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拉真以后40年，四境无事。161年马可·奥勒略登台时，帕提亚恢复元气。现在它找麻烦的惩罚重得多了。奥勒略派他的同僚皇帝维路斯征讨。维路斯攻陷泰西封，并顺手焚毁对岸的希腊城邦塞琉古西亚，不顾其公民以友情接待。这次东征有两个意外的后果。出征的军队沾上瘟疫，回来四处传染，帝国人民因之死掉十分之一。第二个后果或许不难逆料。大兵调去打帕提亚，使北疆的日耳曼人有机可乘[552]。
166年，约6000名蛮人渗过多瑙河，被当地守军制服。4年后，马克曼尼族带头的蛮人越过阿尔卑斯山，其他部族渡过多瑙河下流进入巴尔干半岛。奥勒略把他们赶了出去，但也意识到情势有所转变。数百年来，日耳曼人的农业生产技术慢慢改良，人口徐增，压力上升。多瑙河北的日耳曼尼亚酝酿不安。奥勒略按照罗马的传统策略，出击防患[553]。
马克曼尼战役拖了10年，涉及20多个日耳曼部族。每一部族都得个别征服，反复再三。奥勒略击败他们，加以苛刻条约，禁止结集往来，限制贸易，抽取兵员调去远方。不过这些胜利零星，而且得来不易。败家转背反叛，勾结别的部族，卷土重来。游击般的战事需要毅力耐性。维路斯早死。奥勒略性爱恬静，但负起罗马皇帝亲征的责任。就在多瑙河前线的泥泞雪地、阴沉森林中，年迈体衰的皇帝写下后人题为《沉思录》的日记。其中他提起斯多葛哲人的内在精神，克服与日耳曼人长期较量的冷酷环境。180年，他驾崩在今天维也纳附近的兵营里[554]。
7.5 罗马色厉内荏
凡是罗马征服得的，都是神赋予罗马。图拉真占领两河流域，转瞬失去，为后代皇帝留下了光复罗马领土的神圣使命。塞提米乌斯·塞维鲁不负众望，于195年大败帕提亚，在今伊拉克北部创建稳固的米索不达米亚省。帕提亚仍占伊拉克南部，但因丧土而衰落，224年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波斯人雄心万丈，要收回失地。为了应付这新挑战，塞维鲁·亚历山大抽调莱茵河区和多瑙河区的军队，领他们东征。罗马打赢波斯，但自己亦伤亡不轻。正待休养，噩耗传来：阿拉曼尼人入侵雷提亚。关心家园的士兵鼓噪。塞维鲁·亚历山大领兵从幼发拉底河回到莱茵河，走了5个月。234年，他击败阿拉曼尼人，但不愿穷追深入日耳曼尼亚，反而与蛮人缔结和约。丧失亲人的士兵不得复仇，愤怒哗变。塞维鲁·亚历山大被谋杀，挑起帝国内乱50年。罗马人开始品味到最佳皇帝的遗产了：两个相隔遥远的边境和皇帝亲征的责任[555]。
波斯败后无话，直到它最强悍的皇帝即位。沙普一世趁罗马内乱，三场战役打败三个皇帝，一个阵亡，一个被俘，第三个付了一大笔赎金脱身。不过波斯的胜利到此为止。罗马从内战抽出手来，298年赢得决定性的大捷，不但收复所有失地，还占更多便宜[556]。
米索不达米亚省割取帕提亚的传统领域，分隔同言语同文化的人民。罗马精于镇压外族人，但这里的外族人有个顽固的大国撑腰。波斯恨罗马无道，要夺回米索不达米亚。在罗马看来，敌人有此心，自己即有足够理由作预防性的攻击。学者综观罗马与波斯的战役，发现一般是罗马主动发难[557]。6世纪以前，波斯人只有两次入侵叙利亚，即沙普一世的253年和260年战役。罗马军队到泰西封频繁得多。曾在塞提米乌斯·塞维鲁手下任省督的狄奥预料，米索不达米亚省将引致连串战争，花费无尽，但徒然无益，因为罗马身为占领者，其实是在打别人的仗[558]。历史证明他眼光独到。君士坦丁、君士坦提斯、朱利安三次进军波斯无功。376年西哥特人入境，本来有益帝国，但蜕变为哈德良堡的大祸，部分因为皇帝瓦伦斯正在与波斯胶着，北疆守军不够应付大量移民。奥古斯都的警告应验了：扩张过度、超过自己能力者，会有危险失去既有领土[559]。
100多年前，塔西佗即认为日耳曼部族比帕提亚国王更危险，好在他们一盘散沙。若看到现在日耳曼部族加强团结，塔西佗会为罗马帝国不安，但还不到恐慌的地步。阿拉曼尼人、法兰克人或哥特人意谓“所有人”、“自由人”或“人类”。这些名字所指，不是一族人，而是一个松散的部族联盟[560]。3世纪时，日耳曼行动不外小队人马入寇，志在抢掠物品。它们的规模和凶猛，最多堪比西汉时匈奴在和亲条约下的入侵。271年奥勒瑞安遏止哥特人的决定性会战，哥特人阵亡不过5000人。多数蛮人队伍比这小得多。他们的组织训练、武器补给都差。罗马军队不忙着自相残杀时，对付他们绰绰有余。哥特人败后与罗马订约，受它津贴，为它提供兵员[561]。
小型入寇无碍帝国存亡，但蹂躏边境居民，决策者因而面临难题。皇军的最高宗旨是保护皇帝，吓阻或剿灭叛逆僭君。保卫皇帝和保卫边疆人民需要不同的军队编制和战略。兵力游刃有余时可以两者兼顾，可是好景不长了。帝国加税，皇军全额增达645000人，但仍有捉襟见肘之感。皇帝部署必须有所选择[562]。
戴克里先决定与人分权以稳定内政。从内战中解放出来的军队，他派去增强边防。他们修缮工事、重建公路、补充军需系统，把备受50年内战摧残的帝国恢复为一个堡垒，被一道有深度的防线环绕。这是质朴艰难的时代，但照现代军事家分析，“戴克里先的严峻统治是帝国及其文明的救星。君士坦丁的统治表面繁盛，但却是灾祸结局的肇端”[563]。
君士坦丁以内战起家，夺得独头帝位。他创立亲军，地位优惠皆高于普通的兵团，其精锐一般留驻皇帝左右。亲军作为机动后备，适合应付僭位者或集中兵力大举入侵的外敌。然而实际的外患，却多是分散在漫长边境上的小规模入寇。对付它们，中央突击队的效果如掷石机打苍蝇[564]。此外，强大的机动部队被抽调到亲军，削弱了边境戍军。戍兵的地位低落，不但军赏无份，甚至有时补给不足。君士坦丁修整边防，但热心远不及他兴建君士坦丁堡。第四世纪莱茵河前沿形势大坏，急需增强防卫，但未见系统的工事建设[565]。
369年，皇帝瓦伦斯和哥特首领阿塔纳力缔结和约，双方都满意。7年后，均势被一个变出莫测的因素打破：匈人来临。大群西哥特人出现在多瑙河北岸，乞求进入罗马帝国，以避开那些恐怖的游牧民族。10万男女老幼获准渡河入境。贪官污吏不顾缴械的命令，放过战士潜带兵器入口，又管理无能，使饥寒交迫的移民造反。当地的守军无法应付。瓦伦斯仓猝与波斯讲和，使亲军脱身，赶赴北疆。西部皇帝格拉提安答应的援军迟迟不到。378年，瓦伦斯会战西哥特人于哈德良堡，自己阵亡，军队也损失三分之二[566]。
大约2万罗马兵丧生在哈德良堡。阿米亚努斯说那是罗马在坎尼之后的最大灾难。坎尼之战，罗马损兵近7万。共和国只凭意大利的资源反弹，获得最后胜利。如今罗马帝国领口7000万，而敌人比起迦太基实在微不足道。哈德良堡之战是历史转折点，不因为罗马的损失重大，而是因为它复原乏力。罗马著名的韧力呈现裂缝[567]。
提奥多西继瓦伦斯做东部皇帝，征募新军，又被西哥特人打败。或许他们不愿用力吧，罗马人既不能赶跑这些移民恶棍，也不能歼灭他们。382年和约，提奥多西在帝国内划地给西哥特人，让他们保留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组织，不受罗马政府监督，自成国内之国。条件是应召出兵，由他们自己的将军统领，与罗马兵团并肩作战。罗马的外政传统是有仇必报以立威。如今西哥特人毁掉了一个罗马皇帝，两支军队，以及无数人民，得到的不是罚，而是赏。其他蛮人看到也学精了。提奥多西生性无情。为了报复色萨隆尼卡市长被谋杀，他不分区别地屠杀了7000多个罗马公民。他特别宽容西哥特人，或许因为他另有急务，譬如清算多神教徒和基督教内的异己[568]。
提奥多西两次召西哥特移民为他与西部帝国开战。第二次是内战兼圣战，因为他的对头获多神教徒支持。394年弗里吉都斯河之战，西哥特人帮提奥多西击溃西部军队，让后者做上了几个月独头皇帝。基督徒史笔奥洛修斯说，弗里吉都斯河之战是双重胜利，一胜异教徒，二胜蛮人，因为西哥特兵被提奥多西安排在最前线，伤亡惨重。他开心得太早了；恐怕最后笑的是蛮人。西哥特人不忿罗马无情，395年作反。日后瓜分帝国的蛮人中，他们是第一支，也是最强的一支。此外，为了补充重创的西部亲军，前线戍军几乎被抽调一空。406年底，大寒，莱茵河结冰。汪达尔人、苏维人、阿兰人及其他日耳曼部落安步过河，四散往高卢、西班牙、非洲，重复西哥特人的经历。皇帝安然受亲军保护，但行省一一丧失，西罗马帝国终于无可救药[569]。
7.6 帝国策略
我们分析比较国际关系，先放眼世界，然后逐渐缩小视野，察看地方细节。罗马帝国和秦汉皇朝各自有其宏观大局，其帝国策略表达出不同的世界人生观。为了实施国策、与邻国维持不平等的外交关系，它们的霸术权谋动用心理、外交、经济、军事等手段。此外，帝国有责任防止小型侵寇以保护边民安全。守御性的边防战术，与侵略性的国策，并不互相矛盾。
宏观策略旨在应付和平及战乱种种世情，维护及提高国家的长远利益。制定策略的权力属于国家的最高领导机构：例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主持，外交、财政、国防、情报等各部长及议会首长参与[570]。有美国学者从《武经七书》中抽取他所谓“中国策略”，说其传统黩武，凡事用兵[571]。其实他混淆了层次。《孙子兵法》及其他兵书讨论的是战略，不是策略。战略只是策略的一部分，是军部的职务。访问军部，当然是谈兵。把军部所说当作国策，恐怕是暴露了自己的黩武意识。
古代朝廷的结构比现代政府简陋，或许不能制定详细的长期计划，但它们并不因此缺乏方针。我所谓宏观策略，不是一幅蓝图，而是像一个维持航空方向的陀螺仪；不是一项大决定，而是一种体现于无数小措施、沉稳应付世局变幻的性格倾向。罗马的不懈黩武、遇败反弹，西汉的百年征讨匈奴，都显示坚定意向。当然，导向仪可以发生故障，也可以重新调整。数世纪的历史，国策难免改变。两个帝国后期便皆转向，改进取为苟且。
理性现实的国际关系策略必须顾虑国际形势，但不必被它牵着鼻子走。决策一般有两大掣肘：不够应对时局的情报知识，不够资源以满足所有需求。这种情况下，统治阶层的独特性格和价值观念，左右它如何揣度国内外状态、估计彼此优劣、衡量价值取舍、分配有限资源[572]。统治阶层的成分并不单纯。国家与皇帝、精英与庶民、文臣与武将、富足与安全、内地与边陲、现在与未来，各有各的需求。制定国策的最大难题在征取不同意见，斟酌先后次序，协议以达一致行动。研究决策的历史学家更有一层难题。决策人藏在心中的意向不可触摸，口上说的又常是宣传粉饰。因此普里卜斯讨论罗马战争时，常分别其缘故与借口。历史资料少。历史学家不仅听政客的高论雄辩，更要注意观察他们的行动选择。正如市场学家研究消费者的钱花在哪儿，以探索他们的偏好，史学家研究事态惯例，以探索策略的性格倾向。
帕提亚干预亚美尼亚的王位继承。尼罗召集会议，问道：“我们要危险的战争，抑或羞辱的安宁？”罗马将相毫不犹豫地选择战争[573]。汉高祖崩。冒顿写信向高后求婚，说自己“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高后受辱大怒，召公卿欲击匈奴，但被他们说服，送礼婉拒，说自己年老气衰，单于“不足以自污”[574]。
皇帝是历史文献中的主角。学者爬梳文献记载皇帝的决意行动，以及当代后代的舆论，发现两个普遍模式。奥古斯都的时人广泛一致地赞扬征讨和扩张帝国。不止他们，罗马人始终认为，好皇帝的典型特色主要在发扬无限帝国。后世祈望有个皇帝“无畏如奥古斯都、贤明如图拉真”，此二人正是罗马帝国史上的首席征服者[575]。汉武帝抵御外侮，四边扩大中国领土。比诸奥古斯都和图拉真的征伐，击匈奴更近必要的自卫战争，因为匈奴经常掳夺边民，而且受和亲奉养，日益强大。然而武功却成为武帝一朝的污点，大儒夏侯胜因此反对褒奉武帝为世宗。班固《汉书·武帝纪》末的赞词单单歌颂武帝之文治，一字不提保护边民、攘夷拓土的功绩[576]。
中西的三大征服家，每人最后皆遭一大败。武帝在西域的李广利军覆没，奥古斯都在条头堡林丧失3个兵团，图拉真被逼从两河流域撤退。前二者因挫折而反思。武帝下轮台之诏，陈心中悲痛，怪别人导致最后一战之败；并改变策略，转攻为守，弛武兴农，休息养民[577]。奥古斯都把心中话留在死后宣读的遗嘱。原文已失，但据塔西佗说，他劝告后人，保持帝国疆域现状就够了。狄奥加载他的警告，说再扩张则难以守卫；帝国可能会因此而丧失它已有的领土[578]。
武帝的诏令与奥古斯都的告诫相似，引致的反应却迥异。武帝之诏被称为“轮台罪己”。班固夸大说他“深陈既往之悔”[579]，后人争议常引此为据。武帝适可而止的忠告无疑起约束作用。比照塔西佗对奥古斯都遗言的讥讽：“他要么害怕未来危险，要么妒忌后人功勋。”日耳曼尼库斯坚持征伐，把遗言当作耳边风。哈德良放弃图拉真所征服的地域，康茂德终止其父的战役，两者皆受指摘，但不引遗言自辩[580]。奥古斯都死后，罗马帝国的膨胀速度放缓，但他的后任皇帝没一个因而获嘉许。塔西佗甚至责怪提比略失职：“罗马堕入沮丧的深渊；它的统治者无兴趣扩张帝国。”[581]
国家安全是政府的最主要任务之一。要负起责任，宏观策略必须综合政治和军事的考虑；乏能综合协议显示政治领导薄弱。参与决策的精英各怀私利。什么算是代价、什么算是收益，要看谁在打算盘。皇帝的最大担忧是自保。克劳迪乌斯入侵不列颠，因为他的皇位得来甚不光彩，需要战胜的荣耀加以巩固。一旦不列颠成为帝国一部分，无论它是不是个花费巨大的累赘，没有一个皇帝愿意冒险承受失掉它的责咎[582]。光武帝闭玉门关，不肯费半点劲去阻止西域诸国加盟匈奴、殄戮边郡人民。他造反夺得皇位，紧张着满足拥护他的内地士族豪富[583]。克劳迪乌斯和光武帝或能诉诸流行价值，以罗马荣耀、汉朝文德为宣传借口。最损宏观策略的莫如帝国末年频频的争位或内乱。
地域主义是帝国的忧患。帝国领土辽阔。同一外政，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同，其居民的反应也因之而异。汉朝士大夫不愿反击匈奴、急着放弃凉州，说攘夷保边要中土劳民伤财，不合仁德。桑弘羊反驳道，中土与边郡犹如一个人的腹心和手足。中土人士得到边郡百战蔽护，可以安逸恬卧，还要不肯交点税支持伤亡惨重的边民，空说仁义，其实自私。晁错指出匈奴屡次入侵，朝廷若不顾，边民将绝望而投敌[584]。他们的论点，用以批评罗马帝国晚年的狭隘观念，同样中肯有理。4世纪时代，三代皇帝的宠臣特米思提厄斯反对保卫叙利亚，抗议重建被日耳曼人入寇摧毁的城市：“就算我们成功胜利，好处不出叙利亚、色雷斯和高卢一带；受利的只是那儿的人。但如果政府减税，全帝国的人民都能得益。”[585]套用虞诩的反驳，假如敌人占领了高卢，罗马城不会有多久去享受轻徭薄赋了。历史将会证明迂阔短见的祸害。
很少人乐意真的为未来付代价。然而高瞻远瞩，防患于未然，却是宏观策略的重大责任。现在人怎样衡量未来的利害得失？只看当前，不顾将来，会怎样影响帝国寿命？日耳曼或匈奴构成边患，是帝国的长远隐衷。有些皇帝知道世事无常，假如不趁国力强盛时解决问题，此消彼长时，应付将会危险困难得多了。为了帝国久安，奥勒略惩罚入侵的马克曼尼人，年迈亲征，志决身歼军务劳。汉武帝对其太子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586]。相反，提奥多西宽宥摧残了数省的西哥特人，满足于他们提供的兵源。光武帝教：“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587]他们省力保财，时人称道，而后代遭殃。为了提奥多西的苟且，他下一辈惨见希腊和意大利化为废墟。光武帝的偷安国策，报应来得较慢，但现代史家指出，日后华北沦陷及300年的分裂战乱，它有部分责任[588]。
7.7 霸权手腕
东西方的古人皆有世界的观念，中文“天下”，拉丁文orbis terrarum，希腊文oikumenē。秦始皇“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589]。此后，政治统一成为历久不衰的理想，使中国屡次分裂都能自愈重合。西方经历一连串的帝国：亚述、米堤亚、波斯、马其顿、罗马。在帝国相继意念下，罗马人自称雄霸全球。他们的塑像和银币刻画地球踩在罗马女神、奥古斯都或别的皇帝脚下，后来改为捧在手中[590]。有人用现代术语配古代形象，把当时社会叫作“罗马文化全球化”[591]。
尽管各种“天下”豪语风行，人人都承认帝国边境外还有大片疆域[592]。他们分别imperium的权力意义与imperium的地域意义（见4.1节）。罗马帝国和秦汉皇朝的志向是地域广大的帝国及无远不及的霸权。帝国有边境。罗马帝国以海洋、沙漠、大河为界。两国元首常在边界河上架桥或登舟相见，如瓦伦斯皇帝与西哥特酋长阿塔纳力会于多瑙河的船上[593]。中国北方缺乏天然地标，中国人就筑长城。汉文帝遣匈奴书曰：“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594]
帝国视其边界，既非固定，也不妨碍自己的势力影响远播。周代有五服制，想象五层势力涟漪般一圈圈荡漾开去。撇开封建细节，大致可分三层政治：中心是周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内环是周王间接统治的诸侯国，外环是周王自夸统而不治的夷蕃[595]。现代学者用三个同心圆圈作抽象图示（图5）。同样的图形，西方学者用以表示罗马帝国的权力结构[596]。汉朝初年搞封建，罗马帝国臣服独立邦国，各自的内地皆容纳许多附属王国，所以图示间接统治的内环肥厚。随着政权巩固，这些王国逐渐被消化取缔。最后帝国内地一片，全由中央直接统治。汉武帝宣称：“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597]第二句显示新的藩臣属国在帝国边陲出现。间接统治一环并没消失，只是被压扁推开，成为帝国的外皮（图5）。
图5 帝国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影响
皇朝、帝国成熟时，其世界秩序可分为三个界限模煳的政治地带：内地、边陲、外国。内地划分为郡县或行省，由中央委派守令或总督。边陲是个宽阔地带，延伸国界内外。它包涵与内地政制相同的边郡或边省，也包涵各种间接统治的特设机构、附属王国、臣服部族。边陲以外的无穷外域，帝国交接不密，但试图影响。帝国如何与外国保持关系？它怎样加强对边陲属国的控制，使它们与内地同化？这些是它的霸术权谋。
不平等是帝国国际关系的特征。一个以文化高越经济宏厚而自豪的超级大国，面临一群人口稀少、贫穷落后的蕞尔外族。由于实力悬殊，这些外族虽然勇勐好战，但无能倾覆帝国。然而他们不止是讨厌的邻居。他们入侵残害边民，使边郡不宁。帝国能打败这些邻居，但既不能全部歼灭他们，也无法有效地统治，因为他们风俗各异，难以同化。为了防御边患，帝国与他们创建不平等的关系，以军力作后盾，从事种种战事以外的活动：政治颠覆、外交笼络、经济控制、心理压力。
攻心是中国兵法中的上策。孙子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如何以全争于天下，使兵不顿而利可全？其中一法，如贾林注曰：“兵威远振，全来降伏，斯为上也。”[598]前135年闽越背约侵凌南越，武帝不顾淮南王反对而发兵示威，成功后派人去教训淮南王：皇帝“遣两将屯于境上，震威武，扬声乡……此一举，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599]。明显地具有伤害力，但能自制而不用，令观者敬畏。现代战略术语叫作威慑，其最出名的例子是20世纪冷战时代的美苏核威慑。
“罗马人深谙威慑的窍妙”是现代军事家的评骘[600]。比诸汉人，他们的手段强硬得多。一位学者陈列从共和国到帝国的大量例子，总结说：“以恐怖为威慑的战略不是某位执政或皇帝的个别发明，而是罗马传统之道。”[601]对胆敢抗拒的人，罗马的报应未必快捷，但迟早会到。来时则残忍绝伦，绝不留情，事后更大肆宣传。“使人恐惧”是普里卜斯解释为什么罗马屠城特别凶残的理由。塔西佗描述围城的罗马兵不接受敌人投降，杀尽所有市民，“吓坏了所有附近的人”[602]。恐怖战术对付北疆外的日耳曼蛮人也一般有效。大约每世纪4次，罗马兵团侵入这穷乡僻壤。凡是不肯顺服的，人杀光，物毁尽。阿米亚努斯记载这些战役，不少是有计划地到乡村去，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蓄意恐吓全体平民。恐怖活动过后，罗马强令蛮王签订不平等条约，一般能慑服他们，乖乖听话一代之久。罗马因此节省不少麻烦[603]。
中国和罗马各自肯定自己的道德文化特别优越，像一盏明灯，引人自动华化或罗马化。“耀德不观兵”是儒家的理想。务实家则德威并称，如张骞劝武帝“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班勇提议“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系诸国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觊觎之情”[604]。刚柔并济的手段使他仅领几百兵就能摒挡匈奴、维持西域的安宁。中国人讲究礼乐教化，以华变夷。开化土著、散播文明是罗马帝国和19世纪帝国主义的自任使命。中国崇天命，罗马人把他们的岗上之城罩上圣光。在他们眼中，“罗马帝国的政治秩序、法律架构以及希罗文化，全套是上帝的旨意。不论上帝是多神教或基督教的创世者，他的旨意是要罗马用这一套把人类带到可达的最高境界”[605]。
宣传道德教化最宜煽动帝国的自我优越感，熏陶外国人的效果差得多了。辉煌的帝国无疑吸引很多人，但恐怕多数人羡慕的，不是帝国自炫的道德或政治。应劭指出，鲜卑人不拘信义，唯至关市，“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606]。塔西佗形容在罗马文化熏陶下的不列颠土著：“他们被诱向堕落的事物，闲荡、浴堂、盛宴。他们叫作文明，其实是他们枷锁的一部分。”[607]
兴隆的经济和丰厚的物质是帝国的王牌。蛮人或游牧民族希冀、甚至需要与帝国交易。帝国也尽量利用经济优势，把通商权益当作政治酬劳。罗马帝国只容许蛮人在几个指定的城市中买卖，但对有特别功劳的，则有时放宽限制，以示恩惠[608]。汉朝许边境人民互市，并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开放大型关市，吸引各地商人[609]。货品流到远方，渗入外国经济，陶冶它们对帝国的倚赖，拉它们进入帝国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免外国占军事便宜，东西帝国皆限制战略物资出口，尤其是铁和军器。可是吏治一松，禁运令难与贪污走私抗衡，如东汉蔡邕说，“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610]。
用物质诱惑贪婪，以财富激励敬畏，这是帝国外交的心理手腕。阿塔纳力来到君士坦丁堡，震惊于眼见的宏伟城墙、繁荣街市，叫道：“罗马皇帝一定是天神！谁想与他抗争，都无疑是找死。”[611]他一生与罗马为敌，他曾领导的哥特人3年前在哈德良堡大胜罗马军、杀死瓦伦斯皇帝。然而他领悟到，面对如此庞大厚实的势力，侥幸一胜无济于事。10多天后，他心碎而死。部分为了培养外国人此等见识，汉武帝遣使西域，邀请回使，“因令窥汉，知其广大”[612]。
古代邦交不设常驻的大使馆，只靠使节往来。东西帝国皆慷慨礼遇来使，并炫耀来使众多以示外国敬服。奥古斯都的《功绩录》列举一大串遣使入觐的外国，最远的是印度[613]。汉朝以“重译款塞”为荣；意谓塞下客来极远，言语要辗转翻译，才能明白。皇帝把外国所献当作朝贡，自己所赠为赏赐。“羁縻之义，礼无不答。谓可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614]大量来往赠品，成为一种由政府经手的经济交易。
若外交上礼尚往来表示国际地位平等，那么罗马比汉朝自高自大，因为它极少遣发使节。罗马皇帝惯于亲征，与蕃王对面谈判，但这种机会到底不多。此外，除了派个低级军官去传告申斥惩戒，差不多没有证据显示他们通过使节进行外交[615]。相反，西汉积极遣使西域，争取盟友。羁縻勿绝，其意义包涵时常保持交通对话，不因困难敌对而断绝。前119年渡漠之战后，西汉与匈奴10多年胶着冷战，虽然彼此留难，但使节不断[616]。可惜这种开放的胸襟不能持久，到东汉就被士人动辄要闭玉门关的封闭心态取代了。
汉朝和罗马帝国北面的游牧民族或蛮人，种族、文化、部落皆纷纭杂沓。位高如匈奴单于或日耳曼大王，也得竭力安抚属下的众多小王贵族、战士酋长。他们更有其他游牧民族或蛮人为外敌。对此等敌人，东西帝国的拿手高招是挑拨离间，分而击之。帝国或与某些部族合作，攻击另些部族；或勾结敌国中某些党派，颠覆国政；或征募外籍人士，编入皇军。三种手段都不免金钱的魔力。
汉朝能臣服匈奴，得力不少于趁匈奴内乱、大搞分化。它以夷制夷，收买南匈奴、乌桓、鲜卑，利用他们去对付北匈奴[617]。德鲁苏擅长利诱日耳曼人自相残杀。奥古斯都年代，马克曼尼人是罗马在多瑙河以北的最强邻国。其王不肯趁罗马条头堡树林大败之危，但这友情未阻止罗马煽动他的属下叛乱。到图拉真时，马克曼尼王已沦为依靠罗马津贴撑腰的附庸了[618]。
在边界内外，帝国容纳各式各样的王国部族，册封其首领贵族，以示君臣藩属关系。罗马皇帝授冠冕予附属国王，汉朝授印章带绶。这些标记显著，象征帝国后盾，加强佩者在当地的权势。受封的藩臣属国有双重功能：一是顺着帝国的意向去统治本国人民，二是为帝国屏障更远的部族。帝国把部分行政和军事责任放在他们的肩上，资助他们以作为服务的报酬，比凡事亲力亲为要省劲上算。然而不论东西，帝国对其藩属皆不信任，索取王亲为人质。年轻的质子受帝国的文化物资熏染，长大后回国执政，更易顺从[619]。
边陲贫瘠，无甚物资。帝国从藩属榨取的最大宗是人力，尤其是兵员[620]。个别的日耳曼人早就应募为罗马辅助军，一如胡人应募汉军。随着帝国对蛮人胡羌的控制加强，自己的国民又不乐意参军，征召越来越重。奥勒略击败多瑙河北的萨马提人后，取5500骑派往不列颠。东汉发羌骑征西域[621]。对诸部落来说，被逼远征是最大的暴虐，常为此而叛变[622]。
藩臣属国在帝国边缘构成一道比较稳定的缓冲地带。帝国受惠付款，但理由却因形势而异。帝国强盛、霸权稳固时，傲然支付经济援助、兵员补偿及各种服务的酬金。帝国霸权岌岌可危时，不免有贿赂敌人、暂求喘息的意味。东汉赠予南匈奴及鲜卑与日俱增的金粮丝绸，便属此类。不少后期的罗马皇帝赠礼品予日耳曼酋长。其后任一旦够强大敢终止付款，即责此为羞耻的纳贡。更糟的是西汉初和亲匈奴、罗马帝国末年应付匈人。虚弱的帝国被勒索巨额保护费，屈辱奉献，只图免受匈奴或匈人的侵略而已[623]。
藩臣属国在内政、甚至军事组织上保持相当自治主权。这特征的后果因地域而异。汉朝因此有外臣、藩臣之分。前者远离，遥控够了。后者居塞下或塞内，管辖必须较严。西汉击匈奴初胜，即把投降的胡人分置5个属国，设属国都尉领治。又移乌桓居匈奴故地，置护乌桓校尉，监察他们不得与匈奴交通。东汉沿袭类似的特别行政机构，用以管治入居塞内的南匈奴。匈奴中郎将有官府、属吏；更领2000名骑兵，500个步兵，监卫单于[624]。理想上，塞内部族华化日深，逐渐同归郡县统治。实际上，这过程缓慢，部分由于“依故俗”、“不深治”、“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东汉时南匈奴胜兵5万，在塞内保持其部落组织、游牧生活。虽受管制，但300年后仍能重新振作，独立为国[625]。
罗马帝国一向只容纳小批移民，或卖为奴隶，或编入罗马军官统领的军队，稍有不轨，格杀勿论。376年改变政策，让西哥特移民举国入境，管治无方，酿成大祸。单看加诸西哥特人条约的内容，382年提奥多西所订，与369年瓦伦斯所订，无大分别。然而，彼时西哥特人在多瑙河的边防之外，如今他们已渡河入境。处境不同，使帝国对他们的约制力也有天壤之别。提奥多西的苟且措施违反一切先例。西哥特联盟有2万战士，携带家属，足以繁殖。他们入境后已经反过一次，殄戮巨大。罗马政府还让他们内政自主，保留武装，与徒手的罗马人民比邻，连监察官都不设。难怪他们不出20年便再次造反[626]。
几百年时光，汉朝和罗马帝国各自耐心培养藩臣属国，加强控制，使它们成为帝国边防的一环。然而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不无危险。藩臣属国并非傀儡。它们与帝国互相利用，可以因之而壮大。养虎当侍卫者，难免为虎反噬之忧。
7.8 边陲防卫
新兵在一片荒凉中前进，所见只是战士的乱坟孤墓。“正当你以为来到地尽头，你看到自东到西，极目所见，青烟条条。下面，也是眼之所及，随地势或高或低、或隐或现，一长列堡垒。啊！长城！”横贯不列颠岛的哈德良长城。上文引自20世纪初英国人所写关于罗马戍边军士的小说[627]。8世纪上期，唐朝重振大汉雄风时，王之涣咏凉州：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从苍凉到浪漫，边陲引发外客无穷感慨遐思。居民戍军却自有生活，或许单调，但那比战时刺激好过。辽阔的边陲包括碉堡关卡、仓库军路遍布的边防地带。防带宽狭不定，其中的焦点是国界，中国的塞，罗马的limes[628]。它标明正规省郡行政的范围，但不限制国家势力向外伸延。
边防工事不一定意味战略守势；它们可以作为挑衅出击的军队结集点。侵略不同于鲁莽。中国人和罗马人一般小心谨慎，求立于不败之地。孙子曰：“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629]这思想体现于罗马的行营。罗马兵团出征时，每天累人的长途行军后，都不惜花3个多小时建造壕堑鹿角完备的驻营。宁愿牺牲行军速度，也要保障军士在敌国中安睡一晚。行营的工事是侵击战略中的防御战术，突击战士的盾牌。现代军事家把罗马帝国看作一个巨型行军营，古史学家认为罗马国策基本上是侵略性的，两者的观点，其实相差不远[630]。
不论什么国策，边防有一项基本的防御任务，即阻止小规模入寇，保卫边民安宁。这不是说它旨在防止大战。即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的马其诺防线显示，静守漫长的边界，战略功能不大。对倾国大战，若政治外交失败，先发制人或机动反攻比较有效。然而，单是避免以占领国土为宗旨的大规模进攻，并不足以保护边民平安，因为还有旨在劫掠烧杀的小规模侵击。匈奴的联盟松懈，日耳曼众部落更乏组织。一个酋长就可以带领的寇袭频繁，而几千兵就足以蹂躏无备的边城。阻止寇袭，至少减低它们的损害，是帝国边防的主旨之一[631]。
要边防生效，塞内外皆必须具备足够的深度。对外，皇朝、帝国投射国力。各种方法造成的威慑，促使最鲁莽的酋长三思而后行。决意入侵的，面临藩臣属国组成的第一防线。即使藩属不加阻击，入寇者也必须长程跋涉，渡过宽阔的缓冲地区。马行不及烽火速。他们到达边郡时，防御者接获警报，早已有备，使他们无所劫掠，下次免来。
塞内，帝国经营边郡边省。边区介于发达的内地和落后的外国之间，一般比较贫瘠，人口稀少，没有内地支持，难于负担堡垒卫戍。不但地理和经济，在政治上，很多边郡也与内地有别。它们新被征服，居民初定，不少还对外人保留关系感情。稳固和建设边郡是进取国策的优先项目。西汉和罗马帝国前期，积极于此。
罗马帝国把任务交给军部。常备皇军的300000—645000名军士差不多终生服役，与平民社会隔膜。帝国扩张放慢，部队遂筑固定基地，安顿下来。其中三分之二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为了供给他们，大量物资有系统地由地中海流往北欧。薪俸优厚的士兵消费高，军营吸引移民。帝国早期禁止职业军人结婚，但士卒们照样找女人生孩子。退伍军人领受田地，很多就在服役处附近住下，他们的儿子应募入伍，代代相传。皇军成为发展边陲的主力。军事基地成为欧洲大城的始祖；伦敦、科隆、波恩、美因茨、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都是它们的后身[632]。
罗马帝国前两个世纪进攻有余，不担忧小型入寇，反是日耳曼人要害怕他们的恐怖威慑。第三世纪后，攻守势异，静守的长线工事不济事，雷提亚省的栅栏便受击崩溃。守点比守线有效，边城边镇纷纷筑墙建堡。一般是当地人主动，努力不同，设计各异。只有高卢的城堡建筑有标准，显示统一的帝国策划。日耳曼人不会攻城。堡垒据守通路，自给自足，互相支持。守兵能以寡拒众，又能联合外援反攻，或待敌人继续深入时抚其背、断其退路。皇军主力则留作强大的战略后备，灵活运动，捕捉歼灭入寇者。要塞城堡配合机动后备，组成有效的纵深防御[633]。
西汉征兵制，主力是服役一年的轮番军士；武帝击匈奴时的特别训练骑兵是例外。胜匈奴后，北疆自敦煌至辽东，戍守边塞烽燧的吏卒不过数千人。呼韩邪投降后再减百分之二十。领居延塞的张掖郡，3个都尉只有数百士兵[634]。这些《汉书》的资料得到出土文件的证实。学者统计出土文件记载，西北全线的戍军总数大约3250人[635]。东汉废除军训后，征兵不能战，军队多靠应募士和弛刑士。必需的临时召募外，皇朝常备军仅10000人左右。董卓领入洛阳的边塞军，步骑不过3000名，为了威吓远近，晚上潜出城去，早上假作增兵大陈旗鼓入城[636]。这么点戍兵就能保卫边疆，因为当地居民挑起不少自卫担子，比罗马边省的居民积极多了。汉朝的边防偏重社会组织，罗马的边防偏重军力，显示龙与鹰的不同性格。
为了充实边疆，西汉源源从内地移民，使不少贫民灾民在边郡找到新生活。根据汉初晁错的提议，愿意去的，全家免赋税，此外更分配得田地住屋农具、甚至妻室，并获衣食供应，直至能安顿自给。政府组织移民，加以军训，教他们筑自卫工事，厚赏有功驱逐匈奴骚扰者。又在信道要塞建千家以上的城邑，高墙深堑，与戍军村民互相呼应，纵深防御。移民为自己安家乐业而奋斗。若匈奴在门前游牧、随时发难，他们的自卫能力有限。武帝把匈奴赶到漠北后，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军民有备，匈奴入寇无所获利，以后就少来了[637]。
纵使移民实边，边陲仍然地广人稀。西汉末，历经三代和平繁盛，北疆与凉州19个边郡的人口，仍不过全国人口百分之八。然而关西出将。西汉的察举制，每郡年选二人，所以边人在官吏中，比重可达百分之十九，能适当反映国防形势、边民需要。东汉改制，察举不以郡而以人口计，减轻边人在朝廷中的人数和影响。内地书生对边事无知、对边民无情，其短视自私的政策使边郡凋零，人口减至全国百分之三，边人差不多被摒弃在参与国策的官僚圈子外[638]。然而被朝廷忽略的边民傲然自助自强，捍卫家园。“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639]。4世纪五胡乱华时，凉州军民死守长安的节义，当使满口道德但脚底抹油的中土士族汗颜。即使撤到内地，边区故人组织而成的乞活军，世代相传，广泛活动，抵抗胡人暴政百年之久[640]。这种有组织的持久抗战，未闻于罗马退伍军人。
君士坦丁创建中央亲军，抽调精锐，削弱了边境防戍。资源裁减下，有些职业戍卒转兼务农。农民战士受轻蔑，其实不公平。罗马的帝国，本来就是他们征服得来的。帝国后期的农民战士，假如得到政府充分的组织支持，当可抵御小规模的蛮人寇袭[641]。称为田卒的农民战士是西汉边防的重要环节。汉武帝胜匈奴后，6万吏卒在新得的朔方河西等地开官田渠道[642]。匈奴间中入寇。来时要够兵力抵抗，不来时戍兵闲着。只要组织严密、警惕不懈，大可利用剩余劳动力从事生产。屯田不止在北疆，在西域西羌亦屡屡建功。汉朝远征，常因运送军需补给困难而不能持久。屯田士卒生产粮食，减轻漕运负担，增强自己耐力。有时未至交刃，屯田已施心理威胁。受田卒围困的敌人知道不能希冀汉军粮尽退兵，比较容易妥协投降。屯田不及出征辉煌，但理论和功绩并献，老将赵充国证明了它平息羌乱的效果[643]。
边陲人种杂处。罗马人与蛮人，汉人与少数民族，国界内外，犬牙交错，来往流动。图拉真入侵达契亚时，见到敌军的精兵是从罗马帝国招募来的、攻击器械是罗马工匠制造的。他一打赢，马上要达契亚王交回所有罗马人。罗马为帝国公民投奔蛮方而头疼，这不是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644]。汉朝也有同样问题。元帝时呼韩邪自请为汉守边，朝廷公卿因而鼓吹废除关塞边防。熟悉边事的侯应列十大理由反对。其中一半是安全常识，另一半指出关塞的政治功能：防止盗贼罪犯逃亡，防止投降的匈奴与塞外同党联系，防止贫愁的奴婢为求改善生活而逃亡出塞，防止被匈奴俘虏的人召塞内孤苦的亲戚相聚，防止怨恨官吏压逼的羌人作乱。总言之，除了防止外敌入侵，关塞也有责任防止国人擅自出境，维持边陲治安[645]。
即使全盛时期，皇朝、帝国也不能赢得全国人民的忠贞。国力衰退，社会和谐瓦解时，人心更散涣。很多汉人住在游牧民族间、罗马人住在蛮人间，效忠于他们的酋长[646]。汉使在匈奴王廷里碰到中行说，听其辩说匈奴简朴，不比汉礼虚伪。罗马使者普里思库斯在阿提拉的王廷里碰到一个希腊富商，听其解释匈人自由，胜于罗马腐败[647]。这些上层叛徒对帝国的批评不少是自私的借口，但反驳他们的陈腔滥调脱离现实更远。弃国逃亡，在下层阶级里较普遍。304年南匈奴叛晋，独立称王，未大肆残杀前赢得不少汉人支持[648]。406年蛮人涌过莱茵河，不少高卢的罗马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喊出“虽穷但自由”的口号[649]。他们追求的不过是较好的生活而已。皇朝、帝国只顾高唱用夏变夷、散播文明的口号，没看到它们自诩的仁德明灯，连自己的社会下层都照不到。
一个强大势力渗入异样文明，其边陲就像海陆相接的潮汐地带。每天潮水涨落，干湿交替，养育出独特的生态。岁月漫长，或海岸侵蚀，或河口淤塞，潮汐地带移动。汉朝或罗马帝国晚年势力低落，就像海水潮线后退。逐渐干涸的老地带暴露出皇朝、帝国的最大敌人：压逼、歧视、治理无方。
