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主人公回到了相对舒心的上海，一位访客已经候在颠地洋行那舒适的住宅区内了。福钧在写字台边坐下，他收到了加尔各答地方政府寄来的一个包裹。这次来信中所包含的信息将决定探险之旅中全部艰苦岁月的命运，以及中国之行的成败。
福钧急不可待地撕开了信封上的火漆，从里面抽出一页又一页叠起来就像一整本书似的官方文件。内容洋洋洒洒：东印度公司的植物学家和主管们所撰写的关于福钧从中国运出的第一批绿茶茶种在印度实验进程的报告。报告是手工抄写的，清晰而细致，并且按照时间倒序进行了合理的分类归档。
在成堆的文件之中，东印度公司附上了一份信息梗概。这正是福钧苦等已久的。然而，梗概的内容令福钧简直难以置信：运抵印度的茶树几乎全部死亡。福钧一年的心血、东印度公司的所有投资已经彻底付诸东流，就像头一年他根本没有在中国待过一样。
他以手抱头，奋力在脑海中厘清了那份简讯的内容。随后他开始从头阅读那份文件。
那批植物是去年冬天从中国运出的，然而在3月份由于货船绕了个弯，转道锡兰，行程就这样被耽搁了一回。不过，茶种在3月底运抵加尔各答的时候，一切看起来还算顺利。“法尔康纳博士报告说，他收到了包括13000株茶树幼苗在内的一批箱装植物样本……根据报告显示，绝大多数植株运抵加尔各答时长得还算健壮。”一份报告叙述道。
福钧一页页地翻阅着关于那批树苗命运的详细报告：它们搭乘汽船通往上游，来到了阿拉哈巴德，然而由于恒河水位太低，它们在那里又被耽搁了一次，这次近2个月之久；倘若作为容器的玻璃箱保持完好的话，那么即使在锡兰停留了一个月，也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然而，信件明确指出，在阿拉哈巴德，玻璃箱并未得到妥善保管：“许多箱子上的玻璃板损坏了。”信中记载道。福钧一边往下读着，一边觉得自己的胃在抽搐着。如果有人能有先见之明，把这些茶树重新封装起来的话，那么它们可能就不会死去。如果有个精明强干的花匠当机立断，把这些树苗移植到花盆之中，在通往上游的途中用对待室内盆栽植物的方式照料它们的话，那么这次托运就将一举成功。唉！在雨季造成水位上涨、船只得以通过之前，他的植株很可能被随意弃置在东印度公司的某个仓库或工厂的装卸平台上，无人过问，无人关心。
福钧的下巴绷得更紧了。当他读到税务部门所写的报告时，他只能一直摇头：从阿拉哈巴德出发时，玻璃箱就被装上牛车运往萨哈兰普尔山区植物园——东印度公司设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实验种植园——植株是在5月中旬抵达那里的。
“包括6只沃德箱在内的首批箱装植物于5月14日运抵Seharampore，它们的健康状况很糟，只有30～40株茶树长出了叶子。不过，此时它们已经开始出现康复迹象。而包括5只沃德箱在内的第二批箱装植物是在（6月）9日抵达的，它们的状况较好。总体而言，5只箱子内装的41株植物还算健康。”
在成千上万株幼苗被运到喜马拉雅山后，福钧统计出仅有80株茶树健康地存活了下来。就统计学的标准而言，这是个毫无意义的数字，植株死亡率根本无法计算。福钧历经千辛万苦得到的是个坏到不能再坏的结果。
他头一年的最终成果统计如下，数据看起来是那么无情：
那么树种的情况又如何？7月初，大约有7包茶树树种运到。
“实验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没有一颗种子能发出芽来。我最近把一些茶种从温床里挖出来，想了解下它们的状况，结果无一例外地发现它们已经烂掉了。”詹姆森写道。
接下来的内容似乎是官僚主义式的相互诿过。加尔各答的官员们将实验失败的责任栽到那些身在边远山区的园艺师身上。而后者则坚称没人比他们更了解茶叶——不可能还有别的植物学家待在加尔各答——在与茶叶有关的各个方面，他们的意见都是权威性的。总而言之，福钧的第一批心血就这样在公司上下的集体无能中毁于一旦。
在自己的笔记中，福钧对英属印度殖民地富有官方特色的通信中那些修正主义式的自吹自擂避而不谈。他用讽刺性的笔调将这次挫折简述了一番，并认为想要给这些植株找个新家，而后利用茶种移植的办法来发展整个茶叶产业无疑是项难于上青天的任务。
1848年秋，我向印度送去了一大堆茶种。有一部分是装在宽松的帆布包里的，其他的种子则与干燥的泥土混合盛于箱子里，还有一部分种子是装在极小的包裹里，以便通过邮局走快递渠道。但这些办法没有一个获得成功。茶种一旦脱离土壤，寿命就会变得极其短促。橡树和栗树树种同样如此，因而要想将这些珍贵的树木以树种的形式引进遥远的国度实在是困难重重。
然而，做进一步植物学研究实验的时机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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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福钧运出的第一批绿茶茶种和茶树已经化为乌有，然而他似乎并不担心东印度公司会将他从中国召回。相反，他依然情绪乐观，专心致志地继续他的事业，连一丝后悔都没有。他也并未终日沉浸在自责之中，而是将全部心思都放在考虑解决之道上。他对自己的园艺学基础技能有足够的信心，知道自己完全可以有好的结果。
关于茶种运输方面，他有了个新创意，一个使茶种在沃德箱中发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灵感来自上一次航运时他特殊处理的一批种子。他把植物的生命周期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鲜活的树苗时代和了无生气的种子时代。茶种运往印度的时候，他特别安排了一艘货轮负责运输这批种子。然而无论植物达到哪一个生命阶段，沃德箱都可以为它们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福钧还记得沃德的研究初获成果时的情景，他观察着一个装有种子和土壤的密封玻璃瓶，发现种子在瓶子始终密封的情况下，一连几年都在生长发芽。植株置于沃德箱之中的时候，生命周期是不会停滞的，它们会活下去，成长起来。树种不应脱离其生存环境，不能像大米那样装在麻袋里用船运输；它们在植物培养箱里也是能茁壮成长的。
福钧立刻用沃德箱做了个实验：他用数千颗红茶茶种塞满了一个个装着泥土的沃德箱，这些箱子被他运往加尔各答的植物园。这一实验在硬件设施上与沃德首获研究成果时没什么不同，但在规模上要大得多了。
福钧送往印度的植株样本中夹杂了一批桑树树苗，这批树苗采集自中国最好的纺纱用蚕丝产区。福钧在进入和离开茶叶之乡的时候都曾路过那里，他相信如果在印度搞蚕丝生产试验的话，那里欣欣向荣的棉花产业将对试验的发展大有裨益。福钧种植桑树用的是他对待其他经济作物并记录科学笔记时使用的“老办法”：给予足够的空间、土壤，保证植株在漫长的旅途中始终能够舒舒服服地晒到太阳。他给移植过来的桑树浇水，然后丢在太阳底下，几天时间过去了，等土壤吸收了水分，植株也适应了密不透风的新家后，他将一把每颗有弹珠大小的红茶种子撒在土壤表面，旋即在上面铺上一层约半英寸厚的泥土，把红茶种子覆盖起来。福钧要求玻璃箱制造商在自己订购的玻璃箱箱体内嵌上几条横木，这样即使由于海浪或运输车的颠簸造成箱体震动，箱中所盛的泥土也能保持在合理的水平线位置。“这一方法适用于各种寿命短暂的植物种子，”他评论道，“那些茶树树种同样适用此法。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应该予以全面推广。”
在第一个桑树实验箱里播撒的大红袍种子，在加尔各答被打开时，一切迹象表明实验完全成功了，众人欢声雷动。所有茶种不仅都活了下来，在途中还能尽情地成长发芽，最终健健康康地抵达目的地。
加尔各答的高级植物学家法尔康纳非常高兴，一个科学家在中国想出的点子弥补了萨哈兰普尔园艺师的无能，大自然的客观规律战胜了人类主观上的碌碌无为和拙劣无能。然而，福钧的野心并不限于此，他盘算着对大英帝国的全球植物迁移计划做一次意义重大的推动——实际上是在技术上对植物迁移的运输环节加以改进。倘若活体植物可以和脆弱的种子一起漂洋过海的话，那么今后整个相关产业也可以实现越洋迁移了。这可不是一次就运输一种植物而已，而是将所有拥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品种一次性来个大搬家。福钧利用4英尺×6英尺规格的玻璃箱，成功实现了全球知识、技术出口规模的扩大化。对于英国这样治下殖民地遍布地球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言，它一直期待着经济作物能在自己的领土上落地生根，这样看来福钧的创意简直可以说是革命性的。
“在桑树四周生长的茶树幼苗会尽可能密集地破土而出。”法尔康纳在致东印度公司和福钧的信中写道。
为成功所鼓舞的福钧又利用新方式制作了14个沃德箱。他知道自己新创意的工作原理是完全合理的，因而对第二次实验中用泥土覆盖茶种那道程序处理得更为大胆。这次他将一把种子的量定为1蒲式耳，并将一份泥土与两份种子加以搅拌，令它们完全混合在一起，就像在布丁里撒了许多葡萄干一样。他将泥土铺在箱子底部，种上一排排极其细小的、树龄只有一两季的茶树幼苗，他现在对沃德箱在种子培育方面的性能充满信心，觉得自己的红茶茶种肯定能活着运抵印度，在这种想法的鼓动下，他送出了大量茶种。
凭借着玻璃箱的保护，由一艘货轮运载的茶种和泥土混合物中孕育着成千上万株正在生长的红茶茶种，每一颗茶种都将在前往印度的旅途中尽情成长，最终，长成一棵棵健壮的茶树；其数量之多，法尔康纳怕是连数都数不过来。
“使用沃德箱装运茶种的新计划实在太成功了，我得建议当地政府注意限量引进茶种，并按照建议步骤进行播种。”詹姆森写道。再也没有猎取活体植株的必要了，柔弱的1年岁大的幼苗体积很小，便于运输，而它们的生命力也很旺盛，足以活着在印度安家。种子则可以巧妙地加以安排。福钧的新创意效果更佳，“事实证明，福钧先生的玻璃箱送到我们手中的时候，箱中植物的健康状况令人赞叹不已。植株运抵种植园的时候已经发育成熟，长势喜人、生机勃勃，移植到温床的时候有所损伤，但这样的例子极其稀少”。
福钧的新种子航运方法令树种产量大增，超过了同类活体航运树苗产量的十倍——“运抵（喜马拉雅山脉）目的地的每一株幼苗都意味着十株可用的树苗”。从现在这个季节起，喜马拉雅山的每一座茶叶种植园都将世世代代承担起为福钧运来的茶树繁育后代的义务，世世代代承担起作为整个印度茶叶产业的一枚螺丝钉的义务。福钧从根本意义上改变了植物猎人的使命，从这以后，植物猎人改叫种子猎人更为合适一些。
要获得上等的茶叶，所用茶种的选种和培育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福钧运往喜马拉雅山脉的茶种与在那里已经长成的茶种（前文提到的首批送到伦敦的茶叶）之间的品质差异极其明显。当茶叶加工备受变幻莫测的气候、降雨、收获时期以及航运状况的影响时，用于加工的茶叶原料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可以说福钧的创举在提升喜马拉雅山茶叶储备质量方面的积极意义是不可估量的。他的茶种繁殖、生长，并将与喜马拉雅山原有茶种——广州运来的次等茶种和土生阿萨姆茶种——进行杂交。经过未来几代的选种和培育，福钧的茶种——经过数代精心培育而成的口感最佳的中国茶叶（被称为中国“贾特”）——将混杂有印度土生阿萨姆茶叶（被称为印度“贾特”）在口感上的最大优点：火辣，带有麦芽香气。这一茶叶家族的新混血儿将拥有独一无二的风味，花香扑鼻、醇厚甜美、口感丰富、叶片柔韧性强，它将成为世界茶叶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