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英格兰的内乱时期（我不知道在你们法国的议会有没有过任何这样的时期），曾有过几位人物，比如当时的荷兰伯爵(89)，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家庭由于挥霍王室赏给他们的恩赐而使得王室臭名远扬，他们后来又参加了由于人们不满而掀起的反叛，而他们本身就是那些不满的起因；他们协助颠覆了王位，而他们又有赖于王位，对有些人来说，是其生存，对其余的人来说，则是那种他们所用来推翻他们恩主的全部权力。假如对于那种人的贪得无厌的要求规定了界限的话，或者是也容许别人来分享他们所霸占的东西的话，那么报复和嫉妒很快就填补起他们的贪婪所留下来的贪得无厌的空虚。他们的理性被复杂失调的情绪所搅乱，已经是一片颠倒；他们的眼光变得庞大又惶惑；那对别人是莫名其妙的，对他们自己则是捉摸不定的。他们发现，他们在任何固定的事物秩序中的无原则的野心在各个方面都是有界限的。但是在一片混乱的迷雾和朦胧之中，一切就都被扩大了，并且看起来像是没有任何限度似的。
当有地位的人们为着一种没有明确目标的野心而牺牲了尊严的一切观念，并且是以低级的手段、为着低级的目的而工作时，整个气质就都是低级而可鄙的了。难道某些类似这样的东西，现在不是正出现在法国吗？难道它不是产生了某些不名誉的和不光彩的事情吗？在所有的现行政策中，难道不全都有着一种卑鄙吗？在一切的所做所为中，难道不都有一种倾向要随着个人一道而降低国家的一切尊严和重要性吗？进行其他革命的人们，在他们企图进行或者是实际上造成了国家的变革时，全都是由于推进了人民——人民的和平是被他们搅乱了的——的尊严而使自己的野心得以圣洁化的。他们有长远的眼光。他们以治理好国家而不是以毁灭国家为目的。他们是具有伟大的政治天才和伟大的军事天才的人，如果说他们也是他们时代的恐怖和装饰品的话。他们不像犹太人的掮客那样，竞相争执谁最能够以骗人的通货和贬值的纸币来弥补由他们那些堕落的会议给他们的国家所造成的悲惨和残破。这种老式的伟大的坏人中有一位（克伦威尔(90)）得到了他自己的同胞、一位当时受人爱戴的诗人(91)的称颂，它表明了他所提出的都是些什么，他在自己野心的成功之中在很大程度上确实都成就了些什么：
“正如您静静地升起，国家也升华了，
“当它由您加以改变时，并不是一片混乱；
“就像世界伟大的场景在改变，无声无息，
“升起的太阳摧毁了黑夜的庸俗之光。”
这些捣乱者不大像篡权者那样地要肯定自己在社会中的自然位置。他们的升起，是来照亮和美化这个世界的。他们之征服自己的对手，是以自己的光芒盖过了自己的对手的。那只像一个毁灭的天使在打击这个国家的手，同时也把国家所忍受的力量和能量传递给了它。我并不说（上帝不许那样说），我并不说这些人的德行可以看作是对他们罪行的一种平衡；但是它们却是对他们罪行的效果的某种矫正。正如我说过的，我们的克伦威尔就是这样。你们［法国］的吉斯、孔代和科利尼整整那几族人(92)也是这样。黎塞留家族(93)也是这样，他们在较为平静的时期，却以内战的精神在行事。像这样人品较好、从事的事业较少可疑之点的，还有你们的亨利四世和你们的苏利(94)，尽管他们是在内乱之中养育起来的，并不是全然没有自己的某些污点。这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应该看一下法国当她有了一个喘息的时刻时，是多么快地就从任何国家所曾有过的最漫长和最可怕的内战之中恢复并站立了起来。为什么？就因为在所有他们的屠杀之中，他们并不曾害死他们国家的心灵。一种自觉的尊严、一种高贵的骄傲、一种强烈的荣誉和竞争意识，并没有被消灭。相反地，它却被点燃了并且在燃烧着。国家的各个器官，不管是多么破碎，依然存在着。所有对荣誉和德行的奖励、所有的报偿、所有的区别，都还依旧。但是你们当前的混乱就像是一场瘫痪，已经打击了生命泉源的本身。在需要以一种荣誉的原则来推动的局势之中，你们国家的每一个人却都在含垢忍辱，除非是在一种委屈而羞辱的愤怒之中，就不可能享有生命的感觉。但是这一代人将很快地就成为过去的。下一代的贵族将有似于阴谋家和小丑，有似于钱商、高利贷者和犹太人，这些人会永远都是他们的同伙，有时候还是他们的主子。阁下，请相信我，凡是企图使人平均的人，绝不会使人平等。在由各色公民所组成的一切社会里，某类公民必定是在最上层。因此，平均派只不过是改变和颠倒了事物的自然秩序而已；他们使社会的大厦不堪重负，因为他们把结构的坚固性所需要放在地上的东西置之于空中。裁缝们和木匠们的联合——（例如，巴黎的）共和国就是由他们组成的——是不能应付你们以最恶劣的篡夺，即一种对自然特权的篡夺而企图迫使他们进入的那种局势的。
在三级会议开幕时，法国的财政大臣以一番辞令华美的语调说道，一切职业都是荣誉的。假如他的意思是说，没有哪种正当的雇员是不光彩的，那么他就并没有超出真理。但是我们在肯定任何事情都是荣誉时，却包含有对其垂青程度的区别。一个理发匠或一个蜡烛商的职业，对任何人都不会是一桩荣誉——更不用说许多其他伺候人的雇工了。这类行业的人，不应当受到国家的压迫；但是如果允许像他们那样的人个别地或集体地来进行统治的话，国家可就要遭受压迫了。在这一点上，你们认为自己是在向偏见进行斗争，但是你们却是在向自然开战。(95)
亲爱的阁下，我并不设想您是属于那种诡辩的、强词夺理的人，或者是属于那种极不坦率的迟钝的人，竟至于对每一种普遍的看法或观点都要求对各种纠正和例外加以明确详尽的说明，那本是理性假定会包含在一切出自有理性的人的普遍命题之中的。您并不会想像，我希望把权力、权威和荣誉，仅仅限定于血统、名分和头衔。不会的，阁下。除了实际的或设想中的德行和智慧而外，政府并没有任何资格的限制。只要是实际上发现了有它们的地方，它们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在什么地位、职业或行业，都有上天的通行证通向人世上的地位和荣誉的。一个国家疯狂地和邪恶地排斥政治的、军事的或宗教的才干与德行的服务（那些才干与德行之赋予人们正是为它增光和服务的），并且把一切造就出来是要围绕着国家放射出光辉和光荣来的东西都贬斥到默默无闻的地步——这样的国家就有祸了。走到相反的极端，把一种低水平的教育、对事物的一种庸俗狭隘的眼光、一种污秽的雇佣职业，当作是一种值得博取的资格——这样的国家也有祸了。一切事情都应该开放，但却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毫无区别。没有哪种轮换制、没有哪种以抽签任命的办法、没有哪种以抽签制或轮换制(96)的精神而进行的选举方式，在一个涉及到广泛目标的政府之中可能是普遍良好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意图，要着眼于责任而选择人或者是使之彼此适应。我要毫不迟疑地说，从默默无闻的状况通向荣名显赫的道路不应该弄得太容易，也不应该过于是一桩理所当然的事。假如说罕见的才能是一切罕见的事物之中最为罕见的，那么它就应该经过某种验证。荣誉的殿堂应该是坐落在卓越性之上的。假如它是经过德行而被打开的，那么也应该记得，德行是只有由某种困难和某种斗争才能得到考验的。
凡是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能力以及它的财产的东西，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的恰当的和适宜的代表。但是既然能力是一项生气蓬勃的积极原则，并且既然财产是呆滞的、迟钝的和畏怯的，所以它就永远不可能不受到能力的侵犯，除非是它脱离了一切的比例而在这种代表之中占有主导地位。它也必须表现为大量的积累，否则它就得不到正当的保护。财产由于其获得了与储存相结合的原则所形成的特性，就会是不平等的。因此，激发了嫉妒和诱发了贪婪的那些大量财富，就必须把危险的可能性置之于度外。然后，它们就以其全部的级差而对财产较少的人形成了一道自然的壁垒。同样数量的财产，由于事物的自然历程而被许多人所分享，就不会起同样的作用。随着它的被分散，它的防卫力量也就越发地被削弱。在这一分散的过程之中，每个人的那部分都要少于他渴望可以自诩由于消耗别人的积累而获得的东西。掠夺少数人，确实只不过会对多数人的分配额给予一个不可思议之小的份额而已。但是多数人却并未能做出这种计算，而那些领导他们去掠夺的人，却从来都无意于做出这种分配。
在我们家庭中延续我们财产的这种权力，就是属于其中最有价值和最有趣味的情况之一，并且是最倾向于延续社会自身的那种东西。它使得我们的弱点屈服于我们的德行；它甚至于把仁爱移植到贪财上面来。家庭财富的、以及伴随着世袭占有而来的（与之最为有关的）显赫名望的享有者，就是这种传递过程的天然保安人员。在我们［英国］这里，贵族院（House of Peers）就是依据这一原则而形成的。它完全是由世袭财产和世袭名望所构成的；并且因此就成为立法机构的第三位；而且终于成为了对一切财产进行一切再分配之唯一的审判官。下议院尽管不是必然地、却在事实上而且在远为更大的部分上，也总是这样构成的。让那些大财主们去成为他们所愿望的东西吧，他们也有机会跻身于最优秀者之林的，他们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会成为国家这艘船的压舱石。因为尽管世袭财富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地位被那些匍匐在地上的谄媚者们和对权力的盲目而卑鄙的崇拜者们过分地偶像化了，它们却也在哲学之任性的、僭越的而短视的不肖子弟们的浅薄的思辨中被粗鲁地忽视了。某些体面的、规矩的卓越地位，某些对出身的偏重（而非排他性的占有），既不是不自然的，也不是不公正的或不恰当的。
据说，2400万人应该压倒20万人。(97)确实是的；假如一个王国的宪法就是一个算术问题的话。这种说法很可以把街头上的灯杆(98)作为它的下一步；但是对于能够平心静气推理的人，这是可笑的。多数人的意志和他们的利益必然往往是有分歧的；而当他们做出一种坏的抉择的时候，分歧就会很大。一个由500名乡村律师代理人和名不见经传的代理牧师组成的政府，对于2400万人来说并不是件好事，虽说它是由840万人选出来的；而它由已经出卖了对自己的信托以便博取权力的一打有身分的人来引导也并不就更好。目前，你们似乎是在一切事情上都已经偏离了自然的大道。法国的财产并没有在驾驭它。当然，财产是被捣毁了，而合理的自由却并不存在。你们目前所得到的一切，乃是一纸空文和一部玩股票的宪法；至于未来，你们认真想过法国的领土在83个独立行政区（更不要说组成它们的各个部分）的共和体系之上居然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而加以治理，或者是由于一个人头脑的冲动而居然能够开动起来吗？当国民议会完成了它的工作时，它也就完成了它的垮台。这些共和国不会长久忍受一种对巴黎共和国的屈服状态的。他们将不会忍受这个团体来垄断对国王的俘虏和对自称为“国民”的那个议会的统治。每一方都将给自己保留自己的那一份教会赃物；它不会容忍那份赃物或者他们更为正当的勤劳果实或者他们土地上的天然产品，被送给巴黎的机制去膨胀它那骄横暴戾，或者是去纵容它那骄奢淫逸的。在这里面，他们将看不到任何的那种平等——在那种平等的借口之下，他们被诱导抛弃了他们对君主的效忠以及他们国家古代的宪法。在这样一部像他们近来所制订的宪法中，不可能有一个首都城市。他们已经忘记了，在他们建构民主政府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已经肢解了他们的国家。他们所坚持称之为国王的那个人，连把这些共和国的整体足以结合在一起的权力的百分之一都没有保留下来。这个巴黎共和国确实是企图完成军队的堕落并且非法地延续议会（而不求助于它的选民），作为延续它那专制主义的手段。它由于变成为漫无节制的纸币流通的中心，而将努力把一切都吸引到它自己那里来，但这是枉然。全部这种政策到头来所呈现的脆弱，将正有如它目前的狂暴一样。
假如与你们仿佛是奉了上帝的和人的声音的号召那种形势相对照，这就是你们的实际形势的话，那么我在自己的内心里就无法找到它而可以祝贺你们所做出的抉择或者是伴随着你们的企图而来的成功。我也很难向任何别的民族推荐一种基于这样的原则和产生这样效果的行为。这件事我只好留待给对你们的事务比我能看得更远并且最能懂得你们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他们的设计的那些人了。革命协会的先生们的祝贺来得那么早，看来是强烈地认为有关这个国家是有着某种政治规划的，而你们的经历可能在某种方式上在其中是很有用的。因为你们的普赖斯博士似乎是以很大程度的热情把自己投入了这个题目，他以如下引人瞩目的话向他的听众们演说道：“我不能在做结论时，不特别请你们回想到我曾不止一次提到过的那种思考，而且你们的思想或许一直在预期着它；这种思考在我的心灵中的感受要比我所能表达的更多。我指的是有关目前时期之利于自由事业的一切努力的那种思考。”
很显然，这位政治宣道师的心灵这时是被某种非凡的计划所膨胀起来的；而且很可能是他的听众——他们要比我更理解他——都在他以前就经历过他的想法以及它所引致的整个一连串的后果。
在我读到这篇讲道之前，我确实认为我曾经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99)生活过；而我所珍视的却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使我更喜欢我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国家(100)。当时我的确觉察到，一种警惕的、永远在觉醒着的灵敏感，对于保卫我们的自由这一财富——不仅是防范侵略，而且是防范败坏和腐化——乃是我们最佳的智慧和我们最大的责任。然而，我认为那种财富不如说是一种要加以保障的享有权，而不是一种要去竞争的奖品。我并没有看出目前时期会怎样地非常之有利于对自由事业的一切努力。目前时期与其他的时期之不同，仅只在于法国所做出的事情的那种状况。如果那个国家的例子对这个国家会有影响的话，那么我很容易设想何以他们某些进程有着不愉快的方面而且与人道、宽宏、善意和正义不太调和，却又能以对于行为者有着如此之多的柔顺的温情和对于受难者有着如此之多的英勇的毅力而得以缓解。要是不信任我们有意去追随的那种样板的权威性，那肯定是很不慎重的。但是承认了这一点，我们便被导向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即，那种自由的事业是什么，而且为了它所进行的努力——其中法国的例子是如此突出地显著——又是什么？是不是要消灭我们的君主制，以及这个王国［英国］的一切法律、一切审判法庭以及一切古来的组织？是不是为了拥护一部几何学式的和算学式的宪法，这个国家的一切路标就都要被撤销？是不是上院就要被投票表决为无用？是不是教区制就要被取消？是不是教会的土地就要出售给犹太人和经纪人，或是用之于贿赂新发明的各个城市共和国而沦为一场参与盗窃圣物的行为？是不是所有的捐税就都被表决为冤案，而税收就要转化为一种爱国的捐献或一种爱国的赠礼呢？是不是为了支持这个王国［英国］的海军力量，银鞋扣就要替代土地税和麦芽税呢？(101)是不是所有的品级、身分和区别都要打乱，从而从普遍的无政府状态之中（再加上国家的破产），三四千个民主政府就应该形成为83个，而它们又由于某种人所不知的吸引力就会组成为一个了呢？为了这一伟大的目标，军队是不是就要被引诱脱离它的纪律和它的忠诚呢？——首先是以各式各样的堕落，然后则是以增加捐款这种可怕的先例。是不是教区牧师要被引诱脱离他们的主教呢？——向主教们提出一种虚幻的希望以便得到他们自己等级的一份赃物。是不是伦敦的公民们要以他们自己同胞的钱来养活自己从而脱离自己的效忠呢？是不是这个王国合法的硬币，要被一种强制性的纸币所取代呢？是不是所掠夺来的公共税收的剩余部分，要用之于维持两支军队的互相监视和互相讨伐这一野心的规划呢？假如说这些就是革命协会的目的和手段的话，那么我承认它们配合得很不错，而且法国以这些先例就可以向他们供应这两者。
我知道，你们的先例之被提了出来是要羞辱我们的。我知道我们被认为是一个愚笨的、迟钝的民族，由于认为我们的局面是可以忍受的而变得消极顺从了；由于有了一点点自由而永远无法获得充分完美的自由了。你们法国的领袖们一开始是倾向于羡慕——几乎是崇拜——英国的宪法的；但是随着他们的前进，他们就开始以一种主宰者的轻蔑态度在鄙夷它了。你们国民议会在我们这里的朋友们，对于以前被认为是自己国家的光荣的东西，充分怀有同样卑鄙的一种见解。革命协会已经发现了英国这个国家是不自由的。他们深信不疑的是，我们代议制中的不平等乃是“我们宪法中的如此粗暴和显著的缺点，以致于它主要地是在形式上和理论上才显得优异。”(102)一个王国立法体系中的代议制，不仅是其中全部宪法自由的基础，而且也是“一切合法政府”的基础；“而没有这一点，一个政府就只不过是一种篡夺行为而已；”——“当代议制只是局部的，则这个王国就只是局部地享有自由，而且如果是极其局部的，它就只得出一种貌似；假如不仅是极其局部的，而且还是贿选的，它就成了一种麻烦。”普赖斯博士认为代议制的这种不合宜性乃是我们的根本大患；而且虽说关于代议制有这种相似性的腐败现象，他却期待着那还不曾到达其充分完整的腐朽，但是他深恐“为我们所获得这种根本的赐福，将会一事无成，直到某种巨大的滥用权力再度激发我们的憎恨，或某种巨大的灾难再度惊醒了我们的恐惧心的时候为止，或者是直到别的国家获得了一种纯粹而平等的代议制，但我们却被人嘲笑只不过是影子的时候为止，这时候别人的获得才会燃起我们的羞耻心。”对于这一点，他又增添了如下这样一些字样：“这样一种代议制主要是由财富和人民中少数千把个渣滓所选举出来的，他们的选票一般都是被收买的。”
这里您会嘲笑这些民主派的一贯性；当他们没有警惕的时候，他们就以极其鄙夷的态度对待社会中较低贱的那部分人，而同时他们又佯装要把那部分人当成是一切权力的贮藏所。向你们指出潜伏在“不适当的代议制”这个词句的普遍性和不确定性之下的许多谬误，将会需要很长的论证。对那种老式的宪法——在它下面我们曾长期昌盛过——要做到公正，我这里只需说，我们的代议制已经被发现是十足地适合于人民所能期望或设计的一种代议制的全部目的的。我蔑视我们宪法的敌人，他们不能证明相反的东西。要详尽说明我们发现它能非常之好地促进它的目的的种种细节，需要有一部论述我们实际的宪法的专著了。我这里陈述革命派的学说，只是为了让您和别人可以看出这些先生们对他们国家的宪法抱有怎样的一种见解，以及何以他们似乎在想：某种巨大的滥用权力或某种巨大的灾难对一部符合他们观念的宪法乃是一次赐福的机会，它会大大缓解他们的情绪；您会看到他们何以是如此之醉心于你们那种公正而平等的代议制，一旦拥有了它，同样的效果就可以随之而来。您会看到他们把我们的下院认为仅仅是一种“貌似”、“形式”、“理论”、“影子”、“笑柄”，或许还是一种“麻烦”。
这些先生们估价他们自己是有体系的，而且还是有道理的。因此他们必须把代议制的这种粗暴而显著的缺点、这种精神的痛苦（他们是这样称它的），视为不仅其本身是一种罪恶的东西，而且还使得我们整个政府都成为了绝对非法的，一点儿都不比一场直截了当的谋篡更好些。为了驱除这种非法的和被篡夺的政府，另一场革命当然就是完全有理由的了——假如不是绝对必要的话。如果您仔细考察一下他们的原则的话，它确实要比改变一下下院的选举走得更远得多；因为假如人民代议制或选举对于一切政府的合法性都是必要的话，那么上院一下子就变成私生子和血统不纯的了。上院根本不是代表人民的，哪怕是“貌似或者在形式上”。王位的情形也整个是同样地糟糕。国王可以枉然努力要以根据革命所确立的权威来向这些先生们掩饰他自己。为了要有一个名义而诉诸的那场大革命，其本身在他们体系里也需要有一个名义。依照他们的理论，大革命乃是建立在一个并不比我们目前的形式手续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像是由一个上院以及由一个恰好像目前的下院（也就是说，像他们所称为的）是由一个纯属“影子和笑柄”的代议制所构成的那样。
有些东西是他们必须摧毁的，否则他们的存在对于自己就似乎没有目的了。一种是要通过教权来摧毁政权；另一种则是要通过政权来消灭教权。他们觉察到在完成对教会与国家的这场双重的毁灭之中，可能给公众带来最恶劣的后果；但是他们是如此之热衷于自己的理论，以致于他们不止于是在提示说，这场毁灭以其必然导致的和伴随而来的全部灾难——而且这在他们看来是十分肯定的——对于他们并非是不可接受的，或者是远离他们的愿望的。他们中间有一位极有权威、并且肯定是极有才干的人(103)，在谈到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一场假想的联盟时说道：“或许我们必须等待政权的灭亡，然后这种最不自然的联盟才会崩溃。那个时候无疑地将是灾难性的。但是假如说政治世界的痉挛会伴随有如此之可愿望的一种效果的话，那么它又有什么可悲泣的呢？”您看，这些先生们是准备以怎样一种坚定的眼光在观看可能降临到他们国家头上最重大的灾难的！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由于对他们国内的宪法和政府中的一切事物都怀有这类观念——无论是教会的还是国家的，无论是作为非法的与被篡夺来的，还是最好也只是作为一种枉然的笑柄——他们便以一种渴望而炽烈的热情在观看着国外。当他们被这些观念所支配时，要向他们谈他们祖先们的实践、他们国家的根本法律、一部宪法的固定形式——它的种种优点是被长期经验的坚实考验并且是被不断增长的公共力量和国家繁荣所证实了的——就是枉然的了。他们把经验鄙夷为文盲的智慧，至于其他东西，则他们已经在地下埋好了地雷，它将在轰然一声的爆炸中粉碎一切古老的规范、一切先例、宪章和议会的法案。他们有“人权”(104)。不可能有任何规定是反对这些权利的；没有任何协定对这些权利是有约束力的；这些权利是不承认任何节制和任何妥协的；任何扼制他们的充分要求的东西，都充满了大量的狡诈和不正义。他们的人权是不容许任何政府以其延续的悠久性或以其行政措施的正义性和宽大性来寻求安全而反对这些权利的。这些思辨家的反对意见——假如它的形式和他们的理论不一致的话——在反对这样一种古老的和仁慈的政府时，是和反对最凶残的暴政或最积极活动的篡夺同样地有效。他们总是与政府在争论，不是在滥用权力的问题上，而是在资格的问题上、在名义的问题上。我对他们那种政治形而上学的尴尬的微妙性，不想说什么。让他们成为他们学校里的趣闻吧。——“Illa se jactet in aula-Aeolus, et clauso ventorum carcere regnet.”［“在那座殿堂里，让伊奥鲁斯去咆哮吧，当他对大风关闭了地牢时，就让他在那里面统治吧。”］(105)——但是别让他们捣毁监狱像是一场黎凡特风(106)那样地爆发，以它们的飓风横扫大地并爆出深处的泉水而把我们淹没。
我远远不是在理论上要否定（完全有如我内心里远远不是要在实践上阻止——假如我有能力去做或者去阻止的话）真正的人权。在否定他们虚假的权利要求时，我并不想要损害那些真正的权利，那些是他们所号称的权利要全盘加以摧毁的。假如说公民社会是为了人类的好处而建立的，那么它所为之而建立的那一切好处就成为了人的权利。它是一种慈爱的制度；而法律本身则是唯一按规矩实行的慈爱。人们有权按照那种规矩而生活；他们有权行事公正，正如在他们的同胞中间那样，无论他们的同胞是担任公职还是从事平凡的行业。他们有权得到他们的劳动果实，有权得到使他们的劳动果实丰硕的各种手段。他们有权得到他们父辈的所有，有权哺育和改进他们的后裔，有权生时受到教育、死时得享安慰。凡是每一个人不侵犯他人而能独立做到的事，他就有权为自己做出；而且他还有权公正地得到全体中间的一部分，那是社会以其技术和力量的全部结合可以为他的利益而做到的。在这种伙伴关系中，一切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但并不是都获得同等的东西。一个在合伙中只有五先令的人对它所享有的权利，正如一个有五百磅的人对他那更大的股份所享有的权利一样。但是他在合股的收益之中，却无权享有同样之多的股息；至于每一个个人在管理国家事务上所应享有的权力、权威和方针的份额，则我决不承认它是人在公民社会中的直接的原始权利；因为我考虑的是公民社会的人，而不是别的什么。那是一桩要由约定来加以安排的东西。
如果公民社会是约定的产儿，那种约定就必须是它的法律。那种约定就必须限制和规范所有的宪法条文——它们全都是在那种约定之下形成的。每种立法的、司法的或行政的权力，都是它的产物。在任何其他的事物状态之下，它们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公民社会的种种约定之下，声称享有甚至还并没有设定其存在的那些权利呢？享有那些与之绝不相容的权利呢？公民社会的原始主旨（first motive）之一——而且那还成为了它的基本规则之一——就是：没有人应该是其自身案件的审判官。由于这一点，每个人立刻就剥夺了自己作为一个未经订约的人的原始的基本权利——那就是，他可以审判自己并判定自己的案件。他放弃了要作自己的统治者的一切权利。他在很大程度上断然放弃了自我辩护的权利，那是自然界的第一条法律。人们不可能同时既享有一个非公民国家的权利，又享受一个公民国家的权利。为了能够获得正义，他就放弃了他那可以决定对自己最为根本之点的东西都是些什么的权利。为了能够获得某种自由，他就以信赖它那全体而做出了投降。
政府并不是由于天然权利(107)而建立的，天然权利可以，而且确实是完全独立于它而存在的；并且是以更大得多的明晰性和以更大得多的程度上的抽象完美性而存在的；但是它们的抽象完美性却是它们实际上的缺点。由于对一切事物都有权利，它们就需要有一切事物。政府乃是人类的智慧为了人类的需求而提供的一种设计。人们有权使这些需求应该由这种智慧来提供。那种出自公民社会的、对他们的情感加以充分约束的需求也应计入这些需求之中。社会不仅仅要求个人的情感应该受到控制，而且即使是在群众和团体之中以及在个人中间，人们的意愿也应该经常受到抵制，他们的意志应该受到控制，他们的情感应该加以驯服。这一点只有由于一种出自他们自身之外的力量(108)才能够做到；而且，在发挥这种力量的功能时不能屈服于那种意志和（它的任务本来就是要加以操纵和克服的）那些感情。在这种意义上，对人们的约束以及对他们的自由的约束，就要被算作是他们的权利。但是既然自由和限制是随着时间和情况而变化的，容许有无限之多的变易，所以它们就不可能被固定在任何抽象的规则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如此之愚蠢，乃致于要根据那项原则来加以探讨。
一旦你从人的充分权利中取消了任何东西，使每个人都来统治他自己并且忍受对这些权利的任何人为的和主动的限制；从这一瞬间起，政府的全部机构就变成了一项权宜之计。正是这一点才造就了国家的宪法及其权力的适当分配这一技术上最微妙而又最复杂的问题。它要求对人性和人的需要、对促进或阻碍公民体制的机制所要追求的各种目的，具有一种深刻的认识。国家需要有其力量的后备军和对其混乱的补救之道。高谈一个人对食物和药品的抽象权利又有什么用呢？问题在于怎样取得和支配它们的方法。从这方面考虑，我总是劝人去请求农夫和医生的、而不是形而上学教授的援助。
建设一个国家或者复兴它或者改革它的那种科学，就像其他的每一种社会科学一样，并不是à priori［先天地］就可以教给人们的。它也不是一次简短的实验，在那种实用科学里就能教会我们的；因为道德动机的实际效果并不总是直接的；而第一次就出现了偏颇的例子，有可能在其更遥远的作用中却是卓越的；而且它那卓越性甚至于可能来自它一开头所产生的种种不良的效果之中。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形：各种很可称道的计划，有着令人欣慰的开端，却往往有着可耻的和可悲的结局。每个国家中往往都有某些看不清楚的和几乎是潜伏的原因、许多乍看起来是无关重要的事情，却有可能是它们的兴旺与逆境在根本上所最需依赖的东西。因此，政府这门科学既然其本身是如此之实际，并且是着意于如此之实用的目的，所以就是一个需要有丰富经验的问题，甚至于比任何一个人在整个一生中所能获得的都要更多的经验（而不管可能是多么地明智而又细心）；任何一个人就应该以无限的审慎去冒险推翻一座大厦（这座大厦曾在漫长的时代中、在某种过得去的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的共同目的），或是去冒险重新建立起它来，而在自己的眼前却并没有什么经过考验的有效用的模型和样版。
这些形而上学的权利进入到日常生活中来，就像光线穿透到一种稠密的介质之中一样，它们由于自然的规律，是会脱离它们的直线而折射的。的确，在人类的感情与关怀的全部复杂的总体之中，人们的原始权利经历着如此之多的折射和反射，以致于如果谈论它们，就仿佛它们始终是处于它们原始取向的简单状态之中一样，那就变得荒谬了。人性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的目标也有着最大可能的复杂性；因此之故权力就没有一种单纯的意图或取向是能够适合于人性或者人事的性质的。当我听说有任何新的政治体制在寻求并且炫耀自己设计的简捷性的时候，我就毫不怀疑可以断定设计者们对自己的行当是全然无知，或者根本就不懂得自己的责任。各种单纯的政府从根本上说都是有缺陷的，还不用把它们说得更糟糕了。假如您单从一种观点来考虑社会，那么所有这些单纯的政体方式都是无限迷人的。事实上，每一种方式都要比更复杂的那些方式之能够达到它们复杂的目标，更加完美得多地适应它那单纯的目的。但是整体得到的适应之不完美和不规则，比起某些部分以极大的精确性加以安排而其余的部分则由于对备受爱护的某一成分的过分照顾而可能全然被忽视，或许是实质上受到损伤，要更好得多。
这些理论家们所号称的权利，全都走上了极端；并且与他们在形而上学上的真确成比例，他们在政治上和道德上也都是虚假的。人权是一种中间的、不可能界定的东西，但并不是不可能加以分辨的。人在政府中的权利乃是它们的优势所在；而这些往往是各种不同的善之间的平衡；有时候则是善与恶之间，有时候又是恶与恶之间的妥协。政治理性乃是一种计算原则，是在道德上而不是在形而上学上或数学上对真正的道德因素作加、减、乘、除的运算。
人民的权利几乎总是被这些理论家们诡辩地和人民的权力混为一谈。社会的主体只要是当其能够采取行动时，就不可能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但是只有到了权力和权利合而为一的时候，他们的整体才无权不与德行，以及一切德行中的第一件事即深思熟虑，相一致。人们对于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和一切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东西都是无权的；尽管有一位开心的作家说过，Liceat perire poetis［让诗人们有权去毁灭吧］。据说当时是他们中间有一个冷血的人跳进了一场火山爆发的烈焰之中，Ardentem frigidus Aetnam insiluit［他(109)是冷血跳进了燃烧着的埃特那火山的］。(110)我认为这样一桩玩笑不如说是一种无法解释的诗的破格，而并非一种帕尔纳索斯山的公民权(111)；而且选择了行使这种权利的，无论他是诗人，或神职人员(112)，或政治家，我以为更明智的——因为是更仁慈的——思想会促使我去拯救这个人，而不是留下他那声音刺耳的拖鞋作为他那愚蠢的纪念品。
我所写的大部分都涉及那些周年纪念(113)的种种说教。假如人们在纪念这件事实时，不以他们目前的进程为耻的话，这种说教将会骗得许多人脱离原则并且使他们丧失他们所纪念的那场革命带来的好处。阁下，我向您承认，我从来不喜欢这种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抵抗和革命，或者是使对宪法的极端药剂成为了它每天的面包的做法。它使社会的习惯变成无病呻吟，庸人自扰：它在周期性地服用升汞剂，并为了我们对自由的爱而反复吞服着斑蝥刺激物。
这种病态地使用补药成为了习惯之后，就会由于庸俗的滥用而瓦解了并消耗了本来要在伟大的场合加以施展的那种精神的资源。弑暴君的主题就是在罗马奴役最富忍耐力的时期而成为了学校儿童们的日常作业的——cum perimit saevos classis numerosa tyrannos.［在拥挤的课堂上就把残酷的专制君主消灭了］。(114)在通常的事物状态中，它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就产生了最恶劣的作用；即使是对于那种自由的事业，它也以一种夸诞的漫无节制的思辨而加以滥用。几乎所有我们这个时代高度有教养的共和派(115)，在一段短时期之后，都变成了最坚决的、步伐最彻底的廷臣；他们很快地便把那种恼人的、温和的而又实际的抵抗事业留下来给我们中间的那些人，那些人在他们自己理论的傲慢与沉醉之中受到他们的轻视，那些人也并不比托利党人(116)高明多少。当然，虚伪是最喜爱崇高的思辨的；因为它从不想走出思辨之外，所以并不要花费什么就可以使得自己辉煌。但是哪怕在被这些狂言臆语的思辨想像为是轻率更有甚于欺诈的情况中，问题也始终大致是同样的。那些发现了自己极端的原则并不适用于仅仅需要有条件的——或者，我可以说，公民的和法制的——抵抗的那类情况的教授们，在那类情况中就一点都不采取抵抗了。那在他们乃是一场战争或一场革命，否则就什么也不是。他们发现自己的政治规划并不适用于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状态，于是往往就轻易地想到全体的公共原则，并且在他们那方面就为了非常之微小的利益而准备着抛弃他们认为是只具有非常之微小的价值的东西。的确，有的人有着更稳定和更坚忍的性格，但是这些都是置身于国会之外的热切的政治家，他们并没有什么可以诱使他们放弃自己心爱的计划。他们的眼中经常有着教会的或国家的或这两者的某些改变。当情形是这样时，他们就总是坏公民并且是十足靠不住的团体。因为他们以为自己的思辨设计有着无限的价值而国家的实际安排则不屑一顾，所以至多他们也只是对它漠不关心而已。他们在对公共事务的良好治理之中看不到有什么优点，在对公共事务的罪恶治理中也看不到有什么缺点；他们倒不如说是高兴后者，以为那更有利于革命。他们在任何人、任何行为或任何政治原则中，除非是可以促进或延缓他们的那种变革计划而外，就看不到有任何的优点或缺点；因此他们在某一天会采取最强暴而滥用的君权，而另一个时候又采取对自由的最放肆的民主观念，他们从这一个原则过渡到另一个，丝毫也不顾及到什么原因、人物或党派。
在法国，你们现在正处于一场革命的危机之中，正处于从一种政府形式到另一种政府形式的转变之中——你们却看不到人性也恰好是处于我们在这个国家［英国］所看到它处于的那种同样的局势之中。在我们，它是战斗的，在你们则它是凯旋的；而且当它的权力与它的意志相称的时候，你们也知道它能够怎样地行动。不要设想我把这些观察仅限于任何一类人，或者是以之理解各行各业的一切人——不，绝不是如此。我不可能是那么不公正，正如我不可能和那些宣扬极端性的原则的人友好相处一样，他们在宗教的名义之下所宣扬的只不过是凶残而危险的政治主张而已。这些革命的政治主张中最糟糕的就是：他们锻炼情感并使之变得冷酷，为的是准备在极端的情况之下有时候要采用那些不顾生死的出击。但是由于这类情况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所以心灵就受到了一种无偿的玷污；而当堕落并不是为任何政治目的服务时，道德情操就会大蒙其害了。这种人对自己的人权理论是如此之感兴趣，以致于他们已经全然忘记了人性。他们对于人的理解力并没有开辟一条新的途径，反而是成功地堵塞了通向人心的那些途径。他们已经颠倒了他们自身心中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些人心中全部安置得十分良好的人类情感中的同情心。
老犹太的这篇著名的说教，在其通篇的政治部分中除了这种精神而外就什么也没有提到。阴谋、屠杀、行刺，对某些人来说乃是获得一场革命的微不足道的代价。一场廉价的、不流血的改良，一种无辜的自由，对于他们的嗜好来说，显得是太平淡乏味了。必须来一场伟大的场面变化，必须有一种宏伟的舞台效果，必须有一片宏伟的景观来激发人们的想像力，——因为它已经由于不断地、了无生气地享受了60年的安全(117)（以及公共繁荣的那种永远毫无生气的安宁）而变得麻木不仁了。说教者发现它们全都在法国大革命之中。这便通过说教者整个的编造而激起了一种青春的热情。随着他在前进，他的热情就燃烧了起来；而当他达到了他那夸夸其谈的结论时，那就成为一场熊熊烈火了。然后他就从他那神龛的毗斯迦山(118)上观看法国的自由、道德、幸福、昌盛和光荣的状态，就像是面对着一片被允诺的土地上的一派鸟瞰景色，于是他迸发出了如下的狂欢：
“这是怎样的一个多事之秋啊！我感激我竟然活过了它；我几乎可以说：主啊，现在请您让您的仆人平安地离去吧，因为我已亲眼看到了您的救赎。我已经活着看到了知识的传布，它摧毁了迷信和谬误。我已经活着看到了人权空前地更加为人所理解，以及那些似乎已经遗忘了自由的观念而在渴望着自由的国家。——我已经活着看到了三千万人民(119)，他们激愤而坚定，唾弃奴隶制而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声音在要求自由。他们的国王被押在凯旋的行列之中，一个为所欲为的君主亲身向他的臣民们投降了。”(120)
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必须谈到：普赖斯博士似乎是有点过高地估计了他在这个时代所获得和所传布的那种伟大的知识财富。对我来说，上一个世纪看来也是完全同样地启蒙了的。尽管它是在不同的地方，却有着和普赖斯博士的胜利同样值得纪念的胜利；那个时期的某些伟大的说教者之参与其中，也正像普赖斯博士在法国的胜利中所做到的是同样地热烈。在审判休·彼得斯牧师(121)的叛国罪时已经证实了，当国王查理被遣返伦敦受审时，这位“自由的使徒”当天正在指挥着凯旋的队伍。证人说道：“我看到国王陛下在六驾马车里，彼得斯在国王前面骑着马凯旋。”普赖斯博士当谈到仿佛是他做出了一桩大发现时，只不过是在追随着一个先例而已；因为在对国王的审判开始之后，就是这位彼得斯博士结束他在白厅（他是非常之凯旋式地选择了他的地点的）皇家礼拜堂的长篇祷词时说道：“我已经祈祷并讲道20年了；现在我可以和老西米恩（Simeon）一起说：主啊！现在请您让您的仆人平安地离去吧，因为我已亲眼看到了您的救赎。”(122)彼得斯并没有得到他那祈祷的果实；因为他既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么快离去，而且也不平安。他本人成为了（我衷心希望他在这个国家里的后继者们没有一个会成为那样）他作为大祭司所领导的那场胜利的牺牲品。或许他们在“复辟时代”(123)对待这个可怜的老好人是太严酷了。但我们正是有负于对他的追忆和他的受难，才知道他也正像任何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追随着他并重复着他的人一样，是有着同样之多的光明和同样之多的热忱的，并且曾同样有效地推翻了一切可能妨碍他所致力的伟大事业的迷信和谬误——那就会认定它自身对人权的知识以及那种知识的全部光荣后果是唯一具有资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