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3月，在英国忙着清除在冬天枯死的矮树丛的园丁随处可见，他们为即将栽下的块茎植物和多年生植物腾出空间；与之相反的是，3月的印度完全处于酷热的统治之下。琳琅满目的加尔各答植物园内完全见不到一丝与英国瑟瑟缩缩的春天相似的影子。季节气候从炎热变为湿热，再从湿热变回炎热，循环往复。3月依旧被认为属于“寒冬腊月”。然而一位旅行者这样写道：“在印度，‘寒冬腊月’只不过是个约定俗成的习惯用语罢了，时常在某些必要情况下被用于区分两种天气：一种是能把门上的黄铜把手融化，另一种则只是阴郁的阴天。”在印度，一到洒红节，盗匪团伙的年轻人的庆祝方式是往抓来的陌生人头上浇冷水，而这正标志着今年将进入酷热的盛夏。
1849年3月，休·法尔康纳踱着步子，顶着日头穿过加尔各答植物园，他的脸变得通红起来。他仔细审视着一排排茶树树苗，自己手下的印度籍园丁正忙于这些树苗的移植、修剪工作。法尔康纳是这座植物园的主管，他是个粗壮、胸肌发达的苏格兰人，他负责的这座植物园实际上是这个国家的农业部门。法尔康纳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建立园艺学家的人际关系网及制定政策上，他全力“改善”着印度的农业经济。印度拥有肥沃的土地，但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质量却很差，法尔康纳也致力于改善这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具备经济价值的作物，如柚木、烟草、咖啡和木蓝，从帝国各地运往殖民地时期的印度首府加尔各答，进而运往全印度各地。法尔康纳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就职业生涯而言，他正处盛年，然而加尔各答那严酷的气候环境令他过早地显老了。尽管他只有41岁，却已有过因病返英疗养的记录。此时，天气还不像未来几个月那么热，季风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酷暑，却也带来了负面作用：持续不断的洪水将城市的街道淹没，把排水沟变成江河乃至海洋。这一切已经足以令像法尔康纳这样的人怀疑他当初是否挑了份好差事。
但他还是得待在加尔各答，等待载着中国茶树和茶种——这是东印度公司的续命金丹——的货轮抵达。目前，由印度籍园丁种植在加尔各答植物园的茶叶与那些随时可能到达的茶种和茶树相比，简直是毫无意义的。加尔各答的茶叶作为深埋种植及授粉实验的实验品是合格的，但作为饮品却是不合格的。这种茶叶来自阿萨姆当地的库存，口感很差，根本不适合种植于公司设在喜马拉雅山上的高海拔茶园。
福钧的茶种运抵后，将交由法尔康纳照管。法尔康纳这个人与大多数大不列颠博物学者一样，万事不求人，做起事来很有条理，他习惯独立工作，而且一贯觉得自己是对的，这几点和福钧非常像。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全心全意为东印度公司效劳，心甘情愿地竭尽全力照料好福钧采集来的茶种。法尔康纳坚信这批茶种和茶树对于东印度公司的未来命运至关重要，坚信加尔各答植物园将是整个印度茶叶种植计划中最关键的一环，坚信他是靠着这一计划的成功才得以继承植物园主管一职。福钧和法尔康纳这两位园艺学家，在关于必须从中国窃取茶叶技术这一点的看法上是一致的。
加尔各答植物园在外观上宏伟壮观。“尼泊尔和海岬、巴西和槟榔屿、爪哇和苏门答腊，这些地区最为稀有的树木汇聚在这片土地上。由高塔般的红木和古巴棕榈树构成的林荫道，颇有某些壮丽大教堂侧廊的风格。外形高贵的杧果树和罗望子点缀着翠绿的草坪；高大巍峨的木麻黄树根部周围是修剪得很好的攀附植物。这里有来自马来群岛、外形硕大美丽的大蕉树，有从南美来的巨型攀爬植物。深红色的扶桑花和猩红色的西番莲令人眼花缭乱。微风吹来，散发着香气的黄兰和不计其数的茉莉花轻轻摇曳着。”一名访客如是说。
这座植物园位于胡格利河西岸，坐落在威廉堡对面，从古堡里引出来的一条河流的河湾紧挨着它。这座高壁深垒的建筑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中心所在地。这是一座几乎与公园无异的实验室，野营午餐之旅的绝佳选择，一片始终远离拥挤、混乱的加尔各答的文明之地。一名访问者称赞道：“在这里，你每走一步都会发出由衷的惊叹。”另一名访客则如此评论：“如果要为弥尔顿笔下的伊甸园找个现实中的模板的话，这座植物园无疑是最佳选择，只要用山峦代替诗中的平原就行了。”东印度公司的这座植物园占地300英亩，只比一座城市略小，它与印度其他具有重要意义的殖民地一样，以“每一个角落都秩序井然、整洁干净，那些从全球的每一片地区搜集来的为数众多的植物珍藏品同样如此”而闻名。吉卜林（Kipling，英国作家。——译者注）给加尔各答起了个绰号，即“被上帝遗忘的城市”，似乎并不适用于这座城市的这一部分。
这座植物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植物帝国主义时代早期。大约1786年的时候，一名痴迷于园艺学的步兵向政府建议，将此地作为印度植物种群研究专用场所，这一建议可能被证明对于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是有用的，当然也是有利可图的。起初，英国人径直将肉豆蔻树、桂皮、丁香、胡椒和面包果引入这片次大陆，然而，随后印度的园艺家发现加尔各答缺乏赤道物种，更不适合作为高商业价值作物的种植地。
尽管热带作物种植计划在这里未获成功，但作为一个实验室，这座植物园倒也并非彻底失败。可以肯定的是，这座植物园是全球植物贸易计划的核心所在，也是东印度公司的商贸中心。这座植物园“一直幸运地备受印度各个地方政府的宠爱，为了维持植物园秩序井然和效率最优的形象，在日常开销方面时常花钱如流水。为了让游客和其他人觉得这里是个服务机构，植物园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植物园主管随时准备着满足人们可能提出的供应种子和根的要求”。东印度公司的高级植物学家、最先雇用福钧前往中国执行茶叶采集任务的罗伊尔博士写道。在胡格利河的河岸上，外国植物样本杂交繁衍，它们被编了目，统计了数量，做了历史记录，以及被深思熟虑地确定如何投入市场。法尔康纳和加尔各答植物园掌管着与分布在印度各个省份规模相对较小的植物园利害相关的信息，控制着它们的植物贸易行为。在这里，种子和树苗被共享，印度本土植物被运往世界各地，新计划被呈报并加以讨论。以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印度是学术气氛极其浓厚的地方。
加尔各答植物园更远大的目标是与大英帝国自然科学界的骄傲——英国克佑区植物园联手。克佑区是全世界植物学研究的中心；所有来自帝国边远地区的种子、灌木、标本、植物标本集都将转运到克佑区植物园的园艺学家——园艺学的最高仲裁者手中。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克佑区在植物学界的中心地位在某些领域的植物学家心目中并不重要。这类植物学家终日忙于在世界各地进行他们的即兴表演，对每一样活体植物进行编目并加以描述，致力于新型植物物种的生长实验。在外国国土上发展植物型工业是东印度公司植物学家的明确目标，他们以无与伦比的技巧熟练地完成着这一任务。加尔各答植物园利用木材贸易引进了柚木和红木，以耐寒谷物为配给品养活了饥肠辘辘的印度农民，利用南美金鸡纳树树皮制成的奎宁攻克了疟疾这种可怕的疾病。
法尔康纳此时已当上了这座植物园的管理人，成为公司高级植物学家约翰·福布斯·罗伊尔的继任者。罗伊尔起初委任初出茅庐的法尔康纳作为他的代理人前往喜马拉雅山脉从事探险活动，不到两年，在他的提名下，法尔康纳升任位于东喜马拉雅的萨哈兰普尔植物园的主管。
法尔康纳是个业务娴熟、博学多才的植物学家，也是个干劲十足的古生物学业余爱好者。他是第一个系统阐述了“间断平衡”这一进化理论的人，这一理论根据大部分有性繁殖生物的化石记录进行研究，提出有性繁殖生物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保持进化停滞状态，然而进化进程一旦启动，则将呈现爆发性和突然性。在喜马拉雅山脉工作的时候，法尔康纳发现了一具猿猴头盖骨化石，这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同类化石之一，此事为查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所载。在印度事业中期的那次因病返英之旅中，他通过海路向大英博物馆送去了一批内含岩石骨架的骨化石——这批骨化石的重量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5吨。
法尔康纳和罗伊尔都在大步流星地追随着伟大的东印度公司博物学者纳撒尼尔·瓦里奇的脚步。纳撒尼尔·瓦里奇，或许用印度茶叶发现者来称呼他比较合适，这个丹麦人在30多年的时光里一直代表着次大陆植物学界的权威水准，也担任着加尔各答植物园的监管工作。此人“年纪轻轻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将一生奉献给东方的自然科学史及植物学事业。他的性格和谈吐通常更招人喜爱；他的全部性格就是率真、友善，以火一般的激情投入到对科学事业的服务中去；他的言谈充满海量的新奇见闻，令人受益良多”，他的一个熟人这样写道。瓦里奇或许是第一批亲口品尝印度土产茶叶的欧洲人之一，尽管当时他对印度茶叶尚不了解。
印度是否有野生茶叶作物生存？如果有，它又是什么样子？19世纪前半叶，植物学界就这一论题展开了持续性的论战。瓦里奇1817年加入东印度公司，起初他对这一论题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进而干脆否认印度野生茶叶的存在。自从他成为印度首席植物学家后，这一观点极为明确，因此，他差点就将印度茶叶种植事业的希望扼杀在摇篮之中。
当东印度公司于1824年侵占了毗邻缅甸和其他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阿萨姆省的时候，罗伯特·布鲁斯和C.A.布鲁斯两兄弟——前军中小贩和茶商——为寻找商机而分别来到这片大不列颠帝国的新版图。在此地旷野的山腰，他们发现了确信为茶叶作物的植物。他们在与当地人的交谈中得知，当地人将这种树木的叶子泡成饮料或直接咀嚼，以起到舒缓神经的作用。布鲁斯兄弟将一批茶树树苗运往一座私人植物园，并抽样送往瓦里奇处。
瓦里奇把一些干燥的茶叶泡进水里，尝了尝那金黄色的饮料，他又看了看同一株茶树树枝上所生的整片整片的树叶样本，随即放弃了对它的进一步研究，而把这种植物当作另一种毫无特色的常青灌木。这种东西怎么会是茶呢？瓦里奇心想。这些茶叶生长在与海平面持平的地区，当时谁都知道来自中国的茶叶只能种在海拔更高的地方，而且是多山地带。7年后，一名印度陆军中尉送来另一批阿萨姆茶叶样本，这引起了瓦里奇的注意；尽管如此，他依旧再度拒绝承认印度土生茶叶的存在。
然而，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地位显得愈发不稳，公司不得不着手在别处寻觅茶叶种植的新天地。1834年，随着东印度公司对华垄断贸易的历史接近尾声，印度总督在加尔各答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以进一步讨论在英属印度殖民地版图上发展茶叶种植业的可能性。瓦里奇是个思想保守的人，他是个智者，但几乎也是他人思想的追随者，思想很容易受公众情绪的影响。东印度公司要求瓦里奇找到可行的办法，让茶叶种植业在印度实现投产。在这种政治压力下，瓦里奇终于鼓起勇气，承认那些交到他手中的树叶就是真正的茶叶——也就是说，印度确实拥有土生茶叶。在东印度公司的重重压力和门生所持态度的鼓励下，法尔康纳、瓦里奇最终冒险对与印度产茶叶相关的科学研究表示支持。
瓦里奇原本对印度土生茶叶的存在持激烈的怀疑态度，现在他已经成了印度确有原产茶叶论最坚定的拥护者之一。他与法尔康纳一起组织了一次勘探性远足，在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手里夺占了作为锡金王公“献礼”的大吉岭后，他们又绘制了大吉岭的地图。瓦里奇所关心的问题还是加尔各答植物园里几乎没有能用于种植茶树树苗的土地。通过公司所雇用的遍布印度各偏远地区的庞大的外科医生关系网集齐了这些地区的土地信息后，瓦里奇完全相信在次大陆发展茶叶经济在未来具备潜在收益性，这一经济效益还将具有持续性。他在那批负责研究哪些地区最适合建立茶叶不动产的外科医生中做了一次问卷调查，最后敲定他从前的门生法尔康纳所负责照管的植物园——位于喜马拉雅山脉高海拔地区的萨哈兰普尔植物园，将作为进行茶叶种植实验的场所。
当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的法尔康纳作为茶叶种植计划的一名狂热支持者，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喜马拉雅山撒下茶种的人。试验所用茶种是从中国广州走私而来的，质量非常糟糕，甚至连广州的贫苦农民都厌恶用这种茶泡出来的劣质饮品。法尔康纳坚持了下来，最后所收获的茶叶在他看来无论从外观还是口感上都与中国原种不相上下。即便如此，问题依旧存在：印度产茶叶能否在英国流行开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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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839年1月的新闻报道，印度的阿萨姆茶叶运抵伦敦，这一消息如火般点燃了英国人的想象力。茶叶行家觉得印度产茶叶至少是个新鲜玩意儿，不过它也可能会被证明是个伟大的珍品。伦敦所有的大茶商和著名记者都出席了位于民辛巷拍卖行的展示会。这一事件反映出当时英国社会存在着普遍的担忧情绪，甚至可以说是低级的恐慌情绪，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所引发的关于帝国可能将在东方陷入困境的不安、恐慌情绪。
在拍卖行举行展示会的前夜，印度茶叶被送到茶叶检验员面前，这些人用他们的嗅觉和味觉决定着茶叶混杂物的成分，决定着英国饮茶人的口感。他们通过评估发现印度茶叶颜色发暗、叶质坚韧，泡出来的茶水味道很苦、香气很重。尽管如此，印度茶叶依旧被宣布“质量合格”，即使上述特质表明实际情形恰恰相反。
首先被摆上拍卖台的是“几个牌子”（几种）质量上乘的茶叶。在阵阵热烈的报价声中，第一轮竞拍就拍出了创纪录的成交价。拍卖会的气氛激动人心，随着一批批茶叶不断被拍出，茶价也在参与竞拍人群如疯似狂的报价中直线上升。
终于，随着拍卖槌的落下，最后一份印度茶叶也被人竞得，这袋茶叶质量可谓惨不忍睹，袋内填充物已损坏，嫩枝也是折断的，叶片残缺不全。但就是这最后一份次等茶叶竟拍出了比最早摆上交易台的上等茶叶还高的价格，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每磅34先令（约折合168美元）。
拍卖大厅里的那些人所认可的这桩交易的实质是这样的：一场茶叶引发的集体癫狂。对从未见过的印度产茶叶的新鲜感，以及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因中国方面公开的敌对行为所引发的隐约危机感，彻底点燃了对印度茶叶的渴求欲。后一种感觉始终挥之不去，尽管鸦片战争的负面影响要到20年后才会真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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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纳撒尼尔·瓦里奇已经61岁，他决定在当年退休。开发加尔各答植物园的重任就交给了下一任主管，就这一职务而言，没有比法尔康纳更合适的人选了。法尔康纳于1845年成为英国皇家园林协会会员，从伦敦地质协会那里又赢得了一枚奖章。东印度公司也为法尔康纳的荣誉成就锦上添花，任命其为加尔各答医学院的植物学教授。尽管东印度公司的主管们觉得瓦里奇——此人已为东印度公司服务达近30年之久——的贡献根本对不起他所拿的薪水，可敬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还是决定让法尔康纳继承那份名不副实的高薪。无他，对于印度的事业而言，园艺师的作用实在太重要了。
让我们再回到1849年3月的那一天，法尔康纳在从加尔各答实验基地返回他位于植物园内的主管宿舍的路上，可能一直惦念着喜马拉雅山的茶叶种植实验。心事重重的他走过了盛开的土生兰花；走过了他的导师为特别展示从喜马拉雅山区采集来的几株林木而急匆匆堆成的土山；走过了体形庞大、近200岁高龄、单支柱根延伸面积就近一英亩的古代孟加拉榕树；法尔康纳穿过宁静的观赏湖，走向尸横遍野的胡格利河岸那边。微风中，污水的恶臭一如既往地弥漫着。
他知道由于植物园依旧缺乏可用的足以产生真正经济效益的种子，这一季的茶叶种植计划很可能再次以令人失望的结局收场。法尔康纳私下里一定在疑惑，福钧是不是在白费力气？哪怕是对业务最为娴熟的植物学家而言，这种把茶种从中国最偏远的省份偷运出来的任务都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然而，福钧所执行的任务的命运现在已不仅仅是法尔康纳的烦心事，喜马拉雅山上的全体员工对此也忧心忡忡。
除此之外，法尔康纳对自己在萨哈兰普尔植物园主管一职的继任者，那个名字叫威廉姆·詹姆森的年轻植物学家也一直心存疑虑。即使喜马拉雅山种植园得到了足够的茶种和茶树树苗，即使中国制茶从业者来到这里将制茶技术和茶叶包装工艺倾囊相授，在法尔康纳看来，詹姆森也越来越不像是个可以担当得起茶叶种植工程重任的合适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