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第2.9节看到，诸子百家的理想都是创建一个善治保民的政府，不过观点方法不同。儒家主观，说爱民的动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个人道德为政治原则，以家庭伦理为国家纲纪[87]。法家客观，图利民的功效，认为国家政治不止亲亲温情，更需要公开公平的法理制度、实际惠民的建设。从汉元帝开始，儒家士大夫充塞皇朝的统治阶层、高级政坛。他们排揎功利，蔑视制度，灌输上尊下卑、忠孝节义的教条。此等教化巩固皇室和士大夫的共同权益，成为历代皇朝统治阶层的主导意识形态，窒息法治的概念思想。然而，儒术所谓独尊，却至少受到两处掣肘。
首先，政府官吏与经学大师不同：他们必须处理国务，不能一味清谈空论。有责任感的儒臣兼习经济社会知识、法律行政技能。遵守“君子不器”教诲的，也得依靠能干的属下办事。求公利的实务家退居政府中层，积极性大受压制，但察看史载功绩，仍多可见到他们的手笔[88]。此外，一些“未为醇儒”的知识分子，如汉末的王符、崔寔、徐干，也渗有法家思想。不过在儒学局限下，他们被挤在边沿，只能注意现实、砭时救弊，概念上少有发明[89]。
第二个掣肘更重要。儒生怀念古代宗法封建，崇人治，贬法治，但身居皇朝现实，无法不接受法家设建的制度。经过战国变法后200多年的惨淡经营，中央集权政体和科层式的行政机构，挺过秦末内乱、楚汉分封，屹然不倒，成为政府制度的骨架，儒臣不能推翻。不过他们盘踞政府职位后，改变了制度的运作风气，使封建式的亲亲人事，压倒科层的理性职责。家国不分时代的经典被奉为天下至道，法律制度等切实的政治概念被斗垮斗臭，使人很难理智思考、剖析制度、改良变革。所以儒家士大夫历任统治精英2000年，屡经国事巨变，除了恢复封建，从未萌起超越君主制的念头，只以君君臣臣的教条辅助皇帝日益专横。
本书认为法家制度、儒家作风是中国皇朝的二元特质。法骨儒气的论调在传统中属旁门。2000年来儒家左右学术，支配舆论，痛斥法家为“邪辟之说”[90]。现代有些学者指出皇朝政治其实“阳儒阴法”、“儒表法里”[91]。细节如何，众议纷纭。不少人把功归于儒，过推诸法。我比较同意西方学者的分析。儒家独霸意识形态，但拨开圣贤高调，探究切实见效的措施，我们不难发现法家默默耕耘的功绩：“种种经济政策，例如常平仓、均田制，以及官营盐、铁和其他产品，都主要源自法家理论。近来有学者指出，甚至那一般归功儒家的制度，即历代皇朝以知识、非以出身为准则甄选官吏的科举，其实也是基于法家。”[92]或许科举是法骨儒气政府的缩影：法家主张公平公开、择优录用的考试制度；儒家提供考试内容，把“优”的标准限于熟读四书五经。这是后话，我们且看这情景的滥觞。
仁义与功利
自从孟子不耻谈论春秋五霸齐桓晋文以后，王霸之辨与更普遍的义利之辨，成为儒家道统的一大教条。从孟子到宋明道学，皆强调“义利分明，绝不两立”，持仁义而鞭挞功利[93]。宣帝坚持“霸王道杂之”，显然他不同意儒家道统，而同意法家，认为仁义与富强并无本质上的冲突，功利和法律平等也是可贵的道德价值。汉朝论政，儒法两种立场时常冲突。
董仲舒跟随孟子贬五霸、反功利，鼓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94]。这与武帝的进取国策格格不入。武帝保卫国家、反击匈奴，又兴礼乐、搞封禅，不够开支，需要增加收入。一反轻商的传统，他任桑弘羊等商人为高官。他们有商业财务知识，大大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效率。统一的货币稳定金融、便利通商。平准法稳定价格，抑制投机。均输法调协地方进贡和中央需要，精简政府采购物资的程序，减低运输费用。盐、铁、酒收为国营，本来的盐铁行家受任为盐铁官。短暂的商业财产税叫大商家也负担些国家需要。这些创建勉强应付了武帝击匈奴40年的庞大军费，使福斯人民不必加税。从现代经济学上看，桑弘羊等策划的措施颇有道理，所以有西方学者叫他们的政策为“现代式”（modernist）[95]。可是在汉时，桑弘羊等却被讥为“兴利之臣”[96]。现代人可能误会，不知汉儒的“兴利”是贬词：小人喻于利。董仲舒以前，君子们已经指斥政府“与民争利”了[97]。
征收税项以经营国务公利，是古今中外、君主民主，所有政府都不免的责任。问题是，什么政府开支值得人民负担？这担子怎样摊派到各类人民头上？从第6.8节的财政分析可见，汉朝的主要常税相当轻：地税三十分之一，比孟子理想的九分之一低得多。不过税率人人一样，所以穷人的相对负担重。《史记》和《汉书》都记载那时“大商富贾周流天下”，“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赋税”，“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98]。穷人付税，富商不付税而享受国家治安，等于国家“劫贫济富”。加上私有土地买卖，引致穷富不均，这是公认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儒生要复古，其实如第2.9节指出，井田制的强制性最大，违背民意最甚，堕赘经济最重。政府图均贫富，或国防建设需要税收，善用税务财政，可以更有效。譬如，现代的商业盈利税，或税率随着收入增加的递进所得税，都加重富人的相对税务负担。他们的财富，通过国家的税收、福利基建，转移给穷人。此等财政措施是长期实践的累积经验。先秦的法家提出理论[99]，西汉的务实家作过不少创新试验。桑弘羊等努力改良行政组织，减少浪费，使政府更有能力动员物资，调整社会，应付外患，如《汉书》记载，“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100]。在现代不拘于儒家教条的人眼中，他们可当“兴利之臣”之誉无愧。
凡是现实政策，都难完美，不免正反争辩，这在现代民主论政中最为显见。武帝的文治武功需要费用，但决定不增加农民的常税，用新措施把额外负担放到豪富商贾头上。冶铁鬻盐、投机倒把的丰厚利润，本来落进巨室口袋，现在国家拿些去击匈奴，富贵卫道人士反对，意料中事。而且措施的确有很多缺点，生硬的运作也产生流弊，值得针砭。前81年昭帝下令召开会议，问民间疾苦，讨论罢免官营盐、铁、酒。在丞相主持下，桑弘羊等兴利大夫面对60多个“贤良文学”，即那年全国各地察举的精英。元帝时儒臣桓宽编纂会议记录、推衍论难，着数万言，是为《盐铁论》[101]。除了财务外，会议谈到政治、军事、社会等广泛问题。不过从总的看，这些是枝节。桓宽和班固都同意《盐铁论》的大前提是意识形态的思想斗争：“或上仁义，或务权利。”会上文学首先发言：“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102]
“与民争利”的大帽子，在盐铁会上被桑弘羊顶回去了。可是元帝开始，它的杀伤力大增，常平仓便是一个牺牲品。宣帝不顾儒臣反对，听取有财务知识的耿寿昌提议：丰收谷贱时，政府以高于市价买入，以利农民。谷物存在当地的常平仓，涝旱谷贵时，政府把仓中储粮以低于市价卖出，以利市民。常平仓缓和谷价上落，以及减轻政府救灾运粮的费用，大见成功，后世多沿用。可惜在汉朝，它只行了11年，因为元帝听从儒臣：“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103]乍听这又是仁义的民本主义。我们又问，什么民？粮食价格上落是普罗福斯的最大恐惧。谷贱时农民的沮丧、谷贵时饥民的惨状，儒生的文章也常描述得声泪俱下。可是他们的实际政策却阻止政府稳定谷价，因而伤害农民贫民，只为了保障投机商人和囤积地主的利益。有评者说他们虚伪，用“民”作幌子图私利；也有指责书生少用大脑、不负责任，空抛“明道救世”的口号自我陶醉，不理口号的矛盾百出，更不考虑实践口号的后果[104]。
诠经的心态意识
盐铁官营原来是为了支付国防军费而设，因此盐铁会议不免讨论外政。从汉朝立国开始，匈奴的侵扰就一直是个大问题。历代君臣商量对策，多采取务实态度；不论主张和亲或反击，都考虑到胜负、费用、边民安危、中土繁荣。大家都说兵者，凶器也，但都知道边防军事绝不可少。盐铁会上的贤良文学采取儒家作风，祭起“仁者无敌”四字真言，挡开一切诘难：“舜执干戚而有苗服。”“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而来之。’”“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则北垂无寇虏之忧，中国无干戈之事矣。”“《春秋》‘仁者无敌’。”“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105]这不是会议上的数十儒生特别迂阔。匈奴才投降，撤除边防的呼声即四起，逼得元帝下诏：“勿议罢边塞事。”到了东汉，兴文德、废武功的风气盛行，以致盗贼乘无备而横行，一如汉末应劭形容：“官无警备，实启寇心。”[106]老百姓如何遭殃，第7.3节细说。
贤良文学不肯看匈奴在和亲条约下入侵的事实，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惯于用主观的大口号以偏概全、掩尽不如意的客观事实。仁者无敌，哪用军费？尧舜立而天下治，哪用法律？文气洋洒，使听者胸口一热，忘了问：真的吗？可能吗？有什么验证显示完美的理想有可能在当今世界实现，遑论不费力就可以实现？儒者游说诸侯道：听我们的话即可以賓士天下。韩非把它比作儿戏，比作巫祝骗子说有法术能使人活千秋万岁，因为它毫无验证[107]。
儒家言必称尧舜三代，以证历史上确曾有完美世界。但历史故事不是历史事实。尧舜是5000年前的人，那时还没有文字。韩非指出人人说尧舜的故事都不同，孰真孰假，证据何在？没有验证而确定事物，是愚蠢。用不能确定的事物作理论根据，是欺诬[108]。儒家经典《诗经》、《尚书》是现存最可靠的历史文献，可是它们形容的古代世界，比儒家的样板三代差得多了[109]。孟子屡说商汤“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110]不知它是真是假。《尚书·武成》记载武王伐纣战争惨烈。孟子则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111]有人断章取义，引第一句而赞美孟子开明，其实混淆了两种态度。书本所说不一定是真，事实验证也难确定，因此独立思考的人必须分析衡量。求真讲理的人，知道自己的意念可能有错，所以检察所有证据，交叉反复，以挑剔改正。顽固武断的人，坚信自己的教条绝对正确，所以只挑拣合乎教条的事例，扭曲捏造故事以就教条，断言不符合教条的证据全是假的，应当摒弃。《孟子》轻率判断历史虚实，荀子已注意到了，现代学者更深入探讨[112]。这等作风并不罕见。发夫子微言大义的《公羊传》指出：“《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113]为了维护礼教而隐瞒或歪曲实情的例子不止见诸《春秋》，《论语》、《孟子》中也多有[114]。宋朝的道学家更擅削足就履，不顾事实真相以强调道德教条[115]。现代学者研究传统历史评论，发现“只有‘好’、‘不好’的感觉，而没有‘真’、‘不真’的分析”[116]。对真相缺乏尊重，这是儒家道统和西方思想的一大分歧。
不顾真实，漠视验证；不讲道理，自相矛盾。这种心态是信徒诠释经书的特征，不论诠释的是《圣经》、《可兰经》，还是《论语》或《毛主席语录》。对信徒来说，经书是宇宙间绝对不二的圭臬。凡是真的、善的、有启发性的，都在里面。凡是假的、恶的、无价值的，都已筛除。一切问题，引经据典解答。经书既然全善，持疑问异见的人，当然是邪恶，必须诛心清算[117]。经书一般内容驳杂。断章取义，忽略不合己意的经文，几乎可以支持任何政见。所以诠经者常分家别派，互相倾轧，不过各派都以为自己奉绝对真理，绝对善良。社会科学家指出，“绝对道德家的关键特色是不顾后果……假如他们好意的行动引致不良的后果，他们从不自省，只断定错不在自己而在外界，是别人的愚蠢邪恶或是上帝的意旨而引致灾祸”。“他们完全缺乏为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意念。”[118]。
信徒对经书有宗教式或道德感的热忱，自觉因为奉信它而高人一等，目空一切。道德名气外，背诵经书带来艰涩的言语，足以排摈贬黜外人。不学《诗》，无以言；不谙“尧舜”等术语，无以置喙儒生论政。《汉书·儒林传》开章明义：“《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从汉儒之“永永不易之道”，到清儒之“万世教科书”，膜拜四书五经的论调不绝于书[119]。20世纪中期，还有儒家大师说《六经》“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方一切学术”[120]。诠经心态崇教条、抑理智，所以必要时能换一套口号，适用于新经书。2000年儒学独专培养成的诠经心态根深蒂固，就像一条缠脚布，使中国思想寸步难行。
诠经心态砥砺灌输教条，妨碍理性思考。不论君主政体或民主政体，都必须靠斟酌商榷来决定措施，有所行动。政策争论涉及各个群体的要求，谈判取舍，繁难无比。成功的协商靠大家通情达理：尊重现实，知道资源能力有限，完美不可冀，够好就可以，彼此让步，以达协议。理性折衷却是诠经心态所不容的，因为经文的教条全善，让步等于向邪恶低头，绝对不可。思想两极化，以至道德斗争狂热，淹没理智。盐铁会上贤良文学的态度就近乎这样；他们不齿任何不达圣人水平的合理可行改良，一意推翻整个现实政治社会，来个大跃进，全盘圣化[121]。《盐铁论》很多卷以桑弘羊摇头无语结束。我想桑弘羊不是如桓宽暗示般认输，而是叹贤良文学偏执，无可理喻。当时政策无疑缺憾重重，大可改进。召开朝野大会讨论政治社会问题是个有前途的尝试，可惜成果甚少。几十个口若悬河的贤良文学实时获取大夫之位，但日后全部政绩无闻[122]。他们之辈从察举途径涌进政府。盐铁会成绝响。此后的石渠和白虎通朝野大会，可怜天子亲降临，不问苍生问经文。
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
士大夫官场得意后，马上买田占地，扩充家族财富，并与强宗巨室勾结，增高社会地位，逐渐形成强盛的士族[123]。世界上的统治阶层多具有官场势力、法律优待、财富声望。皇朝中国的统治阶层也一样，而且更用诠经学术把它们凝聚起来。儒生捧孔子为“素王”，他们的“君子”是古代贵族的化身。现代学者称皇朝士大夫为“文化贵族”、“精神贵族”，“他们内心有一种高自位置，不同凡俗的直觉。他们成为书生贵族”[124]。
元帝即位后纯行王道。从他开始，差不多所有宰相都是大儒，若非彬彬文士，很难安居高官[125]。儒术终于实际上独尊了；圣人之徒盘踞帝位和政坛，忠孝盈耳，德教风行。可是，理想盛世并没有来临；与美好的预言相反，政治和社会皆呈萎靡之态。《汉书》说宣帝王霸道并用时“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叹元帝之世衰微，吏治技巧、工匠器械，皆不及前代，“孝宣之业衰焉”[126]。元帝宽宏仁下，权贵放胆滥权，官吏失职无咎，文化贵族得益，人民国家受损。人治教化之功，补不上吏治颓弛之过。元帝自己承认：“在位多不任职。”班固列举10多个儒宗宰相，传先王语，“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朱云直向成帝指责他们“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127]。
“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是《汉书》的结论[128]。现代史学家解释：“儒家之反功利思想，使汉朝无法制定进取性政策，无法发挥国力；而他们的当政，更直接阻碍进取人才的发展。现实派的失败，象征着进取人才的全部凋零，同时更象征整个西汉皇朝的没落。”[129]这不止是征象，更是没落的一大因由。
不习于职的儒生动辄引经，鼓吹“道胜于事”以排挤擅长职务的同僚[130]。例如徐偃外任，不待奏报便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对“矫制”的弹劾，他答辩道鼓励生产有益社稷人民。儒臣终军协助御史大夫张汤，引《春秋》《孟子》责徐偃“矫作威福，以从民望，干名采誉，此明圣所必加诛也”，把他入罪杀掉[131]。有主动性的能干人士，有此可鉴。
士大夫乏能客观理性协商，政治决策遂沦为官场的人事纠葛、党派对峙、权力斗争。儒生不但与法家文吏争，自己之间也各分家派，互相倾轧。即使他们专长的礼仪，也难达成协议[132]。元帝时，刘家宗庙共享12147名祝宰乐人、45129名卫士，外加无数牺牲的士卒。儒臣热衷改制以契合古礼，但议论纷纷不定。这家当权置了，别家上台毁掉，第三家又重建。改来改去，浪费大量财物[133]。
诠经外，汉儒更拉天道作虎皮，大量引进阴阳五行、谶纬之学，指自然异象以预言凶吉、陈说时事。他们用凤凰来仪等符瑞歌功颂德，借水旱蝗虫等灾异揭露政治弊端、谴戒人君失德、乘机进谏。这样，儒生们自命为天代言，图正君心[134]。
元帝以降，灾异日多，因为信徒增加，现实也病患滋生。土地兼并，贫富悬殊，穷人被逼卖身为奴，种种社会问题严重。与罗马治下的意大利相比，汉朝奴婢的人数微不足道，但中国人仍视它为大弊。元、成、哀、平四世（前58到公元5年），宰相庸碌，大权落在外戚手中。在温情道德下，外戚抓权，无可厚非。纵使亲亲之仁不延及外家，孝道确保皇太后之大权。然而逻辑在诠经心态中分量不大。士大夫痛恨外戚与自己争权，怪他们坏事。汉运已衰、天命将移之意念蔓延，禅国让贤之论调酝酿。符瑞谶纬，渐指向贵门儒士王莽。
在外戚更迭的权力纷争中，元帝后王氏屹立不倒。王莽以贤孝好学、恭俭下士而誉满天下。前1年，9岁的平帝登位，王莽以大司马大将军执政，兴教化、济贫困，扩大太学以满足儒生，在长安建常满仓以供给市民。拥戴他的远不止士大夫。公元5年，487572名吏民上书请求加赏他。4年后，王莽篡汉，成为新朝的唯一皇帝[135]。
现代史家指出：“汉儒的理想主义在王莽新朝登峰造极。”“王莽早先既被认为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则汉室德衰，由王莽取而代之，乃儒家‘天下为公’的理想之实现。”[136]刘家宗室的反抗很快就被扑灭，差不多所有朝臣和士族都接受了新朝。天命转了。转了，但不过暂时而已。王莽奉天命，实行很多孟子以来儒士不断鼓吹的仁政。《井田诏》禁止奴婢买卖；痛斥豪富侵占田地，交三十分之一的地税给政府，却榨取农民十分之五作田租，以致民不聊生；下令限制每户所能占的田地；令豪户把超过限额的余田分给穷苦的族人乡邻[137]。
汉儒努力，终于捧出一个热衷推行他们理想的皇帝，但却发现了一个不妙的后果。这不应是意外；稍微重视现实的人都知道，很吐司族占田买婢，早已成为豪富。文化贵族本身就是造成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贯彻他们崇高的天下理想，实际上伤害他们的私人利益[138]。一个真正的道德考验来临了。
他们的选择明显：本来宣扬偃武的文人，争置戎装；本来反对扰民的士族，大乱天下。现代史家详细追溯士族渊源、分析起事者的身份，总结道：“我们观察旧史的记载，至少可以看出一点，即当时真正为反对王莽新政而起兵者，主要是一些士族大姓。更堪玩味的是：在其复井田禁奴婢未正式实行以前，士族大姓犹有拥护新室者，而起事者亦甚少，在这以后，天下士族大姓遂纷纷起兵反叛。”为什么呢？“王莽虽一方面交结士大夫，另一方面却又打击侵凌小民的豪强势力，这是与多数士族大姓的利益相冲突的。”[139]
士大夫耻言利，但改变了他们的仁义口号。本来谴责贫富悬殊的灾异，一变而为谴责篡夺不忠。人心突然思汉，天命跳归刘家。另外两位现代史家观察到：“中国之文化，有一大转变，在乎两汉之间。自西汉以前，言治者多对社会政治，竭力攻击。东汉以后，此等议论，渐不复闻。”“继此以往，帝王万世一家之思想，遂以复活，五德三统让贤禅国之高调，遂不复唱。而为政言利，亦若悬为厉禁。社会贫富之不均，豪家富民之侵夺兼并，乃至习若固然。”[140]
王莽推行一连串的复古更化措施，在强烈反抗下全部失败。天也真降灾异。公元11年黄河大改道，淹没了华北大平原的南部。荆州又遭蝗祸。政府救灾无能，难民相聚、组织造反。各处士族举兵，群雄并起。新朝14载，亡于23年。
东汉初年，班固把新莽比暴秦，开王莽妄邪虚伪的传统评价[141]。现代学者认真比较王莽的政策与儒士的匡救言论，发现最伪的不是王莽。“王莽之变法，至少其主观宗旨，是以儒家经典中之‘王道’理想为归依。”“莽朝一切新政莫非其时学风群意所向。”“新莽之所行，盖先秦以来志士仁人之公意，其成其败，其责皆当由抱此等见解者共负之，非莽一人所能尸其功罪也。”[142]其实班固也知道，所以把历来对儒生的评语“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加诸王莽[143]。王莽失败，一方面由于他染习文化贵族凌空蹈虚的风气，一方面由于他的言论同志们，非但不辅弼他实现共同理想，更为了自家利益倒戈相向。事后掩饰真相、丑化王莽，把一切罪过推到他身上，突显了皇朝政治精英推卸责任的陋习。
不正视实证来分析问题，自欺欺人，因而碰钉子，山林隐士最多碰坏自己的头，官高位重的士大夫却可能连累千万人。政策不切现实，后果可能哀鸿遍地。执政者的仁义动机并不能减轻伤亡者的悲痛。有人盛赞汉儒“以天下为己任”[144]。其实这口号的意义模煳。人治理想中，只要圣贤在任，万难自然迎刃而解。于是自以为贤者把走马上高任当作拯救天下。然而世事不比往自己脸上贴金容易。职位有责任，落在决策行政的实际效果。任高位而滥词虚调，唱喜不虑忧，不是盲目乐观，而是不负责任。
多年前，宣帝担忧他那柔仁好儒的太子会乱天下，因为“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145]。王道迂阔的批评先秦时已盛闻，历2000多年不衰，但不能驱策改善，只刺激反击批评者为霸道不义[146]。宋明道学逃入形而上学，离现实更远，排他性更强，自颂更高，责任心更弱[147]。好高骛远，不踏实地；捧少许尊贵学问，排揎广阔知识；工夫化在诠经诵教条，懒于分析思考；漠视经验，不因错误而检讨自己；处高位而一事无成，则自怜不得重用；误国殃民，则歪曲事实以诬蔑别人：此等理智惰性是皇朝政治精英的遗恶。“明道救世”之类的口号令人脑门发热，飘飘然以英雄自许。然而不谙时务者推动不切实际的虚论，可以酿成天下大祸。新朝兴亡引致无数死亡苦难，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难辞其咎。可惜文化贵族的陋习不随新朝而灭。“王道”内涵空泛，在大口号中可以代入“马列”或“民主”而不改盲目自是。样板教条虽然不同，空想家的救世虚荣不改[148]。
5.7 东汉的文德
击败群雄、创立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是景帝余子之后。皇室权益经六世荡涤，刘秀已无异于平民大姓。他曾入太学，受《尚书》，略通大义。他集团的核心是士族豪门，并多得士大夫拥护。开国功臣多习儒术，虽征战期间亦投戈讲艺、息马论道[149]。他对手的身份教养也多类似。然而，将帅的高级文化并未减低群雄逐鹿对社会人民造成的巨大损伤。据《后汉书》，东汉初“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而且终东汉一朝，户籍数都不能恢复到西汉水平[150]。
光武帝迁都洛阳，远离边境，靠近他的本家南阳。他拘谨恭俭，废除不少王莽的复古措施，但加强谶纬的政治影响。6次诏令释放大量奴婢。干戈后，骨肉流离，田园寥落。国家收回大片无主荒地，或授予贫民，或租给他们，政府兼任地主。战后重建，原来适合缓和贫富不均，然而效果不大。缙绅地主成为东汉统治阶层的中坚，阻止王莽均贫富的势力不减反增。要公平征收土地税，政府必须正确掌握户籍和田地的面积沃瘠，防止豪强偷瞒，把税务负担转嫁到小农身上。东汉初这些资料残缺紊乱，光武帝下令度田整饬，严惩与沃尓沃勾结瞒田的奸官。士族豪强悍然造反，度田措施不了了之，巨室偷税遂习以为常[151]。王莽复井田行仁政，但忘了孟子“不得罪巨室”的警告，结果身败名裂。光武帝学乖了。
高瞻远瞩不是光武帝的长处。他坚信国之本在家，为了巩固刘家皇位，他削弱外廷、移权内朝，看不到这措施全靠皇帝本人有能力控制内朝。日后他的子孙乏力，引致外戚宦官专横。为了节省目前开支，他废除训练民兵的制度，看不到地方政府因此而缺乏武装，无力维持社会秩序。日后郡守州牧为了平息动乱，招募部曲，发展为割据军阀。有现代史家认为，光武只求眼下安逸、不肯勉力兴建，种下恶因，不止遗害东汉，还引致后来中国北方沦陷[152]。
不过光武帝当得上开国之君，自是比较踏实，从一件小事中可见。湖阳公主庇护白日杀人的仆人。洛阳令董宣无权入皇府，便等凶手为公主驾车出外，逮捕指控，就地正法。公主投诉于皇帝。光武帝大怒，要杖杀董宣。董宣宁死不肯道歉，反问皇帝：“纵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以头触柱欲自杀。一番折腾后，光武帝放过他，并加赏赐。失望的公主问：“文叔为白衣时，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答：“天子不与白衣同。”[153]湖阳公主透露刘秀的态度与她一般，是藐视法律的豪强大族。做了光武帝后，有了新责任，像宣帝般王霸道并用，把法律放在亲亲义气之上。董宣令权贵震栗，死时家徒四壁；皇帝的赏赐他都分给下属了。《后汉书》贬他为“酷吏”，可见汉儒的价值观念。后来章帝纯行德政，宽宥文化贵族，西汉元帝的历史重演。
东汉诸帝所不遗余力的，是修文德、拉拢文士。光武帝所到处，未及下马，先访儒雅。明帝亲自讲经，听者千万计。章帝召集鸿儒于白虎观，讨论五经。皇室与文化贵族承认彼此需要，共度甜美蜜月。元帝以来，能通一经者即得免赋税徭役。东汉用更多黄金去铺班固所谓“禄利之路”[154]。洛阳的太学生多逾三万，多是壮年的职业学生，与朝臣互通声气。此外经学大师私人授徒，每人以千百计[155]。
看仁义动机、尚修身、反功利的人治思想，胜在培养人格比较高尚正直的官吏。士大夫值得钦佩处不少，前人之述备矣[156]。不过人治的流弊，亦是不少。政坛艰难，政客心理复杂。求动机纯粹、思想正确，容易引致清算冤狱。大臣龃龉弹劾，令皇帝头痛。儒臣萧望之和韩延寿互相诬毁，突出的只是他们的名高位重、结局凄惨[157]。大的事件，如汉武帝使董仲舒之徒凭《春秋》断淮南王谋反，以心思论罪，一案便死者数万[158]。
看胜职能力、行政功绩，任用官吏有较为客观的标准。反功利者妒能嫉才，鼓吹任贤，但什么算是“贤”？庄子敏观到：美与丑、贤与不肖，每因观者而异；人人自以为贤，自贵而相贱[159]。为贤者讳，更鼓励用笼统的教条分派红帽黑帽，然后各因帽子而捏造宣传形象。没有合理而可考的标准，依靠主观衡量仁义高下，“贤良”容易流于高誉盛名。于是讲交际、拉关系、熙攘求名，蔚然成为东汉政风[160]。“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161]在任者“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候职者“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162]。择人的准则不在能力，而在人事虚声，结果是行政水平普遍低落。
汉儒以明道自许，但这是什么“道”？庄子敏察，“盗亦有道”[163]。要探讨文化贵族所说“道”的内涵，莫如查看他们所标榜的名节。光武帝征求不附王莽之士，褒奖其名节，训练士人尽忠一家一姓[164]。现代学者爬梳东汉传记，发现名士的高誉道义，大致几类：久丧；让爵推财给自己的亲属；报恩，尤其是门生故吏报答宗师举主的恩惠；复仇，以至借交复仇；清廉[165]。除清廉一项，其他德行全属私人关系，无益社会民生。报仇违反法律，私恩凌驾国事，更有损社稷。我们将在8.4节看到这等道义实际上助长贪污，酿成地方割据。
郡守怠职、宽宥豪强欺凌弱小的指责，史不绝书[166]。东汉中叶，羌人作乱。安帝广求对策。受人民赋税哺养百年的文化贵族，表现令他失望：“所对皆循尚浮言，无卓尔异闻。”急于逃避责任的士大夫鼓吹放弃凉州，迂阔者提议多派《孝经》，令家家学习，以教化平乱[167]。官不称职，使小乱扩大，延续60年，百姓死伤无数，国库也为之耗尽。京城的大臣学士却讳言其事；他们忙着交游赚名[168]。
士人党同伐异，起自元帝，东汉中叶转炽。结党求名引致清议，清议煽惑朋党，互相激炽。时人王符形容：“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渡。”崔寔曰：“党成于下，君孤于上。”[169]先是名士官僚分为许多互相倾轧的小集团，后来外戚宦官势力增强，遂联手与之争权[170]。因接近皇帝而得权的太监，在东方西方都有，但势力形式不同。东罗马帝国的高官太监各自为政，东汉的宦官却亲党攀连。159年，宦官帮助桓帝从外戚手上夺回政权，从此便自己跋扈。
宦官低贱出身的社会经验，可能补助书本知识，扩大政府的眼光。不过士大夫自高，歧视“阉竖”为禽兽，更不能容忍宦官亲党出任政府官位，侵犯到自己的权益。士大夫与宦官斗争，双方各自违法打击敌人，手段相递残酷。开始时，士大夫以法绳宦官，皇帝首肯。后来他们违法滥杀，宦官反击，造成两次“党锢之祸”。桓帝拘捕了200余人，次年放归，禁锢田里。灵帝时尚书陈蕃与外戚窦武合谋，图尽诛宦官，事败身死。宦官反告士人结党讪谤，士大夫死者过百，不少因为掩护逃亡党人而家破人亡。此外六七百人遭流放禁锢，到黄巾乱时，才因宦官吕强谏劝而得赦免。受党锢其实不尽是祸，因为党人的遭遇愈惨而名气愈高，所以士人皆以名列党籍为荣。更有的如皇甫规，上言为自己罗织附党的罪名[171]。少帝时党人找到机会报仇。所有宦官，以及一些不幸无须的人，总共逾2000人，全被屠杀[172]。
大部分史家痛斥宦官，以其“黑暗势力”为东汉衰亡的罪魁，景仰党人欲“澄清天下”的“救世热情”[173]。这未免以偏概全。纵使宦官群体大致腐败，但其中也不乏忠厚正直、对社会有贡献者，例如吕强，或发明纤维造纸技术的蔡伦[174]。党人“清天下”的口号响亮。但史家分析实在作为，却发现他们“形形色色，非可一概而论。其人激于意气，所为不免过当，任之亦未足以为治。且相互标榜，本系恶习。当时之士，所以趋之若鹜者，一则务于立名，一亦以汉世选举，竞尚声华，合党连群，实为终南捷径耳”。“忽视实际效果、不计代价的躁急疏狂之士，他们的救世热忱真的可信、可靠吗？”[175]
个别儒士党人清廉耿直，然而赞扬他们的整个运动为反贪污，难免将之与反宦官混淆。反贪污针对一种腐败的行为，反宦官主要是党派斗争。不错，宦官贪污，但贪污渗透整个东汉政府，名士大儒一样不免，其腐败与宦官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比，如刘陶上书指责：“今牧守长吏，上下交竞；封豕长蛇，蚕食天下。”[176]士大夫讲教化重表率。假如他们有心澄清吏治，理应以身作则，首先肃清自己的群体，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例如县令谢游贪污数十万，自以为是大儒，藐视上级，再经督察，亦不过挂印而去。经学大师欧阳歙因贪污千余万而下狱，1000多个儒生守在皇宫前，为他哀求[177]。相反地，任郡守的荀昱、荀昙“志除阉宦，其支党宾客有在二郡者，纤罪必诛”。他们滥杀的行为带来的是清议美誉“荀氏八龙”[178]。这不过是无数例子之二，但其显著的双重标准已能显出，士大夫的主旨在与宦官争权夺利。
世族名士袁绍是党人的密友，党锢时掩护他们，因而受宦官猜疑。189年少帝即位，外戚何进辅政，广征获释党人，与袁绍谋诛宦官[179]。袁绍不顾边将率兵入京的危险，怂恿何进召董卓，帮助清君侧。宦官服诛，名士遂其澄清天下的大志。可怜天下人民，又因为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而遭一大劫。应召的董卓废立皇帝，袁绍联合各地州牧郡守起兵反抗。董卓焚毁洛阳，200里内无孑遗。反董联盟转而自相攻杀，东汉名存实亡。割据争战、祸国殃民的汉末军阀，原来不是宦官，多是名士[180]。
5.8 史学的有色眼镜
时局安宁，没有大动荡大改革，历史记载容易变成一连串的皇帝传记。中国和罗马的史笔都着重记载显见的人事行为，较少关注广阔抽象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并且都喜欢用道德观点评述事件。邪恶是他们最常举的根由，用以解释秦朝或汉朝、罗马共和国或帝国的衰亡。他们也惯用决策人的性格来解释政策内容：譬如以皇帝个人的贪婪或恭俭解释税率高低，少顾当时的国防等支出需要和政府的行政效率[181]。新朝败落，班固归咎于王莽撕破其虚伪面具；提比略一朝衰退，塔西佗也用类似的笔触。
且不论社会经济。即使政治史，专注皇帝的狭窄眼界也忽略了许多攸关因素。要统治一个大帝国，皇帝必须依靠其统治阶层，而精英们居心叵测。王莽刚愎自用，提比略刻薄多疑，但这种性格常见于有权势的人。他们收场时的错乱性情，并不全由于权力腐蚀，腐朽环境的影响同样重要。那一群朝臣贵族，倨傲自是，结党营私，甚至密谋行刺造反。皇帝感到威胁，自然起用心腹自卫。汉儒抗拒皇帝以法律督察士大夫，指其为残酷不仁。罗马帝国早期，皇帝最大的忧虑是元老贵族。现代学者评述：“不论皇帝初即位时态度如何、施行什么政策，每一朝都迟早遭殃。是谁的过错，很难判定。”[182]统治圈子里，阴谋与恐惧并生，彼高一尺，此高一丈。离心叛逆、防范镇压、报复株连，君臣敌意递升，终至危机大祸。把所有过失推到暴君头上容易，反正他死了。更有关注意义的是统治精英的陋习，因为它可以贻害无穷。
传统历史谴责王莽篡汉之前的元、成、哀、平四帝，皇帝昏淫，外戚当权。然则各处郡县的社会状况如何？热忱复古更化的士大夫否定眼前一切，现代马列学者收辑他们的口诛笔伐，总结道：“广大劳动人民备受压榨，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历史进入黑暗的时代。”[183]然而班固选择平帝时的户籍作为《汉书·食货志》的典范，并按曰：“百姓赀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184]当然，统计资料忽略了数不清的民生苦难，还有吏治腐败，经济的确萧条了。但是，以社会安定而言，户籍算是相当敏感的指数。士族变军阀、战乱饥荒逼人民颠沛流离时，更为黑暗的年代将会来临。两汉之间的户口锐减百分之六十五，宏观显示社会的大灾难[185]。史家班彪身经军阀混战时代，解释为什么西汉末年虽然朝廷腐败，但社会避过大祸：“危自上起，伤不及下。”[186]
类似的现象，也见诸提比略和图密善的朝代。他们残杀元老大族，传统史笔痛斥他们的恐怖统治。然而，现代学者从帝国各地行省的角度看，情况却很不同：“两个皇帝皆以精心治理帝国著名：他们挑选好省督，裁制滥权，保护人民。”[187]提比略治下，行省日益繁荣。图密善的政策许多为图拉真沿用，导致帝国的黄金时代。图密善死后，元老们狂热诋毁，但只获得各地的冷漠反应[188]。且不论严厉裁制官吏滥权是否暴政，就算是，提比略和图密善的暴政所伤，也只是皇室和接近它的统治阶层，不及普罗福斯。塔西佗身历图密善统治，他在某处写道：“暴君压逼的只是最靠近他的圈子。”[189]然而人们仍然争着挤入那圈子，因为那是帝国权益所在。此外，它也是古代史笔的栖身处，塔西佗和班固便是例子。它是否成为史笔的有色眼镜？
我们不为坏皇帝辩护，但探讨他坏在何处，对国家人民有什么害处。争权的故事紧张刺激，容易使人错把权谋当政策、朝廷当国家、人品当制度。政客权谋和国家政策有关联，但不是决定性的因果关联。若政治制度健全，即使朝廷一时混乱瘫痪，干练的地方官吏仍然可以依惯性执行既有法例，政府就像飞机用“自动驾驶”。运气好，它可以挺过湍流，无大伤黎民，如西汉或罗马帝国早年安度宫廷之变。若政体衰败、官吏普遍庸碌，好运气就难得了。高层领导没有能力，政府就难以应付天灾外侮等打击。皇朝、帝国末年，就是这情况。
假如统治阶层的争权相残不一定导致祸国政策，那么朝廷君臣和谐，是否一定意味人民安居乐业？有没有可能，一些皇帝享受美誉，只因为他们笼络精英的手段高超，与社会民生无甚关系？在东汉初的“明君”统治下，百姓的生活是否真的比在西汉末的“昏君”下好？有没有可能，实际上转变的只是士大夫的风尚，从批判社会贫富不均变为歌颂皇帝奖赏儒学？
从图拉真到奥勒略的黄金时代，罗马帝国的颂词多于历史写实。以颂扬权贵为生的演说家兴旺。相反地，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表示赞赏，但不予记载；普鲁塔克也不为时人作传。帝国的财富增加，但文学创作性全面低落，即使最瑰丽的颂词也显得了无生气[190]。鼎盛的幸福形象，有多少缘自无史料支持的颂词？
最出名的评鉴，大概来自一位18世纪的著名英国史学家：“如果要人在世界历史上选人类最幸福繁荣的时代，他会毫不犹豫，选从图密善逝世到康茂德登位这段时间。”同一位学者估计，罗马帝国奴隶的人数比自由民还多[191]。若人类推认大部分人沦为奴隶的时代最为幸福，人性何在？
2世纪的医生盖仑研究食物对人体的影响，形容各种因吃树皮草根而生的肠胃病。他不是历史学家，所以未曾探讨罗马乡民初夏时遍生这种病，是否因为城市居民搜刮粮食，剩下的不够他们维持到谷熟[192]。研究罗马黄金时代的现代史学者评述：“与城市的居民相反，许多乡下人的生活穷愁，间中甚或长期在赤贫线上挨饿……关于这些事，我们听到那么少，真是奇怪。”“社会底层的人们，在政府中无声，在史籍上也无席。”[193]古代中国的底层民众在政府中也无权，但在史籍中却有一角之位。传统的精英可能屈尊虚伪，可能懒于寻求实际的改良贫民生活的方法，但他们确曾大声抗议。
历史书籍或多或少地反映作者本人的背景。罗马帝国前期的史学巨著是塔西佗的《编年史》和《历史》；前者由提比略写到尼罗，后者继续写到图密善。狄奥的《历史》叙及的时间更长，包括奥古斯都一朝。小普林尼的书信和颂词，提供不少黄金时代早期的资料。此三人皆是执政级的元老。为帝国前期12位皇帝作传记的苏维托尼乌斯是个骑士，哈德良在位时掌管皇帝书信。这些上层阶级成员的眼中，皇帝的最大优点，恐怕是对元老贵族的尊敬优惠[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