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福钧的个人传记画上个句号，让我们想象一下在19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间段，克佑区植物园的某一天发生了些什么。
年已六旬的福钧乘船顺着泰晤士河一路往南，来到了这座植物园，朝他的植物学家朋友和同僚们表示自己的敬意——这些人中有克佑区植物园现任主管、曾与阿尔奇巴德·坎贝尔一道被锡金王公投入监狱的约瑟夫·胡克。他是引发当前科学界激烈争论的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的密友。福钧此行的气氛是欢快愉悦的，他与其他植物学家聊了聊新的科研成果，分享了关于过去窘境的回忆，他终于将自己当成了那些人中的一员。
由于福钧生性沉默寡言，且多年以来已习惯独来独往，因而在用过茶点后婉言谢绝了参加其他植物学家所举办的盛会的邀请，他踱着悠闲的步子，穿行于这座精致的植物园中。它曾被英国皇室当作娱乐场所，但现在，公正地说，它是一座孕育科学成果的温室。
福钧走进一座巨大的、宏伟壮观的温室——棕榈温室，它坐落于山上。克佑区植物园的第一任主管，现任主管的父亲，也是福钧的前任上司，威廉姆·杰克逊·胡克（William Jackson Hooker）为了容纳棕榈树——温室即以这种参天大树而命名——而设计了这座足有66英尺高的温室。这座建筑一举成为克佑区植物园的焦点。这种巨型热带植物可以一直长到与天花板一般高。这座棕榈温室利用的是沃德箱的基本工作原理，因此是全玻璃结构，它的设计原理则是取材于新型的造船工艺，温室看上去就是一具倒过来的玻璃质船壳。一些小玩意儿在棕榈树干之间时隐时现，那是帝国皇家热带科学考察项目进一步深入热带地区所获的成果：香料、水果、木材、纤维、香水、中草药，都是以前的植物猎人的战利品。
福钧开始在植物园某处徘徊，那里一定有他最喜欢的中国宝塔。宝塔于1761年奉一位王太妃之命而建，当时在英伦三岛，对所有富有异国情调的玩意儿的追求正成为一种时尚。装饰艺术中蕴含的中国元素令中国风刮遍整个英国：托马斯·齐本德尔（Thomas Chippendale，英国著名家具设计师）所设计的家具体现着中国情调，丝织品体现着中国情调，精美的瓷器体现着中国情调，用英国红砖盖起来的克佑区宝塔更体现着中国情调。福钧所看到的一切都让他想起了中国，这座宝塔尤甚。望着它，他就回想起了在中国旅行的漫长岁月，那个遥远国度的影像在10年之后依然时时萦绕在福钧的脑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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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们手中并没有关于福钧这次拜访克佑区植物园的过程或这次访问具体发生在何时的相应记录。我们所了解的福钧冒险经历的资料来自他在中国、印度和日本所出版的作品，以及那些尽职尽责、令人敬佩的无名东印度公司职员所保存的丰富记录。尽管在印度暴乱发生后，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被撤销，大批公司档案也随之被销毁，不过谢天谢地，大英图书馆还是提供了大量相关文件。然而，福钧的私人文件还是一份也没有保存下来，除了那些发给他人的信件，如致克佑区植物园主管约瑟夫·胡克的信。
在第一次中国冒险结束后，福钧回家与妻儿团聚——但时光非常短暂。在东印度公司再度发出召唤之前，他几乎没时间去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去重新熟悉自己的亲人，去关心一下孩子的健康，去给妻子的腹中留下个小生命。
福钧发现了绿茶染色剂的秘密，也改变了英国公众的口味。中国人使用化学物质绿化出口绿茶的行为在1851年世博会上被公之于众，这一事件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大不列颠的国民们现在开始想喝红茶了，而且只想喝红茶。然而，他对化学染料的发现在改变了英国公众口味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又一次——第三次——被派到中国去了，这一次东印度公司的指令很明确：把几个红茶专家弄到印度来。
福钧最后一次来华还肩负着别的使命：当他摇身一变干起毒品走私勾当的时候，他就成了一名另类间谍。当英国人策划着窃取中国的茶种和茶叶技术，并用于建立属于他们的茶叶商业帝国的时候，中国人同样在密谋着获取英国人的植物机密：他们的计划是在国内发展鸦片种植业，以与英属印度——巴特那（Patna）——鸦片种植业相抗衡。正如茶叶可以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另一侧找到自己的第二个家园一样，罂粟——提炼鸦片的美丽花朵——同样也可以被移植到中国那些郁郁葱葱、连绵起伏的山丘上。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许多年里，尽管英国已经赢得了在华从事鸦片贸易的权利，然而中国国内出产的鸦片却一直在挤压进口鸦片的贸易生存空间。中国人绞尽脑汁来压低本土鸦片的价格以在市场上立足。东印度公司，这家濒临灭亡的跨国公司还想做最后的挣扎，它害怕中国本土制造的鸦片总有一天会将它的生意彻底排挤出这片利润丰厚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这样一位闻名遐迩的园艺学家会来华从事地下间谍活动，还有什么办法比扩大福钧的职责范围，让他替东印度公司尽可能多地获取中国新兴鸦片种植业的相关信息更简单？
福钧在这一风险十足的任务结束后，回来向东印度公司汇报。他最终还是得到了极具价值的战利品：
两株干燥的罂粟标本，这是制作中国鸦片的原材料。
一把当地人用于采集罂粟种子的鸦片刀。
一个包着一些罂粟种子的纸包。
“我送来的这些种子和样本将是通往事实真相的途径……彼此间（印度罂粟和中国罂粟品种之间）的差异何在，以及这些差异是否说明印度和中国鸦片彼此在质量上也存在着差异。”福钧在给东印度公司的信中写道。在印度的植物学家立刻对这两种罂粟之间存在的具体不同之处进行了研究。但在福钧那些广受欢迎、学术性很浓的出版作品中，丝毫没有提及他在中国从事鸦片调研的经历。
当印度土兵暴动彻底终结了东印度公司后，福钧又为自己找了个临时雇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直到那时，他声名尚可，而他的成就已被广为传颂。他是印度茶叶种植业之父，美国政府希望能从这座潜在的金矿中分一杯羹。自波士顿倾茶事件（当时英国王室对北美殖民地课以重税，一群爱国者为表抗议，化装成莫霍克印第安人，将东印度公司商船上装载的所有茶叶都扔进了波士顿港口的大海里）发生后，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喝咖啡才是美国人的特有习俗。然而事实上，在近一个世纪之后，美国政府制订了一个与茶叶有关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人们认为，美国南部的农业地区可以令美国成为利润十足的世界茶叶经济市场中的一个有力竞争者。福钧被要求对茶叶种植业能否在美国南部多山而潮湿的阿巴拉契亚地区各州（Appalachian states）、南北卡罗来纳州（the Carolinas）或弗吉尼亚州（Virginia）蓬勃发展做出评估。南部的劳动力依旧廉价。
1857年，美国专利局雇用了福钧，让他携带茶种前往美国，薪酬是固定的1年500磅，且所有开销都可以报销。沉浸在工业化狂热情绪中的专利局深信美国工程师可以利用蒸汽动力实现茶叶生产流程的自动化。
1858年3月，福钧再度乘船前往中国，8月份抵达中国内地。到了12月份，他已经为他的美国雇主采集到两沃德箱的茶种和茶树。经过多年的反复摸索，他已经是一名茶叶狩猎高手了。
那两箱茶种和茶树甫一运抵华盛顿，美国专利局的专员就蛮横无理地解雇了福钧，大概他坚信美国园艺师完全有能力照顾好当时已经长得枝繁叶茂的茶树苗。毫无疑问的是，茶树在专利局的植物园里长势喜人。到了1859年，利用福钧送来的树种和树苗已培育出大约30000株根须发育良好的植株，可分种于南部的各个种植园。到了1860年，四处播撒茶种、种植茶树已经成为专利局农业部门的一项重大任务。
当内战于1861年爆发的时候，新成立的美国农业局与南部地区的所有通信都中断了，这其中就包括那些进行茶叶种植试验的地区。等到战争结束，由于黑奴这一廉价劳动力来源已不复存在，美国茶叶这下再也无法与管理成本低廉的亚洲茶叶竞争了：在美国，采摘1磅茶叶的费用是中国同等情况下的6倍。尽管美国人再度数次尝试创建本国的茶叶产业，但这一计划还是胎死腹中了。在美国内战期间，福钧多次试图要求专利局偿还他为采集茶种和茶树所支付的费用，但这一愿望似乎从未实现过。
1862年，福钧最后一次动身前往远东，去了中国和日本，这是他唯一一次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出行，这次他受雇于几家苗圃商行，路费也由它们支付。这一次，福钧终于可以在发现物及其所带来的全部利润中为自己分一杯羹了。日本过去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它所处纬度与英国接近，植物猎人在那里获得的战利品被认为可以很好地适应英国的气候环境。福钧在这个国家的探索所得令其获利丰厚。福钧收集来的植物为全英国的狂热植物收藏家所欣然接受。因而在生前的最后几年，福钧已经是一个大富翁了。此外，由于他在亚洲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与形形色色的官吏和农民、佃农和诗人都打过交道，福钧已经练就了一双善于鉴赏东方艺术品和装饰品的慧眼，这些玩意儿依旧为西方的贵族和商人阶层视若珍宝。当福钧于1880年去世时，他的遗产价值超过4万英镑（至少相当于今天的5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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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福钧结束了自己的中国之旅后，他将一种与众不同的植物群落介绍给了全世界。这一植物群是他在东方“发现的”，由数百种植物组成，其中有荷包牡丹（the bleeding heart）、迎春花（winter jasmine）、白紫藤（the white wisteria）、12种杜鹃花和菊花（the chrysanthemum）。他修正了林奈对茶叶的错误分类，证明绿茶和红茶是同一种类的茶叶，他揭露了中国人对绿茶进行染色的秘密，从而改善了英国人的健康状况。福钧利用沃德箱运输茶种的相关实验使得许多植物，包括英格兰的参天巨树——高耸的橡树和栗树——的移植变为可能。在他对沃德箱的运输方式进行改进之前，许多植物样本根本无法被移植到殖民地，因为橡子和栗子的情况与茶种极为相似，根本不适宜长途运输。他的贡献为整个农业经济“移民”新家园，进而打开新市场创造了可能。
然而，福钧亲手打造的植物狩猎很快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当苏伊士运河开凿完毕时，中英两国之间的航时立刻被缩短到1个月多一点，往返欧亚的船只再也不用绕道非洲之角了，也就再也不用忍受变化无常的气温的折磨了，对商船上装载的植物标本所构成的威胁也随之降到最低。电报可以通过电缆从世界的这一头迅速传到另一头，这种情况下，诸如福钧在中国时那种即兴式的自吹自擂行为，随着信息传播的便捷化和广泛化也渐渐绝迹了。
看上去，福钧似乎把地球上所有壮丽的自然风景的组成元素——植物——都彻底加以编目、统计。但现在以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基础的新著作已然问世。博物学不再只是一门将各种植物简单地加以分类的学科，而是一门积极发掘植物物种如何通过物竞天择原则而自我进化出适应环境的形态的学科。
罗伯特·福钧式的人物从此成为历史：东印度公司不复存在了，亟须植物学家开展植物狩猎活动的公共结构也随之不复存在。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家巨型垄断企业愿意花钱进行这种大型植物研究计划，并将之发展到东印度公司那样的规模。福钧年轻时以自己的方式为宏大的历史舞台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演出。在他活着的时候，大不列颠帝国的繁荣富强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他把英伦大地变得更加葱翠宜人。不计其数的珍贵树苗经福钧之手，在遥远的中国大地上被精心打包、照管，而后在克佑区植物园，在庄严的宝塔旁安家落户。
当福钧已是白发苍苍时，印度出产的茶叶已经全面压倒了中国产品，中国茶叶在西方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福钧的偷窃行为在继续造福着世界：茶叶将出现在锡兰，出现在肯尼亚，出现在土耳其，这些茶叶的质量会被认为是良好甚至优秀的。福钧从中国成功盗走茶种及其相关技术，制造了迄今为世人所知的最大一起盗窃受保护的商业机密的事件。时至今日，福钧的做法仍被定义成商业间谍活动，在人们看来，他的行为的性质就跟偷走了可口可乐的配方一样。如今，许多国际公约都对在他国进行开发、考察行为加以约束，保护着那些国家级的商业财富。
今天，人们只会用审慎的态度应对地域性植物大规模全球化的浪潮。我们现在知道：当一个物种被带到一个新的栖息地，而这片栖息地上又没有它的天敌或竞争对手的话，那么这个物种就会过度繁殖，导致当地的生态环境体系遭到毁灭性破坏。最后，整个岛屿都会为这类“植物拓荒者”所占领，而这种事正是福钧和他的同辈人经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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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福钧于1880年去世。由于妻子简在丈夫死后就将他的信件和私人物品全部焚毁，因而几乎无人知道福钧一生中的最后几年时光是如何度过的。
致谢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代理人乔伊·图特拉（Joy Tutela），她对本文的润色和指导促使我将一个园艺师的故事扩展为一本描述他的世界的读物。乔伊为我做了很多事情，她教导我，曾异常温和地提醒了我，让我从骄傲自满中清醒过来。她和她的同事大卫·布莱克（David Black）、苏珊·莱霍费尔（Susan Raihofer）、丽·安·埃利塞奥（Leigh Ann Eliseo）、加里·莫里斯（Gary Morris）、乔纳森·威尔伯（Johnathan Wilber）、卡斯彭·丹尼斯（Caspian Dennis），还有艾伯纳·斯坦因（Abner Stein），他们都是些高尚、亲切的人。而且，我敢肯定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代理商。
最衷心的感谢则属于我的编辑，《和记电讯》（Hutchison ）的保罗·西德尼（Paul Sidey），他对研究罗伯特·福钧这个人所倾注的热情经常让我也自叹不如。最衷心的感谢还属于詹姆斯·南丁格尔（James Nightingale）、劳拉·梅尔（Laura Mell）和艾玛·米切尔（Emma Mitchell）。感谢维京团队的全体成员：里克·科特（Rick Kot）、霍里·沃特森（Holly Watson）、劳拉·迪斯代尔（Laura Tisdel）、梅根·法隆（Meghan Fallon）、凯特·格里格斯（Kate Griggs）、南希·雷斯尼克（Nancy Resnick）、杰瑞·巴克利（Jerry Buckley）、玛格丽特·帕耶特（Margaret Payette）以及保罗·巴克利（Paul Buckley）。
感谢上苍，赐予我这些值得交往的朋友：
傅伟东是我可敬的老师、翻译和旅伴，我十分想念他。我只能寄望此书成为我们曾结伴同游的最佳纪念品。
斯科特·安德森（Scott Anderson）在一个异常阴暗的冬天给我带来了罗伯特·福钧，他以无尽的耐心和大度化解了我的怒气。他将原文的每个单词都翻来覆去读了许多遍，而后平静地告诉我如何写得更好些。没有他，我根本成不了一个作家。莫（Moe）、唐娜（Donna）和凯莉·安德森（Kelly Anderson）的教导让我爱上了园艺艺术。在本书问世前，唐娜不幸去世，我再也无法报答她在园艺学上给我带来的欢乐和技艺了。每当吃西红柿时，我就不禁想起她。
金·宾斯特德（Kim Binsted）是我的玩伴。我曾在中国生活过，这完全是她搞的鬼。每年冬天我去夏威夷的时候，她都会迎接我的到来，不管我的处境有多么落魄。我会死缠着她，直到天涯海角，即便是火星也一样。
乔尔·丹夫纳（Joel Derfner）是所有在世的朋友中最有才的。一个女孩子在写作、出版这条荆棘丛生的漫漫长路上是找不到比他更迷人、更有趣的旅伴的。
我的第一批读者，瑞切尔·埃尔金（Rachel Elkin Lebwohl）、维克塔·威什娜（Victor Wishna）、索罗·奥斯特里茨（Saul Austerlitz）和乔尔·丹夫纳——他们不但为我做了第一流的编辑工作，还给了我漫漫三年来的第一批喝彩。
梅根·冯·贝伦（Megan Von Behren）是我的私人系谱顾问，而丹尼尔·冯·贝伦（Daniel Von Behren）是我的啦啦队长——我很乐意当他们的老婆。
本书大部分章节的调查研究及写作工作都是在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完成的。笔者在此对在那些景色迷人之地给我提供了住处和友谊的人表示感谢。伦敦的朱里安·兰德（Julian Land）、米里亚姆·纳巴罗（Miriam Nabarro）和科科·坎贝尔（Coco Campbell）；托斯卡的亨利（Henry）、托利（Tory）、伊丽莎白（Elizabeth）和乔·阿施（Joe Asch）；缅因州的马尔克（Marc）、劳伦（Lauren）、大卫（David）和迪莉娅·莱廷（Laitin）；德里的佳纳克伊·巴哈杜尔（Janaki Bahadur）和克里斯多夫·克莱默（Christopher Kremmer）。
其他“萨拉世界”的朋友们也应当得到一个吻和一份烘烤食品以表谢意：总是请我喝酒的“豪侠七勇士”——克伦·贝克（Karen Bekker）、凯瑟琳·克拉克（Catharine Clark）、塔米·赫普斯（Tammy Hepps）、查理·帕拉代斯（Charlie Paradise）、阿迪娜·罗森塔尔（Adina Rosenthal）和夏娜·西斯克（Shana Sisk）。我有幸得到这些优秀老师的指点：达琳·麦坎贝尔（Darlene McCampbell）、厄尔·贝尔（Earl Bell）、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以及艾伦·里克曼（Alan Richman）。如果没有玛丽亚（Maria）、塞尔吉奥（Sergio）、皮埃尔伯特·德尼加罗（Pierralberto Deganello）、蒂诺·帕拉西奥（Tino Palacio）、明迪·格雷厄姆（Mindy Graham）、罗茜·汉弗莱（Rosie Humphrey）和伯特·弗里德曼（Burt Friedman）在的话，芝加哥就是座永远没有温暖的城市。夏威夷的阳光倒是很暖和，然而如果没有詹妮弗·贝克（Jennifer Baker）、杰森·“大红色”·杰斯蒂斯（Jason “Big Red” Jestice）和沃尔特·埃尔克斯在的话，那也一点乐趣都没有。当我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查尔斯·考克斯（Charles Coxe）就交给我一些工作。莱拉（Laila）、塔莉娅（Talia）和米娅·维西德（Mia Veissid）以及她们的父母，马可（Marco）和菲丽丝（Phyllis），负责枯燥乏味的修订工作，现在仍在继续。
特别鸣谢名单还有巴尼·罗斯（Barney Rose）、克莱尔·霍林沃思（Clare Hollingworth）、贝琪（Betsy）、杰夫·加菲尔德（Jeff Garfield）、埃文·科诺各（Evan Cornog）、劳伦·麦克莱斯特（Lauren McCollester）、斯蒂芬妮·乔丹（Stephanie Jordan）、亚当·布朗（Adam Brown）、夏嘉曦·因格贝尔（Shai Ingber）、伊丽莎白·汉密尔顿（Elizabeth Hamilton）、杰森·贝思（Beth）、芭芭拉（Barbara），还有比尔·迈尔斯（Bill Myers）、理查德·布莱德利（Richard Bradley）、伊莱恩·兰德（Elaine Land）、安妮塔·福尔（Anita Fore）和作家协会（the Author’s Guild），以及已故的格拉迪斯·肯纳（Gladys Kenner），他生前总是说中国不是一个年轻女士该去的地方。
茶叶和我是在同一天过生日的：每年庆祝第一轮采茶活动的日子是农历三月初三，所对应的阳历时间应为4月3日（或是前后几天吧）。如果让我表述一下对这份快乐的、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感想的话，那么我觉得我能享受这份权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的父母——海伦·科恩·罗斯（Helen Cohen Rose）和杰拉尔德·罗斯（Gerald Rose），没有他们，这本书（还有我）永远不可能来到这个世界。
后记
由于此书是一本通俗历史著作，而不是一项学术性工程，我也就没有使用脚注，并且试着不在正文部分提及参考资料来源。不过此书也不是一本小说，所以也不是完全没有引用过信件、回忆录、报纸或者与福钧同一时代人物提供的资料。
罗伯特·福钧的四本回忆录、他致东印度公司的那些信件，以及大英图书馆馆藏的其他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是笔者的重要参考资料。笔者总共查阅了超过500份著作和档案。每一个极具深度的主题——福钧、东印度公司、中国以及植物学专业——都是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去研究的课题，而且都超出了笔者的认知范围。
威廉姆·H.尤科斯（William H.Ukers）有一本以茶叶为主题的著作，内容非常详尽，书名恰如其分：《茶叶大百科》（茶与咖啡贸易期刊公司，1935）。有几本通俗历史著作在故事性方面更强，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詹姆斯·莫里斯·斯科特（James Maurice Scott）所写的文笔生动的《伟大的茶叶投机》（达顿，1965）。
令笔者惊叹不已的是，研究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的博物学者和植物学家的世界，竟然有那么多的乐趣，我简直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来表达对那些首次探索这一领域的学者的赞美之情：大卫·E.艾伦（David E.Allen），著有《英国的博物学者：一门社会学的历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著有《热带地区及旅游热点：印度、风景及科学，1800～1856》（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6）；范发迪（Fa-ti Fan），著有《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西德尼·W.明茨（Sidney W.Mintz）的巨著《甜味与力量：产糖之地的现代史》（企鹅图书，1986）；多纳尔·麦克拉肯（Donal McCracken），著有《园林帝国》（莱斯特大学出版社，1997）；亨利·霍布豪斯（Henry Hobhouse），著有《变革的种子》（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86），以及桑德拉·纳普（Sandra Knapp）的《植物大发现：一个植物学家的植物探秘之旅》（萤火虫图书，2003），上述所有著作都是相关领域的巨大财富。笔者在此对《药剂师的植物园》（萨顿，2000）一书的作者苏·明特（Sue Minter）以及切尔西药用植物园及其出版的所有小册子致以由衷的谢意——他们是伦敦最灿烂的瑰宝。
任何研究中国的学者都可能要依赖若干大师的指导，我的清史知识就来自下列几位：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徐中约（Immanuel C.Y.Hsu）、菲利普·库恩（Philip Kuhn）以及弗雷德里克·魏斐德（Fredric Wakeman），他们的著作气势宏伟、才华横溢，令人惊叹不已，笔者都如饥似渴地加以阅读。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太平天国史的话，笔者推荐史景迁的《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 ）（W.W.诺顿，1996）。如果想了解鸦片战争部分的话，郑扬文（Zheng Yangwen）的《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从15～20世纪的鸦片消费史》（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是很出色的相关作品。若读者对中国农村生活形态有兴趣的话，南希·贝林（Nancy Berliner）和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合著的《荫余堂：中国家庭的房屋和日常生活》（塔托出版社，2003）是翔实的参考资料。
关于东印度公司的历史著作缺乏本应该有的说服力，这令我非常担心。没有一份文本恰如其分地展现东印度公司在组织结构上的宏大或复杂性，这让身为这段历史研究者的笔者觉得不满意。尽管如此，我还是参考了几份较为严谨的作品，这其中有彼得·沃德·费伊（Peter Ward Fay）的《鸦片战争》（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5）、尼克·罗宾斯（Nick Robbins）的《改变世界的企业》（普卢托出版社，2006）、约翰·凯伊（John Keay）的《可敬的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史》（哈珀柯林斯，1993）、帕特里克·塔克（Patrick Tuck）的《东印度公司》（劳特利奇书局，1998年重印版）、H.A.安特罗伯斯（H.A.Antrobus）的《阿萨姆公司史，1839～1953》（T.和A.康斯特布尔于1957年自费出版），还有大卫·麦克雷戈（David Macgregor）著的《茶叶快船：一份中国茶叶贸易记录和1849～1869年某些用于茶叶运输的英国帆船》（P.马歇尔，1952）。
在研究福钧、中国、东印度公司和茶叶这几个主题的过程中，几个茶叶专家如卢顺勇先生（Mr.Lu Shun Yong）及其合伙人王先生和史先生，还有阿兰·斯托克斯（Alan Stokes）和迈克尔·哈尼（Michael Harney）都给了些有用的意见，令笔者受益良多。要感谢的还有汉学家卡西·仪（Carsey Yee）、黄明珍（Jan Wong）、海耶斯·摩尔（Hayes Moore）、苏珊·蒂兰（Susan Thurin）和无人可及的理查德·莫雷尔（Richard Morel），以及大英图书馆亚洲馆的全体员工和整个芝加哥图书馆系统——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图书馆。
北京过去被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称为“Peking”。1949年后，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在规定北京市市名时用正式的汉语拼音“Beijing”代替了英国化的“Peking”，但并未被广泛应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在官方文件中使用“Beijing”一词。我初次见到的很多老中国通在香港交接期间，提到中国首都的时候仍称之为“Peking”。这个称呼残留的殖民主义色彩正是我着力要在全书中保留的，无论它有多么不合时宜。
福钧经常赶在别人前头或赶在其他西方人前头进入中国农村地区，他在著作中所提及的中国地名和事物名并不总是很清晰。这是他来华的时候，中文译成英文尚无统一标准之故。遇到这种情况，笔者就尽量在句子中加入拼音。唉，可汉语并不是我的母语，所以在这方面只能全靠我的汉语翻译了。当然，由此导致的所有错误均由笔者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