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幅完备的图像没有必要再增添多少东西了：就它的画面所容许的而言，已经很完备了；但我担心它并没有容纳这种军事民主制的混乱状况的性质和复杂程度的全部；而它正如那位军事大臣所真切而睿智地指出的，无论是存在于哪里、以什么正式的名称而通行，都必然会成为国家的真正宪法。因为，尽管他报告［国民］议会说，军队中更大的部分并没有抛弃他们的服从性，而是依然坚持着他们的职责；然而那些看到了表现得最好的军团的旅行者们所观察到的与其说是存在着纪律，不如说是还没有发生兵变。
我禁不住要在这里暂停一下，来反思这位大臣在涉及他所谈到的过度行为时所流露的惊恐之情。对于他来说，部队脱离了他们古老的忠诚和荣誉的原则，似乎是非常之难以想像的。当然，那些听他报告的人们对它的原因是知道得太清楚了。他们知道他们所鼓吹过的学说、他们所通过的法令、他们所支持的实践。士兵们记得10月6日。他们回想到那些法国卫队。他们没有忘记攻占国王在巴黎和马赛的城堡。两处总管的被害都未受到处罚，(352)这是并未在他们的心灵中消逝的事实。他们并没有放弃被如此招摇而费力地制订的人类平等的原则。他们不能闭上眼睛，看不见全部法国贵族之遭受贬斥和对绅士观念本身的压制。全盘废除头衔和差别，也并没有漏掉他们。但是当［国民］议会的医生们与此同时在教导他们对法律应有的尊重时，杜班先生却诧异于他们的不忠。很容易断定，手里拿着武器的人在这两种课程中会愿意去学哪一种。至于国王的权威（如果对于这一题目的任何论证不是太浮浅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位大臣本人那里看到，它对于这些部队来说并不比对于其他任何一个团体来说更受到重视。他说：“国王曾经再三地重复他的命令，制止这些过度行为；你们的［（国民）议会的］同意对于防止危及国家的罪恶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了。是你们把更为重要的舆论的力量结合到立法权力的力量上来。”确实，军队对于国王的权力或权威不可能有任何见解。或许士兵到这时候已经懂得了，［国民］议会本身并不比那位王室人物享有更大得多的程度的自由。
现在就来看看，在一个国家中所可能发生的这个最为重大的危机关头，都曾提出过什么建议。这位大臣请求［国民］议会拿出它的恐怖手段，并唤起它的全部威严。他希望由他们宣告的庄重而严肃的原则，会给国王的文告注入生气。在此之后，我们还应该求助于民事的和军事的法庭；解散一些军团，撤销其余的大部分，以及采用在这种情形下必须采用的一切可怕的手段来制止所有罪恶中最可怕的罪恶的进展；特别是人们会期望对指挥官在他们的士兵眼前被害进行严肃的追查。对于所有这些以及任何类似的事情，却没有一字提及。在他们被告知军方践踏了由国王颁布的［国民］议会的法令后，［国民］议会就通过新的法令；并且他们授权国王发出新的公告。在这位军事部长陈述了团队无视于prêtés avec la plus imposante solemnité［他们做出了最庄重的］宣誓后——他们又提出了什么呢？只是更多的誓词。他们更新了法令和公告——当他们感到了它们的不足时他们加倍地要求宣誓，那与他们削弱人心中的宗教制裁适成比例。我希望伏尔泰、达朗贝尔、狄德罗和爱尔维修(353)关于灵魂不朽，关于有一个在进行特别监督的天意以及关于有一个未来的赏罚国度的精彩布道，能有一种袖珍的缩写本，与他们的公民誓词一道，被送给这些士兵们。对此我毫不怀疑；因为我理解，某一类别的读物对于他们的军事训练并非只是无关紧要的一部分，而且他们也像补充弹药一样地被充分补充了宣传小册子的军火。
为了防止由士兵们的密谋、不合法的磋商、煽动叛乱的委员会和怪异的民主议会［"comitia, comices"］而产生的各种灾难，以及由怠惰、奢侈、放荡和不服从而产生的一切动乱，我相信，在人类所曾有过的、甚至在这个多产的时代里所有发明中最骇人听闻的办法都已经采用过了。它竟是这样的：——国王在通告中向所有的团队宣布了他的直接的权威和鼓励：若干团队应该亲身加入若干城市的俱乐部和联盟，并参加他们的宴会和公民娱乐！这种令人愉快的纪律，似乎是要缓和他们心灵中的狂暴，使他们与其他行业的酒伴互相融合，并把个别的阴谋溶入更广泛的社团之中。(354)我很原意相信，正像德·拉·杜尔·杜班先生所描述的，这种补救办法对于士兵们来说会是很开心的；而且无论在其他方面是怎样地反叛，他们都恪尽职守地服从这些王室的通告。但是我要问，是否所有这种公民的宣誓、聚会和庆祝，会使得他们比目前更愿意服从他们的长官呢？或者会更好地教导他们去遵守军事纪律的严厉规定呢？它会使他们成为法国式的令人钦佩的公民，而不大会成为任何类型的良好的士兵。人们很可以发生一个疑问，是否这些美好的桌边谈话会使得他们更好得多地适合于作一个单纯的工具这种性质呢？——这位资深的军官和政治家正确地指出了，事物的本性总是要求一支军队要作为单纯的工具。
关于由士兵们和城市中的庆祝组织的自由交流——它就这样由王室的权威和认可而得到了官方的鼓励——而来的这种增进纪律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这位军事大臣在这份报告中向我们所提供的那些城市本身的状况来判断。对于恢复目前某些素质良好的团队的秩序，他对自己的努力的成功怀有良好的愿望；但是他发现未来却有某些阴暗的东西。至于防止混乱的卷土重来，“对此，”他说，“政府不能对你们负责，只要他们看到城市攫取了你们的体制所全部保留给君主的对于军队的权威。你们规定了军事权威和市政权威的界限。你们限制了你们所许可的后者对于前者的征用权的行动；但是你们法令的文字和精神从来都没有授权给这些城市的平民们来制服军官们，审讯他们，向士兵们下达命令，把他们驱逐出委派给他们的卫戍岗位，阻止他们在国王的命令下进军，或者简而言之，就是使部队听命于他们所要经过的每个城市、甚或每个集市的异想天开。”
这就是要改造士兵们，使他们回到军事服从的真正原则上面来，并且使他们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手里的机器的那种都市社会的特征和意图！这就是法国部队的症结！这就是对他们的治疗！陆军如此，海军也是如此。城市取代了［国民］议会的命令，而海员们又反过来取代了城市的命令。我从内心里可怜像这位军事大臣那样的一位可敬的公仆的处境，在他老年时还不得不在他们的公民酒杯中吁请［国民］议会，并且以鬓发斑白的头钻进这些青年政客们的各种各样的奇思怪想之中。这样的方案不像是出自一个在人世上饱经磨难50年的人的建议。它们看起来似乎更应该被认为是出自那些政治上自负的跳班生(355)（他们缩短了通向他们在国家中的学位的途径）；并且对于一切事情都有一种内心狂热的信心和解说；关于信誉，他们有一位医生曾以极大的赞同和更大的成功认为应该告诫［国民］议会不要理睬老人或者任何把自己的价值置于自己的经验基础之上的人。我猜想所有的国务大臣都必须通过和接受这种考验并完全摒斥经验和观察的种种错误和邪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爱好。但是我想，如果我不能达到智慧，至少我会保持某种老年的不屈不挠的绝对尊严。这些先生们经营的是更新；但是任何代价都难以使我的顽强性格屈从于被他们所更新；我也不会在自己的大关口上(356)开始用他们的新腔调大嚷大叫或者是在我的第二次摇篮里结结巴巴地发着他们那种野蛮的形而上学的原始发音。(357)Si isti mihi largiantur ut repueriscam, et in eorum cunis vagiam, valde recusem！［但是如果有哪位神灵要让我重新年轻并在摇篮里哭叫，我就会断然拒绝！］(358)
他们称之为宪法的这种幼稚而迂腐的体制中的任何部分的无能，若未经发现与它发生接触的、或者与它有着任何最遥远的关系的每一个其他部分的彻底不足和危害，就不可能被暴露出来。不显示［国民］议会的虚弱，你们就无法对于王权的无能提出一种补救办法。不揭露出武装城市的更糟糕的混乱，你们就无法考虑国家军队的骚动。军事的暴露了民政的，而民政的又泄露了军事的无政府状态。我希望每个人都仔细阅读德·拉·杜尔·杜班先生的那篇雄辩的讲话（它确实是雄辩的）。他把对城市的拯救寄希望于某些部队的良好表现。这些部队是要保存那些城市中的用意良好的那部分人（那被承认是最弱的部分）免于遭受用心最恶劣的那部分人（那是最强的部分）的掠夺。但是这些城市却要装出是一种主权并且要指挥那些对于保护它们乃是必不可少的部队。的确它们必须是指挥他们，或者是讨好他们。城市由于它们处境的必要性以及它们所获得的共和权力，在对部队的关系上，必须是主人，或者是仆从，或者是盟友，或者相继地是其中的每一种；或者依据局势，它们必须成为所有这些的一个杂货店。除却城市又有什么政府来抑制军队，或者，除却军队又有什么政府来抑制城市呢？为了在权威消逝了的地方维持和谐，［国民］议会不顾一切后果试图以疾病本身来医治疾病，他们还希望通过在城市中给予它一种堕落的利益而使他们自己免于一种纯粹的军事民主制。
如果士兵们一旦在任何时候参与了城市的俱乐部、阴谋集团和联盟，一种选择性的吸引力就会把他们引向最低级和最不可救药的方面去。随这些而来的，则是他们的习惯、情感和同情。用公民同盟来加以避免的军事阴谋，由于向它们提供了引诱那些用以维持它们秩序的国家军队的手段而得以驯服的那些反叛的城市；所有这些由一种古怪而不祥的政策所造成的怪物，必定都要加剧它们所由之而产生的种种混乱。必然会有流血。在他们所有各种力量的结构中和他们所有各种民政和司法的权威中所表现出来的缺乏共同的判断，将会使得血流成河。骚乱无序可以在一时一地平静下来。它们又会在其他的地点和时间爆发；因为这种罪恶是激烈的和内在的。所有这些把反叛的士兵和暴动的农民混合起来的方案，必然还会越来越多地削弱士兵和他们长官之间的军事联系，并且还给狂暴的设计者和农民增添了军事的和反叛的胆量。要确保一支真正的军队，长官应该是士兵眼中的第一个人和最后一个人；是他们所关注、追随和敬重的第一个人和最后一个人！似乎所需要的军官，其主要的资格必须是冷静和耐性。他们要以竞选活动的艺术来掌管他们的部队。他们必须把自己看成是候选人而不是司令官。但是由于用这样的办法，权力可能有时候是在他们手中，所以他们赖以得到提名的那种权威就具有高度的重要性了。
你们最终都可以做什么，现在还没有呈现出来；而且它也无关紧要，只要你们的军队与你们的共和国的所有部分之间的奇特而矛盾的关系以及那些部分彼此之间的和它们与整体之间的令人困惑的关系始终保持现状。你们最初似乎是给了国王临时的军官提名权，而由国民议会保留了批准权。有兴趣追索下去的人，会极其精明地发现真正的权力之所在。他们必定很快就察觉，那些可以无限否决的人，事实上是在委派。因此军官们必定会把他们在那个［国民］议会里的阴谋诡计看作是唯一可靠的升迁途径。再有，依照你们的宪法，他们必须是从宫廷开始提出他们的申请。在我看来，这种对于军阶的双重谈判，乃是一种适宜于在［国民］议会本身中加剧和这个庞大的军事荫庇制相关的派系之争的设计，就仿佛它并不是为了什么别的目的而研究出来的；并且随后就以其性质对于政府（不管它可能是置之于任何基础之上）的安全来说乃是更加危险的、而且最终会摧毁军队本身效能的各种派系倾轧而毒害了军官团。那些丧失了王权为他们谋划的晋升机会的军官，必定会成为曾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的那个［国民］议会的反对派，并且必定会在军队的内心里培养起针对着统治权力的不满。另一方面，那些把自己的利益系于［国民］议会的军官们则感到他们自己在王权的善意中最多也不过是次要的，尽管在［国民］议会的善意中乃是首要的，所以他们必定会轻视一个既不会推进，又不能延迟他们的晋升机会的权威。要避免这些弊害，如果除了资历而外你们就没有别的任用的或晋升的规则的话，那么你们就会有一支形式上的军队；同时它会变得更加独立，并且更加是一个军事共和国。并不是他们而是国王，才成为了机器。一个国王是不能够部分地加以废黜的。如果在指挥一支军队时他不是一切的话，那么他就什么都不是。个人的权力在名义上被置于军队之首，而他又不是军队感恩和惧畏的对象，那结果会是什么呢？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是不适于掌管一切事物中最微妙的一种对象，即对军人的最高指挥权的。他们［军人］必须被一个真正的、生气勃勃的、有效的、决断的个人权威所节制（并且他们的趋向会把他们引导到他们的必需所要求的东西）。［国民］议会的权威本身由于通过了他们所选择的这样一个虚弱的渠道而受到损害。军队将不会长期指望一个通过虚假的表演和明显的欺骗而行动的议会。他们不会认真地服从于一个囚徒。他们将或则是蔑视一件装饰品，或则是怜悯一个被俘的国王。如果我没有犯太大的错误的话，你们的军队对于王权的这种关系将会成为你们政治中严重的两难局面。
此外还要考虑的是，像你们的这样一个议会，即使假定它拥有另一种可以传达它的命令的机构，是否就适于增进一支军队的服从和纪律呢？人们都知道，军队迄今为止对任何参议院或人民的权威都只有一种非常不稳定的而又不可靠的服从；而且他们尤其不会屈从于一个任期只有两年的议会。军官们必定会全然失去军人的特性的，如果他们以十足的屈服和应有的崇敬来看待乞求者们的管辖权的话，尤其是当他们发现他们得重新谄媚那一长串无数的乞求者的时候——那些人的军事政策和指挥天才（如果他们有任何一点的话）必定和他们的任期之短暂是同样地不确定。在一种权威软弱而一切权威又都在变动不已之时，一支军队的军官们在一段时期内会始终是反叛的和充满派系倾轧的，直到某一个懂得安抚军人的艺术并具有指挥的真正精神的受人拥戴的将领，把所有人的眼光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来为止。军队将由于他个人的原因而服从他。在这种事态中，要保证军队的服从就别无其他途径。但是那种事件一旦发生时，真正指挥着军队的人就成了你们的主人；成了你们国王的主人（这个主人还是小的），你们议会的主人，你们整个共和国的主人。(359)
［国民］议会以他们现有的权力会对军队怎么样呢？可以肯定，主要地是使士兵们不效忠于他们的长官。他们已经从一种最可怕的措施而开始了。他们已经触动了组成军队的各个分子围绕着它得以安宁的那个中心点。他们在军官和士兵之间的最重大、最根本和最为紧要的联系中破坏了服从原则——那正是军事服从的链条所开始的地方，全部的那个体系都有赖于此。士兵被告诉说，他是一个公民，享有人和公民的权利。他被告诉说，一个人的权利在于成为他自己的主宰，并且只被那些委派他到自己的政府的人所统治。很自然的是，他应该认为，他应首先做出自己的选择，他要向哪里付出他最大程度的服从。因此他很可能有系统地做出他在目前只是偶尔做出的事；那就是，他至少会在对他的长官的选择上行使一种否决权。目前，人们都知道军官们最多也只是被容忍而已，而且是根据他们良好的作为。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他们被自己的队伍革职的事例。这里还有对于选择国王的第二种否决权：那至少也是和［国民］议会的别的否决权一样有效的一种否决权。士兵们已经知道这是在国民议会中顺利通过的一个问题：他们难道不应该直接选择他们的长官或者是其中的某一部分人吗？当这样的事情被考虑时，他们将倾向于最有利于他们的要求的那种见解，就不会是过分的猜想了。他们不会容忍被人认为是一个被囚禁的国王的军队，而同一国家中的另一支军队(360)——他们也得与之联欢和结盟——却被视为是一部自由宪法的自由的军队。他们将把他们的目光投向另一支更持久的军队：我指的是市镇的军队。他们清楚地知道，那支军队确实是选出自己的长官的。他们也许不能够弄清楚他们之不去选出一位他们自己的拉斐特侯爵(361)（或者他所叫的新名字），是基于什么样的差别基础？如果这种对司令官的选举是人权的一部分的话，为什么就不是他们的呢？他们看到了选出来的保安官、选出来的法官、选出来的牧师、选出来的主教、选出来的市政机构和选出来的巴黎军队的指挥官。为什么单单要把他们排除在外？难道英勇的法国军队是那个民族中唯一不能成为对于一个司令官乃是必要的军事才干和各种资格的合适的裁判者吗？是不是他们由国家支付报酬，就因此丧失了人权？他们自身就是那个民族的一部分，并且是为那份报酬做出了贡献的。而且难道国王不是，国民议会不是，以及所有选举出国民议会的人不是都同样地得到了报酬吗？他们看到了在所有这些情形下，对那些权利的行使都被付给了一份薪水，而不是看到所有这些人都由于得到一份薪水而丧失了所有这些权利。你们所有的决议、你们所有的文件、你们所有的辩论、你们在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医生的全部工作，都被辛苦地置于他们的手中；而你们却期望着他们将只在符合于你们意愿的程度上把你们的学说和范例运用到他们自己的事情上。
在你们的这样一个政府中，一切都依赖于军队；因为你们已经辛辛苦苦地摧毁了全部见解和偏见，以及你们身上所具有的支持政府的全部本能。因此，一旦在你们的国民议会和国家的任何一部分之间出现了任何分歧，你们就必定得求助于强力。你们没有别的东西；或者不如说你们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别的东西。你们从你们的军事大臣的报告中看到，军队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对内的强制的。(362)你们必须用一支军队来统治；而且你们已经向你们用于统治的那支军队以及国家的整个肌体，灌输了那些在一段时期之后必然会使得你们在决心使用它时会使你们感到无能为力的原则。当世人被告知军队不应该向公民们开火，而且这种说法仍旧在我们的耳中回响的时候，国王却要召集军队行动起来反对他的人民。殖民地向他们自己肯定了独立的宪法和自由贸易。对他们必须用部队来加以制止。在你们人权法典的哪一章里，他们能够读到，使他们的商业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受到垄断和限制乃是人权的一部分？正如殖民者起而反抗你们，黑奴们就起而反抗他们一样。再度使用部队——屠杀、酷刑、绞刑！这些就是你们的人权！这些就是胡编乱造出来却又可耻地被收回了的形而上学宣言的结果！只不过在几天以前，你们某个省的农夫曾拒绝向土地的主人交纳某几种地租。其结果是，你们命令农村居民要交纳所有的地租和应付的款项，除了那些已被你们作为弊政而废除了的以外；而且如果他们拒绝，你们就命令国王调遣军队去对付他们。你们制订了带有普遍效果的形而上学命题，然后你们又试图以专制主义来限制逻辑。当前体制的领袖们告诉他们说，作为人，他们有权利攻取要塞、杀害卫兵、在毫无权威（甚至是来自［国民］议会的权威）显现的情况下就去捕捉国王；而作为最高立法机构，那个［国民］议会却以国家的名义在开会——然而这些领袖们却擅自派遣正是在这些混乱中行动过的军队，去强制那些依照被他们亲自批准所保证过的那些原则和范例而作出判断并遵循着的人们。
这些领袖们教导人民要把一切封建性都作为暴政的野蛮主义去憎恨和排斥，而后来又告诉他们要以耐心来容忍那种野蛮的暴政到什么地步。由于他们对于苦处大肆渲染，所以人民发现他们对于矫治却是极其吝惜的。他们知道，不只是你们准许他们赎取（但却没有提供任何用于赎取的钱）的某些免役税和个人税，对于那些你们根本就未作规定的负担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他们知道，几乎地产的整个体系在其起源上都是封建性的；它是由一个野蛮的征服者把原来的所有者的财产分配给他的野蛮的工具们；而且这种征服的最苦难的后果就是，每一种地租毫无疑问地仍然像它们原来的那样。
农民们极有可能是这些古代的产权所有者古罗马人或高卢人的后代。但是倘若他们以根据古文物学家和律师的原则而确定的资格在任何程度上遭到了失败，他们就退回到人权的堡垒里去。在那里他们发现人是平等的；而大地这位所有人的仁慈而平等的母亲，不应当被垄断而助长任何人的傲慢和奢侈——这些人的天性并不优于他们自己，并且如果他们不为他们的面包而劳动的话，还要更糟。他们发现，依照自然的法则，土地的占有者和开垦者才是真正的所有者；并不存在有任何违反自然的规定；而且在奴隶制时代与地主所达成的协定（在有任何这种协定的地方），都只是胁迫和强制的结果；并且当人们重新进入人权领域时，那些协定就和别的在旧的封建制和贵族制暴政盛行之下所确立的一切东西一样化为乌有了。他们将告诉你们，他们看不出一个戴着帽子和国民徽章的懒汉与一个戴着头布穿着法衣的懒汉之间有什么不同。(363)如果你们把收取地租的资格置于继承和由长期占有而获得的权益的基础之上，他们就会告诉你们，根据国民议会为了使他们了解信息而出版的加缪先生(364)的讲演，开端恶劣的事物是不能享有因长期占有而获得的权益的；这些领主的资格在其根源上是邪恶的；而且那种强力至少和欺骗是一样的恶劣。至于由继承而来的资格，他们会告诉你们，是那些耕种土地的人的继承，而不是破烂的羊皮纸文件和愚蠢的替代品，才是财产的真正来源；那些领主们已经享用他们的僭取太久了；而且如果他们允许给这些世俗的僧侣们任何慈善性的年金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对真正的所有者（对于对他的物品的假冒的要求者，他是如此之慷慨大度）的施与感激不已。
当农民们把刻有你们的肖像和铭文那种诡辩理性的硬币还给你们时，你们当作伪币而拒收它，还告诉他们说，你们在将来会向法国自卫军和龙骑兵、轻骑兵付出代价的。为惩罚他们，你们抬出国王的第二手权威，而国王只是用于破坏的工具，并没有任何保护人民或者他自身的力量。经过他，似乎你们会使自己服从。他们会回答说，你们教导过我们不存在什么绅士；你们的原则中有哪一条教导我们要向并非是我们选出来的国王低头呢？无需你们的教导我们就知道，授与那些土地是为了维护封建尊严，封建头衔和封建官职的。当你们把这种原因视为弊端而取消的时候，为什么还要保留更加有害的后果呢？既然现在已经不存在世袭的荣耀和显赫的家族，为什么我们还要纳税来维持你们告诉我们是不应当存在的东西呢？你们取消了我们的旧贵族地主，他们再没有别的特点和别的头衔，只不过是你们权威之下的收租者而已。你们曾努力要使你们的这些收租人受到我们的尊敬了吗？没有。你们派他们到我们这里来，他们的武器被扭折了，他们的盾牌被打碎了，他们的徽章被损坏了；而且是如此之铩羽落魄和变了形，成为那样一种两条腿而无毛的东西(365)，以至于我们不再认识他们了。他们对我们来说是陌生人。他们甚至于不以我们古老的领主的名义行事。从肉体上说，他们可能是同样的人；虽则按照你们关于人的身分的新哲学来说，我们对此并不能太确定。在所有其他方面，他们是完全改变了。我们看不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像你们具有取消他们的一切荣誉、头衔和优遇那样，也有权拒绝向他们缴纳地租。这一点我们从没有授权你们去做，而且这确实是你们冒用未经委托的权力的许多事例中的一个。我们看到巴黎的市民们，通过他们的俱乐部，他们的暴民和他们的国民自卫队，随意地在指挥你们，并且作为法律给了你们那些在你们的权威之下作为法律而传达给了我们的东西。通过你们，这些市民们支配了我们所有的人的生命和财产。为什么你们就不应该像关怀这些横暴的市民们涉及荣誉的优待和头衔（这些对他们和对我们都全无关系）的要求那样，来关怀涉及我们地租（它会以最严重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劳苦农民的愿望呢？但是我们发现，你们对他们的幻想比对我们的必需更加关切。向与自己平等的人交纳贡赋，难道这属于人权吗？在你们的这种措施面前，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并不是完全地平等的。我们可能会怀有某些旧的、习惯性的、无意义的偏袒那些领主的先入为主的成见，但是我们不能设想除非是摧毁对他们的全部尊敬而外，你们能以什么观点来制订贬斥他们的法律。你们曾禁止我们以任何旧有的尊敬礼节来对待他们，而现在你们又派部队用军刀和刺刀逼着我们屈服于恐惧和强力——你们不让我们屈从于温和的舆论权威。
对于所有理性的耳朵来说，这些论据中的某些项，其理由是可怕而荒谬的；但是对于那些开办了诡辩学校并确立了无政府状态的形而上学的政客来说，这一点却是确凿的。明显的是，如果单纯考虑权利，［国民］议会的领袖们对于把地租与头衔和家族徽帜一并废除，是不会有丝毫犹豫的。那只不过是贯彻他们推理的原则和完成他们行动的类推而已。但是他们自己新近拥有了一大笔没收来的地产。他们把这种商品放到市场；而且假如他们允许农民以他们如此自由地使自己陶醉过的那些想法进行叛乱的话，市场就会全部毁灭了。任何一种财产所享有的唯一保障，乃是出自他们对于别的某种东西的贪婪的兴趣。他们没有别的什么，仅凭自己恣意任性来决定什么样的财产权要受到保护，什么样的财产权要被推翻。
他们也没有保留任何原则可以使他们的任何市镇不得不服从；或者甚而是在良心上有义务不从整体中分离出去而闹独立，或者是使自己与某个别的国家相联合。似乎里昂的人民近来已经拒绝纳税。他们为什么不呢？还保留有什么合法的权威来向他们征收呢？国王征收了它们中的一些。由各等级所程式化了的旧三级会议确定了更为古老的税种。他们可以对［国民］议会说，你们既不是我们的国王，又不是我们所选出来的三级会议，也不是根据我们所据以选举你们的原则而开会的，你们是谁呢？当我们看到你们所曾命令要交纳的［盐税］被完全拒绝，当我们看到不服从的行为随后却被你们自己认可时，我们又是谁呢？我们不去判断我们应不应该交纳哪种税，而且不去使我们自己运用你们在其他事情上赞同其有效性的那种同样的权力，我们又是谁呢？对这一点的回答就是，“我们”要派军队。国王们的最后一条理由，永远是你们［国民］议会的第一条。当增加报酬的印象还保留着，而且在所有争端中充当仲裁者的那种虚荣受到奉承时，这种军事上的援助会起一时的作用。但是，不忠于那只利用它的手的这种武器将会突然折断的。［国民］议会在开办一个学校，在那里他们系统地以不懈的毅力在教授着原理并订立种种规划，那对于民事的和军事的一切服从精神都是破坏性的——于是他们就期望他们能以一支无政府状态的军队去使一种无政府状态的人民保持服从。
市镇的军队——它依照他们的新政策，乃是要平衡这支国家军队的——如果仅仅从其自身来考虑，那组织就要简单得多，而且在每一方面都更少有什么例外之处。它是一个单纯的民主的团体，与王权或王国并无联系；由各军团所分别隶属的地区随意加以装备、培训和指派军官；而且构成它的每个个人的服务，或者是代替私人服务的罚款，都是由同一权威所指导的。(366)没有什么东西是更整齐划一的了。然而，如果从它对于王权、对于国民议会、对于公共论坛或者对于其他军队的任何关系上加以考察，或者从它各个部分之间的任何凝聚力或联系这一角度加以考察，它看来就是一个怪物，而且几乎一定会在某场巨大的国家灾难中终止它那混乱的运动。比起克里特同盟(367)，或者波兰联盟(368)，或者任何别的在由一个结构很糟糕的政府体系所产生的必要性之下所曾想像出来的设计得很糟糕的矫正办法来，它是一部普遍宪法的一种更坏的保护品。
在结束了我对于最高权力、行政、司法、军队的结构以及所有这些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这些评论之后，关于你们的立法者在国家岁入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我也要说一些话。
在他们有关这个对象的行动中，如果可能，更少有什么迹象表现出了政治的判断力或财政上的才能。当三级会议召开时，看起来重大的目标是要改善岁入体系、扩大它的征收、清除对它的压迫和干扰并把它建立在最稳固的基础之上。整个欧洲都对那个项目抱有很大的希望。法国的存亡就系于这一宏伟的安排，而且这就成为了（在我看来是非常恰当的）那些主宰着［国民］议会的人们的技能和爱国心所要经受的一场考验。国家的岁入也就是国家。事实上，无论是为了支持还是为了改革，全都有赖于它。每种职业的尊严都完全有赖于其中所发挥的美德的质和量。既然在公众中发挥作用的（而并非仅仅是忍受苦难的或消极的）有才智者的一切伟大品质，都需要靠力量来展示它们，我几乎就要说，为了它们那无庸置疑的存在，作为一切权力的源泉的岁入在其管理中就成为了每一种积极美德的领域。公共美德的性质是宏伟而光辉的，是为了伟大的事物而树立的，并且与伟大的关注相通，它需要广阔的领域和范围，而不能在束缚之下和在窄小的、狭隘而污秽的环境之中发展和成长。单只是通过岁入，政治体就能够以其真正的天才和性格而行动，并且因此它将展现出正像它拥有一项公正的岁入一样之多的它那集体的美德，以及可以体现那些推动它而且仿佛就是它的生命和指导原则的那些人的特征的美德。由此，不仅是慷慨、大度、仁慈、刚毅和远见以及对一切美好的艺术的监护获得了它们的养料和它们器官的成长，而且节制、克制、勤勉、戒慎和俭省以及无论别的什么东西，凡是心灵在其中表现得超于嗜欲之上的，都没有比在公共财富的供应和分配中还有着更多的恰当成分的了。因此，这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财政科学——它必须得到很多辅助性学术分支的协助——得到了不仅是一般人的，而且是最睿智和最优秀的人的高度推崇，就不是没有道理的了。而且由于这门科学随着其研究对象的进展而成长，国家的繁荣和改善就总是随着其岁入的增长而增长；而且只要留下来加强个人努力的部分与征用于国家的共同努力的部分二者之间的平衡，有一种彼此适宜的相互比例，并保持一种紧密的对应与联系，它们两者就都会持续地成长和兴旺。并且，或许是由于岁入的庞大和由于国家的紧迫需要，财政体制上的旧有弊端被人发现了，而它们的真实性质和合理的理论也更为完整地为人所理解；就此而言，一笔较小的岁入在一个时期内可能比一笔大得多的岁入在另一个时期内更令人苦恼，而成比例的财富甚至是保持不变的。在这种事态之下，法国［国民］议会就发现，在废止和变更的同时，还要保持、维护和明智地管理岁入中的某些东西。尽管他们的傲慢自负可能证明最严峻的检验是有道理的，然而在检验他们在财政事务方面的能力时，我还是只考虑什么是一个普通财政大臣的简单明白的责任，并且根据这一点而不是根据理想的完美模式来检验他们。
这样，一个财政家的目标就是要保障一份充足的岁入，以明断和平等来征收它，节约地使用它，而且当必需迫使他利用信贷时，要以他行事的清白和正直，他算计的精确性和他基金的稳固性在那种情况下（并且永远地）保证它的基础。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简明地看一下国民议会中那些让自己承担了这一艰巨事业的人们的长处和能力。我根据财政委员会的韦尼耶先生(369)8月2日的报告发现，他们手中的国家岁入额非但不是有了什么增加，比起大革命以前它的出息来，年岁入总额减少了2亿，亦即800万英镑，远多于总额的1/3！
倘若这就是伟大才能的结果，那就确实绝不会有什么才能会以更卓越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者能带来如此之强有力的后果了。通常的愚蠢、平庸的无能、日常公务上的疏忽，甚至官方的罪行、腐败、盗用公款，几乎我们在近代世界中所见的任何直接的敌对行动，都无法在如此短促的时期之内如此完全地摧毁了财政以及与之相伴的一个伟大王国的力量。——Cedo quî vestram rempublicam tantam amisistis tam cito？［请问你们是怎样丧失了你们那样伟大的国家的？］(370)
［国民］议会刚一召开，那些诡辩家和演说家们就开始责难旧体制岁入的许多最根本的部分，比如公家对盐的专卖。他们真实地而又同样不明智地指控它是设计拙劣的、压迫性的和有偏向的。这一表述他们还不满足于只用在先于某些改革计划的演说中；他们以一种庄严的决心或公共的裁决来宣布它，好像它是被合法通过了的；而且他们把它传播到全国。在他们通过这一法令的时候，他们又同样郑重地下令这同一种荒唐的、压迫性的和偏袒性的税必须要交纳，直到他们能够找到另一种岁入来取代它。后果是无可避免的。一向被免除了这种盐的专卖的省份——它们之中有些被课以其他（或许是相等）的赋税——完全不愿意承担这种（由于平均分配而抵偿了其他税种的）负担的任何部分。至于［国民］议会，因为它正忙于宣布和破坏人权以及他们对普遍混乱的部署，所以既没有工夫也没有能力来设计，也没有权威来推行任何种类的任何计划来取代那种赋税，或者是平衡它，或者是补偿那些省份，或者是引导它们的心智转向与别的要被减免的地区相调和的任何方案。
产盐省份的人民，不能忍受掌管他们交款的这种权威所责成的税款，很快就发现他们的耐心被耗尽了。他们认为自己在破坏方面和［国民］议会所能做到的是一样地内行。他们推翻了全部的负担而解救了自己。受到这一样板的鼓舞，每个地区，或者一个地区的每个部分就都根据自己的感受来判断自己的苦难，都以自己的意见来判断其解救办法，对其他的赋税也都随意而为。
我们下一步就来看他们怎样引导自己去设计平等的课税——与公民们的财富成比例，而又很不可能去倚重公共财富所必然由之而来的那种私有财富世代所运用的活跃的资本。通过损害若干地区和每个地区中的一些人，一种最富压迫性的新的不平等、而不是更好的平等原则就被引用来判定旧的岁入里面他们可以保持哪些部分。金额是由意向所调节的。这个王国中最驯服的、最守秩序的或对这个共同体最感亲密的那部分，就担负了国家的全部负担。没有什么东西会变得像一个软弱的政府那样具有压迫性而又不公正的了。要补充旧税的全部不足和预期之中的每一种新的不足，一个丧失了权威的国家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国民议会呼吁一种自愿的捐赠；根据那些交纳者的荣誉来估计，大约为全部公民的收入的1/4。他们得到了比可以合理地计算出来的更多的东西，但又的确远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需要而且大大少于他们的渴望。有理性的人不大能对他们这种在捐赠掩饰下的赋税有什么期望的；这是一种虚弱无效而又不平等的税；这种税掩盖了奢侈、贪婪和自私，把负担抛给了生产性的资本、正直、慷慨和为公的精神——这是一种管制德行的税。终于这张面具要被抛掉了，他们现在正试图（却很少成功）使用强力来征收他们的捐赠。
这种捐赠，这种虚弱的软骨病的产物，得依靠另一种力量来支持，那是同一种百般无能的孪生兄弟。爱国的捐献是要补偿爱国的贡税的失败的。约翰·多伊成了理查德·罗伊(371)的担保。通过这种方案，他们从赠予者那里取走了价值很多的东西，而对于接受者而言，则价值相对地很小；他们破坏了若干贸易；他们掠夺了王家的华饰、教会的捐款盘和人民的个人装饰品。自由的这些稚嫩的乔装者们的这种发明，事实上只不过是对于老朽的专制主义的最贫乏的策略之一种奴性的模仿罢了。他们从路易十四的过了时的装饰品的衣橱里取出了一件陈旧而庞大的宽底假发，用来遮盖国民议会那过早的秃顶。他们制造了这种老式的纯形式的愚蠢，假如对于明理的人它还需要有什么论据来指明其危害和不足的话，《圣西门公爵(372)回忆录》早就已经极其充分地揭露了它。同类的诡计我记得路易十五也曾尝试过，但它从来没有奏过效。无论如何，毁灭性的战争所需乃是无可救药的规划的某种借口。对于灾难的考虑极少是明智的，但这正是做出安排和筹备的一个时机。而正是在一个深远的和平的时期——当时已享有5年之久，而且有希望更长地延续——他们却去求助于这种不可救药的轻率之举。在他们严峻的处境下，玩弄这些充斥于他们流水帐的半数内容的财政上的玩偶和玩具，他们就一定会比由他们所提供的可怜的暂时供应所可能补偿的，丧失更多的名誉。看来似乎那些采取了这样一些规划的人完全昧然于他们的境况，或者是完全不胜任他们的需要。无论在这些设计中可能有着什么美德，明显的是再也不能求助于无论是爱国的馈赠还是爱国的捐献了。这种公共的愚蠢，其资源很快就告枯竭。他们的岁入方案的全部，的确是要用一切诡计，以造成库藏充足的一种假象；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割断了长年补充的泉水和活生生的源头。内克先生不久以前提出的报告，毫无疑问还意在表明前途有望。他对度过这一年度的办法，给出了一种诱人的看法；但是他表示了（正如很自然的是他所应该的那样）对于继之而来的事情的某些忧虑。由于这次最后的预言，内克先生受到了［国民］议会议长友好的责备，因为他没有以一种适宜的远见去深入探讨这一忧惧的基础，从而防止已有预兆的祸害。
至于其他的税收方案，就无法确定地对它们说些什么了，因为它们还没有运作起来；但是没有人会如此乐观，以至于设想他们能填补他们的无能在他们的岁入中所造成的巨大缺口的任何显然可见的一部分。目前他们的库存在现金上一天比一天下降，而在虚假的代替物(373)上则膨胀得越来越多。当现在发现里里外外除了纸币——纸币不是财富的代表而是缺匮的代表，不是信用而是权力的产物——就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想像我们英国的繁荣状况要归因于那种银行的票据，而不是银行票据要归因于我们商业的繁荣状况，归因于我们的信用的牢固以及归因于在交易的任何方面都完全排除了一切权力观念。他们忘记了，在英国没有任何一种1先令的纸币不是由人们的选择所接受的。全部纸币都在实际储存的现金中有着它的根源，而且它可以随意立刻兑换成现金而不受最微小的损失。我们的纸币之在商业上有价值，是因为它在法律上毫无价值。它在交易所中是有力量的，是因为它在威斯敏斯特厅里是无能为力的。(374)在偿还一笔20先令的债务时，债主可能拒绝英国银行所有的纸币。而且在我们中间也没有一种由权威所强加的不管是哪种品质或性质的独一无二的公共担保。实际上可以很容易地说明，我们的纸面财富并不是减少了真正的货币而是有着一种增加它的趋势。它不是金钱的一种替代品，而只是便利了它的出入和流通；那是繁荣的象征而不是困扰的标志。在这个国家［英国］从来没有过对于现金缺乏而纸币充斥这个问题的抱怨。
好！但是对于挥霍性开支的削减以及由有德而睿智的［国民］议会所引进的节约措施，补偿了岁入清单中所蒙受的损失。至少他们在这一点上已经履行了一个财政家的责任。那些说这话的人，看过国民议会本身的开销没有？看过各市镇的、巴黎城的开销没有？看过给两支军队增长的开支没有？看过新的司法机构的开支没有？甚而他们仔细比较过目前的和原来的年金表吗？这些政客们是冷酷的，但不是节俭的。以原来那个挥霍无度的政府的开支以及它与当时岁入的关系来与和它的新国库状况相对立的这种新体制的开支做一个比较，我相信将会发现，目前的这种是超乎所有的比较之上更应该受到指责的。(3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