营，基本上还是一个经济企业。别尔津的经营原则仍基于投资的预期回报，包括以精神和物质上的鼓励来刺激囚犯完成生产计划。1931年11月，别尔津成为远北建设托拉斯（Dalstroi）的首任主管。那是一个劳改营大网络（包括臭名昭著的科雷马劳改营），地处西伯利亚的东北角——占地面积相当于大西洋和北冰洋之间的西欧——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就躺在它的冻土之下。别尔津以管理维舍拉的经济原则，来经营远北建设托拉斯的众多劳改营：驱使囚犯挖出尽可能多的黄金（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手下生产出的黄金已超过苏维埃1928年的黄金生产总量）。(195)在别尔津的治理时期（1931—1937），远北建设托拉斯的劳改营的条件远远优于后续时期，许多囚犯甚至会怀念别尔津当政时的情形。沙拉莫夫在他的《科雷马故事》（Kolyma Tales）中写道：
乌戈列茨基赫一家（伊万站在后面），1938年摄于切尔登镇
别尔津尝试——不能说没有成功——解决这个难题：既要开发这一偏远苦寒之地，又要设法改造这些囚犯的灵魂。判处10年徒刑的人，如果积累足够的工作成绩，便可在两至三年之内获释。在别尔津的治理下，食物充足良好，冬天工作4到6小时，夏日工作10小时。虽是囚犯，仍能领取相当优渥的薪金，得以资助家人，一旦刑满释放返回内地，绝无囊中羞涩的窘态……当时的坟场很少，那些科雷马的早期居民，在后来人的眼中，似乎是长生不老的。(196)
维舍拉本身在1934年被废除，因为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的纸浆造纸厂已是工业中心，成为乌拉尔北部的经济重镇，吸引了大量农民进入工厂。
工业的兴起需要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专家。伊万·乌戈列茨基赫1920年出生于费奥多尔措沃村的农民家庭——位于乌拉尔的切尔登镇。他父亲因是“富农”，不准加入集体农庄，只好逃到切尔登镇，在河上的驳船工作，专门向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纸浆造纸厂运送木材。父亲的哥哥和叔叔也在那里的劳改营服刑。伊万从小就有强烈的上进心，父亲总是叫他学会一门专长。伊万回忆：“我们的居住地很落后，没有任何工业。我的梦想是去彼尔姆，但太远，买不起票……最主要的是学会一门手艺，要不然就真没有前途了。”他14岁之后仍能学习的唯一地方，就是附属于纸浆造纸厂的工厂技校。伊万回忆，那里所有的老师都是维舍拉的前囚犯：
他们是工程师和其他方面的专家，来自劳改营，教我们学造纸和电工。我学的是电工，后来又在造纸厂工作。我能在任何城市、任何工厂找到工作，因为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技术工人极受欢迎。我甚至去了彼尔姆，在内河航船的码头工作……我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父母也为我感到骄傲。(197)
数百万的农民子弟来到城镇，为自己努力谋求全新的身份。从1928到1932年，城市人口以每周增加5万人的速度突飞猛进。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对消费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家穷于应付。但在五年计划中，这并不属于苏维埃的优先考虑。所以，1928年之后食品、燃料、各式生活用品均实施配给制。由于私营贸易受到压制，大街上一片灰暗，餐馆和咖啡馆逐一消失，商店橱窗空空如也，人们衣着寒酸。亚历山大·巴尔米讷时任苏维埃外交官，在国外待了4年后，于1930年返回莫斯科，他震惊于首都的经济困境：
1922至1928年，莫斯科经历了经济好转，如今却显现令人震惊的变化。每一张脸、每一家门面，都充满着无可置疑的痛苦、疲惫、冷漠。几乎找不到还在营业的商店，罕见的陈列橱窗里弥漫着萧条的气氛，除了纸箱和食品罐头，橱窗内什么也没有。店员在张贴“无货”的标签，所带的神情与其说是轻率，毋宁说是绝望。每个人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其质量真是难以形容，我身上的巴黎西装让我不知所措、无地自容。什么都短缺，尤其是肥皂、靴子、蔬菜、肉类、黄油、脂肪类食品。(198)
住房情况更是糟糕透顶。1928年，苏维埃城市居民平均只有5.8平方米的生活空间，但多数最贫穷的工人，其居住面积仅有1至2平方米。有一位美国人如此描述莫斯科工人的生活条件：
库兹涅佐夫与约550名男女，一起住在800英尺长、15英尺宽的木屋中。它容纳500张窄床，填塞床垫的是稻草或干叶，没有枕头或毯子……有些人没有床，只能睡在地板或木箱上。有时，一张床供多人轮班使用，没有提供隐私的帷幕或墙壁……也没有壁橱或衣柜，因为每个人拥有的衣服早已穿在身上。(199)
很多出身农民的工人，本来就对私人空间抱有极小的期望。在自己村庄时，一家人传统上使用同一口大碗，在炉子旁的长炕上一起挤睡。尽管如此，搬进城镇后必须与其他家庭共享生存空间，对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一大冲击。
娜杰日达·普霍娃1912年出生于普斯科夫省的农民大家庭，1929年逃离集体农庄，来到列宁格勒工业郊区的科尔皮诺，在伊若拉机器制造厂找到工作。她在工厂附近租了一栋木屋的底层房间的一角，那个房间既大，又不挡风，全靠普里默斯式煤油炉取暖，但配有厨房、厕所和直通院子的入口。娜杰日达就是在此遇上了未来的丈夫亚历山大。他来自雅罗斯拉夫尔省的雷宾斯克地区，也是农民，排行老大，新近才来到科尔皮诺，充当汽车修理工的学徒。房东是他的远房亲戚，让他租用楼上房间的一角。结婚后，亚历山大搬至楼下与娜杰日达同住，给床铺围上帘子，以求点滴的隐私。共有16人住在这一个大房间，其中有一名妓女，晚上常常带回客人；还有一名消防员，清晨4点就要去上班。娜杰日达回忆：“我们都睡不好。消防员睡在隔壁的床位，会在深夜起床，点燃火柴，察看时间。奥莉加[妓女]总是把男人带进带出，还威胁说，如果有人报警，她就会杀了我们，大家都变得神经兮兮的。”冬季，亚历山大在雅罗斯拉夫尔城的亲戚会来借宿，或是找工作，或是出售自制的毡靴，以补充他们集体农庄的收入。“他们都会来——姨妈、叔叔、姐妹、携带妻子的兄弟。”娜杰日达回忆：
我十分震惊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此的肮脏、原始，一点也不像我在普斯科夫城的生活，我父母的房子总是十分干净。亚历山大的亲戚睡在地板上——为了保暖，女人盖毯子，男人只盖自己的长袍，令我们的房间闻起来像马厩。(200)
奥布霍沃村戈洛温家的铁床（2005年摄于佩斯托沃）。与安东尼娜回忆的传奇色彩相比，它显得平淡无奇
戈洛温一家也走上迁徙到城镇的路。1933年2月，尼古拉终于从索洛韦茨基劳改营获释，但受到警告，不得前往沙尔铁定居地与妻子儿女团聚，否则就会再一次被捕。他只得搬去沃洛格达附近的小镇佩斯托沃，设法在建筑工地找到一份木匠工作。像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其他省城一样，佩斯托沃充斥着逃亡的“富农”，其中有叶夫多基娅的弟弟伊万·索伯列夫——他曾是神父，但布尔什维克关闭了他的教堂。他改名换姓后，开始在伐木业中充任会计。尼古拉升为工地上的工作队长后，就搬进了护林员放弃的小木屋，家庭大团圆渐渐成形。儿子小尼古拉从白海运河来到佩斯托沃，加入父亲的工作队——运河在1933年8月完成，作为对他们辛勤劳动的奖励，1.2万名囚犯获释。当初遭难时，另一个儿子伊万逃离奥布霍沃村，在西伯利亚游荡数年，现在也来到佩斯托沃，同样加入父亲的工作队。下一个是女儿玛丽亚，她在1934年寻来，当初也是潜逃者，作为“富农”的女儿流浪了3年。她担惊受怕够了，遂改名换姓，嫁与一名布尔什维克工人；当他发现她的真实身份后，不但拳脚相加，还将她抛弃。最后在1934年12月，经过数月向乌斯秋兹地区政治警察的书面请求，妻子、安东尼娜、托利亚、阿列克谢得以安全离开“特殊定居地”，与尼古拉重聚。尼古拉安家的护林员小木屋实在太小，但曾在营房度过三载的安东尼娜，却把它当成了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