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一个小房间，放着一张铁床——即我们被逐时，邻居普日宁为我们保存下来的——那是父母睡的床，也是他们的子女出生的床。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床，确切无误。它的床架上有同样的镀镍小球和床垫，这是我们旧日生活唯一的纪念。(201)
四
1932年9月3日，两名男孩被发现死于格拉西莫夫克村附近的森林——位于西伯利亚的西部。据报道，他们是被亲戚刺死的，因为其中年长的15岁男孩帕夫利克是少先队积极分子，向苏维埃举报了自己的“富农”父亲特罗菲姆·莫罗佐夫，所以亲戚施以报复。事实、谎言、政治阴谋相互交叉、纠缠，很难弄清真相。从调查的一开始，苏维埃报刊和警察就把谋杀当做一种政治犯罪：帕夫利克是少先队模范，杀人者是“富农反革命分子”。
格拉西莫夫克村是一个偏远的森林村庄，靠近塔夫达镇——在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东北方向，相距350公里。这个村的周围都是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晚上，村民们能听到警卫犬的吠叫。格拉西莫夫克村又是一个悲惨的所在，最穷的农民拥有一头牛，最富的拥有两头，拥有茶炊的只有9户人家。简陋的学校建于1931年的年底，只有一位老师和13本书。如同西伯利亚西部的其他农民一样，格拉西莫夫克村的村民非常独立。为了赢得土地和自由，他们在19世纪从俄罗斯中部东迁至此，故不愿加入集体农庄。1931年8月，没有一家签署协议加入集体农庄，难怪苏维埃报刊斥之为“富农的巢穴”。(202)
特罗菲姆·莫罗佐夫头脑清醒、勤劳，家境一般，曾在内战中参加红军，两次受伤。他颇得老乡尊敬，到 1931年秋季，已是第3次当选为村苏维埃主席。有人向政治警察举报他出售假证件给“特殊定居地”的“富农”流放者，他儿子可能就是报案人。与苏维埃报刊的宣传相反，帕夫利克其实不是少先队员（格拉西莫夫克村根本没有少先队组织），但显然有如此的憧憬。他在开学后参与了宣传鼓动工作，便与警方愈益接近。在格拉西莫夫克村，帕夫利克素有举报犯错邻居的名声（村民数年后回忆，一直把他视为“烂小子”）。因为父亲抛弃自己的家庭，喜欢上了另一名女子，他一直怀恨在心。帕夫利克作为长子，必须照顾母亲塔蒂亚娜——她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妇，似乎因特罗菲姆的出走而有些精神失衡，又因妒火中烧，可能曾煽动帕夫利克打小报告。1931年11月，对特罗菲姆的审判在学校举行。据报道，帕夫利克当众谴责父亲的罪行，特罗菲姆随之大喊“我是你的父亲”，男孩告诉法官：“是的，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但我已不再认他为父亲。我这样做，不是作为谁的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特罗菲姆被送去远北的劳改营，后来遭枪决。(203)
帕夫利克基于自己在审判中的表现不凡而变得愈加大胆，开始举报隐藏谷物或反对集体农庄的村民。他的行为得到了9岁的弟弟费奥多尔的帮助。村民对兄弟俩的所作所为异常愤怒。帕夫利克的祖父谢尔盖·莫罗佐夫禁止兄弟俩上门，其他亲戚则试图阻止他们举报。但目前还没证据表明，亲戚参与了谋杀，很可能仅是青少年之间斗殴的结果，包括帕夫利克的堂弟达尼拉，双方曾为马具和枪支发生争执。(204)
谋杀事件一旦上了当地媒体，接踵而至的调查立即趋于政治化。达尼拉受到压力，要指控自己的祖父谢尔盖为凶手，支持此一指控的还有另外两名家庭成员：为儿子夭亡愿意指控任何人的塔蒂亚娜，以及帕夫利克的表弟伊万·波图帕契克。后者是一名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和警察帮手，在此案中表现积极，被吸收入党。最终，莫罗佐夫“富农家族”的5名成员在1932年11月接受审判：帕夫利克的伯父和教父，被控策划谋杀；祖父和堂弟达尼拉，被控是谋杀执行人；祖母，被控将两名男孩骗去树林。从公审的一开始，他们的罪名就仿佛已经获得证实（检察官援引斯大林有关农村阶级斗争日益加剧的讲话，来证明凶手的政治动机），审判不过是一次做秀。5人中的4个被判处“最重的处罚”——由行刑队枪决。不知何故，帕夫利克的伯父命大，逃过此劫。(205)
事到如今，全国新闻界已得出自己的结论。格拉西莫夫克村是俄罗斯落后农民的象征，莫罗佐夫家族是家长制“富农”家庭的典型，集体化就是要将之横扫一空。帕夫利克很快成为英雄，一场个人崇拜的宣传活动在1933年秋天推出。高尔基呼吁为这位年轻的烈士建造纪念碑，认为他“懂得血缘的亲属可能是精神上的敌人。对这样的人，决不能姑息养奸”。(206)这场个人崇拜无远弗届，故事、电影、诗歌、戏剧、传记、歌曲，都把帕夫利克描绘成一名完美的少先队员，他身在家中，却是党的忠实岗哨。他牺牲自己父亲的无私勇气，应该成为苏维埃全体小学生的榜样。对他的崇拜在道德准则和情感上，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孩子。他们从帕夫利克的身上学到，与亲人之爱及其他个人关系相比，对国家的忠诚则是更为高尚的美德。举报朋友和亲戚不是可耻的，反而是爱国热忱的表现——这种想法借助于这场个人崇拜，植入千百万人的脑子，成了对每个苏维埃公民的切实期待。(207)
莫罗佐夫故事的教训，到底在谁的身上产生了最深的影响？根据采访资料，在父母明确界定道德原则的稳定家庭中，仅有极少数孩子受到影响。不过在今天，我们是以大恐怖时代的背景来理解此类尴尬话题，记忆是靠不住的。现在看来，对在不稳定或受压迫家庭长大的孩子来说，帕夫利克的确是积极向上的榜样。在那些环境中，成年人的影响太弱，无法抗衡苏维埃政权的思想。这场个人崇拜的鼓吹者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帕维尔·索洛缅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的记者，他的报道首次引起苏维埃公众对帕夫利克的关注。他自己还是孩子时，就曾逃离残暴的继父，在一系列孤儿院长大成人。高尔基被逐出祖父的家——那是个残酷且落后的所在，男人借酒浇愁，女人向上帝寻求安慰——9岁起就在伏尔加河的工业城镇自生自灭。对具有如此不幸背景的人来说，帕夫利克就是一名英雄，因为他摆脱了自己家庭的“黑暗”生活，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积极投入公共事业，找到更高层次的少先队“家庭”，加入党和苏维埃人民的行列，迈向“光辉灿烂的未来”。帕夫利克的故事尤其对孤儿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他们从未受到家庭生活的影响，弄不清男孩举报父亲究竟错在哪里。他们由国家带大，一直接受思想灌输，要忠于和感谢把自己从贫困中救出来的国家。他们还被告知，出生于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苏联真是三生有幸，否则就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2年，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3岁，因父母被捕而被送进孤儿院，并换了新名字。他从没弄清自己的真名，也不知道父母姓甚名谁、何等人士、为何被捕以及被捕后的去向。儿童之家的政策就是擦去原来的身份，把米哈伊尔之类的孩子，重塑成“苏维埃公民”。米哈伊尔还是小男孩时就深受莫罗佐夫故事的影响，孤儿们很小就开始反复接受此类教育。他认为帕夫利克是一名“真正的英雄”，梦想自己向他看齐，也能“抓到一名间谍”。回顾童年，他认为假如自己与家人一起长大，他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会有很大的不同：
与正常儿童相比，我们这些孤儿对生活只有非常贫乏的了解。我们失去家庭活动、厨房饭桌上的对话，以及一切非官方信息。在我看来，那种信息才是最重要的，它塑造了儿童对人生的看法，以及自己与外界的关系。我们的“世界之窗”只是课堂、少先队、墙角的红色电台、《少先队真理报》。它们所有的信息都千篇一律，解读的方法也只有一种。(208)
帕夫利克的故事广受欢迎，尤其在年轻人中更是如此，这更加深了家长制农村的旧世界与苏维埃政权的城镇新世界之间的文化代沟，并在许多家庭内造成分裂。农村人口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有文化。根据1926年的人口普查，农村人口的39%低于15岁（低于20岁的超过一半），20岁出头的农家小伙识字率是父辈的两倍多（同年龄的农家女子识字率高达母辈的5倍）。他们在苏维埃学校接受教育，不再接受父母起人生态度和信仰。许多人通过少先队和共青团，信心倍增，不愿再受父母的控制。他们不愿上教堂、佩戴十字架，拒绝遵循宗教的仪式，往往捧出苏维埃政权作为此类问题的新权威，有时导致与父母起争执。他们越来越向往城市，向往城市里的信息和价值观。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随着城镇的流行文化蔓延至偏远的乡村，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不愿留在农村，希望进城。这愈加促使农村孩子认为，与农村相比，城镇的生活方式更好，更有文化。20世纪20年代中期，共青团在沃罗涅日省农业最发达地区的调查发现，85%的共青团员来自农民家庭，但只有3%的共青团员愿意继续务农。大多数的农村孩子想离开农村：或去城市的商店或办公室上班，或上大学、进入工业领域，或参军。(209)
梅德韦杰夫一家因老一辈与青年之间的分歧而变得七零八碎。安德烈·梅德韦杰夫1880年出生于奥布洛夫卡村——在莫斯科的东南方，相距570公里——旁边有连结坦波夫和巴拉绍夫的铁路线。他是一名铁匠，冬天帮富裕农家修理金属屋顶，夏天和5位兄弟在父亲费奥多尔的家庭农庄上干活，全家共有17人。费奥多尔是农民大家长，又是虔诚的东正教徒，白发垂肩，全以旧法治家。他的孙女回忆：“我们遵守古老的习俗，大家吃饭使用同一只大碗。祖父以勺敲碗，就是大家开始吃饭的信号。他不开口，没人敢作声。”
1923年，安德烈与年龄仅有他一半的阿廖娜结婚。她和家人1917年逃离饥饿的彼得格勒，来到坦波夫的乡下。阿廖娜来自贫困的劳工家庭。她的父亲是铁路搬运工，妻子去世后，一人抚养7个孩子，在坦波夫帮做农活，勉强维生。安德烈将年轻的妻子娶进门，1924年女儿尼娜出生。阿廖娜从一开始就发现很难适应夫家的家长制习俗。尽管只上了3年学，她还是当上了村苏维埃的秘书。她开办学校，教村里的孩子——还有许多成人——读书写字。安德烈对书本没有兴趣——梅德韦杰夫家的其他人也一样。阿廖娜从当地集镇把书籍和杂志带回家，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1928年，阿廖娜的学校变成共青团扫盲运动中的扫盲点，这是反宗教、反家长制文化的苏维埃运动之一。她又成为共产党妇女部的积极分子，常常要去镇上开会。费奥多尔对她的独立性深感震惊，威胁说要把她赶出家门，也因此经常与安德烈发生争执。安德烈自己是村苏维埃的干部，即使善妒，不赞成妻子单独去镇上，但还是予以支持。
1929年9月，奥布洛夫卡村成立集体农庄。虽然村里67户家庭中只有29户同意加入，但被认为已经足够。安德烈当选为集体农庄的主席，但费奥多尔拒绝加入，他的奶牛刚生牛犊，不愿放弃。父子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尼娜回忆：“如果母亲不拦着，他俩早已把对方杀死了。他们开口大骂，并发誓分道扬镳。”家庭农庄分给了各位成员，安德烈带上自己的一份加入了集体农庄，而81岁的费奥多尔仍然单干。4个月后，老人作为“富农”被捕——缘于村苏维埃的报告，奥布洛夫卡全村共逮捕了12名“富农”。费奥多尔的房子被砸，自己被流放去西伯利亚，但家庭戏剧仍没落幕。安德烈身为集体农庄主席，把前途寄托在农村，但阿廖娜向往城镇，主要是想找到治愈女儿尼娜的好办法。尼娜因病失明，需要特殊的照顾。1930年4月，阿廖娜离开安德烈，与尼娜一起回到列宁格勒，向亲戚的朋友租借了房间的一角。尼娜回忆：“我们只有4平方米，刚好能放一张窄床、床头柜和两把小椅子。我睡椅子，妈妈睡床。”家人分离两年后，安德烈也在1932年10月来到列宁格勒，亲情战胜了他对集体农庄的承诺。梅德韦杰夫一家搬去市中心一个较大的房间，阿廖娜在尼娜的学校教书，安德烈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程部门从事屋顶修建工作。(210)
像梅德韦杰夫家一样，许多家庭屈服于集体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压力。集体化只是俄罗斯农民所经历的一系列社会剧变的最后一幕——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革命、内战、饿死数百万人的饥荒——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最惨痛的。因为它在是否接受苏维埃生活方式方面，迫使父子反目，拆散了许多家庭。究竟有多少儿子真的举报了自己的父亲？这很难说，肯定有，只是没有像苏维埃报刊所报道的那么多。20世纪30年代，报刊给人的印象是，农村中充满了真实生活中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据报道，一个名叫索罗金的少先队员看到父亲偷集体农庄的粮食，报警把父亲给抓了起来；小学生谢廖扎·法捷耶夫告诉校长，父亲悄悄囤积了大量土豆；13岁男孩普罗尼亚·科利宾举报母亲偷窃集体农庄的粮食（他获得奖励，前往克里米亚的著名少先队度假营阿尔捷克，母亲则被送去劳改营）。(211)
少先队鼓励孩子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学习，举报自己的父母。少先队经常参与看管集体农庄的田园，举报窃取粮食的农民。《少先队真理报》登载年轻举报人的姓名，列出他们的功绩。20世纪30年代，在对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个人崇拜的高潮中，真正的少先队员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几乎都要揭发自己的亲人。一份省级杂志警告，没有举报自己家人的少先队员，应受到怀疑，如果发现是由于缺乏警惕性，少先队员自己也应受到举报。在这种氛围中，家长们害怕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说话也就不足为怪了。一位医生回忆：
我从不在孩子面前说斯大林的不好。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故事出来之后，你害怕说漏嘴，甚至在自己儿子面前也一样。因为他可能会在学校里无心提及，有关部门就会记下，问男孩“是从哪里听到的”。他会说：“爸爸说的，爸爸不会错的。”你自己还浑然不知，却已陷入了莫大的困境。(212)
亚历山大·马里安的父亲就是这样遇上麻烦的。亚历山大的家乡马拉什蒂村在乌克兰的西南部，靠近蒂拉斯波尔城。他是共青团干部，1932年他17岁时曾写信给警方，举报父亲季莫费。亚历山大是集体化的狂热支持者，积极拥护反对“富农”的战争。他在1931年6月8日日记中，称“富农”是“苏联最后且最大的剥削阶级”。季莫费不同意，对集体化牢骚满腹，在儿子面前也不忌讳，马上被儿子举报。季莫费被捕后被送进劳改营。亚历山大在1933年10月的日记中，记下了与共青团同志的交谈。后者声称，既然亚历山大的父亲有“反革命”思想，他就不适宜担任干部一职。亚历山大写道：
我不得不向他解释，我父亲的被捕是应我的要求。他之所以持有反苏立场，归罪于他在奥地利当战俘的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带回了对奥地利秩序的钟爱，坚信他在奥地利看到的资产阶级小农庄，才是创造农业财富的关键……他只是简单地把集体化初期的错误当做了动乱，而不是暂时的并发症。他如果知道辩证法，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就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公开认错。(213)
这种基于狂热意识的检举可能相当罕见。更为常见的是年轻人被动应付，宁可断绝关系也不检举家人，而且也要等到亲人已经暴露成“敌人”之后才会如此。他们接受学校和少先队的灌输，意识到如不与被捕的亲人划清界限，反而会危及自己的前途。左右这种行为的，往往有复杂的压力和考虑。除非抛弃被捕的亲人，以此证明自己时刻警惕着并且一切忠于苏维埃，否则他们自己可能遭到少先队和共青团的驱逐，不能就读大学或就业。因此有成千上万印在苏维埃报刊上的公式化通告：
我，尼古拉·伊万诺夫，与我曾是神父的父亲断绝关系。他多年来欺骗他人，宣称上帝的存在。我要切断与他的一切关系，这就是理由。(214)
这些背弃可能得到了父母的鼓励。父母很清楚，孩子如果想在苏维埃社会谋求上进，必须与自己脱离关系。例如，1932年，一名来自克列缅丘格城附近传统犹太家庭的16岁男孩，给当地意第绪语的报纸写信，声明脱离自己家庭的落后生活：
我拒绝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我觉得，真正的父亲是共青团，能教我学会生活中的大事；真正的母亲是我们的祖国；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联人民才是我的家人。
根据后来对他妹妹的采访，男孩是在父亲的坚持下才写下这篇声明的。那个女孩回忆道：
我14岁那年，父亲把我和哥哥叫进房间，解释说他的生活方式不合时宜，不想我们重复他的错误，譬如遵循犹太人的宗教传统。他说，我们必须去找学校墙报的编辑，宣布我们开始了新生活，不愿与父亲的宗教过去有任何瓜葛。父亲硬要我们这样做，还说，这样做不会给他带来困扰，只会为我们开辟美好的前景。(215)
迫使年轻人背弃自己亲人的不仅仅是野心，还有其他因素。此类断绝关系的公开信，大多写于离家上大学或进城工作的前夕。这是新身份的宣言，也是对苏维埃梦想和目标的承诺。20世纪30年代初充满了巨大的机遇和社会流动性：工人的子女有望成为专业人士；农民的孩子梦想进城。苏维埃的宣传对症下药，刻意鼓动这类抱负，把对个人成功的崇拜放到了五年计划的中心位置。电影、书籍、歌曲，都突出无产阶级“普通英雄”的功勋——工程师、科学家、劳动模范、飞行员、勘探人员、芭蕾舞演员、男女运动员——给苏联带来荣耀。年轻人受到鼓励，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工作也可取得同样的成就，以此证明自己无愧于苏维埃公民的称号。
最重视这种抱负的往往是“富农”和其他苏维埃“敌人”的子女——这个悖论恰好又是“富农”父亲和他们的儿子之间冲突的症结。子女从小就背上出身不好的烙印，一直希望成为社会上的平等成员，唯一途径就是诀别自己的过去。有些背弃自己的“富农”亲人，有些在自述中避而不谈，还有些声称他们已“死去或消失”。这种否认往往是生存所必需的，但相关的记忆仍可唤起悔恨和羞耻。不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曾经举报他人，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相对“正常”，追求各自的事业，而父母却消失于古拉格。他们接受苏维埃制度，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尽管心里很清楚，该制度已将自己的家庭摧毁。
对这些悔恨情感的表达，没人比诗人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更为有力。他1910年出生于斯摩棱斯克省的扎戈列村；父亲特里凡是铁匠，夫妇俩养育了7个孩子，生活中等，尚算舒适。亚历山大年纪轻轻就是共产主义者，1924年加入共青团，成为村里的积极分子。他经常因政治问题与父亲发生争论，曾两次离家出走，因为无法接受家人的农民生活方式。1927年，他加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RAPP），搬到斯摩棱斯克，在共青团报纸《青年同志》（Young Comrade）上发表了第一首诗《写给父亲和富人》：
你家没有缺乏，
你富裕——我观察，
所有有墙有顶的农舍中，
最好的是你家。(216)
1930年的春天，当局向特里凡课以重税。他担心被捕，逃去顿巴斯寻找工作；到秋天，儿子伊万（当时17岁）和康斯坦丁（22岁）相继跟来。他们认为，跑去寻找父亲会减轻母亲的负担。伊万在当年冬天回家，却发现自己已成“富农”的儿子，无法上学。1931年3月，除了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一家都被逐出扎戈列村，康斯坦丁（已被关押在斯摩棱斯克）和特里凡（一从顿巴斯归来即被逮捕）也加入了家人的流放行列，前往乌拉尔。在随后两年中，他们在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进进出出，四处潜逃，如果能找到国内护照制度中的漏洞，就在工厂和矿区打打零工。家人时聚时散，直到1932年秋季。其时，特里凡在乌拉尔的下塔吉尔镇工厂找到了一份铁匠工作。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在斯摩棱斯克的教育学院学习，努力成为年轻诗人。他的第一首长诗《走向社会主义的大道》（1931年），描绘了集体农庄生活的灿烂图景。他在学院的学生会议上发言，赞成反对“富农”的运动，但他显然对家人的遭遇感到不安。1931年春天，他去拜访地区党委书记鲁缅采夫，希望他能从中斡旋，以减轻他们的磨难。特瓦尔多夫斯基在1954年回忆，鲁缅采夫却说“生活当中，有时必须在家庭和革命之间作出选择”。那次会谈之后，特瓦尔多夫斯基被选为“动摇分子”，苏维埃当局要考察他的忠诚。他在文学会议中，被攻击为“富农”的儿子。他得以躲避厄运，全仗当地作家阿德里安·马克多诺夫为他作了勇敢且积极的辩解（后来自己却入了狱）。(217)
由于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特瓦尔多夫斯基刻意疏远家人。1931年春天，父母从乌拉尔的利亚利亚“特殊定居地”给他写信。他们并不指望经济上的帮助——因为他们知道儿子自己也很拮据。伊万在1988年回忆：“他们只希望，他也许想与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保持联系。”伊万继续讲述了后面的故事：
亚历山大回过两次信。他在第一封信中答应帮忙，但很快寄来第二封信，内含我难以忘怀的字句：“我的亲人们！我既不是野蛮人，也不是动物。我要你们坚强起来，要有耐心，努力工作。消灭富农阶级，并不意味着消灭富农本身，更不会是消灭孩子……”再后来，就是这么一句话：“……我不能给你们写信……也不要写信给我。”
当这封信读给伊万的母亲听时，她——
低下头，坐在板凳上，陷入深思，然后大声讲出话来。她不是讲给我们听，而是讲给自己听，用来说服自己仍拥有儿子的爱和忠诚。她说：“我知道，我觉得，我相信……他并不容易。我儿子当然是别无选择，人生就像旋转木马，你又能如何呢？”(218)
两个月后，即1931年8月，特里凡带上小儿子帕夫利克逃离利亚利亚定居地，其余的人都留在原地。一个月后，他们到达斯摩棱斯克，前往苏维埃大楼寻找亚历山大，知道他在那里的编辑部工作。特里凡叫门卫打电话给儿子，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我知道他来信的内容，但我想：他是我儿子！至少可以帮帮帕夫拉希卡[帕夫利克]。一个小男孩，他的亲兄弟，能给他带来什么危害呢？亚历山大出来了。上帝保佑，与儿子见面，怎么会如此担惊受怕的！我在恐慌中看着他，他已长大，修长又帅气！他父亲的儿子！他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我们，然后开口，不是说“你好，爸爸”，而是一句：“你怎么来的？”
“修罗[亚历山大]！我的儿子！我们正在饥饿、疾病、任意处罚中慢慢死去！” 我回答。
“那么，你是逃出来的？”他突然问，这似乎不是他自己的声音，他的目光也变得异样，似乎要把我钉在地上。
我保持沉默——我能说什么呢？只能如此了——我只是为帕夫拉希卡感到遗憾，他只是一个小男孩，希望得到哥哥的爱，没有想到如此的结局！
“我只能把你们送回原地，免费。”——这是亚历山大的原话。
我知道，进一步的请求或乞求都已无济于事。我只让他等一等，因为我还要去斯托尔波沃镇向朋友讨债，等我回来后，听凭他安排。他显然有些吃惊。
“那好，你走吧。”他说。
特里凡在斯托尔波沃镇找到朋友一起喝酒，帕夫利克在一边睡着了。午夜时分，警察赶来逮捕特里凡，因为亚历山大已把他出卖。(219)
亚历山大再次看见或听闻家人的消息已是4年之后。在这段时间，伊万认为，亚历山大只能将自己的内疚注入他从未发表的诗里：
你是谁，兄弟？
你好吗，兄弟？
你在何处，兄弟？
在哪一条白海运河？
——《兄弟》，1933年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1940年
1935年，伊万前往斯摩棱斯克找亚历山大。他逃离“特殊定居地”，在莫斯科和其他工业城镇漂泊3年，以打零工为生，但渴望回到自己的故乡，也想让哥哥知道家人的近况。兄弟俩仅有两次简短的会面，亚历山大告诫弟弟赶快离开斯摩棱斯克：“这里没有你要的东西，只会发现不愉快而已。相比之下，生活在这里对我很重要，这里的人都认识我！”(220)
伊万当时对哥哥存有太多的抱怨，到了晚年，才渐渐理解亚历山大承受的压力：他必须留在人们认识和尊重自己的地方，所取得的成功又能提供某种保护。对哥哥的选择，伊万不无同情：
我敢说，我的到访激起了他的内疚和自责。他忘不了写给流放中的我们的信，也忘不了他与父亲在苏维埃大楼的见面，我为他感到遗憾。不管我喜欢与否，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一名真诚的共青团员，自20世纪20年代起，矢志不渝。我现在认为，亚历山大亲眼目睹了伤害自己父母和兄弟姐妹的革命暴力，虽然是不公且错误的，却变成了一种考验，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共青团员。也许他并不想向别人证明——只想证明给自己。毫无疑问，他以这种方式来自我说服：“每一名富农都是某某人的父亲，他的孩子是某某人的兄弟姐妹。我的家人凭什么与众不同呢？要勇敢，要坚强，决不向抽象的人道主义和阶级利益之外的情感低头。”他的逻辑是：你如果支持集体化，就意味着你也支持消灭富农阶级；在道德上，你没有权利要求自己父亲获得例外的待遇。亚历山大可能在心里为家人哀痛，不过，我们家也仅是众多富农家庭之一而已。(221)
五
1928至1932年的“大转变”，摧毁了维系家庭和社区的旧关系和旧忠诚，创造了以人与国家的关系来定位的新社会。在这个制度中，社会阶级是至关重要的：国家推崇“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但阶级又不是固定或僵化的，数百万人离开家园，变换工作，在全国各地搬来迁去，很容易改变或重塑自己的阶级身份。只要有助于上进，大家都学会了编造自己的阶级身份。他们变得越来越聪明，或隐瞒和掩饰自己的不纯出身，或文饰自己的履历，使之显得更像“无产阶级”。
“自我改造”的概念，在布尔什维克的圈子里是非常流行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中心，就是要清除旧社会的“小资产阶级”和个人主义的冲动，创造更高层次的人格（苏维埃新人）。一位党领袖在1929年写道：“我们都是过来人，身上仍存有以往的弊病。我们在自己的身上，就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须自我改造。”(222)同时，人们能改变和操控自己的阶级身份，又给党领导带来极大的焦虑。(223)他们普遍担心，涌入城镇的大量破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富农”、商人、教士等），将稀释“无产阶级”的纯度——“无产阶级”是他们想象中支持专政的社会基础——党内会充斥隐瞒自己出身的“自私自利者”和冒险家。
苏维埃报刊上有不少此类骗子故事，最有名的是弗拉基米尔·格罗莫夫。他冒名顶替，自称是熟练的工程师和获奖的建筑师，在1935年被判处10年劳改，去白海运河工地服刑。格罗莫夫使用伪造的文件，获得高薪工作和莫斯科的高级公寓，甚至说服后勤人民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向他预支了100万卢布。(224)对冒名顶替者的担忧，折射出党领导的深刻焦虑，直接影响了之后的大清洗文化。大清洗中激烈的指控，就是为了要彻底揭露暗藏“敌人”的真实身份。整个20世纪30年代，党领导鼓励人们相信，同事、邻居、朋友、亲戚都有可能躲在假面具之后——这种观念，既毒害了人际关系，又为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推波助澜。艾莱娜·邦纳的弟弟在父亲被捕后曾说：“看，人民公敌到底是什么嘴脸，有的甚至伪装成父亲。”(225)
除了集体化，伴随五年计划的还有一场对“阶级敌人”和“异己分子”的大清洗，以铲除潜在的反对和异议。随着国内护照制度的引入，警方奉命加强措施，把“社会不纯分子”——“富农”、教士、商人、罪犯、“寄生虫”、妓女、吉普赛人及其他族裔（芬兰人、朝鲜人、伏尔加德裔等）——赶出城镇。(226)害怕自己受到社会的排斥，驱使数百万人隐瞒自己的出身。在理论上，自我改造是可行的，但过程可能很长，很不确定。隐瞒似乎更加可靠，更是为社会接受的捷径。20世纪30年代初的混乱时期，改变自己的身份相对比较容易，或搬去另一城市，或领取新的档案。假档案很容易获得，或通过行贿，或向每个集镇都有的伪造者购买。如果要漂亮的履历，甚至无需花费钱财。很多人干脆扔掉旧的，换一个苏维埃政府申请新的履历表，填上不同的履历，甚至还可篡改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地。(227)各省的苏维埃官员和警察，其低效和腐败是众所周知的。
对于女性而言，婚姻是掩饰自己社会出身的又一途径。安娜·杜博娃1916年出生于斯摩棱斯克省的农民大家庭。父亲1929年作为“富农”被捕，被送去波多利斯克的建筑工地——就在莫斯科的南边，妻子和孩子也跟了过去。母亲得到兔场的一份工作，安娜就读于附属于面包厂的工厂技校，原以为可以回归为“正常”人，却没想到安娜姐姐的共青团员朋友，站出来揭发她们在隐瞒“富农”出身。杜博夫一家全遭驱逐，丢失了所有的财产和居住权。父母带着年幼的孩子去了莫斯科以东200公里的勒热夫地区，住在父亲亲戚的草棚内；安娜逃到莫斯科。姐姐嫁给了当地人，她让安娜睡在自己小房间里的地板上。安娜没有居住证，纯属非法居留，却仍在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她从工厂技校毕业，成了布尔什维克蛋糕工厂的糕点厨师，专门从事蛋糕的装饰工作。她的前途开始变得光明，但危险始终存在：“富农”出身和非法居留一旦暴露，她将失去一切。她在20世纪90年代的采访中说：
那段时间里，每当看到警察，我就很怕。因为在我眼中，他会告诉大家，我有嫌疑。所以我结了婚，只是为了能掩饰我的背景……我丈夫是个贫农，又是共青团员，在莫斯科附近的村苏维埃担任秘书。作为一名共青团员，他的工作就是识别和剥夺富农……我的婚姻只是一种伪装。我没有地方住，结婚之后，才有自己的一小间。上床睡觉时，我会自言自语，亲爱的主呀，我竟睡在自己的床上。
变成“无产阶级”的西蒙诺夫，1933年
安娜的丈夫很善良，就是喝酒太多。“我一直在做梦——‘主啊，要是能嫁给一位体面人，那该多好啊。’我和他朝夕相处，即便已经生下女儿，却还在梦想有一位体面的丈夫。”(228)
被迫过这种双重生活的人，需要不时承受曝光的威胁。有一名前秘密警察上校，还是共产党的模范，一直隐瞒自己的贵族出身。他回忆道：“我一直处在恐惧之中，无时无刻不在担忧，‘假如我的真相突然暴露’，我所努力的、我为自己和家人所建立的、我的生活、我的职业生涯，都会轰然倒塌。”除了恐惧，还有其他相互矛盾的冲动和情感——被动、内向、羞愧、自卑——能在同一人身上，既激起他对苏维埃政权的秘密憎恨，又激起他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决心，以此克服自己的出身不纯。人陷入如此的双重人格，变得得不知所措，其公众形象完全吞噬了他的内心世界。有人这么回忆：“我开始觉得，我就是我正在扮演的人物。”(229)
年轻的西蒙诺夫有过类似的经历。他隐瞒贵族出身，在萨拉托夫的工厂技校学做车床工，填在登记表上的身份是“无产阶级”。西蒙诺夫擅自决定进工厂技校，而继父希望他去高等学院或大学攻读——在他父母的旧世界服务阶层看来，那是理所当然的教育轨迹。但十几岁的西蒙诺夫，为新工业社会的前景而感到无比兴奋。他看到，无产阶级是新兴的统治阶级，亟想加入其中。西蒙诺夫回忆：“这是五年计划的开始，其浪漫精神彻底征服了我。我加入俱乐部，讨论该计划和它的不同版本。它对我的吸引力，远远超过我的中学课程。我的继父非常恼火，我在工厂技校的第一年，他几乎都不理我。”(230)
工厂技校笼罩在激进的、无产阶级的氛围之中。一半学生来自工人家庭，另一半来自儿童之家。作为贵族的儿子，西蒙诺夫在此出格得危机四伏，但他尽量调整，舍弃他少年时的短裤和凉鞋，换上工人的套衫和鸭舌帽，努力与同学们打成一片。西蒙诺夫受无产阶级的吸引，其重要原因在于工人的独立性：“我认为，成人的生活始于他开始上班，赚钱养家。我也要尽快独立，养活自己。”(231)西蒙诺夫加入产业工人的大军，自然也就独立于家庭之外，不再让其贵族背景拖自己的后腿。
为了供自己在萨拉托夫工厂技校学习，西蒙诺夫去生产弹药的通用工厂当学徒，上夜班，组装突击步枪的子弹盒。到1931年春天，他的月收入是15卢布，虽然微薄，对家庭预算来说却是一大贡献。特别是在4月之后，继父亚历山大被捕，15岁的西蒙诺夫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
那次逮捕进行得有条不紊。敲门声在晚上10点钟响起。由于亚历山德拉感到不适，家人早已上床睡觉，亚历山大要到穿戴齐整，方才让警察进入自己的营房公寓。康斯坦丁醒来，发现继父正在用放大镜核对搜查证：
搜查持续了很久。他们做得中规中矩，在两个房间里逐一检查全部的物件，甚至查看我有关金属技术的技校笔记、七年级笔记和母亲的一大堆信件——她喜欢写信，也喜欢所有的亲戚和朋友给她写信……等到他们完成搜查，理好文件和信件，好像还开出了一张被没收物件的清单——也可能我弄错了。我想，终于结束了。其中一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把它递给父亲，这是对他的逮捕令。我当时没想到，事后才意识到，不管搜查结果如何，逮捕从一开始就在计划之中。真不忍心看到母亲的反应，尽管她有坚强的性格。她显然病了，一整夜坐着，持续发烧，浑身颤抖。父亲很平静，认真读完那张纸——再一次从背心口袋拿出放大镜——确定它真是一纸逮捕令，然后他简速吻了母亲一下，并告诉她，一旦弄清误会，他就会回来。他紧紧握着我的手，一言不发，与逮捕他的人一起离开了。(232)
像亚历山大一样，西蒙诺夫也认为这只是一场误会。他应该知道，许多专家在萨拉托夫被捕，包括继父任教的军事学院的好几名军官。像众多失去亲人的其他人一样，西蒙诺夫也倾向于把继父的被捕，当做一桩乌龙事件。“我认为，其他人肯定有罪，他们是我的敌人，但我无法将他们与我继父联系在一起。”(233)这种区别帮助他维持对苏维埃司法制度的信心。政治警察官员有条不紊的行为——不仅体现在亚历山大被捕之时，西蒙诺夫4年前目睹继父的亲戚叶夫根尼·列别捷夫被捕的过程也是如此——更加强了这一信心。
西蒙诺夫遵照亚历山德拉的命令，向技校老师汇报了逮捕一事。她说，不汇报反而是懦弱的表现。西蒙诺夫没被学校开除，但被告知，最好等到继父获释后再递上他的入团申请表。亚历山德拉和儿子被逐出营房的小公寓，所有家当被扔到街上——包括配有几张板凳的桌子、两个书架、一个衣柜、一张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军用木箱和西蒙诺夫曾睡过的吊床。那天正好大雨滂沱，邻居收容了正在发烧的亚历山德拉，她的儿子则赶去萨拉托夫郊区寻找新的住所。他租好房间后，又找来一个货车司机帮助搬家。终其一生，他永远记住那一天——他第一次挑起家庭的重担，一刹那间，他长大成人。
我没齿不忘，没有怨恨，甚至有点自我得意，因为我证明了我能应付一切。我有一种受伤的感觉，主要是为我的母亲……她不能原谅那些将我们赶走的人。毫无疑问，我仍能记住那些人的名字，因为我对母亲的受辱感同身受，即使我还只是一个男孩……(234)
西蒙诺夫在继父被捕一事上的反应，不是责备和质疑苏维埃政权，而是更加努力工作，以补贴家用。也许，继父的被捕更加强了他的信念：为了保护自己，他必须夯实自己的无产阶级身份。整个夏天，西蒙诺夫白天读书，晚上打工。他获得晋升，成为二级学徒工，工资翻了一番。这足以供奉母亲，还能每周送两个包裹给狱中的继父。亚历山德拉在一所中学教法文和德文，赚取额外的现金。到秋天，亚历山大出狱了。西蒙诺夫回忆：“他拥抱、亲吻母亲，甚至也吻了我，这很不寻常。他好像起了变化，起初我没注意，后来才明白，他的脸色变得阴冷苍白，不再是以前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模样。”(235)
亚历山大并没透露在监狱遭受的折磨，只称所有的指控都被撤销，因为他在“严峻压力”之下也拒绝认罪。西蒙诺夫回忆，在他看来，这件事的教训在于坚定不移：
时至今日[1978年]，我自问：那个夏天发生于萨拉托夫的事件，是否影响了我对生活的态度？是否在我十五六岁的心灵中留下了烙印？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就继父而言，其结果并不出乎意料。他还是原来的他——绝对是思路清晰和认真负责的典范——认识他的人全都相信他的无辜。在那可怕的岁月中，与我们交往的几乎每个人都很友好——那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对继父的审讯，由于他的强大和坚毅，其结局也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如此，它却给我带来不安。我想，如果是一位较为软弱的人，如果承受不了同样的折磨，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令人担忧的想法，久久停留在我的脑中……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这可能是潜意识的。我也已证明，自己可以应付一场危机。(236)
“富农”子女试图掩盖自己的社会出身，其承受的压力，一点也不亚于资产阶级子女和贵族子女。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得就读苏维埃学校和大学，不得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不得参军，不得从事较好的职业。他们往往渴望与家人划清界限，以证明自己是“苏维埃公民”，其实质就是害怕自己受排斥。1942年，20岁的沃尔夫冈·莱昂哈德被流放去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地区，他父亲是1935年抵达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人。沃尔夫冈在师范学院学习，同学中的大多数是“富农”子女，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被流放到这个半沙漠地区。他们幼时吃了很多苦，后来才获准上学，很快就要变成教师。莱昂哈德注意到，这使他们的政治身份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变：
我的大多数同学周末回家，回到卡拉干达周围的[特殊]定居地。他们返校后，谈及自己的父母时，经常义愤填膺。我经常听到他们说：“他们还是不懂！我多次向他们解释集体化的道理，但旧派人永远都不会觉悟！”
这些富农的子女，刚流放至此时还是幼儿，随着时间的流逝，事实上已成了斯大林主义者。(237)
很多“富农”子女最终变为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甚至加入国家的镇压机关，开创出一片事业）。对有些人来说，转变的过程涉及一个长期且自觉的“自我改造”，不无心理成本，斯捷潘·波德鲁布尼便是一例。他1914年出生于乌克兰西部文尼察地区的农民家庭，他父亲作为“富农”流放至阿尔汉格尔斯克，他与母亲1929年逃到莫斯科。斯捷潘在《真理报》印刷厂的技校找到一份学徒工，加入共青团，率领工人突击队，编辑墙报（一种宣传鼓动），成为工厂理事会成员，似乎还被警方招募成了举报人。那段时间里，他一直小心翼翼地隐瞒着自己的“富农”出身。他的日记记录了自己的战斗历程：如何清除身上农民老祖宗的病态心理，如何脱胎换骨当上一个苏维埃公民。他尽量阅读正确的书籍，采纳正确的态度，以穿着整齐和学习舞蹈来提高个人修养，在自己身上培养关心公益和保持警惕的苏维埃美德。每年年底，他制订进度表，以便衡量自己“在文化上的进步”（犹如国家机构为五年计划规划每一年的经济进步）。他的“富农”出身，一直是自我厌恶和自我怀疑的根源，一再被视作自己缺点的缘由。他还在思忖，到底能否真正成为社会的平等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