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克先生不可能会弄错铸币厂所铸的金条总量。它是一项有官方记录的事项。这位干练的财政家关于在他1785年写书时，即法国国王被废黜和被囚禁的大约4年之前，社会上流通的金银总量的推算没有官方记录那么准确；但他们显然是建立在如此之坚实的基础之上的，以致我们很难在很大程度上拒绝同意他的计算。他计算的numeraire［硬币］或我们所称的specie［硬币］，法国当时拥有的约相当于8800万英镑。这对于一个国家是多大的一笔财富积累——即使是像那样的一个大国！在他1785年写书时，内克先生远不认为这种财富的汇聚会要停止，以致于他当时预计在他进行推算的期间流入法国的货币量将每年增长2％。
些适宜的原因把铸币厂铸造出来的所有钱币从一开始就引入那个王国；某些起作用的原因必定使得内克先生所计算留在国内流通的这样一笔巨大财富洪流保持在国内或者重回到它的怀抱。假设对内克先生的计算作出一些合理的削减，剩下来的仍是一笔庞大的数目。如此之强大的获得与保留财富的原因，不可能出现在一个衰落的工业、一种没有安全保障的所有制和一个专事破坏的政府之下的。确实，当我考虑法兰西王国的面貌时，我会想到她那许多富庶的城市、她那些宽阔的大路和桥梁之壮观与实用(239)、她那些在一个如此幅员辽阔的大陆上为水上交通提供了便利的人工运河和水道(240)；当我转过来看她的港口和海湾的宏伟工程和她那全部军用和商业的船队时；当我眼前看到她那众多的以如此大胆而巧妙的技术建造的防御工事，那在建造和维护上都所费不赀，以及对她各个方面的敌人都设置了一道武装的防线和不可渗透的障碍的防御工事时；当我想到在那片广阔的土地上只有多么小的一部分是没有耕作的，那高度完美的农艺给法国带来了多少大地上最美好的产品时；当我想到它那优异的制造业与纺织业（除了我们而外不次于任何人，而且在某些个别领域也不逊于我们）时；当我思索着那些公共的以及私人的伟大的慈善基金会时；当我品览使得生活美化和精致的一切艺术的状态时；当我历数她所培养出来的那些在战争中使她扬名的人们、她的能干的政治家们、她那大量高深的法学家和神学家、她那些哲学家、批评家、历史学家、古物收藏家，她的诗人和她的宗教的和世俗的演说家时，我在这一切之中看到了某些令人敬畏、使人们浮想连翩的东西，这些东西把人们的心灵扼止在轻率的和不分青红皂白的苛责的边缘，要求我们应该很严肃地检查一下，究竟潜伏的祸害是什么和有多么大，才使得我们有权一下子就把如此之宏伟的结构夷为平地。以这样的观点看问题，我看不出有土耳其的专制主义。我也没有辨认出这个政府有这样的特征，即它在整体上是如此地压迫人或如此之腐化或如此之不负责任，以致于根本不能适用任何改革。我必须认为这样一个政府很配得上发扬自己的优点，改正自己的错误，并有改进为英国体制的能力。
不论是谁，仔细考查过这个被推翻的政府前几年的作为，就不会看不到它在宫廷的自然而然的浮沉变幻之中有一种朝着国家的繁荣和进步的真诚努力；他必须承认这个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在某些情况下是要彻底清除、在许多情况下是要大力纠正这个国家中过去所流行的各种滥用权力的作法和习惯的；甚至于对于他的臣民人身的无限权力——那无疑地是与法治和自由不相容的——在运用中也已一天天地越来越缓和了。政府本身远没有拒绝改革，而是以易受指责的便利程度向有关这方面的各种提案和提议者开放着。倒不如说它过多地被赋予了革新精神的面貌，而那又很快地转过来反对那些曾支持过它的人们，并以他们的灭亡而告结束。如果说很多年来那个垮了台的君主政体倒不是受到缺乏勤勉和公益心，而是受到在它一些计划上的轻率和缺少判断的打击，那么这种说法对它只是一种冷静而毫无吹捧的公正。把这最后15或16年的法国政府拿来和这段时期的（或任何其他时期的）最明智和体制良好的政府相比较的话，这种办法是不公道的。但如果是在挥霍浪费方面，或是在权力的雷厉风行方面以之与此前的任何统治相比，我相信真诚的判断是几乎不会去信赖某些人的善良愿望的——这些人不断地纠缠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对宠爱者的赏赐或宫廷的靡费以及巴士底狱的恐怖。(241)
在旧君主制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这个新体制（如果它配得上有这个名称的话），究竟能否更好地发挥它所加以照料的这个国家的人口和财富的作用，还是一桩十分可疑的事。我体会到这场变革不是带来了改进，而是需要一段漫长的年代才能多少弥补这场哲学式的革命的后果，才能使国家回到它原先的立足点上来。几年之后，如果普赖斯博士认为适宜于惠赐我们一份对法国人口的估计的话，他将很难得出他于1789年所算出的3000万人那个总数了——或者是同年国民议会所算出的2600万人，甚或内克先生1780年的2500万人。我听说法国现在有大批的向外移民，而且有那么多人离开了宜人的气候和那西尔斯女巫(242)般迷人的自由，逃难到加拿大冰天雪地的地区并且是在英国专制主义下。
现在法国的硬币已经消失了，没有人能认为这与现任财政大臣曾可以找到8000万英镑硬通货的那个法国是同一个国家。而从它一般的现状来看，人们会推论说，一段时间以来它曾经是受勒普泰（Laputa）和巴尔尼巴比（Balnibarbi）那些博学的院士们的专门指导的。(243)巴黎的人口已经大大减少了，以致于内克先生向国民议会报告说，维持其生存只需不到以前所必不可少的生活供应品的4/5就够了。(244)我听说（我从未听到过相反的说法），这座城市现有10万人失业，尽管它成了被囚禁的朝廷和国民议会的所在地。而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在这座都城中没有别的景象表现得比行乞更为令人震惊和厌恶了。确实，国民议会中的投票也使人对这一事实深信不疑。他们近来任命了一个处理行乞的常设委员会。为此他们立刻配备了强大的警力，并第一次征收了济贫税；为了解救目前的贫困，那一年公共支出的帐面上已出现了大笔数目。(245)与此同时，那些立法俱乐部或咖啡馆的领袖们却陶醉于对他们自身明智和才能的赞颂之中。他们以至高无上的权威在鄙视着其余的世界。他们安抚这些被他们弄得褴褛不堪的人民说，他们乃是一个哲学家的民族。他们时而用各式各样骗人的游行、表演、骚动和叫嚣的手法，时而用阴谋和入侵的警报企图淹没发自贫困者的呼声，转移旁观者对这个国家残破和苦难的视线。一个勇敢的民族肯定是宁可选择一种与有德的贫穷相伴随的自由，而不会要一种富裕而腐化的奴役状态的。但是，在付出安乐而富裕的代价之前，人们应该十分确定所购买的乃是真正的自由，那是没有别的代价所能购买的。然而，我总是认为，一种不伴随着智慧和正义的自由看起来是可疑的，而且其后果也不会导致繁荣和富足。
这场革命的辩护士们不满足于夸大他们的旧政体的弊病，他们还把几乎所有可以吸引外国人注意的东西（我指的是他们的贵族和教士）都作为恐怖的东西用以打击他们自己国家的声誉。如果这只是一种诽谤，那它并不很严重。但它有着实际的后果。假如构成为你们地产所有者的大多数的贵族和绅士以及你们全体军官就像德国的一样——那时候汉萨各城市(246)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而被迫联合起来反抗贵族；假如他们也像那些经常从自己的城堡中出击去抢劫商旅的意大利奥尔西尼（Orsini）和维泰利（Vitelli）(247)那样；假如他们也像埃及的马穆鲁克（Mamalukes）或是马拉巴尔海岸的奈瑞斯（Nayres）(248)那样，那么我就确实承认，过分吹毛求疵地探索将这个世界从这种烦恼之中解放出来的手段也许是不可取的。公正和仁慈的伟大雕像(249)可以被暂时遮盖起来。道德为了自己的原则而屈从于暂停自己的规则，被这样可怕的紧急状态弄得惊惶失措的那些最敏感的心灵，在那些因残害人性而使人性蒙羞的、自命为贵族的人被诡计和暴力所摧毁的时候，可能会转过头去。而那些最憎恶流血、背叛和专横的没收的人们，则可能在这场两种邪恶之间的内战面前，始终是沉默的旁观者。
但是在1789年按国王的敕令在凡尔赛集会的那些享有特权的贵族们或他们的代表，难道配得上被看作是当代的奈瑞斯或马穆鲁克，或者看作是古代的奥尔西尼及维泰利吗？如果我在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我会被看作是一个疯子的。但是此后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以致于他们要被逐流亡，他们个人要遭到追捕、殴打和刑讯，他们的家庭离散，他们的住宅被夷为灰烬，他们这个等级要被取消，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消除人们对这个等级的记忆，办法是强迫他们改变他们通常为人所知的真实姓名。请阅读一下他们发给他们的代表们的指示吧。他们也如任何其他等级一样热情地呼吸着自由的精神，同样强烈地称赞着改革。他们自愿放弃了自己在赋税方面的特权；正如国王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自己对征税权的一切要求一样。对于一部自由的宪法这个问题，全法国都只有一种意见。绝对君主制已经结束了。它没有呻吟、没有挣扎、没有痉挛地呼吸了最后的一口气。有关偏爱一个专制的民主制而不采取一种互相制约的政府的一切斗争和一切分歧，都是在这之后发生的。而那个胜利一方的凯旋则是对英国政体的原则的胜利。
我注意到，很多年以来在巴黎流行着一种对你们的亨利四世(250)的偶像崇拜情绪，甚至是到了完全幼稚的程度。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一个人对这种对王者气象的美化感到无聊的话，那就是这种恶毒吹捧的过分姿态了。而使用这部机器最起劲的人，正是那些以推翻他的继承者和后裔的王座而结束了他们的吹捧的人。这个人(251)至少也像亨利四世一样的天性善良，完全同样地热爱自己的人民，并且比那位伟大的君主做出更加无限的努力在纠正国家历来的弊端（我们甚至肯定亨利四世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么做）。对他的那些谄媚者来说，幸好他们不是要对付亨利四世。因为纳瓦拉的亨利(252)是一个坚定的、积极的、精明的君主。他确实具有人道主义和温良的性情；但那是一种绝不会妨碍他的利益的人道主义和温良的性情。他从不在把自己首先置于被人敬畏的地位之前就去寻求人们的爱戴。他使用温和的语言，而伴以坚决的行动。他在整体上确定并维持自己的权威，而只在细节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他慷慨地花费他那君权的收入，但他小心翼翼地不去损害这笔资财。他一刻也不放弃他在基本法中所规定的任何要求，也不惜让那些反对他的人流血——一般是在战场上，有时也在绞刑架上。因为他懂得怎样使那些忘恩负义之徒尊敬他的功德，所以他博得了这些人的称赞；这些人如果是生在他的时代，他就会把他们关进巴士底狱，并会在他以饥饿迫使巴黎投降之后把他们与那些弑君者一道绞死的。(253)
如果这些谄媚者对亨利四世的倾慕是真诚的话，那么他们必须记得他们不可能对他的评价比他对法国贵族的评价更高；法国贵族的德行、荣誉、勇气、爱国心和忠诚乃是他经常称颂的主题。
但是法国的贵族自从亨利四世时代以来就退化了。这是可能的。然而它有甚于我可能在任何程度上信以为真的东西。我并不自命像其他某些人那么准确地了解法国；但我曾终生致力于使自己了解人性；否则我就不配担负起为人类服务的那份卑微的差事了。在这种研究中，如果人性中有很大一部分在一个仅距这个岛国［英国］24英里的国家［法国］中出现了改变的话，我是不可能注意不到的。根据我所能观察到的，并以之与我所能进行的探讨加以比较，我发现你们［法国］贵族中的大部分人是有着高尚的精神并有着精细的荣誉感的，不管是就他们个人自身而论，还是就他们的整体而论，超乎其他国家一般情况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整体保持着监督的眼光。他们的教养相当不错；心地善良(254)有人情味，热情好客；他们的谈话坦诚而开放，有一种军人的调子；颇带文学意味，尤其喜好他们自己母语的作家。许多人是怀着远高于这类描述的抱负。我所谈的都是我们一般所遇到的人。
至于他们对待地位较低下的阶级的举止，在我看来是温良和善的；相对于在我们这里普遍存在的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间的交往而言，他们就带有更多的近于家常味的成分。殴打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地位最低下的人，都是闻所未闻的事，而且会被认为是极不光彩的。其他形式的欺压社会下层人民的例子也很少见；至于对平民的财产或个人自由加以侵犯，我从未听说他们有哪一个干过；而且在旧政权之下，法律也严格不允许在国王的臣民中有这种残暴行为。作为拥有地产的人们，我觉得他们的行为是无可指摘的；尽管在许多旧的土地占有制度中有很多可指摘的、并有很多可改进之处。凡是他们出租自己土地的地方，我没有发现过他们与他们农民的订约是压迫性的；而当他们与农民合伙经营(255)时（这是常见的情况），我也没有听说过他们要强占那最大的份额。那种比例看来似乎不是不公平的。可能会有例外，但那肯定只是例外而已。我没有理由相信法国土地贵族在这些方面比我国的土地士绅更为恶劣；在各方面他们肯定也不比他们本国的其他非贵族地产主更好惹事生非。在城市里，贵族并没有权势可言；在农村也很少有。阁下，您知道，大部分文职政府的管理权和最基本的治安管理权并不在这些我们首先加以考虑的贵族的手里。(256)国家的税收体制及税赋征收，这个法国政府中问题最为严重的部分，并不是由佩剑的人来掌管的，他们也不对它的原则错误和在执行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偏差承担责任。
我很有理由否认法国贵族在压迫人民方面有着很大的一份责任，即使是在确实有压迫的情况下；但我也准备承认他们不是没有犯下相当严重的过失和错误。愚蠢地模仿英国方式中最坏的那部分，已经损害了他们天然的性格，却又没有代之以他们或许有意仿效的东西，这肯定使得他们还不如他们以前的样子。在他们中间比在我们这里更为常见的是，他们在一生之中可加以原谅的阶段过后，仍然在继续着习惯性的放荡生活方式；尽管是被更多的外在礼貌所掩盖而可能不那么有害，但它也更根深蒂固而难以救药。他们过分纵容了那种放肆的哲学，而那种哲学却有助于给他们带来毁灭。但他们还有一个更致命的失误，即那些在财富上已经接近或超过了许多贵族的平民，并没有完全被承认财富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出于理性和良好的政策应该赋予的那种身分和地位——尽管我认为他们并不与其他贵族的身分和地位相等。这两种贵族被过分小心地彼此分开了；然而，还赶不上在德国或其他一些国家的那种程度。
正如我已冒昧地向您提示过的，我认为这种隔绝是造成旧贵族毁灭的一个主要原因。特别是军职被过分排他性地保留给了世族。但这毕竟只是属于一种见解上的错误，可以被另一种相反的见解加以纠正。平民在其中享有自己那部分权力的一个常设议会，可以很快地清除这种区别中的过分令人反感的和侮辱性的东西；甚至于贵族道德上的错误，也很可能由于一种各等级的组成所会造成的更大的职业和行业的多样化而得以纠正。
我把这一切反对贵族的狂喊乱叫认为都只是一种做作。被我国多少世代所产生的法律、舆论和长期形成的习惯所赋予的荣耀乃至特权，绝没有可以激起任何人的恐惧和愤怒的东西。即使人们过分地坚持这些特权，也绝不是一种罪行。每一个人为了保持他认为是属于自己的所有以及使自己不同于众的东西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乃是植根于我们天性中要求安全感、反对不正义和专制主义之中的一种。它就像是一种要保障所有权以及要维护一个稳定的国家中的团体的本能在起作用。这有什么可以让人吃惊的呢？贵族是社会秩序中一件优美的装饰品。它就是一个优雅社会的科林多式建筑的雕花柱顶。Omnes boni nobilitati semper favemus.［所有我们的好公民总是爱戴贵族的。］(257)这是一位聪明善良的人说的话。这种对贵族带有几分偏爱的倾向，确实是一颗开明仁慈的心灵的一个标志。只有在自己的心里毫无能使自己高尚的原则的人，才希望摧毁一切人们用于给社会舆论建立一个团体，使短暂的尊敬得以化为永恒的那些制度。只有一种乖戾的、恶意的、嫉妒的心性而毫无对现实或对道德的形象和表现的爱好的人，才会高兴看到那曾长期在光辉和荣誉之中繁荣过的制度夭折。我不愿看到任何东西被毁坏，不愿看到社会中产生任何空白，不愿看到大地上有任何废墟。我的研究和观察并没有向我展示法国贵族有任何不可救药的过错，或任何除了彻底清除就无法通过改革来加以清除的弊端；因此我既不感到失望，也没有感到不满。你们的贵族并不应该受到惩罚；但贬黜就是一种惩罚。
我怀着同样的满意发现，我对你们国家的教士阶级的研究结论也并无不同。听说人类中那些伟大的团体已经无可救药地腐化了，这对于我来说决不是一个令人慰藉的消息。当人们谈论将要被他们掠夺的那些人的罪行的时候，我对他们任何人都是不很相信的。我毋宁要疑心这些坏事都是捏造的或是夸大了的，因为有人在觊觎从对他们的惩罚中获利。敌人决不是一个好证人，强盗则是更坏的证人。在这个阶级中无疑地有各种祸害和弊病，这是必然的。它是一个古老的组织，并没有得到经常的修正。但我没有看到有人犯有值得被没收他们财产的罪行，也没有看到值得遭受那些残酷的侮辱和贬黜以及那种违反自然的迫害的罪行，而这种迫害却用来代替了改良的途径。
如果这种新的宗教迫害确实有什么正当理由的话，那些扮演煽动群氓去进行抢劫的号手角色的无神论诽谤者们，是不会爱护任何团体而不去洋洋得意地追究现存教士阶级的过错的。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发现自己只好是翻阅过去时代的历史去寻找（他们是以一种恶意的、任性的辛勤去寻找的）教士团体所制造的或对教士们有利的每一桩镇压和迫害的例子，以便按照一种非常不公正的（因为是非常不合逻辑的报复原则）来证明他们自己的迫害和他们自己的残酷的合理性。他们在废除了其他所有的谱牒和家世的区分之后，却发明了一种罪行的谱系。为了某些人生身祖先的罪过而惩罚这些人，是很不公正的；但是以虚构在历史上有着共同集体继承的祖先渊源作为是惩罚那些与过去的罪过（除了是在名字上和一般特性上而外）毫无关系的人的理由，那就是属于这个启蒙时代的哲学的一种不公正的精致化了。国民议会所惩罚的人，有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与他们现在的压迫者们所可能做的那样，是同样之憎恨过去时代里教士阶级的暴力行为的；如果他们不是很好地觉察到了目前运用一切言论的真正目的的话，他们也会同样高声地、同样强烈地表达自己的那种感受的。
社会团体之所以长久存在，乃是为了它的成员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他们的惩罚。国家本身就是这样的团体。我们在英国完全有理由认为，发动对所有法国人的不可和解的战争，就是为了在我们相互敌对的若干期间，他们曾给我们带来过的灾难。而在你们方面，你们也可以认为，由于我们的亨利们和爱德华们的不义侵略带给了法国人民无比的苦难而攻击所有的英国人是有道理的。确实，我们彼此进行这种灭绝性的战争，应该双方都是有道理的，完全有如你们由于过去时代里一些同名字的人的作为而对你们现在的同胞进行毫无道理的迫害一样。
我们没有像我们可以做到的那样，从历史中汲取道德的教训。反之，一不小心，它也可以用来败坏我们的心灵，毁掉我们的幸福。历史是一部打开了来教诲我们的大书，可以从人类过去的错误和苦痛中汲取未来智慧的材料。它被颠倒过来，也可以成为为教会中和国家中的各方提供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的一座弹药库，供应挑起并复活争端和敌对的工具，向内乱火上加油。历史——就其大部分而言——包括由傲慢、野心、贪婪、报复、欲念、叛乱、虚伪、失控的狂热和一大串无序的欲望给世界带来的苦难，这一切震撼着公众的，具有同样的
为患巨大的风暴，它在冲击着
个人的状态，使得生活不幸。(258)
正是这些恶行才成为这种风暴的原因，而宗教、道德、法律、优先、特权、自由、人权等等都是借口罢了。从一种现实利益的某种似是而非的外观中总可以找到这些借口。你不想从人们的头脑中根除骗人的借口所应用的那些原则，从而使人们免于暴政和动乱吗？但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会把人心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根除了。正像这些都是借口，巨大的公众灾难的制造者或工具通常都是国王、教士、官吏、元老院、最高法院、国民议会、法官和军官。你不会由于宣布了决议，今后不得再有君主、国务大臣、宣教师，不得再有法律的解释者、高级军官、公共议会等等，就能救治这些灾难的。你可以改变名称。但事情必定会以某种其他的形式继续存在。在社会中必定总是存在着一定量的权力——它处于某些人的手中并有某种名称。聪明的人是把他们的疗法应用于祸害，而不是应用于其名称，要治愈的是这些祸害的长期原因，而不是这些原因偶然应用的机构或临时借用的形式。否则的话，你可能在历史上很聪明，而在实践上则是个蠢才。很少有两个时代有着同样形式的借口，或同样的灾难形态。恶是有一点创新精神的。当你还在议论它的形态时，它那形态早就成为过去了。同一个祸害本身会采取新的形体。精神是在轮回的；但它远不是由于改变了自己的面貌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原则，它在自己新的躯体中以一种青春活力的新鲜生机而新生了。当你以为你在鞭挞它的死尸或在铲平它的坟墓的时候，它却走了出来，继续肆虐。当你还为这些幽灵和幻影而感到恐怖时，你的家已经成了盗贼们的老窝。因此，凡是那些仅仅接触到历史的表象或外壳的人，就认为他们正在向不宽容、傲慢和残酷进行作战；但在憎恨古来的党派的不良原则的迷彩之下，他们却批准了并哺育着不同派别的同样丑恶的祸害，或许还更丑恶。
你们的巴黎公民以前在对加尔文派教徒的臭名昭著的圣巴托罗缪节(259)的大屠杀中，曾使自己充当了现成的工具。对那些可能想要为了当时的丑行和恐怖而报复今天巴黎人的人，我们又应该说什么呢？他们确实是被引导去憎恨那场屠杀的。尽管他们很凶恶，但要使他们憎恶它却并不难；因为政客们和赶时髦的教师们对于恰好以同样的方向来发泄自己的感情毫不感兴趣。然而他们发觉使这种同样的心性保持活跃乃是自己的利益所在。只消到了另一天，他们还是要搬演这同一场屠杀来取悦当年进行屠杀的那些人的后裔的。(260)在这场悲剧式的闹剧中，他们塑造了洛林红衣主教，穿着道袍，下达大屠杀的命令。这种场面是意图使巴黎人憎恨迫害和厌恶流血吗？——不，它是在教导他们迫害自己的牧师；是通过煽起对教士的厌恶和恐惧来刺激他们欣然去摧毁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如果终究应该存在的话，就应该不仅是安全地存在，还应该备受尊重地存在。那是在用花样和调料来刺激他们吃人肉的欲望（人们会认为他们那种食欲已经是足够大的了），促使他们随时准备着新的谋害和屠杀，如果它适合于今天的吉斯（Guise）(261)们的愿望的话。一个有大量的牧师和高级教士在座的议会则被迫要忍受这种找上门来的侮辱。作者并没有被送去当船奴，演员们也没有被送进感化院。在这次演出以后不久，这些演员们还跑到国民议会去要求进行这个他们胆敢加以揭露的宗教的种种仪式，并在元老院中表现出他们那种当婊子的面孔；而巴黎大主教——人们只是由祈祷和祝福而知道他的职务，由他的布施而知道他的财富——却被迫放弃了他的府邸，逃离他的信众（就像逃离开一群饿狼一样）；确实仅只因为在16世纪时，洛林红衣主教是一个叛逆者和一个杀人犯。(262)
这就是那些人歪曲历史的结果，他们为了同样阴险的目的把人类知识的其他一切方面都歪曲了。但是那些愿意站在理性高度上的人——这种高度把多少世纪都置于我们的眼下并把事物带到真正比较的观点之前；它把一些小名字隐去，把一些小派别的色彩抹掉，除了精神和人类活动的道德品质而外，没有别的东西能上升到它那高度——将会对王宫(263)里的教师们说：“洛林红衣主教是16 世纪的谋杀犯，而你们将享有成为18世纪的谋杀犯的光荣，而这就是你们双方之间的唯一区别。”但我相信，到了19世纪，当历史被人更好地理解、更好地运用之后，它将会教导我们文明的后代同样地憎恶这两个野蛮时代的恶行。它将教导未来的教士和官吏们，不要为了由现在现实中那种可悲的谬见的狂信者和暴烈的狂热者们所犯下的巨大罪过而去报复未来的那些仅只思考而并无行动的无神论者——那种谬见在其平静的状态中一旦为人接受后就不只是受到惩罚了。它会教导我们的后代，不要为了宗教或哲学的伪君子们的胡作非为而向宗教和哲学开战；宗教和哲学是在一切事物中显著地在体恤和保护全人类的那位无所不在的主的仁慈所赐给我们的两种最有价值的恩典。
如果你们的教士、或任何国家的教士，犯下了超出人类的弱点所能允许的合理界限之外的罪过，或犯下了很难与职业德行分开来的职业过错，那么尽管他们的罪过决配不上实行镇压，但我确实承认，这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效果，使我们对那些超过限度和正义而惩罚他们的暴君们的愤恨感大为降低了。我可以容许所有各派教士们都有某种对自己见解的固执、某种宣传自己见解的过分的热情、某种对自己的地位和职务的偏爱、某种对自己团体利益的依附、某种对那些驯顺地聆听自己教义的人和那些蔑视并嘲弄自己的人二者之间的厚此薄彼。我容许这一切，因为我是一个必须与别人打交道的人，是一个不愿意由于摧残宽容而成为最不肯宽容的人。我必须容忍这一切弱点，直到它们溃烂成罪行为止。
毫无疑问，人类情感由脆弱向罪过的自然进程是应该由警觉的眼睛和坚定的手来加以防止的。但难道你们的教士阶级是真的超过了正当的可容许的界限了么？从你们那里各种新近出版物的普遍风格中，人们会被引导着相信你们法国的教士是一种怪物，是一个迷信、愚昧、懒惰、欺诈、贪婪和暴虐的可怕的大杂烩。但这是真的吗？难道真的是时间的推移、利益冲突的停止、由党派仇恨所造成的灾难给人的惨痛教训，对他们毫无影响，不能使他们的心灵得到逐渐的改善吗？难道真的是他们每天都在重新侵犯着政治权力，危害着他们国家的国内安宁，并使政府的行动变得软弱无力了吗？难道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教士们在以铁腕压制着世俗阶层，并且到处去点燃那种野蛮的迫害之火吗？他们是不是用各种欺骗手段力图增加自己的产业？他们是不是利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产已超过了正当的要求？或者他们是不是强行颠倒黑白，把合法的要求转化成一种恼人的勒索？当他们并不拥有权力时，他们是不是充满了那些企求权力的人的同样的邪恶？他们是不是被一种凶猛好斗的论战精神烧昏了头？受着对精神统治权野心的驱使，他们是不是准备在一切行政权的面前飞扬跋扈，烧毁教堂，屠杀其他教派的牧师，推翻他们的祭坛，在被颠覆的政府的废墟之上开辟出通向一个教条帝国的道路——有时候是奉承，有时候是强迫人们的意识脱离公共体制的裁判而屈服于他们个人的权威，以要求自由开始而以滥用权力告终呢？
这些或其中的某些，便是人们并非全无理由地在指责的过去时代某些教会人士们的罪过；这些教会人士分别属于当时分裂了和扰乱了欧洲的两大派别。(264)
如果在法国，就像在其他国家明显可见的那样，这些罪过是大大地减少而不是增多，那么就不应是以别人的罪行、以别的时代的坏品行来指责今天的教士，应该按照普遍的公正赞扬、鼓励和支持他们，因为他们抛弃了使他们的前人蒙羞的那种精神，并已采纳了一种在心灵上和作风上更适合于他们神圣职责的一种品格。
在上一个国王(265)御位的末期，当我有机会去法国时，教士阶级以其各种形式引起了我很大的好奇心。与某些出版物使我有理由期待着的相反，我并没有发现针对这个阶级有什么不满和怨言（除了有一批人，当时为数不多，但很活跃），我也很少或根本就没有看到由于他们的缘故而引起公私生活的不安。我继续考察，就发现这些教士一般都是有着温和的头脑和举止得宜的人，其中包括男女两性的僧俗两界(266)。我未能有幸结识很多教区教士；但一般说来，我得到了有关他们的品德和他们对责任的专注的很完备的记述。我和一些高级教士有着个人的联系；而关于这个阶级其余的人，我也有很好的信息渠道。这些人几乎全都是出身高贵的人士。他们很像他们自己这个等级的其他的人；而如果有任何不同的话，那也总是他们会更好些。他们要比军事贵族受过更好的教育，所以决不会在行使自己的权威上因为无知或不当而玷污了自己的职业。在我看来，他们除了教士的品质而外，还有着自由而开放的精神，有着绅士般的胸襟，是有荣誉感的人；他们的举止和行为不亢不卑。在我看来，他们毋宁是一个优异的阶级；是一个你在其中不会为发现有着费奈隆(267)式人物而感到惊奇的集团。我在巴黎的教士中间见到许多博学而正直的人（其中有许多是在别的地方遇不到的）；而且我也有理由相信，这种描述并不只限于巴黎。我在法国其他地方所发现的，我知道只是偶然，所以只是当作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曾在法国外省的一个城市(268)中住过几天，那里的主教不在，我和他的三位主教代理人一起过夜，他们都是可以为任何教堂增光的人物。他们都是知识丰富的人，其中两位是深刻的、广泛的，精通古和今、东方和西方，特别是有关他们自己的专业方面。他们对我们英国神学家的广博知识，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且他们以一种批评性的精确探讨了那些作家的天才。他们其中的一位，即毛朗吉神父（Abbé Morangis）后来去世了。我在这里毫不犹豫地向这位高贵、可敬、博学而杰出的人物表示我的敬意；我也以同样的欣慰之情向其他那两位的才华表示同样的敬意，我相信他们还活着，如果我不怕伤害这些我无法去帮助的人们的话。
法国的高级教士中有些人在一切方面都是值得受到普遍尊敬的人。他们值得受到我和许多英国人的感谢。如果这封信居然能到了他们的手里，我希望他们能够相信，在我们国家中有人是怀着不平凡的感触在同情他们不公正地被推翻，和他们的财产被残酷地加以没收。就一个微弱的声音所能传达的而言，我所说的话乃是我向真理所应做出的一项证词。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涉及到这种违反自然的迫害，我都准备付出这种代价。没人能够阻止我要为人公正并且感恩。现在那些值得受到我们和全人类尊重的人正在群众的辱骂和暴虐权力的迫害之下挣扎，这就特别宜于由我们负责表示我们的正义和感激之情，现在是时候了。
你们在你们的革命之前，大约有120位主教(269)。其中少数人是具有突出的圣洁和无限的仁慈的人。但当我们谈到英雄人物时，我们谈的当然是罕见的德行。我相信他们中间突出腐化的例子可能也像那些超绝的善良的人是同样之少见。贪婪和放荡的例子是可以拈出来的，我不否认这一点；那些乐于调查的人总会得出这种发现的。一个像我这种年纪的人是不会惊讶，在哪一行哪一界中都有几个人在财富或享乐方面并非过的是那种自我克制的完美的生活——对财富或享乐，人人都向往，有些人是期待着，但那些最激烈地要求它的人，却正是那些最关切自己的利益、最沉溺于自己的情欲之中的人。当我在法国的时候，我敢肯定坏教士是为数不多的。他们中某些个别的人以生活不规矩著称，但他们却具有自由的精神并赋有能使自己对教会和对国家很有用的品质，这就多少弥补了他们所缺乏的严肃德行。我听说，除了少数的例外，路易十六在提升高级教职时对他们的品德要比他的前一任(270)更注意得多；而且我相信这可能是真的（因为在他整个御位期间，一些改革的思想正在流行）。但现在的这个统治权已经表明了一心只是想要掠夺教会。它惩罚了所有的教士，这就是在偏袒坏教士，至少是在名誉方面。它建立起一种有辱人格的受雇制度，这使得没有一个有自由思想或自由的生活条件的人会把自己的孩子交付给它。它必然要降到最下层的人们中间去。而由于你们的低级教士人数太少，不足以完成他们的责任；由于这些责任无可估量地繁琐而又辛苦并且不受人尊重；由于你们不让中层教士能有安逸，所以将来的法国天主教会(271)中，一切科学或学问都不会存在。为了使这个方案完整，你们的国民议会还完全不顾有圣职授与权的人的权利而规划了未来的教职选举制；这种安排只会把所有严肃的人、所有在自己的职责和自己的行为上准备保持独立性的人驱逐出教士的行业，它将把对公共精神的全部指导权投入到那些放肆的、粗野的、狡诈的、宗派主义的、谄媚的坏人手中，他们的那种状况和习惯，足以使他们那种可鄙的薪俸成为卑劣下流的阴谋的目标（与这种薪俸相比较，一个英国间接税税务官的收入要更丰富和更体面一些）。至于那些仍被他们称为主教的神职人员，被选了出来，收入也是比较可怜的，他们是通过同样的办法（即拉选票的办法），由那些人所共知或可以被炮制出来的各种教义派别选出来的。这些新的立法者在有关这种高级神职所要求的资格方面，无论是教理方面还是道德方面，都没有任何规定；他们也没有对下级教士做过任何规定；看来就只是无论上级或下级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宣传和实践他们所高兴的任何形式的宗教或反宗教了。我还没有看到主教对自己下级的管辖权是什么，或者他们究竟是不是有这种管辖权。
阁下，简单地说，在我看来这种新的教会机构只准备是临时性的，是预备彻底废除基督宗教及其任何形式的；一旦使教会的高级教职受到普遍蔑视的这种计划得以完成，人们在思想上反对基督教的这最后一击就准备好了。那些不肯相信指导着这些事情的哲学的狂徒们长期以来就在筹划着这样一种计划的人，是全然不了解他们的性格和行为的。这些狂热分子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的意见，即一个国家没有任何宗教要比有一个宗教可以生存得更好；而且他们可以用一份他们自己的纲领来取代宗教中任何可能有益的东西——亦即，他们想像以一种建立在对人的生理需求的知识基础之上的教育，逐步地把人带到一种开明的自利，(272)据他们说，当很好地了解到了这一点之后，它就会与一种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合而为一。这种教育的纲领是早已为人所知的。而最近他们则美其名曰公民教育（就仿佛他们搞出了一个全新的专门名词似的）。
我希望他们的英国同党（对他们，我更认为不如说是行为严重不当，而不是想达到这种可恶的纲领的最终目标）既不能掠夺教士，也无法把这种民选的原则引入我国的主教和教区牧师职位。这一点在当今世界的条件下，将是教会最后的腐化，是对教士品格的彻底毁灭，是国家由于对宗教的一项错误安排所曾遭受的最危险的打击。我完全知道，在王室和领主贵族的荫庇之下（就像现在在英国和前不久曾在法国那样），主教和牧师的职位有时是以卑劣的手段获得的；但另一种竞选教士的方式却会使他们无限地更加肯定和更为普遍地屈服于卑鄙野心的一切邪恶手段，当这些邪恶手段作用于大多数人并通过他们起作用时，就将相应地造成灾祸。
你们那些掠夺过教士的人们，以为很容易使自己的行为与所有新教国家相调和，因为那些被他们这样掠夺、罢黜并付之与嘲笑和轻蔑的教士们都是属于罗马天主教的，也就是属于他们自己所宣称的主张的。我毫不怀疑，在我们这里正如在其他地方，我们总能找到一些可怜的心怀偏见的人，他们仇恨与他们自己不同的教派和党派，远甚于他们对宗教本质的热爱；他们对那些在其具体的计划和体系上与自己不同的人的愤怒，远甚于对那些攻击我们共同希望的基础的人。这些人写作和谈论问题时的态度，可以想见是依据自己的情绪和性格的。伯内特(273)说，当他1683年在法国时，“要赢得最美好的那部分人赞同罗马天主教教义的办法是这样的：使他们自己怀疑整个的基督教。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对表面上自己是在哪一边或采取哪种形式就无所谓了。”如果这是法国当时的宗教政策，那就是她现在有太多的理由所要为之后悔的了。他们宁愿要无神论，也不要一种不投合他们观念的宗教形式。他们成功地摧毁了那种形式；而无神论又成功地摧毁了他们。我可以很容易支持伯内特的说法；因为我在我们自己人［英国人］中间已经观察到了太多的与之相类似的精神（因为它有一点点便已经是“太多太多”了）。然而，这种精神却并不普遍。
改革了我们英国宗教的导师们，与你们目前在巴黎进行改革的医生们毫无相似之处。或许他们（也像他们所反对的那些人一样），不如说是受到了比所可能愿望的更多得多的党派精神的影响；但他们却是更真诚的信徒，是具有极为热烈和崇高的虔诚的人；为了捍卫自己特殊的基督教理想，他们随时准备像真正的英雄一样地效死（他们有些人确实是死去了）；他们会以同样的坚定并更欣然地为了普遍真理的那座宝库，为了他们自己的以血相争的那些宗派而效死。这些人会满怀厌恶地否认那些声称与他们有交情的卑鄙的人们，理由只不过是那些人掠夺了与自己有争执的人的财产，以及那些人曾鄙视公共的宗教——而他们为了这种宗教的纯洁性曾热忱地奋斗过，这种热忱毫不含混地表明他们对于自己所希望加以改革的那个体系的本质的最高的敬意。他们有许多后裔都保留着同样的热忱，但却有着更多的节制（正如更少地从事于斗争）。他们没有忘记正义和仁慈是宗教的实质部分。不虔敬的人绝不会以不义和残酷而使自己与自己任何一类同胞有什么交流。
我们听到这些新导师们在不断地夸耀自己的宽容精神。至于说那些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尊重的人，也会宽容一切见解——这一点实在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同等加以忽视并不是一视同仁。那种出自轻蔑的仁慈，也并不是真正的仁爱。在英国有很多人是以真正的宽容精神在宽容的。他们认为宗教的各种教义，尽管程度不同，都是重要的；而在它们之中，正如在一切有价值的事物之中一样，都有一种正当的偏爱理由。因此他们既偏爱，而又宽容。’他们宽容不是因为他们蔑视各种意见，而是因为他们尊重正义。他们会虔敬而深情地保护一切宗教，因为他们热爱并尊重他们大家所一致同意的伟大原则以及他们大家所一致追寻的伟大目标。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全都有着一种共同的事业，在反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274)。他们不会被宗派精神所误导，以致于分不清做哪些事是对自己的这一小部分有利的，又有哪些是敌对的行动，是通过某一类具体的人而以他们自己在另一种名目之下也被包括在内的整体为目的的。我不可能说我们［英国］各色人等的品性都是怎样的。但我说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而且我必须告诉您，就他们而论，亵渎神圣绝不是他们有关善举的学说的一部分；他们非但不以这样的资格称你们为同志，而且如果你们的教授们被接纳到他们的圈子里的话，他们就必须仔细地把自己那种有关剥夺无辜者的合法性的理论隐蔽起来，而且他们必须归还他们所偷窃的一切财物。在此以前，他们并不是我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