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苦秦久矣。”谁最苦？古代的普罗福斯从不好过，但统一战役的余震外，没有什么可靠证据显示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我认为最苦的不是福斯，是旧贵族君子。他们在封建政体里享受的权益地位，因秦废封建和坚持法律公平而消减，苦也。秦不能笼络统治阶层，包括它政府内的官吏，使它乏力应付帝国骤然膨胀、大量裁兵所带来的危机。秦亡后，统治精英制造舆论，夸大甚至捏造它的缺点，拉“王道”的大旗以掩饰自己造反祸国殃民，警告威胁新皇朝必须照顾自己的特权特利。
研究起义原因，不同以现代标准作道德褒贬。秦无疑残暴，但它处身残暴的时代。我们用来与秦比照的，应是当时流行的现实情景，不是绝对道德或空想。譬如，秦建阿房宫、骊山墓等工程备受谴责，但骄恣在战国贵族中本是习以为常。齐宣王“为大室，大益百亩，堂上三百户”，逾三年而不能竣工。孟子与宣王相处甚欢，提及建巨室求大木，但没有批评其挥霍[677]。阿房宫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678]。秦殿奢侈，但与齐宫相比，作为统一中国的廷议场所，是否过度得会激发造反？秦朝二世而亡，是否因它比旧六国残暴得多？若是，为什么在长期竞争中，秦比六国更能发动人民的力量，至能取胜？
大儒荀子原籍赵，久居齐、楚，并在范雎当政时访秦，报告在秦所见：“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諰也……则其殆无儒邪。”[679]儒家以古代为理想。荀子认为秦的行政类似古代的最佳统治，然而秦仍然恐惧六国合纵，远不及王道，因为它缺少儒者。齐鲁儒士众多，可惜荀子未将它们的政绩与秦比较。楚汉相争时，鲁国兵临城下犹弦歌不绝[680]。儒风教化盛矣，但为什么不能赢取民心，与秦抗衡？
荀子认为秦能4个世代相续得胜，不是幸运，而是因为它的清简治术。他所见到的秦是个奉公守法的社会。秦人的恭俭忠信莫非道德实践，可见秦所缺乏的不是道德，只是儒家的繁文缛礼、伦理教条。儒家教条要人绝对服从长者尊者，不能容忍法家政策稍为年轻人和卑贱者撑腰。法律平等外，秦鼓励分家及配田给小家庭。经济独立增强了年轻人的自尊。儿子借农具给父亲时面有得色，媳妇居然有时敢反驳家姑。汉儒视此等行径为禽兽狼俗，举为秦亡原因之一[681]。其实秦从未摒弃孝悌。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简牍实证秦律优待老者病人，并尊重父权，不接受儿子对父亲的控诉[682]。研究证据的学者早已推翻诋毁秦的宣传样板[683]。从秦始皇的石刻，到睡虎地的《为吏之道》和《语书》，秦一贯提倡传统伦理、改风正俗，对官吏进行德育[684]。张家山出土的《奏谳书》实例，除断事精明外，秦还以廉洁敦厚、公平端正升任法官，以作其他官吏的典范[685]。眼光阔大、对秦有所针砭的《吕氏春秋》在咸阳市门上公布[686]。《史记·礼书》记秦朝“悉采六国礼仪，采择其善”。秦始皇设博士官，就算不采纳，也先听取他们的意见。后来他认为复古派反对废封建太顽固，威胁政体稳定，危及社会安宁，所以才焚书。但博士官并不因此而废。伪解情报谄媚二世的叔孙通，便领儒生弟子过百，后来叛变，遍事群雄，终于为汉朝制定礼仪[687]。
司马迁注意到，儒生博士怀恨，秦一亡便散布谎言坏话。“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688]客观研究的西方学者警告：汉朝文章不宜轻信，“因为它们常常包含明显的反秦偏见，所以读者必须极小心地探讨衡量”[689]。诬蔑秦对汉有利。汉以暴力继承秦，要为自己的叛逆辩护，但要阻止别人学样。要宣扬反秦有理，但否定造反有理，莫如痛诋秦。《汉书》有许多记载，叙述汉儒讨论政事时“借秦为喻”，把种种恶行随意加在秦头上，说秦因此而亡，跟着谏说类似行为万万不可[690]。夸大是常规，证据就难说了。有政客用自相矛盾的故事，推销两个不同的政策[691]。同仇敌忾者你抛我引，重复得多，假也当真。“暴秦”成为至恶的样板，一如“尧舜三代”是至善的样板。其实两者都真伪混杂，是虚构的教条，不算历史。西方学者总结：“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的证据，揭露很多批判暴秦的论调，其实是汉朝谋私利的宣传，与秦的政策和过失无甚关系。”[692]
秦的赋税便是在谣言中越夸越重。六国的赋税原本不轻，例如《左传》记载齐国一度“民叁其力，二入于公，衣食其一”[693]。孟子并非唯一高呼要减税者。统一后人民的负担是否增加？司马迁列举秦的措施，并没有提到加税。秦末义军很少怨秦重敛，更没有用减税的口号来赢取民望。论秦亡原因，身历秦世的陆贾没责赋敛，贾谊把它列在长长的过失清单之末。那么，暴敛之说何来？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谋反。谋臣伍被力谏的主调是：从前刘邦看着秦朝越来越坏，但屡次说还未能造反。他等秦坏透了才举事，所以成功。汉朝现在不算坏，你举事很危险。别想吧。伍被的说辞情文并茂，满是明显的虚构故事。《史记》把它放在《淮南王传》以记其造反阴谋本末。班固不举旁证，抄了几句伍被的说辞，放在《汉书·食货志》，当作财政史实。其中秦“收泰半之赋”，注家解为“三分取其二”[694]。《食货志》成为责秦重敛的最权威资料，传统学者沿袭不疑，有的甚至说它是根据《史记》的“记载”。西方学者从历史证据、社会情况各方面研究，却认为“泰半之赋”是无稽之言，并且与董仲书所谓秦小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抵触。若地主向佃户收一半，却要交大半给政府，谁要做地主[695]？这不过是一个例子。《食货志》谓秦税使“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类似的动人心弦但模煳笼统的指责，常见于后世秦史。假如你追溯它们的来源，你会发现很多是汉朝政客推销己见的说辞。
汉初的地税是十五分之一[696]。税率怎样降到这么低，应是汉朝史笔熟知之事。司马迁没提及高祖减税。班固《食货志》承接上文秦“收泰半之赋”，谓高祖“轻田租，十五而税一”。从《史记》开始，正史中记载军国大事，最重要可靠的是皇帝本纪，因为它们根据政府编年纪录，而且常收集官方文献。《汉书·高帝纪》的篇幅长，详细记载刘邦的各种税务措施，连豁免小撮人几年税都不漏。它更记载高祖广播自己的恩惠，但偏偏就只字不提全面大幅减税这最得民心、最值得吹擂的大仁政。这缺漏很明显，尤其比诸文帝景帝“赐天下租税之半”，把地税减到三十取一的细节记录。如果《食货志》所言属实，那么班固在《高帝纪》删去除秦重敛这仁政的证据，真是有负汉恩。
古今史家和考古学者一致同意汉承秦制[697]。董仲舒更指出汉初的税制也是跟秦[698]。最有力的证据是新出土的秦简汉牍。秦汉收地税的形式同是粟、刍和蒿，刍和蒿是喂牲口的草料。据前217年，即秦统一后4年入土的田律：“顷入刍三石，蒿二石。”前187年，即汉朝创建后15年公布的田律是：“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蒿皆二石。”[699]假如税收的粟也一样不变，那么汉初十五取一的税率很可能是承秦旧制。以资比较：孔子时鲁税十分之二，孟子的井田理想抽九分之一[700]。
赋税外，徭役是人民的最大负担。秦汉规例是每年一个月。战国时修建军用工事的人力，统一后调为民用建设。徭役是否因而增重，没证据，不能说。据湖南里耶出土的秦简，统一后次年洞庭郡守下令各县：传送运输，必先动用各类刑徒及债务犯。急事不可留，才兴徭役。田作季节，不欲兴发普通人民[701]。这文件与《史记》一致，凸显秦尽量用刑徒及社会上的“贱民”。譬如，遣发去守岭南三郡的人或行贾、或入赘、或企图逃避户籍徭役[702]。迁徙良民，如始皇四次迁户数万，皆或免他们赋税、或拜爵一级，以资抚恤[703]。大型建筑多用刑徒，以致管工程的司空常被叫“主刑徒之官”。始皇死后，为陵墓复土的不是服徭役的人民，而是原来营建阿房宫的刑徒[704]。秦制固然压逼“贱民”，但有利普罗农民，汉亦沿用。从明文法律看，秦兴发徭役颇有分寸规定[705]。当然，行政实践中难免滥权，但是否比六国差？里耶文书督促勿碍农时。如果齐、魏惯于不碍农时，孟子何须疾呼力劝？
比较兵役容易得多。战国后期的大战每国动辄出兵数十万。七国合一后最大的是蒙恬击匈奴之役，发兵300000人[706]。所有数字都可能夸大。然而从一个大帝国的国力看，这短期兵役不算过分；罗马帝国的常备军就有300000人。秦的征兵制因军情所需而发兵，事毕便遣兵复员，减低养兵费用。睡地虎秦简实例，统一战事高峰期间，名叫喜的男子三次被征入伍，第一次服役8个月，第二次11个月[707]。法定役期最高两年，所以要长期维持大军，政府必须要不断征发新兵补充。
蒙恬逐匈奴的战事历时两年。胜利后坚凝疆土，军民措施并用。民事移民实边，将河套一带发展为后称“新秦中”的富庶农区，我们不去谈它[708]。军事上和平时戍边，兵力一向很少；汉朝的经验最是显见[709]。在大泽乡起义的戍卒不过900人，领队的陈胜吴广还不是同县人，而且也未闻其他戍卒响应哗变。那么前215年始皇令下、蒙恬所发的300000人的大军，维持了这兵力多久？这是个谜。蒙恬负责建长城直道，但为什么前209年政府急需军队去平乱时，没人提起调回筑城之兵？为什么李斯等为了安抚人民，提议二世停建他心爱的阿房宫，而非他无所谓的长城[710]？是否因为长城已经差不多竣工，大部分士兵已经遣散？这很可能。秦的夯土长城，规模远远不及我们熟悉的明朝砖石长城，建筑工程也不是那么巨大，大军一年左右就可以成事归田（见附录三）。诋毁秦特别黩武穷兵的人忘了一个事实问题：性命交关时，秦的兵在那儿？
总结上述，洗去宣传看真面目，秦朝对福斯人民的压迫不比东周列国更厉害，不能解释为什么它二世而亡。可是，对操纵舆论的特权阶层，情况就不一样了。筑长城是战国秦汉的常事，如“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711]。一样的工程，在燕赵齐楚汉，皆处之泰然，只有在秦朝惹来令人发指的故事，不无缘故。秦不单征发普通百姓；始皇依法判治狱不直的官吏去筑长城，触怒了权贵[712]。国家和权益阶层的抵牾，是秦的最大忧患。
封建贵族和集权君主的势力此消彼长，但争权夺利，终战国而未松弛。即使在秦，也有穰侯等贵族长期擅政，各抢封邑，家中珍宝多于国库。到范雎助秦襄王重新杜私门，已是商鞅变法后90年了[713]。六国的贵族更强横。战国末年魏信陵、楚春申等公子显赫，养士以千计。可见贵族势力虽然后退，但仍经常伺机反扑。
统一的中国应采取什么政府体制？这重大问题把君主与贵族的权力斗争带到决战关头。朝廷辩论，群臣都拥护丞相王绾的提议：重事封建，皇帝封多个儿子为王，分别统治六国故地。李斯力排众议，指出周王封的诸侯多是子弟同姓，到后来还不是势如仇仇，互相诛伐，糟蹋人民。现在天下一统，不宜再置诸侯，宜设郡县统治全国。诸子功臣用国家赋税重加赏赐就够了。秦始皇同意李斯：“天下共苦战鬬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714]
“废先王之道”是贾谊、董仲舒、班固等异口同声谴责的秦头号过错[715]。秦始皇并非如儒生所说般不顾历史，而是采取法家的历史观。孟子的“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认为历史静止不变。李斯的“时变异也”重视历史的动态；固执周王之道会重蹈战国的覆辙[716]。秦始皇的决定并非如汉儒指责般只是“立私权”；他提出为天下和平的客观理由，历史证明正确。楚、汉恢复封建，引致他所预料的战乱恶果，贾谊和班固都熟知，可是都不肯谅解秦废封建，怪它无尺土之封：“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717]他们的心理矛盾，有道德教条和自利权益的双重根源。两者都是亡秦的动力。
前213年，即废封建后8年，博士齐人淳于通提倡恢复先王之道：“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命朝廷议论。李斯驳道：时代不同，为什么一定要走三代的老路子？诸生道古害今，虚言乱真，惑乱人民。为了制止他们结党造谤，危害安定，他提议焚书。始皇采纳[718]。他们的目的主要是政治统一，保护国家的体制和稳定，所以保留博士官藏的书籍，也保留医药卜筮种树等实用知识；烧的主要是六国历史以及民间所藏的《诗》《书》，因为它们是鼓吹分封诸侯、政治复古的凭借。诸子百家语虽然名列焚书令，但不属重点，也少执行，所以无甚损失。思想继续活跃；很多托名先秦诸子的文章，例如《大学》《中庸》，其实是秦汉年间写成。要到汉朝儒术独专，战国自由思想的活力才被扼杀[719]。
焚书次年发生坑儒事件。原来始皇受东方文化熏染，欲兴太平，博士官外，还召集了大批儒生方士。方士们抓住皇帝的心理弱点，进仙家长生之术，大发横财。其中有侯生卢生二人，撺掇皇帝做了不少蠢事，交不出仙药，怕受法律惩罚逃走，又骂这贪权暴君不配长生。始皇大怒，令查究妖言乱众。诸生互相告引。始皇坑杀在咸阳犯禁者460人，不顾扶苏之谏言：“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720]扶苏有眼光。三年后，鲁的缙绅先生们手持孔子礼器，赶着归附陈胜。孔子的八世孙孔甲为陈胜博士，儒士陈余劝陈胜复立六国之后[721]。王充已注意到汉儒渲染，把坑咸阳460人一案，夸大成秦皇坑尽天下儒者。现代研究发现这夸大并无事实根据：儒生在秦汉年间甚为活跃，单姓名可考的就不少[722]。
焚书意图制止封建复辟派搞颠覆，坑儒缘起骗局。然而“焚书坑儒”常混同一体被称为秦朝的最大罪行，不无道理。君主贵族争权外，它们透露了儒、法之辩[723]。表面的是儒生法吏争宠夺权，如侯生卢生埋怨秦始皇“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深一层的思想冲突，影响更长远。贾谊的《过秦论》为《史记》、《汉书》引用，表现士大夫对秦亡的一般看法。清儒概括其大旨：“谓秦尚法律，不施仁义，以至一夫作难，天下土崩。”[724]
以守法为道德的西方人会莫名其妙：为什么法律和仁义截然对立？客观分析必须探讨“法律”和“仁义”的内容：坏秦的是什么法律？秦缺的是什么仁义？探索端倪，莫如汉初司马谈所言儒、法两家的主旨及其政治影响[725]：
“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法家把家与国分开，我们今天认为在政治上是理所当然。可是在儒家君臣父子的思想中，它却是贼恩不仁。“家庭生活就是政治生活，家庭理想就是政治理想”，这2000年来的士大夫意识形态，产生于家国不分的时代[726]。亲亲原是宗法封建的纽带，儒家将之蒙上仁义圣光，奉为普行天下的政治圭臬。孔子论政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他列亲亲为治国九经之一：“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727]孟子发挥“亲亲，仁也”，举舜为例。舜是仁人，他封不仁不义的象为侯，只因为象是他的弟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728]淳于通提倡恢复封建的论调、甚至字句，同出一辙。儒家的人治讲究君主典范。秦始皇身为皇帝，子弟为匹夫，立不仁的榜样，难怪“去仁恩”之斥责盈耳[729]。
“仁义”的口号掩饰了君子追求的权益。秦时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帝死而地分。”裂土封侯是权益阶层的普遍渴望[730]。反秦的领袖莫不称王称侯，跟随的人如张良所说：“日夜望咫尺之地。”汉高祖鉴秦覆辙，见封赏不够快，功臣不满意，于是加紧行动，大肆宣传其恩惠：“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731]
秦灭六国，旧贵族大夫怨恨。它废封建，天下士人因自身利益受损而失望。战国贵族盛行养士之风。废了贵族，清客的出路大减。出仕的性质也变了。贵族的人治思想下，君子大夫空谈眄视，以为自己只要出任高位夸道矜德便大功告成，不必为政绩负实在责任。在科层机构工作的是国家的职员，不论为君主或为人民，他们是服务者，必须负责任、呈成绩。身份降低了，工作要求高了，没人乐意。政府不断地需要大批官僚。要培养有责任感、有行政能力的人才，并不容易。倾向教育的儒家绊脚多于推助，因为它把“仁义”局限在亲亲尊尊等个人关系。培育公德心、发展公平公正的思想，到今天还是问题。秦用法律制约行政实施，督察官僚负责，只引起自命治人者的反感反动。
贾谊之前，儒生陆贾已把秦亡归咎于“任刑法不变”。董仲舒责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以致大坏天下[732]。类似的“法家亡秦”论调历来屡见，到21世纪不衰[733]。儒生的论调多基于他们“法等于刑”的思想，不知法律的范畴远不止刑罚（见第6.9节）。我们分开讨论。
秦的刑罚的确酷虐。血淋淋的形容最易挑动感情，但它们是不是秦的独家发明，使六国遗民不能忍受？很多秦的酷刑西周已设，春秋战国时沿用[734]。大罪连坐，奴戮及子孙，《尚书》屡见，出土简牍证明盛行于齐国[735]。秦法，偷窃罪一般罚几年徒刑，轻重因窃量而异。秦囚徒穿红褐色制服。班固的“赭衣塞路”可与晏婴的“履贱踊贵”比照：春秋时齐国因为受斩足之刑的人多，假足卖得比鞋子还贵[736]。睡虎地秦简实证：秦始皇统一战争炽盛时，赴役若不能准时报到，“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737]。是二世把罚盾甲等物加重到死刑，还是要起事的陈胜等夸大？军法较严，出征会战失期当斩，但当斩的是将领，还是所有士兵？陈胜煽动戍卒说：“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738]若法令真是全斩，他不用以戍边的凶险为恐吓。秦的实情，资料不足。《尚书》对周代的记载，却不模煳。圣人周公旦之弟发兵时诏告鲁国人，凡是不带着干粮准时报到、或不预备好筑堡工具、或不供应足够喂马饲料的人，全部死刑[739]。周公宣布王令：周人聚众饮酒者，统统押回京城杀掉。对那些造谣惑众、损害君王以获取声誉的人，最要紧杀无赦[740]。现代学者总结：“周初之果于杀戮实可惊。”[741]杀气不止于周初。《礼记·王制》载：“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而非博，顺而非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不听审便杀无赦，不论那真是周朝的王制，或是儒家的理想，对付孟子喻为洪水勐兽的“邪说”、“淫辞”[742]，酷烈不下秦始皇之焚书坑儒。这儒家思想在汉朝“经义断狱”中实践，一案所杀者以万计（见第6.9节）。
严刑重罚，周和秦相若，不过只是对福斯人民而言。对权贵，则有天渊之别。汉儒崇周贬秦，不尽是虚伪；他们的重点不在刑而在规约用刑的法。周礼优惠权贵：“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秦坚持法律下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743]贾谊衡量二者，认为周礼远胜于秦法，而它们之分别，是解释周祚长、秦祚短的关键。君主、群臣、众庶，尊卑等级森然。要安定长久，最要紧是优待笼络大臣，因为他们环绕君主，同操权力。“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一言而蔽之，“安定者贵顺权”。秦王仗法令，投鼠不忌器，贵臣犯法与庶民一般处理，终于“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仇，祸几及身，子孙诛绝”[744]。
督责官僚执法清明，保护了老百姓。罚贪官污吏去修长城，却难免权贵精英切齿大叫任法不仁。儒生埋怨秦法繁密。《周礼》《仪礼》《礼记》的礼教教条，何尝不是繁若秋荼。不过繁密的教条摒弃庶人，维护精英的特权，精英甘之如饴。从出土秦简看，秦律多有官员行政服务的规例、旷职滥权的惩罚。权贵精英为自身利益，视若砒霜，口诛力抗。贾谊注意到“群臣之不信”渗透秦政府上下[745]。陈胜惧罚起事。刘邦做亭长押送刑徒，因为路上有人逃跑，情知要受罚，索性把大家都放了，一起入山为盗。沛县令和会稽郡守一嗅到机会就谋反，其他秦官也是尽忠的少，弃职的多。孟子教诲：“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746]秦不听，不肯纵容群臣枉法，不肯用封邑收买巨室，得罪了统治阶层，要为政长久，难矣。视君如雠的官僚各谋私利，使政府无效应付小灾，卒成大祸，黎民涂炭。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逐鹿者的社会背景沓杂。曾做佣耕的陈胜出身最低微，但仍识字而不乏新闻知识。刘邦应秦试，得任地方警长似的小吏。地位高的有世代为楚将的项氏。类似他们的旧贵族大夫，构成秦末群雄的主体。六国王室之裔都趁机复立[747]。
项羽本是群雄中最强者。秦亡后他不负众望，恢复周制，自立为西楚霸王，其余18个王，分封各地。秦始皇的预言应验了：“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诸王割据，迅速沦为军阀混战。受封在四川汉中的汉王刘邦，待项羽一转背便夺取了关中。赖秦的政治经济建设，刘邦在历时5年的楚汉战争中有稳固的基地。
项羽和刘邦之争，有点像安东尼和屋大维之争。项羽与安东尼一样，将才高，贵族渊源深，雄霸富庶的东土，有机会杀害对头，但不忍下手。刘邦和屋大维同属暴发户，较少旧贵夙习的暮气，能汲取发扬平民社会的活力和新思。屋大维控制意大利，刘邦占领秦故地，都是军政皆优的基地。刘邦初时屡败，遂避免大战，旁袭侧击，略夺兵饷，逐渐削弱项羽实力。又用封王为饵，聚各路大军合围。
在垓下围困项羽的汉军奉令学唱楚歌。本已粮尽的楚兵闻歌，怀家四散。项羽以为唱的是楚人，与诸将置酒帐中，自作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作歌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748]
项羽骑上随他转战5年、名叫骓的骏马，领800名骑士突围，到达乌江畔，所余无几。乌江亭长预备好船，并告知江东安然未失。项羽把骓交托给他们照顾，但自己不肯渡江，说领了八千子弟出征，如今无一而还，实在无脸见江东父老。他徒步再战，杀汉兵无数，自己也身受重创。最后他在敌军中遇到故人，说，汉悬奖千金、万户封邑要我的头，送给你吧。自刎而死。
4.6 断裂与延续
风云际会三十载，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政治局面各自焕然一新。说恺撒建三头同盟到奥古斯都奠立帝国那段历史，《罗马革命》想是现代作品中最具影响力者[749]。一位西方史学家评鉴：“秦朝改变中国，无论质或量之大，皆无可比拟，实在不愧‘革命’之称。”[750]
罗马和中国的革命，皆立君主制以取替共和制或封建制。从此辽阔的疆域划分为行省或郡国，统治权柄集中在皇帝手中。革命的输家是旧制度的统治阶层，共和国的元老贵族、宗法封建的诸侯世卿。他们反抗剧烈，天生痛恨国王的罗马贵族尤甚。中国的天子一向世袭，但政治精英不忿秦朝废除封建贵族。恺撒被刺。秦始皇遇到荆轲、张良主使的大铁椎、高渐离三次袭击，难怪他要行动保密[751]。恺撒曾宽恕布鲁图，秦始皇一度放过高渐离，不过这些是例外；无情镇压是常规。恺撒禁止所有政治团体，他的继承人的清算黑名单包括大约130名元老和2000名骑士[752]。秦始皇焚书，并坑杀约460名方士儒生[753]。这些屠杀的损害，远比不上腓力比的沙场，或秦末群雄的混战。
罗马贵族呐喊自由，儒生旧贵呼吁卫道。教条口号醉人，使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自私自大、脱离现实、颟顸无能。恺撒的刺客说要解放罗马，结果陷它于大难，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计划如何为自己的行动善后。儒生炫耀学问，但提不出任何踏实可行的答案，以资秦始皇所问的封禅典礼或汉相曹参所问的治国原则[754]。
虽处下风，精英们仍稳拿一张王牌。皇帝要顺利统治，必须倚靠他们辅佐。雨过天晴，和平重降罗马帝国和两汉皇朝时，他们的思想会部分重振，在新政体里延续旧传统。元老说的自由，儒生说的仁义，最大的功能是维护权贵君子的利益，所以终会被政治精英采纳。恺撒和秦始皇失败在不能笼络权贵精英，他们的继承者会成功。罗马元老将会放弃集体统治的理想，参与财阀统治，自由地剥削人民。儒家士大夫将会任职科层机构，以亲亲等私谊腐蚀公平的法治制度。东山再起的政治精英将会蚕食革命的效果。
与贵族争权的君主能向比较广阔的社会开放。恺撒接纳很多意大利人和非贵族进入政府，秦始皇的功臣多有出身寒微的外国人。他们的继承者更进一步。屋大维和刘邦本身暴发，前者的将领多是“上流社会之敌”，后者手下“多亡命无赖之徒”[755]。这些形容虽不全面，但指出触目的特色。政运步步高升时，自然吸引到身世显赫的谋臣。屋大维得伊特鲁里亚的巨富马克拿，刘邦得五世韩相之后的张良。不过朝气最盛的，仍是他们的早期班底，出身草莽但忠诚能干，无夙习束缚而思想活泼。普林尼评骘屋大维的同年伙伴阿格里帕：他粗鲁不文，但身具传统罗马农民战士的优秀品德。西班牙大捷后，他能贵族之所不能，放弃凯旋游行的荣耀，以免反衬屋大维战败之耻辱[756]。汉朝的首任宰相萧何原是秦朝沛县的小吏。刘邦入咸阳，诸将忙着抢金帛争府邸，唯有萧何收藏秦的律令图书。他又识英雄，向刘邦推荐家贫无行、不得为吏的韩信，拜为大将[757]。民间卧虎藏龙，无数人才因缺乏机会而被埋没。未来的集权君主有用人的胸襟眼界，大受其益。
不顾元老贵族怨恨、缙绅之儒牢骚，中西的革命把政府之门向两方面略为开放；中国的开放程度较大。一方面，帝国向外发展，征服者向被征服者伸手，逐渐消除中央对外围的地域歧视。另一方面，政府向下伸展，突破贵族阶层，引用低一层的人才，丰富统治精英的社会成分，增强社会的上进流动力。罗马革命打碎了旧统治阶层。意大利人和无意干政者，战胜了罗马人和热衷干政的贵族[758]。秦汉之间，更是“天地一大变局”。平民天子之下，千年来的世侯世卿变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759]。不着丝绸文绣的布衣，不单指社会出身。汉初将相的思想切实，重经验知识，质胜于文；不似儒家独尊后文章刺绣，君子不器，埋头古代贵族的经典。
历史变局中，妇女的才干也稍得赏识。巴蜀有生产丹的家族，寡妇清守业，不受侵犯。秦始皇筑女怀清台，以奖励贞妇。刘邦做亭长时娶的妻子吕氏，佐夫定天下、诛功臣，更以太后身份支配惠帝，惠帝死后自己临朝称制[760]。屋大维做三头、玩权谋时，与生育独女的妻子离婚，以便娶利维娅。利维娅出身显族，前夫克劳迪乌斯亦属老牌世族。屋大维因她而获得不少贵族支持，利维娅亦渐插手政谋[761]。吕后和利维娅是最显赫的皇室女性。
恺撒与共和国格斗，终于不敌。秦始皇镇压封建贵族复辟，身死则事败。奥古斯都与汉朝承继他们的事业，成功奠立稳定的君主集权体制。一位经历过拿破仑时代的德国大哲，回顾恺撒父子说：“纵观世界历史，政治革命若反复重演，即会获得民心认可……首次革新，人们以为不过意外偶然。再来一次，人们目睹事实，认为理所当然，欣然接受。”[762]重演的历史也能得益于经验教训，避免前人所犯的错误；而且行事成熟，缓和倾覆先驱的雷厉风行。奥古斯都和汉高祖有前车可鉴，比较肯与旧势力妥协。前者口头上敷衍共和，后者大封诸侯王。
假如颠覆共和国或灭六国是罪过，那咎责的担子恺撒和秦始皇挑了。奥古斯都坦然宣称合法承继，汉朝攻讦秦朝以宣传自己造反有理。他们也得益于暴力和时光的洗练。内战杀戮顽固势力，教余生者屈服；糟蹋社会，使人人亟盼和平。挫折恺撒的共和党人多在腓力比阵亡，余者跟随安东尼，再遭损折。秦亡后，六国宗室纷纷复国，但都不敌新兴的民间力量。军阀割据的最后一幕，是齐王田横及手下五百壮士不愿臣汉而全体自杀[763]。人死不能复生，时光消磨记忆。到战火熄灭时，新的一代对共和国或先秦旧事，逐渐忘怀。目前的集权帝国、皇朝，显得合理自然。
凶残的混战使人领会到，比起无政府内乱的恐怖，什么政府秩序都容易忍受。罗马军阀沿用苏拉对付政敌的手段：战、火、屠杀。虽然内战的主要战场在马其顿，但一说它对意大利的损害，更甚于汉尼拔入侵。恺撒有心约制部下，不令抢掠。不过当敌方高价召募逃兵时，军法严明的危险，不止被道学家咒骂为峻刻不仁。恺撒的军队若无他亲临，即难以管束[764]。从大泽乡起义到垓下之战，8年军阀割据，摧残社会远过于秦的统一战役。乱军乌合之众，不比国家军队有纪律训练，又常缺乏经济基地以供应粮草，士兵多就地觅食。群雄大军往来，人民无异屡遭蝗灾。汉初，天子也找不到一色驷马。前200年，即秦始皇死后10载，汉高祖路过曲逆，见其屋室壮大，地方官告诉他：“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765]曲逆还不算最糟；它地在北方，避过中原最惨烈的战火。难怪中国人闻乱心惊，但这并非他们的独家心理。塔西陀解释奥古斯都的胜利因素：“他带来最受欢迎的礼品——和平，因而赢得所有人的好感。”[766]
罗马公民数世纪来一贯每年投票选举首领。然而鉴于现实，知道在某种情形下，民主普选并非最好的政治制度，因为它会致乱。人民放弃主权，接受了君主集权。至于帝国取缔了的议政权、议院言论自由，那不过是千多名政治活跃分子的特权。为了这些权贵的理想，广大人民流够了血。政客鼓吹自由尊严，老百姓渴望安宁安全[767]。“他们一心只顾他们的田地、住屋、钱财”，西塞罗嗤鼻[768]。他小看了这些简单欲望的力量。高贵的政客侮弄没有政治野心的人，但从那些人的行列里，屋大维罗致了他的最初班底。奥古斯都和以后皇帝所最信任的，也是他们。他们不呐喊政治口号，只为皇帝或政府服务供职[769]。
天为民而立君。政府存在的理由，是长期有效地看顾社会的需求。实际欲望无穷，无法完全满足，每个社会因其独特的经济文化为自己作取舍。人生有许多意向范畴，如健康、自尊、亲情、财富、正义、参与政治。每个范畴内有高下之分，但范畴与范畴之间，却常难以衡量，因为每个范畴都具无价之宝。皇路清夷，人们容忍一些不相称的价值，以求和谐。例如现代民主社会为了适当保安，稍微限制公民自由。时穷节现，选择不免痛苦。难题不在正邪不两立，而在一个范畴之正与另一范畴之正，两者不可兼得。深入探讨正与正的冲突，表现出重如泰山的取舍，是西方文学之冠的悲剧精华[770]。罗马人民终于想到，共和民主诚可贵，稳定治安价更高。《罗马革命》的作者总结道：“人生有比政治自由更重要者。政治权利只是手段，并非最终目标。那目标是生命财产，其安全罗马共和国的制度将无法保障。饱受内战混乱折磨的罗马人民，终于舍弃灾祸重重的自由，顺服于严厉统治。”[771]
罗马共和国在历史上留下光辉典范，深远影响政治思想，例如美国宪法和法国大革命[772]。它的某些原则，如定期的普选，保护小民的民权自由，防止滥权的政府内部权力制衡，在很多现代人眼中无疑是天理。然而，那个颠覆这些原则的人物却赢得高誉赞美。德国的皇帝尊号Kaiser，俄国的沙皇Czar，都源自Caesar，恺撒。美国人也喜欢喻其总统为恺撒。一位美国国父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是朱利乌斯·恺撒。”[773]
创立统一中国的人，与颠覆罗马共和国的人，获得截然相反的评骘。秦始皇奠基的政治体制继续为国家服务，但他本人却被妖魔化。士大夫制造样板教条，使“暴秦”成为邪恶的同义词[774]。
宣传粉饰减轻过渡期的崎岖。奥古斯都扬言保持共和国，暗下以自己的专权取代共和制度。汉朝大声贬斥秦，但悄悄地沿用它的集权制度。歪曲事实是否有历史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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