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印度大楼坐落于伦敦金融城中心的利德贺街的一块声名远扬之地。爱奥尼亚式的支柱撑起了这栋建筑气势宏伟的正面，象征着全球商务的雕刻装饰着三角形的门楣空间；在顶角部分，一具象征着欧罗巴的人像骑坐在一匹马上，一具象征着亚洲的人像则跨坐在一匹骆驼上，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骑士为身着衣袂飘飘的罗马服饰的乔治国王。这位患有精神病的国王的著名事迹，包括丢掉了美国13块利润丰厚的殖民地的统治权，为保卫国际贸易权而拔剑乱挥一气。尽管这栋建筑的山墙是朝北的，然而每个从忙碌喧嚣的东印度公司办公室下面走过的人，都面朝东方——这座庄严公司的利益中心。
笼罩在一片喧嚣嘈杂之中的贸易公司的日常活动，包括重新抄写各类信件，开会讨论利润、额外收益和特权的分配，而这样的会议通常要从晨曦初露一直持续到日落西山。在与会人员享用早餐的时候，一个来自印度的木箱被送到了这里。把它运进来需先穿过用肖像画、雕像和纪念品装潢的富丽堂皇的走廊，之后经过一间巨大的图书馆和一座摆满各种模型、硬币、勋章、化石、鸟类标本、雕塑、浮雕的博物馆。箱子是搬运工从造船厂挑来的，它经过一只内嵌发条装置的猛虎，当发条上紧的时候，这只虎会“吃掉”一个木制的英国士兵——这玩意儿原本是一位印度苏丹的财产，所有权截至他败在东印度公司手下之时。
这个体积庞大却很轻的箱子是寄给一个年轻职员的。这个年轻人一撬开镀锡的箱盖，里面立时释放出一股草本植物的芬芳香气。他开始为箱中所盛物——茶叶——专门准备了几个小包裹。利用面前摆放的一架天平和一排按规则排列的黄铜秤砣，他将箱子里的茶叶等量分为数份，并小心翼翼地将每份植物装入一个浸蜡的帆布包内。他准备将这几包散装茶叶寄给伦敦最好的茶叶批发商。
分装茶叶并不在这个职员的日常任务范围内，他的日常任务和任何一名秘书一样：撰写一式三份的文件、信件、从东方寄到公司办公室的货物的提货单。作为一个干着一份既不用纳税也毫无吸引人之处的工作，领着一年300磅的体面薪水的人，分发几袋茶叶这件事仍是他终身职业生涯中干过的最重要的差事。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小职员正在分发的茶叶能否给那些身份高贵的接受者带来良好印象，对他的雇主的生计好坏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个小职员的雇用方的正式名称是英国商人对东印度贸易联合公司——尽管有时被简称为“约翰公司”或“可敬的公司”。它是一家历经三百年光荣岁月的全球性股份制企业，大部分盈利的年头都在与东方做生意。这些年它在全世界的许多地方开拓殖民地。在此过程中，它一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跨国公司。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称其为“宇宙巨无霸商业协会”。
当伊丽莎白女王于1600年向东印度公司颁发皇家特许状时，她将东印度的全部贸易权——这份授权正如公众期望的那般充分和宝贵——授予东印度公司。在它存在的头一个世纪，它从东方购入大批香料和纺织品，并在伦敦出售。为了筹集远征东方的资金，东印度公司开始出售股份，股东可以从公司利润中抽取红利。这一经营手段为英国带来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令公司日益繁荣昌盛。
利润和机遇在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与东方的贸易正在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约翰公司变成了许多与其贸易的岛屿的事实上的统治者：它有权占有土地，铸造货币，统领军队，签订协议，发动战争或议和，甚至发展它自己独有的法律及征税体系。它已经可以和许多帝国或小邦平起平坐，实际上已发展为世界经济中一个全新的实体。
东印度公司成就了皮特家族（the Pitt family）的巨额财富，成就了威灵顿公爵（the Duke of Wellington）在军事上的赫赫威名，促成了黑斯廷斯帝国（the empire of Hastings）的诞生。公司的一位董事伊莱修·耶鲁（Elihu Yale）出资赞助了一所颇有名望的大学。位于伦敦利德贺街像俱乐部一样的办公室拥有诸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查尔斯·兰姆这样思维敏捷、精明强干的雇员。伦敦总部下属职员有近350人，堪称英国最大独立私营企业。东印度公司拥有的雇佣军规模堪比君王，而其所需的与军事相关的就业岗位却是君王所需的两倍；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的文职人员数量还在以50%的速度增长着。东印度公司将这种绅士般的资本主义推广到英国其他没有产业的有闲阶级，这些人主要来自英国南部，受过公学教育。“英国一些最漂亮的、血淋淋的功绩是在印度干下的。”一位公司成员如此评论道。
从由伦敦的董事会主持事务这一点来看，东印度公司组织制度的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股份制企业类似。在以前，生意上的事同样由那些公司经营者说了算，但东印度公司股东并未干涉公司的日常事务。职业经理人这一行业已经在英国出现，并成为成功中产阶级的象征之一。东印度公司在国际上的庞大野心，促使它不得不建立起相应的庞大复杂的内部结构，进而发展出精密复杂的国际金融业务和包括货物追踪、服务追踪及越洋债务追踪在内的存货系统。经理有权使用一切可以用得上的技术和信息——从电报、信件到直觉判断——同时处理几个市场的海量业务。
与今日的国际商贸一样，东印度公司为保持业内领头羊的地位而竭尽全力。公司上下普遍坚信在茶叶这种日用品上投资可以令己方的巨无霸地位无可撼动。17世纪60年代，葡萄牙布拉甘扎王朝的凯瑟琳公主（Portuguese princess Catherine of Braganza）与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成婚，茶叶作为其嫁妆的一部分，从此流入英国。茶叶拥有一系列优点：重量轻、易包装，即使经过无法预测的长时间海上颠簸，其品质也不会变坏，因而被证明是东印度巨型商船所运载的完美商品。作为外来奢侈品，茶叶迅速在气候寒冷干燥的英国成为上流社会阶层用于展现自身气质、品位的理想载体。打这之后，它迅速渗透到下层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中。因而到了18世纪中叶，茶叶一跃成为最受欢迎的饮品，风靡全英，其销量甚至超过了啤酒。
以前茶叶只不过是“可敬的公司”贸易清单上的又一项日用商品而已，而它现在已经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饮茶是作为英国人的象征。妻子们把茶摆在早餐餐桌上，而帝国的银行家们则懂得是茶叶在维持着远东贸易的运转。对于政府而言，茶叶贸易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利益中心、数十亿英镑的产业，财政部的税收收入估算显示：茶叶贸易的利润在英国经济总量中已占到10%的份额。东印度公司则在每个通过航运运往英国的箱子上盖上印花税的印记。
天有不测风云，国会于19世纪通过一系列议案，撤销了东印度公司对亚洲的贸易特权，它的优势性地位从此岌岌可危。起初，皇家特许状令公司在与东方贸易上一时处于完全垄断的地位，而当时没人能理解这一授权意味着什么。垄断，按定义解释，是对竞争和革新的粉碎性压制。不仅竞争对手坚决反对在对外贸易领域设置如此之高的壁垒，也要注意到的是当时英国的民粹主义在不断壮大，已经蔓延到了帝国的商业业务领域：既然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已拥有政治选举权，那为什么不能让每家英国贸易公司在对远东贸易上享有同等的权利呢？1813年，英国国会终于终结了东印度公司在对印贸易上的垄断权。尽管这个事实上的统治者对这片次大陆的统治就此终止，但其他的股份制公司被批准进入印度，在印度港口将一箱箱印度特产装运上船；尽管东印度公司的权利受到很大限制，但它在印度所搜刮到的税收收入仍相当于英国全部税收收入的半数，可以说它依旧财大气粗，它仍掌握着最有利可图的对华贸易垄断权。
中国曾一度是东印度公司的净利润之源。公司在中国全力进行市场运作，一箱箱的茶叶、生丝、瓷器从广州运出，登上东印度公司的巨型商船，然后变成一笔笔实实在在的财富。其中茶叶的盈利实在高得出奇，在19世纪之交，茶叶贸易所创造的利润已经相当于其他中国商品的利润总和。然而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自由贸易主义提倡者始终坚决反对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上的垄断。1834年，国会提出的法案终于剥夺了对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长期许可。随着自由贸易主义和重商主义思想在英国的蓬勃发展，要在对华贸易上分一杯羹的那些人之间注定将爆发激烈的竞争、冲突。规模更小的新型公司的商船将很快停泊于广州口岸，卸下成箱的鸦片，装上成箱的茶叶后运往英国，并且它们拥有的更为快捷的船只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往返于两大洲之间。与之相比，东印度公司的三桅巨型商船看起来既老旧又臃肿，爬起来慢吞吞的，倒像是公司目前状况的绝佳写照。看来东印度公司雄踞无可匹敌的商界霸主地位的日子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
这下连最后的贸易垄断也丢了，东印度公司旋即要面对一系列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问题现在成了它最为头痛的所在。大英帝国光顾着认为它对茶叶是完全了解了，丝毫没有意识到茶叶一直是中华帝国负责生产的。中国人采摘茶叶、烘焙、混合后，再以一个包含利润的价格卖给英国。中国利用对这种饮品的完全控制，统治了英国人的品位达两个世纪之久。然而，由这一重要产品而产生的对别国的严重依赖是对大英帝国经济自给自足感的严重打击。尤其令人恼怒的是，这个国家通常利用这种依赖，对英国持着粗鲁无礼而不合作的态度，随心所欲地对茶叶次品大肆抬价。
对于东印度公司而言，长期以来，任何国家——更何况是“落后的东方诸国”中的一员——胆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无视一个拥有震慑全世界的强大海军的国家所发出的贸易倡议，是完全不合理的。然而，奉行闭关锁国主义的中国还是成功地与大不列颠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即使英国的进口量已占到全国茶叶产量的五分之一。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如何令销量增长到这个地步的？这对西方人来说仍是个谜。甚至连茶叶的那些名称都如同谜一样难以理解：雀舌、龙井、玉女峰、镜岩、海龟石、三僧岩。这些是绿茶还是红茶？人们将茶叶归类上市销售的时候如何对它们进行相应分类描述？东印度公司要如何才能保证每年买到的茶叶品质不变呢？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愈发厌倦与那些贪得无厌的中间人打交道，也早已不愿在茶叶销售利润上被那些可恶的中国人分走哪怕一小杯羹。
小小的茶叶就这样成了地球上依旧敢于与大英帝国叫板的一个大国的象征。
如果说茶叶贸易这一上天对东印度公司最慷慨的恩赐造就了它的辉煌时代的话，那么到了19世纪中期公司已经摇摇欲坠。它的茶叶生意开始逐渐衰落，与此同时，它正在为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丝希望而垂死挣扎着。在印度，东印度公司制造了一幕幕人间惨剧。超过一千万人因饥荒而丧生，而两国之间的战争又导致了严重的人员伤亡，此外还有腐化堕落、扩张主义、毒品贩卖以及种族清洗。对这片次大陆的统治也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投资生意。为了保证其领土安全，东印度公司悍然在战略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在阿富汗和旁遮普发起军事行动，新殖民地本应为英国制造的商品打开新的市场，然而亚洲农民却对英国毛织品几乎毫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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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的那名公司职员努力令自己双手不颤抖，借助从东印度大楼的窗户栅栏间透进来的昏暗光线，他仔细打量着那箱印度茶叶。这是喜马拉雅山茶，这种茶叶以前在英国从未见过。这是按照哈丁子爵的订单从加尔各答送来的，作为拯救东印度公司计划的一部分。
哈丁曾追随纳尔逊勋爵和威灵顿公爵与拿破仑作战。他在利尼战役中失去了一只手，因而错过了仅两天后的滑铁卢战役。这位子爵深得威灵顿的赏识，以至于拿破仑的佩剑被公爵当作一件无足轻重的礼物送给了他。哈丁从军队退役后投身政界，在国会当了一名议员，之后他以战争部长一职跻身辉格党和保守党政府内阁。要当个掌舵人的话，他还有一只可用的手——虽然他只有这一只手了——这样一位值得信赖的军人从1844年到1848年以总督的身份担任印度大局的掌舵人，东印度公司觉得自己是撞了大运。当他建议这些印度茶叶应该送给伦敦的品茶人和混茶人（英国人喝的红茶是由人工按一定比例混合的。——译者注）——这行的世界最佳从业者时，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想都没想就表示由衷地赞同。
喜马拉雅山茶并非印度本土出产的第一种茶叶。东印度公司在那里进行茶叶种植已有十年历史，他们在阿萨姆省推广印度原产茶叶的种植。早在1815年，东印度公司医疗队的外科医生已经最先在阿萨姆省发现了印度茶叶，然而，1831年之前它都未被正式承认为印度原产茶。印度茶叶在其邻近缅甸的低洼本土长势良好，那里的土著人习惯把它嚼着吃而不是用来当饮料喝。在随后的几年里，东印度公司将数百万资金投入原产茶叶的种植实验之中，看看它能否在印度的植物园中生长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这个计划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东印度公司发现它能长出一种类似于中国茶叶叶片的叶子。公司也可以训练当地人采茶和制茶。然而东印度公司怎么也无法让阿萨姆红茶具备上佳的口感，或者至少在这点上无法与世界上最佳茶叶——中国茶相匹敌。对于饥渴的英国市场而言，中国茶是唯一的渴求。
阿萨姆红茶闻起来有股浓烈的刺激性气味，尝起来则有股辛辣的烟味。时至今日，拍卖会上的上等茶叶佳品中也鲜见阿萨姆奶茶的身影。只有那些追求阿萨姆红茶在冲泡时所分泌的浓郁气息和一股麦芽香的人才会欣赏这种茶叶。它的长势也不是特别理想，每英亩的产量所得收益少得可怜。今如往昔，阿萨姆红茶仍被广泛用于茶叶混合——当纤巧的茶香需再添一分浓郁之时。对阿萨姆红茶的实验改造一连持续了几年，东印度公司最终意识到这种茶叶永远卖不出像它的竞争对手那样的高价，毫无疑问，也永远不可能在世界市场上取代中国茶叶的位置。基于以上结论，东印度公司很不情愿地放弃了自己在印度的茶叶资产。
喜马拉雅山茶是东印度公司下一个寄予厚望的产品，哈丁在一封于1847年9月20日致公司董事会的信中流露出对这种茶叶的热切期待。
我经过深思熟虑后，觉得我们如果种植这种（喜马拉雅）茶叶的话，很可能只要短短几年时间，就能为我们的国家开辟一座收益极其可观的金矿。我们在喜马拉雅山推广这种茶叶的种植，甚至无限扩大它的种植面积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困难。我敢打包票，在并不遥远的将来，这种茶叶的产量不光可以满足印度市场可能出现的巨大需求，而且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将足以与中国茶叶在欧洲市场上竞争。有了它，英国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那个外邦在这种生活必需品上的严密控制。
喜马拉雅山脉拥有与中国最好的产茶地类似的生长环境。它位于亚热带地区，大体上与开罗处于同一纬度，然而山脉海拔高、气温低的自然条件大大延缓了茶叶的生长，从而很好地保持了它浓郁的气味。喜马拉雅山坡上同样拥有无穷的种茶空间——当地人看起来既不想住在那儿，也并未利用那里的土地来种植粮食或经济作物。按照哈丁总督的命令，东印度公司制订了建立最小规模500英亩的实验性种植园的详细规划，这一规划将经济规模条件、资本总额及欧洲式的生产效率——这是中国茶叶的生产效率所无法比拟的——这些因素均考虑在内。喜马拉雅山茶的销售和销售规划将处于英国法律和英国投资者的监督之下，什么中间人、尔虞我诈的欺骗、中国式的混乱都将统统滚蛋。印度的劳工至少和中国劳工一样廉价，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都已经严重过剩了。在茶叶质量终将变得更好的同时，成本会变得更低。以至于花一个便士采摘的茶叶，在伦敦可以卖到三个便士。这样一来，种茶叶就跟印钞票差不多了。
那个小职员把装茶叶的袋子一个个封起来后，在上面一一盖上东印度公司的蜡制印花。每一袋茶叶都将被送往这些人的手中：伦敦的某个受人尊敬的茶叶经纪人、混茶员、品茶员、那些依靠嗅觉和味觉给商品定价的商人。还有那些国家命脉的掌握者：R.吉布斯公司、匹克兄弟公司、米勒和罗考克公司以及尊贵的唐宁街。
董事会“恳请（这些茶叶的接受者）对这些从库蒙地区种植出产的茶叶样本的质量和价值分别给予点评，同时恳请附上任何能令这种茶叶的质量得以改进的实用性意见”。
最后，邮差过来取走了这些邮寄包裹。
董事会耐心地等待回信。
评估报告终于到了，结论是很出色，极其出色。
唐宁街、R.吉布斯公司、匹克兄弟公司及米勒和罗考克公司在回复中一致认为，喜马拉雅山茶在质量上足以与中国最好的茶叶相媲美。茶叶叶片是那么完美无瑕：外观上精致美观，采摘时间恰到好处，舌尖触感很轻，盛于杯中时显得精美雅致，冲泡后的液体色泽金黄、营养丰富。这种茶叶在拍卖行将是高档货——他们敢以自己的名誉担保。
不过，批评也是有的。正如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喜马拉雅山茶“香气不足”，也就是说，它不像中国上等茶那样散发着浓郁的茶香。这个问题部分是由于茶种“血统”所致：尽管喜马拉雅山茶的样本是用中国茶种繁殖的，然而，所用的却并非最好产茶区的上等茶种，而是从中国南部的广州——唯一一座英国人可以进出的城市——走私出关的普通茶种。众所周知，和其他中国产茶区的产品相比，广州茶叶的质量实在烂得很。
抛去茶叶本身的种源问题，喜马拉雅山茶并无明显的天生缺陷；与之相反，有些品茶员对茶叶的不满应归咎于拙劣的生产和加工工艺。如果喜马拉雅山茶不像中国茶叶那样拥有浓郁的芳香的话，那是因为后者在包装时添加了些其他原料，例如茉莉花、佛手柑、柠檬或马鞭草，在它们的混合作用下，中国茶叶显得香气扑鼻。除此之外，茶叶样本在通过海路寄往利德贺街前的相关准备工作也做得不够充分，装茶叶的箱子没能完全密封。这无疑使海洋空气乘机渗入，污染了样本，削弱了它的香气。
东印度公司首批试验性种植的茶叶的品质可能算不上极致，然而如果中国极品茶叶的生产工艺和相关实践经验能在印度的茶叶种植园生根发芽，真正的中国本土茶艺专家能对喜马拉雅茶农进行茶叶生产流程培训的话，那么喜马拉雅山茶的缺陷将得到有益的改进。
到了1846年（哈丁总督的茶叶就是在这个时节长成的），东印度公司的实验性茶园面积全加起来也只有600英亩多一点，但公司董事会已经计划迅速扩充种植面积。印度政府所拥有的可用于种植的土地超过10万英亩。如此大规模的土地，有望每年为东印度公司带来近400万卢比的利润（约合今天的100万英镑）。而要实现这一回报率只需六年光阴——这正是一株茶树从成熟到采摘阶段所耗的时间——要实现这一目标，急需从中国最好的绿茶和红茶种植区弄来成百上千粒茶种。
通过对喜马拉雅山茶的一系列实验，东印度公司的一系列目标变得简短而明确：寻找中国的“香味混合剂”、中国最好的茶种、中国的茶叶制作知识，还有中国籍的制茶工和中式制茶工具。
东印度公司很清楚，把茶种和茶叶技术带出中国很难办到，而通过正常外交途径解决更是痴心妄想。时任大英帝国驻上海领事的卢瑟福·阿尔科克对哈丁爵士提出告诫：“总督阁下，事实无疑将自证，中国人可能带着强烈的警惕心在密切关注我对于茶种或茶树的要求，任何关于企图获取茶种、试图劝诱中国种茶专家和熟练制茶工出国前往印度，并对那里的工人进行培训的努力都将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换句话说，如果东印度公司想要把中国茶种和制茶技术弄到印度的种植园的话，那只能靠偷了。
茶叶符合知识产权的全部定义：它是一种商业价值极高的产品；制茶需遵循一整套受中国严密保护的准则和中国式的独特程序；这套完善的准则和程序是中国茶叶对其竞争对手保持巨大优势的秘密所在。
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概念清晰化只比1845年马萨诸塞州的一位法官在一起专利权诉讼中做出的判决早几年，这一判决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护知识产权，这种所需精力和兴趣不亚于一个人……种植小麦或饲养羊群所花费的精力和兴趣的脑力劳动的成果。”1848年初，东印度公司制订出了一个纯属商业间谍活动性质的计划，一旦公司的阴谋得逞，那么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跨国股份有限公司将成为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商业机密盗窃案的幕后黑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