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可能认为，我们反对你们没收主教、教长、牧师和教区教士们从自己土地的独立地产中所获得的收入，是因为我们英国有着同样的制度。你们会说，这种反对的论点并不适用于没收修道士和修女的财物和废除他们这个阶层。的确，你们的普遍没收财产这种特殊办法作为一个先例，并没有影响到英国；然而这个道理却适用，而且起着很大的作用。长期国会(275)曾经没收了英国的教长们和牧师们的土地，它所依据的观念和你们的国民议会发售修道院土地所依据的是一样的。但是危险就在于它根据的是不正义的原则，而不在于是哪一类人首先受到它的危害。我看到的是，在一个离我们很近的国家里，人们正在遵行一项置正义与人类的共同关切于不顾的政策。在法国国民议会看来，所有权是一文不值的，法律和惯例也是一文不值的。我看到国民议会公开谴责习惯法学说；而法国自己最伟大的法学家之一(276)却非常真确地告诉我们，惯例乃是自然法的一部分。他告诉我们说，明确肯定它的界限并保证它不受侵犯乃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原因之一。一旦这些惯例被动摇了，则任何一种所有权都不会有保障——当它大得足以引起一个贫穷政权的贪心时。我看到的做法，是与他们对自然法的这一伟大的基本部分的蔑视完全符合的。我看到这些财产的掠夺者们先从主教、教长和修道士们下手，但我没有看到他们到此为止。我看到那些世袭王公们根据这个王国最古老的惯例法所拥有的大批地产（几乎未经辩论的仪式）便被剥夺了自己的所有权；他们不再有自己稳定而独立的财产，而沦为寄希望于国民议会随意的、慈善性的津贴，而这个国民议会在它蔑视合法所有者的权利的时候，当然会任意地毫不顾及领取津贴者的权利。这些人被他们最初的不光彩的胜利的那种骄横冲昏了头脑，又受到他们对肮脏钱财的贪欲所造成的窘境的压力，虽然失望却没有泄气，终于妄图全盘颠覆一个伟大王国的范围之内所有各类人等的一切财产。他们强迫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商业活动中、在土地处置中、在民事中、在生活的全部交往中，都要接受他们的一种证券作为完全兑现的、良好的、合法的支付手段，而那是他们对自己计划出售劫掠品的投机活动的象征。他们还留下什么自由或财产权的痕迹呢？在我们的议会里，对一块菜园的租赁权、对一间茅舍一年的利润、对一座小酒馆或面包店的信用、对侵犯所有权的最微不足道的迹象，都比你们那里对属于那些最可尊敬的人物的最古老、最有价值的地产、或对你们国家整个商业金融界的处理要更郑重得多。我们对立法权的权威怀有高度的尊重，但我们从未梦想过议会可以有任何权利去侵犯财产权，去压倒惯例法，或强行使用他们自己捏造的一种通货来代替真正的、为各国法律所承认的货币。而你们是从拒绝服从最温和的限制开始，而以建立起一种闻所未闻的专制主义而告结束。我发现你们那些掠夺者行事的理由是这样的，即他们的行动确实不会受到一种正义法庭的支持；但一切惯例法的规则都不能束缚一个立法议会。(277)因此一个自由国家的这个立法议会的召开并不是要保障财产权，而是要摧毁它，而且不仅是财产权，还包括每一条可以使它稳定的规则和准则以及一切使它得以运转的手段。
当16世纪的明斯特（Münster）地方再洗礼派教徒们(278)以他们平均主义的制度和关于财产权的蛮横见解使整个德国陷于混乱时，他们这场风暴的蔓延对欧洲哪一个国家没有提供拉响警报的正当原因呢？在一切事物中，智慧所最害怕的便是这种瘟疫性的狂热，因为在一切的敌人中，这是它最难以提供什么力量加以反对的了。我们不能对无神论的狂热精神无动于衷；这种精神受到了大量文章的鼓励，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勤奋和花费而传播开来，在巴黎所有的街头和公共场所都有种种说教在鼓吹着。这些文章和说教向群众灌输一种黑暗野蛮的残暴精神，取代了人们心中一切自然的共同感情以及一切道德的和宗教的情操；竟致于诱使这些可怜的人们以麻木的忍耐力在承担着由财产权方面所造成的剧烈痉挛和变动所带给他们的难以忍受的苦难。(279)这种狂热的精神又伴随着改宗的精神。他们有各种团体在国内外进行阴谋联系，宣传他们的信条。伯尔尼共和国，这个世界上最幸福、最繁荣、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之一，便是他们准备摧毁的重大目标之一。我听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功地在那里播下了不满的种子。他们在整个德国也在忙碌着。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并非没有尝试过。他们那恶意的仁爱之无所不包的计划，也没有漏掉英国；而在英国，我们看到有些人向他们伸出了双臂，这些人不止在一个讲坛上推荐他们的范例，不止在一个定期集会中公开呼应他们，向他们欢呼，把他们吹捧成我们效仿的对象；这些人从他们那里接受过来在他们的仪式和神秘活动中间所供奉的团体标志和旗帜；(280)这些人就在我们的宪法已授予政府以全权维护这个王国的能力而政府也认为该向他们作战的时候，还在建议与他们结成永久友好的联盟。
我所担心的并非是我们教会的财产也会根据法国的先例被没收，尽管我认为那是一大罪过。我最大的关怀是，有朝一日在英国也会把为寻求财源而没收任何财物看成是一项国策；或者公民中的任何一个阶层会被引向把其他阶层看作是自己当然的猎物。(281)各个国家都越来越深地涉足于无边无际的债务海洋之中。公债在一开始是对政府的一种安全保障，因为它使大多数人关心国家的安宁；但在它过度了之后，也很容易变成政府倾覆的原因。政府如果通过征收重税来偿还这些债务，就会变得受人民憎恶而垮台。如果它不去偿还这些债务，它将会在所有党派中最危险的那一个的努力之下而被推翻——我指的是虽受到伤害但未被摧毁的、广泛不满的金融利益。构成为这种利益的人们首先是向政府的忠诚尽职来寻求自己的安全，其次则指望政府的权力。如果他们发现旧政府软弱无能、精疲力尽、缺乏活力，从而没有足够的生气可以满足他们的目的，他们就会寻求一个具有更充沛的精力的新政府；而这种精力并不是来自获得新的力量，而是来自对正义的鄙视。革命是偏袒没收财产的，而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以后的没收会以什么可憎的名义得到批准。我肯定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原则会蔓延到所有国家的很多的人、许多阶层的人——这些人把自己无害的怠惰认为就是自己的安全。产业主的这种幼稚可以说成是无用，而无用又可以说成是不适于保护自己的地产。目前欧洲的许多地方都处于公开的混乱。在其他许多地方的地下已发出了隐隐的呻吟；一场动荡已经为人感到了，它在预示着政治界的一场大地震。在有些国家中正在形成一些性质极其反常的联盟和联系。(28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警惕。在一切大变动中（如果这些大变动必将来临的话），最能够削磨它们的灾难的锋芒的并促进其中可能具有的美好的东西的条件，便是我们在这些大变动中具有对正义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财产权的照顾。
但有些人可能争辩说，法国这种大规模的没收，不应使其他国家惊恐。他们说那不是由于野蛮的贪婪而产生的；那是一项有关国家政策的重大措施，采用它是要铲除一种广泛的、根深蒂固的、迷信的祸害。我要把政策与正义分开来是极其困难的。正义本身便是公民社会的重大的、经常性的政策；在任何情况下对正义的任何背离，都会使人怀疑根本就没有政策。
当人们受到现行法律的鼓励而接受某种生活方式，并在那种方式中像在一种合法的职业中受到保护时；当他们已经使自己全部的思想和全部的习惯都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时；当法律长时期以来已经使得他们之遵守这种方式的规则成为了一种荣誉的理由，而背离它们则是一种耻辱、甚至于是受惩罚的理由时——这时我敢肯定地说，一种通过专横的条款使人们的思想和感情遭受突然的粗暴行动的立法就是非正义的；这种用暴力贬低他们的地位和条件，用丑行和羞耻来诬蔑他们已往认为是自己的幸福与荣誉所系的性格和习惯的立法就是非正义的。如果在这上面再加上把人们从自己的住宅驱逐出去，并且没收他们一切的财物，那么我实在不够聪明，看不出这种由人们的感情、良心、偏见和财产权所制造的专制游戏与最恶毒的暴君政治怎么能够区别开来。
如果说在法国目前所遵循的方针，其非正义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有关这项措施的政策，即人们期望由此获得公共福祉的政策，至少应该是同样明显并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对于一个其行动不受任何情绪影响而且他在计划中没有别的念头只有公共利益的人，下面这两种政策之间的巨大差别马上就会打动他的：一种是这些体制的最初设立所要求的政策；另一种则是彻底废除它们的问题所要求的政策。它们都早已广泛而深入地扎下了根，由于长期的习惯，其中许多比它们自身更有价值的东西都已经如此之适应了它们而呈现为与它们交织在一起的形态，以致于人们很难摧毁其中的一个而不明显地损害到另一个。假如情形真的像那些诡辩者们在他们的辩论中以其猥琐的风格所说的那样，那么这个人就会感到很为难了。但是在这件事上，就像在大多数国家问题上一样，总有一条中间道路的。在绝对毁灭与不加改造而存在这种单纯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外，也还有其他的某种东西。Spartam nactus es; hanc exorna.［你的命运在斯巴达注定了，好好信任它吧。］(283)在我看来，这是意味深长的一个准则，应该永远为一个诚实的改革家牢记在心。我无法想像一个人怎么会使自己狂妄到那种不分黑白的程度，把自己的国家视若无物，只不过当一张他可以在那上面任意涂抹的carte blanche［白纸］。一个富于热情与思考的好心人，可能希望他那社会并不像他所看到的那样子组织起来的；但是一个好的爱国者和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则总是在思考他将怎样才能最好地利用他的国家的现实物质状况。保护现存事物的意向再加上改进它的能力，这就是我对一个政治家提出的标准。此外的一切，在理论上都是庸俗的，在实践上都是危险的。
在国家的命运中有些时刻有某些特殊的人物会受到召唤，要以巨大的精神努力来做出改善。在这些时刻，尽管他们看起来得到了他们的君王和国家的信任，并被授予全权，他们却并不是总有合适的工具。一个在做大事业的政治家，就要寻求一种权力，即工匠们称之为滑轮和杠杆（purchase）的东西；如果他在政治中也像在机械中一样，得到了这种权力，他运用起来就会得心应手。我以为在修道院的体制中就可以发现有一种体现政治仁爱的机制的伟大权力。那里有一种受社会监督的财政收入；那里有很多人全身心致力于公共的目的并且除了公共的联系和公共的原则而外再没有其他的联系和原则，这些人不可能把集体的财产转化为私人的财富；这些人摒弃了个人利益，他们的贪心都是为了集体的；这些人的个人的贫穷乃是一种荣誉，而绝对的服从则代替了自由的地位。人们指望在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把它们制造出来的这种可能性是枉然的。风随着意思吹。(284)这些体制是热心肠的产物，它们是智慧的工具。智慧本身并不能创造出物质的东西；这些东西是自然或运气给我们的礼物；智慧的骄傲就在于能加以使用。这些团体及其财富的长年存在对于一个有远见的人、对于思考着各种需要时间去形成、并且在实现了之后就可以持久维持的计划的人来说，是特别适宜的东西。如果一个人获得了对诸如存在于这种团体（像那些被你们粗暴地摧毁了的团体）的财富、纪律和习惯之中的力量的支配权和指导权，却无法把它转化为自己国家的伟大而长远的利益，那他就不配有很高的地位，或者说甚至不配在伟大的政治家的行列中被人提到。一个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看到了这种力量，就会想到有千百种用途。在道德世界中要摧残由人类精神的旺盛的创造力之中所蓬勃生长起来的任何力量，就几乎等于在物质世界中摧毁人体中显然是最积极的品质一样。(285)这就好像是试图摧毁（假如我们有能力摧毁的话）硝石之中不挥发气体的膨胀力，或者是摧毁蒸汽、电和磁的力量一样。这些能量在自然界中是永存的，它们也总是可以辨识的。但它们似乎有些是无法利用的，有些是有害的，有些只能供儿童玩耍用；直到有一天，思想的能力加上实践的技术驯服了它们的野性，使它们听用，并使它们立刻成为听命于人类的伟大目标和规划的最强有力和最驯服的工具。难道你们可以指挥其脑力和体力的那五万人和那既无懒惰又无迷信色彩的每年好几十万的收入，看来好像是太大，使你们无法加以使用了吗？难道你们除了把教士转变为受国家津贴者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使用这些人了吗？难道你们除了只顾眼前挥霍浪费的拍卖而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使岁入带来利益了吗？如果你们的智力竟是如此之贫乏，那么事情就只好是任其自然了。你们的政治家并不懂得自己的行业，因而他们就把自己的工具都卖掉了。
但是他们原则的本身就带有迷信的味道，而它们也在通过永远不断的影响在培育着这种迷信。这一点我并不想进行争辩；但是这一点不应该妨碍你们从迷信本身之中汲取可以提供公共利益的任何资源。在道德的眼光下，人心中有许多品性和情绪是带有和迷信本身同样可疑的色彩的，你们却从中汲取了好处。你们的任务是纠正和缓解这种情绪中一切有害的东西，正如在一切情绪中一样。但是迷信是不是一切可能的罪过之中最大的一种呢？在它有可能过度的时候，我以为它就变成了一桩大罪过。然而这是一个道德的题材，当然也就可以容许有各种不同的程度和各种不同的表现。迷信是精神脆弱的人的宗教；你得宽容他们是处于一种迷信的大杂烩之中，有些是琐碎的、有些是狂热的形式或其他形式，否则你就将剥夺这些弱者心灵的一种对最强者来说也是必要的力量了。肯定地说，一切真正宗教的主体都在于服从世界主宰者的意愿；信仰他的教诲和仿效他的完美。其余的事，就都是我们自己的了。它们可能对伟大的目的有损害，也可以对它有裨益。明智的人之作为明智的人，并不是崇拜者（至少不是Munera Terrae［大地的礼物］(286)的崇拜者），他对这些事物既不狂烈地执著，也不狂烈地憎恨。智慧并不是愚蠢的最严厉的改正者。只有那些彼此相争的蠢人，才会互相发动一场如此无情的战争，才会对自己的优势加以如此残酷的运用，以致于在他们的争执中竟把毫无节制的粗鄙都投到了这一边或那一边。审慎会是中立的；但假如我们处于一场对一些其性质本不值得如此之大动肝火的事物一方坚决拥护、另一方激烈反对的争端之中时，一个谨慎的人也要被迫做出选择，究竟哪种错误和狂热过度是他应该谴责的或应该容忍的；这时他或许会认为建设性的迷信要比破坏性的迷信更加可以容忍：那种美化一个国家的要比那种丑化它的，那种赐与的要比那种掠夺的，那种有利于错误的善行的要比那种激励真正的不义的，那种引导一个人摒绝自己安全合法的享乐的要比抢夺别人自我禁欲的那很可怜一点的生活资料的，都更加可以容忍。我以为，这样就很接近于我们的问题——亦即在修士们的迷信的远古创立者和今天自命为哲学家的人的迷信这二者之间的那个问题——的状况了。
目前我对人们之扬言出售［教产］是为了公共利益这一点暂不作任何考虑，尽管我认为那纯粹是欺骗。我这里仅仅把它看作是财产权的一种转移。就这种转移政策，我要谈一些看法打搅您。
在一切繁荣的社会中，生产者所生产的东西总是比维持他当前生活之所需的更多。这剩余的部分就构成了土地资本家的收入。它将被一个并不从事劳动的地产主所花费。但是这种闲逸的本身乃是劳动的发条，这里面有着对生产的鞭促。国家唯一的关怀就是，由地租所取得的资本应该重新回到它所来自的生产中去，以及这种花费应该尽可能地不损害花费它的那些人的道德以及作为它所返还的对象的那些人。
一个严肃的立法者，总会就收入、支出和个人职务的全盘观点来对人们向他提出驱逐一个所有者并建议以另一个陌生者取而代之的两个人之间仔细进行比较的。通过大规模的没收而进行的所有权的一切剧烈的革命，必定会导致种种困难；在此之前，我们就应该有合理的保证，使购买被没收的产业的人比起旧的所有者来——无论叫这些所有者是主教、司铎、受奖方丈或僧侣或者无论你高兴叫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将更勤奋、更有德、更严谨、更不想从劳动者的收获中榨取不合理的一份，或者是他们自身要耗费超出比一个个人正常所需的更多的份额；他们应该有资格以一种更稳定和更平等的方式支配剩余部分，从而符合政治消费的目的。僧侣们是懒惰的。假如是这样。假设他们除了在唱诗班中歌唱之外就没别的用处。他们至少也和那些既不歌唱又不说话的人是同样地有用。甚至于和那些在舞台上歌唱的人是同样地有用。他们的有用体现在似乎他们从早到晚都在从事那无数的奴隶般的、堕落的、不体面的、不人道的、往往是最不健康的、疫疠般的职业——由于社会经济的缘故许多可怜的人无可避免地沦于其中。如果打乱事物的自然过程，或在任何程度上妨碍由这些不幸的人被奇怪地加以指导的劳动在推动着的巨大的流转之轮的运动，一般说来并不是有害的话，那么我就更加无限地大力倾向于把他们从他们那可悲的劳顿之中解救出来，而不是去粗暴地打扰修道院中宁静的安谧。人道精神，也许还有政策，可能会在这方面而不是在另一方面更好地证明我的正确。这是一个我经常思考的题目，而每次思考都从不能对它不带感情。我确信在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里，没有任何一种考虑可以论证应该容忍这类职业和用人的正当性，除非是有必要屈从于奢侈的枷锁之下或者是荒唐的专制主义之下——那他们就会按其自身的专横方式去分配土地的剩余产品了。但是，就这种分配的目的而言，在我看来，僧侣们的无用的消费和世俗的懒汉们的无用的消费，其导向是完全同样的好。
如果那种所有制的优点和人们的计划的优点是相等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要去变动了。但在目前的例子中，二者并不相等：其间的差异是有利于那种所有制的。在我看来，你们要加以驱逐的那些人，其花费事实上并不是采取一条比你们现正闯入他们家门的那些宠儿们的花费更直接、更普遍地通向腐化、堕落并使他们所践踏的人变得更可悲的道路。一个大地产的消费是对土地剩余产品的一种分散，当它采取的途径是积蓄起来大量书籍（那是人类精神的力量和弱点的历史），是大量收集古代的记录、奖章和钱币（它们印证和解释了法律和习俗），是绘画和雕塑（它们由于模仿自然，仿佛是延伸了造化的极限），是为死者建造的宏伟纪念碑（它超越坟墓而继续在关怀着和联系着生命），是收集自然界的标本（它成为世界上一切品类和种属的代表团，那由于人们的嗜好而促进了、并由于我们的好奇心而开辟了通往科学的大道）——为什么这对你们或对我就是不可容忍的呢？如果所有这些花销的对象在巨大的常设机构中得到了更好的保证，使之可以免于不稳定的个人任性或个人挥霍浪费的胡作非为，难道它们比起这些同样的情趣之风行于分散的个人之间就更糟了吗？难道瓦匠们和木匠们在劳作中分担农民们的汗水，在建造和维修庄严宏伟的宗教建筑时流下的汗水，不正像他们在建造和维修那些邪恶而奢侈的画阁和肮脏的暖室时流下的汗水是同样的愉快而健康吗？他们在修复那些因年代久远变得破败了的神圣作品时流下的汗水，不正像他们在建造满足一时的淫乐的那些临时的厅堂所流下的汗水是同样的光荣、同样的有益的吗？在歌剧院和在妓院和在赌场和在俱乐部或马尔斯大道(287)的尖顶纪念碑，不都是同样的吗？橄榄和葡萄的剩余产品用来维持那些由于虔诚想像的神话而上升到为上帝服务的尊贵地位的人们的那种节俭生活的必需品，难道要比供养那大批数不胜数的、因为屈服于人类的骄横而沦为无用的家奴的人就更糟了吗？难道装饰寺院比起勋章绶带、饰带、帽徽、小别墅(288)、精致的夜宵(289)和其他一切耗尽财富的数不清的纨绔行为和蠢事来，就更加配不上一个聪明智慧的人了吗？
我们即使宽容了这些，也不是因为喜欢它们，而是因为担心更糟的东西。我们宽容它们，因为财产和自由在某种程度上要求有这种宽容。但是为什么要禁止那另一种而且在各个方面看来肯定都是更加值得称道的对地产的使用呢？为什么要通过对一切财产的破坏和对每一项自由原则的侵犯，强行把它们从较好的推向更坏的呢？
这种对新的分散的个人和旧的集体的比较，是建立在后者不可能进行任何改革这种假设之上的。但是在改革问题上，我一向认为无论一个单独的还是包含有许多个的团体，在其财产的使用方面以及在对其成员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的管理方面，都比分散的公民个人所能做到或也许所应该做到的，要更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公共指导；而且在我看来，这一点对于那些从事任何可以称之为政治事业的人而言，都是一种相当现实的考虑。对修道院的产业，已经谈得够多了。
至于主教、司铎和受奖方丈的产业，我不能发现为了什么理由，除了继承而外他们就不能以其他的方式拥有某些地产。对于拥有一部分、而且还是很大一部分地产——这些地产是由一些人继承下来的，他们对地产的头衔永远在理论上、并且往往也在事实上，乃是他们在虔诚、道德和知识等方面的出类拔萃的程度——有哪一个哲学的掠夺者(290)能够论证它是一件绝对的或相对的坏事？这种以所有者的优点为根据的财产权，反过来以其鹄的给了最高贵的家族以新生和支持，也给了最卑贱者以尊严和提高的手段。这种财产权的取得是以履行某些责任为前提的（不管你们可以选择何种价值加之于那种责任），并要求所有者的人品至少外表上有礼貌和举止庄重；他们要体现出既慷慨又有节制的好客精神；他收入的一部分要被当作慈善基金。他们即使是辜负了对自己的信任，即使他们滑到了自己的品格之外而蜕化为一个单纯普通的世俗贵族或绅士，但在任何方面与那些要接收他们被剥夺了的财产的人相比较，难道就会更坏吗？难道地产由那些毫无责任感的人所拥有，就比由那些有责任感的人所拥有更好一些吗？由那些在其财富的用度上，除了自己的意愿和嗜欲之外就没有任何规则和方向可循的人所拥有，就比由那些在品格和生活目标方面都趋向于德行的人所拥有，更好一些吗？何况［教会的］地产整个说来也并不具备人们认定的永久性产权(291)本身所应具备的一切特征和弊病。他们的转手流通要比任何其他的都快得多。任何过分都不是件好事；因此过大的一份地产尽管可以是终身正式拥有，然而如果存在某些不是只要事先交钱而是以另外的办法也可以获得的产业，我觉得似乎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实质性的损害。
这封信写得太长了，(292)虽说就这个题目的无限内涵而言，它确实是很短的。有许多其他的附带问题时时从这个题目涌进我的脑海。我把我的闲暇时间用于观察，在国民议会的措施中我能否找出可以改变或修正我某些最初感想的理由——对此我并不感到遗憾。一切事情都更加强有力地证实了我最初的见解。我原来的目的本是要观察国民议会对重大根本机构的原则，以及在你们用以代替你们所摧毁的旧东西的全部新东西与我们英国体制中的某些成分双方之间做一个比较。但现在这个计划的范围比我最初估计的要大得多；而我又发现您不大想要听取什么事例。目前我必须使自己满足于对你们的体制做一些评论，而留待另外的时间再讨论有关我们英国实际上所存在的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精神。
我已经观察了法国现政权所做的一切。我肯定是自由地在谈论它的。那些其原则在于蔑视人类古老的、永久的观念，并把对社会的规划建立在新原则之上的人，肯定会认为，我们这些认为全人类的判断更优越于他们的判断的人，会认为他们这些人以及他们的设计都要经过检验。他们必定会认为理所当然的是，我们更愿意倾听他们的理由，而一点也不是倾听他们的权威。对人类有巨大影Ⅱ向的偏见中，没有一个是对他们有利的。他们宣称自己敌视公众舆论。他们当然决不能指望得到这种影响以及其他一切从其审判的座位上被他们所推翻了的权威的任何支持。
我从不认为这个［国民］议会除了是一个利用时势攫取了国家权力的人们的一种自愿联合而外，还能是什么别的。他们并不具有他们最初集会时的那种资格和权威。他们已经具备了另一种极其不同的性质；他们已经完全改变了和颠倒了他们原来所处于其中的全部关系。他们并不具备他们在任何国家的宪法之下所可以运用的权威。他们已经背离了派遣出他们的人民的指示；而当［国民］议会不再依任何古老的惯例和成文法行事时，这些指示乃是他们权威的唯一来源。他们最重要的议案都不是由绝大多数所通过的；在这种只能代表整体的推定权威的微弱多数中，局外人就要考虑其原因及其决议了。
如果这些人建立起来这个新的实验性的政府，是作为被驱除了的暴政的一种必要的替代品，那么人类就会预期这种处理的时间会通过长期的惯例影响而成熟成为合法性的政府，虽则在其开始时，这种政府是暴力的。凡是具有要维护社会秩序的感情的人，都会承认这种由那些无可争辩的便利原则所诞生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即使它还在摇篮里；而一切正当的政府即产生于它，并根据它来论证它们自身延续的正当性。但是一个政权若不是由法律和必要性而诞生的，而是来源于往往是扰乱、有时候是毁灭社会的结合的那些邪恶和有害的做法，那么他们对这个政权的运作就会迟迟不肯给予任何一种支持。这个［国民］议会几乎为期还不到一年。我们听到他们自己声称他们已经进行了一场革命。进行一场革命是一件prima fronte［表面上］需要有一种辩解的事。进行一场革命就是要颠覆我们国家的古老状态；任何普通的理由都无法拿来论证如此之暴烈的一场行动的正当性。人类的情理就授权我们要考查获得新政权的方式并批评由它所形成的运作，而不像通常对一个已成定局的并被公认的权威那样地带有敬畏之情。
这个［国民］议会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的行动所依据的原则，与看来似乎在指导他们运用这种权力的原则是极其相反的。对这种差别的观察，使我们能深入到他们行动的真正精神里面去。他们为夺取和保持政权所做的或继续在做的一切，都用的是最普通的手法。他们的所做所为恰如他们野心勃勃的祖先在他们之前所做过的一样。追踪一下他们全部的阴谋、欺骗和暴力，你就可以发现其中没有任何一点新东西。他们以一个讼棍那种一丝不差的精确性在仿效着他们的前人及前例。他们从未有半点偏离暴政和篡权的真正公式。但在一切有关公益的管理方面，他们的精神则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在这里，他们把一切都委之于那些未经检验的思辨脚下；他们把公众最可贵的利益委诸于那些信口开河的理论——而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决定把自己最微不足道的私人利益交付给这些理论的。他们造成了这种差别，是因为他们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的愿望彻头彻尾都是认真的；所以他们在这里就要在前人铺好的路上前进了。至于公众利益，因为他们对那些并不真心关心，所以就完全委之于运气；我说是运气，因为他们的计划在经验中没有任何东西来证实他们的意愿良好。
对那些在涉及人类幸福的问题上自己感到畏缩和犹豫的人所犯的错误，我们必须永远以带有几分尊重的怜悯加以看待。但是在［国民议会］那些先生的身上，一丝一毫也没有那种惟恐为了作实验而伤害婴儿的慈父般的焦虑。在他们漫无边际的许诺和他们的预言之狂妄这方面，他们远远超过了任何江湖医生的海口。他们那种大言不惭的霸道，就以某种方式激发并挑起了我们要去调研一下他们的根据。
我深信，在国民议会中受人欢迎的领袖中是颇有一些人才的。其中有些人在他们的演说和写作中显示出辩才。而这不可能是没有出色的和有教养的才华的。但也有可能只有雄辩，却没有相应的智慧程度。所以当我谈到能力的时候，我必须进行区分。他们对支持自己的制度所做的一切事，就显示出他们是非凡的人。这个制度的本身，被当作一个创立起来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繁荣和安全并促进国家的强大的共和国的蓝图，我承认自己无法从中找到任何东西——哪怕只有一个例子——可以表现出是那种有理解力的并有决断力的头脑的作品，或者甚至是那种具有庸俗的谨慎的头脑的作品。他们的目的看来始终是要躲避和绕开困难。在一切艺术中，大师们的光荣就是要面对困难并克服困难；他们克服了第一个困难之后，还要把它转化为重新攻克新困难的一个工具；从而使他们得以扩展他们科学的领域；甚至把人类智力本身的界标推向前去，超越自己原有思想的范围。困难乃是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比我们自己更爱我们的慈父般的保卫者和立法者(293)所加之于我们的一位严厉的教师。Pater ipse colendi haud facilem esse viam voluit.［伟大的父本人不愿意使耕作的路是一条轻易的路。］(294)与我们在进行较量的人强化了我们的神经，磨练了我们的技能。我们的对手也就是我们的助手。对困难进行这种可爱的斗争，就要求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的目标，并迫使我们考虑它的全部关系。这就不能允许我们可以成为浅薄的人。正是对这样一桩事业缺乏了智性的神经，正是因为堕落性的好走捷径和喜欢虚假的便利，才在世界上那么多的地方都建立了享有专制权力的政府。他们建立了前法国专制君主制。他们建立了巴黎的专制共和国。对于他们，智慧不够，就由充裕的暴力来补充。他们这样做，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靠偷懒的原则开始自己的工作，他们得到的是懒人共同的结局。那些与其说是他们避免了不如说是躲过了的困难，在他们的道路上还会重新与他们相遇；它们对他们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他们通过细节上一团混乱的一座迷宫而陷入了一场没有止境、又没有方向的忙碌之中，并且终于是使他们的全部成果都变得脆弱、有害而又不可靠。
正是因为没有能力与困难进行角力，法国专横的［国民］议会才被迫以废除并以全部消灭的办法来开始自己的改革规划。(295)但是难道才能是要在摧毁和推翻之中表现出来的吗？这一点你们的暴民们至少能做得和你们的议会同样的好。最浅薄的理智、最粗笨的双手，便可以完成这项任务而绰绰有余。暴怒和疯狂在半小时之内可以毁掉的东西，要比审慎、深思熟虑和远见在100年之中才能建立起来的东西还多得多。旧制度的缺点和错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并不需要有什么才能，便可以指出它们来；而有了绝对的权力，只消一句话就可以整个扫除这些弊病和制度。当你们的政治家们要做一点事来填补被他们所摧毁的那些东西的地位时，就是这种同样既懒惰又浮躁的情绪、这种喜欢偷懒又讨厌安宁的情绪在支配着他们的。把他们所见到的一切事物都颠倒过来，这完全和破坏是一样的容易。在从来不曾尝试过的事情中，是不会发生任何困难的。批判精神对于发现过去所从不曾存在过的事物的缺点，几乎无能为力；而热烈的激情和骗人的希望却有着想像力的全部辽阔的领域，它们的议论可以在其中畅通无阻。
同时既要保存又要改革，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当要保留下来旧的机构中有用的部分，并使加上去的东西适合于被保留下来的东西时，就需要我们运用富于朝气的心灵、坚定不移的注意力、各种进行比较与组合的能力以及在灵活性方面富有成果的理解力；它们是运用于在与各种相反的恶的联合力量之不断的冲突中、在与拒绝一切改进的顽固性之不断的冲突和对它所拥有的一切事物感到怠惰与厌倦的那种轻浮与草率的不断冲突中。但是你们会反对说：“这样一种进程是缓慢的。它不适于一个以几个月之内就要完成若干时代的工作为荣的议会。这样的一种改革方式可能要花费许多年。”毫无疑问它会的，而且它也应该如此。这是时间在其中可以成为助手、运作缓慢而且在某些情形下几乎是无法觉察的那种方法的优越性之一。如果说当我们是对无生命的物体进行工作时，周密与审慎乃是智慧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当我们所要拆除和建造的主体并非是砖石木材，而是有知觉的生物时——由于他们的处境、条件和习惯的突然改变，大批的人就可能沦于悲惨的境地——周密和审慎就确乎成为了责任的一部分。但是看来在巴黎流行的意见是，冷酷无情的心和顽固不化的信念乃是一个完美的立法者的唯一资格。我对那种崇高职位的观念是大为不同的。真正的立法者应该拥有一颗富于敏感的心。他应该热爱和尊重他的同类而戒惧他自己。他的资质可以使他凭直觉的一瞥就把握住他最终的目标；但是他对这一目标的行动则应该是慎思熟虑的。政治安排作为是为了社会性目标的一桩工作时，只能是以社会性的手段来铸就的。在那里，心灵必须同心灵协同合作。要产生那样一种心灵的结合——单凭它就可以产生我们所追求的全部好处——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的耐心将会比我们的力量成就得更多。如果我能够冒昧地诉之于如此之不合乎巴黎时尚的东西的话（我指的是诉之于经验），那么我就应该告诉您，在我的经历中我曾经认识过伟人，并且还曾经与某些伟人共事过；而我从未曾看到过有任何计划是不曾被那些其理解力要比领导他们事业的人低得多的人们的观察所加以修正的。经历一个缓慢而维持得良好的过程，每一个步骤的效果就都被人注意到了；第一步的成败就照亮着第二步；这样，我们就在整个的系列中安全地被引导着，从光明走向光明。我们就看到，各个部分或整个体系并没有发生冲突。在最有希望的设计中所潜藏着的邪恶，当它们一露出头来，人们就已有了准备。一种好处会尽可能地不为别的好处而被牺牲。我们是在补偿，在调和，在平衡。于是我们便可以有能力把人类心灵和人类事务中所发现的各种特例和互相冲突的原则统一为一个一致的整体。由此而产生的，并非是一种单纯性的(296)优异，而是一种远为高级的在组成成分上的(297)优异。凡是在漫长的世代延续与人类的重大利益攸关的地方，那种延续就应该被容许参与到如此之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那些协商会议里来。如果说正义需要如此，那么这种工作本身也要求有不仅只是一个时代的心灵所能提供的帮助。正是从这样一种对于事物的观点来看，最好的立法者就往往满足于在政府中建立某些确定的、稳固的主导原则；那种力量就像有的哲学家(298)称之为的可塑性；而原则既经确立之后，他们就任其自身去发挥作用了。
以这样的方式来行事，也就是以一种主导的原则并以富有成效的精力来行事，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深沉智慧的标准。你们的政客们之认为是坚韧勇敢的天才的标志的，只不过是一种可悲的无能为力的证明而已。由于他们暴烈的急躁和他们不顾自然的进程。他们就被盲目地交付给了每一位计划家和冒险家、每一位炼金术士和江湖郎中。他们对转而分析任何属于平常的事物都感到失望。在他们的治疗体系中，日常饮食是没有一席之地的。最糟糕的是，他们这种对以一般的方法治疗平常的病症之感到绝望，并不只是出于理解力上的缺陷，我恐怕它是出于某些性情上的邪恶。你们的立法者们似乎是从讽刺作家们的高调和插科打诨中得出他们有关所有的职业、社会地位和职务的见解的；而这些讽刺作家如果被带到他们自己作品的文字面前时，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吃惊的。由于仅仅听信这些，你们的领袖们就只从事物邪恶和错误的方面来看待所有的事物，并把那些邪恶和错误加以各种色彩的夸张。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自相矛盾，但这无疑地是真实的；而那些习惯于以寻找和指出错误为业的人们，大体上说，并不适合于改革的工作，因为在他们的心灵中不仅不具备良善公正的模式，而且他们习惯上也对于思考那些事物毫无兴趣。由于过于憎恨邪恶，他们就变得太不热爱人类了。因而毫不奇怪，他们并不准备，也没有能力去为人类服务。由此就出现了你们某些领导者们要砸烂一切的那种习性。在这场心怀恶意的游戏中，他们表现出了他们四只手(299)的全部活动力，至于其他，则雄辩的作家们的悖论，纯粹作为一种想像的游戏被提了出来，只是用以试验他们的才智，引起人们注意，激起人们的惊奇；而它们被这些先生们捡起来，却并不是以原作者的精神来作为培养他们的趣味、改进他们的风格的手段的。这些悖论对他们来说成为了严肃认真的行动基础，他们就在这个基础上管理着国家最重要的事务。西塞罗曾荒唐可笑地说，加图(300)力图在斯多葛哲学的低年级学生们用于锻炼智力的校园悖论的基础上进行国事活动。如果这对于加图来说是真的，那么这些先生们就是以生活在他那时代的某些人的方式来模仿他了——pede nudo Catonem.［光着脚，就成了加图。］(301)休谟(302)先生告诉我，他从卢梭本人那里得知了他的写作原则的秘密。那位虽然古怪却很敏锐的观察家已经觉察到，要打动和吸引公众，就必须创造出奇迹；异教神话的奇迹早就失效了；继之而来的巨人、巫师、仙女和浪漫的英雄们也已耗尽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那份信心；现在对于作家们来说，除了那种还可能制造出来的并有着和过去同样巨大的效果（尽管是以另一种方式）的奇迹而外，就再没有什么东西了；而那就是，在生活上、在风尚上、在特征上和在特殊局势下制造出来的、导致新的、前所未见的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冲击的奇迹。我相信，如果卢梭还活在人世，在他某个清醒的片刻，他是会对他的学生们的实践的狂热感到震惊的——他们在他们的悖论中乃是奴性十足的效颦者；并且即使是在他们的毫无信心之中也会发现有一种隐然的信仰。
担当重大事务的人，即使是在常规的方式中，也应该让我们有依据可以推断其才干。而医国的医生——他不满足于治疗病症，而是在承担重建国家体制——则应该表现出非常的能力来。在那些既不诉诸实践又不抄袭样板的那些人的设计中，外表上就应该表现出来某些非同寻常的智慧形象。有没有这类东西曾经显示出来过呢？我就来观察一下（这对于这一主题将会是非常短暂的）这个［国民］议会所做的事情。首先涉及的是立法机构的组成；其次，是行政权力的组成；然后是司法机构的组成；再则是军队的模式，并以财政体制作为结束。看一看我们是否能在他们的规划的任何一部分中发现有惊人的才能，可以证实这些大胆的承担者们具有着他们所自命的那种超乎人类的优越性。
正是在这个新共和国的统治集团和领导组成部分的模式中，我们可以期望看到他们辉煌的表演。在这里，他们要证明对自己的傲慢要求所应有的名义。对于这一整个计划本身以及对于它所依据的理由，我所参考的是［国民］议会1789年9月29日的公报，以及随后对该计划所做的任何改动的记录。就这件事多少有些混乱而言，我却看出这个体制在实质上是像它起初所形成的那样地保存了下来。我的些许评论将着眼于它的精神、它的趋向以及它对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的适应性——他们声称他们的共和国是一个人民共和国——是否适合于任何共和国，尤其是这样一个共和国所建立的目的。同时，我要考虑它与它自身、与它自己的原则的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