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继续进行茶种采集工作，福钧又拜访了另外三处著名的绿茶产地，在一段相对平静的旅程结束后，他于1849年春节前夕（新年是按阴历来算的）来到了上海。这年为鸡年，根据中国十二生肖学的观点，这是个浮华的年度。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假期，是欢庆的时节，是烟花弥漫的时节，是派发红包以及祭祖的时节。华侨们期盼着春节的烟花和欢宴，就和他们期盼着有机会谈几场生意一样。与此同时，中国人会为了清偿旧债而争先恐后地在年关筹钱，这同样是中国新年的习俗。
上海那喜气洋洋的新春庆典活动宛如光束一般跃过了厚厚的古城墙，又宛如旋风一般席卷了外国租界。这里的英国人很少，都是些茶商、丝商以及外交人员，怀着好奇与不解的兴致，他们很快就对当地新春庆典中的舞龙和扫墓活动产生了一睹为快的想法。古老的街道上挤满了小贩、走江湖卖艺的和表演马戏的。一身脓疮的小乞儿们使劲拉扯着每一位来客的袖子和脚踝，向他们道着新春祝词——在过年的时候慷慨施舍可是能交上好运的。
福钧当前的第一要务就是向东印度公司和正在等待的印度植物园汇报成功的喜讯。“敝人很高兴地通知您，我已经得到了大量的种子和茶树幼苗，我保证将它们安全地送达印度。这些树种和树苗来自这个国度的不同地区，有些可是采自著名的茶场……”很快，他就开始着手准备将自己的战利品装船运往印度。
福钧的住所被安排在外国住宅区，他又住进了远东豪门之一的颠地洋行总部。公司可敬的大股东托马斯·贝尔——“商界王子和鸦片大王”，在中国经商已有五十载，从未回过英国。他在中国赚过几次，也赔过几次。同时期的人记载道：“他本人是守旧派的一员，守旧派的特点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人很严肃、相当刻板，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高贵气息。”福钧最关键的几次中国之行均由贝尔向托马斯·丹特及其公司穿针引线。颠地洋行在大不列颠地区，在喧嚣的旧上海北部，在散发着恶臭、内中开辟有一条纤道以供纤夫将船只拉至黄浦江的苏州河以南，都拥有带围墙的住宅群。这种住宅群的特色是新建了一座巨大而空旷的工厂，面积之大足以容得下一座够大的花园，以供福钧的宝藏和居住在颠地洋行地盘上的英国侨民园艺师的安置业余项目之用。
经久不衰的中国园艺学热是颠地洋行留给国际社会的遗产。为了满足自己的嗜好，贝尔在澳门拥有一座植物园，园内种植有“最上等、最稀有”的康乃馨、菊花、罂粟花以及各种各样的中国观赏性植物。除此之外，园内还生活着一小群孔雀和猴子。颠地洋行在上海当地建造的植物园作为植物狩猎活动之用，那里还从未有白人涉足过——这家公司是很乐意与其他定居于远东的欧洲植物学发烧友分享它的珍稀植物植株。
除了驻香港和上海的领事外，别人是很难弄清福钧从事任务的本质的，但若是颠地洋行对福钧所负责运输的茶种和茶树稍加留意的话，就会发现此人身上所担负的使命与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作物研究及民辛巷的茶叶经销商们的利益息息相关，舍此之外别无其他。颠地洋行所关注的头等大事自然是保证自己在远东商业运作的成功。但一旦制茶产业转移到印度的话，中国茶商就丧失了他们在日用品市场上的最大利润空间。因而颠地洋行对福钧的协助，等于无意中搬起了那块最终砸在自己脚背上的石头——毁掉公司的对华贸易。
福钧充分利用了颠地洋行在上海的厂房地皮，他将自己的茶种和茶树树苗移植到那里，精心照料。这块空地坐落在开垦自扬子江支流——黄浦江——的肥沃淤积河岸上，周围散布着几座仓库。植物园内部并非布置成适于悠闲漫步及冥思的中国风格，而是实用型的欧式风格。园内种植着一排排整齐的树苗和移植而来的奇花异草，有了这些植物，颠地洋行就等于手头贮存了一批药品，英国商人则可以享用着无害食品了。
福钧也拜访了颠地洋行雇用的中国园丁，他是个学识渊博的人，对自己在园艺工作方面的任何决定总拥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和说辞。贝尔曾告诉一名访问者，“要让一个中国园丁高兴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放手去干他喜欢的事”，特别是当他们用深深引以为傲的技术施工时。贝尔知道，在中国园丁干活的时候对他的工作指手画脚是会让他觉得很丢面子的。尽管如此，福钧在植物园里还是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工作区——一直延伸到远处的一大片茶树林——全是按英式栽培技术种下的。
靠着颠地洋行的鼎力协助，福钧采集来的植物从野外移植到新家后成功地活了下来，然而它们的下一段迁居之旅是最危险的。可以肯定地说，迄今为止尚未有一株植物样本在经历了福钧所制定的行程——从上海出发，走海路到达香港，再从那里前往加尔各答和喜马拉雅山的种植园——的一路颠簸后还能存活。要知道它们一路上不仅要抵御酷暑、海浪以及含盐的海上空气的侵袭，还得忍受渡河过江、翻山越岭时的种种折腾，以及南亚季风的炙烤。
福钧最为担忧的事是中国冬季那刺骨的严寒将导致植物生存环境的恶化。颠地洋行的植物园是个典型的慢节奏之地，那里的工人们干起活来都不大卖力，年关将近的时候更是如此。但福钧坚决要求园丁们在茶树装船运输的准备工作这一关键环节上不得有丝毫延误。他自己每天一大早就戴上帽子和手套来到植物园，辛勤地将自己种下的插枝及已长成的作物起出，并把贴有标签的种子和树苗打包好。他马不停蹄地将大约13000株植物幼苗和10000颗茶种通过海路运往喜马拉雅山，这些幼苗和种子总计大约为5加仑重，无论从体积或是重量上看都算不上一个很大的数目，却是他在王家那充满湿气的茶园进行的艰辛野外考察工作的见证。为了以防万一，他将自己的采集所得分为几份，每份单独包为一包，分别托运于4艘货轮，这样即便有一艘货轮不幸遇难，其他几包种子和树苗照样能按计划到达目的地。
福钧清楚，此时他所肩负的使命离稳操胜券阶段还很遥远。移植到上海的树苗，无论品质多么优良，都禁不起严冬加漂洋过海之旅的双重折磨，即使有沃德箱的保护。此外，冬季的来临对于树种和植株而言是个严峻的考验。此时，对待进入休眠期的植株必须万分小心地呵护。一个优秀的园艺师可以靠着对夜风中所夹杂的气流的判断而嗅出霜冻降临的味道，进而告知植物是否面临着威胁，或是要求用米袋子和布片将植株严密包裹起来，直到阳光将冰霜融化。
福钧吩咐一名中国玻璃匠和一名中国工人打造了8个玻璃箱用于容纳他那几千株树苗。这些树苗可能仅有一岁，其中许多根部虚弱、发育不全的植株更为年幼、脆弱。但福钧觉得这一根据之前通过海路运送植物的经验而总结出来的办法是可以信赖的。他初次来华时就是靠着这种玻璃箱来装运植物，在他看来，这些玻璃箱在保存植物方面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
茶种的运输是目前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东印度公司先前花了十几年时间试图把茶种从中国成功运往印度，结果都失败了，这事已闹得沸沸扬扬。东印度公司早先的一次尝试是在沃德箱被广泛应用之前进行的，结果在广州采集来的茶种抵达喜马拉雅山之时已全部死亡，导致种植茶叶的计划进度整整被推迟了一个季度，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喜马拉雅山的茶叶种植园现在规模还是太小，再加上缺乏可用的优质茶种而无法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一局面可不是单靠植物样本就能扭转的。从播种到茶树长成需要花费六年的工夫。倘若福钧在1849年的努力归于失败的话，那整项计划将再次被耽搁一年。
尽管如此，茶叶收成的时机对福钧而言是不利的。一般而言，中国人在秋季采摘茶种，用成筐的沙子将它们贮存整整一个冬季，直到春季来临，他们就可以播种茶种了。按照这种进度安排，福钧必须再等上一两个月才能收获茶种，然而可以很合理地假设，到那时茶种依旧是可供采集的。不管怎么说，它们被运抵印度之时，适于播种的春季已过。它们抵达喜马拉雅山脉之时，正值季风季节，此时由暴雨引发的山洪将把园丁们竭尽全力所得的劳动成果冲刷得荡然无存。因此，到秋季之前还是不能播种的，要到秋天才能播下茶种，即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内都必须保证种子新鲜，而茶种是经不起长时间存放的。
怎样才是运送茶种的最好办法？这个问题福钧尚不得其解。标准航运程序是要把种子用纸张或布袋包裹起来的。最初，他采纳了年轻的喜马拉雅种植试验园主管威廉·詹姆森博士所建议的两种办法。福钧对詹姆森博士的建议执行得十分彻底：他将从四个不同地方收集来的种子用两种各异的方式保存并装船运输。第一种贮存方法是将种子以4个纸袋包装，然后全部装进一条粗糙的口袋之中，第二个贮存方法则是将每个地方收集来的种子全部混杂在一起，埋进一个盛着泥土的箱子中。每一类种子都会留下一部分在上海播种、成长，一等它们长成健康的树苗，就立刻被运往印度。福钧很清楚，这些茶种十分柔弱易损。最轻微的大气变化都将导致它们要么变得湿透而无法使用，要么活活干死。他应该已注意到，他早先收集来并移植到颠地洋行临时启用的温室之中的许多种子并未发芽。看来将这些极其优良的茶种运往印度乃是上策，即便其中大多无法成活，用剩下的茶种在印度新开辟出一片茶叶种植区还是绰绰有余的。
福钧想把中国园艺师们用智慧凝结而成的贮存、运输种子的最佳技术手段学到手。一名在华欧洲人向一名当地人请教技艺是大胆之举，特别是中国人惯常将种子用沸水煮过或干脆给茶种下毒，以免“中华的美艳之花被人伺机运往其他国度”，此事在当时流传很广。但福钧是一个永远为科学献身的人，他鼓起勇气接近一名年长的茶种贩子，一个名字叫阿钦的著名商人。
“你把什么东西放进这些种子里了？”福钧问道。
福钧打量着在茶种周围堆着的一种白色的灰一样的混合物质，很多欧洲人会觉得它可能是骨灰。
“虱子灰。”那个老园丁答道。
“把什么东西烧成灰的？”福钧笑道。
阿钦用他那口半生不熟的混杂行话重复了一遍，这次的语气如法官般庄重而不可置疑：“虱子灰”。
“我若是不把种子和这些玩意儿混在一块，虫子就把它们当蜜饯了。”
这种灰可以阻止蛆虫的滋生，中国南方的潮湿性气候使得这些袋装种子格外容易受病虫害的侵扰及发生腐烂。福钧觉得这个老园丁说的是实话，而他在利用烧焦的虱子的灰烬作为袋装绿茶茶种的防腐剂方面的丰富经验更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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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过去，福钧昼夜不停地为他的绿茶茶种和树苗奋战着，直到周遭昏暗到什么也看不清，连发掘工作也难以进行，而他的手指也因气温骤降冻到麻木才罢手。当他在泥土中挥汗如雨的时候，失败的恐惧感笼罩在他心头，挥之不去，不过他是个一丝不苟的人，每天的艰辛劳作又让他镇静了下来。他列了份清单，将每一株树苗和种子的信息都记了进去：它们采集自何处，航运时盛在哪个箱子里。他要求其他人必须和他一样勤勉刻苦。“假如（种子和树苗）能被小心翼翼地接收，并转送到目的地，那将意义非凡。”福钧在给次大陆的园艺师们的信中写道：“而当那些种子和树苗抵达印度时，起草一份关于它们近况的报告同样意义重大，这份送至我手中的报告可以指引我确定茶种和茶树的必要采集量。”
福钧打算一路护送这批茶种直到香港，以确保它们在中国能得到悉心照料。“我们没有从本地（上海）直达加尔各答的船，而它们在香港停留时，任何时间上的耽误或程序上的疏忽都可能对这批植物造成致命伤害。我觉得还是不要冒险将它们（茶种）托付给任何一个对这些东西没有充分认知的保管员。”码头装卸工出于无知的粗心操作可能会与天气和移植过程中的任何变故一样，轻而易举地毁掉福钧的心血。
运载茶种和茶树的船只要花上整整一个季度的时间才能抵达印度，等植物学家告知货物是否成功运抵的信件送到福钧手中，几个月又过去了。他无法预知收到这封重要信件之时自己正身处何地——可能是在他接下来的红茶产地之行的途中。如果他的绿茶事业彻底失败了会怎样？倘若首批茶种和茶树全部死亡或原茶叶种植计划发生了什么变动，他在回到上海之前甚至对此将一无所知。他可能不得不从头再来一次绿茶采集历险。
在夹杂于他的首批航运物资之中的一封信内，福钧恭恭敬敬地添加了这么几句：“若阁下觉得有必要给本人做出什么指示的话，请在信中写明，本人将不胜感激……来信请交予丹特先生保管，他会将信转交于我。”
自打上次收到印度植物园主管的关于应收集茶种种类的指示，九个月的时光已悄然而过。这段时间福钧与女皇陛下驻上海和香港的领事频频接触，他们的指令对他来说不无裨益。但现在再也没有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的有关新闻了，次大陆方面也从未传来有关下一步指令的信息。没有行动指示，没有建议和指点，也没有哪怕一星半点对他为完成任务所做努力的感谢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