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œc ubi locutus foenerator Alphius,
Jam jam futurus rusticus
Omnem relegit idibus pecuniam,
Quœrit calendis ponere.
［高利贷者阿尔弗乌斯这样说，
他总是想成为一个农人，
这个月的中旬收回了所有的钱，
是为了下个月一开始再把它放出去。］(330)
在这位主教的神圣预告之下，他们就培养出了Caisse d'Eglise［教会银行］，那比它的葡萄园或它的谷地都获利更多。他们将会按他们的习惯和他们的利益来运用他们的才智的。当能够掌管财政和统治各地方时，他们是不会去扶犁的。
你们的立法家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崭新的，他们是第一个把共和国建在赌博之上的，并把这种精神注入其中，如同它那性命攸关的呼吸一样。这些政治的宏伟目标就是要使法国变形，从一个伟大的王国变为一个大赌场；把它的居民变为一个赌徒的民族；使投机像生活一样地广泛；把它掺进它所关注的所有事务；并且把这个民族全部的希望和恐惧都从它们正常的渠道上转入那些靠投机为生者的种种冲动、激情和迷信之中。他们高声宣扬他们的见解：他们目前的这个共和国体系没有这种赌博基金就无法存在下去；而且它的一线生机就是从这些投机的纤维中抽取出来的。古老的基金赌博无疑地是够害人的，但它还仅仅是对个人如此。即使当它在密西西比和南海(331)有着最大的涉及面时，相比较而言也只是影响到少数人；在它扩展得更远时，如像在发行彩票时，这种精神也只有一个单一的目标。但是在法律——法律在大多数情形下禁止并且从不鼓励赌博——本身误入歧途，从而违反了它的本性和政策，并把赌博的精神和象征带入最细微的事情里去，使每个人在每件事情上都置身其中，公然强迫臣民们走向这种毁灭性的赌桌；这时候一种更为可怕的、还从未在世界上出现过的传染性的病症就蔓延开来。在你们那里，一个人不投机，就既不能挣得、也不能买到他的正餐。他早上所得到的，在晚上就不再有同样的价值了。他所被迫要偿还一笔旧债的那种东西，将不会被认为与他所要偿还他自己缔结一份债务时所要支付的是同样一笔钱而为人接受；当他要根本避免缔结债务而立即偿还时，那也不会是同样的一笔钱了。工业必定要凋萎，经济必定要从你们的国家被驱除出去。小心谨慎的深谋远虑将不再存在。不知道自己工资的数目，谁还会去劳动？谁还会去研究增进那些没有人能够预测的东西？在不知道自己储蓄的价值时，谁还会去积蓄？如果你把它从它在赌博的运用中抽出来，用于积累你们纸面的财富，那就不会是一个人的远见，而只是一只寒鸦的病态的本能。
这种系统地造就一个赌徒民族的政策中真正可悲的部分就在于，虽然所有人都被迫参与，却很少有人能懂得这场赌博；而有条件为他们自己利用这种知识的人就更少了。大多数人必定成为控制这类投机机器的少数人的蒙骗对象。它对农村必定会造成什么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城里人可以日复一日地算计着，农村居民却不能如此。当农民第一次将他的谷物带到市场，城里的官员就强迫他按票面价值接受指券；当他用他的这种钱去到商店时，他发现它贬值了7％。这个市场他是再也不愿去了。城里的人将会发火；他们要强制农村的人拿出他们的谷物。于是抵抗就会开始，巴黎和圣德尼的谋杀者们将会重新遍布法国。(332)
赋给农村的份额或许比在你们代表制的理论中的更多，但这种空头馈赠又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把金钱和土地的流通中的真正权力置于什么地位？你们把提升或贬低每个人的不动产的价值的手段放在哪里？其操纵可以使得法国每个人的财产减少或增加10％的那些人，必定成为每一个法国人的主宰者。由这场革命而来的全部权力都将落入城里的市民以及那些左右他们的金融领导人的手中。那些有地产的绅士、自耕农和农民中没有任何人有此习惯或倾向和经验，能使他们对法国现存的权力和影响的唯一来源有所分享。正是乡村生活的本性，正是地产的本性，在它们所提供的所有职业和所有乐趣中使得那种方式的联合和安排（那是唯一取得和发挥影响的方法）在乡村人民中间成为不可能的事。尽管用你们所能用的一切办法和全部的勤勉把他们联合起来，他们总是又分解为个体。任何团结性的东西在他们之间几乎总是行不通的。希望、恐惧、惊慌、艳羡，一天当中讲完就成过去的过眼烟云的故事，所有这些东西——它们是领导者用以控制和驱使随从者们的脑筋的缰绳和马刺——在分散开来的人民中是很不容易或者是几乎不可能加以运用的。他们集合，他们武装，他们行动，都是极其困难的，并要付出最大的代价。他的努力，如果居然能够开始的话，也不可能持久。他们不可能有系统地行事。倘若乡村的绅士们试图通过他们单纯的财产收入来施加影响，这对于那些有着10倍于他们的收入可以出售，而又可以把他们的赃物带到市场上较量而毁灭他们的财产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有地产的人想要抵押，他就贬低了他的土地的价值而抬高了指券的价值，他就以他必须要采用来与他的敌人进行斗争的那种手段本身而增加了他的敌人的力量。因此乡绅、海陆官员、有着自由的观点和习性而不附属于任何行业的人，就会完全被排除于自己国家的政府之外，就仿佛他是合法地被排斥在外似的。显然，在城镇中所有密谋来对付乡绅的东西都联合起来而有利于金融管理者和领导人了。在城镇中，联合是自然的。市民们的习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消遣、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怠惰都不断地把他们引向相互接触。他们的德行和他们的邪恶都是交流着的；他们总是在戒备之中；所以他们已经组编并有所训练地被掌握在那些意图组织他们采取政治或军事行动的人们之手了。
所有这些考虑使我毫无疑问：倘若这一宪法的怪物能够延续下去的话，法国将完全被社团中的煽动家，被指券的管理人和出售教会土地的托管人、代理人、经纪人、金融骗子、投机家和冒险家——他们构成了一种建立在王权、教会、贵族和人民的废墟之上的卑劣的寡头制——所组成的各种城镇中的团体所统治。在这里，所有的平等和人权的骗人的梦想和憧憬都结束了。在这个卑鄙的寡头制的“塞波尼斯大沼泽”(333)中，它们全都被吞没了、沉沦了并永远消失了。
虽然人们的眼睛无法追踪它们，但人们禁不住要想，法国的某些重大过失一定会向上苍哭告的，上苍曾认为以屈服于邪恶卑劣的统治来惩罚它是适宜的；在这种统治中，找不到任何甚至在其他那些暴政下所显示的虚假荣光中的抚慰和补偿，使得人们即使终身受压迫，也并不感觉自己有失尊严。我必须承认，对于少数人的作为我深感忧伤并夹带着某种愤怒；他们一度身居高位，并且仍然有着伟大的品格，他们被华而不实的虚名所惑，他们在致力于一桩事业时走得太远而超出了自己的理解力所能测度的界限之外，他们把自己的美誉和他们声名赫赫的权威借给了那些他们不可能熟悉的人的诡计，并且从而就把他们的德行本身用之于毁灭他们的国家。
关于第一种粘合的原则，就谈到这里。
他们新共和国的第二种粘合物便是巴黎城的优越地位；(334)这一点我承认是与纸币流通和没收财产的那另一种粘合的原则有着牢固的联系的。正是在这个规划的这一部分里，我们必须寻找各省和各管辖区域（教会的和世俗的）一切古老的界限消灭的原因，以及事物之间一切古老的结合的瓦解和这样许多彼此并无联系的小共和国形成的原因。巴黎城的权力显然是他们所有政治的一个巨大的泉源。正是通过现已成为投机的中心和焦点的巴黎的权力，这个派系的领袖们就在指导着，或者不如说是在号令着整个立法和整个行政部门。因此凡是能够加强那个城市对其他共和国的权威的事情，都必须要做到。巴黎是坚实的；她有着与任何方块形的共和国的力量完全不成比例的巨大力量；而且这一力量是被汇集和凝聚到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的。巴黎各个部分之间有着自然而轻易的联系，那不会受到任何几何式宪法图式的影响，它在代表制中的比例或多或少对它也无关紧要，因为在它的鱼网里有着整网的鱼。但这个王国的其他区划却被撕割成了碎片，并且脱离了它们全部的习惯办法，甚至于统一的原则，所以至少在相当时间内，无法联合起来对抗她。在所有从属于她的成员中，除了软弱、疏离和混乱而外，就没有被留下任何别的东西了。为了加强计划的这一部分，［国民］议会近来已经决定，他们的共和国不得有两个是有同一个主管长官的。
对于一个纵观全局的人来说，这样所形成的巴黎的强大，将会出现一种普遍衰弱的体制。他们夸耀说，采用了这种几何学的政策，所有的地方观念就会消失，于是人民就不再会是加斯科涅人（Gascons）、皮卡德人（Picards）、布列塔尼人（Bretons）、诺曼人（Normans），而是法国人；只有一个国家、一个中心和一个议会。但是，更大的可能倒是，那个地区的居民很快就会没有国家，而并不是都成了法国人。从来就没有人由于一种骄傲、偏爱和真正的亲切感而依附于一种方格形划分的归属的。他绝不会因为属于第71号方格或任何其他号码而感到光荣的。我们是在我们的家庭里开始我们的公共感情的。没有任何一种冷漠的关系意味着一个热诚的公民的。我们进而扩展到邻里情谊和我们惯常的地方性的种种联系。这些都是客栈和休息地。我们国家的这种区划乃是由习惯而不是由权威突如其来的举动所形成的，它们是这个伟大国家的许许多多的小化身，而心灵则在其中找到了某些自己可以去充实的东西。对于整体的热爱并不会由于这种低一级的偏爱而消失。或许，它是对那些更高级和更宏大的关怀的一种基本训练——正是由于这一点，人们才会像对他自己的事业一样地倾心于像法兰西那样一个如此广阔的王国的繁荣。公民们由于古老的偏见和非理性的习惯——而不是由于它那外形上的几何学的特性——才对它那全部领土的本身深感兴趣，就像是对各个地方的古老的名称一样。只要它能延续下去，巴黎的权力和显赫地位肯定会压服这些共和国并把它们拢在一起的。但是，由于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的那些理由，我认为它是不可能持续太久的。
从这个宪法的政治创造和政治结合的原则过渡到国民议会——它是作为主权者而出现和行动的——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实体：在它的宪法中有着一切可能的权力而没有任何可能的外部控制。我们看到了一个实体：没有根本法、没有确定的准则、没有受人尊重的行事规则，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它坚持任何一种体制。他们的权力观念总是从立法权限的最大程度的扩张中取得的，并且他们总是从最紧急的必要的种种例外情况取得他们通常的样板的。未来在大多数方面将会像是当前的［国民］议会一样；但是，由于新的选举方式和新的流通趋势，它将清除掉那少量存在于本来是从各种不同利益中选出来的少数人中的、并保存他们精神里某些东西的内部控制。如果可能的话，下一届［国民］议会必定会比目前的更糟糕。目前这个议会由于摧毁了和改变了一切事物，显然不会留给他们的后继者们有什么受人欢迎的事情可做。他们将被好胜心和先例所唤起而去做那些最鲁莽而又最荒谬的事情。要设想这样一个［国民］议会开会时能保持完全的安宁，那将是荒唐可笑的。
你们无所不备的立法者们在急于立即做出一切事情时，却忘记了看来是带根本性的一件事，而我相信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从来都不曾为任何共和国的规划者所忽略过。他们忘记了创立一个参议院，或者具有那种性质和特征的某种东西。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由一个立法的和主动的议会所组成的政治体，而它的行政官却没有这样一个咨询会议；却没有某种外国可以使自己本身与之相联系的机构；却没有某种在政府的通常事务中人民可以指望着的机构；却没有某种在国家事务中带来倾向性和稳定性，并保持某种类似一致性的东西的机构。国王们一般总是有这样一种团体作为一个咨询会议的。一个君主制可以没有它而存在，但它看来却是一个共和制政府的实质所在。它占有一种介乎由人民所行使的或由他们所直接委派的最高权力与单纯的行政权二者之间的中间位置。这在你们的宪法中没有丝毫迹象；而由于没有提供任何这类的东西，你们的梭伦们和努玛们(335)就像是在别的任何事情上一样地发现了一种主权的无能。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他们在构造一种行政权力上所做的事。为此他们选择了一位被贬黜了的国王。这位他们的首席行政官，将是一部机器，在他职能的任何一种活动中都没有任何一种深思熟虑的决定权。他最多也只是一个向国民议会传达可以让那个机构知道的那些事情的渠道而已。如果他是被当作独一无二的渠道的话，这种权力也并非没有其重要性；尽管对于那些选择了要运用它的人是无比危险的。可是公共消息和事实通报也可以由任何其他的传递方式以同样的精确性传到［国民］议会。因此，就通过一个被授权的报道者的陈述而对措施给予指导的方法而言，这种信息机构就是形同虚设了。
现在就从民事的和政治的两个自然分支上来考察法国对一个行政官的规划——在前者中必须注意到，根据新宪法，司法权的最高部分无论在它的哪一条线上，都不属于国王。法国国王并不是司法的源泉。法官们——无论是初级法院的，还是高等法院的——都不是由他任命的。他既不能提出候选人，也对人选没有否决权。他甚至于连检查官都不是。他只是作为公证人来认证若干地区对于法官的选择。他得由他的官员们执行他们的判决。当我们深入考察他的权威的真实性质时，他看来只不过是个捕役、执杖警官、法警、狱吏和绞刑吏们的头领罢了。不可能把任何被称为王权的东西，置之于更有辱人格的观点之下了。像他那样被剥夺了一切可尊敬的东西和在那个职位上一切可慰藉的东西，没有发起任何审判的权力，没有悬置权、减刑权和赦免权，如果他和司法行政根本就毫无关系的话，对于这位不幸的君主的尊严来说，倒还要好上一千倍。司法中的一切卑鄙可憎的事体都丢给了他。当他们决心把那位最近还是他们的国王的人放到仅仅比刽子手高一级的地位上而且差不多是同样性质的一个职位上时，［国民］议会如此煞费苦心地要抹掉某些职务的污点，并非是一无所图。像法国国王被安放在现在的位置上，使他无法尊重自己，也无法得到别人的尊重，这并不是自然的事。
再从他的政治能力这方面来观察这位新的行政官，因为他是依国民议会的指令在行事的。执行法律乃是一个君主的职责；而执行命令就不是一个国王了。然而一项政治上的行政职能，尽管不过如此，也还是一项重大的托付。它确实是一项托付，它非常之有赖于主持它的人和所有他的下属们双方的忠诚而勤勉的表现。履行这一职责的手段应该由法令赋予；并且对它的意向应该由伴随这一托付的环境所鼓舞。它应该与尊严、权威和慎思熟虑相伴随，并且它应该导向光荣。行政的职务是一种费力的职务。并不是由于无能为力，我们才期待着由权力来工作。一个国王要指挥行政机构而又没有任何办法来酬报它，那算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没有一份长久的职务，没有一笔土地的赏赐，不，没有一笔50镑的年俸，没有一个最空洞和最卑微的头衔。在法国，国王不再是荣誉的源泉，正如他不再是司法的源泉一样。所有的报偿、所有的奖赏都在别人的手里。那些对国王效劳的人们不是被天然的动力而是被恐惧所驱使的；是被一种对于除了他们的主人而外的一切事物的恐惧所驱使的。他那对内的强制职能和他在司法部门所行使的职能是同样地可憎。如果要给予任何自治市以救济，那要由［国民］议会来给予。如果要派部队来，使之服从［国民］议会，那要由国王来执行这一命令；而且他在每种场合都溅上了他的人民的血渍。他没有否决权，然而他的名义和权威却被用来增强每一项粗暴的法令。不仅如此，他还必须赞同屠杀那些要试图把他从监禁中解救出来，或者是对他个人或他那古老的权威表示最轻微依恋的人。
行政官职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组成，使得那些组成它的人应该倾心爱戴和尊重那些他们必须要服从的人。一种蓄意的忽视，或者更坏的是，一种字面上的但却是颠倒而恶意的服从，必定只能是毁灭最有智慧的建议。法律企图预见和追踪这种精心的忽视和狡滑的用心都会是枉然。要使人们热情地行动起来，并不是法律所能胜任的。国王们，即使是那些真正的国王们，可以而且也应该容忍臣民们的那些对于国王们来说是令人讨厌的自由。他们也可以在不贬损自己的情况下甚至容忍这样一些人的权威，只要它能促进他们的服务。路易十三对黎塞留主教恨得要命，但他对于那位大臣反对其敌手的支持，却是他的统治的全部光荣的来源和他王位本身的坚实基础。路易十四登基时并不喜欢马萨林主教(336)，但为了他本人的利益却保持住马萨林当权。老年时他厌恶卢伏瓦(337)，但在许多年内当他忠实地效劳于他的伟业时，他容忍了这个人。当乔治二世让肯定并不讨他喜欢的皮特先生(338)进入他的御前会议时，他并没有做玷污了一个明智君主的任何事情。但这些是因事务而不是因亲悻而选出的大臣们，是以国王的名义并受了国王的托付而行事的；而不是作为他们所公开承认的、宪法上的和表面上的主人。我想，任何国王，当他从他最初的恐怖之中恢复过来时，都不可能热诚地把生机和活力注入到他知道是由他一定会信服地认为是对他本人最不怀好意的那些人们所制定的措施的。又有哪一个仅仅是以得体的貌似尊重而效劳于这样一个国王（或者，不管他是叫什么）的大臣会热诚地服从那些在另一天就会以自己的名义把他们投入巴士底狱里去的人的命令呢？他们会服从那些人的命令吗？那些人在行使专制的裁判时还自以为是在以宽恕待人，还自以为是给进了监牢的人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呢。如果你们期望在你们其他的创新和改造中有这种顺从的话，你们就应该在自然界制造一场革命，并为人心提供一种新的组成。否则，你们的至高无上的政府就不会和它的执行体系相和谐。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是不能采用名称和抽象化的。你们可以把我们有理由恐惧和憎恨的半打领袖人物称为民族。这无非是使我们更加恐惧和憎恨他们而已。倘若由这些人以这些手段来制造这样一场革命——就像你们制造了你们的革命那样——被认为是有理由且有利的，那么完成10月5日和6日的任务(339)就会是更明智的了。这位新的行政官就会把他的处境归功于那些既是他的主人又是他的创造者的人们；而且他不得不在利益上、在犯罪社团上并且在感激之情上（如果在罪行中也可能有德行的话）服务于那些把他提升到一个有着大笔的钱财和大量的感官享受的地位的人们；还有更多的东西：因为他必定从那些人那里收到了更多的东西——那些人在造就了一个屈服的对手之后，当然不会去限制这个被夸大了的人的。
一个国王处在目前的这种境遇，如果不是完全被他的不幸击晕了头脑，以致于认为吃和睡并不是生活的必需，而是生活的奖赏和特权，并且还毫不顾及光荣的话，是绝不可能适合于这一职位的。如果他的感受也像人们通常感受的一样，他一定会感觉到一种处于这种境况之下的职位并不是一种他能从中得到声名和荣誉的职位。他没有浓厚的兴趣可以激励他去行动。他的行事最多也只是消极的和防卫性的。对于下层人民，这样一种职位也许是一件荣耀的事。但是被提升到这种职位和被降低到这种职位，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并且会引起不同的感情。他是真正在任命大臣吗？那么他们将会对他怀有同情。他们是被强加于他的吗？那么他们和这个名义上的国王之间的全部事情，就将只有相互的抵触。在所有别的国家中，国务大臣的职位都享有最高的尊严。在法国那却是充满了险恶而不可能有任何光荣。尽管他们微不足道，但只要是世界上还存在有浅薄的野心，或者对一点可怜的薪金的向往就成为对目光短浅的贪婪者的一种刺激时，他们就会有对手的。这些大臣的竞争者们有能力依据你们的宪法而在他们的最致命的方面攻击他们，而他们除却犯罪者的落魄特征而外并没有任何驳斥别人对他们的指控的办法。法国的国务大臣们是那个国家里仅有的不能够参与国家会议的人。什么大臣！什么会议！什么样的一个民族啊！——但是他们是负有责任的。那是一种由责任而来的可怜的服务。由于恐惧而得到的心灵的提高，是绝不会使一个民族光荣的。责任防止了罪行。它使得所有反对法律的企图都有危险。但是就一种积极而热诚的服务原则而言，除非白痴而外是没有人会想到它的。难道指挥一场战争要托付给一个憎恨战争原则的人吗？他在采取可能使战争成功的每一个步骤时，都在加强着那些压迫他的人的权力。外国会认真地对待他这个并没有掌握战争或和平的大权的人吗？没有，无论是他或他的大臣们，或者他可能影响的任何人，连一票的权利都没有。一个可鄙的国家是一个配不上有一位君主的国家，最好是干脆不要君主。
我知道有人会说，宫廷和执政的政府中的这些滑稽事只会在这一代人之中继续；而且国王已经被引导宣布了王太子将会受到与他的地位相符合的教育。如果他真要被塑造得符合他的地位的话，那他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教育了。他那训练甚至于要比对一个专横的君主的训练更坏。如果他读书的话——不管他读不读书，总会有好的或坏的才子们会告诉他，他的祖先是国王。自此而后，他的目标便是肯定他自己并为他的父母报仇雪耻。你们会说这不是他的义务。也许是这样，但这就是本性；而且如果你们挑起本性来和你们作对，你们就是很不明智地在信赖义务了。在这个徒劳的政体规划中，国家就在自己的胸膛里给目前培育了软弱、混乱、逆反、无效和衰败的根源；而且还为它最终的毁灭准备了手段。总之，在这一行政力量（我不能称之为权威）中，我看不到任何东西有着即使是外表上的生机，或者有着在最小程度上与它目前所有的，或者是为将来的政府所规划的最高权力的对应或相称，或者是友好的关系。
由于经济和政治一样地误入了歧途，你们已经建立了两套(340)政府建制；一套是真实的，一套是虚拟的。二者都以巨大的费用来维持；但是我以为虚拟的那套花费最大。像后者这样一种机器根本不值得它那轮子上的润滑油。费用过大，而它的外表和用处却都抵不上花销的1/100啊！但我并没有对这些立法者的才能有所不公。正如我所应该做的那样，我并不承认有其必要性。他们对于行政力量的规划并非出于他们的选择。这种装饰是必须保持的。人民不会同意和它分手的。对，我懂得你们。你们知道——尽管你们有着可以使天地为之低首的煌煌理论——你们确实知道怎样使你们自己与事物的本性和环境相适应。但是当你们不得不走得这么远来适应环境时，你们应该是使你们的顺从走得更远，并把你们所不得不采取的东西做成有利于它的目的的合适的工具。那是在你们权能之内的。例如，在许多别的权能之中，给你们的国王保留战争与和平之权，就是在你们权能之内的。什么！把所有特权中最危险的那种保留给行政官？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危险的事，也不知道有任何比它更有必要如此加以托付的事了。我并不是说这一特权就应该托付给你们的国王，除非是他享有他现在并不掌握的与之相伴的其他从属性的托付。但是，如果他的确拥有它们，它们固然无疑是冒险的，但从这样一种宪法中却会带来足以补偿这一风险的更大的好处。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防止一些欧洲列强公然地和私下地与你们［国民］议会的成员相勾结，干预你们所有的事务和在你们国家的心脏中煽动最有危害的派系——那些为了外国的利益并受外国指挥的派系。感谢上帝，我们还没有这种最坏的罪过。你们的技术——如果你们有的话——应该是用来找出对这种危险的托付的各种间接的修正和控制。如果你们不喜欢在英国我们所选择的那些办法，那么你们的领袖们就应该竭尽全力去设计出更好的来。如果有必要对你们那样的行政机构在管理重大的事务上的后果举出例证的话，我应该向你们指出德·蒙莫兰(341)先生近日向国民议会所作的报告，以及所有其他有关大不列颠和西班牙之间的分歧的讨论。但要向你们指出这些，未免对你们的理解力是太不尊重了。
我听说那些被称为大臣的人们，表示了要辞去他们职位的意图。使我吃惊的倒是，他们并没有早就辞职。无论怎样，我都不会容忍他们在这最近的12个月里所处的境况的。我以为理所当然的是，他们对革命有着良好的愿望。无论这一事实是怎样的，既然他们置身于显要地位（尽管是一种充满了屈辱的显要地位），他们就只能是第一批集体地看到了并且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部门里感受到了那场革命所制造的种种罪恶。在他们所采取或所避免采取的每一步骤中，他们都必定感受到了他们的国家的那种堕落局势，以及他们全然无能为力为它服务。他们处于一种附庸的奴役状态，这在他们以前还没有人见过。从他们的君主（他们是被强加给他的）那里，或者是从把他们强加于他的那个［国民］议会那里他们都得不到信任，他们的官职的全部崇高的职能都被［国民］议会的各个委员会在行使着，丝毫也不顾及他们个人的或他们官方的权威。他们没有权力，却还要执行；没有自由决定权，却还要负责任；没有选择，却还要深思熟虑。处于他们这种为难的局面——在两个统治者之下，对哪一个他们都毫无影响力——他们就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行事了（事实上不管他们可能意图着什么），即有时出卖一个，有时出卖另一个，而且总是要出卖他们自己。这就是他们的处境；这也必定是他们的后继者们的处境。我对内克先生十分尊敬并抱有良好意愿。我感激他的关照。我以为当他的敌人们把他从凡尔赛驱逐出去时，他的被逐乃是最值得郑重庆贺的一件事——Sed multoe urbes et publica vota vicerunt.［但是一大批城市和它们的公共祈祷者占了上风。］(342)他现在正坐在国家财源和法国君主制的废墟之上。
对于这个新政府的执行部分的怪异组织还有很多可以考察的，但是疲倦却一定要限制我们对于那些其本身几乎是没有界限的主题的讨论的。
在国民议会所形成的司法规划中，我没能看出有什么显露聪明才智的地方。根据他们不可变易的程序，你们宪法的缔造者们是从彻底废除最高法院(343)而开始的。这些可敬的机构和旧政府的其余部分一样，需要改革，尽管在君主制中不应做任何改变。它们需要几种更多的变动以使它们能适应于一部自由宪法的体制。但是它们在它们的宪法中有其特点，其中不少是值得明智之士嘉许的。它们有一个根本的优点：它们是独立的。伴随着它们的职位的最可疑的情况——亦即它是可买卖的——却是有助于这种性格上的独立。他们终身任职。实际上他们可以说是由继承而任职的。他们是由君主任命的，所以他们被认为几乎是从君主的权力而产生的。反对他们的那种权威之最坚定的努力，恰好表明了他们具有极端的独立性。他们组成了若干永久的政治体，组成得足以抵制任意妄为的创新；而且从那种团体的构造以及它们大多数的形式而论，它们是被计算好了足以向法律提供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它们在一切情绪和见解的革命中，都曾成为保障这些法律的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它们在专制妄为的君主的统治和专制妄为的派系斗争期间，曾经为这个国家挽救了她那神圣的储存。它们活生生地保持着对宪法的记忆和记录。它们是私有财产的巨大保障——可以说，（当个人自由已经荡然无存时）私有财产事实上在法国和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是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的。在一个国家中无论至高无上者是什么，都应该尽可能地使其司法权威要这样来构成，从而使之不仅是不依赖于它，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可以平衡它。它应该赋予它的司法权以一种可靠性来反对它自己的权力。它应该使得它的司法机构就仿佛是某种外在于国家的东西那样。
这些最高法院提供了（肯定不是最好的，却是某些颇为可观的）对于君主制的放纵和恶行的矫正。当一种民主制成为了国家的绝对权力时，这样一种独立的司法机构就更是10倍地必要。在那种宪法中，像你们所设计的那种由选举产生的、短期的地方法官，在一个狭小的社会中行使他们依赖性的职能，这肯定是所有法庭中最坏的一种。在他们那里，要寻找对于异乡人，对于易受打击的富人，对于失败了的少数党派的人，对于所有那些在选举中支持了未成功的候选者的人们的任何公正的表现，将是徒劳的。要使新的法庭清除最坏的派系精神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据经验知道，所有用投票的办法来防止出现某些倾向，都是徒劳的而且是幼稚的。在它们可以最好地适宜于掩盖某些目的的地方，它们也适宜于制造猜疑；而这是造成偏颇性的一个更有害的原因。
如果最高法院得以保留，而不是在这样一场对国家是如此具有毁灭性的变动中被解散的话，它们在这个新的共和国中就可以服务于也许并不是确切（我不是指精确的平行），但却近似于阿雷奥帕古斯(344)的法庭和元老院的在雅典所致力的同样的目的，亦即作为对于一个轻浮而不公正的民主制的罪恶的一种平衡和矫正。人人都知道，这种法庭曾是那个国家的伟大支柱；人人都知道它曾是怎样被精心地加以维护的，又被奉献了何等之宗教性的敬畏。我承认，最高法院不可能完全免除派系；但是这种罪恶是外在的和偶然的，而不是在它们的构成本身中就有那么多的邪恶，像是你们6年一次选举产生的司法机构的那种新发明中必定会有的那样。有些英国人对取消旧法庭的行动表示赞许，认为它们是由贿赂和腐败来决定一切事情的。但是它们却经受住了君主制的和共和制的审查的考验。当它们在1771年被解散(345)时，审判庭很想要证明那些机构的腐化。那些再次解散它们的人，如果能够的话，会做出同样的事情的；但是两次审讯都已失败了，所以我得出结论：在它们中间，重大的金钱上的腐化是颇为罕见的。
和这些最高法院一起保留下它们对国民议会所有法令进行登记和至少是抗辩的古老权力的做法会是审慎的，正如它们在君主制时代对所通过的那些法令所做过的那样。它将是使一种民主制的偶然的法令符合于某些普遍的法理原则的一种手段。古代民主制的弊病和它们崩溃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们像你们的做法一样，是以偶然的法令，即psephismata［决议］，来进行统治的。这种做法很快就打断了法律的进程和一致性，减少了人民对它们的尊重，而且最终是整个地摧毁了它们。
你们把在君主制时代存在于巴黎最高法院的抗辩权委之于你们主要的行政官（尽管在通常意义上，你们仍然称他为国王），这是极端荒谬的。你们绝不应该使抗辩权在要去执行它的那个人的手里遭殃。这就是既不理解会议也不理解执行，既不理解权威也不理解服从了。你们所称为国王的那个人，应该是没有这种权力，否则就应该有更多的权力。
你们目前的安排是严格的司法性的。你们的目标不是要模仿你们的君主制并把你们的法官置于独立的位置上，而是要把他们降低到最盲目的服从。既然你们已经改变了所有的事物，你们就已经发明了新的秩序原则。你们起初指派了法官——我设想他们是要依据法律作出决定的——而后你们就让他们懂得，在这样或那样的时候，你们有意要给他们某些他们所要据以作出决断的法律。他们所做的任何研究（如果他们曾做过任何研究的话），对于他们都毫无用处。但是为了提供这些研究，他们就要发誓服从他们不时从国民议会所接受的一切规则、命令和训令。这些如果他们屈从了的话，他们对问题就没有留有任何法律的根据了。他们就变成了统治权——它在诉讼中或在其前景上，是可以完全改变决定的权威——手中完全的和最危险的工具。如果国民议会的这些命令违反了在地方上选出他们的法官的那些人民的意愿，就一定会发生令人一想就会感到恐惧的混乱。因为法官们的地位得之于地方的权威；而他们所发誓要服从的各种命令又来自于与他们的任命完全无关的那些人。与此同时，他们在行使他们的职能时又有着沙特莱法庭(346)的先例在鼓励着和指引着他们。那个法庭审讯由国民议会送来的或由别的指控途径带到它前面来的罪犯们。他们坐在一个卫士的身下以保护自己的性命。他们不知道依据什么法律进行审判，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权威之下行动，还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任期。人们认为，他们有时不得不冒着危险埋怨自己的生活。这一点或许并不确实，也无法可以肯定；但是当他们离去时，我们知道他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完全免于处罚而加以释放的人们，却被吊死在他们法庭的大门前。
这个［国民］议会的确允诺他们将制定一套法律，那将是简短的、简单的、明白的，等等。那也就是依照他们简短的法律，他们将留给法官许多自主权；而他们却已经破坏了可以使司法的自主权（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是件危险的事情）配得上一种健全的自主权的称号的所有学术权威。
如果观察一下行政机构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些新法庭的裁决，那会是非常奇怪的。那就是，那些应该最完全地服从法律的人们却不受法律权力的约束。那些执掌公共金融信托的人们是所有的人中最应该严格地坚守他们的职责的。人们会认为，如果你们不是意图使那些行政机构成为真正的、主权的、独立国家的话，那么在你们最初的考虑中，就必定是要组成一个类似于你们以前的最高法院，或者类似于我们的王家法院的那种令人生畏的法庭；在那里，所有公共官员在合法行使他们的职能时都得到保护，而逾越了他们的法定职责时就会遭到强制。但是这种豁免的理由很简单。这些行政机构乃是目前的领袖们在他们从民主制到寡头制的进程中的重大工具。因此它们必定要被置之于法律之上。有人要说，你们所创立的法庭并不适宜于强制他们。它们无疑是如此。它们不适宜于任何合理的目的。也有人要说，这些行政机构要对那个立法机构负责。我猜想这是未曾很好地思考一下那个议会或那些机构的性质的一种说法。无论如何，服从那个议会的意思，并不就是服从法律，不管为的是保护还是约束。
这种法官的建制，还需要某些东西来完成。它要由一个新的法庭来加冕。这是一个宏伟的国家司法机构；而且它是要审判犯下了反对国家的、也就是说反对国民议会的权力的罪行的。看来就仿佛是在他们的观点之中，他们有着属于英国在大篡位时期(347)建立的高等法院的性质的某种东西。既然他们尚未完成这部分规划，所以还无法对它做出一种正确的判断。无论如何，如果不是极端谨慎地以一种与指导他们进行对国事犯的诉讼截然不同的精神来构成它的话，这个屈服于他们的审讯的法庭，即调查委员会(348)，就会扑灭法国最后一点自由的火花，并建立起在任何国家闻所未闻的最恐怖和专断的暴政。如果他们希望给予这个法庭以任何一种自由和公正的外表，他们就一定不可随意从它那里调来或转给它与他们自己成员有关的案件。他们还必须把那个法庭的位置移出巴黎的共和国。(349)
在你们军队的构成中是不是表现了比在你们对司法机构的规划中所能发现的更多的智慧呢？对于这一部分加以能干的安排就更困难了，而且需要有更大的技巧和关注。不仅由于它本身事关重大，而且由于它是你们所称之为法国民族的那个新共和体的第三项粘合的原则。那支军队最终会成为什么样子，的确不易猜测。你们已经投票赞成有一支很大的军队，而且待遇优厚，至少是完全等于你们公开的支付方式的。但是什么是它那纪律的原则呢？或者说，它要服从谁呢？你们已经抓住了狼的耳朵，而我希望你们为你们已经选择了安顿你们自己的幸运的位置而高兴，在那个位置上你们可以很好地有条件自由地思考有关那支军队的或者是有关别的什么事情。
军事部门的国务大臣和秘书，是德·拉·杜尔·杜班先生。(350)这位先生和他在政府中的同僚们一样，是革命的最热诚的维护者和在那场事件中所产生的新宪法的诚挚崇拜者。他对于有关法国军事的事实的陈述是重要的，不仅由于他的官方的和个人的权威，而且还在于它非常清晰地展现了法国军队的实际情况，以及它表明了［国民］议会在管理这一关键机构时所依循的原则。它可以使我们对于在这个国家（英国）中仿效法国的军事政策会在多大程度上是有利的，形成某些判断。
德·拉·杜尔·杜班先生在最近的6月4日，就国民议会主持下的他那个部门的状况作了一个报告。没有人能了解得如此之充分，没有人能表达得更好了。在向国民议会讲演时，他说道：“陛下今天派我来向你们报告那种复杂的混乱状况，他每天都得到有关它的极其令人不安的消息。军队（le corps militaire）有陷入最狂乱的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整团整团都敢于当即冒犯对于法律、对于国王、对于由你们的法令所建立的秩序以及对于他们以最令人敬畏的庄严态度而作出的誓言所应有的尊重。我的责任迫使我通报你们这些过度的行为，当我考虑到那些干下这些事的人都是什么人的时候，我的心在流血。那些人——制止对他们的最令人忧伤的控告并不在我的权能之内——正是直至今天还是充满着荣誉和忠诚、而且是五十年来我作为同志和朋友一样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那些军人中的一部分。
“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狂幻和迷乱的精神把他们突然之间就引入了歧途？当你们不知疲倦地要使帝国达成一律，并把全体铸成一个一贯而一致的整体时；当法国人被你们同时教导着法律对人权所应有的尊敬以及公民对于法律所应有的尊敬时，军队管理却只呈现出一片骚动和混乱。我在不只一个军团中看到纪律的约束松弛了或者是被破坏了：公然直接地和毫无遮掩地提出了最闻所未闻的种种要求；条令没有效力了；长官没有权威了；军用的箱箧和旗帜被拿走了；国王本人的权威［risum teneatis（你能忍住不笑吗）］遭到狂妄的挑衅；军官们被鄙视、被贬斥、受威胁和被驱逐，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他们军团里的囚犯，胸中满怀着厌恶和屈辱在苟延残喘。为了使所有这些恐怖更加充实，各地的指挥官们就在他们自己士兵的眼底下，甚或是在他们的怀抱里被割断了喉咙。
“这些罪恶是巨大的；但它们还不是这类军事暴乱所能产生的最坏结果。迟早它们会危及国家自身的。事物的本性就要求，军队只能是作为一种工具而行动。一旦它使自己成为一个决策机构，它就会根据它自身的决定而行动，而政府，不管它可能是什么政府，就马上会蜕变为一种军事民主制，一种总是以吞噬那些创造出它来的人们而告结束的政治怪物。
“出现了这一切之后，谁还会不害怕有些团队中由普通士兵和未受任命的军官所组成的非常规的协会和骚动的委员会呢？他们不知道有上级甚而蔑视他们上级的权威，尽管那些上级的出席和同意并不能赋予这些怪物式的民主会议［comices(351)］以任何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