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老犹太说教者的这段俏皮话——它只有地点和时间的不同，但是与1648年(124)狂欢的精神和文字是完全一致的——“革命协会”这些政府的缔造者、这支君主的废除者的英雄队伍、统治者的选举人和在凯旋行列里押着国王的领导人，就以一种传布知识的骄傲心理——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获得了如此巨大的一份赠礼——在昂首阔步，他们忙于进行一场慷慨的知识传布，这种知识是他们如此之无偿地接受来的。为了进行这种慷慨大度的传播，他们就从老犹太的教堂转移到了伦敦的酒店；在那里这同一位普赖斯博士——在他身上，他那讲坛鼎炉里的烟雾尚未完全消散——就推动了并执行了这个决议或者说致贺词，并由斯坦厄普勋爵传递给了法国的国民议会。
我发现有一位福音书的传道者玷污了神殿中在我们救世主第一次出现时所发出的美妙的先知呼声（通常叫作nunc dimittis［这就结束了］），并把它以一种不人道而又不自然的狂欢用之于或许是向人类的恻隐与愤怒所曾展现过的最可怖、最恶毒和最令人痛苦的场面。这种“带头凯旋”——其最好的形式也只是毫无气魄的和亵渎宗教的，却使得我们的说教者充满了如此之邪恶的狂喜——我相信必定会使得每一个高尚的心灵都感到震惊的。有几个英国人便被那场凯旋式惊呆了。它倒更像是（除非我们是出奇地受了骗）一场美洲野人进入奥农达加(125)的游行场面——他们在他们所谓的胜利那一阵屠杀之后，就把他们的俘虏（已经被像他们自己一样凶恶的妇女们的嘲弄和殴打给吓坏了）带进了四围挂着带发人头皮的茅草棚里去——而不大像是一个文明的尚武民族的凯旋盛典；如果是一个文明的民族，或任何具有慷慨感的人们，就能对败亡的被害者有一种个人切身的胜利感。
亲爱的阁下，这不是法国的胜利。我不得不相信，它作为一个国家已经用耻辱和恐怖把您压倒了。我不得不相信国民议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于一种无力惩罚这种凯旋的作者们或者其中的演员们的最大的屈辱状态之中；而且他们所处的局势是，他们对这个题目所可能进行的任何探讨，都必定会缺乏哪怕是一种自由或大公无私的面貌。那个议会的辩护辞可以在他们的局势之中找到；但是当我们赞同他们所必定带有的东西时，我们自己身上也就有了一个腐化了的心灵的堕落选择。
他们是带着一种被强迫的自愿面貌，在一种严格的必然性的统治之下进行投票的。他们就仿佛是坐在一个外国共和国的心脏里：他们居住在一座城市里，而这座城市的宪法既不是出自他们国王的宪章，也不是出自他们的立法权力。他们在那里是被一支既不是由国王的权威、也不是由他们自己的命令所组建的军队(126)包围着；而这支军队，如果他们居然下令解散的话，就立刻会把他们解散的。在一伙刺客们已经驱除了好几百名成员之后，他们还坐在那里；而那些以更大的忍耐力或更美好的希望而抱有同样温和的原则的人们，则每天都继续面临着狂暴的侮辱和被谋害的威胁。在那里有一个多数——有时是真正的，有时则是号称的——其本身也是俘虏，却强迫一个被俘虏的国王以第三只手来颁布他们最无法无天的和最轻佻放荡的咖啡馆里的肮脏的胡说八道，作为王家的敕令。令人作呕的是，他们全部的措施都是在加以辩论之前就决定好了的。无庸置疑，在刺刀和路灯杆和对他们住宅放火的恐怖之下，他们就不得不采纳各个俱乐部所提出的一切粗暴的和肆无忌惮的措施了，这些俱乐部是由各种各样的情况、语言和民族的一种荒谬绝伦的混杂体组成的。在这些俱乐部中可以发现一些人，和这些人比较起来，喀提林(127)就会被人认为是审慎的，而西提古斯(128)则是一个温和而克制的人了。公共措施之变形成为怪物，也不仅仅是在这些俱乐部里面。它们在学院里就经历过了一番事先的歪曲，那正是这些俱乐部要有如此之多的讲习会的用意所在，这些俱乐部是在所有的公共地点都建立了的。在所有的各种聚会中，每项建议都与它的大胆和狂激和出卖别人而成比例地被当作是天才卓越的标志。人道和恻隐之心被讥之为迷信和愚昧的结果。对个人的温情被认为是对公众的背叛。随着财产之沦于不可靠，自由却总是被估价为完美无缺的。他们就在已经干下了的或是正在筹划之中的行刺、屠杀和抄家中间，形成了对未来社会的良好秩序的种种计划。怀抱卑鄙的罪犯们的尸体并以他们犯罪的名义提升他们的亲属，(129)这样他们就驱使着数以百计的有德行的人去达到同样的目的，办法是迫使他们靠行乞或是犯罪活下来。
他们的这个议会机构就在他们的面前既不自由又不体面地扮演了一出深思熟虑的滑稽剧。他们表演得就像是市场上一群骚乱的观众面前的喜剧演员；他们在一群不顾羞耻的穷凶极恶的男人们和女人们的混乱喊叫声中进行表演，而这些人则按照他们目空一切的幻想，指挥、控制他们，向他们喝彩或喊倒好；有时候还混杂在他们的座位中间，以一种下贱的发作和傲慢而妄自尊大的权威这二者的奇特的混合而对他们颐指气使。既然他们已经颠倒了一切事物的秩序，看台也就代替了议会厅。这个推翻了国王和王国的议会，甚至于并不具有一个严肃的立法团体的面貌和形象——nec color imperii, nec frons ulla senatus［既无皇帝的姿态，又无任何元老的风度］。(130)他们被赋予一种威力，就像那种邪恶原则的威力一样，在进行颠覆和毁灭，却没有任何进行建设的力量，除了是建造那类可以适用于进行更多的颠覆和更多的毁灭的机器。
赞美并衷心依附国民代表议会的又有谁呢？又有谁不是必然地怀着恐惧与厌恶的心情在躲避这样一场亵渎神明的闹剧和对那个神圣机构之令人反感的颠倒错乱呢？爱君主制的人和爱共和国的人，都必定同样地憎恶它。你们议会的成员们也必定是在那种暴政之下呻吟——他们蒙受它的全部耻辱，对它没有任何指导权，也没有得到什么利益。我敢肯定有许多成员——他们甚至于构成那个团体的大多数——必定是和我有同感的，尽管是在欢呼着“革命协会”。可悲的国王！可悲的议会！那个议会必然是怎样沉默地在对那些成员感到愤怒，他们竟可以把有如遮蔽了天空上的太阳的那一天称之为“Un beau jour［一个美好的日子］！”。(131)他们内心里必定会是何等之愤怒，听到了别人认为应该向他们宣称，“国家这艘船(132)会在它的航道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朝向复兴飞速前进”，而它却正在冒着我们的说教者的凯旋之前到来的那场叛卖与谋杀的罡风！当他们怀着外表的忍耐和内心的愤怒听说无辜的人们在自己的家里被杀害，而“流出的血并不是最纯洁的”(133)时候，他们的感受又必定会是什么样子！当他们被诉苦者所包围，诉说着动摇了他们国家的基础的种种混乱，他们却被迫必须冷漠无情地告诉这些诉苦者说，人们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他们会呼吁国王（那位被俘虏的国王）要强制执行法律来保护人们时；当那位被俘虏的国王的那些备受奴役的大臣们已经正式通知他们说，现在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权威，也没有留下任何权力可以保护人们时，他们必定会作何感想？他们不得不作为当前的新年祝贺(134)而请求他们被俘虏的国王忘掉去年的风暴时期，并且着眼于他很可能为他的人民所成就的伟大的好事；正是为了完全成就那种好事他们才中止了他们实际上的效忠表示的；他们向他保证他们的忠顺，只要他不再享有任何发号施令的权威，这时候他们必定又会作何感想？
确实，这种说法乃是以非常之良好的用意和感情提出来的。但是在法国的历次革命中却必须计及他们风尚观念上的一场很大的革命。我们在英格兰据说是从海水的你们那一边转手学到礼貌的，据说我们是在法国的二手旧衣店里整饬我们的举止的。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仍然是老样子，一直远不能和巴黎有着良好教养的新方式保持一致，以致于竟要认为十分应该以最优美的微妙的致意（无论是悼念还是祝贺）语调向在大地上爬行的那位最屈辱的生物(135)说，伟大的公共利益竟是来自对他的仆人们的杀害、对他本人和他妻子图谋行刺以及他本人亲自经受的屈卑、羞耻和侮辱。这是一个安慰人的题目，我们纽盖特（Newgate）的死囚忏悔牧师大概是太人道了，而不肯向一个绞刑架脚下的罪犯使用它。我倒会认为，巴黎绞架的行刑人既然是被国民议会的投票所解放，被容许在人权的先驱队伍中有他的那支队伍和武器，所以就会是一个十分慷慨、十分豪侠的人，十分之充满着他那种新的尊严感而不会对任何一个（被leze nation［叛国罪］可能置之于他的执行权力的运用之下的）人去采用那种断头的安慰办法的。
当一个人这样地受到奉承时，他就确实是被瓦解了。健忘这付镇痛剂这样服用过后，就很可以指望着保持一种恼人的警觉性并以一种腐蚀性的记忆在助长着活生生的溃疡。于是，使用大赦这种麻醉剂再加上轻蔑与鄙视的全部成分，就是要向他的嘴举起满得要溢出来的人间悲苦的酒杯并迫使他喝尽最后的一滴，而并不是什么对“受创心灵的芳香剂”。
向这些理由——它们至少也像新年贺词中所如此之精妙地被强调着的理由那么强烈有力——屈服之后，于是法国国王便或许会企图忘掉这些事情和那篇贺词。但是历史对我们全部的行为都保存着持久的纪录，并且对于各种各样的所有统治者的举动都要运用它那令人敬畏的裁判；它将既不会忘记那些事情，也不会忘记人类交往之中的这个美好的自由时代的。历史将记录下来，在1789年10月6日的早晨，法国国王和王后在一整天的混乱、惊愕、沮丧和屠杀之后，在公众的忠诚所保证的安全之下，躺下来在几小时的喘息和烦愁忧郁的休憩之中浸沉在大自然里。王后首先被她门前卫士的声音从这场睡眠中惊起，这个卫士向她大喊赶快逃命——这是他可能做出的效忠的最后证据——他们捉住了他，于是他就死掉了。(136)他马上就被斩首。一伙残忍的暴徒和刺客，身上染着他的血，闯入王后的室内，用刺刀和匕首把床捅了几百下；这位被追捕的女人刚刚及时几乎是赤身裸体地逃出这里，并且通过凶手们所不知道的途径逃到了一个国王兼丈夫的脚下，而他本人的生命却一刻也不安全。
这位国王——无需再说他了——和这位王后以及他们幼小的孩子们（他们一度曾经应该是一个伟大而慷慨的民族的骄傲），这时就被迫舍弃了全世界最华丽的宫殿(137)的庇护，他们在血泊里离开，宫殿被屠杀所污染，断肢和残骸四处可见。他们从这里被带到他们王国的首都。在针对组成国王贴身卫队的那些出身高贵的侍从们的这场无缘无故、没受到任何抵抗、不分清红皂白的屠杀中，有两个侍从被挑了出来。这两个侍卫(138)就以执行司法的全部仪式，残酷地而又公开地被拖到铁砧上面，在王宫的广场上被砍了头。他们的头被插在长矛上，领着游行队伍，同时王室的俘虏们则排队走在后面，慢慢地向前移动，周围尽是可怕的呻吟和尖厉的叫声与激动的颤抖和下流的谩骂以及以最下贱的女人撒泼的姿态像魔鬼发疯般地展现的种种难以言表的恶行。在他们那种一点一点的、更有甚于死亡的痛苦之后，在行程12英里、延续了6个小时的漫长折磨而使人心满意足之后，他们就被引导着他们进行这次有名的游行的那些兵士们所组成的卫队安置在巴黎的一所旧皇宫(139)里——这时它已被改成了国王的巴士底狱。
这是一场应该奉献给神坛的胜利吗？应该满怀感恩地举行纪念吗？应该以热情的祈祷和热烈的欢呼供献给神圣的人道吗？——我向您保证，这些在法国举行的、只受到老犹太喝彩的底比斯和色雷斯的狂欢节(140)，在这个王国［英国］里只能点燃极少数人心灵中的预言热情；尽管一个圣人和使徒——他可以有他自己的启示，而且他已经如此完全地消灭了自己内心中所有卑鄙的迷信——可以倾向于认为，在一座圣殿里由一位可尊敬的圣人来宣布（并且不久之前曾被天使的声音向牧羊人们的安谧的无辜同样地加以宣告过）把它比作“和平的君主”之降临于世界，乃是一件虔诚的和得体的事。
最初，我对叙述这场未曾防范的激荡的爆发，完全不知所措。我的确知道，君主们的受苦受难给某种人的口腹准备了一道精致的美味。有些反思可能有助于把这种食欲保持在某些有节制的限度之内。但是当我把一种局面纳入我的考虑之中时，我就不得不承认应该向社会做出大量的承诺，而且这种诱惑对于通常的斟酌来说是太强大了；我的意思是指，这种胜利的艾奥·培安(141)式的情况、这种蛊惑人心的喊叫声：“把所有的主教都吊死在路灯杆上”，(142)很可能对这幸福的一天之可以预见得到的后果，造成一场热情的迸发。我容许有如此之大量的热情，多少是有点偏离了审慎之道。我容许这位先知在看来就像是千年福王国（或是在一切教堂建筑的废墟之上的那个设想中的第五王国(143)）的先兆这样一桩事情上，引吭高唱着欢乐和感恩的颂歌。然而，在这种欢乐之中却有着（正如在所有的人世事务中都会有的）某种东西在锻炼这些可敬的先生们的忍耐心并考验他们信心的长期忍受力。这个“美好的日子”的其他吉利的局势，还需要在实际上杀害国王和王后和他们的孩子。也还需要对主教们实际上进行杀戮，尽管已经有那么多的叫喊声在召唤着了。有一些弑君和亵渎神明的屠杀，确实是已经被勇敢地策划出来，但只是策划出来了而已。在这次屠杀无辜者的伟大历史场面中，它却不幸始终没有完成。在这个人权学派里，究竟有哪位大师的如椽大笔可以完成它，今后就要拭目以待了。这个时代还不曾享有那种已经摧毁了迷信与错误的知识的传播的全部好处；而考虑到由于法国国王本人的受难以及一个启蒙时代的种种爱国主义的罪行所会产生的一切好处，法国国王也还需要有另一两桩事情再付与湮没无闻。(144)
尽管有关我们的新眼光和新知识的这项工作，并没有彻底完成在所有可能的方面它所意图它应该做到的事，然而我却要认为这样来对待任何一个人是必定要使任何人都感到震骇的，除了那些生来就为的是干革命的人们而外。但是我不能在这里止步。由于被我天生来的感情所影响，而且丝毫没有受到任何一丝这种新出现的近代光明的启发，阁下，我必须要向您坦白：这些受难的人们的崇高地位，而尤其是那么多国王和皇帝的后裔的性别、美丽和可爱的品质，王室儿童们的幼小年纪——他们只是由于幼稚无辜而感受不到他们父母们所经受的那种残酷虐待（而不是一种可以得意的事）——大大地加重了我对那种最忧伤的境遇的感受。
我听说这位庄重的人(145)——他是我们的说教者们的凯旋的主要目标——尽管自己也挺过来了，却对那种羞辱的境遇感受至深。作为一个人，他会要感念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以及他本人的忠诚的卫士们，他们在他身边遭到冷血般的屠杀；作为一个君主，他要感念他那些文明的臣民们的出奇可怕的转变，他对他们感到的忧伤更有甚于对他自己的关怀。这并没有减少他的勇气，却无比地增加了他那人道性的荣誉。我要非常抱歉，确实是非常抱歉地说，这种人物所处的地位乃是我们不宜于加以赞扬的那种伟人的德行的地位。
我听说，我欢欣鼓舞地听说，那位伟大的夫人(146)和这场凯旋的其他目标也都挺过了那一天（人们会很高兴看到为受难而生的人们是会很好地受难的），而且她忍受了所有继之而来的日子，她以一种穆肃的忍耐、以一种适合于她的身分和门第(147)并与一位以其虔诚和勇气而闻名的君主的苗裔相称的态度而忍受了她丈夫的被囚禁和她本人的被俘虏、她的朋友们的流亡、那些祝词中的侮辱性的奉承话；而且像她母亲一样，她具有崇高的情操，她的感情带有一位罗马女主人的尊严；而且万不得已时她也将挽救她自己不受最后的羞辱；而且假如她一定会失败的话，她也不会以什么不光彩的手段而失败的。
我见到这位法国王后至今已是十六七年了，(148)当时她在凡尔赛宫中是太子的王妃，而且在这个宝球(149)上——她似乎简直没有触摸过这个宝球——她确实从来不曾焕发过更为光彩的仪表。我看到她正在远处点缀着并欢欣地招呼着她刚刚开始步入的那座高耸的圆顶建筑——她闪耀得像是启明星，充满了生气、光辉和欢愉。啊！是什么样的革命！我必须要有怎样的一颗心，才能不动感情地观照那场升起和那场没落！我简直没有梦想过，当她对那些地位悬殊的、充满着热诚而又尊崇爱戴之情的人们授予可敬的头衔时，她却竟然要不得不对隐藏在他们胸中的那种羞耻带上一副强烈的解毒剂；我简直没有梦想过，我竟然活着看到了在一个充满了豪侠之士的国度里、在一个充满了荣誉的人们和骑士的国度里，会有这样的灾难落在她的身上。我以为哪怕是一个对她带有侮辱性的眼光，都必定会有一万支宝剑拔出鞘来复仇的。但是骑士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诡辩家、经济家和计算家的时代；欧洲的光荣是永远消失了。我们永远、永远再也看不到那种对上级和对女性的慷慨的效忠、那种骄傲的驯服、那种庄严的服从、那种衷心的部曲关系——它们哪怕是在卑顺本身之中，也活生生地保持着一种崇高的自由精神。那种买不到的生命的优美、那种不计代价的保卫国家、那种对英勇的情操和英雄事业的培育，都已经消逝了！那种对原则的敏感、那种对荣誉的纯洁感——它感到任何一种玷污都是一种创伤，它激励着人们的英勇却平息了残暴；它把它所触及的一切东西都高贵化了，而且邪恶本身在它之下也由于失去了其全部的粗暴而失去了其自身的一半罪过——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了。
见解与情操二者的这种混合体系，在古代的骑士风格中有着它的根源；而那种原则尽管由于人世事务变化多端的状态而在其表现上姿态万千，却始终持续并影响着各个世代的漫长序列，直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假如它竟然全部被绝灭了的话，那损失恐怕就太重大了。正是这一点才赋予了近代欧洲以它的特点。正是这一点才在它那些各式各样的政府形式之下突出了它自身，突出了它对于亚洲各国——并且很可能也对古代世界最辉煌的时期里繁荣昌盛过的那些国家——的优势。正是这一点才造成了一种高贵的平等而又不混淆各种等级，并通过社会生活的全部级差而把它传了下来。正是这种见解，才把国王调和到群体中间来并把私人提高到国王的伙伴。它不用武力或反抗就克服了骄傲和权力的凶猛性；它迫使君主们屈服于社会的尊重那条柔软的项圈之内，强使顽固的权威要顺从于优雅的风度，并且以风范来驯服一个号令着各种法律的征服者。
但是现在，这一切是都被改变了。一切令人欣慰的幻念——它们使得权力是温和的并使得服从是自由的，它们调和了各种不同的生活差异，而且它们以一种轻而易举的消化作用把美化了和驯化了私人社会的种种情操都合并到政治里来——现在都被这场光明与理性的新的征服者的帝国给瓦解了。生活中所有美妙的帷幕全都被粗鲁地撕掉了。所有由道德的想像库中所提供的种种附加的观念——那乃是内心所享有、被认识所裁可作为遮蔽我们赤裸裸的、颤抖着的天性的种种缺陷并在我们自己的估价中把它们提高到尊严的地位之所必需——都被作为一种荒唐可笑而又过了时的款式而被戳穿了。
在事物的这种格局里，一个国王只不过是一个男人，一个王后只不过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只不过是一个动物，而且是一个并非最高级的动物。对于女性一般所表示的这类并不带有特殊眼光的敬意，都被看作是传奇和蠢事。弑君、弑父和亵渎神明只不过是迷信杜撰的故事，这些都由于破坏了法理的纯朴性而败坏了法理。杀害一个国王或一个王后或一个主教或一个父亲，只不过是通常的家内残杀；而且假如人民由于任何机缘或者以任何方式而成为它的赢家，那么一番家庭残杀就更加是极为可宽恕的了，我们对它不必进行过分严厉的探究。
这种野蛮的哲学乃是冷酷的心灵和理解混乱的产儿，并且它缺少坚实的智慧，正有如它缺乏一切的鉴赏力和优雅感；根据它那方案，各种法律就只有靠它们自身的恐怖以及靠每个个人根据自己个人的计较在其中所可能找到的、或者是从自己私人利益中所可能付与它们的关切来加以支撑了。在他们学园的丛林中(150)，在每一排的尽头，你看到的只有绞刑架。没有留下来任何东西是致力于共和国的深情厚爱的。根据这种机械主义哲学的原则，我们的体制就永远都不可能体现在具体的人的身上（假如我可以使用这种说法的话），从而能在我们的身上创造出爱、敬、仰慕或执着。但是排斥了深情厚爱的那种理性，是无法填补它们的地位的。这种公众的深情厚爱与风尚相结合，有时候是需要用以作为某些补充的，有时候是作为某些纠正措施的，并且总是作为对法律的助手的。有一位聪明人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批评家对于诗的结构所提出的那句箴言，对于国家也同样是真确的：Non satis est pulchra esse poemata, dulcia sunto.［诗歌只有美是不够的，还得有深情。］(151)每个国家都应该有一套风尚的体系，使一个教养良好的心灵愿意去享受它。要使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就应该是可爱的。
但是风尚和舆论在打击之下消失了，而这种或那种权力却将存留下来；而且它会找到其他更恶劣的手段来作为自己的支撑。为了要颠覆古来的体制，谋篡已经摧毁了古来的原则，它将以类似于它用来获得权力的那些方法来保持权力。当古老的封建的与骑士的效忠精神——它使国王摆脱了恐惧从而使国王和臣民都摆脱了对暴君制的警惕——将会在人们的心灵中熄灭时，由于有先发制人的谋杀和先发制人的抄没财产，所以预料得到将会有种种阴谋和暗杀，以及一长串的阴森的和血腥的准则，它们构成为一切权利的政治法典，但并不是根据它自己的荣誉和那些要服从它的人们的荣誉。
当古老的生活见解和规则被取消时，那种损失是无法加以估计的。从那个时刻起，我们就没有指南来驾驭我们了，我们也不可能明确知道我们在驶向哪一个港口。就整体而论，欧洲在你们革命完成之日，无疑地是处于一种繁盛的状态。那种繁荣的状态有多少是由于我们古老的风尚和舆论，是不大好说的；但是既然这些原因不可能与它们的运作毫不相干，所以我们就必须假定它们的运作在整体上乃是有益的。
我们过于轻易地以我们所发现的事物状态来考虑它们，而并未能充分留意到产生它们的、以及可能维持它们的各种原因。最确凿不过的莫过于：我们的风尚、我们的文明以及与风尚和文明相联系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欧洲世界里，多少世代以来都有赖于两项原则，(152)而且确实还是这两者结合的结果。我指的是绅士的精神和宗教的精神。贵族和教士，一个是以职业，一个是以恩宠，保存了学术的生命，哪怕是在干戈扰攘之中，而且哪怕当时的政府就是干戈扰攘的原因而并非是由之所形成的结果。学术报答了它从贵族和牧师那里所接受来的东西，并且由于开阔了他们的思想和丰富了他们的头脑而偿付了高利贷。假如他们都能继续懂得他们那种不可分解的联合以及他们应有的位置，那会是多么幸福啊！假如学术不曾被野心所败坏而是始终满足于只是作一个教导者而不想作主人，那会是多么幸福啊！但学术将要随着它的天然保护者和保卫者一道被投进泥淖之中，遭到一群猪一样的粗鄙之徒的践踏。(153)(154)
假如像我所怀疑的那样，近代文学之有负于古代风尚的，更有甚于它们往往所愿意承认的；那么我们要像它们所应分的那样来充分评价其他的趣味，其情形也会是如此。甚至于商业和贸易和制造业这些我们经济的政治家们的神明，它们本身恐怕也只是被创造物；它们本身只不过是结果，而我们却挑出它们来当作是最初的原因而加以崇拜。它们肯定地是在使学术得以繁荣那种同样的荫庇之下成长起来的。它们也可以随着它们天然的保护原则一起衰落。至少目前在你们那里，它们有全部消失的危险。当一个民族需要贸易和制造业，而高贵性的和宗教的精神又依然存在时，情操就提供了——而且还并非总是供应得很不好——它们的地位；但是当商业和工艺在一场考验一个国家不要这些古老的基本原则还能屹立得如何的实验之中竟然失败了的时候，一个粗暴的、愚蠢的、凶恶的而同时又是贫穷而悲惨的、野蛮的、缺乏宗教、荣誉和雄壮的骄傲的国家，目前一无所有，今后也毫无希望，又必然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我希望你们可以不会很快地就采取最短的捷径走向那种可怖而又可厌的局势。在国民议会和所有他们的教导者的进程里，已经出现了一种构思上的贫困、一种粗糙和庸俗。他们的自由是并不自由的。他们的科学乃是自高自大的无知。他们的人道乃是野蛮和粗暴。
还不大清楚，我们在英国是不是从你们那里学会了这些宏伟的和彬彬有礼的原则和风尚的——其中有相当的痕迹还保留着——或者你们是不是从我们这里学到了它们的。但是我以为，我们最好是追踪它们到你们那里。在我看来，你们似乎是——gentislncunabula nostrae［我们这个种族的摇篮］。(155)法国始终是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英国的风尚；而当你们的泉水被阻塞和受了污染的时候，泉水在我们这里——或者也许在任何国家里——就不会流得很长远或流得很清澈。照我看来，这就只会使得全欧洲极其密切而息息相关地注视着在法国所做出的一切事。因此，就请原谅我，假如我是过分冗长地谈到了1789年10月6日的残暴场面，或者是对一切革命之中最重要的场合——它可以从那一天算起，我指的是一场情操的、风尚的和道德见解的革命——在我的心目中所出现的反思给予了过多的篇幅的话。既然事情目前的状况是，一切可尊敬的事物都在我们身外被毁掉了，而且还在企图摧残我们身上的每一项可尊敬的原则，所以人们就几乎是被迫要为着保存人们的共同感情而辩解。
我和普赖斯牧师博士以及他那些世俗的群众们（他们将选择是否采取他的讲演的那种情操），何以感受是如此之不同？——就因为这一条简单的理由——因为我应该这样做乃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天生来就会在这类场面中对现世繁荣之不稳定的情况以及人类伟大性的巨大不确定性，受到忧郁情操的感染；因为在这类事件中，我们的感情就教导了我们的理性；因为当国王们被这场伟大戏剧的“最高导演”撵下了他们的宝座，变成了卑贱者侮辱的对象，变成了善良者怜悯的对象时，我们在事物的道德秩序中所看到的这类灾难，就正如我们在事物的物理秩序的一场奇迹中所看到的灾难一样。我们被震惊得陷入了沉思，我们的心灵（正像是长久以来被人所观察到的(156)）乃是被恐惧和怜悯所净化了，我们软弱的、未经思考的骄傲在一种神秘智慧的支配之下谦卑了起来。假如这样一种景象展现在舞台上，就可能引得我流下眼泪。我真正应该为在自己身上发现对描写中的不幸有着那种浅薄的戏剧感而感到羞愧，而我在现实生活中却能够对它感到欢欣。怀有这样一种颠倒的心灵，我就永远不敢在一场悲剧面前表现出我的面貌。人们就会想，以前加里克和不久之后的西登斯(157)从我身上所索取的眼泪，都是虚伪的眼泪；我应该知道它们都是愚蠢的眼泪。
的确，剧院比起教堂来是一个更好的道德情操的学校，在那里人道的感情就这样地被激扬起来。诗人们必须对付一群在人权学校里尚未毕业的读众，并必须致力于内心的道德素质，因而就不敢炮制出一幕像是一场狂欢那样的胜利。凡是在人们追随自己的天然冲动的地方，他们就不会忍受那类马基雅维里的政策之令人厌恶的准则，不管是用来获得君主制的还是民主制的暴政。他们在现代的舞台上会摒弃它们的，正如他们一度在古代的舞台上所做的那样；在古代舞台上他们甚至于不能忍受一个扮演暴君的演员口中说出这类罪恶的虚拟语句，哪怕是适合于他所扮演的角色。在雅典，剧场观众在这一凯旋日的真实悲剧之中没有一个是会忍受为人所曾忍受过的东西的；一个主要演员，就仿佛是在一个出售恐惧的商店里所悬挂的天平上面，他在衡量着有多少真实的罪行，又有多少偶然的好处；在加减权衡之后，便宣布天平是在有好处的那一边的。他们忍受不了居然看到在一本总账目中开列着新的民主制的罪行和旧的专制主义的罪行的对照，而政治会计师竟发现民主制依然负着债，却又一点都不能或不愿付款以求得平衡。在剧院中，最初直觉的一瞥，不需要有任何细致的推理过程就会表明，这种政治计算的方法会证明任何程度的罪行都是有道理的。他们会看到，根据这些原则，即使在没有做出最恶劣的行动本身的地方，那也勿宁说是由于阴谋者的侥幸，而不是由于他们吝惜付出背叛和流血的代价。他们很快地就会看到，罪恶的手段一旦得到宽容，很快就为人们所乐于采用。比起通过伦理道德的这条大路来，它们提供了一条更短的捷径。由于论证了叛卖和谋杀对公共利益是正当的，于是公共利益很快地就变成了借口，而叛卖和谋杀则变成了目的；终于巧取豪夺、心怀恶意、报复以及比报复更可怕的恐怖，就能满足他们那些永不满足的嗜欲。在人权的这些胜利的光辉之中，丧失了一切天然的是非感的后果就必定会如此的。
但是这位可敬的牧师却在这场“领导着凯旋”之中欢欣鼓舞，因为路易十六真是一个“为所欲为的君主”；换句话说，那不多不少恰好因为他是路易十六，而且因为他不幸生而为法国国王，有着一个悠长系列的祖先和人民悠久的默认（而他本人并没有任何布置）所使他享有的各种特权。那确实变成了一场不幸，即他生而为法国国王。但是不幸并不是罪行，而行为失检也并非总是最大的罪过。我永远都不认为一位君主，他全部御位期间的各种行为乃是对他臣民的一系列让步，他愿意放松他的权威，减少他的特权，号召他的人民享受他们的祖先所不知道的、或许是所不曾愿望过的自由；(158)这样一位君主，尽管他屈服于人们和君主们所赋有的共同弱点，尽管他曾一度认为有必要用武力来对付公开反对他本人以及他那残余权威的某些亡命策划，尽管这一切都应考虑在内，我仍将很难被导致认为，他就配得上巴黎和普赖斯博士的那种残酷而侮辱性的凯旋。从这样一个对于国王的例子，我要为自由这桩事业而战栗。在对人类犯下的罪大恶极而未受惩罚的暴行之中，我要为人道这一事业而战栗。但是有一些属于那种低级的和堕落了的心灵方式的人们，他们却以一种沾沾自喜的敬畏之情在仰望着国王，他们懂得怎样保住自己的禄位，严厉掌握着自己的臣民，肯定自己的特权并且以一种严酷的专制主义之觉醒了的警惕性来防范着自由到来的第一步。针对着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永远也不提高他们的声调。背叛了原则的人们，被幸运所选中，他们在受难的德行中永远看不到任何好东西，在成功的篡夺中也永远看不到任何罪行。
假如能够向我说明，法国国王和王后（我是指在那凯旋之前就是国王和王后的人）乃是顽固而残酷的暴君，他们已经炮制了有意的计划要屠杀国民议会（我想我曾在某些印刷品中看见过某些暗示着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我应该认为囚禁他们是正当的。假如这一点是真的，那就应该做出更多的事，但我的意见是那应该以另一种方式做出来。对真正暴君的惩罚乃是正义的一桩高贵可畏的举动，并且它曾经很真确地被人说成是对人类心灵的慰藉。但是假如我要惩罚一个罪恶多端的国王，我应该顾及对这种罪行进行复仇时的尊严。正义乃是庄严的和郑重的，它执行惩罚更多地是服从于必要，而不是进行选择。假若尼禄，或阿格丽品娜，或路易十一，或查理九世都是臣民；假若瑞典的查理十二在杀害了帕特库尔之后，或是他的前驱者克里斯蒂娜女王在杀害了莫纳尔代斯基之后，(159)落入到您阁下之手，或者是落入我的手里，我肯定我们的措施就会是不同的。
假如法国国王，或者法国人的国王（或者无论在你们宪法的新词汇里是以什么名义称呼他），他本人以及他的王后本人确实应该受到那些未公开承认但也未受到报复的谋杀企图，以及那些随之出现的比谋杀更为残忍的侮辱的惩罚，那么这样一个人就甚至于很不应该得到那种（我所理解是加之于他的）下级的行政委托了；他也就不宜于被称为一国之主——他已经蹂躏了和压迫了那个国家。在一个新国家里是不可能选择出比一个被废黜的暴君的职位更坏的一种职位的。但是先把一个人作为最坏的罪犯加以贬斥和侮辱，随后又在你们最高的关怀之中信任他是一个忠心的、诚实的和热忱的仆人，这和理性思维是不一致的，在策略上是不慎重的，在实践上是不可靠的。能够做出这样一种委托的那些人，必定要比他们可能对人民所犯下的任何罪行，更加犯有肆无忌惮地破坏信任的罪。既然这就是领导你们的政治家们前后矛盾所可能做出的唯一罪行，那么我的结论就是，这些骇人听闻的含沙射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我认为其他的一切造谣诽谤也并不更好。
在英格兰，我们对他们不寄予任何信任。我们是慷慨的敌人；我们是忠实的盟友。我们满怀鄙夷和愤怒在摒弃那些人的无耻谰言，他们以自己肩上的百合花形纹章(160)为证据给我们带来了种种轶闻逸事。我们最近也有过乔治·戈登勋爵在纽盖特的事；(161)而且无论他是成为一个公开的改宗犹太教者，还是他在热忱地反对天主教神甫和各种各样的教士时曾鼓动过一群暴民（请原谅我用这个字样，它在这里还是可用的）拆毁我们所有的监狱，都是给他自己保留了一份自由，但他却并未以一种有德的使用自由而使自己配得上那种自由。我们重建了纽盖特监狱，并租赁了那幢建筑。对于那些敢于诽谤法国王后的人，我们有着几乎像巴士底狱一样坚固的监狱。在这座精神的隐蔽所里，就让高贵的诽谤者呆下去。让他在这里面默念他的塔尔穆德经，(162)直到他学会了和他的出身与身分更为相称的举止而不致再那么玷污他所宣称已经改宗的那种古老的宗教，或者是直到你们海水那边的某些人为了讨好你们新的希伯来的兄弟们而赎出他为止。那时候他可以有能力用犹太会堂的老地方和30个银币的长期复利的一小部分款项（普赖斯博士已经向我们表明，(163)在1790年之中复利将会成就什么样的奇迹）购买下最近才被人发现是被高卢教会(164)所篡夺了的土地。请派遣给我们你们教皇的巴黎大主教吧，我们也将派遣给你们我们的新教拉比。(165)我们将这样对待你们交换派来给我们的人，就像他是一个绅士和忠实的人那样；但是请让他随身带来他的待客、奖赏和施舍的基金并依靠它；我们决不会没收那项荣誉而虔诚的基金之中的一个先令，并且也不会想到要靠掠夺教堂济贫募捐箱来充实国库的。
我亲爱的阁下，老实向您说，我认为我们国家的荣誉多少是涉及这个老犹太会和伦敦酒店的行为的反对者的。我没有任何人的委托书。当我反对的时候，我只代表我自己发言，正如我以全部可能的诚挚、以和那场胜利的演员们及其崇拜者们的全部交流所做出的那样。当我论述任何其他与英格兰人民有关的事物时，我是根据观察而不是根据权威发言的；但是我发言根据的是与这个王国的各色人等十分广泛而多样的交往以及我从早年开始并持续了将近40年的长期仔细的观察而得到的经验。考虑到我们和你们只不过是小小24英里的一水(166)之隔，而且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最近是非常之多的，所以我往往要惊讶，看来你们懂得我们是何其之少。我怀疑这是由于你们是从某些出版物上形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判断的，它们确实是极其错误地——假如说毕竟是——表现了在英格兰普遍流行的各种见解和心性。几个小小的阴谋家企图在喧嚣吵闹、大吹大擂和彼此相互喊价之中掩饰起他们全部重大的要求，他们的虚荣、不安和阴谋诡计的精神，就使得你们猜想，我们之轻蔑地忽视了他们的能力，就是普遍地默认他们的意见的一个标志。我向您保证，事情绝不是这样。因为虽有半打蚱蜢在蕨类植物里面以它们扰人的声音形成了一个野生圈，但几千头大牲畜却在英国橡树的绿荫底下休息，悄然无声地在反刍；就请你们不要猜想，发出喧哗的那些东西就是田野上唯一的居留者；当然，他们的数目是很多的，而且他们毕竟也不同于小小的、枯干的、细微的、跳跃着的——虽则是高声叫喊的而又讨厌的——生命短促的昆虫。
我几乎胆敢肯定，我们一百个人当中也没有一个参与了“革命协会”的“凯旋”。如果法国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孩子由于战争的机缘落到了我们手中，那么即使是在最浓厚的仇恨下（但愿这种假设的事件不会发生，但愿没有这种仇恨），他们也会受到另一种凯旋进入伦敦的对待。从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曾有过一位法国国王；(167)你们看到了战场上的胜利者是如何对待他的；他以后又是以何种方式在英国受到接待的。四百年过去了，但我相信自从那时候以来我们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多亏了我们对变革的坚韧抗拒，多亏了我们冷峻持重的国民性，我们还保留着我们祖先的特征。我认为，我们并没有丢掉十四世纪思想的大度和尊严，也没有把我们自己变成野蛮人。我们不是卢梭的信徒，也不是伏尔泰的门生；(168)爱尔维修(169)在我们中间也无所作为。无神论者不是我们的传道师；狂人也不能成为我们的立法者。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发明什么；我们也不认为在道德方面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发明出来。许多关于政府的伟大原则、许多关于自由的思想，在我们出生之前很久就已经为人所理解了；而这一切，在墓地埋葬了我们的妄自尊大之后，在沉默的坟墓将它的法则强加到我们粗暴的饶舌上以后，也都不能有任何发现。在英国，我们还没有完全抛弃我们天赋的心肠；我们在内心中还能体验到、并且我们珍视与培育那些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操，那是我们的责任感的最可靠的保卫者，最活跃的监视者，也是一切自由的、男子汉的精神的真正支柱。我们并没有被挖空，被在里面塞上些毫无价值的关于人权的肮脏的废纸，就像博物馆里填充了谷壳和破布的那些鸟类标本一样。我们保留着我们所有的、仍然是原来的和完整的、没有被夸夸其谈和对上帝的不敬所炮制成的情感。我们的胸膛里跳动着有血有肉的真正的心。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满怀畏惧地仰望着国王；满怀深情地仰望着议会；满怀责任感地仰望着行政官；我们满怀尊崇地仰望着教士；我们满怀敬意地仰望着贵族。(170)为什么？因为当这些观念出现在我们心目之前时，我们自然而然地会喜爱它们；因为其他的情感都是虚假的、欺骗的，企图腐蚀我们的思想，败坏我们原始的道德，使我4们无法适合理性的自由；它们通过向我们灌输奴性而又放肆无节制的傲慢而使我们得意忘形于一时，使我们终生适合于只作理所当然的奴隶。
先生，您看，在这个启蒙的时代我十足敢于宣称，我们总的来说乃是具有天然的情感的人们；我们不是抛弃我们所有的那些旧的成见，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珍视它们；而且大言不惭地说，因为它们是成见，所以我们珍视它们；它们存在的时间越长，它们流行的范围越广，我们便越发珍视它们。我们怕的是每个人单只是依靠自己个人的理性储存而生活与交流，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每个个人的储存是微少的，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总的库存和资产的话，他们就会做得更好。我们的许多思想家不是去破除那些普遍的偏见，而是运用他们的智巧要发现贯彻其中的潜存的智慧。如果他们找到了他们所寻求的东西（事实上他们也很少失败），他们就会认为最聪明的办法还是让这些偏见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理性一起留传下去，而不是抛掉偏见的外衣而只留下赤裸裸的理性；因为偏见及其理性有一种使那种理性运行起来的动力和使之持续下去的热情。偏见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得以运用，(171)它事先就把我们的思想纳入一种智慧和道德的稳定行程之中而不让人在决定的关头犹豫不决、困惑、疑虑以及茫然失措。偏见使一个人的美德成为习惯，而不致成为一系列毫无联系的行为。正是通过偏见，一个人的责任才成为他天性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