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那些文人和政客，以及我们之中所有那些摆脱了偏见的人们，在这些方面是与我们根本不同的。他们不尊重别人的智慧；他们以对自己的过分自信取代了这种尊重。对于他们，一种事物的规格只要是旧的，就有足够的理由被毁掉。至于匆促建立起来的新规格，他们也丝毫不关心它的持续；因为对那些很少或者根本就不考虑以前时代所做过的一切的人，对那些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新发现上的人们，持续性并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颇有体系地相信，一切具有永久性的东西都是祸害，因此他们与一切既有的成就都处于不可调和的战争状态。他们认为政府可以像服装的式样似地经常变换而不会有什么恶果；他们认为除非着眼于目前的方便而外，就无须坚持任何一种国家的组织原则。他们讲起话来总是似乎以为在他们与执政者之间有着一种独特的约定；这一约定只是约束执政者一方，双方并没有任何相互的关系；人民的威权，只要它愿意，无须任何理由便有权解除这一约定。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依附，仅仅是在国家赞同他们某些流变不定的规划时方才存在；那是随着政治体制之符合他们暂时的见解而告开始和终结的。
这些学说，或者不如说这些情绪，似乎在你们那些新政治家们当中很流行。但它们与我们在这个国家［英国］中所一直奉行的是完全不同的。
我听说在法国有人提出，你们那里所做的事情是仿效英国的榜样的。请允许我申明，几乎你们那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来源于我们英国人的实践中的或占主导地位的见解，无论是在法案中还是在行动的精神中。请允许我补充说，正像我们不想从法国那里学习这些东西一样，我们也肯定从没有教给那个国家这些东西。我们这里和你们进行联系的阴谋分子至今还只是一小撮人。如果说不幸由于他们的诡计、他们的煽动、他们的出版物以及由于一种源于一个期待中得到法国的建议和力量的联盟的自信，他们就可以吸引相当一部分人参加他们的派系的话，并且因此他们认真要在这里试图模仿一些你们所作所为的任何事情的话，那么我就胆敢预言，情形将是：他们随着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一些麻烦，很快地就会自取灭亡的。这个民族在遥远的过去时代没有由于对教皇的一贯正确无误的尊重而改变自己的法律；(172)而他们现在也不会出于对哲学家们的教义的内心虔敬的信心而改变它；尽管前者以革除教门和十字军为武器，而后者则以诽谤和路灯杆来行事。
以前，你们的事情只关系着你们自己。我们只是作为人感受到它们；但我们毕竟是置身于它们之外，因为我们不是法国公民。但当我们看到有人向我们提出以法国为榜样时，我们就必须作为英国人来感受，并且还感到我们必须是英国人。不管我们怎样，你们的事务已形成了我们的利益的一部分；至少在回避你们的万灵药方或者你们的瘟疫时是如此。如果它是万灵药方，我们也不想要它。我们知道那种不必要的药方的种种效果。如果它是一场瘟疫，那么它就是我们要做出最严格的检疫加以预防的一场瘟疫。
我从各方面都听说有一个自称是哲学家(173)的阴谋集团，在最近法国发生的许多事件中博得了荣誉；他们的见解和体系成为所有这些事件的真正的指导精神。我没有听说过英国在任何时代有任何党派团体，不论是文学的还是政治的，是以这种名声而著称的。在你们那里，它难道不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吗？不是由这些以其粗鄙流气的风格通常被人称为是无神论者或不敬神者的庸俗人们所组成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承认，在过去我们也有过这种类型的作家，他们也都在当时喧嚣过一阵。但现在他们已永远默默无闻了。在最近40年内出生的人，有谁读过柯林斯、托兰德、廷德尔、查布、摩尔根以及所有那些自称是自由思想家们的一个字呢？现在有谁还看博林布鲁克的东西呢？有谁通读过他的作品呢？请问问伦敦的书商们，所有这些世界之光的名人现在都怎样了？(174)用不了几年，他们少数的后继者也将走入“全体凯普莱特家人”的家族墓穴中去的。(175)但是在我们这里，不论他们过去和现在是怎样，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些完全不相关联的个人。在我们这里，他们保持着他们同类的共性，却从不合群。他们从不以团体的形式进行活动，从不在国家中以一个派别著称，他们从不以一个派别的名义或资格，或者为了这个派别自己的目的而试图影响我们的任何公共事务。至于他们是否应该这样存在，是否应该被允许这样活动，则是另一个问题了。正因为这样的阴谋团体从未曾在英国存在过，因此他们的精神也就既不曾对我们宪法的原始结构的确立、也不曾对我们宪法所经历的几次修订和改善中的任何一次产生过任何影响。这一切都是在宗教和信仰的指导之下完成，并且是由宗教的法令所认可的。这一切都来自我们民族特点的纯朴性，都来自悟性之一种天生的坦诚和直率。它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历代当权者的特性。这种品性现在仍然被保持着，至少是在人民的伟大主体之中。
我们知道，而且更妙的是，我们在内心中感觉到宗教乃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是一切的善和一切慰藉的源泉。(176)在英国我们对此是如此之坚信不疑，以致于在岁月的长河中不论是迷信的锈蚀，还是人类心灵中所积聚起来的谬误都无法遮掩它，以致于英国99％的人都不肯选择对上帝的不虔敬。我们决不会愚蠢到要招请一个敌人来除去任何一种制度中的腐败，去纠正它的缺点或去完善它的结构。如果我们宗教的教诫曾经需要做进一步的阐释的话，我们也决不会邀请无神论者来解释他们。我们不会以那种亵渎神明的火光来照亮我们的神庙，它将以其他的光辉来照亮。这里氤氲着的将是其他的香料，而不是那些伪劣的形而上学的贩子们所贩运的有害的废料。如果我们教会的收入需要调整，那么不论于公于私，我们都不会以贪得无厌的态度去处理宗教献祭收入的审计、收取及其使用。我们并不激烈地谴责希腊的教会，也不谴责亚美尼亚的教会(177)，甚至当我们的激情平静下来之后，我们也不会再谴责罗马的宗教体系，但我们选择了新教；并非因为我们认为其中更少有基督教，而是因为按我们的判断，它有着更多的基督教。我们不是出于冷漠，而是出于热忱，才成为了新教徒的。
我们知道，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动物，能知道这一点乃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知道无神论不仅违反我们的理性，而且也违反我们的本能；因而就不可能长久流传。但是如果在一个动乱的时刻，在由地狱的蒸馏器——它在法国现在正如此剧烈地沸腾着——所产生的热酒精而导致的迷醉狂乱之中，我们抛弃了这迄今为止一直成为我们的自豪和安慰、成为我们的文明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文明的伟大源泉的基督教，从而赤裸裸暴露了自己，那么我们就要担心（由于充分觉察到人的心灵是无法承受真空的）某种粗鄙的、有害的、堕落的迷信将会取代它的地位。
为了这个原因，在我们剥夺我们现存的体制赖以维持他人尊敬的自然的、人文的手段，并使它为人轻蔑（正如你们所做的、并且为此理应受到惩罚的那样）之前，我们希望能向我们提出一些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它。这样，我们就可以形成自己的判断了。
根据这些思想，我们就不像有些人那样来与现存的社会体制进行争论——这些人对这些体制的敌意已经形成了他们的一种哲学和一种宗教——而是对它们甚为依恋。我们决心要维护一个现有的教会、一种现有的君主制、一种现有的贵族制和一种现有的民主制，每一种都处于它现有的阶段而并不再多。我马上就要向你们表明，我们拥有的其中每一种各有多少。
这个时代的不幸（而不是像那些绅士们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光荣）就是，每件事情都要加以讨论，就好像我们国家的体制一直都更是一个有争议的、而并非一种共享欢欣的题材。由于这个原因，并为了满足你们之中希望看到其例子的那些人（如果你们之中有这样的人的话），我不揣冒昧地用一点有关每一种这类体制的想法来打搅你们。我并不认为古罗马时代的人是不明智的；当他们想要创新他们的法制时，便派出使节去考察他们所能抵达的那种组织得最好的共和国。(178)
首先，请允许我谈谈我们的教会体制，它是我们偏见的第一种，但并不是一种缺少理性的偏见，而是其中包含着深沉而广泛的智慧。我先来谈它。它在我们的心灵中是开头，是末尾，而且是贯彻始终的。因为奠基于我们现在仍然拥有的这种宗教体系，我们一直是按照我们早就接受的、而且一贯延续下来了的人性观念在行事的。这种观念不仅仅像是一个聪明的建筑师一样建造起来了一座庄严的国家结构，而且还像一个有远见的业主一样要维护这座建筑免于毁坏崩坍，使之像一座圣殿一样清除了一切欺诈、暴力、不公正和专制等等杂质，它庄严地、永远地献身于国家以及其中的一切公务。做出这种奉献是要使所有那些在人世的政府中代表着上帝本人的领导人应该对他们的职责及目的具有高尚可敬的思想；他们的愿望应该充满不朽性；他们不应该注意眼前微不足道的钱财或者庸人们的过眼烟云的称赞，而是应该注意他们天性中的永恒部分之坚定的、永恒的运用，注意在他们作为一份留给全世界的丰富遗产的范例中那种永久的声望和光荣。
这些崇高的原则应该注入到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们的头脑中去；而教会组织则提供了使它们可以不断地保持活力和得到强化的力量。有助于使人的理解和情感与上帝相联系的理性的和自然的纽带之每种道德的、民事的或政治的体制，在增强那种美妙的结构物——人——上，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的特权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乃是他自己的创造物；(179)而且当他像他所应该的那样被创造出来之后，就注定了要在这一创造中占有一个非同小可的地位。但是，因为更优秀的性质永远都应该是主导，所以只要一个人被置于别人之上时，他在那种情况下就特别应该尽可能地使自己接近于自我的完善。
通过一种国教体制而献身于国家，这对于以一种健全的敬畏之情来推动自由的公民们，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为了保障他们的自由，他们就必须享有某一定部分的权力。因而在这样的社会中，一种与国家以及与公民对国家的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的宗教，就要比在被屈服的条件之下人民只限于私人情感和自己家庭事务的那些社会中更为必要了。所有拥有任何一部分权力的人，都应该强烈地而又充满敬畏地烙上这样一种观念：他们只是受委托而行事的；他们必须就自己的那种委托来向一个伟大的主人、社会的创造者和奠基者(180)陈述自己的作为。
与那些单独的君主相比，构成为集体主权的那些人们甚至于应该更深切地把这项原则铭刻在自己的心灵中。缺乏了手段，这些单独的君主们就什么也做不成。然而凡是寻求帮助而运用手段的人，同时也会发现有各种阻碍。他们的权力因而就决不是完整的，他们也无法安然地滥加运用。这样的人，不管是怎样地在阿谀、骄横和自以为是之中被培养起来的，必定应该觉察到不管是否有人为法的保护，他们都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他们滥用这种委托而负责。如果他们不被人民的起义砍掉脑袋的话，也会被那些用于保卫他们安全以防人民起义的御林军们给吊死的。因此我们就看到法国国王被他的士兵们为了增加薪饷给出卖了。但是凡在人民权威成为绝对不受限制的地方，人民便会对自己的权力产生一种无穷大的自信——因为它远为更有根据。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自身便是自己的手段。他们更接近于自己的目的。此外，他们对世上最大的控制力之一，即名誉感和尊崇感，也更不负什么责任。在公共活动中，很可能分摊到每个个人身上的臭名确实也很小；舆论的作用是与滥用权力的人数成反比的。他们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自我赞赏，使得公共评判在表面上看来是赞成他们的。因此完美的民主制就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因为它是最无耻的，所以它也就是最肆无忌惮的。没有人以他那种身分会害怕自己可能要受惩罚。人民整体肯定是决不用害怕的：因为所有的惩罚都是着眼于保护人民整体而作出的范例，人民整体永远也不能成为任何人手下的惩罚对象。(181)因此，无比重要的就是，不应该容许他们想像他们的意愿要比国王的更应该成为是非的标准。应该说服他们，他们全然没有权利，更没有资格为了自己的安全而运用任何不论什么样的武断的权力；因此，他们不应当在自由的假象之下来行使一种实际上是不自然的、颠倒了的统治权，不应专横地要求那些国家的执政者去卑躬屈膝地服从他们变幻无常的意愿，而不是无保留地献身于他们的利益（而那才是他们的权利），从而消灭了所有为他们服务的人们身上的一切道德准则、一切尊严感、一切判断力的运用以及一切始终一贯的性格；而就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使自己委身而成了庸俗的阿谀奉承者或宫廷的谄媚者们那种奴颜卑膝的野心之恰当的、适宜的但也是最可鄙的俘虏。
没有宗教就全然不可能使人民清除自己对私欲的种种迷恋；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行使（并且是在更高一级的委托方式上行使）权力时，而那种权力要成为合法的就必须是按照那种永恒不变的、而意愿和理性在其中乃是合而为一的法律，(182)那时候他们便会更加留心他们是怎样把权力交到了那些卑劣无能的人的手中的。在他们委任官员行使权力时，他们将不是在委派一项可怜的工作，而是一项神圣的职能；那并不是根据他们可鄙的私利，也不是根据他们的恣意任性，更不是根据他们的专断意志；他们将只把权力（进行委托或接受委托的任何人都会感到战栗的权力）委托给那些人——那些人是他们可以辨识出具有把积极的道德和智慧集于一身的主导比例并适宜于担负起责任的人，这样的人是要从具有人类缺陷和弱点的大量不可避免地混杂在一起的人群中间加以发现的。
当他们习惯地确信，对一个品质优良的人，任何邪恶，无论是现有的还是潜在的，都是不可接受的时候，他们便能更好地将一切带有狂妄的和无法无天的统治痕迹的东西从所有文职、神职和军职官员们的头脑中清除掉。
但是国家和法律所要为之而奉献的首要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便是提防它的那些临时的所有者和终生的租用者不去考虑什么是他们从自己的先人所得到的东西或是什么应该是留给后代的东西，而是要像十足的主人一样地行事；他们不会认为随心所欲地摧毁他们社会整个的原来的结构，从而割断永业、损坏遗产是他们的权利；但他们冒险留下给他们之后而来的人的乃是一片废墟，而不是一幢住宅——并且教导他们的后代不尊重他们的设计，就像他们自己不尊重他们前人的制度一样。由于经常大量地和多方地任凭心血来潮的异想天开和赶浪潮而在毫无原则地轻易改变国家，整个国家的链锁和延续性就遭到了破坏。一个世代就不能与另一个世代相衔接了。人类就会变得不会比夏天的苍蝇好多少。
首先，人们将不会再学习法理学这一人类理智的骄傲了，认为它只不过是一堆陈旧的被驳倒了的错误；然而它连同它的种种缺欠、冗杂和错误一起，却是历代理智的综合，它把原始正义的原则和人类所关注的问题的多样性结合在了一起。于是，个人的自以为是和狂妄自大——这是所有那些从来未见识过高于自己的智慧的人的必然产物——将会窃据法庭。当然，并没有什么确凿的法律可以建立起希望和畏惧的牢固不易的基础，能把人们的行动纳入一定的轨道或是指引他们走向一定的目标。在财产的占有方式和职权的运作方式中并没有什么固定的东西可以形成一种坚实的基础，使所有的父母都可以据之而为他们的下一代的教育或者将来在世上选择自己未来的事业进行考虑。没有什么原则是可以在早年就被铸成为习惯的。一个最能干的教师一旦完成了他那艰苦的教学任务之后，却会发现一切都变了；他并没有能带出来一个完成了一门有德的学业、在社会的地位上适合于赢得重视和尊敬的学生，而是他制造出来了一个可怜虫：受到世人的轻蔑和嘲笑，对于什么是受到尊敬的真正基础茫然无知。在其货币标准不断变化的一个国家中，当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检验荣誉的标准时，谁还能保有几乎是随着心灵的最初冲动而在跳动的那种娇柔细致的荣誉感呢？生命中没有任何一部分会保留下来它那收获的。对于科学和文学的蒙昧、对于艺术和工艺制造的缺乏技术，必不可免地会随着缺乏稳定的教育和固定的原则继之而来；这样，用不了几代人，国家本身就会瓦解，分崩离析为个体性的尘埃，最后随着天上的风而消逝。
因此，为了避免反复无常和前后不一的恶果——那要比固执和最盲目的偏见还坏上一千倍——我们才把国家尊为神圣，以致于不以恰当的小心翼翼，就没有人可以去挑剔它的缺点或腐败；以致于一个人就决不可梦想通过颠覆而发动一场改革；以致于他应该接触国家的错误，就仿佛是满怀虔诚的畏惧和战栗的态度去接触父亲的创伤一样。这种聪明的偏见教导我们要满怀恐惧地看待他们国家的那些儿女。他们不顾一切，鲁莽地把自己年迈的父亲砍成碎块，(183)放进巫师的釜里，希望用他们那些有毒的草药和疯狂的咒语就可以使父亲的机体复活，使他们的老父得以重生。
社会确实是一项契约。对于那些单纯以偶然的利益为目标的各种附属性的契约，是可以随意解除的，但是国家却不可被认为只不过是一种为了一些诸如胡椒或咖啡、布匹或烟草的生意，或某些其他不关重要的暂时利益而缔结的合伙协定，可以由缔结者的心血来潮而加以解除的。我们应当怀着另一种崇敬之情来看待国家，因为它并不是以单只服从属于暂时性的、过眼烟云的赤裸裸的动物生存那类事物为目的的一种合伙关系。它乃是一切科学的一种合伙关系，一切艺术的一种合伙关系，一切道德的和一切完美性的一种合伙关系。由于这样一种合伙关系的目的无法在许多代人中间达到，所以国家就变成了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在活着的人、已经死了的人和将会出世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合伙关系。每一个特定国家的每一项契约，都只是永恒社会的伟大初始契约中的一款，它联系着低等的自然界和高等的自然界，连接着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遵循着约束一切物理界和一切道德界各安其位的那项不可违背的誓言所裁定的固定了的约定。这种法律并不屈服于某些人的意志——这些人由于来自对上的、无限高于他们的义务，不得不使自己的意志屈从于那种法律。那个大一统王国的各个市政团体在道义上并不可以随心任性为所欲为，根据自己有一种偶然改进的想法就整个拆散自己属下社团的联系，使之分解为若干基本原则之非社会的、不文明的、不相连属的混乱状态。只有最初的和至高无上的那种必要性，即那种不是被选择而是要做出选择的必要性，那种高于一切思考之上、不容讨论也无需证据的必要性，才有权证明诉之于无政府状态的正当性。这种必要性并非是对于准则的例外；因为这种必要性的本身也就是人们所必须自愿或被迫遵守的那种事物的道德的和物理的性质的一部分；但是假如把这仅仅是对必要性的屈服当作选择目标的话，那么法律就被破坏了，自然状态就会得不到遵守，反叛就会被宣布为不合法，就会从这个理性、秩序、和平、德行和成效显著的忏悔的世界被驱除、被放逐到那个疯狂、无序、邪恶、动乱、徒劳无益的忧伤的敌对世界里去。
亲爱的先生，我以为这些现在是、过去是并且长期将是这个［英国］王国里那部分并非最无知和不肯思考的人们的情操。那些属于这类人的人们，他们是根据人们应该形成自己的见解这一理由而形成自己的见解的。但那些不大肯探索的人，则从权威那里接受了它们，而天意注定了要依靠信任别人而生活的那些人不需要因依靠别人而感到羞愧。这两种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在行进，尽管处于不同地位。他们都随着宇宙的秩序在行动。他们都认识到或感觉到这一古代的伟大真理：“Quod illi principi et praepotenti Deo qui omnem hunc mundum regit, nihil eorum quae quidem fiant in terris acceptius quam concilia et caetus hominum jure sociati quae civitates appellantur.”（“对于创造了宇宙的最高神来说，人世间最可以接受的莫过于这种叫做国家的有组织的人类社会和人类结合了。”）(184)他们之接收这条头脑和心灵的准则，并非是由于它带有作者的大名，也不是由于这项准则的更伟大的出处，(185)而仅只在于有了它才能给每一种真知灼见（即人类的共同性质和共同关系）以真正的分量和认可。他们确信做一切事情都得有所参照，一切都须参照到那指引着一切的参照点，所以他们就认为自己作为个人，在心灵的圣殿中，或以个人身分聚合在一起时，有责任不仅仅要怀念自己那高贵的出身和地位，而且还在于他们以其集体的资格应该向公民社会的缔造者、创立者和保护者表达他们全民族的敬意。如果没有这个公民社会，人类就绝无任何可能达到他那天性所许可的完美，甚至于也不可能遥遥地、微微地接近于这种完美。他们认为那位赋给了我们那由于我们的德行而可臻于完善的天性的造物主，同时也希望看到为达到它那完善所必需的手段。——因此他要求有国家。——他要求它有与一切完美的源泉和根本原型之间的联系。凡是相信造物主这种意志的人（那意志乃是万法之法、万王之王），绝不会非难我们集体的这种忠诚和敬意，绝不会非难我们之承认最高的主人；我甚至还要说，这种对国家本身的奉献，作为一种获得普遍赞颂的祭坛上的值得称道的奉献是应该以全部公共的、庄严的仪式来进行的，在建筑上、在音乐上、在装饰上、在言论上、在人品的尊严上，都应符合人类的天性所教导于他们的那些习惯；也就是说，要出之以适度的华贵和真诚的形式，要出之以温和的庄严和肃穆的场面。他们认为，为了这类目的而花费国家一部分财富，就正如用它来刺激个人的奢侈是同样地有用。它是公共的装饰。它是对公众的慰藉。它培育了公众的希望。最穷苦的人也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重要性和尊严；而个人的财富和傲慢却每时每刻都使那些地位卑贱和穷困的人感到自己的卑贱，并贬低和诋毁自己的身分。它是为了生活卑微的人们的，它要培植他们的性情，使他们心目中有一个国家，在那里财富的特权将告中止，那时候他们将天然是平等的，而且由于德行还可能更加不只是平等而已，他们的国家的这一部分公共财富是被花费了并且是被圣洁化了。
我向您保证我并不想标新立异。我告诉您的乃是从古至今在我们这里为人所接受的见解，它持续受到普遍的赞同；而且它们确实是如此之影响到我的思想深处，以致我甚至无法辨别哪些是我从别人那里所学到的，哪些又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
正是根据某些这类原则，大多数英格兰的人民非但不认为一个全国性的宗教组织是非法的，而且很难想像没有它会是合法的。在法国，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们热爱这个组织胜于一切，并且甚于其他一切国家，那么你们就完全错了；而且当这个民族由于偏爱它而做出了一些不明智、不正当的举动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肯定曾这样做过），您至少可以在他们的错误本身之中发现他们的热忱。
这一原则贯穿着他们全部的政治体制。他们认为他们的教会对他们的国家不是一种方便，而是一种本质；认为它不是一种异己的、可分离的东西，不是为了某种方便可附加的东西，不是某种根据暂时的便利而可以保留或抛开的东西。他们认为它是他们整个宪法的基础，借助于宪法和宪法的每一个部分，它支撑着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盟。在他们的心目中，教会和国家乃是不可分割的概念，很少只提到其中的一个而不同时提到另一个的。
我们教育的形成方式，也是要肯定并加固这种印象。我们的教育在某种方式上，从幼儿到成年的所有阶段里都是完全掌握在教士手中的。即使是我们的青年，在他们离开中学和大学，进入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即开始把社会经验和学习联系起来的时候，当他们带着这种观点访问别的国家时，不是我们所见过的其他各地来的老家仆去当贵人们的管家，随着我们的年轻的贵族或绅士出国的人有3/4都是教士；不是作为严肃的牧师，也不是作为单纯的随从，而是作为性格严谨的朋友和伴侣，他们中不少人和贵族本人一样是良家子弟。有着这种关系，他们之间通常会终生保持一种密切的联系。我们认为，由于有这种联系，我们就可以使我们的绅士们依附于教会；同时我们又由于与国家领袖人物之间的交往而使教会不受官方控制。
我们是如此之坚持我们古老的教会方式和体制，以致于它们自从十四或十五世纪以来就很少有什么改变。在这一点上，正如在其他一切事物中一样，我们都坚持我们那古老的、已经确立的信条，即永远也不要完全地、突然地脱离我们的古代传统。我们发现这些古老的体制，从总体上来说，是有利于道德和纪律的；而且我们认为它们可以加以修正，而同时并不改变其基础。我们认为它们是可以接受和改善的，并且首先是可以保存科学和文学的各种遗产，正如天意的秩序所应该一一相继地产生出它们来那样。毕竟是具有这种哥特式的和僧侣式的教育（因为它那根本结构就是如此），我们才有权声称我们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对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进步——它们曾照亮了并装扮出近代的世界——做出过同样丰硕和同样古老的一份贡献；我们认为这种进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并没有蔑视我们的先人所留给我们的知识财富。
正是由于我们对教会的依附，英国这个国家才认为把全体的伟大根本利益(186)委诸于他们根本就不信赖的民事或军事的公共机构的任何部分，也就是说委诸于个人的捉摸不定的贡献，乃是不明智之举。他们要走得更远。他们确实从来不曾容忍，也永远不会容忍把教会的不动产转化为一种依赖于国库的财政补贴，那可以由于财政困难加以推迟或停付，或者也许是取消；这些困难有时候借口是政治的目的，其实却经常是由政客们的挥霍、疏忽和贪婪所造成的。英国人民认为他们既有宗教上的理由，也有宪法上的理由反对任何要把他们的独立的教士转变成国家的宗教受补贴者的计划。当教士的影响力依赖于王权时，他们就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栗；而当教士沦于依附王权之外的任何其他人的时候，其内部就必然会分裂、混乱，他们就会因公共的安宁受到教士派系之争而战栗。因此，他们才使自己的教会，就像他们的国王和他们的贵族一样成为独立的。
出于对宗教和宪法体制的综合考虑，出于他们认为以可靠的方式确保对弱者提供安慰和对愚者提供教育乃是一种责任这一见解，他们就把教会的地产合并于并且认同于人民的私有财产；国家无论就使用而言还是就拥有而言，都不是所有者，而只是他们的护卫者和调节者而已。他们宣告，提供了这种规定就可以像脚底下的大地那样的稳固，而不会随资金或活动的幼里普斯的潮流(187)而波动。
英国人——我是指那些有知识、具有开放和率直的智慧（如果他们有的话）的英国领导人物——会耻于像一桩愚蠢的诡计那样，在口头上宣扬一种宗教而在行动上却表现为蔑视它。如果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这是唯一很少会撒谎的语言）似乎在把道德界和自然界的伟大指导原则只看作一种使卑贱者俯首帖耳的办法，那么用这样一种行为他们恐怕就会挫伤自己心目之中的政治目标了。他们会发现，要使别人相信一种连他们自己也明显地毫不信任的制度是很困难的。这个国家的基督教政治家们确实首先是要满足群众；而这正因为他们是群众；并且因此（作为群众）就是教会体制的首要目标，也是一切体制的首要目标。他们被教导说，向穷人宣讲福音的情况乃是它那真正使命的一次巨大考验。因此，他们就认为，那些不关心给穷人宣讲福音的人，也就并不相信它。但是因为他们知道爱不仅仅是限于某种行业，而是应该运用于所有需要它的人的身上，所以他们也就并没有丧失对那些可怜的大人物的痛苦所应有的焦灼怜悯之情。他们在自己的傲慢和狂妄的恶臭之中，由于过分的细致，也并不排斥关心医疗自己心灵的脓疮和周身疼痛。他们很清楚，宗教教导的后果对于他们要比对任何其他人都来得更大；因为他们面临着巨大的诱惑，因为他们的失误会带来重大的后果，因为他们的坏榜样会传染，因为有必要在节制和德行的羁轭面前低下自己那傲慢和野心的强颈来，因为考虑到与人们最需要知道的东西相关的那种可怕的愚蠢和赤裸裸的无知已经支配了法院、军队首领、参议院，与在厂房里和田野里是同样之甚。
英国人民感到满意的是，对于大人物，宗教的安慰也像它那教导一样是必要的。他们也在不幸的人们中间。他们也感受到个人的痛苦和家庭的烦恼。在这些方面，他们并不享有特权；对于道德所征收的赋税，他们也得付出自己全部的费用。在那些摧心裂肺的烦忧之下，他们需要那种至上的慰藉，那些烦忧和动物生活的有限需求很不相同，它们的范围是无限的，并且在想像的狂乱无垠的领域里以无限的组合而呈现出多样化。这些人，我们这些往往是十分不幸的兄弟们，需要有某些仁慈的慰藉，以便填补那占据了那些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盼望或恐惧的人的头脑里阴暗的空虚；需要有某些东西来缓解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们的那种致命的消沉和担负过重的怠惰；需要有某些东西来激起他们在那种随着可以买到一切享乐而来的令人乏味的餍足之中能够继续生活下去的欲望，在那里天性不是留下来给它自己的进程，在那里甚至于愿望都可以事先计划好，因而成果也就被预谋好了的对欢乐的策划和设计所摧毁了；而在希望和成就之间也并没有穿插任何障碍或间歇。
英国人民知道，宗教导师们对于地位悠久的有钱有势者所可能起的影响会是多么地微不足道，而对新出现的暴发户的影响又是多么地微小，假如他们不是以一种与他们必须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相匹配的姿态出现的话，何况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必须对那些人行使某种似于权威的东西。假如他们把那个导师团体看得在各方面都不如他们的家内仆人的地位，他们又会怎样看待那个导师团体呢？如果贫穷是自愿的，那么就可能有所不同了。自我否定的强大范例对我们的心灵起着强大的作用；一个没有欲望的人会得到巨大的自由和坚定乃至尊严的。但是既然任何行业的人的大多数也都是人，而他们的贫穷不可能是自愿的，所以随伴着一切世俗的贫穷而来的那种不受尊敬在宗教界也是难免的。因此我们的富有远见的制度才注意使那些要教导傲慢无知者的人，那些要成为对肆无忌惮的邪恶(188)的监察者的人，既不致于引起他们的蔑视，也不依赖他们的施舍过活，而且它也不会诱使富人忽视对自己心灵的真正治疗。由于这些原因，在我们首先以一种慈父般的关切照顾穷人时，我们并没有把宗教贬斥到偏僻的市镇和乡村里去（像是某种我们羞于向人表明的事情那样）。不！我们愿意使它在宫廷和议会中昂起它那戴着主教冠的头。我们要使它和生活中所有的人相混合，和社会上的所有阶级都融汇在一起。英国人民愿意向全世界高傲的权势者和他们能言善道的诡辩家们表明，一个自由的、慷慨的、有知识的民族是尊重它那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的。它不会以财富和头衔或是以任何其他形式而狂妄自大，满怀轻蔑地去鄙视他们所尊崇的一切，或是擅自侮辱那种凭自己努力而博得的个人的高贵，他们希望那永远都是（而且那也往往是）知识、虔诚与德行的结果，而不是报酬。（因为又有什么东西才能成为报酬呢？）他们可以看到一个主教走在一个公爵的前面，而不会感到难过或不快。他们可以看到一位达勒姆（Durham）的主教或一位温切斯特（Winchester）的主教每年拥有一万英镑；但是他们不能设想，为什么这笔资财比起等量的地产之在这位伯爵或那位乡绅的手里来，就是在更坏的人的手里，尽管很可能事实是前者并不会养那么多狗和马，不会拿本应是喂养儿童的食物去喂它们。的确，教会的全部收入并非每一个先令总是用在慈善事业上的，或许也未必应该如此；但是总有一部分通常是这样使用的。我们最好是珍视德行和人道，把大多数事情留给人们的自由意志，哪怕对它的目标有所损失，而不要企图把人变成某种政治仁慈的简单机器或工具。总的说来，世界是只有靠自由才能获得的，没有自由，德行也就不能存在。
一旦国家确认了教会对地产的所有权，它就会始终一贯地听不到人们评论其多寡。过多或过少都是对所有权的背离。当至高无上的权威对这种所有权，正如对一切所有权那样，有着充分的、权威的监督以防止任何的滥用时，并且在它明显地背离了的时候，就会引导它趋向适合于自己建制时的目的，那么，不管在什么人的手里有多少数量，又能有什么恶果会产生呢？
在英国，我们大多数都认为那些使人对差别、荣誉和收入（它不是取之于别人的，与德行毫不相干）加以白眼的，并不是对古代教会的克己和禁欲的热爱，而是对那些往往是自己财富的创业者的人的嫉妒和恶意。英国人民的耳朵是灵敏的。他们广泛听到这些人的谈论。这些人的言谈暴露了自己。他们的语言是骗子的行话，是伪善的黑话和空话。当这些空谈家力图把教士们带回到那种原始的福音书式的贫穷时，英国人民就必定要这样想。那种原始的福音书式的贫穷，在精神上应当是永远存在于他们身上的，（并且也应该存在于我们身上，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但在事实上却必定是各式各样的——当那个团体对国家的关系起了变化，当人们的风尚，当生活方式，当人类事务的整个秩序确实都已经经历了一场全盘的革命时。当我们看到这些改革者把自己的财物交给公众，并把自己的全身献给早期教会的严格纪律时，我们就会相信他们是真诚的宗教狂热者，而不会像现在这样认为他们是撒谎者和骗子。
由于这些想法在大不列颠下院议员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所以他们在国家危机之中就决不会通过没收教会和穷人的地产来寻求财源。亵渎神圣和放逐并不是我们供应委员会的方法和手段。(189)交易巷（Change Alley）里的犹太人还没有敢流露出来希望以属于坎特伯雷大主教教区的收入作抵押。当我向您确认下述事实时，我不怕受到非难：在［英国］这个王国中，没有一个您希望引征的公共人物、没有一个任何政党或行业的人是不会谴责［法国］国民议会被迫做出的那种不诚实的、背信弃义的、残酷的没收那些财产的决定的，而保护这种财产权乃是他们的首要责任。
我要带一点民族自豪的得意感告诉您，我们这里那些曾希望举起他们那令人厌恶的酒杯向巴黎的各种社团祝贺的人们已经失望了。你们对教会的掠夺已经成了我们教会财产安全的保障。它唤醒了人民。他们满怀恐怖和惊讶看着这种横暴而无耻的剥夺行径。它打开了并且将越来越打开他们的眼睛看清这些阴险的人们的私欲的扩张及其情操的那种狭隘的慷慨——它从隐秘的虚伪和狡诈开始，而以公开的暴力和抢劫告终。在我们国内，我们已经看到了类似的开端。我们警惕着在防范类似的结局。
我希望我们永远不会如此之完全丧失社会结合的规则所加诸于我们的一切责任感，竟致于在任何公共利益的借口之下要没收一个单独无辜的公民的财产。除非是一个暴君（这个名词代表可以使人性腐化和堕落的一切东西），有谁能设想整个行业成千上万的人全部被没收了财产，不经起诉，不经听证，也不经审判？只要还没有丧失人性的一切痕迹，有谁能够想到要打倒那品位崇高而职责神圣的人们，其中有些人的年纪是立刻会唤起人们的尊敬和同情的，有谁能想到把他们从国家的最高位置上拉下来（而他们在国内本来是靠自己的地产维持生活的），使其沦于一种贫困、卑贱和受人鄙视的状态？
那些掠夺者在如此粗暴地把受害者从他们自己的餐桌旁赶走之后，在这个餐桌如此美妙地展现在贪婪的觊觎者的面前之后，确实会赏赐受害者一些餐桌上的残羹剩饭。但是，把人从独立地位驱逐到靠施舍为生，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度残暴的行为。在某一种生活状态中有可能成为人们可容忍的条件、但不适应于其他事物的东西，当一切环境全都发生变化后，就可能成为一场可怕的革命；成为使一颗有德的心灵，除非要求置罪犯于死地而外，对惩罚任何罪行都会感到苦恼的那样一场革命。对许多心灵来说，这种罢黜和丧失公权的惩罚要比死更坏。毫无疑问，那是这种残酷的苦难的一种无限的加剧：那些由于教育以及由于其在履行职务中所处的地位这双重偏爱而被教导要拥护宗教的人们，要从掠夺了他们全部所有的那些人亵渎的、不虔敬的手中领取他们自己过去财富的残余作为施舍；要从那些众所周知而又直认不讳的无神论的傲慢而脆弱的手中领取（如果他们终究领取了的话）而不是从信徒的仁慈捐献的手中领取宗教的维持费。而无神论者的这笔施舍（那是按它所持有的蔑视的标准发放的），其目的只在于使接受施舍的人在世人眼中变得卑鄙和一文不值。
但是这种攫取财产的行为，看起来却好像是一种依法判决，而不是没收。他们似乎从王宫的各科学院和雅各宾派(190)那里发现了有些人对他们依法拥有、使用既符合法庭的裁决，又符合千百年来积累的规定的财产，并不享有任何权利。他们说，教士只有一种虚构的人格，那是国家的创造物，是他们随意可以摧毁的，并且当然在每一方面都可加以限制或改造。他们说，教士所拥有的财富确切地说并不是自己的，而是属于创造出这个神话来的国家的。因而我们就不必由于我们对他们这种结构性格的所作所为，而担心他们的天然情感或天然人格是否会受苦受难。你们是以何种名义去伤害人们，去剥夺他们自己职业的正当报酬，又有什么关系呢？——而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不仅曾是国家所许可的，而且还是它所鼓励的；在这个被认为是可靠的报酬的基础上，他们规划了自己的生活，缔结了债务，并使大量的人完全依靠他们为生。
先生，您不要想像我是在做一份冗长的讨论，在祝贺这种对人与人的可悲的划分。论证暴君制是可鄙的，正有如它那力量是可畏的。你们那些掠夺者不是从他们早期的罪行中获得了一种权力，使他们得以免除为尔后所曾、以及将来所可能犯下的罪行而遭受惩罚吗？这并不是逻辑学家的三段论，而是刽子手的鞭子，那可以驳斥成为抢劫和谋害的帮凶的一种诡辩。巴黎能言善辩的暴君们高声谴责了那些在以往时代里扰乱了世界的、已经下了台的王朝的暴君。他们是如此之勇敢，因为他们是不会被关到自己旧主人的监牢和铁笼里去的。(191)当我们看到我们当代的暴君们在我们眼前制造着更恶劣的悲剧时，我们是不是对他们会更温和一些呢？当我们能够以同样的安全行使自由时，难道我们不会像他们所做的那样来行使我们的自由吗？当讲出诚实的真理只不过需要鄙视我们憎恶其行为的那些人的意见而已的时候？
这种对一切所有权的侵犯行为，最初是根据他们行事的体系，用一种最令人吃惊的借口进行掩饰的——即尊重民族的信念。这些所有权的敌人们，起初是装作对恪守国王与公共债权人之间缔约有着最敏感、最细心、最认真的关切。这些人权的宣扬者们是如此之忙于教导别人，以致他们自己竟没有时间学点什么东西；否则的话，他们就会知道，公民社会所要信守的首先的、原始的信念乃是针对公民的所有权，而不是针对国家的债权人的要求。公民的要求在时间上是最先的，在资格上是最高的，在衡平上是最优越的。个人的财富，不管是自己挣得的，是遗产还是以拥有某些集体财物的资格，都不成为债权人安全保证的一部分——无论是公开的还是蕴涵着的。他们在做交易时，头脑里并没有那些东西。他很知道，公众无论是由一个国王还是由一个立法机构来代表，除了公共财产而外并不保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除非来自对全体公民的正当的和按比例的征收而外，它就不可能有任何公共财产。对于公众债权人而言，这一点是约定好了的，此外就不可能有任何约定。没有人能够抵押自己的不公正作为自己正直性的担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