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平底船停泊在一条蜿蜒曲折，散发着恶臭，距离上海一天航程的运河内。这是艘不超过40英尺长的小船，属于一户由兄弟俩和他们的妻子组成的以海为生的人家，这艘船就是他们的流动小屋。这户人家平日共同劳作，通过中国沿海纵横交错、有如网状的航道和运河运货、载客和干各种非法勾当，或通过其他渠道来赚取微薄的收入。这是艘破旧不堪的小舢板，在上海近郊一带没人会去注意它，除了船上搭载的满满一组乘客。
福钧的中国仆人，“一个骨骼粗大、笨拙不堪的小伙子”，正坐着摆弄一根穿着马鬃毛的钝针。他将这根针平稳地插进福钧头颈部的头发下方，再猛地一拉，每拉一次，这根针线都绷得笔直。就这样，他用马鬃在福钧的头发上编织出一根乌黑、粗糙的长辫——这曾是一些农民引以为傲的东西。这根所谓的辫子，从他的脖子一直垂到他的腰部，仿佛真是他头发的一部分。
福钧直挺挺地坐着，心中却焦躁不已：他来中国尽管已有几个星期了，但对他而言，真正的路才刚刚开始。小船轻便而迅速地朝着他前行的方向驶去：在香港迅速通关后，他搭乘一艘汽船来到了上海，一座因新兴的外贸行业而繁忙喧嚣的城市。香港这个地方在他上次来中国时被他视为一个“只有几间茅屋孤零零地坐落其上的荒芜小岛”，现在被他形容为位于大英帝国前沿地带的一座非凡的“宫殿和一座花园”。在位于英国租界内的上海黄浦岸边，福钧在托马斯·贝勒——颠地洋行的合伙人，众多在东方的英国游客的老朋友和理性赞助人——那座富丽堂皇的家中临时得到一间合法的住所。贝勒让福钧与自己公司的买办们放手去做。买办们是值得信赖的、经常在港口调配西方商人的需求与中国方面的产量以实现供需平衡的中国调解人。当这座新兴城市的大门向西方投资和移民敞开时，这类翻译和投机商由于能顺利地在前者与中国商界的精英阶层之间牵线搭桥，从而担负起了贸易中间人的角色。在上海的时候，福钧雇了两个仆人，储备了必需品，指挥并监督组装玻璃制沃德箱的过程，并计划来一场实际上已经超出确定计划范围的行程。在缺乏可靠而实用的中国内地相关信息的情况下，福钧希望能在熟知这些地区的人的帮助下确定中国最好的茶种产地，以及怎样才能到达那里。然后，他在所挑选的仆人中找到了他需要的人。
他要深入中国，这些仆人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必须和他一起完成搜集茶叶的任务并（他希望）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他从中国名山黄山附近的最有名的绿茶产地雇来了两个人。他们将是他的翻译、厨师、植物采集工、警卫、搬运工……当然，最重要的职责是向导。这两个人在旅途中所担负的职责大体上是以那些必须用到的脑力技能和那些必须用到的蛮力为标准来划分的。福钧的理发师——在他所著的记录中以“苦力”作为这个人的代称，而从未提及他的任何其他名字——是个壮得像头牛的家伙，一路把行李从岸上搬到船上或者再搬回到岸上的活由他包了，在采集植物的行程中他还得负责搬运那些沉重的玻璃箱子。
王在20岁之前曾受过教育，是这对仆人中比较文雅的一个。他是在安徽的松萝山——中国最好的绿茶产地——附近长大的。王家世代种茶采茶，把最宠爱的儿子送到如杭州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让他们扬名于商界。中国人口比起前一个世纪已经翻了一番，耕地奇缺，已无力支撑那些人口众多的家庭。王和许许多多来沪的外省移民一样，是个天生的掮客，狡诈精明，不停地寻求着从每一笔交易中捞上一把的机会，他还在新出现的外国租界这一灰色经济地带混饭吃。受雇于福钧后，王可以充分展示他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的价值。他熟悉所有从上海到茶叶产区的道路。作为一名天生的生意人，他经常和那些脚夫、船工打交道、谈判。而如同在当时的中国随处可见的那类人一样，王总是想方设法在每笔生意中都给自己留份小小的甜头，在在华英国人看来，这种做法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捞油水”。
就两个仆人而言，王可以更好地与福钧交流，这在福钧眼里是个优点，而苦力就做不到了。王操着一门用于港口一带的语言，这门语言在持续了百年左右的茶叶贸易中不断发展。这是一门糅合了中文和英文，掺杂着少量北印度语和葡萄牙语的混杂行话。混杂行话听起来很滑稽，同时也是前往中国经商的白人的必备用语。尽管其中有些单词已经融入了常见的英语词典——例如，“chop-chop”（quickly）——然而，整个句子时常听起来还是和小儿牙牙学语一般荒诞可笑：“好长时间我没看到你了。”“要啥子东西？”在彼此交流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外国人和中国人互相之间极不尊重也就不足为奇了。王说着福钧能听得懂的混杂行话，而那个苦力由于出身卑微，连最基本的外国语言都没学过，因而在他的雇主看来与哑巴无异。另外，福钧在港口城市向大户人家学的半通不通的汉语，苦力也基本无法理解。
在完成这次东印度公司所交付的任务的过程中，福钧必须一步步深入这个国家，深入到那些还未有英国人敢于探索的地方，深入到那些大英帝国的国威所不能及的地方。当身在上海滩的外国租界的时候，他可以在英国法律的保护伞下尽情行事，一纸不平等条约终结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所有住在商贸区的欧洲人都可以尽情享受特殊待遇了。他们遵守的是他们祖国的法律，而不是中国的规章制度。在那里，皇帝的铁腕再也不能钳制他们了。
由于中国的环境已经变得更加凶险，因此相对于上次行程，福钧在这次远离通商口岸之行中需要更为严密的人身保护。沿海一带涌入的欧洲人越来越多，这激起了当地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恨。在南方，愤怒的农民已经开始袭击外国人，把工厂和医院的洋人扣为人质，甚至有时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将他们杀害。叛乱者就这样一步步占领了农村。而虚弱无能的北京朝廷在对外战争中被打败后，威信一落千丈，从而失去了对地方官员的控制，这些官员残忍地压榨着城市和乡村，苛捐杂税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农民所能想象的支付能力。
随着西方人一批批涌入上海，中国人开始一批批迁出——迁走时带走了所有家人与所有的家产，甚至包括他们的祖宗，正如福钧所写的那样：“他们连同财物一起带走了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东西，通常被埋葬于他们住宅附近的私有土地上的已故亲友的尸体。因而，经常可以看到苦力们或亲友们肩扛着几具棺材一路向西。很多时候，打开棺材会发现棺木已经彻底朽烂了，完全没法迁走。每当遇上这种情况，往往会有一个中国人手握一本印有人骨清单的书，指引着其他人搜寻死者骨殖的最后残余。”
从表面上看，一个欧洲人只身在中国内地行走似乎是种愚蠢透顶的冒险——虽然福钧的仆人们对此并不了解。当王试着与前文提到的那艘破船的船主商量可否给福钧行个方便时，水手们一口回绝。要知道船员们经常因通过水路运载违禁货物而惨遭鞭笞拷打。“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是不可能雇到船的，因此我派我的仆人用他自己的名义去租船，宣称另外两个人只是他的旅伴而已。”这是个很明智的计划，王回去正式签署了合同，盖上了“戳记”，即带着字符图案的印章。然而，当旅客们成群结队地登船后，那个苦力，无论是出于无知还是恶意，朝船主泄露了福钧的身份。福钧担心船员们会拒绝让他再待在船上，特别是他们发现被愚弄后，不过王朝他的雇主保证行程将按预期那样继续下去：“只要你愿意在船费上再大方那么一点点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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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力专心致志地打理着自己新“头饰”的时候，福钧很耐心地等着。一只小小的蓝白色茶碗放在近旁一个满是尘土的板条箱上，茶叶残渣在碗底打着旋，福钧把已经冷掉的茶水往肮脏的甲板上一倒——貌似在中国，地板就是用来倒垃圾的地方。福钧现在一举一动都刻意模仿中国人的风格，好让自己的伪装看起来更像那么回事，因而他按照中国习惯，用热水冲洗的方式烫了烫瓷碗。绿茶并未添加“文明享受的”牛奶和糖，所以福钧不是特别喜欢，但他已经逐渐习惯什么都不加，纯用水冲泡的风格了。
当福钧以一个西方人的面目在中国行走的时候，他总和稀世珍宝一样引人注目。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苏格兰人看起来像个怪物。他个头很高，鼻子的尺寸远远超过必要的长度，他的眼睛也太圆了一点；虽然圆眼睛通常被视为智慧的象征，但福钧操着一口结结巴巴的汉语，在别人听来就像一个刚学说话的小孩子，甚至就连进食这种简单的动作都会给他招来不必要的目光。“他吃饭喝水的姿势倒挺像我们的。”在福钧第一次中国之行中，聚在一起盯着他不停地看的那群闲人中的一人这么评论，福钧回忆道。“‘看这儿！’两三个一直异常仔细地研究我后脑勺的人叫起来，‘看这儿，那个陌生人没有辫子耶！’很快，人们包括女人和孩子，全都围了上来，争着来瞧瞧我是不是真的没有辫子。”
鉴于此，福钧的仆人们坚持只有他乔装打扮一番才会和他一起上路离开上海就毫不奇怪了。“他们心甘情愿陪在我身边，唯一的条件是我必须脱下英式服装、改着中式装束。我知道，如果我真的想完成既定目标的话，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因而，我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个要求。”
中国时下对各族男性的要求是剃掉脑袋前部的头发，以此表示效忠皇帝。近2亿剃发之人是清政府将统治凌驾于个人意愿之上的有力象征。清朝皇帝用行政法令作为控制全国人民的手段，作为将一个文化各异的多民族社会强行转变为一个“车同轨，书同文”式的大同社会的手段。拒绝剃发将被视为大逆不道。
完成了辫子的连接工作后，苦力现在开始用他那把生锈的剃刀在福钧的前额上制造出一条新的、更高耸的发际线来。“他根本不是在剃，他简直是在刮着我那颗可怜的脑袋，直到我的脸颊下方被划出一道道伤口来，痛得我当场叫出声来；”福钧写道，“我怀疑我应该是这位拙劣剃头匠的第一位顾客，我怀着十足的仁慈之心许下最衷心的祝愿：最后一位顾客也是我！”
行程的头一天，福钧回顾了自己这趟冒险的计划路线和行动方针。为完成这份工作，福钧必须在中国待上几年。而为了让东印度公司的茶叶种植园得以启动，他所要带回的几千株茶树苗、成千乃至上万颗茶种，外加高度专业化的中国茶叶种植加工技术将至关重要。他必须用某种方式来说服中国最好的茶叶工厂的工人离开祖国随他一起前往印度。
不管怎么说，在福钧有能力鉴别合格的制茶配方之前，他必须了解那些茶叶——绿茶和红茶，中国茶叶中的极品——中的基本成分：这两种茶叶的种植区从来都是彼此分隔的，为此福钧决定把茶叶狩猎行动分为至少两次——一次采集绿茶，而另一次则以红茶为目标。福钧深信，绿茶和红茶所需的生长环境绝不相同，最好的绿茶产于中国北方，而南方的山区则是极品红茶的乐园。
福钧最终决定首先动身赶往盛产绿茶的浙江省和安徽省。第二阶段的行程将至少搁置到下个季节，届时他将在中国内陆长途跋涉200英里，前往充满传奇色彩的红茶之乡——福建武夷山。
从红茶在西方世界炙手可热的程度来看，它无疑对福钧和东印度公司而言都算得上一个更为诱人的目标，然而得手难度也更大。这种茶大量生长于呈手指形状的喀斯特山地一带，在那里，稀薄的空气和寒冷的夜晚酿就了醇香的乌龙茶、香红茶、小种茶这一系列世界上最好的红茶品种。从上海出发，一路南行，至少要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才能到达福建、江西交界地带，途中根本无法搭乘运货的内河船只，以便避人耳目。自打马可·波罗起，除了少数几个法国传教士外，还没有外国人到过这种偏远地区。
比较而言，绿茶狩猎之旅的物流方式相对简单些。通往极品绿茶产地的路很好走，只要在雄伟的长江及其支流上坐几周船就行了。他在上一次行程中也进行了类似但较为短暂的冒险：一路搭船来到一处遥远的山坡，之后他和随身携带的沃德箱就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收获了茶种、箱子里塞满了挖来的样本为止。
通过第一次中国之行，福钧学到了比任何其他西方人都多的关于茶叶种植的知识。他拜访了通商口岸宁波附近、附属于英国领事开办的公司、可随意进入的绿茶种植园。《华北各省三年漫游记》一书有整整两章是专门描写他如何观察那里的茶叶作物的生长、收获及制作过程。福钧甚至将茶树样本带回了英国的植物园，这些移植到温室中的灌木被证明极具研究价值，但根本无法提供任何关于茶叶制作工艺方面的详细信息。福钧指责“中国政府的猜忌”导致他在这方面一无所知，因为中国皇帝“禁止外国人访问任何一处茶叶种植区”。中国茶商也已被证明无法作为可靠的消息渠道，这是因为他们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离生产供应这一环太远，以至于根本无法为科学家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关于绿茶和红茶事实上是否属于不同样本的争论正在激烈进行，就连福钧培育在英国温室内的鲜活茶树也无法令辩论平息。福钧记载道：“我们发现我们的英国作者们正在互相驳斥彼此的观点，一些人断言红茶和绿茶源于同一种类，至于颜色方面的不同，那不过是加工方式不同而导致的。而另一些人则宣称绿茶采摘自常见的茶树，而红茶则加工自一种被植物学家称作‘武夷茶树’的植物。”而第二次中国之旅将使这场争论在福钧手中彻底终结。
福钧希望成为用外国进口的植株成功开辟出一个完整茶叶种植园——或者说一个完整新产业——的第一人。如果播种到印度的是劣等茶种的话，那他就很难成为一个英雄。尽管前一个茶叶猎人成功地将一堆各色各样、品种混杂的次等茶叶作物带到了印度，然而这是毫无意义的。福钧只对猎取中国最有名的茶种感兴趣：“从中国的极品茶叶产区弄到极品茶叶可谓意义重大。”
从茶种、茶树的搜集工作到将战利品装船运往印度，福钧必须以尽可能严谨的态度对待这一系列工作。因为他是个科学工作者，他的工作只能与他的科学数据一样严密，因此他知道他必须亲手查明他要采集的茶树样本的生长位置、所处生态环境以及种植过程等方面的情况。虽然他可以雇用当地人为间谍，委派他们去完成采集和报告工作——东印度公司一连几任业务员都是这么干的——这样做对他而言，完成任务的速度无疑会大大加快，所冒的风险也更小，但福钧对这一选择根本不予考虑。让那些中国雇员负责搜寻中国出产的极品茶叶，他们能靠得住吗？福钧对此几乎完全没有信心。再说，如果在采集工作上他不亲自出马的话，那冒险精神何在？至于什么科学精神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仅仅将弄来的茶叶作物装船运往印度是不够的，福钧不但必须确认他所押运的茶叶作物已安全到达目的地，还得亲眼看到它们成功地移植到喜马拉雅山。如果他的作物无法在运送途中存活下来并在新环境下茁壮成长的话，那么他在中国三年的心血将化为乌有。为能尽快确认收到作物情况报告，他必须争取与印度西北部各省政府合作，为此他致信后者：
我受光荣的东印度公司之托前往中国，目的在于运送中国最上等的茶种和树苗……
我意欲借助各种良机将这些种子和树苗送至加尔各答，如果它们能被小心翼翼地接收并送往目的地的话，那将意义非凡。而当那些种子和树苗抵达印度时，起草一份关于它们近况的报告同样意义重大，这份送至我手中的报告可以指引我确定茶种和茶树的必要采集量。
我相信考虑到植物运输环节总会掺杂着某些困难，我提出的这些建议是会得到批准的……
阁下如果觉得哪些经验指导对我来说是很有必要的话，请来信，本人将非常乐意聆听您的任何教诲。来信可以寄予登特保管，他会转交给我的。
此致
敬礼
不胜荣幸的罗伯特·福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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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这可太糟了，太糟了。”苦力用混杂行话咕哝着，手中仍高高举着剃刀刀片，尽管福钧痛得已经缩成一团。关于英语单词，苦力只懂得“太糟了”和“太好了”。他拿来一条温热的毛巾敷在福钧血流不止的头皮上。其他的船夫们坐在这个理发匠的近旁，一边赌钱一边纵声大笑，他们的交谈不时被麻将牌的噼啪声打断。“可怜的苦力确确实实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福钧的字里行间透着宽宏大度。
他的第二个仆人王已经为福钧挑好了得体的衣服。一件前端扣得紧紧的、带着直立高领的灰色丝绸外衣。一件裤腿肥大到两个人都可以穿着走路的、质地平滑的裤子；上衣袖子足以把他那双园丁式的、粗大的手完全遮蔽起来。一双单鞋薄到几乎看不出来，仿佛它们是这个男人双脚的一部分一样，遑论保证他的脚不受街道上的烂泥污染了。穿上这些后，福钧套上一件附有腰带和很深的衣袋的棉大衣；一旦他开始着手进行采集茶叶样本的工作，这套行头体现的价值将无法衡量。大体来说，这是一套任何一位身份高贵的中国客商都会身着的装束。福钧如此穿戴将令人敬重而不再过于引人注目。
然而，福钧还是疏忽了：他忘了索要一份购买这些物事开销的精确账目。中国铜钱的价值只相当于便士的几分之一，因此王偶尔会轻易地把找回的零钱据为己有，并从未被注意到。而苦力则在注意到账目的不平后大发雷霆，他坚信诸如管账这种活儿——包括克扣结余款项在内——理应归他，即两名仆人中更为年长的那个来管，而不是那个自命不凡的王。
于是，苦力试着向他的主人大发牢骚，后者对他的不满只是一笑了之。仆人们为了争宠而互相拆台，这让他觉得更加安心。他希望他们彼此吵得够狠，这样可以阻止仆人们突发奇想而组织攻守同盟来对付主人。福钧想当然地以为这样下去仆人们将温顺听话、甘受驱使，他就可以几乎不用再为仆人们的事情操心了。福钧其实在一些事情上是欠考虑的，比如苦力会没完没了地提意见，或者王在整段行程中会永无休止地想方设法“捞油水”。王正在乐此不疲地玩着这种利用翻译来给自己套现的游戏：所有谈妥后的价格都是用中国数字写在纸上的，而福钧根本看不懂这些数字。
当理发匠完成了他的工作，新行头也穿上身后，福钧不禁大吃一惊：这种化装管用吗？中国如此广袤，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又相隔遥远，福钧确信中国农民如果只靠着自己的双腿走天下，那无论如何也无法弄清他们祖国的全部面积。在没有别的来华外国人作为对比参考对象的情况下，他们根本无法判断出福钧到底长得多“外国”。他希望他那副并不中国化的面容或他那比周围人都要高上1英尺的个头等细节，在一个已由非汉族人统治的国度不至于太过令人生疑。不管怎样，他那出众的身高可以这样解释：众所周知，来自长城另一侧的人们都是非常高大而极度粗野的，由于所有中国人都乖乖地留起了辫子，福钧这身装束也显得与皇帝治下的臣民一模一样。
当太阳从视野范围内沉下去不见的时候，众人周遭的光线开始昏暗起来。几个妓女稀稀落落地从胡同口的阴影中走出，开始朝运河走去，她们将一些钱币点火烧起来。这是冥钞，点火烧掉是一种把它们从物质世界传送到精神世界的方式；这是夜场生意开始运营之前向神灵和祖先献祭的仪式。苦力朝她们的方向望去，目光里充满了渴望。
福钧觉得辫子在他的后背弹着跳着，在他的两面肩胛骨之间轻轻摆动着。我是“一个相当帅气的中国人”。他想起了自打前阵子起就只能说中国话了，由于荒废了三年，他的中国话已经变得半生不熟。他进餐时不得不用筷子，由于已经忘了怎么磕头，他宁愿像一个身份高贵的人一样摇着手。他做自我介绍时用的是自己的中国名字：Sing Wa，即粤语“鲜花”之意。
包好了自己的剃刀和剪刀，苦力朝他的外国主人点了点头，朝船尾处海上女神的神位走去，在那里他点燃了一炷香，祈求神灵赐福于他们的旅程。
当船只被纤夫拉出运河驶入河道的时候，王明显开始紧张起来：真正的冒险之旅开始了，他不禁问福钧：“如果真遇上有人问我们是打哪来时怎么办，他们该如何回答呢？”
福钧微笑着答道（中文）：“我会告诉他们，我是外省人，从离长城更远的一些省份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