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坐落于大吉岭山区的一座带凉台的平房后面，脸蛋红彤彤的孩子们正在山腰上玩耍，他们的欢声笑语在陡峭的山坡上回荡着。白玉兰那杯形的花朵朝天怒放，猩红色的杜鹃花映照着每一块岩石的岩壁。在这里的土地上，遍地都是花朵，传递着春天到来的讯息。孩子们的父亲，一个名叫阿尔奇巴德·坎贝尔的著名苏格兰裔外科医生正弯着腰，手持手铲，在印度土著园丁身边挖掘着，以便让一些种子和树苗在此安家落户。这些茶种和茶树是刚从东印度公司的萨哈兰普尔植物园送往喜马拉雅山脉东部的。坎贝尔的任务是对英印帝国的新成员——大吉岭山城——的管理、筹划、监督、建设、安保、作物种植、设计规划等工作一肩挑。这倒挺符合英印政府的特别行政作风。大吉岭山城将迁入20个英国家庭。如果罗伯特·福钧算是喜马拉雅茶之父的话，那阿尔奇巴德·坎贝尔就是喜马拉雅茶的监护人。
大吉岭避暑山庄简直是现实中的“理想国”，郁郁葱葱、引人入胜，风景别具一格，令人心旷神怡。喜马拉雅山脉与中国武夷山有所不同。这里没有雅致的喀斯特地貌，山峦也不会在缥缈的白云中若隐若现。在这里，一座座山峰排成一线，它们又高又大、轮廓粗糙，悬崖峭壁遍布其间。如果这一带是如画风景的海洋的话，那么大吉岭就是镶嵌在这片大海之中的一座美丽岛屿，岭上那繁复多样、形态各异的植物群引人注目。崎岖的峰顶之下，白雪绵延不绝如银蛇飞舞，冷杉重叠环绕若众星拱月，构成了葱翠繁茂的热带山谷风光。生长于棕榈树上的兰花就在山峦的雪线之下，诸如橡树和桦树的温带硬木与香蕉树、无花果树这样的热带果树交汇丛生。这里的气温比喜马拉雅山西部要干燥，海拔有近7000英尺高，群山和薄雾为它挡住了午后热浪的侵袭。种种条件决定了大吉岭将成为福钧带来的红茶的惬意新家。
这座与其他多山地区——西藏、尼泊尔、不丹、锡金毗邻的山中天堂与世隔绝，只是在最近才被并入不断增长的英印殖民地的版图内。与大吉岭为敌的那些邻国军队世世代代在这片小小的土地上来回穿梭。直到1836年，锡金王公将这里奉献给英国政府，以表与后者结盟乃至效忠。割让大吉岭意味着妥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向东印度公司行贿：王公相信只要英国统治了大吉岭，它就不会为实现西进征服中国而企图吞并更为辽阔的锡金王国（锡金确实得以维持半独立地位，直到1975年成为印度的一部分）。作为占领大吉岭的交换条件，东印度公司多年来一直向锡金支付租金或缴纳贡赋，直到坎贝尔意外而幸运地废除了这一协议。
坎贝尔算得上对喜马拉雅万物最为了如指掌的人之一。为了给东印度公司效劳，他特意去学习了喜马拉雅山居民的语言，发表了一篇又一篇描述当地人生活习俗的论文，他还谨慎地将当地的全部关键信息一一记录在案：地形分布、生态状况、人种资料，当地农业环境的相关信息自然也在其中。他热衷于植物物种狩猎和植物学研究，同时也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廓尔喀人和雷布查人的宗教仪式。坎贝尔是在苏格兰接受教育的，与许多别的在印度从事医疗工作的人一样，他也曾几次被病魔击倒，因此他被东印度公司派往大吉岭，负责当地政府机构的组建工作。与此同时，坎贝尔还与为数众多的热心人一起，协助加尔各答和克佑区的植物专家完成了对喜马拉雅山脉那丰富的植物物种的搜集和编目工作。
安静而低调，这就是人们对坎贝尔的印象。他是一名老练的官员、一个优秀而可靠的公司职员，在那些首批因偷窃植物物种而被捕的帝国主义分子中，他显得与众不同。尽管福钧潜入中国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冒险，但他终归幸运地完成了自己的间谍任务，从头到尾他的盗窃性采集行为几乎从未受到当地人的阻挠。而坎贝尔却因在植物采集方面犯下的罪行而被关进喜玛拉玛雅山的监狱，近来才被释放。
坎贝尔于1849年被锡金王公逮捕，当时著名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克佑区植物园主管之子及查尔斯·达尔文的密友，正在喜马拉雅山脉进行植物考察工作。坎贝尔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决定追随胡克前往“白雪皑皑”的西藏高原调查研究当地的植物群。起初，坎贝尔担心在锡金的勘察活动会对正在尼泊尔法院进行的关于自己梦寐以求的当地居留权的官司产生不利影响，因而当胡克动身启程时，他仍留在后方。但他最终打定主意：他不能放弃这次“将有机会做出金子般价值非凡的贡献”的探险机会。他快马加鞭5个月，终于在一天夜里赶到了胡克的宿营地，令后者大吃一惊。他是胡克这几个月来见到的第一个“白种人”，因而这次重逢“所带来的喜悦简直是无以言表的”。作为一名年轻的植物学家，坎贝尔简直是一座会说话的图书馆，他慷慨地将自己关于当地植物、地理方面的丰富知识与他人共享，并为胡克找来了脚夫、向导和后勤物资。坎贝尔太太捎来的葡萄干布丁、肉末馅饼和英式雪利酒令他们想起了家中的舒心时光。但在喜马拉雅山东部的卓拉垭口，他们被俘虏了。坎贝尔被“紧紧抓着，五花大绑，被施以野蛮的暴力，被强行驱使着，他冒着生命危险，向每一个控制住他的人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明”。
他们听到传言：在“杜尔巴”——锡金人的宫廷，正商议着对他们处以死刑。就连他们的雷布查籍脚夫也时常被折磨、“虐待”。当他们身陷囹圄的消息传到加尔各答时，引起了欧洲人的“愤怒”，但这一情绪在当地政府的忧心忡忡之下有所缓和。此时，东印度公司与旁遮普和阿富汗的战争一触即发，它警告加尔各答政府不得采取“极端手段”迫使锡金方面释放坎贝尔和胡克。军队被派往大吉岭，以炫耀东印度公司的武力，尽管政府无意在当地驻军。
在度过了6个星期的牢狱生活后，坎贝尔和胡克终于获释。锡金方面遭到严厉斥责：英国因占领大吉岭而付给王公的补偿费被取消了，王公还失去了锡金南部的一块领土。胡克认为这种惩罚对于王公所犯下的罪行而言几乎算是太轻了。他要求东印度公司吞并锡金全境，以进一步展示公司的实力，而坎贝尔倒觉得很高兴：他可以回家了。
两人在各自的余生中一直保持着友谊关系。坎贝尔在这次地势高耸的喜马拉雅高原之行中获利颇丰，他宣称自己“得以充分了解了该地区的资源情况，英国政府应自始至终担当起王公及其领土的监护人的角色”。作为一场行政任性的典型展示，坎贝尔被任命为该地区的英方驻地官员——而他刚在此地坐过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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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钧舒舒服服地坐在四轮马车上，这样地势高耸的恒河平原上扬起的灰尘就沾不到自己身上了，此时的他正赶往喜马拉雅山脉西部的官办种植园。福钧于2月从中国起航，3月15日抵达加尔各答，在法尔康纳和沃德箱的陪伴下驻留了几个星期。对于箱中茶种的近况，他惊叹不已。“所有的种子，从土层底部到顶端，都处于不断膨胀的状态中，它们刚刚开始发芽。”4月下旬，福钧在萨哈兰普尔植物园见到了詹姆森，现在他可以对分布群山和众多山谷周边的小型茶叶种植点巡视一番了。这些植物园的建园时间大多不超过2年，已经全成了福钧所带来的茶种和树苗的新家。
会面的气氛冷冰冰的，尽管萨哈兰普尔植物园的主管为福钧的茶叶移植计划的最终成功欣喜不已。福钧亲身考察了詹姆森的植物园，发现其在管理上存在的弊端：植株看上去肮脏不堪，长势很差，亩产量显然也很低。
两人走进詹姆森的平房并坐下，在那里，福钧直截了当地阐明了他对这一计划的看法。福钧表示，自己会将这些想法写进递交给东印度公司和加尔各答政府的报告中去。他对租用当地“印度地主”（这个词翻译过来的大意为“土地管理者”，实际上是指一种小佃农）的土地供种茶之用的计划很是赞赏。尽管这一山区的土地是如此肥沃，但若不是詹姆森一心一意地促成租用计划的话，它们早就抛荒了。福钧发现，印度土著对茶叶种植方案持欣然接受的态度，这让他非常开心。“我很高兴地补充一句：当地居民并不是榆木脑袋，他们并不反对在这里的群山之中开拓茶场。”他在给詹姆森和东印度公司的信中写道。他还提到一件事：有个“印度地主”径直来找他，请求拨给他2000株茶树，这样他就可以马上开始种茶了。“当地的主管部门和头面人物必须表现得对这一计划饶有兴趣，这很重要。目前，这些土著居民尚不清楚茶叶所蕴含的经济价值。但他们就和小孩子一样好学，如果‘先生们’热衷于此道的话，那他们会自觉自愿地去种茶。用不了几年，茶农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就足以诱使当地掀起一股种茶热了。”
但福钧的观点并未获得多少人的认可，不少驻喜马拉雅山的公司职员对土地租赁计划以及一切把当地人培训为老练园丁的想法持反对态度。“很遗憾，我们本应预见到这种情况：把那些植物学的古典学名塞进那些印度籍园丁的脑子里，他们肯定会变成书呆子。还好那些印度斯坦语的学名也够解决问题了……如果这些可怜的印度园丁在用欧洲语言朗读那些植物学名的时候，连正确发音都做不到，那么他们又怎么能加以理解、应用呢？我们中某些植物学家的做法迂腐到有些不可思议的地步了。如果一个人热爱花卉的话，那么他自然会具备或者能够培养出崇尚简约、自然的品位。”一个同时代的人讥讽地写道。
不过，除了表态支持租赁“印度地主”土地这一方案外，福钧对身为主管的詹姆森在植物园的作物种植方面的某些安排提出严厉批评，特别是他对茶树的灌溉方式。他在中国的那3年中，还从未见过这种将树苗泡在大水之中的做法。他雇用的制茶师傅告诉他，只有种水稻的人才会这么做。尽管中国各个地区之间的种茶技艺有细微的差别，然而还没有一个茶农这样对待茶树，印度的季风气候所导致的强降雨再加上每年冰川融化所带来的径流足以灌饱这批山茶了。每来到一座实验性种植园，福钧都要去看看种在附近山谷之中的茶树，结果发现它们正在腐烂。福钧送来的头一批树种和树苗有一半——至少三分之一——因为错误的灌溉法而成了实验废品。
福钧在提交给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中用大字体强调了这一做法的问题所在。
我已经注意到，位于喜马拉雅山上的那块种茶宝地的土壤本来就是湿润的，但并不会积水；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是：茶树并不是水生植物，它自从被发现时起，就是一种生长于半山之中的野生作物。如要确认这一点，只需再仔细注意一下如下事实：所有尽可能少给茶树浇水的喜马拉雅山种植园里的植株长势都一片良好。
事实上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给茶树浇水对植株本身所造成的危害是最大的。倘若不加灌溉，茶树就停止生长的话，显然说明了我们所租用的那片土地并不适合种植这一作物。
福钧后一批海运而来的沃德箱运抵萨哈兰普尔植物园的时候，箱中的茶树已是长势惊人。福钧在打开玻璃箱时做了一番统计：成活的植株总数不少于12838棵，处于萌芽状态的茶种就更多了——多到不计其数的地步。在福钧看来，这些茶树长得“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就像它们从未离开过老家的土地一般。这批树种和树苗意义非凡，它们象征着福钧在中国的岁月中所获得的最高成就。它们很幸运地躲过了水平低劣的园艺师和弄巧成拙的詹姆森的摧残。
事实证明，喜马拉雅山脉的环境很适合茶叶的生长，就连那先期种下的80株茶树——福钧头一批送来的树苗中的幸存者——现在都在茁壮成长着。当詹姆森和福钧坐在一起对茶叶进行估价的时候，这批外来的珍贵作物在头一季已经长到4英寸高了，“盛开的茶花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枝头”。茶树与新家的土壤环境相处得很和谐，虽然它们并未长出大批嫩芽，但作为回报，一批优质的茶种正在形成。詹姆森汇报说：它们已经繁殖出数千个后代。
福钧现在可以理所当然地为自己的成就自豪了，同时他也默认：茶叶移植计划得以成功，詹姆森多少是立了些功的。“再怎么说，这么多植物园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一结论是毋庸置疑的。”福钧在致上级的信中写道。
与此同时，那些中国来的制茶工人住进了“漂亮的小屋和植物园”。他们被告知他们将被打散，逐一分配到不同的植物园中去。尽管这一决定令这批新雇员惊愕不已，这些人终于被迫步了他们前任的后尘。中国工人们一致请求在自己身边留个同胞，这样他们可以有个聊天的伴儿，但当地政府要求每个茶场只能安置一名职业制茶师。即便如此，福钧还是觉得东印度公司已经尽可能地给予这批中国制茶师最好的待遇了，因为“公司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让他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过得更惬意些”。
福钧动身离开喜马拉雅山的前一天早上，那群制茶师很早就起来了，洗了个澡，然后换上了他们最好的亚麻布长袍，这是他们参加庆典时的服装，平时一直存在衣箱中，只有到了诸如元旦和中秋节这种特定场合才拿出来穿。此时正是黎明时分，有个比其他人都稍微年长、岁数与福钧相仿的人被推选为那队中国人的首领，那人走上前去，送给福钧一个小礼物以表示他们对后者的感激之情。福钧并未提及这件礼物是什么，但他觉得自己不能收下。他对工人们一再致谢，对他们的美德与慷慨表示赞赏。“我告诉他们，他们的这番心意让我非常高兴。”如果在感觉上更敏锐一点，他就会意识到假如他拒绝这份礼物，那就是对全体中国工人的羞辱，而他自己也会因此颜面大损。
不过，他依旧很希望能竭尽己能来帮助这些制茶师，因而那些人请求他替自己送信回国的时候，他很爽快地接过了那袋信件——都是些致妻子、父母、孩子的短笺。他允诺会将这些信件随身带到加尔各答，然后托付给一艘开往中国的蒸汽轮船。那些人的所有要求他都会答应，因为“自他们受雇之日起，直到我离开他们在喜马拉雅山的新居为止，他们从未让我有过哪怕生一丁点儿气的理由”。
福钧怀着沉重的心情告别了那些身在印度的中国工人。“坦白地说，与他们分别让我觉得很难过。”他觉得似乎是告别了自己在中国的全部旧日足迹，把自己过去3年奋斗的回忆一并留在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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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一批茶叶作物在大吉岭上安家落户的确切日期为何时，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并未找到相应的有力证据。根据英印政府的记载，在19世纪50年代初的某个时间段或者早在1849年——福钧刚开始为东印度公司的未来而奔波的时候，第一批茶种就已经出现在大吉岭山脉了。不过，考虑到福钧首次运回的茶种和树苗几乎尽数毁于一旦，因而那批茶种是不太可能被运往大吉岭的。大吉岭所贮藏的绿茶种子很可能来自生长于广州的茶树枝头——在19世纪40年代，均由萨哈兰普尔的实验性种植园供应。不过，在大吉岭上生根发芽的首批红茶树苗则毫无疑问是从福钧那批铺着泥土、埋着茶种的沃德箱中长出来的。
加尔各答、萨哈兰普尔和大吉岭之间进行植物贸易已是司空见惯。坎贝尔的导师、前任驻尼泊尔宫廷特使布莱恩·霍顿·霍奇森在退休后搬到大吉岭的山村居住，从而留在了这片次大陆。霍奇森也是个植物狩猎发烧友、一个业余博物学家，他一直在关注遍及整片喜马拉雅山脉的英国国家工业的进展，与东印度公司的植物学家也保持着密切联系。就在福钧所采集的茶种和树苗成功运抵印度的头一年内，这两位业余博物学家很可能一直在大吉岭辛勤耕耘着，他们不辞辛劳地对新运到的茶种进行细致的分类，而后送往这一地区。即使福钧的种子没有在第一季播种，在他旅行结束时，它们一定也已经被种在大吉岭了。
坎贝尔将福钧送来的茶种播撒于一座山丘的土壤表层，一大片空地之中——如有需要还可以再扩展，一行行茶树整齐有致地排列着。在大吉岭，还有许多这一类的实验性种植作物在生长着。棉花，甚至鸦片等可能为这一地区带来经济效益的作物均在坎贝尔的关注范围内。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内，福钧带来的茶叶作物陆续运抵印度西北部边境，其中一部分与其他具备潜在经济价值的苗木一道被发往坎贝尔处。
“坎贝尔博士用了10年时间来发展尚处于原始状态的英属锡金，起初它还是一片难以穿越的丛林地带，居住在此的是一些半开化、彼此间充满敌意的部落。之前从未与欧洲人有过任何接触。现在它已经成为一片欣欣向荣的欧洲Sanatria［原文如此。——作者原注］和山地居住区、一座至关重要的国际部落集市、一个富庶的农业省份。”一篇颂词这样写道。
时至今日，大吉岭出产的红茶被誉为红茶中的香槟。由大吉岭红茶冲泡而成的饮料堪称茶中极品，它拥有最为芬芳扑鼻的花香、最为醇厚的口感，以及最为华丽的琥珀色。在拍卖会上，某些大吉岭红茶的拍卖价是可以创造世界纪录的。要想一口气买到一大堆初生的上等大吉岭红茶几乎是不可能的，它们甫一上市就被疯狂抢购。如果按中国人的说法，茶叶是大山凝结而成的精华，那么孕育出大吉岭红茶的山丘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山中之王。
只用了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印度新生的喜马拉雅茶叶产业，无论在茶叶质量，还是在茶叶产量或是价位上都超过了中国的茶叶产业。与此同时，印度作为大英帝国产业链上的一环，其重要性与日俱增——倘若它始终是英国版图的一分子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