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可能回避要对由这种关于新的公共信念的极端严厉和极端疏忽之间所造成的矛盾做出某些观察，它影响着这种交易，而且它不是根据义务的性质，而是按与它缔约的各色人等在起影响的。在法国历代国王旧政府的一切法案中，国民议会除了有关现金的合同而外，全都不承认有效；一切其他法案其合法性都是极其含混可疑的。那个王朝政府所有的其他法案都被他们以一种如此可憎的眼光来看待，以致在它的权威之下拥有某种权利便被看作是一种罪行。作为为国家服务而获得的报酬津贴，肯定是所有权的一种良好的基础，正有如任何一笔向国家奉献的钱财是一样的安全可靠。它甚至于更好，因为为了得到那种服务，国家已经花了钱，而且花了很多钱。然而我们从不曾在法国看到有大量这类的人，他们在最为所欲为的时代、在最为所欲为的大臣手下都从未曾被剥夺过自己的收入，却遭到这个人权的议会无情的洗劫。当他们要求自己以血汗挣来的面包时，他们却被告知说，他们的服务并不是为现存的这个国家做出的。
公共信义的这种解体不仅是限于这些不幸的人们。［国民］议会以其所必须具备的完整的一贯连续性致力于一场可敬的思考：它在多大程度上应受前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的约束，而他们的委员会则要报告其中哪些是他们应该批准的，哪些不是的。以这种办法，他们就把这个处女国家的对外信用也置于其对内信用的相等地位上了。
很难设想，依据什么样的理性原则，王室政府在这二者之中就不应具有报偿人们的服务以及以自己的特权签订协议的权力，而只是具有向债权人担保国家现有的和可能收入的权力。国家财富在一切事物中都是法国国王的特权或欧洲任何国王的特权所最少染指的。而抵押公共的收入却蕴涵着王权在最完全的意义上支配了公众的钱口袋。这远远超出了甚至征收一种暂时的或偶然的赋税的委托权。然而这种危险的权力（它是一种无限的专制主义的明确标志）制订的法案却被看作是唯一神圣的。一个民主的议会对于其资格得自君主权威之中最可非议和最可憎恶的运用而来的这套资产所表现的偏爱，又是从何产生的呢？理性并不能提供什么来协调这种不一致；对于衡平原则也不能指靠偏好来加以说明。但是这种矛盾和偏私，尽管不能有论证，却并非没有恰当的原因；而这种原因，我认为并不难发现。
由于法国的庞大国债，一种巨大的金融利益就不知不觉成长起来了，并且随之就有了巨大的权力。而由于这个王国中所流行的传统习惯，财产的一般流通，特别是由土地到货币和由货币到土地的双向转化，始终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比在英国更为普遍而且更为严格的家族规定、jus retractus［回复权］、(192)王室所拥有的而且被法国法律准则认为是不可转让的大量地产，以及宗教团体的大宗不动产——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法国的金钱和地产这两种利益比起在这个国家［英国］来更加彼此分离，不易混合；这两种显然不同财产的拥有者彼此之间也不像在我们这里那样互有好感。
长期以来，人民以一种颇为邪恶的眼光来看待金融资产。他们把它看作是与苦难相联系的，并加剧了这些苦难。它同样使那些古老的地产利益者感到妒忌，部分地是由于它使得人民感到厌恶的同样原因，但更是因为它以一种炫耀的奢华的光彩使一些并无家谱世系、只有空头衔的贵族们黯然失色。甚至于当代表更恒定的土地利益的贵族与其他行业联姻时（这有时会发生），那种挽救了整个家族免于破产的财富，仍被认为是玷污和亵渎了它。因而甚至于通常种种可使不和得到平息、使争端转化为友谊的手段，也会加剧双方之间的敌意和仇恨。同时，那些不是贵族或新封贵族的富人，却随其事业而越发骄傲。他们满怀愤怒地感到了自己地位的卑下，拒不承认这种地位卑下的基础。为了报复这类对手的傲慢的侮辱，为了把自己的财富提高到他们认为是其天然的地位和评价，没有任何手段是他们所不乐于采用的。他们通过王权和教会来攻击贵族。他们特别攻击的是他们认为其中最脆弱的一方面，即教会的财产，那通常是由国王恩赐给了贵族的。主教职位和被委任的大修道院的圣职，(193)除少数的例外，都是由贵族阶级担任的。
在旧有的贵族土地利益与新兴的金融利益之间这场真正的、尽管并不总是为人所察觉的战争中，最大的（因为是最可加以运用的）力量乃是掌握在后者手中。金融利益在本性上更易于进行一切冒险；而它的拥有者也更倾向于经营任何一种新的企业。它是近期的积累，因此很自然地适合于一切新事物。所以它就成为一切希望变革的人们所追求的那种财富。
与这种金融利益一道，一种新型的人成长起来了，那种利益随着这些人很快地就结成了一种紧密的、引人注目的联盟；我指的是那些政治文人。这些文人喜欢突出自己，是很少反对创新的。自从路易十四(194)的生命和伟大衰颓之后，他们就不那么能得到他本人或摄政或王位继承人的栽培了；他们也不像在那种铺张但并非不高明的辉煌时代那么系统地靠恩宠和赏赐而效力于宫廷了。因此他们尽力想结成一种自身的团体来弥补他们在旧日宫廷的保护下所失去的东西；在这方面，法国的两个学院(195)以及其后由这些绅士们的一个组织所推进的《百科全书》这桩伟业(196)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文学家阴谋集团在几年之前就制订了某种摧毁基督教的正式计划之类的东西。他们狂热地在追逐这个目标，那种狂热程度迄今为止我们还只在某些虔诚体系的布道者身上看到过。他们沉醉于一种极其狂幻的、要使人改宗的精神；由此很容易地就会执著于按他们的办法迫害异己的精神。(197)那些以直接的或即刻的行为未达到他们伟大目标的事，可以在较长的过程中通过舆论的媒介来实现。要左右那种舆论，第一步便是建立起对那些指导舆论的人的控制。他们处心积虑地以极高的手法和坚韧使自己掌握一切通往文学荣耀的道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也确实在文学和科学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世界对他们是很公正的；并由于垂青一般的才干而原谅了他们特殊原则中的邪恶倾向。这是一种真正的慷慨大度，而他们所回报的则是力图将富有见识、学问和情趣的声誉全都归于自己和他们的追随者。我胆敢肯定，这种狭隘的、排他性的精神有害于文学和情趣，不亚于它有害于道德和真正的哲学。这些无神论的教士们有一种他们自己的偏执，他们学会了以僧侣的精神来抨击僧侣。但是在某些事务上，他们却又是世俗的人。阴谋诡计也被用来补充论据和才智的不足。在这种文化垄断的体系之上，还加上了不断积极地用一切方式、一切手段去诽谤和诋毁那些不肯参与他们一党的人。对那些已经观察到了他们行为的精神的人，事情早已很清楚了：除了能把语言上和笔头上的不宽容转化为一场打击所有权、自由和生命的迫害的那种权力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
对他们所加以的零散的、微弱的迫害，更多地乃是形式上和表面上的姿态，而不是出自严肃认真的痛恨，(198)那既没有削弱他们的力量，也没有减缓他们的努力。整个的问题乃是，不管他们是遇到反对还是取得成功，一种世界上前所未知的强暴而恶意的狂热完全支配了他们的心灵，使得他们本该是有趣的和富于教益的言论变成了十足令人厌恶的。(199)一种团伙的、阴谋的和叛教的精神浸透了他们的全部思想、言论和行动。而且，由于争论的热衷很快就把思想转变为武力，他们就开始与外国的君主们通信勾搭，希望通过起初他们是要去奉承的那些权威，就可以实现自己心目中的变革。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变革无论是通过专制主义的雷霆，还是通过群众骚乱的震荡来实现，全都无关紧要。这个团伙和前普鲁士国王(200)之间的通信就向我们揭示了许多他们全部行径的精神。(201)出于与这些君主相勾结的同样目的，他们以一种突出的方式培植着法国的金融势力；并且部分地通过那些身居要职而有着最广泛、最可靠的交际手段的人所提供的便利，他们精心地把持了一切舆论的渠道。
作家们，特别是当他们结成团体而行动并有着一种方向时，对公共的精神就起着巨大的影响；因此这些作家们和金融利益的联盟(202)在消除人民对这种类型的财富的仇恨和嫉妒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些作家们，像所有鼓吹新鲜事物的人一样，装出对穷人和卑贱者的极大热情，同时他们用种种讽刺极力夸大宫廷、贵族和教士的错误，使之令人憎恶。他们变成了一批蛊惑者。他们为了偏袒一个目标，就成为了连结令人憎恶的财富和激动不安的、绝望的贫穷二者之间的一条纽带。(203)
因为这两种人(204)看起来在所有最近发生的事件中都像是主要领导人，所以他们的联合和他们的政策就可以解释——不是根据任何法律的或政策的原则，而只是作为一种原因——那种普遍的狂暴，由于它，一切宗教团体的土地财产都遭到了冲击；还可以解释那种与他们所借口的原则相反的、对来源于王权权威的金融利益所采取的精心照顾。一切对财富和权力的嫉妒，都被人为地导向反对其他阶层的富人去了。除了我所论证过的这些而外，我们又能根据什么其他原则来解释像教会的财产这样的一种看来是如此之奇特而又不自然的表象呢？——它经受了长期岁月的更替和无数国内暴乱的震撼的考验，既受到正义、又受到偏见的保护，而它现在正被用于偿债，一种相对晚近的、不光彩的而且是由一个受到诋毁和被颠覆了的政府所欠下的债。
公共产业是公共债务的一种充分的抵押品吗？假如它不是，并且还肯定会造成某一方面的损失，当这种唯一合法享有的产业——那是缔约双方在进行交易时都已计算过了的——被发现不够抵债时，那么按照自然的和合法的衡平原则，谁又该成为受害者呢？肯定地说，它应该不是赊售的一方，就是说服他赊售的一方，或者是这双方；而不应是与这一交易毫无关系的第三方。在资不抵债的任何情况下，不是应该由那些软弱得根据不可靠的担保而贷款的人来承担，就是由那些欺诈地提供了无效担保的人来承担。法律不知道有其他的裁决准则。但是按照新的人权体制，那些依照衡平应当承担损失的唯一的人，却正是那些将无恙地得到补偿的人；而那些要去偿还债务的人，既非借方又非贷方，既非抵押人又非受押人。
对这些交易，教士阶级都做了些什么呢？对任何超过了他们自己债务范围的公共缔约，他们该怎么办呢？对于这一点，确实是把他们最后的一亩地产都投进去了。没有什么别的比对他们处理教士阶级债务的做法的关注更能导致［国民］议会的真精神，那种精神以其新的公平和新的道德，更适合于公开的没收。这个抄没者集团——他们忠实于金融利益，为此而对其他每一个人无忠实可言——发现教士阶级是足以忍受一种合法的债务的。当然，他们宣布教士们合法地拥有财产——而那是他们的借贷权和抵押地产之权所暗含了的；这就承认了这些被迫害的公民的权利，而正是在这一行动中他们的权利是如此粗暴地遭到了蹂躏。
如果像我说过的那样，除了公众的整体而外，还有什么人是要向国家债权人做出补偿的话，他们就应该是那些办理这种协定的人了。那么，为什么不没收所有那些财政监督官们的地产呢？(205)为什么不是那一长串的部长、财政官和银行家们被没收呢？——当国家由于他们的办法和建议而沦于贫困之际，他们却发了财。被没收的为什么不是拉博德先生（Laborde）(206)的地产而是巴黎大主教呢？(207)他可是与公共债务的设立和承包没有任何瓜葛。或者，如果你们为了金融家的利益而必须没收旧有的地产，为什么这种惩罚只限于一个阶层呢？我不知道舒瓦瑟尔公爵(208)的挥霍是否从他所得自他的主人的无限赏赐中还剩下了点什么，而那个朝廷曾以各式各样在战争与和平中的挥霍浪费而大大加重了法国今天的债务。如果还剩下有这类东西的话，为什么不把它没收充公？我记得我在法国旧政府的期间曾经到过巴黎。我在那里时正好是艾吉永公爵(209)被专制君主的保护之手刚从断头台上抢救了下来（正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210)他是一位大臣，与这段挥霍浪费时期的各种事件不无关系。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把他的地产交给他所在的市镇呢？诺阿耶世家(211)长期以来都是法国王室的仆人（我承认是很出色的仆人），当然也就得到了一定份额的赏赐。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听说用他们的地产来偿还公共债务呢？为什么罗什富科公爵(212)的产业就比罗什富科红衣主教(213)的更为神圣呢？我并不怀疑前者是一位可敬的人物，他也很好地使用了自己的收入（如果我们谈论其使用会影响到对财富的资格并不是一种玷污的话）；但是我下面的说法并非是对他的不敬，即可靠的消息足以保证我说，他的兄弟(214)鲁昂红衣大主教对他自己的同样有效的财富的运用要远为值得赞许并且远为更富于公共精神。当一个人听到对这类人士的放逐以及没收他们的产业时，能不感到气愤和厌恶吗？如果谁在这种情况下不产生这种情绪，他就不是一个人了。一个不能表达这种情绪的人，就不配享有自由人这个名称。
几乎没有一个野蛮的征服者曾在财产权方面制造过一场如此之可怕的革命。没有哪个罗马派系的头子，在所有他们拍卖自己的掠夺品的场合竖起了“crudelem illam hastam”(215)时，曾对被征服的公民的财物进行过如此之巨额的出售。人们不得不偏袒那些古代的暴君们说，他们所做的事很难说是在冷血中做出来的。充满了复仇的情绪，充满了血腥和掠夺的无数最新的你争我夺和反击，他们的激情被点燃了，他们的脾气暴戾了，他们的理智混乱了。他们由于害怕随着归还财产而把权力归还给那些被他们伤害得已绝无宽恕的希望的家族，以致于被逼得超越了一切节制的限度。
这些罗马的掠夺者还仅仅是暴君的初步，还没有受过有关人权的教导，以致在没有遇到挑衅的情况下就相互施加一切的残酷手段；他们认为有必要为这些不义的行为涂上一层保护色。他们认为被征服的一方全都是些叛徒，是拿起武器或以其他充满敌意的行为在反对国家。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犯了罪才被剥夺财产的。而在你们那里，在你们那里人类精神有了进步的状态中，却不拘这些形式。你们没收了500万英镑的岁租，把四五万人赶出了家门，仅仅是因为“你们高兴这样做”。英国的暴君亨利八世因为并不比罗马的马里乌斯们和苏拉们(216)更有教养，也没有在你们的新学校中学习过，所以并不知道在那个进攻性的大武器库中可以找到多么有效的一种专制主义工具，叫做人权的。当他决心要掠夺修道院之前——就像雅各宾俱乐部掠夺了一切教会财产一样——他还着手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这些团体所犯的罪行和滥用职权的情况。正如可以预料的，他这个委员会报告的事实，有夸大，也有谎言。但不管真假，这个委员会报告了种种渎职和侵权。然而，因为渎职可以纠正；因为个人的罪行并不意味着要没收团体的财产；因为在那个黑暗的时代，财产还没有被发现是偏见的产物，所以这一切渎职（肯定有足够之多）还很难被认为是这样一场（像他有意进行的）没收财产的充分根据。所以，他设法获得在形式上是献出这些产业。所有这一切冗繁的手续乃是由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最确凿无疑的暴君之一所采用的，他在冒险向国会要求通过一项法案肯定他那邪恶的办法之前，作为必要的前奏，他要以分一部分赃物来贿赂他那奴颜卑膝的两院成员，并向他们许诺永久免税权。假如命运把他保留下来到我们这个时代，只要有4个专用名词就会完成他的工作，省掉了他这一切的麻烦；他不需要别的，只消一句短短的咒语——“哲学、光明、大度、人权。”
我绝不能说什么来称颂暴君制的那些行为。迄今为止，在任何虚假的保护色之下也还不曾有哪个声音称颂过他们；然而这些虚假的保护色也表明专制主义对正义的一种致敬。位于一切恐惧和一切悔恨之上的权力，却并没有放置于一切羞驰之上。而当羞恥之心还保持着警惕时，道德感就还没有在暴君们的内心中完全熄灭，节制也就还没有最后从他们的头脑中被驱逐出去。
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正直的人在他的思考中都会表同情于我们的政治诗人，并且只要这种贪得无厌的专制主义的行为出现在他的眼前或在他的想像中，就要祈祷摆脱这种预兆：
——但愿没有风暴
降临到我们的时代，在那里毁灭也要得到改造。
告诉我，我的缪斯，
是什么可怕的悲惨过错、
是什么罪行可能激发一个基督徒的国王
如此大发雷霆？
是奢侈还是贪婪？
难道是他如此之节制、贞洁和正直？
这些是他们的罪行吗？还是更是他自己的，
对没有钱的他，钱财就足以构成罪行了。(217)
同样是这种财富——它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政体之下对于贫穷和贪婪的专制政权都是大逆和lese nation［叛国］——诱使你们一举而破坏了所有权、法律和宗教。但是法兰西这个国家是否已到了如此之悲惨无告的地步，以致于除了抢劫而外就没有别的来源维持其生存？在这一点上，我希望能得到一些信息。当三级会议召开时，法国的财政状况是否已经到如此地步，以致于各个部门在按公平和宽容的原则做出节约后，也没有由各个等级公平地分担支出的任何办法，使之可能得以恢复？如果只需这样一种公平分担的话，你们很懂得那是很容易做到的。内克先生(218)在他向凡尔赛举行的三级会议提出的财政预算中，曾详细地阐述了法国的状况。(219)
如果我们信得过他，那么就没有必要为了使法国的收支维持平衡再征收任何新的赋税。他说明各种名目的经常开支（包括一笔4亿新贷款的利息）为5.31444亿里弗(220)，而固定收入为4.75294亿里弗，则赤字为5.615亿里弗，或不到220万英镑。但是为了平衡它，他提出了节约开支和增加收入的计划（认为定能完全落实），其总额比赤字的数目还多些。他以下面这些着重的言词结论说（报告的第39页）：“Quel pays, Messieurs, que celui, où, sans impôts et avec de simples objets inapperçus, on peut faire disparaître un déficit qui a fait tant de bruit en Europe.”［“先生们，除了我国，还有哪一个国家在不增加税收的情况下并以一种不为人注意的简单目标，就能消除一笔在欧洲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的赤字？”］至于内克先生的报告中指出的还账、减少负债和其他有关公债的伟大目标以及政治安排，毫无疑问是可以接受的，但须对公民们一视同仁地有一种很温和的、按比例的评估，使他们所有的人都得以最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
如果内克先生的这种说法是假的，那么国民议会强迫国王接受他为大臣，就要受到最高程度的谴责了，并且国王是由于任用了一个人担任他们的大臣而被废黜的——此人曾有能力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时刻并在直接属于他的特定职责的事情上，竟如此之臭名昭著地滥用了他的主人的和他们自己的信任。但是，如果这种说法是确切的（就像您一样，我一直对内克先生怀有高度的敬意，所以我不怀疑那是确切的），那么又能够说什么来赞同那些人呢？他们不去征收温和的、合理的和普遍的赋税，而是没有任何必要地像冷血动物一样，求助于一种偏颇的而残酷的没收行为。
教会方面或贵族方面可曾以特权为借口拒绝这种赋税呢？不，肯定并没有。对于教士们，他们甚至跑在第三等级所希望的前面。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前，他们已经向他们的代表们发出了明确的指示，要放弃一切使他们的立足点不同于其他法国臣民情况的豁免权。在放弃特权这一点上，教士阶级做得甚至比贵族更为明显。
但是让我们假定就像内克先生最初所陈述的那样，赤字保持在5600万（或220万英镑）。让我们承认他弥补这项赤字的一切财源都是厚颜无耻、毫无根据的捏造，而且国民议会（或者他们的雅各宾派文件老爷们(221)）因之就理应把这种赤字的全部负担都加到教士阶级的身上——即使我们承认这一切，需要220万英镑也无法解释要没收500万英镑之多。把这220万英镑单方面加在教士阶级的头上是迫害性的和不公正的，但它还不足以毁灭那些被强加以这种负担的人；因此就还不能满足经营者们的真正目的。
不熟悉法国情况的人，在听到教士和贵族们在纳税方面享有特权时，可能会想像在法国革命之前这两个阶级对国家丝毫没有担负。这是一个大错误。他们在纳税方面彼此并不平等，而他们每一方又与平民不平等。然而，他们是缴纳了大量捐税的。不管是贵族还是教士，都未享受过任何对消费税或海关税或任何名目繁多的间接税的豁免，它们在法国以及在［英国］这里，都构成为所有公共缴纳中很大的一部分。贵族要交纳人头税。他们还要交纳被称为第二十个便士的一种土地税，有时高达每英镑3先令，有时4先令；这两种直接税并不轻，其作用也绝非微不足道。由征服而被兼并于法国的各省中（它们在面积上大约构成全国的1/8，但在财政上构成更大得多的比例），教士们也要缴纳与贵族们税率相同的人头税和第二十个便士税。在原有省份的教士不缴人头税，但他们是用一笔大约2400万［里弗］，即100万多一点的英镑为代价赎买了他们自己的。他们被免除了第二十个便士税，但当时他们做出了无偿的捐赠，他们为国家借了债，他们承担一些其他的开销，而这一切约计为他们纯收入的1/13。他们还须每年再缴纳4万多英镑，使自己与贵族的贡纳持平。
当这种巨大剥夺的恐怖悬在教士阶级的头上时，他们又通过艾克斯（Aix）的大主教做出了另一项捐献；(222)而这项捐献却由于太过分了而不应加以接受。但对于国家债权人来说，它十分明显地要比没收所能合理地带来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有利。它为什么未被接受呢？原因是很明白的：人们并不想要教会来为国家服务。为国家服务被当成是摧毁教会的一个借口。而在摧毁教会的过程中，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摧毁自己的国家；而且他们也已经摧毁了它。如果以敲诈勒索的计划来代替没收的方案，那么设计中的一个伟大的目的就会遭到失败。一个与新共和国相联系着的、并为了自身的生存而与之相联系着的新的土地利益集团就不可能产生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巨额的赎金不被接受的原因之一。
根据一开始所准备推行的没收计划，其疯狂性很快就变得昭然若揭。把这种数量庞大的地产，这种由于没收王室的全部广阔的领地而扩大了的地产，一下子投放到市场，很明显地会由于这种没收，由于这些土地（而且事实上由于全法国地产）的贬值，而使所期望的利润落空。这样突然间把它全部的流动资金由贸易转到土地上面来，就必然成为另一场灾难。人们又采取了什么步骤呢？国民议会在感受到了他们那种计划中的土地出售的种种不可避免的恶果之后，是不是再回到教士们的捐赠上来呢？没有任何的苦痛可以迫使他们走上一条为正义的任何表现所认为不光彩的道路。在放弃了这种大量立即出售的一切希望之后，另一项计划似乎已继之而来。他们提出以股份来交换教会的地产。这项计划中的大难题产生于如何均摊被交易的对象。此外还出现了其他的障碍，这些又把他们推回到了某种出售计划上面来。许多市镇都发出了警报。他们不愿意听说把王国的全部掠夺物都转移到巴黎的公债执有者手中。许多这些市镇都已经系统地沦于最可悲的贫困状态。哪里都看不到钱。他们因此被弄到了热烈地渴望的地步。他们盼望着任何一种通货可以振兴他们濒危的工业。于是这些市镇就被允许分一份赃，那显然地使最初的计划（如果人们确实严肃地接受过的话）变得完全行不通了。公共开支的急需对各方面都形成压力。财政大臣以一种最迫切、焦虑和预警的声音，重申他要求支援的呼吁。因此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于是代替了把他们的银行家转化为大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最初计划，代替了清偿旧债务，他们发行了一种利息为3％的新债，设计了建立在最终出售教会地产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新纸币。(223)他们发行这种纸币，首先主要地是为了满足贴现银行(224)对他们提出的要求，这个银行乃是他们虚幻的财富的一架大机器，或造纸厂。
现在对教会的掠获变成了他们一切财政运作的唯一来源；变成了他们全部政策的活命原则；变成了他们权力存在的唯一保障。要把每一个人都降到同样的底层并使全国都以一种罪恶的利益来支持这种行动及其推行者那些人的权威，就有必要采取一切哪怕是最暴烈的手段。为了迫使那些最不情愿的人也来参与他们的掠夺，他们就强使在一切支付中都使用他们的纸币。凡是考虑到这个目标乃是他们一切计划总趋势的中心、乃是他们后来一切措施所由以出发的中心的人们，便不会认为我太冗长地讨论国民议会的这一部分行动了。
为了切断王权和司法机关之间的联系的一切表象，为了把全体都置于对巴黎独裁者的默默服从之下，最高法院(225)古老的司法独立及其全部的优缺点被全盘废除了。当最高法院存在的时候，人民显然可以不时地求助于它，并团结在它们古老法律的规范之下。然而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是，在这些现在已被废除了的法庭中的各种官吏都是用高价买得他们的职位的，对此以及对于他们所履行的责任，他们却只收到了很低的利润回报。简单的没收仅仅是对教士阶级的一种恩惠；——对于律师们也看到了某些公正性的表象；他们会收到一笔巨额补偿。他们的补偿成为国债的一部分，而为了清偿这笔债务，便有一笔用之不尽的基金。律师们会得到新的教会证券作为对他们的补偿，这种证券是随着司法及立法的新原则一起前进的。被遣散的官员只能或是分担教士们的苦难，或是像所有其他人一样以这样一种方式并从这样一种基金中收回自己的财产；而所有那些曾经被古老的司法原则所哺育并且曾经是所有权的坚定卫士的人，一定是会满怀憎恶来加以看待的。即使是教士阶级，也要从这种带有不可磨灭的亵渎神明的烙印和他们自身毁灭的征象的贬值证券中，得到一份可怜的补贴，否则他们就只好挨饿。这样一种强制性的纸币对于信贷、所有权和自由的如此之粗暴的伤害，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暴政与背信弃义的联盟所很少展现过的。
在这一切活动过程中，终于出现了那个伟大的arcanum［奥妙］，即事实上（就他们的行动中可以推测出来的任何确定的事而言），教会的地产在任何公正的意义上都并没有被出售。根据国民议会最近的决议，它们确实是被交付给了那些最肯出价的人。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这场交易的钱仅仅付出了一部分。剩下的那部分将在为期12年之内付清。因此那些哲学式的购买者在缴出某种押金之后，便可以立即拥有地产。它们在某些方面就变成了送给他们的一份礼物，是封建占有制在向新制度输诚。这种规划显然是对一批没有钱的买主敞开了大门。其后果将是，这些买主或不如说是受惠者，不只是用他们所积累的地租（那是国家也同样可以收到的）来偿还，而且也用建筑材料的赃物，用滥伐森林，或用他们那习惯于高利盘剥的手从可怜的农民那里所能榨取的不管什么样的钱来偿还。农民则被委之于这些唯利是图而又恣睢专横的人们的决断之下，这些人由于对一个新的政治体制之不稳定地据有一块地产的不断增长的收益有着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刺激了他们各式各样的敲诈勒索。
当这一切狡诈、欺骗、暴力、抢劫、焚烧、谋杀、没收、强制性的纸币以及形形色色的暴政和残酷都被用来实现与支持这场革命而产生了它们的自然效果，亦即冲击了一切有德的和严肃的心灵的道德情操时，这种哲学体制的煽动家们便立刻扯起喉咙，声明反对法国旧的君主政府。当把那个已被废黜的政权抹够了黑之后，他们就进而论证说，仿佛是凡不赞成他们这种新的滥用权力的人，便当然必定是旧的滥用权力的人的同党；而那些谴责他们残暴的自由计划的人，就应当被当作是奴役制的辩护士。我承认，是他们的需要驱使他们得出了这种卑鄙可耻的谎言的。使人们能认可他们的作为和计划的就只是这一假设：在他们与历史的纪录或诗人的创造所能提供的某些最令人作呕的暴君制二者之间并没有第三种选择。他们的这种谰言很难配得上诡辩这个名称。它不是别的，只不外是纯属厚颜无耻而已。难道这些先生们在整个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圈子里从未听说过在君主专制主义和群众专制主义二者之间有任何别的东西吗？他们难道从未听说过有一种法制的君主制吗？那是被一个国家的伟大的世袭财富和尊严(226)所支配和制衡的；这两者又一般地都受到理性和人民的感情以一种适宜的和永恒的机构所启动的明智的制约所支配的。然则难道我们就不可能发现一个人没有罪恶的不良企图或可悲的荒谬，会宁愿有这样一种混合的和有节制的政府而不愿有这两种极端的任何一种；而且他可以声称一个缺少一切智慧和一切道德的国家轻易地选择了这个政府（或者不如说当实际上已经拥有了这样一个政府之后就肯定了它）的时候，就认为理所当然可以犯下一千种罪行并使国家陷于一千种邪恶之中，为的就是避免它吗？纯粹的民主制乃人类社会可以投身的唯一可容忍的形式，而任何人都不得迟疑于它的优点，否则就被怀疑是暴君制的朋友，也就是人类之敌——难道这真是一条如此之普遍被认可的真理吗？
我不知道把目前法国的统治政权归入哪一类。它扬言是一种纯粹的民主制，但我认为它正在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迅速地变成一种有害而不光彩的寡头政治。(227)不过目前我承认它的性质和效果还是它自己所自称的那种设计。我并不仅仅根据抽象的原则而谴责任何的政府形式。可能会有某些情势使纯粹民主的形式变成为必要的。(228)另有些情势（很少有并且是有一种很特殊的背景）它会明确地为人所期待着。我不认为这是法国的或任何其他大国的情况。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大规模民主制的前例。古代人对民主制比我们更为熟稔。对于那些曾观察过大多数这类宪法并且最理解它们的作者们，我还不是全然没有阅读过，我禁不住要赞同他们的意见：一种绝对的民主制，就像是绝对的君主制一样，都不能算作是政府的合法形式。他们认为那与其说是一种健康的共和政体，还不如说是它的腐化和堕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民主制和暴君制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点。(229)关于这一点，我能肯定的是每当一个民主制的政体出现像它所往往必定要出现的严重的分歧时，公民中的多数便能够对少数施加最残酷的压迫；这种对少数人的压迫会扩大到远为更多的人的身上，而且几乎会比我们所能畏惧的单一的王权统治更加残暴得多。在这样一种群众的迫害之下，每个受害者就处于一种比在其他任何的迫害下都更为可悲的境地。在一个残暴的君主统治下，他们可以得到人们的慰藉和同情以减缓他们创伤的刺痛；他们可以得到人们的称赞，在他们的苦难中激励他们高洁的恒心。但是那些在群众之下遭受到伤害的人却被剥夺了一切外界的安慰。他们似乎是被人类所遗弃，在他们整个物种的共谋之下被压垮了。
让我们假定民主制并不具有像我所认为它会具有的那种派系暴政的不可避免的趋势，并且假定它的本身的纯粹形式就具有如此之多的优点，正如我敢肯定它是只有在与其他的形式相混合时才会具有的那样；可是君主制在它那方面难道就完全不包含任何值得称道的东西了吗？我并不常常引用博林布鲁克。(230)一般地说，他的著作也没有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什么长久的印象。他是一个傲慢而浅薄的作者。但他曾有过一个说法，在我看来却不乏深度和分量。他说他欣赏君主制有甚于其他政体，因为你可以更好地把任何一种共和制移植到君主制上面，而不能把君主制的任何东西移植到共和政体的形式之上。我认为他是完全有道理的。历史事实就是这样，那与他的思考十分吻合。
我知道谈论已成为过去的伟大政权的错误是何等之容易的一个题目。通过国家的一场革命，昨天摇尾乞怜的谄媚者就会转变为今天的严厉的批判者。但是那些有着坚定的、独立的精神的人，当他们思索的对象是政体这样一个对人类是如此严肃的事务时，将会不屑于扮演一个讽刺家和演说家的角色。他们会像判断人类的性格那样地判断人类的制度。他们将会区分混杂在不免一死的制度之中的（正如在不免一死的人们之中的）好与坏。
你们法国的政府，尽管通常——而且我以为是公正地——有着无规格的或规格很差的君主制中最好的政府的名声，但仍然是充斥着对权力的滥用的。这种滥用在时间的长河中积累起来，就像它们在一切不受人民代表经常监督的君主制之下所必定会积累的那样。我对这个被推翻了的法国政府的缺点和错误并不陌生；而且我认为我在天性上或政见上并不倾向于颂扬任何一种正当而自然的遭人责难的对象。但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那个君主制的弊病，而在于它的生存权。法国旧政府是不是真的无法改造或不值得改造，以致于绝对需要立刻把整个的组织推翻，并为取代它而建立一座理论的和实验的大厦扫清地盘？全法国在1789年年初是有着另一种见解的。这个王国每一个地区给它们三级会议的代表们的指示，都充满了改革那个政府的种种方案，而丝毫没有涉及一点点想要摧毁它的计划。如果这样一种计划哪怕是暗示了出来，我相信就只会有一种声音，即以轻蔑和厌恶而加以摒斥的那种声音了。人们有时是逐步地被引导向前，也有时会急急忙忙地冲向某些事物，这些事物如果他们能全部看到的话，他们是根本就不会允许丝毫去接近的。当发出那些指示时，除了存在着滥用权力以及他们要求改革而外，并没有其他问题；就在今天也没有。但是在那些指示发出与革命爆发的间隙期，事情改变了形态；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今天真正的问题乃是：那些进行改造的人和那些进行摧毁的人，究竟谁是对的？
听起有些人谈到法国的前王朝，你会以为他们说的是波斯在达赫玛斯·库里·汗(231)的凶暴的刀剑之下在流血，或至少描述的是土耳其那种野蛮无序的专制主义，在那里一个有着世界上最宜人气候的最美好的国家却被和平所蹂躏更甚于其他国家被战争所困扰；那里的人们不知道有艺术，那里的制造业奄奄一息，那里的科学荡然无存，那里的农业衰颓，那里的人种自身也在观察者的眼前泯没而消逝。这是法国的情形吗？我没有别的方法来决定这个问题，唯有参照事实。事实并不支持这种比拟。君主制本身带有许多弊端，也有一些好的东西；法国的君主制毕竟曾从宗教中、从法律中、从习俗中、从舆论中得到过对自己祸害的某些改正，这就使得它成为一个不如说是表面上的、而非实质上的专制政体（尽管它绝非是一个自由的、因而也绝非是一个良好的政体）。
在衡量一种政体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作用的标准中，我必须认为该国的人口状况是一个十分确定的标准。一个国家如果人口繁盛并持续在改善，就不会有一个作恶多端的政府。大约60年以前，法国各财政区的监督(232)曾经做过（和其他问题一道）一项有关各自管区内的人口状况报告。我手头没有这些卷帙浩繁的文件，我也不知道哪里能找到它们（我只好凭记忆来谈，因而是不太肯定的）；但我想根据他们的说法，即使是在那个时期，法国的人口也估计在2200万人。在上个世纪末，人们一般估计为1800万。根据这两种估计的任何一种，法国的人口状况都不坏。内克先生是自己时代的一个权威，至少不亚于那些监督们过去的时代，他在1780年根据显然是可靠的原则推断法国人口为2467万。但这是不是旧政权之下可能达到的最后数字？普赖斯博士的意见是，那一年法国的人口增长绝没有达到顶峰。在这些估计上，我当然承认他的权威要远远超过我承认他在一般的政治方面的。这位绅士根据内克先生的数据完全相信，自从那位大臣的计算之后，法国的人口有了迅速的增长；它增长得那么迅速，以致于他不同意在1789年这个王国的人口数字会低于3000万。在大大降低普赖斯博士的乐观估计之后（我也很以为应该降低），我仍不怀疑法国的人口在最近这段时期内有了可观的增加。但假设它的增长不过是从2467万到2500万，这仍在不断增长的2500万人口分布在大约2.7万平方里格(233)的土地上，仍是为数庞大的。例如，它远远高于我们这个岛国，甚至也远高于英格兰这个联合王国中人口最稠密的部分。
说法国是一个土地肥沃的国家，这种说法一般地并不确实。它有相当一部分是荒芜不毛之地(234)，其他自然条件也有许多不便之处。但就我所能发现的而言，在这片领土上最为得天独厚的部分内，人口数目是与大自然的恩惠相符合的。(235)面积为404.5平方里格的利勒（Lisle）财政区（我认为这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约在10年前有73万人，即每平方里格为1772人。法国其他地区的中间值在同样面积内约为900人。
我并不把这种人口状况归功于那个被推翻了的政府；因为我并不喜欢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天意的恩惠的东西归功于人们的设计。但是这个被人谴责的政府并没有能阻碍、反而极可能是有助于那些因素发挥作用（不管那些因素是什么）——不管是属于土地的性质还是人民的勤劳传统，它们在整个王国中造成了如此巨大的人口数目，并在某些个别地方展示了那样的人口奇迹。而我从不愿设想，一个根据经验被发现是包含着有利于人口增长的原则（哪怕不那么明显）的那种国家组织，会是一切政治体制中最坏的一种。
国家的财富是另一项不可忽视的标准，根据它我们就可以判断，某一个政府在整体上看是保护人民的还是摧残人民的。法国在其人口的众多上远远超过了英国；但我觉察到她在财富的对比上却远逊于我们；他们那里的财富不如我们这里分配得平均，财富的流通也不那么方便。我相信英法两国政府形式的差别乃是英国方面占优势的原因之一。这里我说的是英格兰，而不是全部英国的领地。(236)如果以英国全部领地和法国的相比，则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我们方面的财富的相对比值。但是，法国的财富虽然比不上英国的，却仍然构成一种很值得尊敬的富裕程度。在内克先生于1785年出版的书中，(237)包括有大量的有关公共经济及政治算术的精确而有趣的事例；而他对于这个题目的思考总地说来是自由而开明的。在这部书里他给出有关法国状况的观念远不是这样一副形象，即在这个国家里，政府乃是一种十足的灾难、一种绝对的祸害，除了通过一场全盘革命这样一种暴力的而且说不准的药方之外就没有救药了。他证实从1726年到1784年，法国铸币厂所铸造的金银货币总量约达1亿英镑。(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