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845年的一个秋日午后，距罗伯特·福钧以世界上最伟大的植物猎人闻名于世的日子还很遥远，而中国看起来很可能成为他的葬身之地。两周以来，他一直被禁足于一艘无精打采的、停泊于福州——一座位于闽江口的城市——附近的中国帆船上。他那一向健康的体魄已濒临崩溃。他发着高烧，把自己的床铺搬进了一艘远洋货轮的船舱内，恶臭的舱内积水和腐烂的鱼类令他头晕目眩。这艘帆船的甲板上堆满了来自乡间的木材，也堆着福钧的货物，包括行李箱那么大的玻璃箱，里面塞满了花朵、灌木、草、蔬菜、水果以及各种各样的外来植物。这些玻璃箱——以它们的发明者的名字被命名为沃登箱或沃德箱［指纳西尔·巴格肖·沃德（Nathaniel Bagshaw Ward），英国物理学家，因酷爱研究植物而发明了专门用于远洋运输植物样本的玻璃箱，即沃德箱。——译者注］，将继续与福钧一起前往伦敦——如果他能一直走到那么远的话。福钧，此时年仅33岁，一面用他的长腿将那张为矮个子中国人设计的床铺弄得摇摇晃晃，一面想象着他自己将死在这艘船的底舱里，被自己那条肮脏的床单裹着，胡乱抛出船外，葬身大海。
此时，为期三年的中国考察生涯已到尾声，他奉伦敦皇家园艺协会之命负责带队探索、采集东亚植物珍品样本。福钧的任务是弄到想象中的美味佳肴，包括种于北京御花园内的约2磅重的桃子。除了活的植物外，他还将带回一本干燥植物标本集以及出自中国顶级画师之手的纷繁复杂的图样。每采集到一份种子、植物、嫁接植物及无性繁殖样本，福钧都在促进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认知及植物学专业的发展。
他记录新植物的意义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其新奇的价值，也在于其对大英帝国的潜在效用。用机械将工业原料加工成精密产品的生产方式给19世纪的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棉花在自动纺纱机上变成了棉布，铁矿石转化为火车铁轨和蒸汽轮船外壳，黏土则变成了陶器和瓷器。中国是一片蕴含着巨大农业宝藏和潜在工业价值的处女地。
然而，躺在床上，害着热病，福钧根本无法相信他或他的植物物种能找到一条平安回到英国的路。他已知道自己正处于最凶险的时刻，尽管他已经以一名外国人的身份在中国度过了三年时光。
“真难以置信，我要去见上帝了……没有一个朋友或者同胞来合上我的眼睛，或者一路护送着我下葬。家园、朋友和祖国，那时这些对我而言似乎格外珍贵！”他后来写道。
福钧的一生是当时许多抓住帝国扩张所带来的良机进行创业的不列颠人的象征。他出身寒微。早期的农业园艺学教育是由他那“植树人”父亲——一个农场雇工——手把手教的。除了在苏格兰边境一个叫埃德龙的巴掌大的小镇教区学校上过课外，他没有接受过更高级的正规教育。他的自然历史知识并非来自牛津大学或爱丁堡大学，而是拜社会实践及职业学徒生涯所赐。他赢得了一张一流园艺学从业资格证、一张贸易学资格证，但没有一个医学学位，而这个学位是他一心想与之为伍的植物学同行们普遍感兴趣的。虽然如此，福钧依旧野心勃勃。由于19世纪许多苏格兰家庭的次子和英格兰家庭的次子一样，有些能力，但没闲差可做，所以去海外追寻个人前途就成了在僵化死板的维多利亚时代提升社会阶层的唯一途径。充分利用帝国未开发的资源以过上体面生活的机遇是无穷无尽的。
靠灵活的头脑，福钧在园艺学界的地位扶摇直上。他最初就职于爱丁堡的植物园，随后又进入崔西克的皇家园林协会。基于他在兰花栽培及温室观赏植物——来自东亚的罕见的、引人注目的植物——方面的功底，福钧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皇家园林协会派往中国进行考察的第一人选。由查理·达尔文的舅舅约翰·威基伍德于1804年建立的皇家园林协会，是所有绿色自然物种及人工培植物种的管理者，它积极召开会议为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提供一个论文展示的平台，并组织研讨相关学术领域内的最新成果。随着英国在全球的领土扩张，相关成果也在迅速增加，它的期刊详细描述着来自女王治下的帝国领地最深处的最新植物物种的分类。皇家园林协会的植物学家们忙于这项伟大工程的命名工作，即按照繁殖规律——近年在欧洲由伟大的卡尔·冯·林奈提出的体系——刻画每一个特殊物种。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对于自然界的新奇物种拥有异乎寻常的热爱，传教士、军官和商人在公海收集昆虫、化石及植物的活动已持续了数十年时间。随着广大农民离开他们的土地迁入工业化城市，农场被乡绅们圈了起来。不列颠人开始怀念一切自然形态的玩意儿，一种新型的、专门向英国家庭供应花花草草的市场随之发展起来。种类繁多的盆栽蕨草风靡全国，甚至随处可见：在瓷器上、壁纸上还有纺织品上；在富人的温室中，也在穷人的窗台上。易生长、耐移植，蕨草仿佛是粗犷田园生活的象征。
出于对更富于异国情调的战利品的追求，第六代德文郡公爵于1856年花100个几尼（英国的旧金币，值1镑1先令。——译者注）（约合今天的12000英镑）买下了一种名叫蝴蝶兰（Phalaenopsis amabilis）的菲律宾兰花的首个进口样本。这位公爵为满足自己对奇花异草的狂热迷恋近乎挥金如土。这种蝴蝶兰因其雪白的椭圆形花瓣和黄色的唇瓣而显得精致夺目，深受园林协会会员的喜爱，也为其发现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执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与西方往来，在植物狩猎地图上留下了一大片空白之地——一块曾标注着“龙的巢穴”的地方。中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然而即便中华文明已有超过5000年的历史，现实中的中央之国也早已几乎完全从世界舞台上消失了。由于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西方人开始主动将无数美妙的、惊险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幻想加在它身上。他们将未经探索的中国视为园林中的香格里拉的幻想，这满足甚至超出了英国人对园林艺术的所有渴求。
当欧洲人拥有了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权利后，他们本应发现这个国度已经被动荡不安的局势和可憎外来者的统治弄得四分五裂。来自北方大地的满族人跨过长城，建都北京，二百年来他们统治着曾属于汉人的中国，为维持汉人的效忠和征税而殚精竭虑。誓与清王朝的异族皇帝势不两立的秘密社团在南方如雨后春笋般浮现。农村地区充斥着小偷和强盗，海路则惨遭海盗蹂躏。饥荒摧残着农民的生活，就像贪官污吏和受过儒家教育的官僚阶层所做的那样，而这种情况正在向城市蔓延。
通过长期以来的商贸接触，英国人对中国国情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东印度公司已经在广州做了近两个世纪的生意了。不过中国内地的大部分仍属于未知领域。尽管如此，有两件事英国人还是明白的：有些不可思议的神奇植物为中国所独有；这些物种可能为大不列颠的未来经济带来异常丰厚的收益。
为将那些觊觎中国领土和垂涎中国资源的入侵者挡在门外，中国皇帝可谓煞费苦心。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授予英国人在福州和其他四个通商口岸经商的权利——四个被高墙包围，且先前禁止对外接触的沿海城市。尽管在中国官方的禁令约束下，白人的活动范围被限制于这些港口城市中新设立的外国租界内，然而英国人的疑心和野心越来越大。假如中国法律无法再将外国人限制在城墙以内的话，那么他们在中国的真实生活情况可能会是这样的：即使在最文明的边缘居民点，英国人也要面临异乎寻常的由潮湿气候、虫豸、寄生虫、疾病和糟糕的卫生条件所构成的恶劣环境。只要是正常人，不论生死都不愿待在中国。
1842年秋，中英两国和谈的消息传到了皇家园林协会的殿堂内，这为派遣一支考察队进入中国最深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此时，英国对植物原料的探索和开发拥有公认的优先权，罗伯特·福钧是获外交部许可在战争尾声时前往中国的第一人。
尽管福钧连一般的绅士背景都没有，他还是被选入中国考察队，他是完成这一声名卓著的协会任务的合适人选。他所拿到的年薪只有区区100磅（折合今天的5000～10000英镑），这份微薄薪水要用于维持一家子的生计，而他在整整三年的任期内没有加薪。福钧鼓起勇气试着去协商一份更好的津贴，结果被协会狠训一顿，协会提醒他：“这些钱只是你完成应尽职责的回报而已，而你最应关心的并不是这个。”协会继续提醒道：“你要的是荣誉和地位，舍此之外别无他物。”
由于福钧社会地位低微，又一文不名，协会觉得他根本没有资格享受任何福利待遇，就连诸如一支步枪、一支手枪、子弹和火药这样的小玩意儿都与他无缘。他的任务是研究、征收东方的稀有植物品种——一个不需要带着武器去完成的任务。“这可不是为了那些植物，”福钧争辩道，“而是我需要这些东西来保护我的人身安全。”他的职业植物学家朋友们对此表示支持。事实上，如果那些绅士出身的植物猎人需要枪支，就可以从他们自己特有的渠道获得。
协会成员们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如果福钧在完成任务之前死于非命的话，那么用于中国远征队的投资即使不会血本无归，至少也会损失惨重。尽管他们再度驳回了福钧的加薪请求，但还是勉强给他提供了几样武器。
事实证明，皇家园林协会选择让福钧来带领这支科考队是个明智的决定。他兢兢业业地在发回协会的报告中记录下其所发现的植物的全部细节，尽可能多地搜集新奇的中国活体植物样本并通过海路运回英国。他动手插条，完成嫁接，并保持严谨记录的习惯，而后委曲详尽地写进给世界各地植物学者的长信中。他的探索成果作为全球皇家植物交流项目的一部分，为许多国际植物学家所共享。福钧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即将结束时，他在科考界已被视为成功的典范，他装运的首批植物样本已经到达，生根发芽，并被广为赞颂。
他拥有收藏家般犀利的眼光，这对他发掘那些稀有、美丽的植物物种与它们潜在的市场价值大有帮助。他深入探索着中国境内那些自然景观，注意力一刻不停地集中在那些奇花异草上，尽管这些玩意儿对科学考察来说可能没太大的意义，但还是能在交易所里卖个好价钱。在三年多的时光里，福钧的收获有迎春花、荷包牡丹（一种形状像失恋者破碎的心、颇有几分维多利亚时代浪漫主义色彩的花）、中国蒲葵（作为殖民地的珍稀物种成为维多利亚女王32岁生日的献礼）、白紫藤、胸花栀子（中国栀子）、芫花（中国瑞香）。福钧在一名官员的花园里发现了传说中的双黄茶玫瑰（俗称福钧双黄或奥斐尔之金），它攀墙而长，足有15英尺高。有一项发现尤为特别——金橘，中国柑橘，或是通常的金橘属植物，一种小型柑橘类水果，皮可食。这一发现将令福钧流芳百世。尽管没有一样植物战利品的所有权属于福钧，但他踏上返乡旅程时还是弄到了许多别的畅销珍品、小饰品、珍稀宝石、陶器以及一些玉石。
除了谨小慎微地遵守着行业内的规章制度外，福钧还坚持用日记记录下他的辉煌事迹以及与异国人民、中国海关打交道的经历。在日记里，他提到了他的随行仆人和翻译、官员、商人、中医、艺术家、渔夫、园丁、和尚、妓女、街头小贩、妇女和孩子们。与其他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家一样，福钧于1847年回国后不久，就将这份文献以旅行见闻讲解的形式出版。《华北各省三年漫游记》（以下简称为《三年》）一书中穿插着大量在任何园艺学专著中都可能读到的地理学和植物学知识。作者在书中还带着兴奋、毫无保留地回忆起那些在通商口岸与旅居国外的英国朋友见面的场景，回忆起那些寺庙和僧侣，回忆起遇上强盗时惊险的一幕幕。
福钧于1843年的台风季节期间，从香港——英国殖民统治家族的最新成员——出发，踏上旅程。他声称这个“境况悲惨”的岛屿正遭受恶劣空气，或者说疟疾的肆意侵袭，致使岛上欧洲居民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从一个商贸之地的角度来看，我担心香港将是一个失败。”他没有太多预兆地写道。在沿着海岸向北航行，驶往最北端的贸易港口——上海——的航程中，福钧乘坐的船只遭遇了台风，险些失事。“当我看到在肆虐的暴风雨中一条体形硕大、至少有30磅重的鱼被从海里抛出，落到船楼的天窗上，又弹到空中，再重重地摔在船舱的桌子上，以及船楼的骨架在猛烈地拍打下被撕成了碎片时，一些想法成形了。”当福钧在中国大陆的山上收集植物物种时，他被扒手扒窃过，被追赶过，被盗贼们殴打过，那些人朝他脑袋上砸了一砖头。“我眩晕了几秒，靠着墙大口喘息着，然后自己清醒过来……那些恶棍们再次包围了我，夺走了我的几件物品。”他写道。
福钧也曾深入鸦片贸易窝点，并对鸦片上瘾的危险侃侃而谈。“我对这种药物的使用司空见惯，我敢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令使用者无节制地沉迷其中的。但是，我也很清楚地意识到，就像烈性酒在我国的使用一样，鸦片的滥用到了令人极为痛心的地步。”
他迫切希望弄到官员花园里的植物种子，那里通常有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标本。苏州是一座封闭的城市，为了混进那里的花园，福钧乔装打扮了一番。“我旅行时自然得身着中国式的装束；我剃了个头，戴上了华丽的假发和辫子——昔日某些中国人一定对这些发型深感自豪。完整修饰了一番后，我相信我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地道的中国人。”这套伪装成功地骗倒了城门守卫，福钧也注意到了这点，“如果悄悄告诉他们，有个英国人正站在他们中间，他们会有多么吃惊啊！”
《三年》一书还记录了福钧本人是怎样被他视为谜一样的皇家园林协会一步步接受的。最初他是带着满满的殖民主义者式的傲慢接触中国的，只把它当作一个遍布“简陋的中国式小屋、棉田和坟墓”的国家。与其他外国人一样，他将自己视为一个肩负着宣扬西式生活方式重任的布道者，对所有认为中国优秀的观点大加嘲讽挖苦。他坚信，欧洲移民应该成为中国人的效仿对象，“对我们优雅舒适的生活方式的任何窥探都有可能让‘文明的’中国人给予‘蛮夷民族’高上一到两个甚或更多档次的评价。”然而三年后，他的观点趋向温和，这是因为他如果不深入接触普通中国人的话，就不可能成功完成任务。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在他面前变得如同人脸般鲜活生动起来。
欲潜入中国，可谓障碍重重：从语言不通到与严厉的官吏打交道。由于外国人的身份，福钧在这些方面几乎离不开中国农民、船夫、苦力、向导和脚夫的帮助。他遇到了许多愿意帮他翻越国境线和克服文化差异的人——当然这都是为了钱。就这样，他和许多普通中国人打上了交道，而在这以前几乎没有西方人这样干过，这让他很希望中英两国之间能彼此理解、和睦相处。他写道：“除了我们对植物的热爱以及我们与中国人建立起的一种感情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中国人对我们的文明成就给予更高评价。”
《三年》一书在遭人批判的同时也获得了成功。伦敦的官方喉舌——《伦敦时报》——的一名评论员这样写道：“当《汤姆叔叔的小屋》就像烈性酒一样让读者重新找到了热血沸腾的感觉时，我们郑重向他们建议……‘试试福钧温和的红茶吧’。这是篇没有掺杂一丝做作的文章。它那么纯净，这几乎是个缺点。而且必须承认的是，如同中国人自己喝茶时从不加牛奶和糖一样，华丽的修饰和过多的注释对我们那位真诚的作者来说都是毫无必要的。至于味道嘛，那是无懈可击的。亲身体验一下就能感知这东西的妙处，他只要啜饮上一口，就会变得全身放松，然后会忍不住再抿一口。”
这本书被异想天开的植物学家、想入非非的殖民主义者以及那些只是单纯迷上了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的人疯狂抢购一空。福钧通过这本传统类型的维多利亚时代教育小说来分享他的经历：靠着他的机智和无数的急中生智生存下来后，这个来自苏格兰的年轻人以最不可能的方式名垂青史；回到伦敦后，他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但是，如果要写一篇引人入胜的小品文将福钧塑造为众人心目中的英雄的话，那么这个故事一定是以他害着热病，躺在一艘漂在凶险莫测的闽江上的船的舱板底下为开头。
福钧搭乘的平底船向左掉了个头，驶出了波涛汹涌的闽江口，进入中国南海。这艘小小的木船借着清晨刮起的风行驶着，它那用藤绳胡乱编织起来、活像一块席子的船帆被扯得满满的，帆与竹制桅杆之间鼓出了一大块。
舱室的门被猛地推开，气喘吁吁的船长和舵手开始用沿海方言惊恐地嚷着。
“海盗！”他们发出了警告。
甲板上呈现一片混乱的场面，船长此时已经开始把船板撬开，好把他那些值钱的玩意儿藏进去，与此同时，全体船上成员也都学着找个地方把他们那少得可怜的几个铜板藏起来，这些钱是要用来支撑艰苦的海上劳作生涯的。福钧拿出了望远镜，他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五艘毫无标记的船，飘扬着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旗帜，这些只会是海盗船。
当第一艘敌船靠上来、贴近他们的时候，海盗船上的全部船员可能多达50人，他们聚拢在舷门边，开始“像一群魔鬼一般吼叫起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直到现在，他们那可怖的吼声似乎还在我的耳中回响着，当时我正在地球的另一端。”福钧后来写道。
把目光转回己方船员身上时，他注意到他们已经乔装打扮了一番。这些人让自己看起来像一群乞丐，似乎已经在海上漂泊了40年以上。他们现在身上只挂着稀少的布片——撕得稀烂的布条和麻袋碎片。当敌人即将登船的时候，这里已经没有什么看起来值钱的东西可抢了。
海盗活动一直是困扰中国的祸害。与西方的贸易带来了不计其数的海外财富，这直接导致沿海一带成为企图将海运强行纳入政府管控下的官府与一群无法无天的海盗之间的战场。如果成为海盗团伙的一员，那么生活就是一次次狂暴的鸡奸、轮奸、酷刑折磨和自相残杀，但这同时也是游离于僵化死板的清朝社会结构之外的一种生存方式。劫持像福钧乘坐的那么小的船毫无利益可言：它能榨出的油水只有几个可以卖作奴隶的俘虏和一艘毫无价值、只能据为己有或者干脆凿沉的船——不过这样的目标倒也几乎毫无风险。海盗船在火力、人数、机动以及船只性能方面轻而易举地战胜了福钧所乘的笨拙运货帆船。
福钧一方的船员现在开始从货舱里将一篮篮石块拖出来倒空，倒出来的石块布满了甲板。在平时，这些石头是被用作压舱物的，一旦开打，它们就成了最原始的武器。然而，正如福钧记载的那样：“所有海盗船都带着枪炮，因而满满一甲板的石块几乎毫无用处。”
“把船掉个头。”一名船员急吼吼地要求。
“我们把船开回那些靠海的悬崖群里去，然后就藏在那里面。”另一个人主张。
“打！”一个船员吼道。
“走！”另一个吼道。
一个西方人一旦落入海盗之手，他的命运通常会变得十分血腥：歹徒们可能会扣住福钧以勒索赎金，并不惜用酷刑加以折磨。在胁迫之下，他将不得不写信给英国大使馆，恳求一笔数额令人无法忍受的赎金以让他获释。一个就在这种情况下被绑架的英国人质写道：“我看到一个人的脚被巨大的钉子钉住，之后他被用四根捻成一束的藤条疯狂抽打，直到他吐血；就这样被折磨了一阵后，他被带到岸边，砍成碎块。”另一人这么写道：“被直直地钉着，他的内脏被切开，心也被掏了出来，随后他们把它们泡进酒里吃掉。”
如此残忍的行为，海盗们完全下得去手，将他们处以死刑实际上一点儿也不冤。这个国家对海盗罪的刑罚是将罪犯钉在十字形架子上，用一把锋利的刀子割他们的皮肉，并把他们砍成120、72、36或24段。最轻的判决是砍成24段，一名观察者记载：
第一刀和第二刀割眉毛；第三刀和第四刀割肩膀；第五刀和第六刀割胸膛；第七刀和第八刀割每只手和手肘部之间的部位；第九刀和第十刀割每个肘部和肩膀之间的部位；第十一刀和第十二刀割两条大腿上的肌肉；第十三刀和第十四刀割两条小腿的肌肉；第十五刀刺穿心脏；第十六刀把人从头到身子劈成两半；第十七刀和第十八刀砍下双手；第十九刀和第二十刀砍下胳膊；第二十一刀和第二十二刀砍下双脚；第二十三刀和第二十四刀把腿砍下来。
所以，他聚起所剩无几的余力，强忍着高烧，尽其所能地在喧嚣混乱的甲板上维持秩序。他举起手枪，瞄准了他的舵手的脑袋。
“比起那些海盗，我的枪离你更近，”他威胁道，“如果你胆敢从舵边逃开的话，我敢发誓，我会一枪崩了你。”
当他抛出警告的时候，敌舰舷侧的大炮开火了。全体船员——除了被福钧吓得半死的舵手之外的每一个人——都躲进了船舱甲板下面。炮弹呼啸着越过了福钧的头顶，径直穿过了船帆的间隙。
这条海盗船至少比福钧的船大一半，但是由于它的炮是架在过道沿侧的固定炮位上的（船只过道与船只两侧平行），因此这艘船不得不调整它的正前方航向，转一个很大的角度以便开火。当大炮还在继续齐射的时候，福钧已经制订了计划：他在一段距离内不会还击，而且会让海盗深信可以轻而易举地靠上他的船。把他们引到近距离内，福钧的精准武器比起海盗那些笨重的加农炮和本地制造的滑膛枪或火绳枪（这些中国人没有来复枪，连手枪也没有）——这些玩意儿在开火射击的时候有相当大概率在射手的手里炸膛——就完全占了上风。
海盗们已经贴了上来，枪炮的闪光都看得清清楚楚。当他们行进到距离20码的时候，福钧抓住了机会。他顺着甲板朝船尾高处的后甲板慢慢爬去，而后猛地站起，手中的双筒来复枪开火了。
刹那间，正在开火的海盗船的所有船员大吃一惊，从舷墙后面迅速消失了。福钧的枪法很准，其中一名海盗被打伤，很可能已经毙命。这艘海盗船突然变得像一条鬼船：无人掌舵，它只能无力地在水面上打着圈。
另一边是福钧的船，正被人驾驶着，扯起了满帆。
然而，海盗们是成群结队行动的，没过多久第二艘船便又开始逼近他们，其他三艘也出现在目之所及的范围内。
披着破烂布条的船员们以及乔装打扮拜访苏州官员的园林的经历令福钧突然冒出个主意：穿上借来的衣服假扮成当地人。他还有几套用于更换的贮藏在船舱底下的西式服装。如果他把船员们打扮得和西方人一样会如何？“当时我突然想到一种可能性，我或许可以误导海盗对我们实力的估计。”他写道。中国人其实在海上和瞎子一样：当所有的英国船只都装备了单筒望远镜，有些甚至装备有双筒望远镜的时候，几乎没有中国船只装备这些。如果海盗认为这是一艘满载着欧洲代表团和军械弹药的船，那么他们继续追逐的热情可能就会大减。
福钧打扮成“最不像中国人的中国人”，衣服是和一个船员互换的，那船员现在穿着他现有的最好的西装。穿着礼服大衣、长裤、有跟鞋，这个人看起来活像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家。他命令他们操起长棍——这些家伙远远看上去像是步枪——并挥舞了几下用于升起船帆的短杆。
尽管看起来确实很像英国人，但是海盗船逼近的时候船员们还是被吓呆了。大炮开始齐射时，所有人都逃到甲板下面去了，只丢下福钧孤零零的一个人。
第二艘海盗船开始开火。越来越多的炮弹碎片四下横飞，越来越多的人吓得哆嗦发抖，越来越多的人在哭爹喊娘。但抢在盗匪装填弹药之前，福钧站了起来。
他的来复枪开火了，从船头到船尾一共两枪，然后换成左轮手枪射击，打死了海盗一方的舵手，这艘船也被风刮得歪歪斜斜了。地平线上，剩下的海盗船开始掉头。福钧手下的船员们从甲板底下涌了出来，欢呼着胜利，冲着逃跑的海盗们尖声奚落着。
“有种回来，像男子汉一样打一场啊！”他们喊着。
船员们捡起胡乱堆放在甲板上的石块，把它们丢进退却的敌人船只后面的海里。
“一个先前从没见过那些先生们的毛头小子现在也许会把他们当成击退海盗的勇士。”福钧事后评论道，“幸运的是那些海盗认为应战是划不来的。”
他写道：“现在在那些船长、舵手、水手和乘客之中，我是当今最伟大、最棒的人之一。他们竟然走过来，在我面前跪下了，就和他们对待一些长官一样。”
他的海上冒险在他的书出版之后引发了广泛关注，助其得到了经验老到中国通的名望，从他在当地居民中饱受敬仰的程度而言，没有一个手工艺人、军人或传教士能与之比肩。当福钧重返中国开始他的下一次考察时，比几朵兰花的命运重要得多的大事到了成败关头：他将改变两国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