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1849年5月和6月，伟大的茶叶之路，从宁波到武夷山
时间已经进入5月份，在中国的河畔边，又一波新生命正生长得如火如荼。树干上吐出的一只只新芽——苹果、樱桃、山楂花——已然成熟，预示着自然世界在阳光的照耀下正在苏醒。紧跟着春天来临的步伐，福钧手中一个意义非凡的新计划也进入了启动阶段。他又雇了一艘小型帆船，从一个叫宁波的沿海城市——也是个小型通商口岸——驶出，朝种着红茶的福建山区驶去。现在，他正一步步接近他的最终目标。
福钧立于船头，看着苦力在码头区那暖暖的、带有咸味的微风中忙碌着。此时，他已身在再度深入中国内地的途中。他将从扬子江口朝西南而行，朝着传说中的武夷山、极品红茶的原产地进发。尽管正如他已确认的那样，红茶和绿茶的源出系同一种植物，但这两种茶叶永远不会种在同一片地带。福钧现在只想着如何从这片声名显著的产茶区弄到他日思夜想的红茶茶种。
他现在担心的事是：他得选择一条合理的路线，这样才能及时赶上第二波茶叶采摘旺季。问题是他手头根本没有可靠的资料以指点迷津。“我的情绪相当低落；我无法掩盖这样一个想法：我正行进的路线更遥远，而且可能充满各种危险。对沿途穿过的各个村庄我几乎一无所知……但木已成舟，我只能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神明。我决定以良好的心态去迎接沿途所遭遇的艰难和危险。”他记载道。
那批托运的绿茶的未来命运如何，这个问题在恼人的冬日里一直困扰着他，现在已经离他而去。但他尚未得到与那批沃德箱有关的哪怕一星半点的消息，这让他至少在下个季度结束前什么事也没做。据他所知，他的那批绿茶植株已经平安运抵喜马拉雅山脉，一切情况良好。
赶赴种植红茶的山区是福钧迄今为止最大胆的举动。他正在一步步深入中国那些从未有任何西方人涉足过的地区，就他所知，他现在所行走的地段危机四伏。按照他的行程安排，连乘舟带坐轿加步行要走上三个月——全程超过200英里，大部分为陆路，全部为尚未在地图上标明的未知地区，而且几乎全是上坡路。在红茶之山（也叫武夷山）上，他要搜寻最适合英国人口味的茶叶——颜色最黑、口感最为柔和的乌龙茶（英国对红茶的需求量日益增长，与本国市场上充斥着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加勒比诸岛的蔗糖关系不小。冲泡红茶时是要加糖的，绿茶就不用。而当福钧发现从中国进口的绿茶掺杂了染料后，英国人就更加偏爱红茶了）。
迄今为止，印度只有绿茶种植园，没有红茶种植园。那里没有人真正了解红茶的制作工艺，而移居的中国园艺师们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近囤积红茶的场所的。如果福钧没能将来自极品红茶种植区的红茶茶树引入欧洲，就这样空着手回去的话，那么他就不能算是完成了东印度公司交付的全部任务。
这一次王和苦力是不会跟着他们的雇主一道上路了。当时，席卷中国农村地区的起义风暴把福钧吓到了，他对穿越那些地图上未标明的中国乡村一度感到恐惧。起初，他有过这样的想法：只要把这两个仆人送去武夷山执行任务就行了，他自己不去。福钧相信他们是可以代自己完成任务的；王和苦力在植物采集方面都受过相当不错的训练，当福钧开始着手进行勘探工作时，他们也能明白主人正在找些什么。但上一次冒险之旅已经把他拖到了山穷水尽的边缘，两个仆人频频串通，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弄得他财力枯竭。他既不能自行放弃采集计划，对这两个仆人也觉得无法完全信任了。他根本没法搞清楚他的仆人们是否真的会一路马不停蹄地前往武夷山执行采集任务，还是会在一个低级红茶种植园短暂停留。他也设想过这样一个情况：王和苦力并未为采集植物样本而忙碌，他们可能尽情地将一把把的时间——这意味着东印度公司的一笔笔开销——挥霍在内地的度假享乐上。福钧，这个永远积极进取的旅者，决定孤身一人上路。“可能也是萦绕在内心深处的那个挥之不去的愿望促使我踏上翻越红茶之山、叩响声名远扬的武夷山的大门的道路吧。”他写道。
不过话又说回来，福钧还是有用得着王的地方。他依旧认为那趟松萝山、王氏家族聚居区之行是一次十足的成功。尽管如此，出于有备无患及额外保险的需要，他还是决定收集第二批绿茶茶种，既能留作第二年播种之用，也可以消除自己心底的那最后一丝不安情绪。至于相应开销倒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毕竟要花钱的地方只有王的月薪和差旅支出而已。因此，他打发那名翻译动身返乡，再干一场。
当下，福钧在漫漫长路中需要一名新仆人陪伴。因而他雇用了一名经颠地洋行的买办慎重考察过的、学识渊博的贴身仆人，他的名字叫胡兴，是个身材粗壮的人。胡兴自命不凡，举止间透着一股高贵之气。他“孔武有力、精神饱满”，曾在北京侍奉过拥有皇族血统的高级满人贵族。他那高贵的身份在他笔直的肩膀和骄傲伸长的脖子上显露无遗。胡是带着他前任职务的相关证明来的，那是一面三角形的小旗，象征着朝廷的权威。他宣称这面小旗是他的旧主送给他的礼物，相当于一种全国通用的万能证件。对于任何一名有义务向皇帝效忠的人而言，这面小旗标志着拥有它的旅者处于朝廷的保护之下。“说真的，我很怀疑这面小旗是否真有那么神。但对他的做法，我还是听之任之。”福钧回忆道。这位仆人走到哪里都带着这面小旗，平时卷起来，随时准备拿出来用。
胡兴的家乡位于福建省武夷山一带，这意味着他会说福建当地的方言——闽南话。尽管在中国有标准的官话，然而每个省份还是各有各的方言，在外来人听起来，这些方言几乎不亚于外星语言。福钧那口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很可能属于洋泾浜式上海话——上海地区的正式用语，也很可能是从他在上海所雇的那个仆人（指的是王。——译者注）那里学到的。福钧和很多英国商人及派驻中国的政府官员一样，还会说一点点粤语，也就是广东话，但大多数时候他与人交流时都说的是洋泾浜话。在福建这种偏僻的多山地带，可以说他将如同丧失了语言能力一般绝望。这样，胡兴就成了福钧的新传声筒了。
之前，福钧一直担心他的外国人身份会暴露，在这次行程中这种恐惧感已然平息。在早先的绿茶采集之行中，那些令人担忧的冲突的大部分是由他的仆人引发的。他的中国话依然不够熟练，但现在还算可以了；他已经能娴熟地使用筷子了；他的衣着表明他是一个中国人。福钧现在更加自信了，他觉得完全不可能有人能洞察他的伪装——他已经远离沿海地区，这一带的人们不曾见过哪怕一张西方面孔。
并不是说这一路上就毫无风险了。除了传闻中的农民起义外，福钧迄今为止对胡兴尚不信任：“我身边的这位向导对我而言并不完全可靠。”但比起王和苦力那些彻头彻尾的流氓行径，福钧身边至少有了些可喜的变化。如果真如传闻所言，在福建山区官员们被成批地屠杀，穷人们为自己曾遭受过的苦难而四处寻求报复的话，福钧那身丝绸服装——这摆明了此人属于达官贵人一列——就完全无法保护自己了。而通晓当地方言的胡兴和他身上那面象征朝廷权威的三角形小旗则可以有效地提供福钧所需的一切帮助。
在傲慢地命令帆船上的人们妥善安置好自己主人的行李后，胡兴告诉福钧，启程的时刻到了。福钧得打扮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外乡人”，穿着打扮都必须是十足的中国式的。福钧的辫子依然垂在背上。他脱去了自己的西式服饰——他的硬底鞋和系扣式夹克，披上了宽大而下垂的中国官服。
“我怀疑我最亲密的朋友都无法认出我来，”他写道，“我自己都快认不出自己来了。”
“你会伪装得很出色。”胡兴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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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钧、胡兴以及他们的全部行李物品都随着帆船慢吞吞地漂向上游，水手们互相招呼时就用撑杆敲打附近船只侧部的木板。他们漂过了一座座用围墙围起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城墙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欧洲尚为瘟疫和愚昧所折磨的中世纪时代（同一时代的中国则被视为一个先进文明，社会组织、历史成就高度崛起的国度）。他们沿着一片古老的河网前进，这片河网如同蜘蛛网一般遍及整个中国，将广大中原地区与其他重要地区连接起来。
仅几天时间，这批人就在运河河道内遇上了一次交通堵塞。一段位于交叉点的狭窄河道内，50艘帆船一艘接一艘无奈地并排漂浮在一起。福钧所乘坐的船得排队等着，直到一台绞盘机开动，把它吊起来，吊到一面通往位于更高处的一道运河的斜坡上。沿岸的装卸工人正忙着把连接绞盘机的绳索固定在每艘船的船艏位置，而后将它们一英寸一英寸地高高吊起。行程为此要耽搁一个小时左右。如果按照中国一般情况下的排队时间来算的话，这不算太长。所有的船夫都待在河里，他们从不急着开船，而是利用这段时间晒着太阳，分散活动，玩着麻将牌，享受着消磨时间的乐趣和春日阳光的沐浴。
四下里皆是如此，只有一处例外，即一条排在长队末端的船。船夫怒气冲冲、骂骂咧咧，随着时间推移他变得愈发焦躁起来。这个暴怒的家伙掉转船头朝福钧的坐船方向冲来，一边用手中的撑杆敲打着其他船的船帮，一边吼叫着、威胁着每一艘没有为他让路的船只的船老大。大多数船夫不和他计较，任由这个鲁莽的插队者一路横冲直撞过去，但当这艘船撞到福钧所乘小船的船边时，小船船老大叫嚷起来：“你不能插到这艘船的前头去。”他这样做更可能是为了安抚福钧而非存心挑起一场争斗。船老大突然用己船船首紧紧倚住了运河边墙，这下就把通道堵住了，而那愤怒的船夫也就没法“超车”了。
胡兴现在也参与到这场冲突中来了，他绝不能让任何人骑到他主人头上去。
“可老子就是要过去！”那个桀骜不驯的船老大粗暴地固执己见。
“搞清楚点，”胡兴吼了回去，“你知道这是一位尊贵的大人坐的船吗？你最好还是当心点，回头就要你好看！”
“我才不管什么大人不大人，”怒冲冲的船老大恶狠狠地吼出了许多人心中所想但鲜有人敢说出口的话，“老子就是要过去。”
“哦，很好，”胡兴淡然地答道，“我们走着瞧吧。”这位仆人走下船头，钻进了船舱，从行李中拿出了他的护身符，将那面黄色的三角形旗子展开。他再度走到了船头，迎着耀眼的阳光，挂着会心的微笑，将那面旗帜升上了船只的桅杆。
“看看那里，”胡兴的语气中带着奚落，“现在你还要赶到我们前头去吗？”
那位船主立时下令把船退了回去，还不住地赔礼道歉，所有人立时变得和绵羊一样温顺了。这一刻，福钧瞠目结舌。打那以后，他就啥也不做，只是静静地坐在船尾，双目低垂，等着自己的坐船和运河里的其他船只一样轮流通过。
福钧终于露出了笑容；也许他发现这片乡村地带终归是很安全的。或许前方是一条比他想象中更为幸运的坦途。胡兴的小旗让他被众人视作一位达官贵人，一位老爷，一位“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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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钧在中国内地走得越来越远，他的坐船驶过浙江的一个个小镇，接下来的旅程就是通往福建省的山间小道了，得坐轿而行。每当他经过那些荒废的村庄时，乞丐们就向他伸出手来，他们举着一只只骨瘦如柴的手，乞要区区几个铜板或任何可以用来交易的实物。福钧为这些苦苦哀求的可怜人的贫困所打动，然而他们那粗糙的面庞和残缺的四肢令他觉得骇然。福钧的目光没有遗漏那些中国农民，他注意到他们正一次又一次遭受着命运的折磨，一个季节又一个季节。他们的神要么是报复心重，要么是对信徒们漠不关心，才在人间制造出如此之多的惨痛经历。
通往红茶之乡的山路攀爬起来十分缓慢，走完这段路要花上近三个月时间。时值一年之中自然美景尽情展现的季节：“现在我们正行走在更加宽广的低地之中——群山已经被我们抛到了身后，一座美丽多彩、物产丰富的山谷暴露在视野范围内。我们注意到一些松树散布在这座村庄的四周，这标志着这一带是死者们最后的安息之地。这样的点缀令这片风景显得赏心悦目、秀丽动人。”中国人经常在坟地周遭种植林木以表示对故去先人的敬重。当长江流域那片富饶的、连绵不断的群山消失不见，目之所及之处为中国沿海的山区风光所取代时，福钧将在自己的使命的引领下，来到一个把一行人惊骇得几乎失魂落魄的地方。
乍一看，这里景色优美，一只只燕子宛如一个个小黑点在风中闪现。然而，当你细致入微地观察一番后，你会发现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冷酷无情的中国式风景画。密密麻麻的植被爬满了古旧的房屋表面，一座座小屋就这样被生生压垮。这里的气候能让玫瑰在初夏时节突然盛开，同样能无情地摧毁这些人工建筑。每一座农家茅舍看上去都是那么弱不禁风，毫无生气地趴在地上，仿佛大地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着将这块土地重新收回。这一地区遭受着狂风的无情鞭笞和当年暴发的大洪水的猛烈冲击。它曾一度是中国最富有的地区，现在已经被一连串的自然灾害摧毁了。饥荒的爆发迫使这里的人们举族逃离家乡。极端气候成了耕地面积增长的紧箍咒，进而导致中华民族人口增长受阻。然而，清王朝的统治环境相对和平稳定，这使得之前的中国人口规模得以成倍增长。到了1849年，这里的人口越来越多，耕地却越来越少，而当时接连不断的暴雨和旱灾只能令农民们的心血一点一点地化为乌有。
从轿子上向外张望，福钧看见一队挑着扁担的采茶工，装茶叶的板条箱用绳子系在扁担两头。采茶工们排成一列，顺着山间小道齐步下山，就像一个正在移动的蚁群一般。这支采茶工队伍看上去和这一带随处可见的乞丐们没有任何关系，目前那些乞丐们一齐聚拢到这里正是因为贩茶之路和传说的著名丝绸之路一样，是帝制时代的中国最为有利可图的贸易途径之一。当时，茶叶贸易的利润达到每年近2600万美元（几乎相当于今天的6.5亿美元）。
这一带至今人迹罕至，因此这段旅程令人心神不宁。现在，内陆地区已经感受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沉重打击。这个国家耻辱地被西方世界制服，导致了通货膨胀的爆发：穷困的农民以货币形式支付的税金因本国须偿还战争债务而彻底贬值。在外国列强们的强迫之下签订的优惠贸易条款严重削弱了忙碌的中国农民阶层曾经拥有的、在商品和劳动力上的一切竞争优势，茶叶方面所遭受的损失尤其惨重。中华大地上民怨沸腾，人们将愤怒的矛头直指腐化堕落的、对正在遭受苦难的农业地区仅予以象征性接济的官员们，以及由外来满族所组成的北京政府。由于无法还债，福钧的一名船工就把船帆收了起来，这意味着船只无法再继续向上游行进，还得亏本处理所有的乘客和全部货物。这名船工在绝望之中，威胁说要投河自杀。
倘若此时外国入侵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植物探子们也纷纷将中国当作一座富饶的狩猎场的话，那么与之相应，这个国家的内部危机也到了即将爆发的时候了。福钧不知道的是，有人正在他的行程沿线策划一场暴动。一位富于领袖魅力的起义领导者——洪秀全——已经掌握了中国贫困潦倒、濒临破产的农民阶级的想法。当他还是一名身在广州的年轻乡下人时，洪曾试着接受旨在为清帝国服务的相关训练，以求进入高级官僚知识分子的行列（我们所说的寒窗苦读以求金榜题名。——译者注），但与许许多多中国乡下人一样，他未能通过科举考试。他那贫困交加的家庭可谓牺牲一切来供其读书，他本人则先后三次努力尝试跻身于那个可以给予他身披学者长袍的社会特权及享受终身国家津贴的阶层。洪是个客家人，一个外来民族的成员，客家人是中国数百个少数民族之一，这个民族在完全由汉族当家的中国生活得并不如意（客家人并非少数民族，乃属于汉族。——译者注）。客家人都是农民，客家妇女们并未按照当时被认可的习俗缠足。几个世纪之后，他们定居在中国南部，依旧为当地人视为本地的客人。富有魅力的洪将因科举失利而生的所有失望和愤怒情绪连同自己那卑微的出身，一股脑儿地转化为编造一个取自《圣经》素材的创世神话。
当洪第三次考试以失败告终后，他病倒了，体弱加上高烧，他陷入了极度的癫狂状态，看到了一幕幕黑暗而惊人的场景。如梦似幻中，他看到了一条龙、一只雄鸡、一只老虎。在中国，它们分别是权力、好斗和吉祥的象征。他还看到了恶魔和地狱之王。
在地狱里，一个妇人出来迎接他，称他为“儿子”。她给他洗了个澡，安抚他的情绪，擦了擦他的额头，把他抱在胸口。一位满头金发、身着黑色龙袍的长胡子老人，自称是洪的父亲，要求这位青年秀才去改造这个世界。他交给洪一把剑和一枚金印，命他驱妖除魔，斩尽妖邪。
在幻境中，洪看到了另一个人，更为年轻，全身发光，他得知这是他的长兄。当洪表示很乐意与自己的家人待在一起时，他的长兄显得非常恼怒：洪应该回到自己的那个世界中去。要是没有他的帮助，如何能点化尘世中的俗人？
“不要害怕，勇敢地行动起来，”梦中的父亲说，“无论他们从哪里攻击你，当你陷入困境之时，我都会出来保护你。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洪醒后，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尽管对于梦中经历他还是茫然不知所措，直到他得到并阅读了由传教士散发的中文版圣经，他才真正理解了梦境中的一幕幕：那是基督上帝在和他说话。梦中的“长兄”不是别人，正是基督耶稣，这意味着：他，洪秀全，一个中国贫农，不由自主地做了基督的弟弟，并且和耶稣一样，当上唯一真神的儿子了。
洪将自己发现的真相说给他的邻居听，并开始四处宣扬基督教《旧约全书》中记载的火与硫黄的故事（指耶和华降下火与硫黄毁灭罪恶之城的故事。——译者注）。他为皈依者施洗，倡议在信仰上帝与天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基督教社会。他要求摧毁这个封建礼教之国，捣毁宗庙。他禁止在家中摆放神像，下令消灭祖先崇拜现象，在自己的追随者中大力呼吁戒鸦片、戒酒、禁缠足及禁卖淫。
洪旋即自封为太平天国的天王，组建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太平天国军队，一支在上帝的协助下、与清王朝的官吏们为敌的、由志士组成的军队。他的追随者们变卖了自家的财产和土地，将他们的所有财富全部集中到天国的国库之中，从而在资金上支持着那位至高无上的神之子统一中国的事业。太平天国掀开了中国宗教史全新的一页，它与道教的消极主义、儒教的保守主义以及理想世界式的佛教哲学相比，均有很大的不同。太平天国其实是一个在革命激进派号召下建立的武装组织。在南方，一些秘密社团与太平军联合起来，意图推翻清朝贵族的统治。作为对清朝剃发令的蔑视，太平天国人士统统蓄着长发。他们的军队逐渐扩张到1万人，最终规模达到3万余人。这支军队统治了中国南方的大片土地。太平天国革命在3年间横扫16省，摧毁了600多个城市，造成2000多万中国人丧生。福钧正在一步步陷入危险境地，他自己却一无所知，他成功越过了山区，踏上了那条将与太平军迎头相撞的路。
尽管时下政局动荡不安，沿途的那些小镇在福钧看来依旧美不胜收，用他的话来说，都是些“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中国小镇，强于一般的中国小镇，和英国小镇一样美”。他笔下的一幕幕场景变得明显有些华丽到非同寻常的地步。山谷风光“更加美丽……为群山所环绕，四周散布着一簇簇松树、柏树、樟树，一条蜿蜒盘旋、分支丛生的河流横跨而过，土壤肥沃异常……整个山谷看上去宛如一座巨大、华美的花园，被四周那清晰可见的群山包围着”。
坐在轿子上，福钧被高高抬起，在狭窄的用砾石铺成的山间小道上绕行，一道道“之”字形山路在裸露的岩石和天空之间晃荡着，离他越来越远。修筑这么一条山道，一道在山丘表面用手工雕刻而出的楼梯，几乎是件超出人类能力范围的任务。轿夫抬着他，在高耸的喀斯特地貌中径直向上爬升。在这条山间小径上似乎完全找不到下坡路，找不到缓坡，找不到歇脚的地方。这与福钧所知的所有其他地势迥然不同。“有些地段地势高得离谱，我们朝下看时都觉得头晕目眩。”这个山谷为一片灰蒙蒙的薄雾所笼罩。每隔四分之一英里，这队旅行者就会遇上一家茶馆。为了让抬轿工人们歇息一阵，他经常在此停留，取一些茶馆老板所出售的茶叶作为样品，享用一杯“本地山区原产的纯正红茶”，恍然间觉得自己更像一个中国人了。
我们发现茶叶从严格意义上说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之一，一个中国人从不喝他所厌恶的冷水，他认为这样是不健康的。茶是他从早到晚都极其喜爱的饮料；这里的茶并非我们所说的那种掺了牛奶和糖的茶，而是在纯净水中释放出的药草精华。这个习惯已经成为这个民族的嗜好，很难想象中华帝国一旦没有了茶叶作物，将如何存在下去。我敢肯定，这种被广泛饮用的饮料不仅对健康不无裨益，也能给人类那伟大的身体以舒适之感。
当福钧醉心于中国的饮茶之道时，他却得很不情愿地去适应那些没有多少舒适性可言的中国式路边客栈，那是他的夜间住所。这些客栈黑暗、狭小，充其量就是个住人的牲口棚罢了；它们的墙壁被厨房生火做饭时产生的油烟熏得乌漆墨黑。行程迄今为止对福钧来说还算愉快，现在他已经深深陶醉于中国的湖光山色之中，对这种简陋的住宿条件也能报以幽默：“我可从未指望过能找到一条奢华的金光大道。”他嘲讽地评论道。
不过，在过去，福钧的宏伟计划往往被个人目标和求助计划弄得一团复杂。尽管胡兴拥有相当显赫的背景，但他同样拥有善于捕捉商机的眼光。福钧有意试着一路只携带最少量的行李——几件必需的衣物和一条睡觉用的草席——这样可以为茶树和茶种腾出尽可能多的空间；另外，这也是因为胡兴有个“收集非必需品的古怪爱好”。
“这些好货色都是来自南车（Nanche）的。”他在不断购入大堆草席子时说道。这种家用日常必需品是用来铺在农舍那肮脏的地板上的。在内地，它的售价比沿海地区要便宜几个铜板。这给胡带来了一次意外的暴利商机。这可激怒了福钧，要知道他得出钱雇人来搬运这些东西。
“您瞧，”当不得不雇用一个苦力来搬运他们的行李时，胡兴辩解道，“我们的行李已经少到这个地步了，他所背的还不到标准负载量的一半。现在再把这些布加进去也不会多花一个子，而这个家伙的负担也刚好够数了。”
福钧依然不为所动。
“在我们国家，一个携带数量可观的行李的旅者通常被认为比那些只带了一点点随身物品的旅者更体面。”胡兴继续用可信的理由说服福钧。
胡兴为了自己的那点小算盘，各种花招层出不穷，这让福钧觉得自己被人利用了。他很看不惯中国人这种老是谋求一己之利的习惯。这与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轿子在山道上行进的时候，福钧经常跳下轿子向前跑去，或是采摘新鲜的树苗，或是对表层土壤进行取样，或是精确测量出峡谷的高度，这让轿夫们感到非常开心。
武夷山山体表面林木丛生，橡树、翠竹、蓟、松树，可以说是植物学家们真正梦寐以求的探险之地。当福钧漫步于这里时，胡兴身背沃德箱，手持泥刀紧紧跟随，他挖出每一株从未见过的植物物种样本和不计其数的已为世人所熟知的植株新品种。福钧那空着的轿子上很快就堆满了刚从山腰上剪下来的花花草草和割下的植物枝条，但先前轿子上堆的是草席，现在变成了这些重得多的东西，因而轿夫们开始变得不乐意起来。他们搞不懂为什么用这些“被他们视为垃圾杂草一样的东西”来不断加重他们肩上的担子。一名苦力一次又一次地用行动表示反感：丢下他背上的东西，怒气冲冲地嚷着让他背负着的那些杂草有多么沉重，带着毫无价值的废物是多么不明智云云。
这些人大发牢骚，福钧对他们哪怕有一丝同情，也被对采集植物样本的狂热之情冲淡了。他向这些力工施以声声可怕的恫吓，同时也许以种种诱人的诺言。他既讨好他们，也胁迫他们，糖果与鞭子并用，他付给苦力们一笔奖金，作为沃德箱重量不断加码的补偿。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这批植物样本和标本集伴随着他爬遍了整个武夷山区，再回到上海，再被送往伦敦克佑区。只有靠着“百折不挠的决心和毅力”，福钧才能载着这批植物样本在深山之中辗转数百英里，而后将它们完好无缺地带出来。欧洲就此迎来了有史以来首批来自中国武夷山的植物客人。
经过几周的攀登，他们接近了武夷山脉的顶峰。这条高耸的山脉横跨浙、闽两省，将浙江省内陆地区和福建省沿海地区一分为二。“在我的一生之中，还从未见过这样一幅宏伟雄奇、庄严无比的景象，高大的山脉在我右侧和左侧同时巍然屹立。”为了征服这座大山，福钧一口气爬到了高入云霄、竹林丛生的山隘之上。小河从山腰流淌下来，瀑布溅起的水花一直打到一行人身上。瀑布形成的河流向下奔流着，闽江——海盗盘踞的福州沿海的一条支流——就此汇聚而成。
福钧一行已经叩响了武夷山的“大门”，一根根石灰岩柱屹立于隘口的两侧。这些喀斯特地貌出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经历流水超过数千年的冲刷，现在已经被彻底磨平。福钧立于这个茶叶天国的入口处，凝视着这幅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为宏伟壮丽的画面之一”，任由自己在这一片美不胜收的景色中沉思了片刻。
走了一阵子，我已置身于崇山峻岭之中，然而现在那驰名中外的武夷山脉已经以它最庄严的气势横卧在我面前了，一座座山头如利剑般径直刺入云海底部，看上去有种俯视云端的感觉。忽隐忽现中，它们似乎被分解为数千块，有些山峰的轮廓极为不同寻常，引人注目。
福钧是最早试着在笔下展现武夷山脉的庄严雄伟的外国人之一。几个世纪以来，博学的儒家学者以这条山脉为题创作了一页又一页诗篇，作为茶叶这一上天力量和大自然魔力的结晶的见证。武夷山拥有极佳的风水，“远远望去，它们仿佛是由一些巨手挤压出来的”。福钧相信这些地形最初在一些多孔岩石“渗透”出的水流冲刷之下，形成了天然的石雕，随后的岁月里，又经过“皇帝和其他几个伟人”（指尧帝及传说中开辟武夷山的彭武、彭夷。——译者注）的扩建，成了今天的样子。
他们现在身处红茶之乡的中心地带，一片片茶田如道道条纹般在每个山腰处延伸纵横。天气很好，尽管是大冷天，闪闪发亮的阳光还是朝喀斯特地貌的东面直射下来，为大地表面铺上了一层金色。与此同时，笼罩在阴影中的另一侧显得“很阴郁，令人不快”。福钧的思绪开始游荡起来。“形如巨人雕塑或各种动物的怪石，突兀地出现在山巅。”
“看，那是武夷山！”胡兴喊道。
回想起那些山峦出现在自己视野范围内的情景，福钧满心敬畏：“我可以乐意在这里待多久就待多久，直到黑夜之手把这里的风景从我的视线之中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