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各答，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首府，与印度偏远地区相比，这座城市显得秩序井然。加尔各答植物园在植物种植和修剪方面都做得很好，总的来说也比较文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喜马拉雅山的萨哈兰普尔植物园内的植物枝繁叶茂，原始氛围十足，在里面还可以找到昔日的老罗希拉植物园旧址（罗希拉人是指来自阿富汗的普什图族入侵者，他们曾一度统治了印度北部，并在山上修建了不少供自己寻欢作乐用的奢华宫殿）。
这片区域地处温带、多山、降雨丰沛，每一种生物似乎都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沃土滋养下茁壮成长着。虎、豹、猞猁如同童话故事中的生物一般漫步在杜鹃花从中。著名的拉吉普特武士就生活在萨哈兰普尔附近的群山中，他们身着红色丝织品，蓄着八字须，饲养着世界上最好的马匹。由于萨哈兰普尔位于波斯与亚洲园艺地带边界处，这两个地带的植物同时在这里盛开着。尽管这里是园艺植物的天堂，但一个白人想要在这里开荒造园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A 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西班牙语：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来到这里，与可怕的气候做斗争将是他的必修功课：工作很艰苦，阳光是可怕的敌人。这里没有多少舒适感可言，几乎没有任何文明社会存在，如果一个人想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那他在个人日常习惯方面就得做出很大程度的自我牺牲，而且还必须处处小心谨慎。”一名种茶者记载道。对于一心想在这里修建制茶工厂的英国人而言，萨哈兰普尔太偏僻了，气候炎热难忍，生活环境也很原始。“这里的种种不适还要再加上一条——干渴，尽管这种感觉一直挥之不去，然而在挥汗如雨大干一番后，想要喝水的欲望会变得特别强烈……简直到了痛苦的程度。永远无法缓解的干渴是这里的气候赠予我们最可怕的诅咒，很多好人因此永远长眠于‘matti’之下（地下之意）。”尽管遭遇了种种艰难困苦，宽阔的土地资源和多雨的气候条件还是令萨哈兰普尔成为第一批远道而来的中国茶叶的理想家园。
然而，那批茶树树苗要到达这里，首先得面对许多考验，比如海运途中的恶劣环境。拜这些困难所赐，无论是树苗还是茶种都无法一帆风顺地来到萨哈兰普尔。
亲自护送这批树种和树苗到香港后，福钧将它们送上了货轮。然而，运气并不站在他一边，虽然按计划船只是驶向加尔各答的，但由于某些原因，航线转向了锡兰。福钧托运的货物并未享受到重要货物的待遇：仅5加仑的空间内塞满了10000颗茶种，它们被分装在各个沙袋之中时，仅占用了5个板条箱。13000株茶树树苗是被装在玻璃箱中的。然而，少数植物样本的命运可能根本不被船长放在心上。对他而言，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考虑。恶劣的天气或为了卸载高价货物而来一次额外的停靠，都完全可能导致航程延期。在货轮扬帆远洋的光辉岁月中，商人们会经常让船只很无厘头地停下来，原因很多——修船需要、合同的重新谈判、来一次以货易货的买卖，或是一次错误的计划安排。
在锡兰的全部生意都结束了以后，货船再次掉头向东驶向加尔各答港。一旦福钧的货物运抵，承担或受托照管这批茶种和茶树的责任将立刻落到法尔康纳的肩上，随后他还必须负责将它们运往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最终目的地。当法尔康纳接收了货物并在提货单上签下自己的大名时，已是3月23日了，距这批植物从上海起航已经足足过了两个月（一艘满帆的运茶快船如果从香港出发驶向伦敦的话，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可以绕过非洲之角，走完一半的路）。尽管被这些未曾预料的情况耽搁了，沃德箱内储存的植物的存活和健康仍可保证，只要沃德箱能一直晒到阳光，箱体密封完好，含盐的海浪无法侵蚀到里面就行了。
一收到托运的货物，法尔康纳就小心翼翼地对待它们，他什么也不动，以免对箱中植物造成影响，尽管他应该很想打开其中的一个，仔细观察下里面的植物。他盯着那些玻璃容器，细细看了一番聊以自慰。据法尔康纳事后所述，所有的茶种和树苗看上去均状况良好。这些植物可以自行通过光合作用来维持生命。他把这些箱子留在户外，遮挡起来以免暴露在最毒辣的阳光下。
在它们到达加尔各答后的几天时间内，法尔康纳下令将这些玻璃箱搬到汽船上去，接下来它们将经恒河直达阿拉哈巴德，此内陆城市位于加尔各答到印度西北部省份的半路之间。4月12日，据说就在那里，一名当地政府的高级官员——名字打那时起就被遗忘了——干了件蠢事，这件事在他所能做的事中是最糟糕的：他打开了那些玻璃箱。这种冲动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心想着弄清这些珍贵货物的状况这一想法的驱动下，这位官员或他的一名属下，破坏了封条。他甚至还向上级报告说，里面的植物一切完好。
在阿拉哈巴德将货物转船所花的时间比预期要长。当年爆发了一场旱灾，因此恒河的水位很低，这意味着无法利用汽船走水路将这些树苗运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东印度公司植物园，直到降雨随着夏季季风而来——还得等上六个星期。即便如此，据报告，这些茶叶作物在园丁的照料下，依旧状况良好。
这段漫长旅程的最后一段是将箱子运到位于山上的萨哈兰普尔茶叶实验园。路程的前半段可以搭乘汽船，接下来就要靠牛车来运了。在喜马拉雅山上，福钧的茶种和茶树将交到东印度公司边区植物园的主管威廉姆·詹姆森手中。
在喜马拉雅山的高处，刚刚运抵的茶叶被接收，并加以检查。结果惨不忍睹：13000株树苗中仅有1000株还活着，侥幸活下来的植株上也长满了真菌和霉菌。玻璃箱内弥漫着腐败植物的臭气，福钧送来的首批茶树存活率只有可怜的7%。詹姆森竭尽所能地抢救这些植物，他把那些已死的树苗挑出来丢掉，小心翼翼地看护着没剩多少的幸存树苗，他命令萨哈兰普尔植物园的印度籍园丁将少得可怜的健康树苗移植到肥沃的土壤之中。然而，即便采取了这一系列亡羊补牢的措施，这批茶树还是又死了不少，最后只有3%的植株成功活了下来。
茶种的命运更令人沮丧。“实验以彻底失败告终，没有一颗种子能发出芽来。我最近把一些茶种从温床里挖出来，想了解下它们的状况，结果无一例外地发现它们已经烂掉了。”詹姆森写道。
虽然制订计划、采集茶种、打包装船、期待成功这一系列步骤花去了福钧整整一年的工夫，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就协助印度成功实现茶叶种植计划这个目标而言，福钧可以说是一无所成。他没能向喜马拉雅茶叶实验基地成功地贡献哪怕一株茶树或一粒茶种。这本应是一次成功，福钧在茶叶狩猎之旅的头一年本就该达到其事业的巅峰，结果得到的却只有一场吃力不讨好的惨败，以及一堆毫无价值的茶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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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印度公司那如绅士般彬彬有礼的表面气氛之下，总是隐藏着一次次的钩心斗角，酝酿着一波波的剑拔弩张；就职于东印度公司的园艺师，围绕茶叶种植计划这一主题时常发生摩擦。什么是次大陆“规模较小”的植物园？评估标准只是相对而言的：按植物园的占地面积来算，喜马拉雅山实验性茶叶种植园的地皮大于划给加尔各答植物园的地皮。但加尔各答植物园拥有殖民当局的官方许可证，而东印度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对当局一直是毕恭毕敬的。作为加尔各答植物园的主管，法尔康纳一发号施令，外省籍的园艺师就愿唯其马首是瞻。萨哈兰普尔植物园的主管威廉姆·詹姆森就是这批园艺师中的一员。
法尔康纳和詹姆森都是苏格兰人，都是外科医师和博物学者，都曾拜师于苏格兰最优秀的科学家门下，也都为东印度公司次大陆分部工作；对于茶叶种植试验的命运，两人都报以敏锐的近乎对待自身权益般的关注。然而，他们的相似之处到此为止。
年轻的詹姆森在专业技艺上远不如法尔康纳精湛，他可以说有点笨手笨脚。当医疗队里的其他自然科学家忙着绘制未知地区的地图，忙着解开自然科学史上的未解之谜时，詹姆森自己却无意中因非法进入白沙瓦而坐了牢。他升到如此重要的职位并非依靠自己那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想象力，而是通过在殖民政府官场内积极钻营，或者更可能的是，由于他在上流社会中的裙带关系。詹姆森的叔叔罗伯特·詹姆森是著名地质学教授，也是印度问题专家。他是瓦里奇和法尔康纳的同辈人，也是查理·达尔文的老师。威廉姆·詹姆森靠着他在政治上的极度精明，对其叔叔幸附骥尾、亦步亦趋。
詹姆森有这么一种倾向：永无休止地回复每一个官员的来信。他在信中附上一个个由他精心设计的方案，对一些事件加以详细描述，先前还从未有人如此细致入微地关心这些事。尽管这种能力令其在官场上步步高升，却几乎无法为植物学研究助力。詹姆森在其所写的小册子中滔滔不绝地阐述着园林设计方面的理论知识、这个国家的气候情况、中国的政治格局（他可从没去过那里），以及关于每棵植物的种植、呵护每株成长中的样本的首选方法。尽管他的建议是那么面面俱到，顶头上司却极少予以采纳，甚至常常连看都不看一眼。
詹姆森把喜马拉雅山的茶叶种植园当作一座绿茶加工厂来经营，他本人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人员和资源方面的管理。他致殖民政府的信，就内容而言，完全就是一份典型的当代商业计划书，充斥着关于种植园面积及规模规划的种种细节；他还在信中声称只要获得人力和物力资源，每英亩的利润就能达到他许诺的数字。
殖民政府最后不得不把詹姆森训斥了一通，要他再好好掂量一下自己的计划方案：“显而易见，可敬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希望茶叶种植试验能以尽量大的规模实施，副总督将很乐意在你关于植物园的扩建方案上签署同意字样，让这一计划最终得以实现。不过尽管如此，还要再过一段时间，你才能充分利用你计划中的那么大一块地皮。你现在给我注意点，别再擅自扩建你的植物园，除非你可以充分利用它的生财潜力。”
尽管詹姆森在经营管理和商业规划方面的才华对于殖民政府而言都是很有价值的，他们还是觉得应该让他把精力放到植物学研究方面。植物园里的作物在他的照管下，长势很糟糕。他对茶叶种植项目的巨大热情，也由于他在植物学知识方面的贫乏，根本搞不懂哪怕一个现有问题的原因，而被不断地削弱。由于詹姆森一心只想阐明他的一切设想并得到顶头上司的认可，所以在科学研究方面就难免出岔子。他被视为一名首席园艺师，然而他却将自己的精力奉献于动物学和地质学方面的研究。詹姆森那枯燥冗长的关于茶叶成分分解的著述读起来有点儿像一个教区的风琴手在独奏贝多芬的音乐——音符都恰到好处，却配了支牛头不对马嘴的曲子。自然之美在詹姆森的长文中是找不到的。
詹姆森在科学研究方面经常犯错，并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他所犯下的错误却是很容易避免的。比如说，茶叶作物有两个不同品种的说法被他视若圣经，尽管这一观点的相关研究是一些从未到过茶叶原产地的人在伦敦实验室内闭门造车得出的结论，而且与此同时，福钧也在自己的出版著作中驳斥了这一结论。尽管詹姆森自己的喜马拉雅山种植园就是茶叶种植试验的基地，他却听信那些过期的传闻，而且只是被动地接受，自己从不做进一步的研究。围绕着一个一厢情愿的、轻而易举便能纠正的错误想法，他设计出了那个东印度公司所属的巨型植物园。
詹姆森可不只是老犯错而已，即使把不言而喻的真理摆在他面前，他还是会顽固地坚持相反的看法。虽然在他的植物园里工作的中国工人已经告诉过他，绿茶和红茶都是同一种茶树上长出来的，他却毫不理会这些在制茶方面知识更丰富的人的话。更糟糕的是，他竟然把那些茶树都害死了。他用喜马拉雅山种植园内的平地来种茶，还用大量的水进行灌溉——这套种植系统他已经用了多年，而罔顾生长在沼泽地区的植物因吸水过多而长期病恹恹的事实。如果詹姆森用心观察一下的话，他肯定能得出结论：事实上，茶树在崎岖、倾斜的地形中可以长得更好。要保护山茶的根部，需要良好的排水系统；否则这些灌木会因为吸水过量而被霉菌感染，长不出健康的嫩芽来。福钧在结束了第一次中国之旅后，已将自己所了解的中国种茶技术的相关知识结集出版，可是詹姆森似乎对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科学研究成果都毫不理会。
最可悲的是，詹姆森根本不了解沃德箱的基本工作原理，他在给自己顶头上司的信中写道：“这批茶树从阿拉哈巴德而来，一路上都能得到水分补充；若非如此，那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植株活下来。”而如东印度公司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他的这一评论是会传到法尔康纳耳朵里的，可以想象到，后者将何等大光其火（所有通信都是公开的，除非是明确的非正式通信，不过即便如此，税务厅对于信息收集工作仍然毫不关心，这种不关心的程度已经到了恶名昭彰的地步）。
公正地说，被委托照管的茶种和茶树成批死亡并非完全由詹姆森——或那些执行他的指示的人——的愚行所致。“那些箱子上的很多玻璃板也都坏了。”他记录道。这位始终尽职尽责的东印度公司员工自然要就此事发布一份重要指示。
从今往后，每当有玻璃箱从中国运到，大家必须遵照以下指示：
一个小心谨慎的花匠应该寸步不离地陪着玻璃箱（从加尔各答起），在离开植物园之前，应该给他提供一把螺丝起子，并教他怎么把螺丝从箱体上起出来，这样他每隔一天就可以偶尔为箱中植物浇浇水，然后再把螺丝拧紧……
运抵阿拉哈巴德的沃德箱应立刻送往Saharamfore，运输时应使用政府提供的适于运送货物的四轮马车，途中应将箱体妥善覆盖以保护箱中植物不受阳光的炙烤，箱子应由稳重谨慎之人负责照管。
如果有人执行了詹姆森关于照管沃德箱的指令的话，那么所有植物肯定没法活着抵达目的地。
针对日后对海运而来的种子的照管程序，他同样起草了一些新奇而古怪的指示：
至于种子。在加尔各答接收到的种子包裹或箱子应立刻运往植物园，植物园主管应按照指令打开包裹或箱子进行检查。其中一半必须打包，然后以邮件形式寄往Saharamfore，剩下的一半则应种于植物园的花盆或玻璃箱中，直到它们开始发芽。开始生长的植株必须旋即用汽船运往阿拉哈巴德，途中必须由一名谨慎稳重之人负责照管。
詹姆森的指示是有历史先例可循的。在印度，还有别的中国茶树生存，那批仅存的茶树是广州的树种在早先的一次运输中萌发的，并以同样的方式来到南亚次大陆。
那批种子是戈登博士从中国发来，瓦里奇博士接收的，他负责在（喜马拉雅山）种植园种出第一批茶树来。靠着这些茶树和它们的产出，这个种植园现在已经发展得很繁荣。如果按这一计划执行的话，那就有两次机会通往成功的终点：即使这些种子因离开土壤太久，没能在这片植物园破土发芽，还可以在加尔各答再来一次。
看来福钧的种子被运抵印度之日起，就将不可避免地惨遭厄运，詹姆森的建议无论怎么看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加尔各答一接收种子就将它们种下，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在理论上是个合理的挽救措施，但这种做法可能是错误的。戈登的上一批航运而来的茶种采集自广州，就那次情况而言，从收获茶种到装船航运的这段时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最多也就几个星期或者小几个月而已。可福钧的种子却是采集自休宁县王氏家族聚居区，单走长江水路以及搭乘运河船只抵达上海就花去了几个月时间；将种子和树苗重新打包又要花去几个星期的工夫；运往香港并在那里卸载，再重新装船运往印度；途中又转向锡兰，从那里方才前往加尔各答——上述整个过程起码耗费了半年的光阴。如果要让种子在印度健康成长的话，福钧就得在航运时找到更好的保存法，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包在装沙的袋子里，然后一厢情愿地期待好的结局。从今往后，必须以更为科学的手段应对种子的保存工作。
詹姆森自信自己很了解哪个地方出了岔子，为此他设计了这套系统化的指令，将种植计划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别人身上。事实很清楚，在种子到达加尔各答的时候，法尔康纳既没有进行检查，也没有提供充分条件让它们安全地运到阿拉哈巴德。按照詹姆森的说法：“我要在这里说的是，如果按照阿拉哈巴德专员的安排接收到达的箱子的话，那么就完全可以成功地将这批植物状况良好地运抵目的地。”
法尔康纳的回击很简单，他将一篇关于沃德箱及其工作原理的科学论文转发给了詹姆森。他还复印了几份，一份寄给身在印度西北部省份的詹姆森的上司，一份寄给加尔各答的印度税务部门，一份寄给了在伦敦东印度大厦的罗伊尔。就连福钧也收到了一份转寄来的关于詹姆森和法尔康纳之间通信内容的复印件，尤其是公司领导阶层的每一名成员都见证了这两名在印度相互竞争的园艺学家之间的唇枪舌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