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光阴已逝，中国人对杭州的热爱始终如一，这座城市矗立在距离上海约120英里外的内陆地区。它围湖而建，绿色的群山构成了她的地平线边缘。淅沥而下的细雨轻轻拍打着湖面，勾勒出一幅朦胧的风景画。这是座诗一般的城市，也是静谧的中心。在这里，庙宇和园林毫无限制地拔地而起。不过，她拥有的不只是如画美景而已，从古至今风景依旧的名胜极为罕见，杭州即是其中之一。她的周边省份当初即为中国最为纸醉金迷之地，而今依然如此。1848年，这里的人们下自府邸仆役，上至商贾巨富，都穿上了绫罗绸缎。杭州城繁忙喧嚣的街道上挤满了身着鲜亮丝绸长袍的人们，他们享用着精美糕点，消费着珍珠和翡翠一类的奢侈品。商店货积如山，店主个个油光满面，在一个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饥荒和贫困侵袭的国度，杭州这番景象实为难能可贵。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城市污秽不堪，寄生虫横行，因而福钧所写的关于杭州的报告也流露出对她印象极佳的倾向。马可·波罗初见杭州，登时笔下有感：“毋庸置疑，这是世界上最好、最高贵的（城市）。”儒家学者则用诗句描绘出一幅极富魅力的场景：“天上天堂，地下苏杭。”
茶叶是杭州的重中之重，是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中心，人们做着茶叶买卖或在茶馆里品尝精选配置的好茶。福钧很喜欢这种实实在在的文化氛围：一座古老的园林城市，在这里，生活富足的人们可以把时间花在思考而不是工作上，筹划着宏伟的目标，享受着大杯的热茶，谈论着大自然的神奇。如果福钧只是一名游客的话，他完全可以在这里驻留下来；但如果现在要经过这里，那未免太冒险了，所以他计划绕道而行，连杭州的面都不看一眼。作为贸易线的必经之地，杭州位于丝茶要道之上。从沿海通商口岸而来、见多识广的商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识破一个白人的伪装。最起码，他们会注意到福钧在当地人群中是个明显与众不同的人物。
基于以上考虑，他派王去安排几顶轿子，以便载着他们绕过杭州城。一旦他们安全离开这座城市的近郊，他就去预订一艘货船；一行人乘船进入伟大的长江流域，朝着王位于安徽农村的家乡前进，在那里，每一座斜斜的山峦上都生长着绿茶。
但是，王却另有一番计划：通往茶叶之乡的捷径是径直穿过杭州。如果“绕道”和“穿行”两种选择之间的差别具体体现在福钧的沿途开销上的话，那就不仅仅意味着王可以买到一些私贩的茶叶和烟草，甚至还可能让他睡上一两个“花姑娘”。从福钧的旅费结余上额外捞来的这点钱还可以用来封住苦力的嘴，让他以后别再打小报告。
王奉命与轿夫协商抬着福钧顺着那条漫长的平坦大道行进。“轿子”只不过是一个搁在两根竹竿之间的包厢罢了，竹竿两端各由一名苦力抬着。“没有一个人朝我投来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一瞥，这种情况令我信心大增。”福钧谈到朝杭州行进的这段路时说。
通往这座城市的道路在一英里一英里地向前延伸，道路两侧为桑树林所围绕。就是拜这种中国著名植物所赐，蚕才能吐出柔软而神奇的蚕丝。“除了桑树外，我几乎没有看到别的。”他写道。福钧在轿子上舒舒服服地坐着，随着这漫长的一日行程渐渐过去，他“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进入那座敞开的村庄”。然而随着轿夫一英里一英里地前行着，十字路口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建筑物不断一闪而过，田野也消失了。“当我发现自己正越来越接近一座人口稠密的城镇的时候，我大吃一惊。”轿夫迅速抬着福钧穿过了内嵌在杭州城那灰色的厚重城墙之中的城门，径直进入了西湖湖畔的市中心。
“倘若得知一个老外进入了杭州城的正中心地区，民众们很快就会围拢过来，那后果将非常严重。”事后福钧用颤抖的笔调写道。福钧立刻用下层水手常用的脏话——大概也是他唯一知道的中国粗话——狠狠骂了王一顿。他对于被人阳奉阴违还很陌生，害怕若是现在不严厉斥责他的手下，将来则要面对一系列这样的背叛。往内地每深入一步，这种后果的严重性就增添一分。
但福钧的指责几乎效果全无，因为一位主人对自己仆人的公开训斥只会激发他的自尊感，或者说“颜面”，因为一顿责备等于一种心照不宣：这位仆人的地位相当重要，足以令一位有钱有势的官员注意到他。在中国，“颜面”，即粤语的“面子”，是一种像福钧这样的西方人无法从直觉上理解的概念，具体描述为每个人在相互来往时所赢得的一种声望和名誉。在中国，人际关系被定义为人们——无论地位相同还是不同——彼此间的相互义务，每个个体都存在于由影响力构成的网络以及由责任和社会关系——或者用中国话说就是“关系”——构成的关联之中。
从家庭一直延伸到社会领域。“颜面”概括了一个人在他或她的人际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也是中国人估量自身义务的办法：哪些人的命令是需要服从的，哪些人的忙是必须帮的，哪些人是得罪不起的，万一得罪了就只能哀告或者道歉；做儿子的就得对他爹显得谦卑顺从，或者一个雇员必须在他的老板面前点头鞠躬，或者一个学生在他老师面前也得这样，而反过来父辈们可以规定小辈们所承担的一系列责任，主人对奴隶、老师对学生同样可以如此。
尽管被巧妙地加以诠释，“面子”和“关系”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依旧是不可避免的。就同现在一样，他们构建了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决定着一个人是该被公正对待还是遭受歧视。尽管没有一个中国人是没有自己的关系网的，但是许多农民在这方面拥有的资源极为稀缺，因而他们也难以得到公正、财富和权力的青睐。当一个人尽到了他的社会义务的时候，他就能赢得颜面，提高社会地位；当一个人失掉了他所拥有的那些社会关系并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他也就失掉了颜面（中国人常说的“丢面子”），他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当王因未按吩咐办事被福钧吼了一顿的时候，这就说明王在这个受雇用的小团队中的地位相当重要。王在福钧那里丢了面子，与此同时却在杭州城这么大的地方长了脸。
重视颜面是非常典型的孔子思想。孔子，这位伟大的哲人，其思想在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汉朝极具影响力。他描述了一个将家庭纽带和祭拜祖先作为个人的最高道德规范和最伟大人生目标的理想世界。如果一个人不能为他的故乡带来荣誉，那这个人对于这个世界而言就无足轻重。
一个来华外国人，既无一定的社会责任关系网，也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因而缺乏受人尊重的资本。许多外国人身为局外人，应对的手段相当灵活。他们以中国式的捷径建立起他们的人际关系网，比如给官员和他们的上级送礼，投其所好。他们意识到，一个仆人不只是光为主人服务而已，他们也应得到酬金以外的东西，例如荣耀和尊重。然而，福钧似乎对这一中国社交艺术的细节几乎完全未加留心。他对待中国仆人就像对待他的任何一个雇员一样：要求一切尽善尽美，拒绝听到“对不起”这个词，事办坏了就严惩。王和福钧结伴而行断断续续持续了多年，这期间这位仆人勇敢地尝试着以他的主人的代表身份建立起社会关系网。王替主人捏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社会名流关系网，从而成功地将福钧塑造成一个官员式人物。这大大提升了他主人的威信（或者与此同时，王通过各种社会交往很自然地令自己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他的行贿和与人打交道同样是为了主人的利益，而非仅仅出于自己对于威信的追求。
对于福钧而言，王所做的一切看起来似乎只是为他自己谋利而已，妨碍了科考活动的进展。尽管福钧之前已经来过中国，但就他所信任的为其保守身份秘密的人来说，他依然是个冤大头。出于需要，他信赖他的仆人，待他的旅伴们如同家人一般，就算说不上关心，那也是一种（相互）关照的关系。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如此依赖于他的仆人们，以至于给他们造成了被主人高看一等的错误印象，也未能预见到这么做会让他们变得多么不安分守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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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人通过杭州后，王雇了艘货船载着福钧离开了这座城市，朝着物产丰富的长江流域进发，直奔安徽的产茶区。福钧的铺位被安排在船尾，紧挨着一个侏儒的铺位；他得到一张草席作为床铺（仆人们直接睡在甲板上），另有一盆热水用于每天早晨的洗漱（19世纪的中国人是天天洗浴的，这点可不像欧洲人）。他旅途中需要花钱的地方包括每天两顿稀饭和一顿大米干饭。福钧卧铺的席子底下枕着两口棺材——大概已经装着尸体了。中国人对祖先和祖坟的崇敬就体现在这里：来自外省的商人们若不幸在沿海城市身故，又远离其家族所在地时，他们的灵柩一般会被遣送回他们的故乡。人们确信如果不这样做，当亡者回魂要赐福于自己的亲人时，会因迷途而不知所措，随后他们的怨气就会越来越重，并会为了寻找埋于他乡的自己而大肆害人。福钧对这一风俗根本不屑一顾，他把这些容器仅仅当作床铺，在上面睡得还很安稳。
杭州周边分布着一些诡异而破败的河边小镇，它们的城墙崩塌、野草满地、荆棘丛生。这些小型定居点现在成了盘踞在此的强盗和伺机冲出中国海域去搜寻新发现的财宝的海盗的窝点。福钧的水手们用当地的可怕传说和关于盗匪活动的种种传闻狠狠刺激了他一番，这些可怕的传说“几乎让我深信自己身处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之中”。他回忆道。福钧吩咐苦力每天晚上一刻不停地守在他的舱室边，并增派了负责守夜的人手。“我不能告诉警卫们巡夜时到底要坚持多久，但当我醒来时——有时在黎明破晓前——我发现他们正在呼呼大睡，这片危险之地除了可能在他们的梦中出现外，看起来已经被完全遗忘了……看来在我们睡觉时没人来伤害我们。”
不论水手们是如何沉浸在编织恐怖童话这一恶作剧之中而乐此不疲，对于三名乘客而言，他们还是得努力维持与全体船员的良好关系，因为这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生命保障。水手们靠着自己的感觉就能安然通过河道，这对他们来说已是轻车熟路。而中国的航道之中经常会有对他们怀有敌意的势力——无论是武装鸦片贩子，还是叛乱者，或是宗教叛乱武装——的船只出没。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考虑的自然是如何令水手们感到满意，以免他们把这艘非法载人的货船给出卖了。假如水手们并不清楚福钧真正的秘密身份，他们可能就会认为他不过是众多在中国走四方的人中的普通一员而已。
这艘河船停靠在杭州，在离开之前，他们必须等着将全船乘客登记造册，这期间王与船老大之间达成了几桩不可告人的交易。他可能策划着一场阴谋，从而将这次旅费开销的绝大部分弄到自己的口袋里——当然，这里面少不了水手们的那一份。他可能会设法伪造一张“收据”，作为购买船票的凭根，这样福钧就永远搞不清楚全程船钱到底是多少。抑或王可能在下游发现了一些运到上游可以卖个好价钱的货物，为此他在船上预订了一点载货空间，相关费用却算在福钧的账单上。不管这场游戏是如何进行的，最后的结局总是王欠了船主一大笔钱。
王用银圆还债。晚上，大家都待在岸上，船主喝酒、赌钱，或者通过别的方式在这漫漫行程重启前尽情享乐，末了他掏出王付给他的银圆来结账。客栈老板仔细检验了它们的成色后，告诉他这些银圆是伪造的，拒绝接受。墨西哥银圆尽管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事实上，它是第一种全世界流通的货币（墨西哥1821年就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但整个19世纪期间，这种银币依旧作为对华贸易的“主要流通货币”）——早已被沿海地区接受，然而在内地它们依然十分罕见。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这种银圆开始在中国大量流通使用，以至于一个最普通的水手都知道这种银币的购买力比本地货币要高得多，特别是当中国铜币在这一过程（指鸦片战争后中国市场遭遇外国资本冲击的过程。——译者注）中彻底贬值后。然而，由于墨西哥银圆在内地相对稀缺，这位船主根本不可能知道如何分辨它的真伪。
用中式铜钱结清了自己在赌桌上欠下的债务后，那位船老大当即回到船上找王算账，而王却坚决拒绝收回那些银圆。“一个子儿就是一个子儿！”他坚持道。船老大的语气也相当强硬：“退赔！”当时已是深夜，王喝醉了，而那两个人还在继续争执。该如何赔偿船老大？王如何确定这些银圆就是今早从他手上交出去的那些？争执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火气，船老大最后威胁说他要向福钧揭发：他的仆人竟然携带假银圆。
最后，王同意改用中国货币了结此事，“这种银圆的成色够好了。”他一边低声抱怨，一边丢下数目相当的几串沉甸甸的铜币——当地交易时使用的一般等价物。
船老大本来对这次清账很满意，但当他点了点他的收益后，发现还是有所短少。王企图从他那占点便宜。
王这下可爆发了：“我付给你银圆，你说成色不好。我现在改付给你铜钱，你又退回来了。拜托，你到底想怎样？”
现在，福钧和别的乘客都已经忍着夜晚的寒气围拢过来了，他们都是被越来越响亮的争吵声惊起的。这出闹剧终于以船老大紧紧抓着那些他依旧觉得太轻的铜钱愤愤离去而收场。尽管福钧无法理解这两个人为什么突然愤怒地吵起来，但他开始意识到可能有人——比如王——在行程中欠了别人的钱，这只会令他的疑心开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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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旅行时，福钧的注意力完全为中国农村那片美丽富饶的景象所吸引。阶梯状的田地染上了一层收获时节所特有的黄褐色。桃子和李子已经堆成了小山，但苹果依旧沉甸甸地挂在枝头上，此时橘子正在成熟。福钧被迷住了，这个农民的儿子仿佛又回到了记忆中的田园时代。然而与此同时，埋藏在心中那个拓荒者的梦想也在驱动着他，促使他踏上了这片未被探索的处女地。沿途他一面保持着与船只的安全距离，一面为中国农民们的成就赞叹不已。每一片错落有致地排列着的谷类作物中——小麦、大米、玉米——都夹杂着一片绿油油的茶叶。每个农场或每座农家都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形状如邮票般四四方方的茶叶种植园。每看到一处场景都意味着福钧正一步步接近预期中的目的地。
除了王和船老大之间依旧明显紧张的关系外，这次河流之旅对于福钧来说是段愉快的经历。当他们更加深入内地时，福钧发现了他迄今为止所见过的原生态环境保持得最为完好的地区。再也没有比发现一片纯净无瑕的自然风光更能让一个自然主义者满足的事了，当福钧的船只在蜿蜒曲折的河道行进的时候，这片自然美景就像一册书卷一样在他面前缓缓展开。福钧所看到的隐现于小山之中的、临时搭盖的宝塔或庙宇预示着他们正在朝一座城镇推进。但他的视线主要还是集中在崎岖的山峦、瀑布，以及为苍翠繁茂的竹林所覆盖的富有远东特色的风景上。
每当遇上急流或者浅滩的时候，船只就得紧挨着河岸前进，而此时河岸上就会出现一支约15人的苦力纤夫队，他们光着脚，全身近乎赤裸，肩膀上挂着一头系着船只的绳子，货船就这样依靠他们的力量被拖曳着前行。在河流的其他地段，水手们撑起竹篙，小心翼翼地从河流中那些危险的礁石旁边绕过。每当遇上这种情况，每前进一步都要折腾上几个小时。这个时候，其他乘客会选择打个盹儿或者拿出麻将牌来，当天晚上的聚赌就开始了，直到开饭时间，持续了一天的无聊而沉闷才算被打断。福钧却借着行程放缓之机，漫步于附近的山坡之上，采集植物标本。每天一大早福钧和他的两个仆人就起身，攀上附近的山头，对前方河流段的弯道进行观测。如果这天船只的速度稍微加快了一点，福钧就会留在岸上，直到傍晚时分再赶回船上。一个人只要看到王和苦力所背负的福钧那套不知何用的全套工具就会惊叹不已：镐、铲子、吸水纸、笔记本、放大镜、标本瓶、沃德箱，还有柳条筐。这是他们第一次与福钧的嗜好——记笔记、挖掘标本、漫游——亲密接触。这些行为显然都只有一个目的：采集不明种类的植物和灌木，而这件差事注定被证明是件赔本买卖。对于这些在荒郊野外上演的插曲，福钧显然乐在其中。“天气很好，令人心情愉悦，当地人性格平和、毫无敌意。这里的风景美得就像一幅无可挑剔的油画一般……我的中国伙计和我时常走得双腿酸痛、疲惫不堪，那时我们往往在山顶上歇歇脚，顺带俯瞰一下四周的美景，一饱眼福。这条河流宏伟壮观、清澈闪亮，在群山环抱间蜿蜒闪现。这一段，河面平滑如镜、深不可测、寂静无声；而另一段浅水区，河流迅速从岩石河床上奔腾而过。”那么这段既不花钱也捞不到油水的日子对王来说，是否过得还算开心？再说说苦力，一大包金属器具一直压在他背上，沉重的玻璃箱一直挂在他肩上，他就在这种情况下艰难行进，他又觉得惬意吗？
山腰间的游览也许为福钧揭示了前进的意义，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福钧的斗志。就在他离开杭州后的最初几天，他发现了棕榈树，即福特尼棕榈（Trachycarpus fortunei），他一回到上海就将这一发现托运至克佑区皇家植物园，这种植物挨过在英国度过的第一个寒冬——1850年冬——后活了下来。在另一次早期探险中，他又发现了一座偏僻的私人园林，在那里，他偶然发现了一种外观如同一幅悲泣画面的植物——垂枝柏（Chinese weeping），也叫垂丝柏（funeral cypress）或福特尼垂枝丝杉（Cypressus funebris）
“您的这棵树实在太吸引人了，”他对站在不远处的园丁说，“我们这些来自沿海地区的人从未见过。看在上帝的分上，请赐予我们一些它的种子。”（尽管这种柏树最后还是在英国生根发芽了，但它是一种柔弱的树，再加上运到克佑区植物园时也不是很完好，因而在拍卖行一直难觅其踪。）
在极大地丰富了英国花园的奇花异草方面，中国所具有的价值早已得到证明，这一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福钧凭借一己之力发掘的。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温带植物群储备，今天我们所欣赏到的湖光山色中的不少元素，追根溯源，都来自这个国度。来自中国的观赏植物经过衍生，点缀着我们的一年四季：引人注目的黄色连翘和色彩斑斓的杜鹃、映山红、山茶花为春季增色不少；玫瑰、牡丹、栀子、铁线莲、杏子、桃子装点着我们的夏天；秋日，菊花盛开；柑橘橙、葡萄柚和柠檬则属于寒冬。
为了填充自己的植物标本箱，福钧也收集了一长列经过压制的植物标本，他对这些植物都进行了脱水处理并予以妥善保存，以便造福于他的植物学家同行。在这些工序上，他小心翼翼地训练他的仆人：频繁更换一张张吸水纸，随时留心将腐殖土、昆虫或者别的可能对标本造成污染的物质剔除出去。“一个聪明的土著居民是可能担得起更换一定数量的吸水纸这份活计的，”一个从事在华植物狩猎活动的专家写道，“但如果这个人是第一次整理植物标本并进行压制处理的话，那他既可能保证植物标本的美丽，也可能对标本的外观造成损害。”福钧同时也将搜集来的植物标本放进沃德箱中，他小心翼翼地摇落标本根部的泥土，将样本置于箱中的泥土里，给它们浇水，随后将玻璃箱紧紧密封，他希望这些被连根挖起、移植到新环境中的柔嫩植物能够经受住前往上海及其后的英国之旅的颠簸。
除了终日奔波忙碌于发掘、压制、移植植物样本并将它们装船运回国内之外，出于他对历史的责任感，福钧还抽出时间异常认真地写下了详细的考察记录。他那有无限研究价值的中国回忆录里所记录的大量翔实的植物学细节，充分再现了他作为一名植物采集者的高超技巧与一名商人的精明。福钧采集了如此之多的观赏性作物样本——从中国采集到的植物样本约有15000份，其中近半数为地区性作物，并加以编目，以至于观赏性植物猎人的研究空间被压缩到几乎一点儿不剩的地步。那些福钧的同行只得一路西进云南，翻山越岭进入喜马拉雅山，去探索属于他们的未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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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继续溯流而上，而其他乘客对福钧的态度开始起了微妙的变化。同行的乘客不再用福钧的中国名字“Sing Wa”来称呼福钧。事实上，福钧注意到他们根本已经不再搭理自己。与之相反的是，同船水手们却时不时偷偷扫他一眼，在他听不到的地方小声嘀咕着什么，平时则经常有意躲着他。福钧似乎成了大家普遍关注的焦点，在这方面他甚至超过了那个侏儒。
就在福钧开始沉浸在伪装中国人的乐趣之中时，却一下成为众矢之的，这让他措手不及。福钧已经渐渐相信自己身上的外国特征正在消失：他已经可以像换衣服一样褪去自己的英国形象。他已经确信，他的外国人人格并非天生的。虽然他还不能完全自如地在中国乘客警觉的目光注视下使用筷子，但他已经越来越频繁地这样做了。吃饭时，其他就餐者有的叼着长烟管坐着吞云吐雾，有的畅饮白酒，干杯声越来越响，众人间的火气也越来越大，这时福钧则刻意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他注意到自己已经能听懂其他人含糊不清的醉话了，将那些外国音节融汇到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个词，一个个词又汇聚成了有意义的句子。大家日常闲聊时，福钧并不加入，但他的耳朵正变得越来越适应当地语言。但是，现在看上去其他乘客已经看穿了他的伪装。
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把王叫到一边，询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同船船员对他的态度大变。
王解释说，由于苦力一再被福钧的行李折腾得喘不过气来，在由此而生的一股愤恨情绪的支配下，也出于给自己“长长脸”的目的，他揭发了主人的真面目。
“这个苦力简直愚不可及，他对别人说你并不是这个国家的人。你最好把他赶走，如果你不想惹来太多麻烦事的话。”他在给你制造麻烦，王用混杂行话坚持着他的看法，他把你推入险境，让他滚蛋吧。
福钧依然对“面子”这一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一无所知，所以他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苦力背叛了主人，就能在这艘船上赢得大家的尊重——这是他迫切渴望从主人那得到而无法实现的。但结果是苦力并未因出卖了福钧的秘密而得到哪怕一点儿好处，船员们现在似乎认为苦力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给了他们惩罚他的口实。福钧也对他的仆人怒不可遏，可怜的苦力就此一天天变得更加阴沉、更加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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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入夜时分，船只停泊下来后，木制的船体在水面上轻轻摆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这时船上通常会派出一名守卫负责巡逻。“我被水手们告知这片地方是这个国家的贼窝和匪窟，因此到了晚上他们不能全部就寝，否则天亮前船上就可能发生失窃事件。”福钧回忆道，然而就在王和船老大发生不愉快意外的那个潮湿而没有月亮的夜晚之后，再也没有人守夜了。
“醒醒！”王低声耳语道，把福钧摇醒了。“起床！”当乘客们在甲板上睡下时，水手们全都离开去了镇上。王坚信一个针对福钧的阴谋正在悄悄进行。那个守夜人已经失踪了。王从其他乘客那里或是船上成员们的窃窃私语间打听到一个未经证实的阴谋：船员们正在计划把福钧一行全部杀掉。
“他们现在已经去镇上找几个朋友来帮他们了，”王的语气很坚决，“他们只是在等待，直到他们觉得我们已经睡熟了再动手。”
福钧从他的草席上跳了起来，透过舷窗朝岸上望去，他看到远处有一串灯笼似乎正朝他们这个方向移动。如果他的外国人身份真的被确认了的话，那么他远离法定通商口岸几百英里这一行为已经违反了《南京条约》里对于外国人人身限制的规定，当地官府是绝对不会保护他的人身安全的。
“起来！起来！快，快！”王催促着，“快！快！”
当那串灯笼离得越来越近，已经可以清晰地认出来正是那群船员们时，福钧仍然待在船舱内，“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情绪镇静下来”。他在自己靠近舱门的铺位上坐起来，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他的记述里，他并未提及当时他的枪放到哪去了——或者他那晚是否持枪。
“我的两个中国仆人看起来惊恐万分，他们一直尽可能地与我紧紧挨在一起。”他回忆道。
那伙人中打头的一个走进舱室，发现福钧和仆人们正等候着他。这个船员看起来非常局促不安，仿佛他根本没有预料到他的目标居然是醒着的。
那个闯入者进来后，谄媚地咧嘴一笑，随后耸了耸肩，什么也没说，转过身背对着福钧离去。他毫无所求。
其他乘客现在也被惊醒了，然而福钧还是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你看到了？”王还在坚持着，“当我告诉你他们打算把我们活活淹死的时候，你根本不信我，但是如果我们不是醒着而且准备充分的话，那我们就全完了。”
事实上，福钧根本不清楚王的警告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或者说，他甚至还没搞懂他究竟是否真的处于危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人打开了舱门后很快就走开了。如果他当时仍在睡梦中，那么后果是否就不一样了？
那艘船的船主当晚晚些时候回来了，表现得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也许真的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吧。船上到处吵吵嚷嚷一阵后，福钧发现自己睡不着了。“又冷又困。”他倾听着附近的水车为河边的简陋磨坊供应动力而转动时发出的叮当声和嘎吱声。这个对自己的观察力引以为豪的人却始终没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或无法确定他是否真的面临着可怕的威胁，因而觉得身心俱疲。福钧渐渐意识到，他的同伴对他而言到底有多重要。他无法信任他们，但他已经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