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来的就只是要考虑法国目前的管理者们在他们要以信贷增加财源时所表现出来的财政才能的证据了。在这里我要停顿一下，因为确切地说，他们是毫无信用的。旧政府的信用的确不是最好的；但是他们总能够在某些条件下，不仅在国内，而且从积累了剩余资本的大部分欧洲国家那里弄到钱，而且那个政府的信用还在逐日增进。一种自由体制的建立当然会被认为能够给予它以新的力量；而且它会确实做到这样，倘若一套自由的体制已经被确立了的话。他们自称是自由的政府，为了用他们的纸币做交易，从荷兰，从汉堡，从瑞士，从日内瓦，从英国都得到了什么供应呢？为什么这些商业和经济的国家要与这样一个企图颠倒事物本性的民族进行任何金钱交易呢？——他们在这个民族中间看到债务人用刺刀尖作为他偿还债权人的手段，以一项财务上的义务解除他的另一项财务上的义务，把他本身的穷困变为他的力量，并以他的破纸来偿付他的利息。
他们对于掠夺教产是万能的那种狂热信心，导致了这些哲学家忽略一切对公共财产的爱护，正如对于哲人石(376)的梦想诱使受骗者们在更动听的炼金术的蒙蔽下就忽视了一切可以增进自己财富的合理手段一样。在这些哲学家式的财政家们看来，这种由教会的木乃伊(377)制成的普遍药剂，是会治愈国家所有的病症的。这些先生们或许不相信许多虔诚的奇迹，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对亵渎神明的神奇性却有着无庸置疑的信念。不是有一笔债务压在他们身上吗？——发行指券。——对那些在自己的职位上被他们掠去了自己的财产或者是从他们的工作岗位上遭到驱逐的人，要进行补偿或者发给生活维持费吗？——指券。要装备好一支舰队吗？——指券。如果这些强加于人民的1600万英镑的指券，使得国家的需要还和以前一样紧迫的话——有人就说，发它3000万英镑的指券——另外有人就说，发它8000万的指券。他们在财政上争吵的唯一分歧就在于强加于公众苦难之上的指券数量的多少。他们全都是指券教授。即使是那些没有被哲学抹杀自己天生良知和商业知识的人们提出了反对这种妄想的决定性的论据，在结束他们的论证时，也还是建议发行指券。我猜想他们一定要谈指券，因为没有别的语言能为人理解。他们的无效能的全部经验，却丝毫没有使他们气馁。不是旧的指券在市场上贬值了吗？怎么补救呢？发行新的指券。——Mais si maladia, opiniatria, non vult se garire, quid illi facere? assignare — postea assignare; ensuita assignare.［病成这样，想想看，不要治疗吗？怎么办？assignare；然后，assignare；随后，assignare。］(378)这里的文字轻微地变动了一下。你们目前的医生的拉丁文也许比你们的老喜剧中的要好；他们的智慧以及他们策略的变化却是同样的。他们歌声中的音符并不比布谷鸟更多；尽管他们的声音非但不像那夏天和丰收的预告者的声音那么柔和，反而有如乌鸦一样地刺耳而不祥。
除了哲学上和财政上最无可救药的冒险家们之外，有谁竟然能想到要摧毁国家的固定岁入这一公共信用的唯一保障，而寄希望于以没收来的财产为原料来重建它呢？如果说对于国家的过度热忱会使得一个虔诚而可敬的主教(379)（按教会的一位神父的预言(380)）打劫他自己的教派，而且为了教会和人民的好处使自己登上掌管没收财产的大财政家和亵渎神明的主计长的位置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他和他的助手们一定会以他们随后的作为表现出来他们是知道他们所担负的职务的某些东西的。当他们已经决定要把被他们征服的国度(381)的地产的某一部分拨给国库时，怎样使得他们的银行有一笔真正的信用基金（就这样一家银行能够变得如此而言），就是他们的事情了。
在无论任何情况下，要在任何地产银行的基础上建立一套通用的流动信贷，迄今已证明了至少也是困难的。这种尝试往往以破产而告终。但是当［国民］议会被引导从蔑视道德原则走到不顾经济原则时，人们至少可以期望着他们不会在自己这方面取消可以减少这种困难、防止这种破产的任何恶化的东西。还可以期待着，为了使你们的地产银行可以为人忍受，在抵押报告中一切可以表明公开和公正的手段都将被采用，一切有助于恢复需求的东西都将被采用。从最有利于它们的观点来看待事物，你们的处境就是一个人拥有一大笔地产，他为了偿还一笔债务和供应某些用项，就希望卖掉它。既不能马上出售，你们就希望抵押。一个有着良好用心和普通的清醒的理智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办呢？难道他不应该是首先确定这笔地产的总值、它的管理和安置的费用、各种影响它的永久的或暂时的负担，然后得出一个净余数，用以计算这份抵押品的正确价值吗？当那个余数（这对债权人来说是仅有的担保）被明确地确定了下来而且是确切地置于受托人之手的时候，于是他就标明这片土地要出卖，以及出卖的时间和条件。此后，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就会容许公共的债权人把他的股本划入这种新的基金，或者他也可以从那些要预付钱款购买这种抵押品的人们那里接受某些关于指券的建议。
这就会是像商人那样井然而合理地行事了，并且根据的是公私信贷中所存在的唯一原则。交易者这时就会准确地知道他所买的东西，而可能挂在他心上的唯一疑虑就是对这笔赃物重新被收回的恐惧——由于在他们无辜的同胞公民的拍卖会上可能成为买主的那些可恶的家伙们的亵渎神明的抱怨，这种事在某一天是可能发生的（也许还要加上惩罚）。
对于尽可能多地抹掉迄今烙在每一种地产银行上的烙印而言，一份关于财产的明确价值和出售的时间、环境以及地点的公开而确切的声明乃是最为必要的。根据另一项原则，它也成了必要的，那就是，由于信守先前对于那件事的誓言的缘故，所以他们将来对一件不稳当的事务上的忠实，可以由他们对于他们的第一个约定的信守而确立。当他们最终决定了国家的财源来自掠夺教会的赃物时，他们于1790年4月14日对此事达成了一项庄严的决议。他们向他们的国家保证“在每年公共开支的咨文中，均需规定一笔款项足以支付罗马天主教会的开销、对教坛牧师的支持、对穷人的救济和僧俗两界、男女两性的神职人员的年俸，以便使由国家支配的财产和物品得以付清所有的开支，以及由代表们或立法机构用之于国家的重大的和最为紧迫的危急关头。”他们在同一天进而允诺要毫不延迟地决定1791年所必需的总额。
在这一决议中，他们承认他们的责任是要清楚地表明上述项目的费用，这在他们以前所做的其他决议中应该是处于筹款次序的首位。他们承认，他们应该清楚地说明已经清偿了所有债务的净财产，而且应该立即说明。这一点他们立即做到了吗？还是在任何时候做到了呢？他们提出过一份不动产的地租帐目，或者公布过一份他们所没收作为他们的指券的动产清单了吗？既然未确定财产的价值或支出的数量，他们能以什么方式履行他们要给公共服务“一笔清偿了所有债务的财产”这一允诺呢？这一点我留给他们的英国崇拜者们去解释。他们马上根据这一保证而事先并没有任何可以使之成功的步骤，就在如此之漂亮的一纸宣言的信用之上而发行了他们价值1600万英镑的纸币。这倒是很有气魄的。在这一杰出的举措过后，谁还能怀疑他们在财政上的才干？——可是，在另外发行任何这些财政赎罪券以前，他们至少要小心谨慎地兑现他们起初的诺言！——倘若曾做出过这样的关于财产价值的或关于债务数量的估算的话，我并没有看到过。我从没有听说过。
终于他们直说了，而且他们全盘揭露了他们把教会土地作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债务或用项的抵押这一卑鄙的骗局。他们掠夺只是能使他们进行蒙骗，但是在很短时期内，由于开列了其他用途——那吹胀了他们的武力和欺骗的整个机器——的帐目，他们的掠夺和欺骗的目的就都失败了。我要感激德·卡洛纳先生，为了他提到的文件之证明了这一特别的事实；那由于某种方式未能为我所注意到。至于对1790年4月14日宣言的背信，的确没有必要来做出我的论断。他们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现已表明，维持已减缩了的教会机构的费用和其他有关宗教的和维持男女教士（维持生计或发给年金）的开销以及其他随之而来的同样性质的开销——那是他们由于这场财产痉挛所带给他们自己的——超出了由它获得的地产收入每年总额达200万英镑之巨；此外，还有一笔700万以上的债务。这些就是蒙骗术的计算能力！这就是哲学的财政学！这就是促使一个悲惨的民族投身于造反、谋杀和亵渎神明并使他们成为毁灭自己国家的迅猛而热忱的工具的全部骗局的结果！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任何情形下，是以没收公民的财富而致富的。这场新试验也步了所有其余试验的后尘。每一颗诚恳的心灵、每一个自由与人道的真正热爱者必定会欢欣地发现，不正义并非总是好政策，而抢劫也不是通往富裕的大道。我很高兴在注释中附上德·卡洛纳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精辟而生动的观察。(382)
为了使世人信服没收教会而来的滚滚不断的财源，［国民］议会对那些享有公职的社会等级采取了其他的没收行动；而不由这一对地产的大举没收来加以补偿的话，它们就无法以任何通常的姿态来完成。他们抛给这笔已偿清了所有债务之后尚有余额的基金以一笔新的费用；亦即，补偿全部被解散了的整个司法机构以及一切被废除的职务和等级；这笔费用我无法确定，但毫无疑问会达到为数好几百万的法国货币。新费用中的另一种是每天都要支付首批指券的利息，一年要支出（如果他们愿意守信的话）48万英镑。他们麻烦过自己要坦诚地公布在市政当局手中管理教会土地的费用了吗？——他们选定了要把对被没收地产的管理托付给他们的以及他们手下一大批无名人员的谨慎、技能和勤勉，而其后果也已经为南锡主教(383)如此精辟地指了出来。
但是没有必要逗留在这些明显的负担项目上。他们对所有的巨大负担做过任何的清理吗？——我指的是一切种类的全国的和市政的机构的全部，他们拿它和岁入的惯常收入作过比较吗？在债权人还没能够在教产的哪一块田地上种下自己的卷心菜以前，这些机构中的每一笔亏短的金额都要成为被没收地产的一笔费用。除了这笔没收外，没有别的支柱能够保持整个国家不致于坍塌。在这种局面下，他们有意地用一层浓雾掩盖起来了他们本应孜孜不倦地清理出来的一切东西。而后，就像他们驱赶公牛要遮住它们的眼睛一样地也蒙起他们自己的眼睛来，这时候他们用刺刀尖来驱赶他们的奴隶们（确实并不比他们的主子们被蒙蔽得更糟），把他们的虚构当做钞票，而且一剂药里就要吞下去3400万英镑的纸药丸。然后，在他们过去所有的偿付约定都没有兑现并且在剩余的地产甚至永远也抵偿不了他们的首批抵押——我指的是那4亿（或1600万英镑）的指券——已经是很清楚的时候（如果在这样一桩事情中有任何东西可以弄清楚的话），他们就傲慢地提出声明，要求一笔未来的信贷。在整个过程中，我既看不出坚牢的公平交易感，也看不出巧妙骗局的精巧灵敏性。［国民］议会内部对于拉开这场骗局的洪水泛滥的闸门的反对意见，没有得到回应，但是它们却遭到了10万名街头财政家们的彻底反驳。这些就是形而上学的算学家们用来做出计算的数目。这些就是法国哲学的公共信用所建立于其上的那种辉煌运算。他们不能够增加供给但是他们可以增加暴民。让他们在邓迪俱乐部(384)的喝彩声中去欢欣鼓舞吧——为了他们的智慧和爱国主义能这样地把掠夺公民的所得用于服务国家。我没有听到英格兰银行的管理者们对于这件事的评论，尽管他们的赞同在信用的天平上要比邓迪俱乐部的分量要多一小点。但是，要对这个俱乐部做到公平，我相信那些组成它的先生们要比他们所表现的更聪明，他们对待他们的金钱并不如对待他们的演说那么慷慨，而且他们是不会用他们折皱破烂的苏格兰纸币的一个折角去换20张你们最漂亮的指券的。
今年(385)早些时候，［国民］议会发行纸币的数额为1600万英镑：如此巨大的一笔供应所支付的救济居然几乎难以被人觉察，然而［国民］议会把你们的事情必定是弄到了怎样的一种地步呢？这种纸币几乎马上就贬值了5％，随即又到了7％。这些指券对于岁入清单的影响是引人注目的。内克先生发现岁入的征收者们接受的是硬币，交纳国库的是指券。由于这样在收取货币而用贬值的纸币入帐，征收者就赚取了7％。不难预见，这一点必定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并不就更少使人窘迫。内克先生被迫为了铸币而购买金银（我相信很大的一部分是在伦敦市场上），数额约超过所获商品的价值1.2万镑。这位大臣认为，不管滋养着他们的隐秘的德行可能是什么，这个国家都不能仅赖指券为生；一些真正的银币是必需的，特别是为了满足那些人——他们手持武器，当他们察觉到以真正的钱币给他们增加报酬却又被狡诈地以贬值的纸币而被收回去的时候，他们是不愿意使自己以忍耐而闻名的。那位大臣在这种非常自然的困厄之下就向［国民］议会提出请求，他们应该命令征收的人们收到的是硬币，就要用硬币上缴。这一点一定逃不过他的注意：如果国库为使用一种现钞支付3％，而它回笼时会比这位大臣发行它时贬值7％，这样一种交易是不大能使公众致富的。［国民］议会没有注意他的劝告。他们处于这种困境——如果他们继续接受指券，现金就一定会成为他们的国库里的异己分子；而如果国库拒绝那些纸币护身符或者在任何程度上不支持它们的话，他们又必定会摧毁对他们唯一财源的信用。这时，他们就似乎做出了他们的选择；并且由于他们自己采纳了它而给予他们的纸币以某种信用；在他们演讲的同时，他们发出了一种吹牛的宣言，我宁可认为那是超出了立法权能的某种东西；那就是，在金属货币和他们的指券之间并没有价值上的差别。这是由这一哲学式的宗教会议中那些可敬的神父们，在一种诅咒之下所宣布的一种良好而坚定的信心的证明。谁愿意相信，谁就去Credat［相信］吧——Judoeus Apella［犹太人阿培拉］肯定是不会的。(386)
当听到说他们的财政表中的神灯竟被比作劳先生的欺骗性表演(387)时，你们的群众领袖们的心灵中涌起了一种高尚的愤慨。他们无法容忍听到劳先生那密西西比河的沙子竟拿来和他们建立自己的体系于其上的那种教会的岩石相比。请让他们抑制一下这种光荣的精神吧，直到他们向世人表明了他们的指券（他们没有用其他的债务占用过这个名字）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坚实基础为止。他们拿那作为原型的伟大骗局和他们堕落了的仿制品相比较，就是对于前者不公正了。劳先生并不是真的仅以密西西比河的投资为基础。他还添上了东印度的贸易；他还添上了非洲贸易；他还添上了法国所有的包税权的岁入。所有这些都加起来，无疑地并不能够支持公众的热情（而不是他）所选择要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那种结构。但是这些，无论如何，相比较而言还是大方的欺骗。他们设想而且他们的目的也在于法国商业的增长。他们向它敞开了两个半球的全部领域。他们并不想用法国自身的资产来喂养法国。宏伟的想像力会发现，在这种商业的飞翔中有些东西是要捕捉的。它是眩惑鹰的眼睛的钱财。它不是用来引诱鼹鼠的嗅觉的——鼹鼠把鼻子插进土里并把自己埋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就像你们那样。那时候人们并没有由于一种堕落而卑鄙的哲学而从他们自然的维度上收缩得太多，并去迎合庸俗下流的欺骗。最要紧的是要记得，在打动人们的想像时，那时候那种体系的经营者们对人的自由还怀有着敬意。在他们的骗局中没有渗进暴力。这就被保留给我们的时代来扑灭理性的这点，可以打破这个启蒙时代的深重黑暗的微弱的闪光。
回想起来，我并没有谈到有关财政规划的任何东西，这种规划可以强调是有利于证明这些先生们的财政才能的，并且还是在国民议会里极为轰动地被提了出来，尽管终于还是没有被采纳。它随着有助于纸币流通的信用的某些稳固的东西而来；而且关于它的效用和它的优点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我指的是把被管制的教堂里的钟拿来铸成货币的计划。这是他们的炼金术。这里有着某些愚蠢扰乱了人们的论证，它们不只是滑稽可笑，而且在我们中间除了憎恶而外激不起任何情感，因此关于它我不再多谈。
同样不值得去进一步评论他们的一切规划与再规划、他们为推延毁灭之日临头而采用的那种纸币流通、国库与Caisse d'Escompte［贴现库］之间的游戏以及所有这些现在已被提升为国家政策的破了产的古老商业骗局的诡计。岁入是不能掉之以轻心的。对于人权的唠叨也不会被人接受当作是对一块饼干或一磅弹药的付款。于是在这里形而上学家们就从他们虚无飘渺的思辨中走了出来，并且忠实地追寻着先例。什么先例呢？破产的先例。但是当他们的生机、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发明、他们的幻想都抛弃了他们，使他们遭受挫败、阻碍和耻辱的时候，他们的信心依旧巍然不动。在他们的才能明显地失败了时，他们就把信贷当作是他们的仁政。当岁入在他们手中不见了的时候，在他们最近的一些行动中他们还自命是给了人民救济而高度评价他们自己。他们并没有救济人民。如果他们怀有这样的意图的话，为什么他们要下令交纳那些令人可憎的赋税呢？是人民救济了他们自己而不是［国民］议会。
但是撇开一切可能声称有这种虚假救济功劳的党派的言论之后，事实上对人民有没有过任何形式的任何救济呢？贝利先生是一位纸币流通的大经纪人，他可以引你深入到这种救济的实质。他在国民议会的讲演中，包含有对巴黎居民承受艰难困苦的毅力和不可动摇的决心的极高度的赞扬。好一幅公共福祉的绝妙图景！什么！承受利益和支持补偿的巨大勇气和不可征服的心灵的坚定性？从这位博学的市长大人的讲演中人们会想到，巴黎人民在过去的12个月里曾经遭受了某些可怕的封锁的困境，亨利四世切断过他们的供应大道，苏利在巴黎城门高声宣布过他的命令。但事实上，他们不是被别的敌人而是被他们自己的疯狂和愚蠢、他们自己的轻信和顽固所围困。可是贝利先生将比恢复巴黎中心供热更快地融化他那大西洋地区的长年的冰——当巴黎仍旧受到一种虚假和无感情的哲学的“冰冷干硬的化石锤子的敲打”(388)的时候。在这一讲演过后的某些时候，也就是刚刚过去的8月13日，这同一位长官在同一个［国民］议会的讲台上就他的政府作了一个报告，他表白自己如下：“在1789年的7月（永远值得纪念的一段日子），巴黎城的财政还是状况良好的；收支相抵，而且她那时在银行中有100万（4万英镑）。在革命之后，她被迫承担的支出达到250万里弗。由于这些支出和免税品的生产的巨大下降，就出现了对于货币的不仅是暂时的而且是通盘的缺匮。”这就是巴黎，为了供养她，在去年以来从法国全国各地的生机中汲取了那么巨大的金额都花费掉了。只要巴黎还处于古罗马的地位，她就永远要由属下的各省来维持。这是伴随着主权民主共和国的统治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弊害。在它发生于罗马时，它还可以比那个产生了它的共和统治活得长。在那种情形下，专制主义本身必定会屈服于群众性所具有的种种祸害。罗马在她的那些皇帝之下，结合了这两种体制的弊害；而且这种不自然的结合乃是她的灭亡的一个重大原因。
如果告诉人民说，他们是由于他们的公共地产的解体而得到了解救的，那就是一种残酷而霸道的谎言了。政治家们在以破坏他们的岁入来给予人民救济而高度评价他们自己之前，首先应该细心地关注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人民，是让他们付出许多而又成比例地获得更有益呢，还是免除所有的贡赋但获得很少或毫无所获更有益呢？我内心是决意要拥护第一种主张的。我有经验，而且我相信也有最好的见解。在臣民方面取得权力与在国家方面他要承担的需求两者之间保持平衡，乃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技巧的根本部分。获取的手段在时间和安排上是要优先的。良好的秩序乃是一切良好的事物的基础。为了能够取得，人民必须驯服和顺从，但不是奴性十足。官吏必须有威严，法律必须有权威。人民大众不得从自己的头脑里炮制出来的办法去寻找自然的从属原则。他们必须尊重那些他们不能分享的财产。他们必须以劳动去获得依靠劳动可以获得的东西，而且当他们发现（正如他们通常会发现的）成功与努力不成比例时，他们必须被教导在永恒正义的最终的平衡中得到慰藉。谁剥夺了他们这一慰藉，就扼杀了他们的勤劳并打击一切获得与一切保全的根基。干这种事的人乃是残忍的压迫者、穷人和可怜的人们的不仁的敌人；同时他也就以他邪恶的论点把成功的勤劳成果和财富的累积暴露给无知者、失意者和没落者去掠夺。
有太多的职业理财家很容易在岁入中除了银行、流通、生活年金和通蒂式养老保险金(389)、长年租金以及店铺的全部小商品而外，就看不到任何东西。在国家稳定的秩序之下，这些东西是不可加以轻视的，它们中的技巧也不能被认为不值得重视。它们是美好的，并且仅仅在它们是那种稳定秩序的结果并被建立在它之上时才是美好的。但是当人们认为这些并不高明的把戏，可以为由破坏公共秩序的基础以及使财产原则遭到或蒙受破坏而造成的灾祸提供一种力量时，它们在国家的毁灭中就会留下对荒谬政治的后果以及对肆无忌惮的、目光短浅的、心胸狭隘的智慧的一座阴暗而持久的纪念碑了。
由共和国的所有伟大成员中的这些大众领袖们表现出来的无能的后果，都被自由的“全面补偿的名义”所掩盖了。在某些人民中，我确实看到了伟大的自由；但在许多——如果不是在大多数——人民中，我却看到一种受压迫的卑贱的奴役状态。可是既没有智慧又没有美德，自由又是什么呢？它就是一切可能的罪恶中最大的罪恶了，因为它是缺乏教养和节制的愚蠢、邪恶和疯狂。凡是懂得有德行的自由是什么的人，都不能容忍它被无能的头脑凭着嘴里大唱高调而受尽侮辱。对于自由的伟大而逐渐增强的情感，我确信我并不鄙视。它们温暖人心，它们使我们的心灵宏大开阔，它们在斗争的时候激发我们的勇气。像我现在这样老，我依然欣悦地阅读卢卡和高乃依(390)的美妙销魂的著作。我也并不完全谴责大众性的小艺术和小玩艺。它们促进了许多重要观点的流传，它们保持人民的一致，它们滋润着心灵的努力，而且它们在道德自由的严峻的额头不时散布了欢愉。每个政治家都应该献身于宽仁，并且将顺从与理性相结合起来。但是像在法国发生的这样一场事件中，所有这些辅助性的情感和技巧全都归于无用。要建立一个政府并不需要有什么很多的审慎。安排好权力的座位，教导人民服从，工作便完成了。给人以自由则更加容易，这无需指导，只要放开缰绳就行了。但是，要形成一个自由的政府，也就是要把自由和限制这两种相反的因素调和到一个融贯的作品中去，则需要有深思熟虑和一颗睿智、坚强而兼容并包的心灵。这一点我在那些在国民议会中担任领导的人的身上并没有发现。或许他们并不像他们所表现得那样可怜地有着缺陷，我宁愿相信是这样的。那就把他们置于人类理解力的通常水准之下了。但是当领袖人物决心使自己成为群众性拍卖场上的投标者时，他们建设国家的才智便毫无用处了。他们就变成为谄媚者而不是立法者了，变成为人民的工具而不是人民的指导者了。如果他们当中有什么人恰好提出了一种要以恰当的标准严格加以限制和界定的有关自由的规划的话，那么他会被那些能炮制出更加漂亮动人的货色的竞争者们马上给压倒的。他对事业的忠诚会受到怀疑。温和被污蔑为是懦夫的德行，而妥协则是变节者的审慎；直至为了保持他能在某些场合起到调和与缓解作用的信用，群众领袖才不得不主动鼓吹某些学说、确立某些权力——而这些在以后却会挫败他最终所要达到的任何严肃的目标。
但是，我是如此之不理智，以致于在这个［国民］议会的不知疲倦的辛劳中居然一点也看不到任何值得赞扬的东西吗？我不否认在无数的暴力和愚蠢的行动中，也可能做出过一些好事。他们摧毁了一切，肯定也消除了一些积弊。那些创新一切事物的人，也有机会可以建树一些有益的东西。但要对他们利用他们所窃取的权威而做的事情给予信任，或者对他们赖以获得权威的那些罪行加以原谅的话，那就必须是不制造这样一场革命，同样的事情就无法完成。它们极其肯定地是可以完成的，因为几乎他们所制订的每一项并不十分含糊的法令，都或者是包含在三级会议自愿规定的国王的让权中，或者是包含在对各等级的一致同意的指示中。一些陈规以正当的理由被废除了；但是它们却是这样一些规矩：如果像它们过去那样永久地存在的话，它们也不会减损国家的任何幸福和繁荣。国民议会的改进乃是表面上的，他们的错误则是根本性的。
无论他们是什么，我希望我的国人不如向我们的邻居推荐英国宪法的样板，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改进而从他们那里拿过来模型。从前者之中，他们得到了一种无价之宝。我以为，他们并不是没有某些忧惧和抱怨的理由的；但是这些他们不应归咎于他们的宪法，而应归咎于他们自己的行为。我以为我们的幸福境遇要归功于我们的宪法，但要归功于它的全体而不是任何单独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在我们若干次的修正和改革中所保存下来的东西以及那些我们加以改变或增添的东西。我们的人民在捍卫自己的所有免遭暴力侵犯时，会充分运用一种真正爱国的、自由的和独立的精神。我也并不排斥变动，但即使当我改变的话，那也是为了有所保存。我应该是被巨大的苦难引向我的补救之道。在我的所作所为中，我应该追随我们祖先的先例。我会尽可能地在原建筑物的风格之内进行修补。在我们祖先最关紧要的行动中，政治上的审慎、顾虑、周详、道义上而非表面上的小心乃是其中主导性的原则。没有被那些法国的先生们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如此丰富地享有的那种光明所照亮，他们就在人类的无知和易于犯错误的强烈影响之下而行动。那位使得他们如此之易于犯错误的上帝，会为他们按他们的本性行事而报偿他们的。如果我们希望能配得上他们的财富，或者保存他们的遗产，就让我们仿效他们的谨慎吧。如果我们乐意，让我们也有所增多，但是让我们保存他们遗留下来的东西吧！并且，立足于英国宪法的坚实基础之上，让我们满足于赞美而不要试图在他们不可救药的飞翔之中去追随那些法国的飞艇航行家吧。
我已经坦诚地向您诉说了我的情感。我想它们不大可能改变您的情感。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应该。您还年轻，您不能指导，却必须追随您的国家的命运。但是今后在你们的共和国所可能采取的将来的某种形式中，它们或许会对您有某些用处。目前它(391)还几乎无法保持不变，但是在它最终确立以前，它或许不得不像我们的一位诗人(392)所说的那样“要经过未经检验过的存在之各式各样的形态”，并且在它的全部轮回中被火与血所净化。
除了长期的观察和富有公正无私的精神而外，我没有什么可以推荐我的见解的。它们出自一个不曾充当过权力的工具或伟大性的谄媚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在他最后的行动中不希望辜负他自己一生的宗旨的人。它们出自这样一个人，几乎他在社会上所作的全部努力都是一场为了别人的自由的斗争；出自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心胸中除了他所认为的暴政而外，从不曾点燃过任何持久的愤怒和激情；并且在他一涉足于你们的事务时，就从被好人们用于怀疑富人压迫的各种努力中也攫取了自己应有的一份，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使自己相信，他并没有脱离他通常的职守。它们出自这样一个人，他也渴望着荣誉、声名和酬报，但所望甚少，而且他根本就不期待着它们；他并不鄙视名声，也不怕责骂；虽然他要冒一种见解上的风险，但他并不躲避辩论；它们出自这样一个人，他期望着保持一贯，但是要通过变换他能确保他的目的的一致性的手段来保持一贯；而且，当他航行的船只的平衡可能由于一边超载而有危险的时候，他愿意把他的理性的轻微重量移到可以维持船的平衡的那一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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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黎一位很年轻的先生”，此人为法国人杜邦（Mons. de Dupont），曾访问过英国并与作者相识，后来他把作者的此书译成法文。——译注
(2) “那件大事”指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译注
(3) 作者此信写得虽然很审慎，但仍深恐受到检查于杜邦不利而并未发出。可参看柏克《书信集》（T. W. Copeland编，剑桥大学版）卷3第102页。——译注
(4) 指1790年2月，当时《伦敦纪事报》已刊出本书的广告。本书最终于同年11月出版。——译注
(5) “宪法协会”（Constitutional Society）于1780年由海军军官卡特赖特（John Cartwright，1740—1824）创立，参加者多为辉格党贵族，他们宣扬前人的和当代的自由学说，反对奴隶制与民族压迫。——译注
(6) “革命协会”（Revolution Society）由非国教徒于1788年以纪念1688年光荣革命一百周年的名义创立。该会主席斯坦厄普（Charles Stanhope，1753—1816）曾写有一篇对柏克《法国革命论》的答复。——译注
(7) “光荣革命”，指1688年英国推翻国王詹姆斯二世的革命，因未流血，故称“光荣革命”；光荣革命的原则见于次岁公布的《权利法案》。——译注
(8) 此处意谓它们是不是真正值得阅读。——译注
(9) 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亦称制宪议会（Constituent Assembly），为法国革命的第一个议会（1789—1791），后为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所取代。——译注
(10) “形而上学的骑士”指唐·吉诃德，他曾解放罪犯，所根据的理由是人人都享有自由权这一形而上学的原则。——译注
(11) 苏格兰化学家布莱克（Joseph Black，1728—1799）称碳酸气为固定的气体，因为它很容易固定于许多物体之中。——译注
(12) 普赖斯（Richard Price，1723—1791）为英国非国教牧师，此处所称的讲道指他的《爱国论：》。该文出版时附有“革命协会”的报告及法国国民议会的《人权宣言》。罗什富科（Rochefaucault）公爵的信为致普赖斯的私人信件，艾克斯（Aix）大主教（国民议会议长）的信为致斯坦厄普（Stanhope）勋爵的公函。——译注
(13) 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以宣扬政治权术不受道德约束著称。——译注
(14) “腓力普化”原文为斜体字philippizes，指参与腓力普的一方。古希腊马其顿王腓力普二世欲与雅典结盟，受到雅典的狄摩西尼（Demosthenes）的反对，遂借助于德尔斐神谕来赞同自己。——译注
(15) 休·彼得斯牧师（Rev. Hugh Peters，1598—1660）为英国独立派牧师，曾参与克伦威尔革命军，后在王政复辟时期因被指控策划杀死国王查理一世而被处死。——译注
(16) 指英王查理一世（1600—1649），1649年1月30日被处死。——译注
(17) 《旧约·诗篇》第149篇，第6—8节（按，作者此处原文中“列邦”作“不信教者”（heathen），引文中的重点号是作者加的。——译注）。——原注
(18) “你们的法国联盟”指1576年由吉斯（Guise）公爵所组成的天主教派的神圣联盟，以镇压新教为目的。——译注
(19) “我们的英国庄严联盟和盟约”指1643年英国国会与苏格兰代表所签协定，苏格兰保证协助英国国会反抗英王查理一世、英国保证维护苏格兰长老会的国家盟约。——译注
(20) 理查德·普赖斯博士著《爱国论》，1789年11月4日，第三版，第17页和第18页（按，此处一位“在俗神职人员”指格拉夫顿（Grafton）公爵，时任剑桥大学名誉校长。——译注）。——原注
(21) “寻求派们”（Seekers）指对真理的寻求者，原为17世纪独立派教徒中的一派。——译注
(22) “不喜欢公共权威所规定的那种宗教崇拜方式的人们，假如从他们所赞成的教堂中找不到什么宗教崇拜的话，就应该为自己建立一套单独的宗教崇拜；并且这样一来，由于提出了一种理性的和高尚的宗教崇拜，有地位、有文化的要人们就可以对社会、对世界做出最大的服务了。”普赖斯博士讲道词，第18页。——原注
(23) “那位锱铢必较的神职人员”指普赖斯，他曾写过许多有关财政的著作。——译注
(24) 按，“牧约翰”为苏格兰对牧师的称呼，Mess由magister一词而来。——译注
(25) “已往美好的时代”指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译注
(26) 原文为罗马诗人朱文纳尔（Juvenal，55/60—约127）的诗句，语出《讽刺诗》卷4第150节 。——译注
(27) 按，普赖斯重复了卢梭主权在民的理论，认为国家的根据乃是一项原始契约，作者不同意这一理论。——译注
(28) 指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1160/1161—1216），他曾把英国国王约翰和德国皇帝奥托革除教门。——译注
(29) 语出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书翰集·上》卷1第12。——译注
(30) 按，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1566—1625）为斯图亚特王朝的首位国王，他的曾孙英国国王乔治一世（1660—1727），娶德国不伦瑞克公爵之女为王后。——译注
(31) 普赖斯博士《爱国论》，第34页。——原注
(32) “权利宣言”通称“权利法案”系1689年2月呈交英王威廉与玛丽。——译注
(33) 按，此处国王威廉指威廉三世（1650—1702），公主指玛丽二世（1662—1694，曾与其夫威廉共享英格兰王位），威廉死后由安（1665—1714）即位。——译注
(34) 詹姆斯一世（1566—1625），英国国王（斯图亚特王朝），1603—1625年在位。——译注
(35) 吉普赛为欧洲的流浪民族，常为人预卜休咎；此处“吉普赛式的预言”指信口开河，想入非非。——译注
(36) “两党”指骑士党（Cavaliers）与圆头党（Roundheads）。——译注
(37) 按，英王威廉三世原为荷兰奥兰治（Orange）亲王，因与英王詹姆斯二世之女玛丽联姻而继承了英国王位。——译注
(38) 萨默斯勋爵（Lord Somers，1651—1716），辉格党人，他于1689年认定詹姆斯二世事实上逊位，起草了《权利宣言》，1697年任大法官（上院议长），对威廉三世影响甚大。——译注
(39) 玛丽一世（1516—1558，1553—1558在位。——译注）《会议集》第3卷 第1章 。——原注
(40) 伊丽莎白女王（1533—1603），1558—1603在位。——译注
(41) 按，标题通常印成红色，作为崇敬的象征，故泛指任何已经明白确定了的事物。——译注
(42) “贵族们以及平民们”指国会上院及下院的议员们。——译注
(43) “对国王的限制”指英国国王仅限于是英国国教徒，而不得是天主教徒。——译注
(44) 按，此处作者对萨默斯的理解并不确切，因为萨默斯有一部专著《对全体王国和国家的评判》，书中扉页即标有“英国人民与国会有权反抗并剥夺他们国王的坏政府。”——译注
(45) 按，此处抽象权能与道德权能之分，作者也曾用之于考察美国革命。“抽象”一词带有贬义，因为政治家所要处理的乃是在实际上可行的，而不是在理想上完美无瑕的。——译注
(46) 革命时期指1642—1660年的清教革命，复辟时期指1660—1688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译注
(47) “古代组成的等级”原文为ancient organized states，此处states系指estates，即国会。——译注
(48) “有机的分子”指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国王、贵族、绅士、教士、商人、官吏等等。——译注
(49) “征服”指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译注
(50) 作者此处系借用罗马法的术语。按罗马法，继承可以按人计（per capita），即由所有的后裔按人头均等地继承先人的财产，也可以按支计（per stirpes），即由各支（或各房）各继承一部分。——译注
(51) 语出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前19年）《农事诗》（Georgics），第4卷 ，第208（论蜜蜂）。——译注
(52) 按，“摊派”（tallagio，即tallage）为国王向城镇与领地的征税，《权利请愿》书为英王查理一世于1628年所同意，《人身法案》（主要系针对非法逮捕与囚禁）由英王查理二世1679年认可。——译注
(53) 按，索菲娅（Sophia，1630—1714）为詹姆斯一世之外孙女，即詹姆斯一世之子查理一世的姐姐伊丽莎白之女，与德国汉诺威选帝侯联姻。——译注
(54) 汉诺威选 帝侯属不伦瑞克（Brunswick）家族。——译注
(55) 指英法两国隔英吉利海峡相望。——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