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种和茶树打包完毕后，福钧又踏上了漫漫长路，这次他要从武夷山前往福建沿海。他“告别了驰名中外的武夷山，它无疑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壮观的群山集合”。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和别人总有一天会回到这里，向这片庄严宏伟的茶故乡索求更多的茶叶。“只要再过数年，中国应该就会毫无保留地向外国人敞开怀抱，到那时，博物学者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在群山之间漫步，不会再有令人恐惧的罚款和禁锢时时来干扰他的计划，他无疑将得到盛情的款待。”
从武夷山返回文明世界——上海——的路比来时要好走。福钧没有重走翻山越岭的老路，而是往东直趋福建沿海，那里的山更低一些，路也更平稳一些。他将来到海港城市福州，在那里，他曾击退过海盗。福钧打算循着一条传统的茶叶运输路线行进，大红袍就是沿着那条路运往世界市场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条坦途，顺着这条路前往沿海，他将遭遇到中国鸦片贩子才会遇上的那些麻烦。
一天夜里，突然爆发了一场喧闹、可怖的骚乱。怒吼声、争执声打破了福钧下榻房间的宁静。在一片吵吵嚷嚷中，福钧仅能辨认出自己的轿夫的尖嗓门和仆人那口较文雅些的中国话。争吵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激烈，弄得福钧都担心自己可能在夜里被人以种种可怕的方式侵害。“我害怕他们会见财起意，把我的仆人捆起来，甚至可能要我们的命。”
福钧终于匆匆穿好衣服，抓起自己那把小手枪。“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人命如蝼蚁……不管怎样，我觉得我可能身陷一处贼窝匪窟里了。”
胡兴是个经历丰富的人。在武夷山山道上行进的时候，他就不厌其烦地朝福钧讲述自己走四方时听来的种种恐怖传闻，一连唠叨了数英里；情节越可怕越被大肆渲染过的传闻，他讲起来越起劲。在胡兴口中，贵族在睡梦中惨遭劫杀，商人们被弄残废，旅者被斩首。福钧试着避而不听，但随着时间流逝，旅途变得越来越无聊，他开始勉强挤出笑容听着那些情节错综复杂的、完全凭胡兴的想象编出来的恐怖故事。但在这个气氛特殊的夜里，福钧从睡梦中突然惊醒后，先前胡兴说过的那些毛骨悚然的传闻一下子如潮水般涌上了他的心头。这样一幅画面浮现在福钧脑海中，挥之不去：一个男人失踪了，旋即发现他的尸体被塞进了他的行李箱中。他胡思乱想着自己被割去头颅，然后被扭曲着塞进沃德箱里。
福钧跑步下楼，冲进了旅馆的天井里，他发现这场骚乱的引发者不是别人，正是胡兴自己。有八到十个人围在胡兴身边，只有胡兴一半个头的轿夫们也在其中，他们吼声如雷，就像地狱里所有的魔鬼都被放出来了一样。胡兴身处风口浪尖，仍毫不退让，他背靠着墙壁，“就像一只走投无路的老虎一样”自卫着。他下定决心要独自击退这群暴徒——他手中紧握着自己唯一的武器，一支冒着烟的熏香。胡兴被人猛烈地推搡着，躲闪着，不时将滚烫的香火头向围攻他的那些人脸上猛刺过去。“那些胆子最大的围攻者有时被烫了一下，就会以比冲上去时快得多的速度咒骂着后退。”
福钧觉得这一幕很滑稽——胡兴如身陷狼群之中一般——即便他已意识到自己当下正处于险境之中，眼前这一光景“完全能把一个胆大鬼吓坏”。但迄今为止，他在中国待得也够久了，在他看来，他唯一的仆人，一个壮汉，敢用一支线香作为自卫武器，以一己之力对抗十个人实在是件很欢乐的事。
福钧大步跨进人群中央，那些人立刻把他围了起来。福钧把手插进衣袋里，威胁般地在每个人眼前挥舞着那把小手枪。在这件优势兵器面前，围攻者们迅速罢手，退了下去。
福钧其实是赌了一把，这把枪是打不响的。夏季的潮湿气候使得枪栓生了锈，所以直到旅程终结，枪管里都空空如也。但他还是决定冒险一搏，任何人都会认为这把枪代表着福钧的实力，没人会发觉它已经不能用了。
“我的轿夫和苦力平日里处处对我毕恭毕敬，因而他们迅速地朝后退去，只是嘴里还在不满地嘟哝着。”福钧旋即倾听了他们的诉苦。看上去情况是这样的：这些人要求胡兴支付那些他早先许诺过但从未兑现过的报酬。福钧仆人的老毛病又犯了：顺手牵羊、雁过拔毛，在福钧允许的份额外又多刮了一笔。福钧一如既往地自掏腰包，付清了胡兴的欠款。
“如果我只是个与此事毫无干系的旁观者的话，我可能会津津有味地欣赏着眼前这一幕，放声大笑。但我此时正站在这个陌生国度的中心地带，身边满是怀着敌意的人。作为弱势的一方，我感到发自内心的恐惧。”
福钧挺了挺胸，摆出一副最威严的官相，对着胡兴怒吼起来。无论这场风波因何而起，也不论是谁先挑起了争吵，一切都是因胡兴的过失而起。他怎么就敢为了蝇头小利，置福钧此行的安危于不顾？时下偷窃成风，为什么还要把当地人的怒火引到他们身上？在福钧看来，那几位受了委屈的苦力都是些勤勤恳恳、诚实可靠的人。在翻越那段令人痛苦的、陡峭至极的山道时，他们一直在悉心照料他，直到将他抬到目的地。因此，在这件事上福钧毫不犹豫地站在苦力们一边，同样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他们。
那笔引起争议的酬劳总额约为300个中国铜板，约折合1英国先令，福钧从未想到这么点钱会让自己险些没命。这让他觉得就像是成功阻止了一群上学孩子之间的吵架，而自己却实实在在遇了一回险一般。因而，在十名当地人的见证下，他断然命令胡兴立刻结清了拖欠苦力的薪水。通过这一让胡兴当众蒙羞之举，他暂时成功地安抚了那八个苦力和旁观者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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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福钧正待在一座专供旅客歇脚的简易房屋内，但他也正置身于贼窝之中。一些人“显然是抽鸦片的瘾君子，从他们那灰黄的面色来看，可能还是些赌鬼。这里全都是些这样的人，让人宁可退避三舍也不愿和他们待在一块”。无论在哪里，只要有鸦片存在，就不可能阻止犯罪的滋生。瘾君子们游离于社会的边缘，时常具有欺诈和犯罪的倾向。福钧的暂住地实际上是一处所谓的烟花之地，或是人称烟花馆的地方，一座破败的好诗之人、好色之徒、好烟之鬼的乐园。这类旅馆的另一统称是“夫妻之家”。然而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些地方实际上在引诱良家子弟走向堕落，是些供秘密通奸之用的淫窟。”这座旅馆正是通往沿海的道路沿线那些声名狼藉的场所之一。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鸦片买卖就被合法化了，上海就此成为远东毒品贸易的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瘾君子如同朝圣一般涌到这片沿海地带，以求过上一把烟瘾。
鸦片的原材料是罂粟，一种种植于中亚山区的一年生作物，当年这一带的大片土地为大不列颠帝国所控制。罂粟花为白色或紫红色，高度达3～4英尺；茎为实心圆柱，发芽时茎在芽的重压下弯曲、下垂，但完全开花时则呈直立状态。罂粟的精华是一枚巨大的球状果壳，表面为一层薄薄的表皮所覆盖。将果实切开，把里面流出的黏稠汁液收集起来，等汁液全部流出后，晒干，捏成小球状或饼状。鸦片的主要活性成分为吗啡：一种可以减缓疼痛，引起精神兴奋，具有催眠及麻醉功效，并有退烧及缓解肌肉痉挛作用的药品。自打荷马时代起，数千年来鸦片一直被用于娱乐消遣或治病救人。鸦片可以和烟一样吸食，和水一样饮下，和食物一样吞食，和针剂一样注射，或是涂在皮肤表层。除了吗啡外，鸦片也含有可卡因，另一种具有止痛作用的生物碱。
19世纪中叶，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据估计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染上了鸦片瘾。灾难无休止地四处蔓延着，以至于这个国家那一度繁荣的经济事实上已破产近20年了。到了福钧的年代，流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着。1845年有48000箱鸦片从印度输入中国，总价值达3400万美元（约折合今天的9.62亿美元），到了1847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60000箱，价值4200万美元（约折合今天的11亿美元）。
中国人口结构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农民，从这点来说，19世纪中叶和如今的中国一样，他们最可能成为中国瘾君子大军中的一员。中国关于鸦片的最早记录是在明朝时期，当时是作为海外朝贡贡品流入中国的。自那时起，荷兰人开始从雅加达向中国输入鸦片，大约同一时期，欧洲的茶叶输入生意同样是由荷兰人经手的。（当时的荷兰人就干起可怕的毒品买卖勾当了，现在依旧如此。）据一位中国医药学先驱记载，鸦片“味辛，大热，有毒。主兴助阳事，壮精益元气。方士房中御女之术，多用之。又能治远年久痢，虚损元气者……其价与黄金等”。（摘自［明］徐伯龄《蟫精隽》。——译者注）鸦片一度受到朝廷人士的青睐，这主要是由于它有催情效果，当时鸦片的消费群体为贵族、学者以及中层官员。到了19世纪中叶，鸦片因能带来快感而开始向底层人民群体渗透，诸如力工、轿夫、船夫，福钧每天都要和这些人打交道。总之，全都是些被生活的艰辛折磨到麻木的人，靠着这种药物来寻求宁静、放松身心的感觉。由于鸦片的使用越来越泛滥，中国的官员们开始公开谴责底层的旅馆和妓院是传播鸦片的毒窟。
吸食大烟在上流社会阶层中被视为一种奢侈享乐，这一风气导致底层社会弊端丛生。一位旅行者记载道：“瘾君子如死人一般沉睡不醒，如小鬼一般枯瘦憔悴。一旦染上烟瘾，则举家皆破。荡尽所有家财不说，吸毒者自己也毁了……吸食者膏血逐渐耗尽，皮肤松弛，形成下垂的褶子，而他们脱去衣服时，骨头看起来就和一截劈柴无异。当一个瘾君子为筹钱抽大烟而将自己最后一件财产送进当铺后，他就沦落到卖妻鬻女的地步了。”
鸦片盛行导致中国的劳动力变得虚弱不堪，终日无精打采，中国人所消耗的资源甚至超过了他们的产出。尤为恶劣的是，清帝国军队也因此沦为笑柄。当时的大量报告都公开谴责军中吸毒成风的现象：“广东和福建籍士兵吸食鸦片者为数众多，甚至军官亦有之。这些兵丁变得胆小懦弱，兵事遂不可挽回矣。他们是一群真正的卑劣小人。”当清军沦为鸦片的奴隶的时候，大清王朝的国土迅速沦丧也就不足为奇了，也许这就是太平天国革命势如破竹的原因所在。另一位学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即便这里驻扎着1万多人（士兵），其中十分之七也都是广东土著。他们怯战，且不习惯在山地行军。更何况绝大多数沿海省份籍士兵都有抽鸦片的毛病。”
诸如鸦片和茶叶这类的药品是首批全球批量生产和销售的日用品；任何人任何事，从生产者到批发商，再到消费者，只要与这些“兴奋剂”沾上边，他们的命运就为之改变。英国和中国在全球药品贸易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极其庞大，两国之间茶叶和鸦片的交易催生了新的领袖人物、新政府、新公司、新的种植方式，而新的殖民地、新的资本积累模式、新运输和通信模式也因此诞生。
从经济角度及大英帝国的立场来看，鸦片简直是一大神器。它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开了新的销售市场，拥有了新的消费群体，而且对于开拓世界殖民地，从而掀起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的商船船队而言，它几乎不占什么内部空间。自打鸦片贸易市场建立之初起，它就是一种使远东贸易快速有序运行的硬通货：它具有重量轻、易包装、售价高的特点。
鸦片与诸如茶与咖啡这样的药物一道，与糖一样，属于能为大英帝国带来利益的商品。英国购入早餐用茶时以白银支付，因而被难以承受的收支问题折磨，而日益增长的鸦片贸易则迅速将贸易失衡问题向对英国有利的方向扭转。1801～1826年，中华帝国付给大英帝国的白银总额为7500万美元（约折合今天的13亿美元），然而在1827～1849年，由中国流出的白银总额增加到了1.34亿美元（约折合今天的29亿美元），这一切都是鸦片贸易的结果。
依靠茶、鸦片等药用商品销售产业的推动，大英帝国雄踞全世界霸权帝国之首。英国在推动对华鸦片销售的进程中获利甚巨。1840年，鸦片为英国带来了75000英镑的收入（约折合今天的38亿美元）；到了1879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910万英镑（约折合今天的220亿美元）。新近崛起的糖、茶叶、鸦片贸易产业为大英帝国那无坚不摧的海军舰队提供了后援资金，令它们的战斗力得以不断提升。没有印度的鸦片生意，就没有大英帝国的繁荣发展；如果失去了印度，大英帝国在后拿破仑时代的全球霸主地位很可能就此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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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说说那一晚的事，当福钧的随行人员终于全都平静下来后，福钧依旧能听到苦力们在愤怒地嚷嚷着，咒骂着。他回到了自己的铺位，但睡意全无。厚重的鸦片烟雾顺着朽烂的地板飘进了房间内，紧贴着地板飘荡，在行李箱上方盘旋不去。烟雾中混杂了泥土和湿气的气息，空气中充满了一股焦糖般怪异的香甜味道。尽管这股味道十分浓烈，但闻起来有一种古怪的诱惑感。正如格雷厄姆·格林（英国作家。——译者注）日后描述的那样，这种感觉“就像乍见一位美女，而你意识到的是可能和她发生点什么风流韵事”。
在餐厅下方，包括福钧的轿夫们在内的一群人正倚靠在炕上，这是一张巨大的、可以当床铺用的沙发，房间中央点着一盏明晃晃的油灯。一名轿夫从炕上俯下身去，向着火烘烤着一粒球状鸦片。在火焰的舔舐之下，烧开了的鸦片球融为一摊黏稠的液体。他用一根长长的匙状物（指烟钎。——译者注）将一粒子弹大小、已经加热成膏状物的鸦片球塞进自己的烟枪内，随后深深吸了一口。伴着一阵响亮的爆裂声，那团咝咝作响的固体化为了一阵烟雾。“炖过、油煎过的毒品化为烟杆中的溶液后，几乎能让一尊雕像都觉得胃口大开。”马克·吐温写道。那个吸毒者又躺回枕头上，屏住呼吸，旋即在一阵阵吞云吐雾中，尽情享受着鸦片带来的快感和舒适。
“在那种情形下，我简直没法想象这些吸毒鬼会干出些什么来，或许只有疯子才会那样干。此时，在这种药物的作用下他们已经变成了疯子。”福钧写道。整个后半夜他始终无法入眠，自己可能被以酷似胡兴在那天的漫长行程中编排的种种可怖死法残杀，这种恐怖的幻想再度浮现在脑海里，一掠到底。“在这种可怕念头的折磨下，我一连几个小时都清醒着。”
与轿夫们的冲突平息后，胡兴对着房门和衣而卧，哪怕是最轻的嘎吱声或是别的打破寂静的响动声都能将他惊醒。房间下方那些吸毒者所发出的扰攘声终于渐渐平息下来。在鸦片的作用下，他们“终于昏昏睡去，沉浸在梦乡之中”。
当清晨的第一道曙光降临之时，福钧已经起身并将自己的行李打点完毕。他还要继续前行，必须彻底忘却昨晚发生的那戏剧般的一幕幕。他喊来胡兴，让他赶快把其他人叫起来一齐出发。然而，整个旅馆已是空空荡荡，再也没有一个苦力或旅馆主人来帮他背负那些沉重的行李了。所有的人均已在夜色的掩护下逃之夭夭，再也没有一个人来伺候胡兴这种人或像他的主人那样的古怪官员了。错愕中，福钧还以为那些大烟鬼彻底背叛了他。他现在被丢在这座偏僻的小镇之中，身边一个随从也没有，只有一个又羞又怒的仆人陪着他。
除了寻求援手外，现在什么也干不了了。福钧吩咐胡兴去最近的村子里再雇几个人来。他警告自己的仆人，别再剥削任何一个新来的轿夫。胡兴带着指示出发了，心中却依旧因福钧的斥责而翻腾不已。
一个早上就这么过去了，福钧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能暂时摆脱这一令人惶恐不安的处境。他担心昨晚那些暴民们不光会到处控诉这位可憎的官员和他那可怕的仆人，他们现在可能在策划着报复行动。然而，连一个新轿夫的影子都没出现，为此事而奔波的胡兴也是消息全无。
下午晚些时候，胡兴终于回来复命了，他回来时孤零零的，带着一身的挫败感。没有一个人肯为他卖命，不管开什么价都不成。胡兴在福钧眼里的地位本就低得可怜，现在比以前更差了。
然而，无论胡兴如何自伤自怜，或是低三下四地道歉，福钧丝毫不予理会。当这位仆人一个劲地想挽回自己名誉的时候，福钧宣称他们绝对不能再在这座旅馆待一个晚上了。他们得立刻动身上路，在夜幕降临前能走多远算多远。胡兴一向觉得自己是仆人中的高级货，这下不得不像一个可怜的低级苦力一样把全部担子都压在肩上了。福钧让胡兴用绳子和竹竿把行李全部捆成一包。这家伙得独自一人扛着沉重的包袱，直到他们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去到一个那晚风波还未传及的地方为止。
当两个人从那座肮脏的鸦片旅馆走出来的时候，天上开始下雨了，顷刻间暴雨倾盆而下。即便如此，福钧依然坚定地认为他们得步行穿越那些被淹没了的街道。他们立刻变成了落汤鸡，两人垂头丧气、戚戚自伤之余，彼此间对对方都是狂怒不已。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泥泞中穿行，直到那座旅馆在身后渐渐远去，关于另一座山的遥远记忆也就此渐渐远去。
当他们将城墙抛在身后一英里远的时候，搭在胡兴肩上、系着行李包裹的竹竿突然间啪的一声断为两截。福钧的所有东西——行李、植物标本，以及每一株茶树树苗——都陷进齐踝深的泥巴里去了。篮子的口敞开了，种子撒了出来，而胡兴的全部草席，他费尽心思讨价还价买来的草席，现在散落在污秽的泥泞之中。
胡兴和福钧现在身陷一望无际的中国荒野之中，身陷层层叠叠的农田之中，孤立无援、浑身湿透。没有人看到他们的身影，没有人听到他们发出的声响；四野之中，哪怕找个人来为他们的落魄困顿做个见证都不可得。望着自己那筋疲力尽、全身湿淋淋的仆人，福钧并未发火，而是心生怜悯。“我再也提不起责备他的念头了……浑身上下泥水交融，他看起来简直就是条可怜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