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的机构是由它们的效果来检验的。倘若人民幸福、团结、富有而强大，我们就可以推想其余的一切了。好处来自哪里，我们就可以断定哪里会是好的。在旧的机构中，对于它们理论上的偏差已经找到了各种各样的修正办法。它们的确是各种各样的必要性和便利性的产物。它们通常并不是依据任何理论而建立的，毋宁说理论是从它们那里得来的。在它们里面，我们往往看到，在手段似乎并不完全协调于我们所能想像是原来的规划的地方，目的却得以最好地达成。由经验所教导的手段也许比起那些原来的计划中所设计的手段，能够更好地适合于政治目的。它们又反作用于原始的体制，并且有时还改进它们似乎已经偏离了的那种设计本身。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可能很奇特地体现在不列颠的宪法之中。在最坏的情形下的每一种估计中的错误和偏差都被发现和估计到了，而航船却继续沿着她的航线前进。这就是老的机构的情况；但是在一个新的纯属理论性的体系中，每一种设计都被期待着在表面上看来能适应它的目的，尤其是在那些设计者们全然不必烦心去努力使新的建筑适应于旧的建筑物的地方——无论是在墙壁上还是在地基上。
法国的建设者们，把他们所发现的一切东西都当作是垃圾给清除掉了，并且像他们精于装饰的园丁一样地把一切事物都纳入一个精确的水平上。他们提出要把全部地方的和全国的立法机构建立在三个不同种类的三个基础之上：一个是几何学的，一个是算学的，第三个是财政的；其中的第一个他们称之为地域的基础；第二个为人口的基础；第三个为赋税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的第一个，他们就把他们国家的领土划分为83个规则的正方形，各为18里格（league）乘18里格。这些大的分区被称为省（Department），而这些他们又继续以正方形的量度分成为1720个地区，称之为公社（Commune）。他们又继续再往下划分，以正方形的计量方法来进行，分为更小的地区，称之为区（canton），总数为6400个。
乍看起来，他们的这种几何学基础并没有很多值得赞颂或责难之处。它并不需要有伟大的立法才能。对于这样的一个计划而言，除了有一个精细的土地勘测员和他的测链、瞄准器和经纬仪之外，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这个国家旧有的区划是由不同时期的不同偶然事件、各种财产权和司法权的起落浮沉确定了它们的疆界的。毫无疑问，这些疆界并不是根据任何一种固定的体系来规定的。它们要服从于某些不便利；但这些不便利已经在运用中找到了补救办法，并且习俗已经提供了适应性和耐性。在并不是根据任何的政治原则、而是根据恩培多克勒(303)和布丰(304)式体系的方块套方块的这种新铺砌法以及这种组织和半组织之中，要使人们所不习惯的无数地方性的种种不便利必定不会出现，乃是不可能的事。但这些问题我将要跳过去，因为这需要对这个国家有确切的知识来说明它们，而这是我并不具备的。
当这些国家的总监们前来考察他们的测量工作时，他们很快就发现，在政治上的一切事物之中，最谬误的莫过于几何学的证明了。他们于是就求援于另外一种基础（或者毋宁说是一种支撑物）来支持起在那种谬误的地基之上摇摇欲坠的那座建筑物。显然，土壤的肥瘠、人民的数目、他们的财富以及他们缴纳税赋的多少，在方块与方块之间造成了如此无限的差异，以致使得测量法成为了衡量共同体中的力量的一种荒谬的标准，并且使得几何学上的平等成为了衡量人们分配的一切尺度之中最不平等的一个尺度。然而，他们又不能放弃它。但是由于把政治的与公民的代表制分为三个部分，他们就把这些部分中的一个部分归之于方形的度量，而并没有任何一件事实或一种计算能肯定这一地域性的比例代表制是分派得公正的，而且依据某一原则说应该是1/3。可是我设想，既然从那门崇高的科学的赠礼中给予了几何学以这种比例（她的亡夫遗产的1/3(305)），所以他们就留下了其余两份来让其他两部分（人口与赋税）混战一团。
但当他们要供养人口时，他们就不能像在他们几何学的领域里所做到的那样进展如此之顺利了。在这里他们的算学就背上了他们法学形而上学的负担。假如他们坚持他们的形而上学原则的话，这种算学的办法确实是很简单的。人们对于他们来说是严格平等的，并且在他们自己的政府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在这个体系中，每一个人头都会有其一票，而且每一个人都会直接投在立法机构中会代表他的那个人的票。“但只轻轻地——逐步地，却还不够。”(306)法律、风俗、习惯、政策、理性都要服从的这种形而上学的原则，却还得使自己服从于他们的意愿。代表要与他的选民能够发生接触之前，其间必定有许多的等级和若干阶段。事实上，正如我们马上将会看到的，这样的两个人互相之间是不会有任何形式的交流的。首先，对组成为他们所称的初级议会的区的投票人，有一种资格限制。说什么！对于不可剥夺的人权有资格限制？是的，但那是一种小小的资格限制。我们的不公正不会是有什么压迫性的；只不过是要交付给公众当地3天劳动的所值而已。无论怎么说，我都愿意承认，除却彻底推翻你们那使人平等的原则而外，这对于任何东西来说都不算多。作为一种资格限制，很可以不要去管它；因为它并不适应确立任何一种资格限制时的任何一种目的；并且，根据你们的意见，它从所有别人之中排除了那个人的投票权，而他的天然平等权却是最需要得到保护和防卫的——我指的是除了他的天然平等权而外别无其他可以保障自己的那个人。你们命令他去购买权利——而这是你们以前告诉他，在他一出生时大自然就无偿地给了他的，而且大地上没有任何权威可以合法地剥夺于他的。至于不能到你们市场来的人，则一种反对他的暴虐的贵族制，就被你们这些假装是与它势不两立的敌人在刚入口的那个地方建立起来了。
这种分级制继续在进行着。这些区的初级议会选出代表到公社来；每200名有资格的居民选出一人。这是初级的选民与代表制立法者之间的第一道中介；而且这儿又设立了一道新的关卡以第二种资格限制来向人权征税：因为凡是不能缴纳10个劳动日的所值的人，就不能被选入公社。这并没有完，还有另外的一项分级。(307)由区选到公社，再选到省，省的代表们又再选出他们的代表进入国民议会。这里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资格限制的第三个障碍。每一个进入国民议会的代表，必须交纳价值一马克(308)银币的直接税。对于所有这些资格限制的障碍，我们只能是同样地认为，它们是无力保障独立的，只对于摧残人权是有力的。
在全部这一过程中——那在它的基本成分上，倾向于基于自然权利的原则而只考虑人口——有着一种对于财产的明显关注；而这一点无论在其它规划中是如何之公正合理，在他们的规划中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当他们来到他们的第三个基础，即赋税的基础时，我们就发现他们更加整个地忽视了他们的人权。这一最后的基础完全是基于财产的。这一原则完全不同于人类的平等并且是与之全然不可调和的，从而却得到了承认；但是这一原则刚一被承认，就（正如通常那样）被推翻了；而且它之被推翻（正如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并不是要使财富的不平等趋近于自然的水平。在代表制的第三个部分（这部分专门保留给更高级的纳税）所增添的份额，仅仅是规定给区、而不是给其中纳税的个人的。不难看出，在他们的推理过程中，他们是怎样地被他们的人权与富人特权两者之间的矛盾观念所困扰。宪制委员会几乎要承认它们是完全不可调和的。“当问题在于个人与个人之间政治权利的平衡时——没有这一点，个人间的平等将被摧毁，而一种富人的贵族政体就会建立起来——这种有关纳税的关系，无疑地（他们说）是无价值的。但是当纳税的比例关系仅仅从大量的人群、并且单纯从省与省之间加以考虑时，这种不便就完全消失了；在那种情况下，它仅只是在城市之间形成一种公正的相互比例，而并不影响到公民的个人权利。”
在这里，纳税原则就人与人之间而言，被指责为无价值的，并且是破坏平等的；它还是有害的，因为它导致了一种富人的贵族政体(309)的建立。然而却又决不能抛弃它。摆脱困难的办法就是在省与省之间建立不平等，而使每个人在每个省中都处于确实的同等地位。请注意，这种个人之间的平等在以前各省内确定资格限制时就已经被破坏了；而人们的平等无论是集群地还是个别地受到损害，看来都无关重要。一个个人处于由少数人所代表的人群中与处于由很多人来代表的人群中，并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要告诉一个珍惜自己的平等地位的人说，有的选举人投票选出3个人和他投票选出10个人是有着同样的选举权的，那就太过分了。
现在，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它，并且让我们假设他们按照纳税（也就是依据财富）的代表制原则设想得很好，而且对于他们的共和国是一种必要的基础。在他们的这一第三基础上，他们设想财富是应该受到尊重的，而且正义和政策都要求他们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给予富人以更大的份额；现在就可以看到，议会是怎样通过赋予他们的地区——而不是赋予他们个人——凭借他们的财富而来的更大限度的权力，从而为富人们提供了优越性乃至安全感的。我很愿意承认（我的确把它奠定为一条根本的原则），在一个有着民主基础的共和制政府中，富人们的确需要有着比他们在君主制下所必需的额外的安全保障。他们遭到嫉妒，又由嫉妒而遭致压迫。在目前的规划中，没有可能推想他们会从贵族式的优先性中——群众的不平等的代表制就是以它为基础的——得到了什么好处。无论是作为对尊严的支持还是作为对财富的保障，富人们都感觉不到它，因为贵族式的群众是从纯粹民主制的原则产生的；而且普遍代表制所赋予它的那种普遍性，丝毫也没有照顾到或者联系到群体的这种优越性乃是建立在他们的财产之上的那些人们。如果这个规划的设计者们想要因为他们的纳税而对富人们有所加恩的话，他们就应该是或者把恩典赋予富人个人，或者是赋予由富人所组成的某种阶级（像是历史学家们所描述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310)在罗马早期体制中所做的那样）；因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较量并不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斗争，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较量；不是各个地区之间的，而是不同类别之间的竞争。如果这个规划被颠倒过来的话，会更好地适应于它的目标；亦即使得各群体之间的投票权都是平等的，每一群体之中的投票权还是与财产成比例。
让我们设想（这是个很容易的设想），在某一地区中，一个人的纳税和他的100个邻居是一样地多。而他只有1票反对这些人。如果在这个群体中只有一名代表的话，他那些贫穷的邻居们在选举那一名代表时，就会以100比1的票数胜过他。这实在太糟糕了。但是由于他而作了某些修改。怎么修改的呢？这个地区凭借他的财富选出（比如说）10名而不是1名代表：也就是说，由于交付了很大的一笔税，他就有幸要被穷人在选出10名代表时以100比1的票数胜过他，而不是被穷人在选出仅只1名代表时以恰好同样的比例胜过他。事实上，富人要遇到更多的困难，而并没有得益于这种代表制在数量上的优越性。在他的省份内代表的增长多达9人——以及民主制候选人可能会远远不只9人——是为了进行密谋策划，并且以牺牲他为代价而讨好人民并压制他。除了居住在巴黎的乐趣和参与了王国政府而外，下层的人民大众还由于这种办法而得到了另一种利益，即每天得到18个里弗的薪金（这对于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目标了）。野心的目标增加得越多和变得越民主化，富人们也就随之以那种比例越受到威胁。
因此这必然是那个被认为是具有贵族性的省份里穷人和富人之间所发生的情形；但在其内部关系上则情形恰好与那种特征(311)相反。在它的外部关系中，也就是在它与其他省份的关系中，我看不出那种按财富而给予群体的不平等的代表制是怎样成为了保障共和国的均衡和安宁的手段的。因为如果它的目标之一是要保障弱者不受强者的欺压（像在所有社会都无疑会有的那样）的话，那么这些群体中更贫穷弱小的人又如何可以免于富有者的暴政呢？是靠给予富有者更进一步增加有系统的压迫手段吗？当我们涉及团体之间代表制的平衡时，它们之间就非常容易像是在个人之间一样地出现地方性的利益、争执和妒忌；而且它们的分歧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更热烈的分裂精神，以及某种导致更近于一场战争的东西。
我知道，这些贵族性的群体是建立在所谓的直接纳税的原则之上的。没有什么会是比这更加是不平等的一种标准了。由消费税而产生的间接税，实际上是一种更好的标准，而且要比这种直接纳税更为自然地在追随着和发现着财富。要根据对这一种或另一种或这两种税赋来确定地方受重视程度的一个标准，的确是困难的；因为某些省份可能由于并非其内在（而是产生于它们有某些地区因其显著的税额而博得了偏爱）的原因，而在某一种或在两种税赋方面都交纳得更多。如果各种群体乃是独立的主权体，它们要以显著的份额供给联邦国库，而且税务局并没有（像它往常那样）对于全体课以很多的税；它们只是个别地而非集体地影响到人们，并且由于它们的性质而混淆了所有的地域界限，那么我们就可以谈谈基于群众的纳税基础了。但是在所有的事物之中，这一根据纳税而确定的代表制是一个国家中最难于确定公平原则的事物了，因为一个国家要把它的各个地区都视为一个整体中的成员。因为一个大城市，例如布尔多或巴黎，看来似乎交纳了几乎与所有指派给其他地方的份额不成比例的一笔巨大的税额，并据此对它的群众加以考虑。但是这些城市是按照那种比例的真正纳税者吗？不是的。遍及全法国的商品消费者们都来到布尔多，支付了布尔多的进口税。吉耶讷（Guienne）和朗格多克（Languedoc）的葡萄酒生产，给这个城市提供了从出口贸易中所增长起来的税收的手段。把产业消耗在巴黎，因而就是巴黎这座城市的创造者的地产主们，是从他们的地租所由以产生的各省而为巴黎纳了税的。非常近似的同样论点，也可以用之于根据直接纳税而分配的代表份额，因为直接纳税必须根据实际的或认定的财富加以评定；而那种地方的财富其本身却并非出于本地的原因，而且因此就公平而言就不应该造成一种地方性的偏向。
非常令人瞩目的是，在这种确定依据直接纳税的群体代表制的根本规划之中，他们并没有确定直接纳税将要怎样规定以及如何分派。或许在这种奇怪的程序中有着某种潜在的政策趋向于延续当前的［国民］议会。无论如何，只有完成了这件事，他们才有可能有明确的宪法。它最终必然依赖于税收体制，并且必定随着该体制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当他们设计各种事物时，他们的税制之有赖于他们的宪法，远不如他们的宪法之有赖于他们的税制。这一定会在各群体之间引起巨大的混乱；正像地区对于投票的资格变化的限制必然会造成无穷无尽的内部纷争——只要是进行真正竞争的选举的话。
把这三个基础放在一起——不是就它们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就［国民］议会赖以工作的那些观念而言——进行比较，并且检验一下它与它自身的一致性，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发觉，被委员会称之为人口基础的那项原则，并不是与其他两项具有贵族性质的所谓地域的和纳税的基础，都从同一个出发点开始运作的。结果便是，在所有三项原则都一起开始运作的地方，前一项原则就对后两项原则产生了最为荒谬的不平等。每个区有4平方里格，据估计平均有4000名居民，或者说在初级议会中有680名选民（这一数字要随着该区的人口而变化），而每200个选民要选出一名代表到公社。9个区组成一个公社。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区，包括有一个海港商业城或一个大制造业的城镇。我们假设这个区的人口是12700个居民，或2193个选民，构成3个初级议会，并向公社派出10名代表。
相对于这一个区的是同一个公社其余8个区中的其他2个。我们可以假设其中每一个的一般人口数为4000个居民和680名选民，或者说二者一共是8000个居民和1360名选民。这些将仅仅构成2个初级议会，并且仅仅派出6名代表到公社。
当公社的议会根据那个议会中被承认首先要起作用的原则，即地域的基础，而来进行选举时，那个只有其他2个区的地域之半的单一的区，将依据明确的区域代表制的理由在选出3名代表进入省议会的选举中，具有10比6的投票权。倘若我们正如我们很有理由地那样来设想，公社中的其他几个区在比例上少于平均人口（正像是主要的区超过了它那样），这种不平等尽管是惊人的，还会大大地加重。
现在，再看也被承认为在公社的议会中起首要作用的一项原则的纳税基础。让我们再来看看上面所说过的那样一个区。如果大商业或大制造业城镇所交纳的全部直接税平均分派给居民们，那么每个人都会发现所交纳的要远远多于一个农村居民依据同等平均数所交纳的。前者的居民所交纳的总额会比后者的居民所交纳的总额更多——我们可以公允地假定要多1/30那么这个区的12700个居民或2193个选民就要和其他区的19050个居民或3289个选民——这近于其他5个区的居民和选民的估计比例数——交纳得一样多。而这2193个选民，正如我前面说过的，只派出10名代表参加议会；那3289个选民则要派出16个。这样，就整个公社的纳税中的同等的份额而论，在依据代表整个公社的总税额的原则选举代表时，却会出现16票对10票的差异。
用同样的计算方式，我们会发现其他区的15875个居民或2741个选民只交纳不到整个公社纳税的1/6，却比那一个区的12700个居民或2193个选民还要多3票。
在这一由地域和纳税而产生的代表制之奇特的权利再分配中，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怪诞的和不公正的不平等便是如此。这一切所加的资格限制事实上都是消极的资格限制，它所赋予的权利与他们的财产成反比。
无论你愿意从什么角度来考虑，在整个这三种基础的设计中，我并没有看到把各种目标协调为一个一致的整体，而是有好几种互相矛盾的原则被你们的哲学家们勉强地而又无法调和地拼凑到一起，就像是被关在笼子里的那些野兽要互相撕咬直到它们互相毁灭为止。
我恐怕对他们考虑制订一部宪法的方式已经说得太多了。他们有着大量的但是很坏的形而上学；有着大量的但是很坏的几何学；有着大量的但是很坏的比例算学；然而假如它完全像形而上学、几何学和算学所应该的那样精确，而且假如他们的规划在它们的所有各部分都是完全一致的话，那么它也只不过是造成了一幅更美妙好看的幻景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种对人类的伟大安排中，居然对任何道德事物或对任何政治事物找不到任何一种参照系，找不到有任何东西是关系到人们的关注、行动、情感和利益的。Hominem non sapiunt.［他们并不认识人。］(312)
您看，我仅仅是从选举上考察这部宪法，一步一步地直到国民议会。我并没有深入研究各省内的政府，以及它们经历的公社和区的谱系学。在原来的计划中，这些地方政府是尽可能地要以选举议会的同样原则和同样方式来组成的。它们每一个的自身都是十分紧密而完整的。
您只能是看到在这一规划中，有一种直接而当下的趋势要把法国分解为一大堆共和国，并使得它们彼此之间全然独立，除了它们默认来自各个独立共和国的使节们的全体大会所决定的东西而外，就没有凝聚、结合或从属关系上的任何直接的宪法手段了。事实上，国民议会就是如此，而且这样的政府我承认在世界上确实是存在的，(313)尽管在形式上要无比地更加适合于它们人民的地域上和习惯上的境况。但是这种联合（而不是政治体）一般都是必然性的而非选择的结果；并且我相信，当前法国的政权正是那第一个在获得了随意处置他们的国家的充分权威之后就已经选择了要以这种野蛮的方式来肢解它的公民体。
不可能看不到，这些号称的公民们就以这种几何学的分配和算学的安排的精神在对待法国，就像是对一个被征服的国家那样。他们像征服者一样地行动，他们模仿那种粗野种族的最为粗野的政策。这些蔑视被征服的民族并凌辱他们情感的野蛮胜利者的政策，永远是要尽其全力摧毁这个古老的国家在宗教上、在政体上、在法律上以及在风尚上的一切遗迹；混淆所有的地域界限；制造一场普遍的贫困；拍卖他们的财产；砸烂他们的君主、贵族和主教；贬低一切昂首于水平线之上或是可以用来在老见解的旗帜之下联合和团结在艰难困苦之中被瓦解了的人民的一切东西。他们这些人类权利的真挚朋友以罗马人解放希腊、马其顿和其他民族的那种方式(314)已经使得法国自由了。他们在向他们的每个城市都提供独立性的幌子之下摧毁了他们联合的纽带。
当组成为这些区、公社和省的新团体（这是用混乱的办法蓄意制造的安排）的成员们开始行动时，他们将发现他们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彼此是陌生人。遍及各地而尤其是农村各区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往往都没有任何公民的习惯或联系或任何成其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的灵魂的那种自然的行为准则。现在，地方长官和征税人与他们的辖区，主教们与他们的牧区，牧师们与他们的教区已不
再相识了。这些人权的新殖民地与塔西佗(315)所描述的罗马衰亡期的政策中那种军事殖民地有着强烈的相像之处。在更好和更明智的时期（无论他们对外族采取什么路线），他们都小心翼翼地把一种有条不紊的从属与殖民关系的各种成分放在同一个期间；而且甚至于把公民行为准则的基础奠定在军事的基础之上。(316)但是，当所有这些美好的艺术品已经沦亡时，他们就正如你们的［国民］议会所做的那样，向着人类的平等继续前进，而且同样地几乎不去判断、不去顾及使得一个共和国成其为可以容忍和可以持久的那些东西。但是在这一点上，正如在几乎每个实例里一样，你们的新共和国是在那些标志着堕落与衰朽的共和国的种种腐化之中诞生的、繁殖的和养育的。你们的孩子是带着死亡的征兆来到世上的；facies Hippocratica［希波克拉底的面孔］(317)成了他的容貌的特征和他的命运的预兆。
那些缔造古代共和国的立法者们懂得他们的事业是太艰辛了，以致不能靠并不比一个本科大学生的形而上学和一个税务官的数学和算学更好的工具来完成。他们必须与人打交道，他们就不得不去研究人性。他们必须和公民们打交道，他们就不得不研究那些与公民生活环境相联系的习惯的影响。他们深切地感到，这种第二天性对第一天性的作用产生了一种新的混合；并且因而在人们中间便出现了许多分歧，因他们的出身、他们的教育、他们的职业、他们生活的时期、他们居住在城镇还是乡村、他们取得和保有财产的各种方式以及因财产本身的性质而异，所有这些都使得他们有如不同的动物品种一样地繁多。因此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不得不把他们的公民们安置到这样不同的阶级里去，放置到国家中这样不同的位置上去：那里是他们的特殊习惯使他们有资格去填充的；并且分派给他们这样不同的适当的特权：以此确保他们特殊的境况所需要的东西，并且对每一种人都可以提供这样的力量，从而能在由所有复杂的社会中所必定存在而且必定相互争斗的各种利益分歧所引起的冲突之中保护他们。因为那位立法者应该感到羞愧的是：连粗野的老农都应该很清楚如何分派和使用他的羊、马和牛，并应该有足够的常识不把它们抽象化，都等同于动物，而不给每一种动物以恰当的饲料、照顾和使用；而他，这位自己同类的管理者、安排者和保护者，却把自己高升为一种空洞的形而上学家，决意对自己所带领的那群人一无所知而只看成是普遍的人而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孟德斯鸠(318)就非常正当地指出了，古代伟大的立法者是在他们对公民的分类中最大限度地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并且甚至于超越了他们自己。正是在这里，你们现代的立法者却深深地陷入了反面的行列，并且甚而沉沦到他们自身的一文不值之下。前一种立法者们关注的是公民的不同种类，并把他们结合到一个共和国里去，而另外那些形而上学的和炼金术的立法者们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途径。他们企图尽力把所有各种公民都混为一个均一的群体，然后又把他们的这种混合物分成为许多不相连贯的共和国。他们把人们贬低为仅仅为单纯记数用的零散的筹码，而不是其力量产生于它们在那张表上的位置的数字。他们自己的形而上学的要素应该更好地教会了他们。他们的范畴表的口诀应该告诉过他们除了实体和数量之外在思想的世界里还有着一些别的东西。他们应该从形而上学的问答手册中学到，在每种复杂的思考中都还有八个要点(319)——这是他们所从未想过的，尽管在全部的10条之中，这8条是人类的技能到处都能加以运用的题材。
他们非但没有某些古代共和国的立法者们那么能干的心性——它以一种精心的准确性关注着人们的道德状况和倾向——反而夷平了并彻底砸烂了他们所发现的哪怕是君主制的粗糙的并非人为安排下的一切等级，而那种方式的政府对公民的区分并不具有在一个共和国中那么大的重要性。然而，这倒是真的，即每一种这样的分类如果恰当地加以排列的话，则在所有的政府形式中都会是美好的；并会构成反对专制主义暴行的强大阻力，同时又是使一个共和国有效而持久的必要手段。缺少了这样的一些东西，如果目前对共和国的规划一旦失败，那么对一种有节制的自由的一切保障也就会随之而失败；所有能缓冲专制主义的间接限制也就都被排除了；就君主制如果在法国在这个或任何别的王朝之下重掌全部权势(320)而言，如果不是从一开始就由明智而有德的君主顾问们有意地加以抑止的话，那么它将很可能是大地之上所曾出现过的最为完整的专断权力。这将是上演一场最绝望的赌博。
他们甚至于宣称，伴随所有这些进程的一片混乱，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并且他们希望以人们对伴随着他们制造出它的那些罪恶会卷土重来的恐惧而保障他们的宪法。他们说：“由于这一点，对于不全盘使整个国家解体就不能将它打碎的权威而言，它的毁灭会变得困难了。”他们设想，如果这一权威居然达到了他们所已经获得的同等程度的权力，它就会更加节制和更加严厉地来运用它，而且会对他们肢解国家所使用的那种野蛮方式满怀虔诚地战栗不止。他们希望，由于恢复专制主义的德行，他们普遍邪恶的产物会享有安全。
阁下，我期望您和我的读者们能仔细地研究一下德·卡洛纳先生关于这一题目的著作。它确实不仅是一份雄辩的而且是一份有力的和有教益的杰作。我把自己只限于他谈到的与新国家宪法和国家岁入情况有关的部分。至于这位大臣和他的对手们的争论，我并不想对他们的事情发言。我也同样无意冒昧地对于他要把他的国家从它目前受奴役、混乱无序、破产和乞怜的可耻可悲的处境解救出来的那些财政的或政治的方式和方法发表任何意见。我也不能像他那样非常乐观地去推想：他是一个法国人，比我对那些目标有着更密切的责任，并对判断它们有着更好的方法。我希望他所提到的那份由［国民］议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所作的正式宣言——即关于他们规划把法国不仅是从君主制变为共和国，而且是从共和国变为一个单纯的邦联（confederacy）的倾向——会受到特别的注意。它给我的观察增添了新的力量，并且德·卡洛纳先生的著作确实在这封信的大部分主题上都以许多引人注目的新论据弥补了我的不足。(321)
正是这一要把他们的国家分裂成若干单独的共和国的决议，才把他们驱入了他们最大的困难和矛盾之中。如果不是由于这一点，那么所有从未能加以解决的个人权利、人口和纳税的精确平等和那些平衡的问题，就会全都毫无用处了。代表制虽然溯源于各个部分，却应该有责任同等地注视着全体。每一个进入［国民］议会的代表，都应该是法国的，而且是她各色人等的代表——是多数人的和少数人的，是富人的和穷人的，是大地区的和小地区的代表。所有这些地区本身都要服从于某个独立于它们而存在的永久权威——从这个权威产生了他们的代表制和一切从属于它的东西，并且代表制就是指向它的。这个永久的、不可变动的、基本的政府，就会使得——而且这也是它唯一能够做的事——那片领土成为一个真正的和严格的整体。在我们［英国］这里，当我们选举人民代表时，我们派他们到一个议会里去，在那里每一个人个别地都是一个臣民，并服从于一个政府全部完整的日常的职能。在你们，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就是主权者，而且是唯一的主权者，因而所有的成员就都是这个唯一主权者的构成部分。但是在我们这里，那就完全不同了。在我们这里，代表脱离了其他部分就不能有任何的行动和任何的存在。政府乃是我们的代表制的个别成员和地区进行咨议的所在。这就是我们团结的中心。这个咨议的政府乃是全体的而非各部分的托管者。我们公共议会的其他机构——我指的是上议院——也是如此。在我们这里，国王和贵族乃是对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郡、每一个城市之间的平等的、个别的和共同的保障。您什么时候听说过在大不列颠有的地方遭受过其代表制不平等之苦，有哪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代表制？不仅是我们的君主制和我们的贵族制保障着为我们的团结所依赖的平等，而且它就是下议院本身的精神。这种受人如此之愚蠢地抱怨的代表制的不平等，也许就正是阻碍了我们像各地方的成员那样来思考和行事的那种东西。康沃尔（Cornwall）和整个苏格兰选举了同样之多的成员，但是康沃尔就比苏格兰得到更好的照顾吗？你们得自某些轻佻的俱乐部的任何根据，几乎没有促使他们动过脑筋。大多数那些根据任何动听的理由而希望做出任何改变的人，都是依据不同的想法在要求改变的。
你们的新宪法在其原则上与我们的正好相反；而且我很吃惊，有些人怎么会梦想把它里面所成就的任何东西拿出来作为大不列颠的样板。在你们那里，最后的代表与最初的选民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或者不如说根本就没有联系。进入国民议会的成员并不是由人民选择的，也不对他们述职。在他当选之前，还有三次选举；介于他与初级议会之间的有两套行政机构，从而使得他（正如我所说过的）成为一个国家的大使而并非是一个国家内部人民的代表。由于这一点，整个选举的精神就改变了，而你们的宪法贩子们所设计的任何修正，都不可能使他成为别的除其现状以外的什么东西。这样做的企图正好会不可避免地引致混乱，如果可能的话，要比目前还更加可怕。除非是通过迂回的办法，使得候选人从一开始就求助于初级的选民们，以便这些初级选民可以通过他们权威性的指示（也许还有某些更多的东西）迫使随后的两个选民团体作出符合他们愿望的选择，舍此别无办法在最初的选民和代表之间产生一种联系。但是这显然会颠覆整个的规划。它又会把使他们陷入人民选举的那种嘈杂与混乱之中——而这正是他们想要用他们插进来的分级选举加以避免的——最终是冒险把整个国家的命运都交给了那些对它最没有知识又对它最没有兴趣的人。这是一种永恒的两难困境，他们被他们所选择的邪恶、软弱而又互相矛盾的原则抛入其中。除非人民打破并铲平这种分级，否则他们显然在实质上根本就没有对［国民］议会的选举权；事实上他们在外表上和在实际上一样几乎没有选举过。
在一场选举中，我们大家所寻求的是什么呢？要达到它的真正目的，你们首先必须具有了解你们的人适合与否的办法，而后你们就必须通过个人的义务或依附性而保持对他的某种控制。这些初级选民们在选择中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受到恭维，或者不如说是受到嘲讽的？他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有关将要为他们服务的人们的品质的任何东西，而且这些人对他们也没有任何一种义务，不管是哪一种义务。在所有不适合由那些掌握着任何实际的判决权的人所委任的权力之中，最特别不适合的就是与一种个人的选择相关的东西了。在滥用权力的情形下，初级选民的团体永远也不能让代表来汇报自己的行为。在代表制的链条中，他和他们脱离得太远了。倘若他到了两年任期结束时行为不端，那也不会牵涉到他再连任两年。由于这部新的法国宪法，最优秀的和最明智的代表们就和最坏的代表们同样地进入了这座Limbus Patrum［炼狱］(322)。可以认为他们的根基是污秽的，必须驶进船坞去重新改装。每个在议会中服务过的人，都没有资格续任两年。这些长官们开始学习他们的行当时，也正像烟囱清洗工(323)一样，是没有资格来操作的。浮浅、新鲜、粗糙的学识，以及片断的、支离破碎的病态的记忆力，会是你们将来一切执政者注定了的特色。你们的宪法有着太多令人艳羡的东西了，以致在其中不会含有多少意义的。你们把代表会违背信赖的问题看得如此重要，以致于你们一点都不顾及他是否适合于执行它。
这个赎罪的间隔期，对于一个毫无信义的代表——他可能是一个好的拉票人，正如他是一个坏执政者一样——并非是不利的。这时他会策划使自己优居于最有智慧和最有德行的人之上。因为到最后这一选举宪制的所有成员也都同样地消散了，他们仅仅是为了选举才存在的，他们可能不再是同样的那些选举出他来的人们了——而当他要提出请求重新接受委托时，他是要对选举出他的人们负责的。要求公社的所有二级选民（对此）作出解释，那是荒唐可笑、行不通而又不公正的；他们本身在自己的选择中就可能已经受了蒙骗，就像第三级的选民即那些省的选民在他们的选择中所受到的那样。在你们的选举中，责任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在法国的这几个新共和国的性质和宪法中，找不出有任何一种彼此一致的原则，于是我就思考那些立法者从任何的外来的材料中为它们提供了什么粘合剂。他们的联合、他们的场面，他们的公民宴会和他们的热情，我并不关心；它们都只不过是些花样而已；但是通过他们的行动而追踪他们的政策，我认为我能辨识出来他们准备把这些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的种种安排。第一种就是没收，以及附着于它的强制性的纸币；第二种则是巴黎城至高无上的权力；第三种是国家的全部军队。对于这最后一种，我将保留我所要说的话，直到我要把军队本身作为单独一个题目来考虑的时候。
至于仅仅作为粘合剂的第一种（即没收与纸币）的作用，我不能否认这些相互依赖的东西会在某些时间构成某种粘合剂，如果他们的疯狂和愚蠢在管理中以及在把各个部分调剂到一起时从一开头并未引起抗拒的话。但是即便承认了这个规划有某种凝聚性和某种延续性，在我看来，如果不久之后，这种没收并未被发现足以支撑起纸币（正如我从道义上就肯定它是不会的那样），那么它就不是粘合，而是给这些邦联共和国（在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它们内部各个部分之间）都将无穷地增添分裂、颠倒和混乱。但是假如这种没收到目前为止还能成功地回笼纸币的话，这种粘合剂却要随着流通而消失了。同时它那约束力也会是很不确定的，而且它将随着纸币信用的每一次变化而或松或紧。
在这个规划中惟有一点是肯定的——它貌似一种间接的、但在那些指导这桩事务的人们的心中（我对此毫无疑问）却有一种直接的效应，那就是，它在每一个共和国中都造成一种寡头制的效应。一种并不是建立在任何实际的贮存或保证之上的纸币流通，数额已达到4400万的英国货币，而且这种通货强行取代了这个王国硬币的地位，因而成为了它的国库的实质，以及所有它那商业和民事的交易媒介；它必定要把所有的不管是什么权力、权威和影响——无论那可能采取什么形式——都交到这种流通的管理者和指导者的手中。
在英国，我们感受到了银行的影响，虽然它仅仅是一种自愿交易的中心。确实不懂得金钱对于人类的影响的人，看不到掌管金钱事务的力量——那取决于管理者的程度，要比我们的任何东西都更加广泛得多，而且在其性质上也更加深刻得多。但是这并不单单是一种金钱的事。在这个体系中还有另一个成员是不可分割地与这种金钱管理连结在一起的。它存在于随意抽取被没收土地的各个部分用于出售，以及进行一场把纸币变为土地、土地变为纸币的不断转换的过程。当我们跟随这一过程到达它的结果，我们就可以觉察到有关这一体系运作所必须运用的力量的强度的某种东西了。通过这种手段，金钱盈利和投机的、精神就进入了大量的土地本身之中，并与之合为一体。由于这一运作，那种财产就（仿佛是）变得挥发了；它采取了一种不自然的而又古怪的活动，从而把所有的金钱的代替品以及或许全法国所有土地的足足1/10都投进了若干主要的和从属的、巴黎的和外省的管理者的手中；它现在已经得到了纸币流通的恶果中最糟糕而又最有害的部分，即它那价值的最大可能的不稳定性。他们把拉托娜对于德洛斯的地产的善意颠倒过来了。(324)他们让他们的地产随风飘走，就像是破船中轻巧的碎片一样，oras et littora circum［绕着海岸和海滨］。(325)
这些新的交易者们都是些积习成性的冒险家，他们没有任何固定的习惯或地方的偏爱，一旦纸币的、金钱的或土地的市场显得有利可图，他们就会再去追逐盈利。虽然有一位神圣的主教(326)认为农业将从要购买教会被没收产业的那些“启蒙了的”高利贷者那里得到巨大的好处，但是我——不是个好农夫，却是个老农夫——要以极大的谦恭恳请让我去告诉他后来的主人，高利贷并不是农业的导师；而且如果“启蒙了的”这个词是按照新词典来理解的话——就像它一直在你们的新学派那里那样——我不能想像一个人之不信仰上帝怎么能教给他任何多一点点的耕种土地的技术或促进措施。“Diis immortalibus sero”［我为永恒的上帝而播种］，(327)有一个罗马老人当他手执犁的一端而死神执着另一端时，曾这样说过。尽管你们要委派两个学院的所有领导人都参与Caisse d'Escompte［贴现银行］的领导，但一个富有经验的老农就抵得上他们的全体。在和一位卡尔都西派(328)修士的简短谈话中，我得到了比从我曾交谈过的所有的银行领导人那里得到的更多的有关耕作的奇异有趣的知识。然而，并没由理由要害怕金钱交易者们介入农村经济。这些先生们在金钱繁殖上是太精明了。起初，或许他们多愁善感的想像力会迷恋着纯朴的和无利可图的田园生活的乐趣；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就发现农业是一桩更为艰辛的行业，而且比起他们所脱离的交易是获利太少了。在对它唱过了赞歌之后，他们就会像他们伟大的先驱者和典型人物一样背转过身去。——他们也会像他一样，开始时是唱着“Beatus ille”［幸福的人］(329)——但是结尾又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