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的一个春日上午，罗伯特·福钧一面漫步穿行于切尔西药用植物园——一小片紧挨着泰晤士河的绿地，一面欣赏着自己从东方弄来的累累战果。大地刚刚回暖，因而周围一片勃勃生机。郁金香正在毫无保留地怒放着，山谷百合优雅地朝地面斜斜伸出。在去年秋天的严寒中种下的块茎植物正如同一朵牡丹——福钧远东之行最为珍贵的战利品之一——那样含苞欲放。
三年前，就在罗伯特·福钧刚从中国凯旋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切尔西药用植物园园长，这多少算是皇家园林协会对他完成任务的价值和未来前途的肯定。
福钧今年35岁，他已经预见到他的人生将变得前程似锦。《华北各省三年漫游记》一书于一年前出版，好评如潮。他和他的家人目前愉快地享受着显赫的社会地位所带来的令人羡慕的生活质量，这也足以弥补福钧无法实现的其他人生目标的遗憾。他在切尔西药用植物园的职位待遇为每年100磅（约折合今天的10000美元），并不比他在中国冒险时赚得更多，但在工资以外，他还获得了位于植物园庭院内的一栋漂亮砖房的使用权，以供其家人和仆人居住（尽管这座房子连室内管道系统和卫生设施都没有），此外他还获得一份煤炭配额以及在植物园内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菜园的权利。
切尔西植物园的管理岗位为他提供了一个展示天分的舞台和一次确立其为英国首席园艺学家地位的良机。1673年，由东印度公司药剂师创办的切尔西药用植物园是英国第二历史悠久的植物园，时至今日，它已成为一片占地仅4英亩、位于斯隆广场附近的黄金地段、临近伦敦市中心的充满田园风光的绿洲。隐藏在街边那片高大的红色砖墙背后的植物园以一座海外植物及世界药用植物博物馆的面目呈现给世人。在福钧的时代，它既是一个生动展示着众多新奇、神秘的维多利亚时代植物的天地，也是一座专门的医药学研究实验室：草本植物、药用植物、香脂、粉剂、医药糖浆、碘酒、油膏和软膏。这座药用植物园，正如它最初为人所知的那样，是为了辅助园艺学研究发展而存在的，它成就了《园丁和花匠的辞典》（或《园艺学的完整系统》）一书的诞生，这本巨著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全世界园艺技术和园丁种植方面的权威指南。切尔西药用植物园与邻近泰晤士河下游的英国皇家植物园一道，在推动具有重要经济和战略意义的植物学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为大英帝国的经济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
事实上，植物贸易的发展壮大与帝国的崛起繁荣是并行的。1768年，一些植物学家乘坐“奋进号”（Endeavour）与詹姆斯·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英国著名探险家。——译者注）共同经历了第一次环球航行之旅。当库克船长一次次探索澳大利亚大陆的时候，船上的学者却在描绘金星凌日的景象，采集植物样本，绘制南半球那些奇形怪状的植物图像。
约瑟夫·班克斯，一位百万富翁级的园艺学家，也加入了库克船长环球航行的随员队伍。作为一位富有影响力的人物，班克斯将一名博物学者安置到船上，参加了那支获得世界级殊荣的英国海军舰队未来的全部冒险。事后，班克斯和库克都将他们的航行见闻录结集出版；与福钧不同的是，他们所做的大量笔记并不是记录他们旅途中的主观印象，而是对他们的发现物清单一一清晰地加以描述。这些帝国的建设者们从那些遥远的角落带来了翔实的知识。随着这些知识被吸收和应用，英国的自信在不断膨胀——它可以在全世界攻城略地，发号施令，大发其财。
植物贸易是大英帝国（包括旧殖民地在内）一项重要的财富来源，例如西印度以及近来才联合为一体的几块印度次大陆的殖民地、大洋之间的岛屿沿岸的边区村落。像福钧这样的植物学家负责研究如何利用新近在外国领土上发现的植物开拓西印度市场，如何通过挑选和杂交手段实现经济作物的增产，在地球上哪片角落可以利用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来种植特殊作物而实现产量最大化，以及如何对植物进行加工以使其适应市场营销的要求。
植物猎人是一群训练有素、目光敏锐的人。这群人对探索冒险的生活如痴似狂，为此甚至不惜抛弃自己的家园和家人。在工业时代初期，植物学研究的意义相当于今天的工业研究实验室。实行帝国主义式的植物政策不失为一种榨取殖民地经济价值的手段，而植物猎人就此成为帝国命运的探索者和驱动者。
尽管科学是福钧工作内容的重中之重，然而他实质上还是一个园艺师，而一个园艺师与一个艺术家无异。土地是他的画布，花草树木是他的颜料。园艺师是工作在三维世界里的，他需要顾及的问题有树木的相对高度、花带的相对深度和山坡的斜度，他的视角必须是“借来的”或经过放大的。但他的工作内容同样包括第四维度：时间。园艺师的工作计划是按季节进行的：某些树木在春季开花（如连翘属植物、木兰、樱桃树、丁香花、苹果树），某些植物则在秋天变得艳丽无比（如枫树、卫矛属植物、接骨木）。园艺师的艺术也带着预言意味：判断哪类树木能迅速成熟并轻而易举地长高，例如桦树、白蜡树以及如雪松、枞树、松树一类的针叶常青树；哪类树木成长缓慢且需要努力一番才能留下最后的种子，如橡树、山毛榉、枫树；哪类树木可以持续一代又一代。福钧很清楚地意识到，出色的耐性是成为一名出色园艺师的必备条件。
园艺学磨炼了福钧性格中温和的一面，他现在精力旺盛，热爱户外生活，对植物成长阶段的需求拥有天生的直觉：荫凉或阳光，要浇多少水，是否应该种于山坡斜面以便于排水，或是否应培植于容器之中以便细心呵护及保持根部的恒温。经过年复一年的实践，他可以跪在泥土上并且准确知晓灌木丛的哪个地方该修剪了，或者如何小心翼翼地让植物生根发芽。有了他的精心呵护，植物们得以茁壮成长。
时间回到1848年的那个春日上午，福钧现在可以怀着一股成就感欣赏着再度生机盎然的切尔西药用植物园了。按他的记载，他接手这个地方的时候，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年久失修的景象——花带如同野草一般疯长着，植物园的温室正在朽烂，植物清单已经毫无价值。福钧凭着他在组织规划方面的熟稔和满腔热情，给这座植物园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他在给药剂师协会委员会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出于委员会诸位无疑了解的种种原因，这座植物园在被放任自流中落到了近乎废墟化的境地。当我掌管此处时，我发现植物园内杂草丛生，花草树木的排列顺序混乱不堪，培育在温室里的异国植物奄奄一息，基本处于最不适合原设想的实验目的的状态。”
福钧清理了杂草，购买了新工具，靠着捐赠和与其他植物园进行植物交易建起了藏品陈列室。之后，他做了件最有意义的事。他将仓库和苗圃里贮藏的植物变卖，筹得364英镑（约等于今天的4.4万美元），用这笔钱盖了座新温室，又将依旧矗立的那座旧温室修葺了一番。福钧的新温室真是盖得太及时了，那一年（1848年）见证了英国“玻璃税”的取消，他抓住玻璃装修业务正廉价的时机，在紧挨着植物园的高大砖墙处盖起了一座崭新的玻璃温室。这些半玻璃式的建筑很快就成为大多数新来的异国园艺产品的家：精致的兰花、装饰用的长满尖刺的三角梅、盆栽棕榈树、史前蕨类植物、崭新的秋海棠、轻木、面包果、香蕉和竹子。
切尔西植物园在布局上依旧保持17世纪那种整齐匀称的格调，经过大幅度修剪的植物被种在几何图形般笔直排列的花坛中。然而，福钧却打算彻底废除这种死板的陈规，而后将药用植物园以严谨有序的林奈（Linnaeus）式分类体系为标准重新整顿了一番。
瑞典博物学家卡尔·冯·林奈（1707～1778年）的著作引发了一股自然科学热，而这股狂热又引领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探索风潮。在以拉丁文名卡罗鲁斯·林内乌斯写成的作品中，这位科学家按照动物性器官的属性，建立了一套以前后两个名字来归类的分类学体系。林奈在著作中将全世界的生物以王国为单位划分，王国以下的单位为“门”，门以下的单位为“纲”，纲以下的单位为“目”，目以下的单位为“科”，科以下的单位为“属”，以“××属”为单位的生物又被细分为各个个体。一个单独的生物个体的名称就蕴含着大量关于这种生物的信息：如果一种有机生物属于哺乳纲，那么它就生有毛发并能产奶；如果两只生物个体属于同一目，而第三种生物仅与他们属于同一纲的话，那么前二者彼此间在血缘关系上就比第三者更接近。当一名博物学者在前往亚马逊的旅途中宣称他发现了一种新型的甲虫样本，那他现在可以按诸如这种甲虫的体型和繁殖方式之类的标准来给他的发现物命名。林奈的简易分类法解决了自然界的等级结构和组织形态这些以前在某种程度上令科学家头疼的问题。
尽管虔诚的林奈建立生物之间关系网络的目的是使他更深入了解造物者的所思所想，但是他的作品却引发了一次科学革命。根据林奈的研究成果，欧洲学术界开始意识到只要人类经过一番合理的努力，世间万物都可以被解剖并掌握。这引发了一场里程碑般的启蒙运动。
按照福钧关于切尔西植物园的新构思，医用植物将在植物的自然序列中占据一个相对突出的地位。“有什么工作更艰难？”林奈写道，“比起分类学，还有什么科学更枯燥乏味？”毫无疑问，福钧对此感同身受，然而尽管两人的事业常常一样枯燥乏味，但其中一心一意以建立自然界秩序、了解造物者思想为目标的那一位，能因此得到无穷无尽的回报。而另一位徜徉于切尔西植物园的小道时，则能在植物园的花草上看到实实在在的科学进步和有机生命体与其同类关系的新知识。对植物园花坛的研究，就是在见证自然历史被编撰成册的美妙过程。
大不列颠掀起一股全国性的园艺学狂热，这在工业革命的动荡时代可能并不算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当技术为日常生活带来新的便利时，全国上下的时间和耐性都会缓慢地消逝。曾几何时，一段布匹、一匹毯子或一些床上用具是靠漫漫长夜挑灯赶工出来的，现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工厂每天都在制造出不计其数的纺织品。曾几何时，横跨一个郡的旅行简直是几辆四轮大马车的马拉松，现在仅是坐趟单线短途列车的事。千家万户烛光点点的景象已被无数煤油灯光的景象取代，风力则被蒸汽动力取代；全世界人们的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机械化，越来越依赖客观生产力。气候的变化无常已经成为陈年旧事，大自然的进程正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他们开始对机械工业变得盲目迷信。在维多利亚工业时代涌现的新兴中产阶级为与大自然失和而感到惋惜，为大自然从人类世界的逝去而悲哀，很快他们情愿出价征购哪怕只是大自然的一个影子。
成了切尔西药用植物园的园长意味着福钧已经成功升到了他力所能及的最高位置，他很可能因此忧心忡忡，这或许将是他一生的绝唱。尽管他现在尽情享受着中国历险之旅给他带来的荣耀，然而他还是得直面那些由于他的社会出身和阶级地位而强加在他身上的种种限制。一个与福钧同一时代的人记录道：“没有独立资金来源的人无缘从事科学研究，科学永远不该染上铜臭味。”彼此间联系松散的帝国植物园——克佑区、圣赫勒拿岛、加尔各答——仅能提供寥寥数个有薪职位。虽然有些与植物学相关的工作还是较为精彩而诱人，如就职于皇家园林协会以及担任大学讲师或是负责管理爱丁堡或牛津的植物园，但大体上这样的职位极其稀有且竞争激烈。大学的工作岗位是授予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而岗位的薪水鲜有充裕到足以作为受聘者唯一的资金来源。很多博物学家靠着自力更生一举成名，例如查理·达尔文（Charles Darwin），他将丰厚的个人收入作为其研究项目的专用资金。有些热爱艺术的乡村本堂神甫和医生也自诩为博物学家，他们不辞辛劳，跋涉于当地的山腰之中搜集各种样本。他们也经常搜集大批藏书以辅助科学探索。植物学界一些声誉显赫的职位往往是父子相传的，甚至时常传承到孙辈，例如克佑区皇家植物园的管理大权就始终掌握在霍克家族手中，已达64年之久。
无论在工作上面临多少困难，福钧至少还有妻子——简，娘家姓佩尼，一个活泼开朗的苏格兰女子——的陪伴和支持。没有她的协助，福钧的事业根本无法取得突破，乃至走得更远。当上切尔西植物园的园长，他得到一份薪水、一座家园和一个菜园，后两者往往由简来照应。当福钧埋头植物园的日常事务和植物学研究时，简则负责每年3月的菜园播种，整个春季她都要根据阳光的变化情况将植物园里的植物搬进搬出，5月最后一次霜冻过后的植物幼苗移植工作也是她的分内事。她种植供全家人食用的粮食作物。她丈夫的身影动不动就出现在一片茂密的荆棘丛中，外套、袜子、裤子也常常为此划出个洞，这时她就得缝补旧衣服，再缝制件新的以有备无患。
简同时还担负起福钧的家庭秘书和会计的职责。当福钧身在中国执行植物搜集任务之时，他的薪水被直接送交到留在伦敦的简那里。她用这些钱为他还债，管理他的科考账户，支付他的账单。福钧通过海路把一些小饰品运回国，出售给拍卖商，负责充当中间人的也是简。她将与植物学研究进展相关的最新论文和杂志发送至福钧在海外的“邮件待取”地址，与此同时她可能完全掌握了这些动态。要知道福钧一去就是数年，倘若对科学界的研究成果一无所知，那对他而言将是根本无法忍受的。由于长期的分离，加上种种不幸的经历，结婚已近十年的福钧夫妇，还只有两个孩子：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这个孩子是以福钧的朋友与贤明的植物学导师的名字命名的——4岁了；海伦·简恩（Helen Jane）7岁了。海伦已经渐渐成长为一个少女，当福钧身在中国时，她是母亲的骄傲和慰藉。连约翰·林德利都时不时在她背后追着、跑着，恳求她看他几眼。然而，这个家最近失去了一个生命。艾格尼丝（Agnes），以福钧母亲名字命名的孩子，在还不到1岁的时候被上帝带走了。她是个聪慧活泼，让人一眼就喜欢上的小宝宝，也是第一个在切尔西药用植物园里出世的孩子。失去她对夫妇俩是个沉重的打击。
若妻子是福钧生命和事业中不可或缺的核心，那他的记录中对于他们相聚时私生活方面的记述未免也太少了点。尽管留下的关于他住在切尔西植物园的那段时光的记录有厚厚的一叠：他是怎么重建这座植物园的，平时都在干些什么，他怎样亲手种下一株株植物，又如何收割的——而他在伦敦时的私人回忆却难觅其踪。在他出版的关于中国之旅的著作中，他可以尽情地将他所选择的那个世界的全部故事呈现在大家面前，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他所要表达的信息。而他回到英国时，却完全处于万众瞩目之下，因此他选择了典型的缄默法以尽可能少地将自己的情况泄露给他人，免得有人把他认出来。
考虑到福钧在记录中把自己的海外活动描绘得如此栩栩如生，那么他对家庭生活的避而不谈实在令人费解。可能与他在中国的那段激动人心的冒险相比，那些柴米油盐之类的日常生活琐事实在很乏味。中华帝国，全世界的中心，福钧所知的最博大的天然研究实验室，仍在召唤着他。当然，也有这样一种可能，福钧已经习惯保留自己的秘密，这源于他对自己卑微过去的羞耻感。低微的出身不仅令福钧在事业刚起步时不得不显得谦卑顺从，而且成了他出人头地的障碍，除非他能篡改教区的出生记录。罗伯特·福钧于1812年9月16日降生，但他的双亲，托马斯和艾格尼丝（娘家姓里德帕思）的婚礼却是在1812年6月24日举行的。他的母亲在怀有七个月身孕的情况下，蹒跚在苏格兰乡村小镇的圣坛上，这很难不引人注目。当福钧一举成为万众瞩目的知名人物时，他的出生日期这一细节也将被加以改动——从1812年改为1813年——这可能是出于维护其得体形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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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5月7日，约翰·福布斯·罗伊尔（John Forbes Royle）博士对切尔西植物园进行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拜访。当时已白发苍苍的罗伊尔是植物学界最令人尊敬的人物，也是伦敦国王学院的医药学教授。福钧的导师林德利、可敬的英国皇家园林协会和林奈协会的会员也与其来往甚密。尽管福钧过去已做东招待过不少显赫的宾客，但他还是很乐意接待像罗伊尔这样的人物——他的来访本身就暗含赞许之意。
时任东印度公司农业顾问的罗伊尔是代表东印度公司前来拜访福钧的，茶叶是他们谈话的主题。同为苏格兰人的罗伊尔的成长离不开东印度公司的栽培，事实上，投身公司下辖的阿第斯康比军事学院的罗伊尔，可以说就是在公司里长大的。他于1819年前往印度后，很快就领略到植物学的乐趣。他婉拒了公司的军事任命，当了一名外科医师。最后他被安置于位于印度北部的萨哈兰普尔植物园的管理岗位上。罗伊尔的建议书《植物学图解及喜马拉雅山脉自然史的其他分支》与《一篇有关印度的生产资源的随笔》促使东印度公司成立了一个完整的、致力于研究与植物学相关问题的部门。罗伊尔在促使喜马拉雅山脉产能提高方面的经验和能力是其他任何一位植物学家都无法匹敌的。他坚信，只要按哈丁爵士设想的那样去做，喜马拉雅山脉就会变成茶叶生长的乐土。
罗伊尔和福钧一起走过植物园的长墙，前往考察新盖温室中的一间。尚未在次大陆待过多久的罗伊尔对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玻璃器皿赞叹不已。这些温暖的培养环境所隐含的技术正是东印度公司急需的。福钧在中国时就成了这门新技术的一名早期专家。如前所述，这些当时被称为沃登箱或沃德箱的玩意儿如今被命名为玻璃容器。像这样的便携式玻璃屋将颠覆这个星球的种植模式。
在1840年之前，漂洋过海的植物的命运极其悲惨，大不列颠帝国、殖民地之间要进行植物贸易极为困难，很多时候根本无法进行。来自海外的种子和活的插枝要在船上颠簸数月之久，航线至少要穿越赤道线一次——时常来上两次才能抵达英国或别处。船上的水手们根本不像园艺家那样训练有素，运送的植物在他们的照管下自然无法“享受”到良好的旅途环境。在漫长的航程中，新鲜淡水极其稀缺，自然不能随随便便让给这些异国植物享用。这些植物经常直接堆放在甲板上，暴露在直射的阳光之下，同时遭受着带有腐蚀性的海浪的冲击。而它们一旦被贮藏在船舱内，将因与阳光隔离而营养匮乏，慢慢死去。因此，只有异常罕见、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样本才能在远洋航行中存活下来。
然而，纳西尔·巴格肖·沃德博士用一系列引发职业博物学者们关注的学术论文彻底改变了这一切。19世纪30年代末，沃德通过一次实验，发现了催化作用：他在一个密封的瓶子里放置了一个天蛾蛹，又把正在发芽的种子切成一片很常见的模型。种子在夏季到来前被严严实实地封在那个瓶子里，保持温度，并一直被妥善保护起来，打那以后就再也没和外界接触过。在并未打开瓶子的情况下，沃德把瓶子移到一个窗台上，仔细记录它未来的情况。在四天时间内种子迅速发芽，瓶子里最终长出一株蕨类植物和几棵常见的青草。
生于1791年的沃德是一个医生的儿子，在伦敦的港口住宅区（docklands）长大。经常有水手光顾父亲的诊所，这无疑唤起了这个男孩体验一把远赴异国他乡的想法。他的恳求在13岁那年得到了满足——他以一名水手的身份登上了前往牙买加的航船，尽管很快对水手的单调生活感到乏味，但热带地区依然令他倍感着迷。与其他许多乘客一样，他将成为一名植物学者、一个草药医师、一个与医药学打交道的人。
沃德也是个执着的人，在偶然发现瓶中存活的种子后的很多年里，他对玻璃、种子和模型一一做了实验，并认真记录下观测结果。所有被他挑选安置于一个玻璃容器内的植物都在茁壮成长（不过，被沃德作为实验品的一只燕雀是个例外）。沃德的植物标本集一直发展到拥有25000个标本，而他还继续沉迷于实验之中。沃德首先意识到一个之前从未被发觉的事实：植物可以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在一个密封而明亮的环境中存活多年。他制造了一系列用油灰和油漆保持密封性的玻璃箱。他偶然发现了解决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大家的问题的方法：如何保证植物能够在漫长、艰苦的远洋运输过程中存活下去。
沃德观察并记录了一个简单且可自持的循环：在日照期间，植物利用土壤里的湿气与二氧化碳混合，发生光合作用。到了晚上它们释放出氧气，挥发出水蒸气，在夜间的冷空气作用下，水蒸气凝结于玻璃罩上逐渐形成水珠，并滴回土壤中，润湿土壤。这样，湿气将几乎永无休止地持续下去，而安置在这种玻璃容器中的植物就能有效地长期存活。
对于职业植物猎人而言，沃德的发现是革命性的。在这之前，要为任何人展示一株活着的异国植物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根本不存在行之有效的方法把这些植物从遥远的地方带来供研究用，一个博物学者要拿植物做实验，只能先弄死它们，把植物样本从土里挖出来，进行脱水或挤压处理，或者他可以试着处理得更艺术些。为了保证植物样本存活，游历植物学家的工作简直就是场持久的赌博。暴露在潮湿的海洋空气中时，哪些种子会依旧新鲜？哪些种子会变得水淋淋的？哪些树苗可以健壮到经过热带地区时的状况还能和经过北方地区时一样好？在沃德箱问世前，能在英国生根发芽的异国植物都属于那些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品种，这些植物的种子和幼苗完全经得起极端气温的考验。
现在，博物学家们可以破天荒地让植物在活着的情况下挪窝了。
1834年，当沃德的实验进行到一半时，一艘从塔斯马尼亚（Tasmania）的霍巴特（Hobart）返航的轮船载着几个崭新的玻璃箱在英国靠岸了。尽管这次单程越洋航行在气候范围上已经一连跨越了几个寒冬和酷暑，而且船上运载的箱子在整个几千英里的航程中不断遭受着海浪和含盐空气的侵袭，但箱中的植物依旧完好无损。沃德的发明就这样令人们如疯似狂，很快他的玻璃箱被一艘艘远洋船只运载着推广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总而言之，”沃德在他的实验报告里写道，“在每一个有光亮的地方，甚至在最为拥挤且烟雾弥漫的市中心，绝大部分植物都能生长起来。”
沃德的发明为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举个例子，生物碱奎宁提取自秘鲁的金鸡纳树的树皮。现在这种树已能够移植到次大陆，当地出产的奎宁被用于治疗饱受瘟疫之苦的驻印和驻缅英军。以前，以播种方式种植在克佑区植物园的巴西橡胶树，现在已经可以移植到环境宜人的锡兰岛屿（今斯里兰卡），进而开辟了一道新财源。整个工业因沃德玻璃箱的问世，也被带动发展起来。就连那些非专业花园（指私人出于兴趣修建的小花园。——译者注）也将因那些来自海外的、生命力顽强的小型植物样本——如樱桃和海棠果——的点缀而变得焕然一新。在过去，从种子在花坛里种下，园丁们就要开始照料，如今园丁们将从这种一年到头耗时无休止的计划压迫下解脱出来。英国上流社会中的农学狂热爱好者，包括阿尔伯特王子在内，都热切地准备迎接数以百万计的新式植物的涌入。而东印度公司已经准备赌一把：沃德箱可以帮他们把中国最好的茶树和种子运到印度来。
罗伊尔和福钧在花园里谈论着沃德箱、切尔西植物园、中国和福钧那本才华横溢的著作，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下午。中国在植物猎人们的想象世界中占据了一个特别的位置，在那里，它成了一个完整的花园之国。与世界上许多列于英国殖民计划之内的地方不同，中国在英国的印象中几乎是个文明世界。中国人追求优雅而富有教养的情操，他们的诗歌、音乐和哲学都是如此。首先，花园在中国是一种敬畏的象征。官员们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就要盖起蜿蜒曲折的花园，花园中间必须带有鱼塘、石桥和代表思念孔子的亭子。中国农民懂得如何种植他们的粮食作物及如何在旷野搜寻可食之物。对于植物猎人而言，中国的地理环境同样蕴含着丰富的矿藏。一个拥有从热带到温带再到冻土带的、地貌变化巨大的庞大国度，是座在遗传变异与物竞天择方面独一无二的自然物种陈列馆。
英国植物学之父约瑟·班克斯爵士视中国为植物狩猎事业的圣杯。18世纪末，英国首个外交代表团前往中华帝国首都北京的时候，班克斯将一名园艺师安排进团内。一个园艺师“永远不会没东西可学，如果他能被带到北京与那里的同胞们接触的话”，班克斯写道。他竭尽所能地呼吁全体在华英国人——园艺学的业余爱好者和专家们、外交官们、水手们——寻找那些“有用、新奇、漂亮”的植物并请求他们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带回英国。
由于除了神州最南端的广州港外，在任何地方几乎都得不到与中国相关的实用信息，因此班克斯那中国拥有丰富植物资源的观点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种种谣言和推测基础上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想弄清关于中国微型植物制作工艺，即盆景艺术的具体细节；就我们今天所知，日本人十分擅长此道。这些盆景植物中，列入班克斯采集清单的有各种杜鹃花、牡丹、荔枝、龙眼；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如茶树；硬木类植物，如橡树。在华英国人也被要求调查中国人是如何将人类排泄物——说得直白些就是“粪便”——转化为增强花园土壤肥力的肥料的。当时，英国由于人口增长迅速且缺乏有效运作的下水管道系统，以至于人粪堆积如山。这一中国特别技术的引进能有效地将这些危害公众健康的恶魔变成赐福英国工业的天使。
“要是你把新奇的稀有植物误认为一个普通品种，随后就把它丢掉，这样的事如果碰巧被发现了，那你今后就等着因此而烦恼一辈子吧。”班克斯威胁道。
在中国游历的时候，福钧实实在在地贯彻着班克斯在近60年前发出的指示。但在这之后，他是否丢弃过珍贵的植物样本？尽管中国之行的头三年他广游四方，拜访了许多之前英国人从未踏足的地方，然而他的主要路线还是从一个通商口岸到另一个通商口岸。至少他在中国城市市场上搜集到的植物品种并不少于他在荒郊野外搜集到的植物品种，甚至到采集工作结束后，中国内地的种种现状还是令他和罗伊尔惊叹。那里尚未真正与外界接触过，正静候着科考队的到来。
现在罗伊尔提出了一个提议：福钧是否愿意受雇于东印度公司，以一个茶叶猎人的身份重返中国？
东印度公司开出的条件十分慷慨。相比于他那全加起来才区区100磅的年薪——这只是一个城市职场新人的待遇——福钧可以拿到500磅的年薪（约折合今天的55000美元），这相当于一个在核心岗位上干了25年的人的报酬。无论出国还是回国的相关费用，与其他差旅开销——包括货物从海路往返中国和伦敦时产生的费用——一样，都会有人替他支付。货物在船舱所占空间的租费对于植物猎人而言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尽管他带回国的植物样本的购入价与白菜价无异，但运费却是所有植物科考费用中最大的一项。每一本小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旅行时喜欢带小说解闷，故小说为畅销商品。——译者注）和每一份新奇的植物品种都不得不与那些有利可图的茶叶、生丝在可供租用的有限空间上竞争，而价格就这样在装运过程中相应走高了。
不过，东印度公司雇佣条款的最宽大之处就在于任务相当简单：福钧所要包办的事务极为有限，公司雇他来只为搜集茶叶。在此期间，福钧采集到的所有其他植物——观赏性植物、草、种子、树苗、花、水果、蕨类植物以及块茎植物——的产权都将归福钧一人所有。在如此慷慨的条件下，福钧完全可以开始着手采集对自己有用的植物品种，然后把植物样本送往拍卖行拍卖以获取潜在的巨大收益。
当整个大不列颠对园艺学的痴迷日甚一日之时，一种更为温和浪漫化的“英式风景画”现象开始流行起来。在乡村庄园，人们规划了景观，挖掘了几个湖泊，造了一些山峦。这些新出现的人造山水风光急需珍稀植物样本来增色一番。尽管福钧对此类园艺之风嗤之以鼻，然而他还是敏锐地意识到东印度公司的计划对个人前景的潜在价值。英国植物的现状正在改变：拍卖行内充斥着来自海外的植物。植物淘金者带回国内的异国植物物种的价格，在彼此较劲的植物学票友和专家们哄抬下一路走高。如果福钧回到中国重操植物搜集者的行当，然后把搜罗来的战利品实实在在地卖出去——就和众多同一时代的人在帝国其他地方干的一样——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富翁。
对于这个提议，他会好好考虑一番，福钧对罗伊尔说。
当那位名医离开后，福钧立于靠近铁门的墙边，凝视着正在长高的淡粉色玫瑰，它已经开始萌芽，但还未真正开花。这种英国玫瑰传说起源于古波斯，来到不列颠岛安家落户也不过几百年，而中国种植玫瑰的历史则是以世纪为单位。仅在50年前，由于两种玫瑰之间意外发生异花传粉现象而促成了一个新玫瑰品种的诞生，这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花园玫瑰：花期长、气味甜美、生命力顽强而生长迟缓。据说在中国玫瑰被引入之前，英国并无深色玫瑰；那么玫瑰战争的象征物必定不是真正的红玫瑰，而只是一朵淡粉色玫瑰罢了。来自东方的花花草草通过杂交改变着西方的植物群，福钧工作的切尔西植物园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血统繁杂的英国玫瑰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在植物园的其他角落，来自亚洲的宠儿们——波斯的丁香、土耳其的郁金香、东南亚的柑橘——长势喜人。由于福钧的自力更生，盛开的山茶花才从中国来到了英国。但现在东印度公司交给他的担子比简单搜集花花草草之类要沉重得多。福钧必须去窃取这个世界上最具经济价值的作物样本，还要保证它们健健康康的，然后再安排它们成功“移民”到另一个次大陆。这是植物学者有史以来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他必须同简商量下这事。
仅过了一个星期，东印度公司就寄来了一封信。
致切尔西植物园的罗伯特·福钧先生
尊敬的先生，
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一方在与罗伊尔博士沟通后，已经批准关于你前往中国执行目的为从最理想的地区获取公认最好的茶树树苗和种子，并由你负责将它们运往加尔各答，以及最终运抵喜马拉雅的任务……敝人奉董事会之命通知您，他们已经批准了您的雇用合同。董事会希望您在明年6月20日之前做好动身前往中国的准备。
自您执行任务之日起至您回国为止，董事会将付给您每年500磅的薪水。他们将提供给您一次免费的中国之行，您返回英国时，返程也是完全免费的。您沿途的旅费及您为了获取和运输茶树、茶种，或是以其他方式来完成董事会为扩展在印度西北部各省山地地区的茶叶种植面积经慎重考虑后确定的任务，而在印度和中国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也将由董事会来承担。
还有一点很重要，您必须尽可能在秋季之前抵达中国，那时您就可以搭乘半岛及东方公司的船来次海上之旅了，这样是为了让您能以最快速度前行。
东印度公司
1848年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